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家，是闻名遐迩的复旦大学的开创者。他，是政治活动家，早年满怀救国之心跟随李鸿章投身于洋务运动，在耄耋之年还多次发表演说，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对了，他还是一名天主神父。
他是“中国的脊梁”，但偏偏自称为“狗”，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之中吠叫不止，但还是没有叫醒沉睡的中国。他就是马相伯。
一、生而聪颖
1840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这一年，一名男婴降生在江苏省镇江府一个天主教村落——马家村，他们为这个孩子取名建常。马建常就是之后的马相伯，相伯是他的字。
马相伯画像
马相伯的祖上在明末已加入了天主教。父亲马松岩在镇江府城行医兼经商，家境不错，父母都比较开明，所以他在5岁的时候就被送进私塾学习。他进的私塾是天主教徒开的，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教一些西方的天文学、哲学和数理学。
随着年龄的增长，私塾已经无法满足马相伯的求知欲。于是在12岁，一腔求知欲且固执的他，罔顾父母的反对，前往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大都会上海，秘密进了圣依纳爵公学。
在这里，马相伯遨游于知识的海洋，先后研习各种语言学。他天资聪颖，又勤学好问，颇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各门功课也突飞猛进。随后，22岁的马相伯成为首批11名见习修士之一，之后又获得神学博士，并晋升为神父。
由于太平天国战乱波及到镇江，作为天主教徒，是太平军“革命”的对象。所以马家在小儿子马相伯来到上海不久，也顺势举家搬到了上海。机缘巧合，马相伯的大哥马建勋成为了李鸿章淮军粮台。马建勋为人机灵活络，颇有才干，深得李鸿章的器重。没过几年，马家竟一跃成为上海滩的名门望族。
二、颠沛流离
正当马家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马相伯却和耶稣会发生了数次冲突。
马相伯在徐州传教期间，见当地灾民遍地。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他将其兄马建勋捐给教会的捐款救济了灾民。这本是人人称赞的善举，却违背了耶稣会的教义，导致耶稣会高层震怒，将马相伯暂时扣押。还好马建勋领兵前来，马相伯才逃得此厄。但是此时，他与耶稣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隙。
之后，由于理念不合，马相伯和耶稣会又出现了两次冲突。
第一次是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相伯就任徐汇公学校长。在治学期间，他主推国学（经史子集）以西方的数理、天文、哲学等为辅。因此，很多徐汇公学的学生都考取了秀才。耶稣会认为他们培养出的人才竟然参加了中国的科举，颇为不满。果然在三年后，马相伯被调往一个闲散的单位——天文台，不准插手教育。
马相伯和耶稣会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矛盾，以至于不可调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二者的三观不合。马相伯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但他还是一个怀抱救国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耶稣会“独善其身”理念和他知识救国的理念是相违背的。
当时的他，相信实业能够救国。故在退出耶稣会之后，马相伯由马建勋从中斡旋，投身官场，当了李鸿章的幕僚。
但接下来，国运直转而下。先是甲午战争爆发，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朝割地赔款。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马相伯所致力的洋务运动宣告全面失败。
同时，马相伯家庭的运势也是急转而下。他的妻子王氏和儿子回山东探亲的时候，因渡船失事双双遇难。
此时，马相伯已年届六旬，事业和家庭的打击使他万念俱灰。在余下的乱世吾将何去何从？1900年，另一个庚子年马上来临，这是横亘在这位老人面前的世纪难题。
三、丧家之狗
孔圣人自嘲为“丧家之狗”。他怀抱理想，整个生命都在周游讲学，宣传他的儒家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和马相伯剩下的四十年光阴是类似的。
1897年，经受不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马相伯通过补赎，得到了耶稣会的赦免，重返了教会。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六十余岁的马相伯却做出了惊人之举，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以及松江等地3000亩田地和大量银两，都捐给了耶稣会。他要求，土地用来建设学校，财产变卖，作为兴办“中西大学堂”的学生助学金。这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毁家兴教”。
经过事业和生活的诸多不顺，马相伯认为，只有兴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才能真正拯救中国。但“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始终与耶稣会全盘西化的思想不合，办学对于这个老人来说，似乎遥遥无期。
这时候，机会来了。1903年冬，徐家汇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发生学生集体退学事件。见这么多学生无学可上，马相伯便租用了徐家汇老天文台的房子，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了震旦大学院。
但好景不长，1905年，耶稣会派出法国籍会士担任大学教务长，废除之前各项制度，要把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变为一座完全的教会学校。学生们当然不答应，纷纷退学，立誓追随马相伯。
但学生得有学可上。马相伯只得联系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和诸多好友积极呼号，筹措资金，率领失学学生，于当年9月13日在吴淞创办了另一所大学——复旦公学，取意“复我震旦”。
马相伯当仁不让，成为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就任后，他先后延请于右任、邵力子等当时学界翘楚任教，因此当时的名士也乐于在复旦教书，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也以在复旦学习为荣。
在某次学生的毕业典礼上，马相伯曾经对毕业说过这样两句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张之洞听到这两句话后，将此语引为名言，赞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后来，这句话被继任校长反复阐述，由此形成了复旦精神——“团结、服务、牺牲”。
这座学校完全由当时各省的官绅捐资，故耶稣会对其教务无法插手，马相伯的治学抱负得以在此实施。之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耶稣会接收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捐赠现银、地基共计14余万元，购置田地建造新校舍，以德报怨的君子作风可见一斑。
三、乱世之狗
马相伯先生之所以自嘲为“狗”，一是到处辗转办学传道授业，另一方面跟他为民族救亡运动呼号奔走有关。如果仅仅是“毁家兴教”这一项，马相伯或许只是一名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之所以成为一种象征，更重要的是他年近百岁，仍频繁奔走于抗日广播和民主集会之中。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在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李宗仁的安排下，马相伯移居桂林。后来，广东又再次沦陷，桂林吃紧，弟子于右任安排他借道越南，移居昆明。
一个百岁老人，一路颠簸，目睹曾经的神州大地满目疮痍，想起自己一生为祖国之崛起，先是兴洋务，后来办教育，致力于民族救亡，但似乎都成了一场空，不由得悲从心来，老泪纵横，途经越南谅山之时，一病不起。于是，他悲怆地对看望他的友人后背说出了“我是一条狗，叫了百年也没唤醒中国”。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越南谅山病逝，虚岁一百岁。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奇人。他经历了中国近代的两个庚子年：1840年、1900年。1840年他刚出生，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近代苦难史肇始。1900年，他年已花甲，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清王朝摇摇欲坠。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中国近代的苦难史。但无论是在耶稣会、洋务派、教育界，他的一颗救国、兴国之心永远是不变的。他自嘲为“狗”，对国家和国民满腔忠心。正如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