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廖容标同志生平事略……………………汪瑜(1)
模范党员优秀将领
一王麓水烈士传略……………临沂革命烈士陵园(23)
雨花台上英雄花
一李耘生烈士传略………………”…．砚山(39)
尹景伊烈士……．…………．屠听泉刘作民(45)．
骁勇善战威震东满
一王德泰烈士事迹………………任万举霍燎原(52)
夏云杰军长的光辉业绩…………………………赵亮(69)
郑耀南同志生平事略………………阴玉芳李俊生(78)
披肝沥胆为人民
一于得水同志传略………………刘同钧张思衍(97)
王兰英烈士生平……………山东省妇联妇运史组(120)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生平简介………鲁民(132)
回民支队在鲁西北……
一纪念民族英雄马本斋逝世四十周年……赵健民(135)
空军副师长孙守祯………淄博市淄川区编办(142)
碧血丹心绘长虹
—张静源烈士传略………………刘同钧(155)
怀念宁都起义的发起人刘振亚同志…………袁血卒(164)
郑天九烈士生平事迹……………………………李宗柱(174)
1
革命的电波永不消失
一秦鸿钧烈士传略………………翟作君王葱炎(188)
英雄美名垂青史
一石景芳烈士传略…………………无棣县党史办(199)
怀念爸爸王博昌烈士……………王玉英(206)
蒙山沂水颂英雄
一深切怀念甄磊烈士………山东省妇联妇运史组(212)
乔志一烈士传略………………高密县委党史办公室(223)
热血染青峰气势壮山河
一记王凤麟烈士事迹………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办(229)
光辉的一生
王学苏刁洪远
—闫登三烈士传略………………王学苏刁洪远王新民刘奉霖(247)
为有牺牲多壮志
—文立征烈士传略…………………枣庄市民政局(253)
英勇顽强抗战到底
一抗日县长余志远烈士传略………乐陵县民政局(260)
以身殉国名垂青史
一孙清野烈士传略………………王新民王学苏刁洪远刘奉霖(269)
战斗英雄苏殿秀…………………宁津县民政局(275)
特等战斗英雄—李志业………………桓台县民政局(283)
——李耘生烈士传略
砚山
肃穆壮观的南京雨花台，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是许多革命先烈英勇献身的地方。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和崇高气节，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存。多少年来，它鼓舞和激励着千百万人民群众踏着先烈们的足迹，去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壮丽事业。
下面记述的，是雨花台著名烈士之一李耘生同志的英雄事迹。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曾用名李立章，李涤尘。一九○五年六月三日，出生在广饶县西李村一个农民家庭里。
一九二○年，十五岁的李耘生考入了省立青州十中。在学校里，他刻苦读书，还积极参加了青州府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他和同学们一起，在街头巷尾发表演说，用充满激情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鼓舞着人们的革命情绪，有时，他和同学们还出现在青州火车站，盘查日货。
一九二三年底，李耘生同志应王尽美同志之邀，放弃学业，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二四年二月，经王尽美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六月，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时，他担任了书记，专门从事学生运动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李耘生同志以青年团济南地方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参加了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曾到益都指导过援沪罢课运动，排除了困难，取得了胜利。六月二十一日，李耘生同志奉调去青岛，任青年团青岛地执委记兼组织工作。不久，他便发动了一次七千多名学生参加的支援沪青惨案的罢课游行，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青岛各界的反帝爱国斗争。同年十一月，关向应同志调任青岛团地委书记，李耘生同志奉命回济南任团地委书记。
一九二六年二月，李耘生同志又被调到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这时，军阀张宗昌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整个山东为白色恐怖所笼罩。在此情况下，李耘生同志采取果断措施，征得领导同意，及时把已经暴露身份的二十二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并分别介绍他们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党保存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济南和青岛几年的革命斗争中，李耘生同志不畏艰险、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他经常冒着危险，深入下层进行调查研究，给中央和上一级党组织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报告，为制订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据。
同年，耘生同志被派往武汉任矫口特区区委书记。这时，他和当时担任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的章蕴同志结了婚。从此，在章蕴同志的协助下，耘生同志更加忘我地开展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公开叛变革命，在武汉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人民，武汉三镇黑云密布。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登报退党，有的甚至叛变投敌。
在这危难之际，耘生同志毅然受命，就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转入地下，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是年冬，武昌环境更加恶劣。党为了保存力量，指示耘生同志暂时隐蔽待命。这时，章蕴同志已经怀孕，行动不便，党组织便安排耘生送章蕴回湖南老家。在那里，耘生同志一面照料章蕴同志，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籍，进一步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后来的斗争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在狱中，李耘生同志遇见了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王井东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机要交通局局长），并通过他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章蕴同志产后刚出满月，得知耘生被捕，便在同年六月份匆匆赶到南京。她一边谋求职业，一边想方设法照料和营救耘生同志。耘生同志爱看书，她就千方百计送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给他看。天气冷了，就及时送去棉衣、被褥。同时，她还不断给耘生同志传递外面的消息。在章蕴同志的照料和支持下，李耘生同志把牢房当书房，贪婪地看书学习，并经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介绍外面的情况，鼓舞大家的斗志。
一九二九年四月，耘生同志刑满出狱。经王井东同志介绍，他赶赴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他们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号一间狭窄的亭子间里。后来，党又派耘生同志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的京沪线上，进行铁路工人的工作。
一九三O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南京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重建南京市委，一九三一年二月，耘生同志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指派，化名李涤尘，再次到南京，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当时，李耘生的公开身份是白下路贫儿院中学的历史教员，他经常利用晚上、假日，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进行调查访问；到大、中学校培养积极分子；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党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南京地下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二百名党员。
同年十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任命李耘生同志为特委书记，负责浦口和南京附近各县（江宁、句容、溧水、溧阳）党的工作。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在南京举行“兵暴”后再到浙江天目山去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耘生同志在句容、溧阳等地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组织起一支茅山武装游击队，以便届时策应南京“兵暴”的队伍。
一九三二年四月，南京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异常紧张。李耘生一家当时住在南京水佐岗3号。为了应付意外，他们夫妻两人经常分别借宿在外，家中只有四岁的孩子和耘生的妹妹李玉梅。他们有时回家一趟，也得先看一看和房东熊木匠事先约好的暗号。有好几次，敌特虽然成天价守候在耘生的家门口，但始终也见不到他们夫妻俩的影子。
由于形势继续恶化，耘生便对章蕴说：“南京的工作难以开展，我必须到上海找组织汇报，然后再回南京整顿组织，你还是回湖南去好。”就这样，章蕴同志经朋友帮助，装成病人，离开了南京。
章蕴走后，耘生想托个人照看孩子，然后再去上海。一天傍晚，他来到南京游府西街，想托过去的房东徐先生和叶菊姐夫妇俩去办这件事，不料，他刚一进门便被敌特逮捕了。
敌人将李耘生押送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开始，他未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党员身份，但狡猾的敌人将其四岁的孩子带到狱中。在父子对认和叛徒的指证下才暴露了身份。
在审讯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阴阳怪气地说：“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一个无耻的叛徒也在一旁帮腔说：“只要你愿意转变，我担保你有出路。”耘生同志轻蔑地一笑，没有理睬。满脸横肉的家伙将桌子一拍，号叫着：“我只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耘生同志怒斥道：“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然后把他拖回了牢房。
在阴暗潮湿、腥臭难闻的牢房里，耘生同志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并带领难友们阅读、讨论狱外亲友千方百计送进来的革命书籍。他常对难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
为了反对狱中非人的待遇，耘生同志发动了绝食斗争。他挺身而出，代表难友们向敌人提出“三不许”：一、不许烧霉米烂菜吃；二、不许克扣“囚粮”；三’、不许打骂犯人．绝食斗争坚持了两天，敌人就惊慌失措，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绝食斗争胜利后，狱中表面上平静下来，然而敌人却在策划着新的阴谋。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凌晨，敌人杀气腾腾地打开了牢门，直着嗓子喊：“李耘生！李耘生！李一耘一生！”
耘生同志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便镇静自若地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又转身将铺旁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归拢整齐，深情地对难友们说：“我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然后，他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昂首走出了牢门。
在雨花台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李耘生同志又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一个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你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耘生同志愤怒地说：“家信早已写好，遗嘱就是盼望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敌人羞愧难当，连声吼叫“开枪”。年仅二十七岁的李耘生同志以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李耘生烈士永垂不朽！
特等战斗英雄一李志业
桓台县民政局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渤海军区七师一团一营二连三排新调来一位排长，身高一米七八，粗眉大眼，眉宇间充满一股英气。
他，就是年仅二十一岁的李志业。别看他年纪轻轻，可已经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摔打了五年，是一位身经几十次战斗的老战士了。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李志业的家乡—山东桓台县乌河岸边的西龙村，正处在日伪顽的残酷蹂躏之中，人民实在难以生活下去，不满十六岁的李志业，满怀抗日救国的决心，积极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从此，他投入了抗日斗争的革命洪流。
起初，李志业总感到和敌人小打小闹不过瘾，他觉得这个打法不知那一年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一心想去参加抗日部队。不料，他这个想法被家中知道了，’父母亲不忍心让他远走高飞，哭着对他说：“志业啊，我不是不愿你去打鬼子，你兄弟几个数你大，刚能顶用就走了，家里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李志业劝导说：“爹、娘！我还能随便离开家吗？这是鬼子汉奸逼得咱没办法，你看他们整天烧杀抢掠，抓丁派捐，我在家难道就能保住过上安稳日子吗？还是跟着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才能有咱穷人的出路。”
一九四O年春，李志业终于说服了爹娘，和村里几个民兵一起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战争的岁月像那滔滔的黄河流水一样汹涌澎湃。在战争的激浪中，李志业淘尽了身上的泥沙，锻炼成为一个机智果敢、勇猛顽强的革命战士。他先后当过勤务兵、警卫员、班长，能熟练使用各种武器，每次战斗总是抢着参加突击队，冲锋跑在最前面。他负过五次伤，多次荣立战功，创造了许多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为策应鲁中、滨海、胶东区的夏季攻势，保卫麦收，渤海军区发起了以蒲台城为中心的滨蒲战役。李志业当时所在的军区特务营奉命进击玉皇堂。
玉皇堂据点有两个伪军中队把守，据点周围修筑了六、七米高，四、五米厚的围墙，围墙上建立了若干个相隔不远的哨楼，围墙外还设有鹿砦、堑壕、铁丝网。
夜间十二点，特务营悄悄包围了玉皇堂据点，向敌人发起攻击，伪军被这突然的打击吓破了胆，不敢露面，只是躲在围墙的哨楼内一个劲地向外打枪，各种枪炮声响成一片。
围墙外的鹿砦、铁丝网都被扫除了，但是，由于敌人的顽抗，我军一直无法接近围墙。
东方刚刚泛出晨曦，特务营接到天亮前拿下玉皇堂的紧急命令，各连都立即组织起突击队，李志业早已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提若三八枪急呼呼地冲到突击队的最前面。冒着敝人密集的枪弹，突击队在围墙上架起梯子，李志业闪身一跃，几个箭步就冲上去了，敌人像面对屠刀的恶狗一样嚎叫，把所有火力都集中朝李志业打来，李志业急忙趴在围墙的缺口上，一边向敌人还击，一边朝身后高喊：“快上！快上！”就在这时，忽听身后咔嚓一声，第二个突击队员刚爬到梯子中段，梯子被敌人打断，连人带梯子都跌落在堑壕里。
围墙上只有李志业一人了，敌人的子弹像蝗虫一样擦着他的身边飞舞，地形对他极为不利。在一无后援，二无退路，又面临强敌的情况下，李志业沉着镇定地趴在围墙上，一对血红的眼睛紧紧盯住突破口附近的一个哨楼，他从身后摸出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线，胳膊一扬，那颗手榴弹就像长了眼睛似的飞进哨楼门口，轰的一声，敌人的几支枪停止了射击。李志业趁着爆炸的硝烟一跃而起，箭一般冲进哨楼。两边的敌人看到上来的只有一个人，就大起胆子来，一个个钻出哨楼，端着枪向李志业紧逼过来，整个战斗胜败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了！
李志业沉着应战，他手中的三八大盖象神枪一样点射着敌人。反扑上来的敌人被镇住了，几个没死的敌人丢魂丧魄，急忙掉头朝哨楼逃去。
第二个梯子很快又竖起来了，突击队员接连不断地冲上围墙，突破口迅速向两边扩大，围墙上的敌人再也抗拒不住了，都惊慌地溜下围墙。钻进了据点。
据点的围墙全部被我占领，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这两个中队的伪军很快就被歼灭了。
特务营拿下玉皇堂据点后，又接到支援攻打道旭据点的任务。道旭是扼守黄河渡口和沧潍公路的要塞，在这里敌人建有两个据点，由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驻守。这两个据点都建在黄河大坝上，既可控制河内渡口，又能鸟瞰河外平原。
特务营二、三连赶到这里时，伪军据守的东据点已被渤海四、六分区的部队拿下，但是西据点的一小队鬼子仍依仗着坚固的工事和凶猛的火力进行顽抗，营长命令二连发起攻击。李志业听到命令，不顾奋战玉皇堂的疲劳，又抢先报名参加了突击队，枪上刺刀，腰间别着手榴弹，做好了一切准备，真像一支满弓待发的利箭！
忽然，几声巨响，我军在东据点的迫击炮把西据点的东墙轰开一个大口子，二连突击队立即向爆破口发起冲锋。日寇拼死抵抗，两挺歪把子机枪像泼水一样扫射过来，炮弹、手榴弹不断地落在突击队前边，封锁住他们的前进道路，已经冲到围墙缺口的突击队又被迫撤到据点外壕。
二连长经清点人数，发现李志业等三个同志没有回来，他焦急地喊着他们的名字，但没有听到回声。
二连进击失利，营长立即命令三连组织冲锋，在连长宋家烈的带领下，三连从东、南两面分六路向西据点发起猛攻，但是，突击部队同样遭受到鬼子的猛烈阻击，情况越来越严重。突然，鬼子的机枪哑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二连突击队后撤的时候，李志业背着负伤的王玉祥和迟吉福，未能及时撤下来，他们在弹尘的掩护下，贴着东墙边的小路向据点北面爬去。
李志业爬到据点北面，把王玉祥安置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朝围墙上观察起来，他看到两人多高的围墙已有很多地方被水冲蚀，围墙顶上不见敌人的动静。他对迟吉福说：“就是剩下咱俩，也要完成任务，决不能给咱二连丢脸！”他俩一合计，就隔着围墙向据点内扔开了手榴弹。据点内286的敌人骚动起来，只见手榴弹从天而降，却弄不清是什么地方打来的，只是盲目地朝突破口扫射、扔手榴弹。
三连又发起冲锋了，李志业看到突击部队受阻，战友牺牲．急得他直冒热汗，他把上衣一脱，光着脊梁对迟吉福说：“这帮家伙真是些顽固不化的武士道！来，搭我一肩，我爬上去看看。”李志业在迟吉福的帮助下，悄悄地爬上残墙，趁着据点里的鬼子倾尽全力阻击我冲锋部队，而忽视北面围墙的机会，对准敌人的机枪手，连打两枪，顿时，敌人的两挺机枪哑巴了。身后的枪声，使鬼子大吃一惊，等他们清醒过来要对李志业进行回击时，李志业又扔出四颗手榴弹，九个鬼子丧了命。
这时，突击队已全部冲进据点，李志业跳下围墙和战友们一起消灭了残余的敌人，道旭战斗胜利结束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侵略者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为争取抗战胜利早日到来，继滨蒲战役之后，渤海军区又于七月三十日包围了寿光县的田柳庄据点，打响了歼灭伪治安三师张景月部的战斗。
张景月是广饶一霸，他死心塌地投靠日寇，为非作歹，干尽坏事，在邢家茅坨一次就屠杀我抗日群众七十余人，寿光人民早就对这帮家伙恨之入骨。
田柳庄据点由张景月最精锐的部队—马成龙团驻守。据点周围设有两层围墙、三道外壕，并设有鹿砦；围墙外遍地是地雷，围墙上有滚木、礌石。碉堡都是钢筋水泥筑成，难怪汉奸吹嘘这个据点是钢疙瘩。
特务营的进击方向，选在据点的西北角。战斗一开始，一个大碉堡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碉堡上层已被我军的炮火摧毁，敌人龟缩在下层里疯狂地对我军进行阻击，碉堡的射击孔都波机枪的火舌熏成了黑色。
爆破组一次又一次的爆破都失败了，有两次虽然把炸药送上去了，但因碉堡坚固，安放位置不利，都没有奏效。
李志业气红了眼，他爬到连长跟前说：“连长，我上去炸掉它！"还不等连长回答，他就拿起一个炸药包，向敌人碉堡冲去。
李志业！”连长的喊声充满希望与鼓励。他冒着敌人的弹雨，一会儿蛇行运动，一会儿匍匐前进，眼看就冲到碉堡的外壕边了，突然，他两手一扬，连人带炸药滚落在外壕里。爆破组的同志看到李志业也没有完成爆破任务，向连长要求再次组织爆破，连长向下按了按手，示意他们再等一等。
其实，李志业只是被子弹擦破一点皮，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翻落在壕沟里，他借外壕的掩护，机智地观察了一下地形，立刻顺着爆破组挖的坑道，迂回到碉堡一侧，顺势爬到碉堡顶上。
碉堡顶上都是碎石、烂砖，碉堡的上盖又厚又硬，找不到安放炸药包的地方，李志业焦急地在碉堡上转来转去，敌人的机枪在他的脚底下一个劲地响着，战友们的生命仍然受到严重威胁。怎么办
突然，李志业发现碉堡的边缘上裸露着一大段没有被炮弹炸断的钢筋，钢筋的下面正对着下层碉堡的一个通风孔，李志业高兴得差点喊出声来，他急忙跑过去，用双脚钩住钢筋，双手抱着炸药包，把身体慢慢垂向下面，把炸药包送进碉堡的通风孔。
李志业刚要拉导火线，猛然问恕到，碉堡墙壁这么厚，炸药包放在外皮怎么能把碉堡墙摧毁呢？如果敌人用枪把炸药捅出来，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想到这里，他又往下探了探身子头和双臂都伸进通风孔，拼命把炸药包向碉堡内推去。
战友们看到李志业这惊人的举动，又是赞叹又是扎心，指导员连声说：“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正当大家都替他捏着一把汗的时候，李志业猛地把双臂抽出，卷翻上碉堡，接着一溜烟似的奔下来，他刚趴在地上，就传来一声巨响，碉堡被彻底摧毁了！
经过两天的激战，田柳庄战斗胜利结束，活捉了马承龙，吓跑了张景月，为寿光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李志业感到无比欢乐。他看到解放区人民热火朝天地闹土改，多么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看一看！参军快六年了，可能家中也分到土地了吧！自己的小儿子也长高了吧！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又挥舞屠刀，发动了新的内战，李志业毅然放弃了回乡的愿望，手握钢枪，投入了保卫解放区的新战斗。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军一○六团抢占了济阳城，从西部伸出蚕食我鲁北解放区的魔爪。
十六日夜，渤海军区七师一团打响解放济阳的自卫反击战，李志业所在的一营担任主攻东门的任务。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非常激烈。敌人依仗着城高墙固、装备精良，拼命地进行抵抗。枪声、炮声．爆破声和黄河的浪涛声汇成正义的怒吼，为我军呐喊助威。
“轰！轰！轰！”爆破大王盖希云用了三包炸药，炸开了济阳东门．二连、三连立即冲进城去，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李志业所带领的二连三排走在队伍最前面。
垂死挣扎的顽敌依仗街头巷尾的坚固工事，阻止我军突击，情况万分紧急。
李志业带领三排反复冲杀二十多次，都被故人密集的火力挡住了，他急得眼冒金星，浑身发热，把敞开的军装向后一甩，胳膊触到了背后的军用铁锹，高兴地叫道：“好！有办法了！”
李志业急忙取下铁锹，向身旁的几个战士一示意，他们就一齐冲着临街的墙壁铲起来，不一会，墙壁打通了，李志业带领三排连续攻占了两个院子。
天亮了，晨光映照着苦战了一夜的战士们，只见他们浑身上下沾满了用血水和汗水浸染的尘土，这时，各班反映剩下的弹药不多了。李志业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放心，只要我们巩固住阵地，后续部队就一定会把弹药送上来的：”“哒！哒！哒！”突然，附近几处房顶上蒋军的机枪朝东门拚命扫射起来，这无数罪恶的子弹组成一道弹雨墙，成为后续部队的严重障碍。
李志业手提机枪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朝两个战士把手一挥说：“来！把门板卸下来架上！奶奶的，看我去打死这些兔崽子。”门板架好了，李志业提着机枪爬上房顶，机枪一响，蒋军的一挺机枪顿时哑巴了，机枪手的尸体从房顶上翻滚下去。紧接着李志业掉过机枪又是一梭子，蒋军的另一挺机枪又被打掉了！
当李志业正准备掉转枪口，继续消灭敌人的时皎，从侧翼飞来一瓤子弹，打中他的腹部。李志业呻吟一声，机枪从他手中滑落下来！一营长看到李志业身负重伤，立即冒着危险和几个战士迅速把他抢救下来，紧紧地抱在怀里，焦急地呼唤着：“李志业！三排长……”李志业从昏迷中睁开双眼，无限深情地看着营长和同志们，眼里含着热泪喃喃地说：“同志们，我们要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
黄河呜咽，济阳抽泣，战友们悲愤地低下了头，“坚决为排长报仇！”
三排的同志们把悲痛化为力量，更加勇猛地投入了战斗。经过浴血奋战，敌106团终于被彻底击溃，济阳城又回到人民手中。
李志业同志安息在济阳城东，黄河岸边，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流水永远为他歌唱！
一九四六年八月，渤海军区通报所属部队，大力表彰李志业同志的英雄事迹，并迫授李志业同志为“特等战斗英雄”；命名李志业生前所为在的二连三排为“李志业排”。李志业的英雄事迹，在渤海军民当中广为传颂，成为鼓舞渤海军区部队英勇作战的臣火力量，李志业的光辉名字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廖容标同志生平事略
汪瑜
廖容标同志十八岁参加红军，六十八岁在任南京军区顾问组长期间病逝他为人民的解放，为人民军队和民兵的建设，整整奋斗了半个世纪。五十多年来，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忘我工作，不辞辛劳，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投入红军熔炉
廖容标同志是江西省赣县韩坊区水口村人。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三日，出生在一户贫民家庭里。他在牛背上度过了童年。他是长子，父亲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便节衣缩食供他上学。从十二岁起，他读了不到四年私塾。十五岁那年，父亲病故留给他的是三二十二担稻谷和七十元银洋的欠债，还有老母和七岁的妹妹、三岁的弟弟、他不得不辍学，成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一九二六年秋，国民革命军打下赣州城以后，赣县就成立了中共临时县委，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入冬以后，农民反对豪绅地主，减租抗税的斗争迅猛发展。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岁的容标同志积极参加了水口村的农民暴动，同农友们一起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火热的斗争环境熏陶着年轻的容标同志，使他立下了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志向。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到了赣南闽西，亲自指导成立革命政权，实行分田分地，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年八月，十八岁的容标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三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着，他被调到上犹县第三游击队旦任分队长。一九三O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容标同志同战友们一起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二年四月，容标同志被调到红三军团五军，先后在一师一团二连和四师十团二连担任连长。六月，他投入第四次反“围剿”，参加了三军团在黄陂东线全歼敌五十九师、活捉敌师长陈时骥的战斗。一九三三年九月攻打洋口十月攻占淘口，在四师酋长的指挥下，他带领全连战士勇敢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广昌会战中，容标同志下颚负伤。左手无名指断残，到十月为止，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指挥而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容标同志也随部队一起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征程。
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容标同志被调到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任二营营长。七月，在攻占毛儿盖战斗中，容标同志头部被炸伤，他带着重伤，走过茫茫的草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带伤参加了直罗镇战斗。这一仗，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战斗胜利以后，组织上因他伤重体弱，把他送进医院治疗。
一九三六年五月，容标同志伤愈后，调到红独五团任团长。一九三七年四月，组织决定送他进红军大学学习，被分配到军事一队。这对一个出身放牛娃、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容标同志来说，确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难得的学习机会。虽然那年他已经二十五岁，而且文化水平低，但他却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一切困难，如饥似渴地学习。
到敌人后方去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七月八日，党中央立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一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这时，容标同志被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统一分配，接受了到敌人后方去组织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举办的“白区干部培训班”里．容标同志学习了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学习了游击战的战术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聆听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结业时，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谆谆教导他们，只要紧紧依靠各地党的组织，依靠群众，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就一定能在敌后生根发芽，创造出新的成果来。同时还鼓励他们要有白手起家的精神，完成觉交给的艰巨任务。
九月底，容标同志告别了延安，到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总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向他交代了任务，分配他到山东去。容标同志脱下了多年穿惯了的军装，换上了从未穿过的学生装—阴丹士林布长衫，戴上礼帽，别上校徽，打扮成北平流亡学生的模样，化名廖之秀，前往山东。同时派往山东的还有洪涛等同志。
那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正在太原视察和指导工作。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容标等去敌后的干部．他对大家说：“党把你们当作种子撒向敌后，希望你们很快地带起成千上万的革命队伍，在敌后闯出一个新局面来。党和人民期待着你们的捷报！”周恩来同志的这番话，像刀镂斧凿般地刻印在容标同志的心田。
十月，容标同志来到韩复榘统治下的济南，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林浩同志接上头。省委前些时派往长山县中学开辟工作的姚仲明同志回到济南，要求省委派军事干部去长山。省委即安排容标同志随姚仲明同志和赵明新同志一起去长山中学，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容标同志在长山中学担任体育教师，以此为掩护。一个驰骋沙场指挥部队冲锋陷阵的红军干部，此时竟穿上长衫，充当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真是相去天渊。作为体育教师的容标同志只有军事课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其他科目则纯属外行，甚至连篮球都不会打。课堂教学在黑板上写字时，拿一支粉笔比一支步枪还重，稍一用力，粉笔就断，实在是别扭得很。容标同志在这崭新的生活环境中，遇到多少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必须克服一切困难，适应环境。容标同志怀着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夜深人静时，他就躲在宿舍里练篮球，背裁判规则，强记体育讲义，努力学习他原来不懂的东西。
不久，校长马耀南发现容标同志在课堂板书时，时常出现红军体的简化字，对“廖之秀”的来历产生了怀疑。于是，姚仲明同容标同志先后和马耀南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他支持抗日工作。马耀南对共产党表示敬佩，愿意同八路军派来的人合作抗日。
从此，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三人组成的党小组领导下，极为活跃地开展起来。学生的抗日活动和宣传范围，由县城迅速扩大到乡村。同时，党小组根据清河地区的条件，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黑铁山怍为起义地点。
黑铁山距离长山县城六十里路，那里参加我游击训练班的人比较多，党的影响比较大。党小组先派赵明新同志去那里发展培训游击骨干。
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寇飞机轰炸长山城，国民党政府仓皇南逃。容标同志和仲明同志立即把学生带至城南神坛树林内，召开武装起义动员大会。从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学生当中，挑选出六十多人，连夜向预定的起义地点黑铁山迸发。
黑铁山上举义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义队伍到达黑铁山西侧太平庄。二十七日，姚仲明同志按照山东省委的决定，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正式成立，并宣布廖容标为司令员，姚仲明为政委，赵明新为政治部主任。容标同志宣布了建军原则和制度，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严令贯彻执行，使部队一开始就起步在人民军队的轨道上。这支起义队伍的武装，当时虽然只有三支步枪和八把大刀，但群情激昂，斗志旺盛。
一九三八年新年刚过，在第五军的党小组会上，廖容标同志郑重提出，为振奋民心，为扩大抗日队伍的影响，必须很快地出击敌人。目标首先选定已被日寇占领的长山城。他的提议获得了一致通过。于是，挑选了三十多名年富力强的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战斗队。一月七日傍晚，廖容标同志亲率战斗队由黑铁山出发，迂回行军九十里，抵达长山城北一个村庄隐蔽。八日，派人侦察敌情，下半夜，战斗队逼近城脚，由西北角攀登而入口战斗队直奔在文庙的汉奸维持会，突然袭击，未放一枪，全部伪军束手就擒。五军建立后，首战告捷，声威大震，敌伪丧胆，民众欢欣，鼓舞和坚定了邹、长、桓一带群众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夜袭长山之后，五军战士斗志昂扬，求战情绪极高。一月十九日，容标同志又和姚仲明同志带领部队，在小清河陶塘口附近的安家庄伏击日军汽艇一艘，全歼敌酋旅团长①、联队长③、高级参谋以下日寇十二名。五军再战，又获大胜。日寇在连遭失败之后，疯狂地采取报复行动，他们纠合了周村、邹平四百余日伪军向我进攻。二月四日拂晓，我军在廖容标同志的指挥下，于长白山北麓三官庙迎击敌人。在当地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下，我军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激战终日，毙伤敌百余人，使敌人在清河地区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容标同志一声不响地蹲在缸前吃了两碗，战士们一番也都随着吃了起来。群众见了，热泪盈眶。老乡说：“这支队伍打鬼子厉害，跟俺穷人心连心，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军’。”这事迅速在淄河、博山一带传开，而廖司令也就被群众亲切称呼为“廖菩萨”了。
廖容标同志指挥作战，战前他详细了解敌情，周密研究作战方案，敌强我弱时决不让战士硬拼，总是尽量减少部队的伤亡，争取以极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战时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撤退时他留在队尾压阵，常常亲自端着歪把子机枪掩护。战士受伤，他亲自抬担架。冬天，他把棉裤让给部下穿。
战士们说：跟廖司令打仗，信心足，劲头大。容标同志爱兵，也为群众所熟知，因此都乐意把自己的亲人送到“廖菩萨”身边当兵。部队每到一村，群众扶老携幼，热情欢迎。有一次，部队宿营后，几位老人到司令部要看看廖司令。一位大娘双目失明看不见，要求摸一摸容标同志。她用双手抚摸着容标同志的面颊，久久不放，然后怀疑地说：“你们不是哄俺吧，廖菩萨怎么没有胡子呢？”当别人告诉她，确是容标同志时，她才满意地放下手。
战斗在泰莱地区
容标同志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贯彻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在同敌、伪、顽尖锐的斗争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他对敌情调查充分，判断准确，作战计划部署周密，临战指挥机智果断，常常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当敌情复杂多变时，他总是亲临第一线，使战局转危为安。
一九三八年六月，第五军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不久，山东省委调容标同志率三支队一个主力团南下，与四支队会合，并任四支队司令员。
一九三九年三月，容标同志带领四支队活动在泰菜地区，经常以小分队破坏泰莱公路敌人的通讯设备。在每次破坏后，敌人必定出动修复。容标同志根据敌人这个规律，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歼灭敌人。五月十二日夜间，我们派人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然后派一营二连、三连和特务连的一个排，埋伏在马家庙一带，准备伏击来敌。上午九点多钟，日寇果然派一个小队从范家镇出来修复通讯设备。他们沿泰莱公路往东一路查过来，当进入我军埋伏圈的时候，我军突然开火，只用了半小时，就将敌人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只，步枪十余支，首创泰山区全歼日寇一个小队的战例。
九月上句，日军四百余人，分三路向泰山区我根据地进攻。廖容标同志集中兵力，重创一路由泰安来犯之敌，击毙七十余人。其余三路不敢贸然前进，烧抢一阵，仓皇撤走。十一月，日军三十二师团两千余人，加上两千多伪军，兵分八路又向泰山区合击，疯狂进行“扫荡”。面对八面来敌，容标同志从容不迫地与战友们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亲率主力部队，狠击从莱芜来的一路鬼子，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与地方武装配合，在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分头袭击、骚扰其他七路敌军。经过六昼夜激战，击溃全部莱芜来敌，重创其余七路敌人，共毙伤敌伪五百余人，粉碎了敌人分兵合击的计划。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容标同志曾多次利用局部优势围歼敌军。一九四O年五月，日伪向我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一路日军六百余人，夜宿博山城西南杨家横。容标和政委胡奇才集中四支队主力，进行聚歼，毙伤敌三百余人，“扫荡”遂被粉碎。
一九四O年九月，四支队同一、八支队整编为山东纵队一旅，王建安同志任旅长，容标同志任副旅长。那时正值敌人大“扫荡”，他带着一团在蒙阴芋头地一带活动。奉命单独活动的二团二营也来到这里。一天拂晓，鬼子包围了我军驻地。容标和二营的同志突围时，右腿被炸伤，不能行走。这时，部队一面组织战斗，一面派人背他突围。他们冲出包围，翻过几座山头，隐蔽在一个山沟里。刚把容标同志安置好，几十个鬼子就追击过来。二营战士抛出所有手榴弹，炸得鬼子抱头鼠窜。
他们迅速把容标同志抬到大崮山，派人警戒守护。同志们把干粮留给容标，自己挖野菜吃。敌人撤走以后，及时把容标同志送到后方医院养伤。容标同志说：“没有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哪里还会有我容标啊！”
一九四一年八月，容标同志任四旅旅长兼泰山军分区司令，汪洋同志任政委。这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二年底，是泰山区根据地党政军民极度艰难的时期。
容标同志坚决贯彻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关于“敌进我进”①的方针，安排主力部队开展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坚持边沿区的斗争。一九四二年，泰山区军民三个月就打了大小仗二百五十八次，只有六次是在我根据地打的。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地方武装坚持边沿地区斗争，支持了地方党政工作。
容标同志很重视各县武工队的工作，他经常对武工队的同志说：“不要以为不打大仗就贡献不大。武工队是把刀子，能插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给他们提出袭扰敌人、打特务叛徒、宣传组织群众、摧毁伪政权等任务。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打入敌人据点，搞掉敌人耳目。”各县武工队在开展敌占区的工作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些敌伪据点实际上成了我们隐蔽的根据地，甚至我们的伤员也可以安全地住在里面。
一九四二年春末，为了重新打开淄河流域的局面，容标同志决定夺取马鞍山。马鞍山由几座突兀的石峰组成，形似马①又称“翻边战术”，即敌人进攻我根据地，我们则进入敌占区，进行外线作战。鞍，四周尽是悬崖峭壁，形势险要，通往山顶的路只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极陡的一百三十二级石阶。敌人在此设有据点，作为淄博矿区的屏障。容标同志挑选了七名精练的班排干部和侦察员，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每人配戴匣子枪、大刀、手榴弹和两根攀登用的绳索。容标同志详细向他们交代了奇袭巧取的行动方案，同时派九连连长带两个排，隐蔽在山下，准备配合小分队强攻。小分队历尽艰险，一夜之间攻占了马鞍山，一枪未放就活捉了一个分队的伪军。
一九四二年八月下旬，容标同志在泰山北麓整训部队。在整训间隙，有一天夜里，他带了二十几名干部、战士登上泰山．第二天过午，一个伪军和他的老婆坐着山轿子上来。容标同志立即决定来一个“瓮中捉鳖”。伪军刚进饭店，就成了俘虏．随后又来了十几个鬼子，刚刚爬到南天门的台阶下，即被隐蔽的战士击毙击伤，并活捉山东省政府的电报局长间本。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日寇向泰山区进行“拉网合围扫荡”。军分区政委汪洋同志和教导队一百多名指战员在莱芜吉山壮烈牺牲。这时，容标同志正带着一支部队战斗在淄河流域，闻讯后十分悲痛，连夜率三营九连赶往莱芜。部队行至瓦泉和杨峪之间，进入日军包围圈，进退无路。容标同志命令部队隐蔽在崮山前村市的山顶，准备与敌决战。太阳刚上山顶，山下的鬼子梳篦似的上山搜索，敌机也在山头上盘旋。容标同志命令大家：要沉着，隐蔽好就是胜利。各人留一颗手榴弹，敌人上来，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为汪政委报仇，宁死不作俘虏！他也向连长要了一颗手榴弹，咬开盖子，钩出拉弦，做好战斗准备。十点多钟，搜山敌人离山顶还有一百多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战士们恨不得立即开枪。容标同志仍然不动声色，低声命令：“沉着！隐蔽！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敌人一步步逼近，已进入了手榴弹杀伤有效范围。容标同志刚要下令射击，鬼子却突然停住，转身向山下撤走。原来，敌人发出了集合信号。容标同志的沉着指挥，使部队免遭袭击。敌人撤退后，容标同志牢领部队迅速赶到莱芜根据地，同地方干部、群众一起，妥善安置了吉山战斗牺牲的烈士。
一九四二年过去了，日寇企图消灭泰山区抗日力量的幻梦破灭了。容标同志和泰山区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犹如经受了无数次狂风暴雨袭击的东岳山一样，巍然屹立。
一九四三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以罗荣桓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新的山东军区，统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六个军区及所有主力与地方武装。廖容标同志任鲁中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泰山专署专员，林乎加同志任政委兼地委书记。专属的实际领导工作，由专署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亓象岑同志负责。
这一年，日寇由于深入我国国土，兵力分散，不断遭我围困打击，伤亡惨重，士兵厌战情绪日增，士气日炎。他们在“扫荡”时，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战斗力不强的伪军，形势开始有利于我。一军分区牢民在容标等领导同志带领下，继续广泛开展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大力开展敌占区工作。一九四三年夏季到一九四四年三月，鲁中军区统一指挥了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的战役，容标同志率领一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也参加了，完成了战斗任务。在第三次战役中，还生擒了吴化文的上校旅参谋长景维藩。容标等负责同志亲自对景维藩的妻子儿女进行前途教育，使他们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开始反攻中，容标同志指挥部队东征西讨，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因此，部分指战员滋长了轻敌麻痹思想。容标同志发现后，及时告诫大家，仍要提高警惕，仍须坚持分散性游击战争的方针，继续向敌占区伸进；同时，要发动群众改造伪政权，大力开展生产运动，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容标同志很重视民兵建设。他亲自培养茶叶峪民兵爆炸手李念林，布置他研究用地雷炸鬼子的任务。在李念林第一次试验用地雷炸鬼子的时候，容标同志又亲临现场鼓励。此后，李念林创造了滚雷、吊雷、连环雷等十二种地雷，成为优秀爆破手。容标同志又请他到军分区表演，举办训练班，在泰山地区普遍推广造雷、埋雷经验。地雷战的广泛开展，有效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容标同志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同志，带领军分区三个主力营攻打淄川县磁窑坞敌伪据点。容标同志亲临第一线指挥。当晚九时发起总攻，只用了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分队，伪军一个中队，拔除了这个据点。就在这天夜里，从电台听到日军快要投降的消息，部队全体指战员欢呼雀跃，兴奋得彻夜不眠。
八月十日至十一日，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七道命令，令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开展全面大反攻，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山东军区决定将各分区主力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廖容标同志任山东解放军第四师师长。四师被编入第一路大军，向胶济路西段沿线的敌伪展开进攻，解放了一批重要城镇。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奋战八年的泰山区军民同全国一样，一片欢腾，庆祝抗战的胜利。
驰骋渤海平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在党中央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奋起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这时，容标同志调任山东渤海军区副司令员．此后几年中，容标同志转战在胶济线上，打击国民党及其他杂牌军队。他亲自组织了周村、张店、济阳、齐东、小站、唐官屯等较大的战役。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容标和其他领导同志共同指挥了齐东战役。这次战役是以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一个战例。他们以三个团的兵力，仅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战斗，即全歼三千多人的一个警备旅，这一仗，指挥果断灵活，打得干净利落。
创业艰难百战多。三十八岁的容标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度过了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致力建军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九五○年十二月，容标同志调任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人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一九五五年十月，他调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一九五八年十月，他曾下连队当兵，成了屯溪市驻军某连班的一名普通战士。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娱乐，彼此呼名唤姓，亲密得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样。轮到他做小值日时，为战士们打洗脸水、洗碗、打饭以及搞室内外卫生等，干得很负责，很认真。他还主动站岗放哨。年近五十的人了，还同战士们一起练跳高，跳木马。他同战士们一起帮助社员秋收，割稻子、捆稻把又快又好，干净利落，社员们称赞不已。
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受灾严重。容标同志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经常下乡视察和指导工作。有一次，他在和县，特地到历阳镇孤儿院看望孩子们，他蹲在孩子们中间，摸摸这个，亲亲那个，嘱咐保育员照料好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他看到一个又瘦又小的五岁女孩哇哇哭叫，十分心疼，就决定收作养女带回家来。在家养育期间，他特地嘱咐自己的儿女们要关心爱护她。两年后，群众生活好转了，小姑娘才被亲戚接了回去。
一九六四年底，为了推动安徽全省民兵训练，省军区领导同志多数提议要组织一次大比武。容标同志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这个活动明明是正确的，可是过了不久，林彪竟把大比武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横加种种罪名，列为批判的重点，同时派人到安徽追查。对此，容标同志毫不推诿，自己承担了责任。
一九六五年九月，容标同志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十年内乱初期，南京军区党委决定，由他负责领导军区办的“学习班”。他明知这是一项颇有风险的任务，但他顾全大局，一力担当。他在工作中谨慎细致，实事求是，特别是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坚持党性原则，无私无畏，不随声附和，不投入所好，从而保护了一些老干部、好同志。
“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曾以上海为基地搞“第二武装”，阴谋发动武装政变。其手段是，先以“文攻武卫队”来取代传统民兵组织。当时，容标同志虽然并没有看清“四人帮”的阴谋，但是他认为这不符合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不符合我国的传统的武装力量体制，因此他不同意这种搞法。他多次提出民兵工作应由军区、警备区、军分区、武装部领导。一九七O年九月，他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撤销“文攻武卫指挥部”，上海的民兵工作归上海警备区领导的建议。为此，他遭到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骨干分子的围攻。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又变换手法，把“文攻武卫指挥部”改为“民兵指挥部”，使他们为夺取民兵领导权的行径合法化，逼迫南京军区表态。当时容标同志分管民兵工作，他遵照南京军区党委的指示，对上海“民兵指挥部”不表态，不承认，不支持。因而，“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对他恨之入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他们又到南京军区张贴大字报，进行围攻、批判，污蔑容标同志是“南京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理人”。对此，容标同志毫不畏惧，不为所屈。
一九七五年九月，六十四岁的廖容标同志，被改任南京军区顾问组长，许多同志颇感意外。但他对全家人说：“干革命嘛，不为名，不为利。共产主义事业是几代人的事情，总有人交班，有人接班。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才能兴旺发达，我考虑的不是当顾问以后无职无权的问题，而是怎样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在任顾问组长期间，和当班时一样忙，凡是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按时出席，而且不当“陪客”，依然像当班时一样，谈自己的意见，提自己的主张。他经常深入下层调查研究，为军区党委当好参谋。
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到一九七八年春，容标同志的身体明显衰弱。但他不去医院检查治疗，仍然孜孜不倦忘我地工作。五六月间，到上海参加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七八月间，冒着酷暑去连云港检查工作，勘察地形；九十月间，到安徽视察民兵工作；十一月份到溧阳县参加民兵训练现场会。会议尚未结束，容标同志支撑不住了。经检查，确诊为肝胆系统患有癌症。容标同志终于为病魔所击倒。医生惋惜地说：“早些检查治疗，不至于恶化到这种程度。”
容标同志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他几次要求出院参加军区党委会议，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医院不同意，他就请军区送文件来阅读，请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给他传达三中全会精神。他听了传达，十分高兴地说：“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拨乱反正，说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里话，符合民意，社会主义建设有希望了，国家有前途了。"他十分关心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同志平反和落实政策的情况。当他听说被作为“六十一个叛徒”迫害致死的赵明新同志的沉冤得到昭雪时，他心情沉重地说：“明新是个好同志。”当他得知给高克亭同志落实政策分配了工作时，他感慨地说：“他可是一位老省委书记啊l”小小的病房怎么也关不住他那火热的心，他总是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挂念着人民和战友的命运。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日，容标同志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离开了霎母亲一样培育他的亲爱的党，离开了和他共同战斗过的亲密战友和自己的亲人。终年六十八岁。
容标同志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为人民为革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献身精神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牢记着自己的入党誓言，对党忠诚，兢兢业业，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
他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军队和民兵建设，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深入实际，勤奋扎实。
他作为一个高级将领，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居功自傲搞特殊。安徽省军区给他安排专车，他放在汽车班，和其他首长共用；给他配备炊事员，他也安排到招待所食堂，不让专为他服务；他到下面检查工作，一不要下面迎送，二不要特意安排食宿，三不要搞森严戒备。他到南京军区以后，管理部门分给什么房子就住什么房子，配什么家具就用什么家具，从没有提过特殊要求。他穿着朴素，衬衣领子坏了，棉袄袖子破了，补补再穿。一九七七年难得给他买了一件质量好一点的毛衣，压在箱子里，直到病故他也没穿。他对部下关心体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每逢身边驾驶员所在的党小组开会，他都要提醒驾驶员按时参加，自己步行上班，不让接送。．在安徽省军区时，他经常到机关干部宿舍去
和干部促膝谈心。逢年过节，总要把在身边工作同志的休息安排好，甚至连看电影、看戏也要先照顾他们。
几十年间，容标同志的职位变了，生活环境变了，而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却没有变。他经常惦记着战争年代患难与共的山东乡亲，曾专程前往探望。两个大孩子是抗战期间出生的，因战争环境不便留在身边，从小把他们交给莱芜根据地的群众收养，直到战局好转才带回家来。解放后，容标同志口叫孩子们利用假期去莱芜探亲。
他对儿女们的婚事，也强调不搞什么“门当户对”，只要政治思想好、工作好、作风好，不管是工人、农民的子女都可以。由于他的教育，子女均能正确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
峥嵘一生虽死犹生
廖容标同志逝世后，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南京部队为其举行追悼会。南京军区党委在悼词中高度评阶了廖容标同志的一生：
（原载《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转战时作者略有修改）
怀念宁都起义的发起人刘振亚同志
袁血卒
共产党以后，逐步恢复了军阀的黑暗统治。他们在洛阳西宫，重新集合起参加过北伐的学生军官，办起了西北军官学校。校长徐庭瑶，是日本士官学生，很反动。他将进攻的矛头又直接指向了共产党，竟把杜宗周同志（李大钊同志派入西北军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叫杜一民，后来牺牲在天津）弄到校部上了镣铐，强行关押月余。经审问没有找到有关共产党的证据，遂恢复其自由，并任他为第二大队工兵队分队长。徐庭瑶还命令第一大队大队长×××（留苏学生）组织劳动党，企图以此笼络人心，对付共产党。
不久，军官学校搬到开封演武厅十八营房，换上了张自忠任校长(山东临清人)，他治军严格，是位坚定的抗日派。他利用家乡关系到临清地区，招了部分青年学生，刘振亚就在此时被招考入了西北军官学校。
旧社会人的命运，往往是随着财产的多少而转移的，即所谓“金钱社会”；一般人视钱如命，甚至有的人舍命而不舍财。刘振亚却抛弃了富裕家庭，抛开了娇妻和襁褓中的婴儿，为着抗日救国的目的，加入了全国著名的纪律森严、不发薪饷的西北军官学校。他被编在二大队工兵队，认识了杜宗周同志，接受他的领导。刘振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时期，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由一个抗日爱国军人，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一九三O年，阎、冯反蒋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刘振亚同志被编入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当上尉参谋，并任中共二十六路军特支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和党保持着单线联系，并以军官学校同学的身份，经常和一些进步青年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批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大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受过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同志的熏陶，但在反动的军阀眼里却成了一些反对他们的分子。
韩复榘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以后，草菅人命，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借以表明他是忠心归顺蒋家王朝的人。单说在济宁这个小城市，凡是绑赴“土山”枪毙的“犯人”，背上都插着“反动分子”的标志。抗租抗债的是“反动分子”，拦路抢劫的是“反动分子”，不遵守妇道的也是“反动分子”。韩复榘与蒋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天然的默契。西北军改编时，把掌有实权的军官学生排长、连长以至个别的营长，统统编余下来，编入军官教导团的第四队，住在济宁归韩复榘直接管辖，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二十六路军临开赴江西之前，刘振亚来到我所在的第四队，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一后来提起这档危险事时，刘振亚满不在乎地说：“在韩复榘的大刀下，大不了脖子上落个碗口大的疤。”
我从济宁开小差，到了江西宜黄的东陂，找到刘振亚，他拉着我的手，走进小饭铺，一边豪爽地笑着一边说：“怎么这样快地跑到这地方来了呢？”我把在济宁过元旦时的自由讲话说了一遍。我说：“西北军被老蒋打败了，大家都不服气。当官的不服，当兵的不服，我们军校同学更不服。”刘振亚插嘴说：“我听同学们说过，你骂蒋介石是军阀，大家没意见；骂阎锡山是军阀，大家没意见；你骂冯玉祥是军阀，大家接受不了，官儿们的想法和我们军官学校同学的想法不一样，主要是政治观点不同。官儿们自己说：‘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得两石，管他妈的什么国民党什么共产党，有奶就是娘；端蒋家的碗，吃蒋家的饭，就该归蒋家管。’这跟韩复榘的哲学一样，用反对共产党的手段向蒋介石摇尾乞怜，献媚求荣。”
我向刘振亚说明来意：“从济宁一起开小差的八个人，各奔前程，但大家约定谁找着共产党的关系，谁就通知大家。我就到江西来找你，你这地方有办法吗？”
刘振亚咧着大嘴，习惯地哈哈大笑着说道：“有办法，又没有办法。我来江西摸了摸情况，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对蒋介石有怨气，大战河南的怒火未消。调到江西打红军，是蒋介石老小子没有安好心，是想借红军的手来消灭咱们二十六路军。大伙都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穷苦人，与红军无仇无恨，开到江西来剿他妈的什么匪。看到听到的都是江西老表，看他们打倒了土豪，分得了土地，共产党领导他们有吃有穿多幸福，老百姓跟红军一心一意，一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就叫‘白鬼’。”他说着说着，不由地又哈哈大笑起来，“你看这个称呼稀奇不稀奇。”我说：“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
刘振亚接着说：“不要稀奇吧，伙计！你戴上这顶帽子你也是白鬼，当然我也是白鬼啦。江西老表把所有国民党的军队统统叫白鬼。白鬼是抓兵抢粮、强奸妇女、杀人放火的代名词，你看看这个‘东陂’吧。“这个东陂原是个百余户人家的圩场，对称着两排整整齐齐的瓦房，南方雨多，街道是用鹅卵石镶起来的；路左边是崇山峻岭，右边是弯弯曲曲的溪流，好象怀着深仇大恨的少妇在凄凄切切地控诉；好房屋没有了，仅有的是被大炮轰过之后剩下的残墙断垣，没有烧尽的梁柱和横七竖八的尸体，间或有成群的乌鸦从这里突然飞起。
我们俩再见时不是在预定的地点，而是在南京的下关码头。这个在蒋家王朝鼻子底下的下关，是那么凄惨，又是那么紧张。远望田野一片金黄，正是三月好风光，但码头上堆满了军用物资，都是运往江西的枪炮弹药，准备进攻红军用的。常住南京的人有这个经验，军运吃紧时河内扣留民用船只，趁人们逢场赶会时，突然宣布戒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一些人来关在仓库里或关在大院里，年轻力壮的去补兵，老年人和瞎眼跛脚的拉去做搬运夫或者做挑夫，搬货上船。……正值战云密布蒋介石准备大举进犯红军的时候，刘振亚向董振堂请假，离开了“剿赤”的前线，拟到上海找刘伯坚，找共产党的关系。他路过南京，恰好我与王超、李肃同志三人离开上海来到南京，我们便在下关相遇。大家商定都不走了，寄宿“江南一枝春”旅馆。刘振亚圆睁大眼哈哈不停，兴奋起来话就多了。他说：“你走的那天晚上，南昌行营命令二十六路军快速进入准备进攻阵地，我的心急得像火烧，赶紧跑来找你们。”大伙听了他的话都紧张起来，他又说，“当兵的还是蒙在鼓里，当官的有些人知道情况，三三两两议论纷纷，各打各的牌，各做各的梦。”
叫来茶房买了“竹签”打来开水，刘振亚倒了满碗喝了一口，骂了一声“他娘的好烫呀”，吹口气又喝了一口，继续说道：“最担心的、最难斗的是七十四旅的官儿们，团长都是日本士官留学生，我给你算算吧，一团长黄中岳是日本士官生，二团长刘毓琪是日本士官生，三团长张恩育是日本士官生，还有两个团副也是日本士官生。老袁你在辎重队时，张恩育、吴子涵都给你兼过课吧。这是冯玉祥与共产党分手以后，学习日本军国主义，依靠这把子日本士官留学生来掌握他的军队。旅长季振同是冯玉祥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他们这一伙，客观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与红军没有仇恨，但有恐惧心，他们暗中与冯玉祥先生联系。”
“赵博生、董振堂还有卞章五是保定军官讲武堂的，他们是反对蒋介石的。七十四旅趾高气扬，瞧不起他们。可是他们严守西北军的‘爱国家不扰民’的教导，不克扣军饷，不打骂士兵，但对七十四旅的骄横不满意，为着面子勉强过得去。行伍出身的官儿们，营团长不算少数，以大老粗自豪，常说‘他们是枪杆里出来的，拿起枪来再跟老蒋干，还不定谁死在谁手里’。他们大多数出身贫贱，对红军有好感，剩下来就是我们军官学校同学这一伙了，都是下级军官，其中最大的有当营副的，学过军事又有些文化，是块‘香饽饽’，大家争着拉拢。因为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西北军，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上到下对共产党有着好印象，不少人亲眼见过共产党人，听过共产党人的声音，特别是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他的形象是大家伙希望的象征。”
“北方人到了江西，大多数水土不服，屙肚子的不少，打摆子的更多，没有打过摆子的很少。大家都朦胧着找新的出路，要求回北方是多数人的思想。”王超同志插了一句话：“从政治上看，二十六路军象柴火堆在炸药包上，堆在蒋介石“剿赤”的前线。”李肃操着山东腔说：“奶奶，我们给它放把火吧。”刘振亚哈哈大笑，眼睁得圆圆的：“好！让我们把它们领向光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踏进了我们的东三省。民族危机加深了，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这就把二十六路军积压的革命怒火集中地推到反对日本侵略的高潮上来了。
刘振亚同志当机立断，要我到红军总司令部请示。我说：“和赵博生同志商量一下吧。”他断然地说：“不！紧要关头，这件事由我们两个决定吧，事后再告诉王铭五同志。”为了严守秘密，这时他才告诉我接头的暗语是“朱瑞叫我来的”。
当我从苏区返回宁都向他汇报了红军总司令部对暴动的指示后，刘振亚立即表示“争取实现全部暴动的方案”。我说：“说服赵博生容易些……”刘振亚不等我说完就抢着说：
“董振堂也是可以说服的。总指挥这个有决定性的职位一定让给季振同；新领来的饷款虽是大笔财富，也要让季振同有支配的主动权。”当准备开“行动会议”时，刘振亚断然说：“我不参加。为了使暴动前不露形迹，我带着我这个独立排保持与苏区的交通联系，万一失败这是保证安全撤退的重要环节。由你与李青云、赵博生商量，请董振堂参加。虽说董还不是党员，这样信任他，对争取全部胜利有好处。……”我们尊重了刘振亚同志这些意见。
“你记得吗军校战术教员讲，专守防御是兵家大忌，可我们现在是死守，有人发明了新的战术原则—短促突击。敌人依仗着他们火力的优势，躲在碉堡里，像乌龟一样，脑袋缩在肚皮里根本不露头，实行标定射击，机关枪有效射程一千二百米，交叉起来构成扇面形的火网，迫击炮在短距离内是百发百中，再勇敢的战士，再快的速度，再严格的命令，怎么也逃不出火力封锁，在火海里怎么个突击法，真是洋大人放洋屁，没有中国味。不信请洋大人到前线来试试。……”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爽朗的谈话，竟成为我与刘振亚最后的一次谈话。一九三四年，他任红五军团侦察像战科长，在长征经过贵州省都匀时，因操劳致疾，不幸病故，时年二十三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走向了新的时期，我们军队建设走向了新的时期，我们的国际关系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想起了我亲密的战友，宁都起义的发起人刘振亚同志，想起他那圆圆的大艰睛和憨厚的样儿，想起他无私无畏永远乐观的样儿，深切体会到他的见识比我们远些，他的毅力比我们强些。这并不是说他是个超人，能阻止和改造客观规律，不是的，完全不是的；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认识了客观进程的必然性。自觉地自由地掌握它驾双它，使它变成“俘虏”对二十六路军这一客观事物的认识是这样的，对组织二十六路军在反动派的“剿赤”前线举行胜利的动也是这样的。他的作用全在于此，他的毅力全在于此。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
生平简介
鲁民
马本斋同志一九○一年出生在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一个贫农家庭里。他小时候仅读过两、三年私塾，便跟随其父从事繁重的农活。不久，因生活所迫，流浪到东北，参加奉军当了兵。后来调到东北讲武堂受训，期满后，被派到张宗昌部任排长，继而晋升为团长。张宗昌死后，部队被改编，马本斋也随着被革职，于是他又回到家乡种田。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日寇的铁蹄踏进华北大地，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主义，仓皇南逃。本斋同志怀着强烈的爱国之情，挺身而出，把家乡回族同胞组织起来，痛击日寇的疯狂侵略，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祖国的领土。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来到冀中，马本斋同志很快与八路军取得联络。在党的领导下，这支地方武装被编为回民教导队，后又与冀中军区的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他任总队长。由于党不断地加强对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回民支队在鲁西北
—纪念民族英雄马本斋逝世四十周年赵健民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鲁西北大地一片肃穆。在莘县张鲁集（当时属朝城县）西北一个村庄外的旧戏台前，数千抗日军民静默致哀，挥泪追悼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同志。这年的二月七日，转战一生的马本斋同志不幸病逝。威震冀中的回民支队失去了自己卓越的领导人，英勇奋战的鲁西北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
我和马本斋同志并肩战斗，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九四二年。当时我任冀鲁豫三分区司令员，率领分区部队转战在数倍于我的日、伪、顽敌人的夹击之中，坚持着鲁西北平原的抗日斗争。
初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的命令，要我去军区面谈。我立即骑马赶到军区。杨司令员亲切地询问了三分区的斗争情况，然后说，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命令，冀中的回民支队，经冀鲁边转战，现在来到了冀鲁豫，军区决定回民支队到三分区去。我们一听非常高兴。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在冀中痛歼日寇的事迹早就传到我们这里，还有本斋同志的母亲，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精神更使我们十分钦敬。鲁西北是回民同胞众多的地方。回民支队是有名的回民队伍，又是正规的主力部队，到鲁西北，对发动回民群众参加抗战，进一步打开鲁西北的局面会十分有利，军区首长考虑得太好了。杨司令员看着我那高兴劲，和蔼地说：“健民，你是老党员了，军区考虑回民支队原是冀中吕正操司令那里的部队，到我们冀鲁豫来算是客军，马本斋同志又是位回族同志，所以组织上决定叫马本斋同志兼三分区的司令员，你改任副司令员。”我说：“这有什么关系，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和马本斋同志一起搞好三分区的工作。”
我高高兴兴地赶回分区，传达了军区首长的决定。大家一听回民支队要来三分区，心情都很兴奋。有了主力部队，就可以狠狠打击那些敌伪顽反动分子，伸张抗日军民的正气。同志们怀着急迫的心情，忙前跑后，准备住处、给养，盼望回民支队早一天到来。
没有几天，马本斋司令员率领威武雄壮的回民支队健儿，开到了张鲁集。我们分区召开了欢迎大会。周围村庄的乡亲、父老也都赶来争相观看这支威名远扬的部队的雄姿。当时回民支队有一千几百人，有三挺九二式重机枪、两门迫击炮，整齐的队伍一进入会场，老百姓就纷纷跷起拇指：“太好了，比南下支队，只硬不瓤！”（南下支队是当时活动在冀鲁豫边区的我八路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在欢迎大会上，马司令员声音洪亮地说：“我们回民支队从冀中来到这里，全靠鲁西北汉回人民的支援和配合，只要我们军民紧密团结，一定会战胜眼前的困难，渡过难关，夺得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日子长不了！”他坚定的信心和铿锵的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群情振奋，士气高昂。主力部队的到来，使其鲁豫三分区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
马本斋同志仔细听了我们对分区斗争情况的介绍，认真地分析了敌我形势，然后问我：“赵司令，你看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有哪几个敌人！”我说：“一个是齐子修；一个是莘县的伪军；再一个是冠堂公路上的封锁沟。”马本斋同志坚定地说：“打蛇先打头，咱们就先来打掉它们！”
齐子修是旧军人出身，原是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
七七事变后，随二十九军撤退过聊城时，脱离二十九军，被受困将领范筑先将军收编为鲁西北保安第三营，后扩编为第三支队，聊城失守后，他盘踞在鲁西北茌、博、聊、堂、冠东、莘北-带。他明里是国民党的保安旅，暗地里是日伪治安军，处处与我为敌，不断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抢掠。一九四二年春，齐子修乘日寇春季大“扫荡”之机，派簿光三旅占据了冠县大集镇—桑阿镇，派邵吉胜占了油房；特务旅单抗洪占了凤庄，并大修工事。马本斋同志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齐子修盘踞了七八个月，修了很多防御工事，要是硬攻会有困难。一定要引蛇出洞，在庄子外面消灭它。于是，马司令员和我指挥回民支队和分区基干团、县大队、游击队两干多人，深入齐子修的驻地，在其邵旅盘踞的油房附近住下，刺激狂妄的敌人，叫他来攻。敌人知道我们来了主力，躲在围子里不出来。到了第二天，敌人还不出来。于是，马司令员叫回民支队架好迫击炮，炮击敌人。马司令员对炮手说：“伙计！打得准吧？”几个战士自信地回答：“打准了！”随着一声呼啸，炮弹在围寨里开了花，打得敌人躲在寨墙里不敢动。这样，我们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到阵地，占领有利地形，向据点进行攻击，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莘县是鲁西北中心聊城的南而屏障，日寇极为重视，经常派一个中队日军驻守。一九三九年，他们从青岛调来汉奸刘仙洲任伪县长兼保安司令，手下有伪军两千多人。刘仙洲利用当过青红帮头子的关系，拉拢一些人为其卖命。他欺负我军人少，一出动就是一千多人，有日寇撑腰，为非作歹，非常猖狂。马本斋同志亲自指挥部队，越过马颊河，一直开进莘县境内，进驻一个大庄子，挖好工事，准备在敌人进攻中予以歼灭。很快莘县伪军又出动了一千多人，但是他们早知道我军回民支队力量强大，不敢包围，只是在我们驻地附近的庄子住下监视。一直到下午，马司令员看敌人不敢向我们进攻，就果断地命令部队主动出击。冲锋号一响，战士们英勇顽强，一个攻击就把伪军打垮了，他们狼狈逃回城里，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猖狂了。这次战斗，有力地推动了我在莘县抗战工作的开展。
马本斋同志亲自指挥回民支队和我分区武装打击齐子修、刘仙洲等顽伪势力后，又指挥部队转向对冠县敌伪力量作战。冠县城里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汉奸部队近千人。日寇在这里加紧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采取“分割”、“囚笼”政策，修炮楼，安据点，挖封锁沟。他们从冠县西起，南到馆陶卫河，东到堂邑，挖了一条横贯全县的封锁沟，使我抗日武装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阻碍了我对冠北地区工作的开展。
我军向他们喊话，喊了两遍，只听里边魏俊起喊道：“请营长说话！”我看他有点不相信，就喊道：“魏俊起，我在这里，你赶快投降！”里边又喊道：“营长，你得保证我们安全！”
我说：“共产党是有政策的，讲信用的。马司令员也在这里，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喊完，一会儿魏俊起就带着四五十人从炮楼上下来投降了。马司令员高兴地说：“分区的敌工工作做得不错，这个办法行！”随后，他和我及刘星政委见了见这些投降的伪军，对他们进行了教育。考虑到魏俊起家中有困难，我们又给了他几百斤粮食，叫村干部帮助他用小车推回家去。打掉二十里铺的大炮楼后，我们发动群众把四十多里的封锁沟全给填平了，使南北根据地连起来，我抗日武装和县区干部也可以自由过路开展工作了。
一九四三年秋，由于日寇连续进攻，疯狂“扫荡”，我越南地区形势日趋紧张。为了有利于坚持这一地区的抗战，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决定将冀鲁豫三分区划为冀南七分区，作为冀南的后方，加强这一地区的抗战力量。原在三分区的回民支队调到昆吾、尚和一带新组建的六分区，马本斋同志兼任六分区司令员。这样，我们便和并肩战斗一年的本斋同志分开了。
他为人正直忠厚，作风朴素踏实；他勤奋学习，工作认真，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敌斗争中，坚定顽强，勇敢沉着；他十分尊重地方干部，团结同志，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更是身体力行，马本斋同志的这些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曾给我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使我永远难忘。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逝世四十周年，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去完成他为之奋斗而又未竟的事业，用我们在整党和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成绩，去告慰烈士的英灵。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第四版）
乔士一烈士传略
高密县委党史办公室
乔志一同志，原名光玺，曾用名李志新。一九一七年生于高密县西注沟村。少年时家境较困难，十一岁丧母，入水西村培英小学读书，寄居在其父朋友家中。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异。校内有的学生恃强欺弱，志一总是好抱打不平，表现出主持正义抑强扶弱的性格。“九一八”事变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常仇恨，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以雄壮的声调齐唱爱国歌曲《打倒列强》、《国耻歌》等。
一九三三年，志一小学毕业后，不顾家人阻拦，毅然奔赴济南，考入北坦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后改为山东省立济南乡村师范）。当时，他爱国忧民，同情贫苦群众．有一次，路遇母子二人无钱买票乘车，遂解囊相助。志一在济学习仅半年，因经济困难辍学回家。
志一在家事继母甚孝，母病时，亲自煎药侍奉，尽心竭力。对穷苦邻居和病残的劳动者，甚为同情，常以家中粮钱食物等相馈赠，在乡里受到群众的好评。
一九三五年，志一求学心切，考入诸城简易乡村师范。当时，东北同胞在日寇统治下陷入水火，灾难深重，校内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志一主动参加，并任主讲。他仇恨满腔，抗敌心切，讲演有声有色，激动人心。他常振臂高呼：中华儿女当勇赴国难，为国捐躯。听者热烈鼓掌致意。
志一很敬仰我国新文化的旗手、革命的闯将—鲁迅先生，对先生著作爱不释手，从中受到很大教益。他常说：鲁迅先生的笔像利刃，专制敌人的心脏；像火炬，驱逐黑暗，照亮劳苦大众前进的道路。但是，他对当时另一位文化“名人”一胡适，则极为不齿，常骂胡适是奴才。可见其爱憎界限是非常分明的。由于他仰慕鲁迅先生，故一九三六年秋，当鲁迅先生逝世时，他十分沉痛，常对相识者说：中国革命战线上失去了一员巨将！
志一热心参与社会活动，不辞劳苦。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他与许多爱国同学一起投入救亡运动。他们奔向街头、集市，以充沛的爱国热忱，恳切的抗日言辞，宣传抗日，使不少听众颔首称赞。
同年冬，诸城简易乡师因日寇入侵而被迫解散。志一返回家乡，继续与进步青年们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着手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是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共诸城县委员会，由志一同志任书记，周彦桥任组织部长（后叛变），曹湧涛任干事，刘力一任宣传部长，王圣舆任统战部长兼青年部长。同时，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任命志一同志为该支队诸城独立营政治处主任，委任牛孔硕（党外人士，后叛变）为营长，王圣舆为八路军驻诸城办事处主任。中共诸坡县委及独立营建成后，志一同志即奉命率所属人员十余名，经莒（县）、诸（城）边界，穿过马耳山麓，到达诸城东南山区石河头村（属诸城六区），公开举起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诸城独立营的旗帜，着手开展建党、建军工作。当时，诸城县城及许多重要村镇为日伪占领，并建立了一些据点。但志一同志率领部属，依靠群众，辗转各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使诸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迅速发展。
同年十一月，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员刘勇率部到达诸（城），胶（县）边界，司令部驻诸城六区圈里村。诸城独立营距二支队司令部不远，志一主动前往接洽，在二支队的支持协助下，独立营加强了实战训练，军事素质迅即提高，曾一鼓作气配合二支队袭击了朱解、瓦店、林家村等敌伪据点，严重地打击了伪军胡大朝部。十二月，又随二支队（已属八路军山东纵队）进驻东南沿海泊里镇地区，并曾以土炮驱逐了陈家滿海口外的敌汽艇，占领了大场、小场。仅五个月，独立营即发展到四个连五百余人。
一九三九年春，诸城独立营升级，编为二支队主力。不久，二支队又奉命西上。中共诸城县委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诸城后方留守处（后称办事处）名义，留驻泊里镇，在中共鲁东南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建党、建军工作。先后在所属各区建立了区委会组织，当时，六区区委书记钟子传，五区区委书记刘步云（后牺牲），诸北中心区委（包括诸城二区、七区及高密八区等地）书记赵力民，委员曹湧涛、孙铁民。各区都发展了一些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特别是五区，发展党员近百名，四区发展党员四十多名。在不少村庄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和小组。另外还发展了若干与县委、区委直接联系的个别党员。与此同时，县委又以五区为群众工作点，在这里不仅建立了青年、妇女组织，而且建立了自卫团，群众抗日救亡工作相当活跃。县委还先后多次选派党员、青年、妇女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干校和中共鲁东南特委党训班、干训班去学习，为党、政、军等各条战线输送了不少骨干力量。
诸城县委当时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效，独立营驻泊里时，团结了国民党军张希贤部。一九三九年该部对诸城县委起了保护作用，后张希贤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的军队。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曾在诸城高戈庄召开过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我八路军代表、当地自卫团、部队和国民党县政府代表梁钟廷等都参加了。与会人员数千名，国共双方都讲了话，呈现出一派团结抗日救亡的气氛。
同年四、五月间，志一奉命调至地委农民协会工作。一九四O年初，农协会举办了群众工作训练班，志一同志负责为学员讲课。由于他领会党的政策深，口才好，能联系实际，讲得生动透彻，颇受学员们赞扬。有一次在地委驻地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国民党地方军许树声部与我八路军闹摩擦。志一同志曾代表农民讲话，反复阐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枪口一致对外，抗战到底”的道理，与会人员都反映讲得好，印象深，对他深表钦佩。
志一同志的家乡注沟一带，一直为贯匪、汉奸头子张步云所盘踞，他家屡遭张匪的迫害和勒索。但志一同志毫不动摇，始终坚持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大年三十，他回家探亲，为防避村内坏人发觉，直到夜深人静时才潜行回家过年。正月初二又离别亲人，奔走抗战。有一次，他到小张戈庄托人回家拿书，遭敌人岗哨尾追，险被捕去。一九三九年春节之夜，他再次秘密回家，曾嘱告其妻子说：“如果敌人再来盘找，就说我已经在外面死了。……”志一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抗日救亡事业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使人感佩。
一九三九年秋至—九四O年间，鲁东南地区在肃托工作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志一同志于一九四O年夏含冤罹难，年仅二十三岁。
一九五O年，中共胶州地委遵照山东分局一九四二年五月《关于总结全山东锄奸工作的决定》精神，报请上级批准，为乔志一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乔志一烈士英名不朽，精神常在！
—秦鸿钧烈士传略
翟作君王蕙炎
秦鸿钧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白区坚持秘密电台的报务工作，不畏艰险，埋头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幸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秦鸿钧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三十八岁。秦鸿钧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但他那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永垂青史，光照后人。
秦鸿钧，原名秦相猷，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世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住在一座破庙里，靠看管庙堂，租种庙上的田地过活。因此，秦鸿钧直到十岁那年由他
伯父资助，才读了几年私塾。以后，他便帮助家里劳动，还给地主打短工，以便挣几个钱糊口。由于他自己的悲惨遭遇，使他深感旧社会的不平。同时，他也非常痛恨封建迷信的束缚。有一次，他村里的几位青年一起，敲掉了庙里的菩萨。
一九二六年，秦鸿钧在家乡，同地下党领导人徐湘南和本村的贺伯珍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经葛德孚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之后，秦鸿钧坚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莒沂两县农民运动，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农民运动遭到失败。秦鸿钧跑到外地周旋，一九三一年从广东返回沂南，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不幸被捕入狱，转解数县，受尽酷刑。正在危急之时，家里想尽办法，变卖了家产，又向亲友借了三百块大洋，另外又备了烟土等实物，送给了县衙门，才将他赎出，得免于难。秦鸿钧出狱后，创伤未愈，又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当时，家里人曾经非议他：“你干革命弄得倾家荡产，父亲也连吓带气得了重病去世，自己也险些丧命，怎么还要干呢？”尽管这样，秦鸿钧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却毫不动摇。
一九三二年，秦鸿钧与沂南区党组织正式接上关系，并成为沂南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使沂南区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秦鸿钧不仅是沂南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同时又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联络员。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各村下达上级的指示、通知，传送红军的胜利捷报和标语、传单。
一九三三年七月，由于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沂水县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县委委员王光华同志到沂南区领导并筹备组建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营救县委被捕的同志。为了安全，秦鸿钧把王光华隐藏在家中，经王光华与沂北区委的陈善等同志联系，确定了一些有关问题。随后，南区武装三十余人在秦鸿钧等同志的领导下，从姚店子镇向沂蒙山区进发。经过一夜行军，队伍到达了诸葛以西，和北区武装汇合，并由陈善做向导，登上了著名的枫山。不料，被地主武装发现，队部被迫退至山下。为了保存力量，南北两区的武装力：量化整为零，等候县委指示。这时，部分南区的领导和县委的同志一起。到了秦鸿钧同志家。就在他家，县委和沂南区的同志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鉴于省委已被破坏，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遂决定暂时离开家乡，分头去找上级党组织。于是，秦鸿钧，刘翔鸥先后到了青岛。为了应付敌人查户口，他俩不得不经常一面挪换住所，一面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后来，秦鸿钧同志终于通过其幼年的同学、时任地下交通员的贺伯珍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七年春，党组织派秦鸿钧去苏联学习电台通讯技术，并交待半年完成学习任务回国。秦鸿钧听到将到列宁的国家—苏联去学习，心中感到无限幸福和兴奋。他根据组织上的指示，携带了极简单的行装，经东北去苏联。当时的东北已沦为伪满洲国，完全在日伪控制之下。因此，秦鸿钧不得不白天隐蔽，夜晚行走，克服了重重险阻，战胜了各种困难，终于越过了边境，到达了苏联。
秦鸿钧为了完成党交给的通讯任务，在技术上还得排除由于机器破旧而造成的障碍。韩慧如回忆说：“当时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那密不通风的阁楼里不安地来回走动，几个钟点，甚至是整个晚上。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机器发生了故障，电台接不通了。”因为电台每天要拆装，工作时把它装起来，工作结束后又要把它拆开藏好，机器零件都是些破旧货，天天拆装就更易损坏，产生故障。每逢遇到样种情况，秦鸿钧总是细心思考，反复琢磨，直至把故障排除，才肯罢休。
由于工作的劳累，秦鸿钧一天天消瘦了。韩慧如很担心他的身体，有时爬上阁楼劝他合一会眼，休息一会再继续工作。可是，秦鸿钧总是对她说：“你白天还要上班，赶快下去休息。晚上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来打扰我了。”
一
在大连，临时租了一个马棚住了二十多天，未发现有敌人跟踪的情况。于是，秦鸿钧一家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大连，到了哈尔滨后，先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第二天，秦鸿钧即买了一只小红箱子（这是接头暗号）。他手提小红箱子转了几天，也未能找到党的组织。后来，从一位山东老乡的口里，偶尔发现了线索。山东老乡讲：“我在这里混了好几年还是穷光蛋。山东老乡在关外大多数没有混好。只有姓贺的在这里混得还可以，他在道外顾乡屯开了三间门面的杂粮店，他算是来到东北发了财。”秦鸿钧一听姓贺的，估计可能是他的老战友贺伯珍。贺伯珍也曾在苏联学习过电台技术，回国后就留在哈尔滨搞地下电台工作。秦鸿钧赴苏学习，也是通过他的介绍第二天一早，秦鸿钧就来到了道外顾乡屯，在“公和成”杂粮店见到了贺伯珍，两人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公和成杂粮店是为了掩护党的地下电台而开设的，贺伯珍就是杂粮店的“老板”。秦鸿钧就当了杂粮店的“伙计”。他全家就在道外农村租了一间草房住了下来。
秦鸿钧白天要拉着车子、背着麻袋给人家送粮，回来要劈柴烧水，晚上还要和贺伯珍同志一起搞电台工作，的确很劳累。但他对此毫不介意，为党为革命积极工作着。日寇对伪满洲国的控制非常严密，实行什么“爱护村”“大检举”“保甲连坐”等措施，并加强汉奸特务组织，破坏抗日工作，迫害我地下工作者和各界爱国者，特别是对外来人员的检查更为严格所以，敌人始终没有放松过对新搬来的“学徒”秦鸿钧一家的严密审查和盘问。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秘密工作，要特别细心、谨慎，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疏忽。有一次，秦鸿钧发现韩慧如在外边上厕所时用了手纸，他便马上加以制止。因为当地老百姓，大便都不用手纸，而是用高粱秆代替手纸。如果不注意，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怀疑。
一九四○年五月，党组织通知秦鸿钧立即返回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二
一九四○年初夏，秦鸿钧带领全家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一幢旧式楼房的二层楼住了下来．当时党组织决定由秦鸿钧架设新的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电台与对方未能接通。这时，正好碰到了在苏北解放区搞电台工作的纪刚同志。秦鸿钧就将电台工作发生的问题告诉了他，纪刚又把这一情况转告了当时苏北新四军负责人杨帆同志。杨帆决定秦鸿钧去苏北工作。秦鸿钧遂于一九四O年夏秋之交，离沪赴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地区。工作了两个月后，他又奉命回上海。临行时，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秦鸿钧同志，请转告上海的同志，感谢他们对解放区工作的支援。这里有一份极重要的文件，请你务必带回上海，交给地下党的领导。”秦鸿钧带着这份文件，搭上了一条贩猪的货船返沪。途中遇到海盗，秦鸿钧设法躲过了海盗的搜查，保证了文件的安全。此后，秦鸿钧曾三次扮作商人，往返解放区传送情报。同时，秦鸿钧同志在上海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新的地下电台架设起来，保证了上下联系的畅通。
随着形势的发展，电台的任务更加繁重了，秦鸿钧的工作越来越劳累，组织上便决定让秦鸿钧装成一个“失业者”，以便白天可以在家休息，搞些家务，买菜、烧饭、洗衣服、带孩子，晚上能集中精力搞好电台工作。
至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蒋家王朝已面临覆灭的绝境。这时，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对我地下工作者加强了侦捕活动。十一月，李白同志的电台被敌人破坏，李白同志被捕。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长胜同志即将此情况告诉了秦鸿钧，并指示他要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提高警惕，防止电台再受损失。当时，秦鸿钧负责的电台既要配合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又要配合“百万雄师渡大江”和解放上海的战斗。他完全忘记了疲劳，抛开了个人的安危，一心扑在工作上。对于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深夜十一时，秦鸿钧像往常一样，征小阁楼里工作。韩慧如在二楼的窗台上观察外面的动静。突然，楼下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韩慧如心中一惊，马上向阁楼发出警报。秦鸿钧听到警报之后，不慌不忙地发出最后一组告急电报，通知对方停止发报，并随手拆坏了机器，烧毁了刚收下的密电稿。霎时，十几个特务站到了他的面前，秦鸿钧面对嚎叫的敌人，泰然自若，向敌人投去了蔑视的目光，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革命气概。他和夫人韩慧如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投进监狱。
国民党上海市警备部队第二大队特刑庭，对秦鸿钧进行了秘密审讯。秦鸿钧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迫利诱，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吐真情。后来，敌人故意安排了他们夫妇见面的机会，企图从他们会面中获得一点情报。但是，敌人的阴谋失败了，便疯狂地对秦鸿钧加施酷刑。他被扒去身上的衣服，捆在老虎凳上，一块块加砖，直至两条腿骨全被折断。敌人又提来辣椒水，往秦鸿钧的鼻孔里灌，使他的肺部受了重伤。可是，敌人仍然没得到半点口供，只好将秦鸿钧转解到上海四川北路伪警备司令部．在这里，敌人又耍了一个花招，由一个匪徒假扮囚犯，想从秦鸿钧口中套出点情况，但是秦鸿钧洞察奸计，始终缄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蒋匪帮特务头子毛森决定对秦鸿钧下毒手。这一天，秦鸿钧和李白、张困斋等十二位难友被提出监狱，用汽车拉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枪杀了。十二位烈士在就义前，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悲壮的歌声，高昂的口号，冲破了黑夜，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秦鸿钧烈士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五周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鼓舞着我们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本文原载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一九八三年五月出版的《党史人物研究》。编入本书时作了较大的压缩和修改。）
—石景芳烈士传略
无棣县党史办
石景芳同志，又名石玉琮，无棣县刘丰台村人，一九一二年生，自幼读书，高中肄业。一九三五年从事教学工作，一九三七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无棣县工委书记、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冀鲁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冀鲁边区一专署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农历五月初六）在东光县柳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岁。
石景芳在学生时期就爱憎分明，富有革命精神。一九二八年，他考入无棣县立第二高小读书。同学中有城里张、吴、郭三家恶霸子弟，他们经常合伙欺侮乡下来的穷学生。多数乡下农民出身的学生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坚持学习。石景芳入学后，对这种现象十分气愤，他把乡下来的穷学生组织起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把这些恶霸子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打击了恶霸地主子弟仗势欺人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正气。从此，那些恶霸子弟，再也不敢随便欺侮穷学生了。
一九三○年夏，石景芳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中学（惠民）初中部十级二班。一九三三年夏，升入本校高中部四级。此间，他阅读了部分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经常在同学们中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当时的反动政府的暴政和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使学校当局惊恐万状，坐立不安。当时，学校里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石景芳是自治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一九三四年初，校长冯培元将政府拨给学校修图书楼的一笔巨款捞入私囊。当时，在校学生每人每年要交一元钱的预偿费，年底如无损坏公物现象，再退还本人。这时，学校突然贴出布告，宣布不退还预偿费。石景芳利用这两件事，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动学生与学校当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组织学生罢课，向省教育厅发电报，要求校长下台，退还贪污款项，终于迫使反动校长低头认罪。但是，国民党惠民县长赵振泉得知此事后，派兵包围了学校，把石景芳等六十三名学生抓去拘留。
学校当局有恃无恐，立即宣布把这六十三名学生开除学籍。这次学潮，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石景芳被开除后，又考入北平宏达中学。一九三五年，日寇侵华形势日趋紧张，石景芳被迫退学回乡。
石景芳回乡后，在本县吴店、小山等村任短期小学教员。他利用教书先生的公开身份，联络进步青年，串连革命师生，编写革命歌曲，印发抗日传单，奔走全县，遍播革命火种，呼吁广大人民起来抗日救国。一九三六年，他与关星甫、于梅仙、丁涌生、徐尚武等人在刘丰台村组织了“友谊读书会”，会员发展到八十多人，有进步书刊四百多册。参加读书会的成员普遍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教育，后来有不少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部分人参加了冀鲁边区抗日部队—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其中不少的人成了这支抗日武装中的骨干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二月，石景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壮大了我县党的力量。“七·七”事变前夕，他不顾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与关星甫、冯景思等人组织起了“无棣县抗日救亡会”，会员发展到八百多人，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一九三七年八月，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鲁北特委的领导下，石景芳和关星甫等主动与津南特委领导的党员冯景恩、于梅仙取得了联系，成立了“中共无棣县工作委员会”，石景芳同志任宣传委员。不久，经上级正式批准，任命石景芳同志为无棣县工委书记。在这期间，石景芳同志与其他工委成员一起，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编印了刊物《斗争》，以教育党员和知识青年。
一九三七年秋末，日寇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国民党无棣县政府闻风而逃。一些汉奸势力借混乱之机组织起维持会，准备迎接日寇。他们派出差役，到处征粮征款，经常抓派官车。群众怨声载道，怒火满腔。一天，汉奸王延亭派人到水湾一带催逼群众出官车。共产党员张荣亭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找到石景芳同志商量对策。石景芳同志当即决定：以武力拦截这批官车。他借了两条破枪，与张荣亭同志一起骑车到了洼杨家村后埋伏起来。等十多辆马车来到包围圈内时，他们当即开枪射击，四个押车的差役吓得屁滚尿流，夹着尾巴逃走了。十多辆大车也返回家中。这一举动，打响了我县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石景芳同志在任无棣县工委书记期间，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他利用从国民党县政府截取的教育经费，买了几十条枪，组织了四十余人的武装部队，在无棣西部与敌伪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冀鲁边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时，他带领这批武装力量参加了救国军，壮大了革命队伍，增强了抗日力量，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一九三八年八月，石景芳同志调任河北省东光县县长。在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他向与会人员宣讲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等光辉文献，揭露和痛斥了日寇的侵华罪行，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口号，吹响了东光县“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战斗号角。
东光县西靠运河和津浦铁路；南有顽固派张国基的“二路”，盘踞在吴桥、梁集一带，国民党以此为依托，成立了几个县的“二政权”；东光县境内有李文成的“二旅”驻防，横行霸道，欺压人民，贩毒走私，危害人民利益；还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在拉山头，扩充自己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树立起抗日的旗帜，争取群众，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靠正确的政策，模范的行动。因此，石景芳同志亲自带领一些干部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面积极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扩建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一面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顽固势力。他有时拜访进步的上层人士，有时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向他们指出只有坚持抗战才有出路。他敢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伸张正义，成为执行统战政策的模范，深得东光抗日军民的赞扬和爱戴。由于他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终于把国民党地方武装东光二旅争取过来，改编为一支人民的军队。
石景芳同志在东光期间，还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公路，站岗放哨，反资敌通敌。在一望无际的边区平原上，挖成了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限制了敌人快速部队的活动，为我抗日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方便。他还不断地动员群众埋粮填井，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敌人的频繁“扫荡”。他还经常组织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日伪汉奸，镇压敌特，并组织了两面政权对付敌人。在石景芳同志的领导下，东光县很快成了一个有初步基础的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石景芳同志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冀鲁边区一专署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时，按照冀南、鲁中、晋冀鲁豫等边区的政策法令，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推行进步政策达三百多条，被评为推行政策法令的模范。一九四二年，冀鲁边区党组织每逢贯彻一项新政策时，总是先在他领导的一分区试行后，再行推广。因此，当时他享有“模范专员”的称号。
石景芳同志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他任专员期间，无棣县的伪六旅头子张子良曾去信劝降。他坚定如山，当即将信撕碎，并回信怒斥了张子良的无耻行径。在冀鲁边区，他对邢仁甫大搞反党宗派和地方主义甚为反感，经常在干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恶劣行径。一九四三年六月，邢仁甫叛变投敌。事实证明，石景芳同志的政治敏感性是强的，是有远见的。
石景芳同志不仅自己投身于革命，在他的影响下，他父亲也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大哥石景纯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子一九三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全家成了一个团结抗日的革命集体。他的故乡刘丰台村，在他的影响下，也有几十人参加了抗日部队，并被称为“八路村”。
抗日战争期间，他全家八口人抛家舍业，转移到了冀鲁边区，随部队活动在庆云、盐山、东光一带，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家乡。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侵华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亲率五万兵力，对冀中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十九日拂晓，日寇集结重兵分四路包围了我一专署、一地委驻地大单家。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石景芳同志决定立即率部突围转移。但是，由于四周全被敌人占领，敌人强大的火力已封锁住各个交通要道。我部突围未成，只好顺原路边打边撤。在撒至寺后杨村附近时，石景芳同志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就走，他却对孙国栋说：“别管我！去指挥部队！”石景芳同志忍着剧痛，继续组织机关、连队转移突围。这时，从寺后杨村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敌人两面夹击，枪声像刮风一样响个不停。当我部队突围至赵家柳林村东时，又被敌人重重包围，被压缩在一开阔地上。这时，我军已大部牺牲，子弹也几乎打光了。敌人端着枪号叫着冲上来，石景芳指挥同志们在开阔地的一个松树坟场中，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使用短枪的干部们，拾起砖头向敌人砸去，战士们的刺刀拼弯了，又用枪托砸……经过一场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石景芳与其他同志一起全部壮烈牺牲。
石景芳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伟大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生的伟大，死得壮烈。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战斗英雄苏殿秀
宁津县民政局
苏殿秀，诨号“苏豁子”，在对敌作战中，英勇顽强，敢打敢拼，荣立过特等功和一等功，被渤海一分区和师部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河南商丘县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献身，时年二十八岁。
苏殿秀，一九一九年生于宁津县常洼乡仲伍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自幼丧母，由奶奶抚养，奶奶对他不娇不惯，使他从小养成了刚直倔强的性格。他十岁那年，入本村小学读书，读完初小后，因家境困难无力升高小，准备退学，在刘寿山老师的挽留和帮助下，才读完了高小。刘老师是一位共产党员，在学校以老师这个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刘老师看到苏殿秀接受革命思想较快，年龄也较大，遂把他留在学校，协助自己做一些革命工作，如散发传单、递送情报、张贴标语等。在刘老师的培养教育下，苏殿秀思想进步很快，工作积极认真，遂于一九三八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苏殿秀已经十九岁，与一般同学相比，年龄较大，如果继续留校从事革命活动，容易暴露。因此，组织上安排他到杨盘街（当时属宁津县，后归乐陵）一个车子铺里去学徒工。这个车子铺是党的秘密联终点，苏殿秀在这里以学徒做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三九年，口寇侵占宁津县城。在日寇和伪军的控制下，党的活动越来越困难。苏殿秀的活动也已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同年夏季，苏殿秀由组织安排参加了宁津县二区区队，任手枪班班长。从此，他带领手枪班，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打伏击、拔据点，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敌人不得安宁。一天傍晚，苏殿秀正走在李家镇南的公路上，忽然看到魏家庵据点的伪军小队长李华太（李家镇人），骑着自行车回家。苏殿秀当即隐蔽起来。等李华太走进手枪射程之内时，突然开火，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这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坏蛋，一头扎在了公路上，即刻毙命。苏殿秀将他踢到一旁，骑上自行车，飞快地撤离了公路。相隔不久，苏殿秀又连续除掉了石黑和扬盘据点的伪军队长。从此，“苏豁子”：的名望，在全县越来越高。“苏豁子”这个名字，使敌人心惊胆战，使人民群众增添信心和力量。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苏殿秀和张玉林等十几个区队员，冒着酷暑，埋伏在从张学武据点去仲伍街途中的青纱帐里，等待着日伪军的到来。
鬼子小队长集结了位家庵、灶集两个据点的日伪军一百多人，在下午三点多钟，从张学武据点出发，奔向仲伍街，妄图一举歼灭我县大队。鬼子小队长骑在马上得意洋洋地指挥着队伍向前行进。当他们走到距仲伍街还有二里多路的后刘村西，时，路两旁的青纱怅里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怆声，两个前哨敌兵应声倒地，吓得敌人卧倒在地上不敢妄动，几分钟后，鬼子小队长才命令伪军们开枪还击。苏殿秀他们十多人坚持了一二十分钟……一些敌人被打死打伤，然后，迅速撤离。当鬼子进了仲伍街时，我县大队早已无影无踪了。
一九四三年春，苏殿秀同志调三区区队任手枪班班。同年夏季的一天，苏殿秀和区长李肇兴到张旭庄去进行群众工作，因天色已晚就住在群众家里，不料被敌特告密。第二天凌晨，孟集据点的敌人包围了张旭庄。
区长和苏殿秀同志，被墙外的脚步声惊醒，急忙穿上衣服出来一看，发现敌人已布置了岗哨。他们二人立即回来研究对策。
这时，一个伪军猛地闯了进来，一见“苏豁子”，吓得他“哇”的一声，扭头就跑。苏、李二人也不便开枪。苏殿秀果断地说：“区长，跟我冲！”苏殿秀、李肇兴二人一前一后冲出门外。这时，已被村内的敌人发现，十几个敌人一齐向他俩开．枪，李肇兴同志在后面不幸中弹。苏殿秀一人钻进了青纱帐内，跑出有半里远，回头一看，区长没有跟上来，他心里十分焦急，便马上从另一方向绕进村去营救区长。刚进村，就看到两个伪军用门板抬着李区长，向公路上走去。浑身是胆的苏殿秀同志，看到只有两个伪军，便举枪打死了一个伪军。另一个拼命逃窜。这时在村内坐镇的伪军小队长和几个伪军，一齐向他围来。苏殿秀被迫撤到村西头一个户家。几个伪军包围了这所房子。伪军小队长歇斯底里地喊着：“抓活的！抓活的！谁抓住苏豁子皇军有赏！”
苏殿秀同志想：房西边是个苇塘，苇子已经长得很高了，只要钻进苇塘，还能和敌人拼杀一阵子。于是，他纵身翻过墙去，不料腿骨被摔断，不能动弹了。苏殿秀同志就这样落入敌手。伪小队长派了八个伪军，抬着苏殿秀和李区长，向孟集据点行进。李区长因伤势严重，走到半路就牺牲了。孟集据点上的鬼子汉奸，捉到了大名鼎鼎的“苏豁子”，有说不出的高兴，认为可以在上司面前请功受赏了。于是，便立即报告了宁津宪兵队。宪兵队听说抓到了“苏豁子”，立即派了四十多名伪军把苏殿秀从孟集据点押解到宁津，投入监狱。苏殿秀同志被捕后，我县政府极为关怀，想了许多办法，买通了一名翻译，才把他救了出来。苏殿秀同志出狱后，通过几个月的治疗和锻炼，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了部队。一九四三年秋后，苏殿秀同志调到县大队工作，任一连一排排长。这时，全县的斗争巳转入重点进攻，拔除敌人的岗楼和据点。苏殿秀指挥全排，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秋，宁津县大队改编为十七团，苏殿秀任一连连长。县大队受编后，在渤海一军分区的领导下，转战到南皮、泊镇一带，收拾日寇残敌。苏殿秀连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十七团的一个“尖刀连”。
同年八月，南皮周围的几个县城都已解放，只有南皮县城敌人还在顽固死守。伪县大队长张福臣，把南皮的四个城门关闭了三个，扯起吊桥长期不放，只留下西门，以备在紧急情况下往泊镇逃窜。我军分区领导考虑，南皮县城如不尽快拔除，就不利于我军攻打铁路沿线的敌人。为此，军分区决定，集中力量攻打南皮县城，命苏殿秀连担任主攻。
苏殿秀为完成战斗任务，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都被敌人密集的火力顶了回来。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尽快地拿下西门，泊镇的敌人一接应，我们就会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他毅然端起机枪，带领部队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不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苏殿秀的右臂，鲜血顺着胳膊直往下淌。卫生员苏景堂建议苏．殿秀马上退出战场，苏殿秀坚定地说：“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阵地，赶快给我包扎好。”
部队很快靠近了城门，机枪不能发挥作用了。苏殿秀就用左手握着匣枪，带领战士继续冲杀。这时，城门已被我炮弹炸开。苏殿秀带领战士迅速冲进了南皮县城，一直杀到鬼子的“总部”，鬼子都跑光了，活捉了汉奸大队长张福臣。从此，南皮县城宣告解放。
收复南皮后，军分区司令部住在南霞口附近的一个村庄。南霞口据点的伪小队长姓郝，因他和伪大队长有矛盾，所以没有撤走。军分区领导分析认为郝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遂决定由苏殿秀和警卫班长刘春垡同志去执行这一任务。苏殿秀和刘春垡二人，换上了农民衣裳，藏好了信件和手枪，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南霞口据点。据点的大门紧闭着，有十几个伪军在门楼上守卫。苏殿秀大声对他们说：“我们从沧县来，有重要信件要面交郝队长。”郝得报后，亲自登上门楼，看到只有苏、刘，就叫守卫开开大门让苏、刘进了据点。进了据点以后，苏殿秀就把劝降书交给了郝队长。郝一见劝降书，额角上就渗出了汗珠。苏见郝犹豫不决，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姓苏，是从渤海军分区司令部来的，请郝队长早拿定主意。日寇已经投降，沧县不久也要解放，我们都是中国人，弃暗投明是唯一出路。"他接着说：“郝队长，今天的事情不容迟疑，何去何从，你要当机立断，否则，将后悔不及！我们欢迎你回到人民的怀抱。”郝队长眼看着大势已去，也寻思若得找条出路，便说：“苏同志，给你手枪，你们先走，我带着兄弟们随后就至！”这样未费一枪一弹，便收复了南霞口据点，四十多名伪军在郝队长的率领下参加了人民军队。
一九四六年春节，渤海。分区在桑园镇召开庆功大会，苏殿秀同志荣立一等功，并被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侵吞抗战的胜利果实，蠢蠢欲动，积极准备进行全面内战。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撕毁停战协定，以二十，余万人的优势兵力分数路进犯我中原解放区，并以此为起点，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内战爆发。我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号召，紧急动员起来，英勇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七月，十七团被改编为三野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七团，此时，苏殿秀任该团一营代理营长。不久该团奉命南下，奔赴胶济路沿线，投入了解放战争。苏殿秀指挥所部首先投入了攻打明水（章丘县）的战斗。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苏殿秀同志按照上级的意图，指挥得力，战士们奋勇杀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共消灭敌军两千多人，缴获重机枪十一挺，榴弹炮三门、步枪两千余支。在邹平战斗中，苏殿秀所在的一营官兵三天三夜没下火线，坚持到胜利；在解放泰安城的战斗中，苏殿秀指挥全营，强行攻下敌人重兵防守的南门，使我军长驱直入攻占了泰安城。
后来师部召开庆功大会，一营被评为“模范营”，苏殿秀同志荣立特等功，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间，二十九师奉命调往鱼台县。苏殿秀所部参加了围剿守敌一个团的战斗。在战斗中，苏殿秀同志指挥全营冲锋陷阵，并亲自带领一个连冲进了鱼台县城，占领了敌团部。在一间房子里，发现堆满了银元，苏殿秀命令立即上缴。这批银元，解决了我军的许多困难，为此，二十九师司令部给一营荣记“集体一等功”。
同年十月，十纵队深入河南追歼国民党溃军。下旬，部队到达商丘县境。这里有汤恩伯、王仲廉部残匪以及国民党的杂牌军等约近万人，纠合在一起与我军对垒。十纵队在商丘县内迂回战斗了十余天后，接到上级指示，立即撤回山东待命。十一月八日我军开始撤退，八十七团负责断后，一营走在最后边。当我军撤到商丘县朱家集车站时，狡猾的敌人，拦腰截断了我们的队伍。整个一营落人丁敌人的重兵包围圈内。苏殿秀同志率领一营与敌人拼命搏斗，从早晨八时，一直战到中午，在寡不敌众的严重情况下，多次突围都没有成功，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当天下午，部队又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苏殿秀同志的左臂已经负伤，腹部又被敌人横刺了一刀，肚皮裂开一道口子。
苏殿秀同志忍着疼痛，受伤的左手紧抓住肚皮，防止肠子淌出来，右手举着匣枪，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师郎的蒋卫班长小刘看到苏殿秀的嘴角流出了鲜血，便父切地劝苏殿秀快下火线。苏殿秀坚定地说：“不要管我！继续往前冲杀”。突然，敌军坦克急驶而来，将苏殿秀同志轧在下面，夺走了“战斗英雄”苏殿秀同志的宝贵生命。
苏殿秀同志为了革命习事业，为了解放全中国，壮烈地牺牲了，但他那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苏殿秀同志永垂不朽！
—孙清野烈士传略
王新民王学苏刁洪远刘奉霖
孙清野烈士，于一九三六至一九四四年，曾在冀鲁边区领导抗日游击战，先后担任清河军区四地委委员，阳信县委第三任县委书记、工委书记、游击队政委等职。一九四四年正月初三，在庆云县王高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五岁。
孙清野，原名孙全祥，化名李风山，代号“844”，简称“四哥”。一九一九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于阳信县小孙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其父孙崇德，见清野年少有志，便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盼望他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孙清野六岁入私塾读书，后转入学堂，十四岁高小毕业，十五岁考入省立惠民乡师。在乡师期间，他结交了一些进步同学，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三六年，孙清野在乡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孙清野遵照党的指示，组织学生宣传抗日。他与好友高小木秘密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宣传小组。孙清野负责组稿、刻印。白天，他们把印好的传单藏在房顶的瓦底下，夜间到城里张贴。每逢集日，就化装成赶集的，在人群里散发传单。不久，惠城内外便轰动了。人们私下议论说：城里来了共产党，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打日本救中国。
消息传到学校，学校当局十分惊恐。他们不准学生谈论国事，不准宣传抗日，胡说什么学生只有读书才能救国。一天，国民党警备队闯进学校进行搜查，由于一个学生告密，孙清野藏在瓦底下的传单和印刷工具都被查抄了。当这伙匪徒继续查人时，孙清野和高小木早巳安全脱险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节节败退，日寇很快侵占了华北。上级党指示孙清野，要千方百计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一天，孙清野到惠城东关高小木家中，和高小木一起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研究组织抗日武装。孙清野早知道高小木家中有枪，就有意地说话启示高小木。他说：“光靠宣传是打不垮东洋鬼子的，必须组织自己的武装，可是，到哪里去弄枪呢？”高小木听后并没有多大反应，只是望着远处的蓝天沉思。
高小木的父亲高惠川是惠城有名的商人。他一手经营着五个杂货铺，成为当地家业较大的富户。为了看家护院，购买了二十支汉阳造步枪。高小木反复想了许久，转过身来对孙清野说：“我家收藏着二十支汉阳造步枪，咱就借用吧！”清野听了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商定由孙清野出面做工作。高惠川爱国心重，民族气节高尚。他听了孙清野借用枪支组织抗日武装的陈述，对其抗日救国的热诚十分钦佩，当即慷慨答应，并赞道：“清野年少有志，乃中华民族之希望。对你的大志，我当尽全力支持，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就这样，高惠川献出了看家护院的二十支步枪，还捐助了部分现款。
孙清野、高小木第一步工作计划圆满完成了，随即，与流坡呜乡农学校校长王道合相结合，以进步青年学生为主，组成了一支抗日游击队，高小木任队长，孙清野任指导员。这支只有四十多人二十支枪的队伍，是冀鲁边区最早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孙清野根据这一情况，定好了瓦解敌人的计划，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上级同意了他的计划后，他便把高惠川（时为专署议员）找来商量，请求高惠川引见张立茂。高惠川犹豫了许久说：“走的道路不同，恐怕不念旧情了。”孙清野说：“张立茂还没有坏到那个地步，再说，我们刚杀了三个铁杆汉奸，这对他震动很大，他就是不降，也不会翻脸不认人吧！”
高惠川深知孙清野胆大心细，智过人，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便同意引见张立茂。时值一九四二年的秋天，高惠川一身阔商老板装束，孙清野扮作教书先生模样，二人沿小路向沾城据点走去。张立茂全副武装接见了高惠川和孙清野。一见面，高惠川就介绍说：“这
是我的朋友，教书先生四哥。”张立茂看到陌生的孙清野仪表不凡，心情有点紧张。高惠州和他谈了几句生意经后，便直截当地说：“立茂弟，今日我亲登贵府，是想救老弟一命来的，带我来的是清河军区四地委委员孙清野。”张立茂一听，旋即掏出手枪．摆出决战的架势。高惠川急忙用身子挡住了孙清野。孙清野却非常镇静，爽朗地笑道：“堂堂大队长，望着两个乎无寸铁的人，害什么怕？”。空气慢慢地缓和下来，清野耐心地向他讲了抗日战争的前途，中恳地给他指明了出路最后，他说：“你虽然干了伪军大队长，目前还没有犯下大罪恶，今后如何，全由你个人选择，我恳切希望你不要做遗臭万年的汉奸。”张立茂深受感动，他表示今后一定为抗门救国出力，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后来，他果然带领两个伪军中队，投靠了抗日游击队。
同年，孙清野又通过劳丕显的关系做了新民会会长张京春的工作。这天，张京春的奶奶做生日，鬼子和伪军挤在院子里吃喝庆寿，还雇了民间艺人在说书。正当张京春忙里忙外，迎来送往时，劳丕显领着孙清野进来了。张京春一看，十分慌张。但因劳丕显和张京春的父亲是至交，张京春只好硬着头皮把劳丕显和孙清野让进后院。孙清野望着魂不附体的张京春说：“我知道你也是穷人，是卖兵卖到汉奸队的，卖了人，可不能卖了中国人的良心，今后只要你不给鬼子卖力，我们保证你的安全。"张京春连声说道：“那是那是，小人不敢。你们只要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孙清野和劳丕显在张京春家住了一天一夜，终于把张京春争取过来。后来，张京春给游击队送了不少重要情报。
此外，孙清野还通过孙耀清的关系做了国民党第五旅特务营营长孙玉斋的工作，并让孙玉斋到抗日根据地去学习，后来，在孙玉斋的特务营里，插进了抗日游击队的一个班，很快改造了特务营，使该营成为我们的抗日同盟军。
一九四四年腊月二十九，天津、盐山、沧州、庆云、阳信、无棣、沾化等地的鬼子、伪军集结了三千多人，对我铁营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我主力部队撤出包围圈俟机歼敌，地方部队负责掩护群众，牵制敌人。上级指示阳信、庆云的部分县、区干部和战士四十八人改编成阳信游击队，由孙清野、于重元分任正副政委，韩化亭任队长。他们昼伏伎袭，迂回辗转，消灭敌人。
正月初二下半夜，孙清野率领游击队悄悄开进庆云县王高村，不料，天近拂晓，被九百多名日伪军包围了。孙清野沉着指挥突围．当他带领着部分战士冲出村外时，发现还有一个小队在村子里没有冲出来。孙清野立即带一个班，反身冲进村去，经过一阵激战，该小队终于获得向外突围的机会。然而，当清野同志向外突围时，被子弹击中大腿，跑了几步就不能动了。通信员于佃元背着他跑了几十步远，伏在一个小坟旁，突然，一阵机枪子弹扫射过来，他头部中弹，当即壮烈牺牲。
孙清野同志以身殉国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他那英雄的形象却永远活在冀鲁边区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拼搏，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孙清野同志永垂不朽！
空军副师长孙守祯
淄博市淄川区编办
孙守祯同志，一九三八年四月参加八路军。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荣立大、小战功各四次，两次被评为师的战斗英雄，荣获战斗英雄奖章。他在漫长的战斗岁月里，饱经战火的考验，得到了党的信任与器重，从一名陆军战士成长为空军副师长，一九五八年七月，他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为了藏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在西藏平叛中身殉职，时年三十四岁。
孙守祯同志是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口头乡小口头村人，一九二四年九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全家七口人，仅有半亩瘠薄山地，父亲为人老实、勤快，他为了让一家老小能勉强生活下去，起早贪黑，拼命劳动，除了打短工，还做些肩挑小卖，换点粮米糊口。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守祯一家饥寒交迫，求借无门，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可是在旧社会，穷人到哪里也得受罪。守祯一家漂泊异乡，流落村头，上顿饥，下顿饿，度日如年。为生活所迫，守祯在一家姓刘的地主家当了短工。地主家盖房子，叫守祯担水和泥，两大桶水，好几十斤，年小力薄的守祯被压得东倒西歪，眼前一阵发黑，便一头栽倒了，摔坏了水桶。地主见守祯趴在地上，好久起不来，破口大骂：“穷杂种就会装饭！”守祯咽不下这口气，便顶了一句，气得狗地主发了疯，喝令狗腿子把守祯毒打了一顿。守祯被打得遍体鳞伤，昏了过去，晚上，狗地主们怕守祯死在他家里，就叫人把守祯拖到了大门外。天下的穷人向穷人。深夜里，长工们偷偷地把守祯背回了家。爹娘见守祯被打得昏迷不醒，痛得抱头大哭。经过爹娘日夜守护，四邻帮助熬汤煎药，守祯才转危为安。他望着熬红了眼的爹娘，心疼欲裂，决心要报此深仇大恨。这时，他爹娘也觉得把孩子留在家里受罪，不如让孩子出去寻条活路。于是，守祯娘就托在八路军里工作的本村街坊张锡芳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带守祯到沂水，参加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编入一营二连。
孙守祯同志入伍时才十四岁。他童年家贫，没上过学，参军后积极学习文化，进步很快，他虽然年纪小，却精灵、勤快，领导就让他当了通讯员。
一九三九年部队整训，因孙守祯同志年龄小，领导要把他送回老家。孙守祯同志眼含热泪，向部队领导请求说：“说啥我也不回家，让我留在部队里干啥也行。”领导见他坚决要求留下，就分配他在鲁南军区司令部秘书处当了勤务员。
孙守祯同志在机关工作时，经常和一位特派员在一起。由于孙守祯同志工作认真、勤快，博得了特派员的喜爱。特派员经常在工作之余教孙守祯学文化、学政治。经过同志们的教育帮助，孙守祯进步很快，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坚定了抗战必胜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一九四O年一月，由山纵第二旅部的刘同博同志介绍，孙守祯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守祯同志入党后，学习更加刻苦，打仗更加勇敢。他在部队几经战火锻炼，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
一九四二年八月初，东北军百十一师师长常思多在滨海地区甲子山率部起义。该部顽固分子孙焕彩等坚持反动立场，煽惑、挟持部分官兵逃窜，后又纠合残部，勾结土顽李延修部及国民党游击独立第七支队朱信斋部，抢占了百十一师原驻地甲子山据点，妄图负隅顽抗。我军决定立即歼灭这股顽军，于是发起了甲子山反顽战役。
八月十四日战斗打响后，我山纵二旅以猛烈的火力攻打顽军纸房阵地。孙守祯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足智多谋。他带领全班战士，冲在前面，像一柄尖刀直插敌人阵地，敌人被我强大兵力压缩在狭小的包围圈里，凭借碉堡、工事，以猛烈火力封锁我军前进的道路。孙守祯同志跟全班战士重新研究了一下作战计划，决定分为两路：一路凭借掩体，按兵不动，只以强烈火力射击敌堡，使敌人惶不他顾；一路持枪握弹，匍匐前进。正当敌人忙于向我火力点疯狂射击时，突然被我几个战士用冲锋枪堵住了机枪眼，一连几梭子，打得敌人连呼饶命，举手投降。敌堡被摧毁了，敌阵地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大部队犹如江河破闸，席卷敌阵。经过四天激战，整个战役于十八日胜利结束，收复了甲子山区。
一九四五年四月，孙守祯同志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当警卫员。一天，团长带两排战士进山执行任务，突然被八百多鬼子兵包围在大山上。敌我双方激战大半天，由于我方兵力少，寡不敌众，伤亡很大，孙守祯同志也身负重伤。在分散突围时，孙守祯强忍伤痛，凭着一支短枪，几枚手榴弹，冒着敌人激烈的炮火，声东击西，左冲右杀，终于掩护团长冲出重围，安然脱险，受到了上级通令表扬。
是年八月，孙守祯同志在山东军区六团七连当排长。这时正是我军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收复失地的阶段。孙守祯所在部队接连攻克敌人的五六个重要据点。在攻打埠头时，孙守祯排担任突击。战斗前，他详细察看了敌人据点周围的地形。敌人的防御设施是坚固的，地形不利于我突击部队进攻。为了打好这次战斗，他先跟全排战士开了个“诸葛亮会”，充分听取同志们的意见，然后根据敌人的防御设施和地形特点，制订了战斗计划。
战斗打响了。孙守祯同志派一部分兵力，以猛烈的火力佯攻敌人一处碉堡，把敌人防守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敌人中计了。这时，孙守祯指挥突击排迅猛冲向预定攻击的目标。顿时爆声如雷，火光冲天，一座敌堡轰然倒塌。他们出色地完成了突击任务，为大部队攻克敌人据点扫平了前进的道路。在这次战斗中，孙守祯同志又一次身负重伤，转入后方医院治疗休养。
八月十五日，孙守祯同志在医院里听到了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高兴极了，再也按捺不住迫切盼望返回部队的心情。经过几次请求，他终于实现了重返部队的愿望。
一九四六年一月，孙守祯同志随部队挺进东北，被编在东北民主联军一师一团四连任指导员。在东北，孙守祯同志带领全连战士经常出没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打了许多小型的漂亮仗，并很快熟悉了当地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为联系群众、打击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四连在完成掩护团部转移的阻击任务后，孙守祯同志率部来到一个村子的围墙下休息。由于部队连续作战，战士们十分疲劳，一躺下就打起呼噜来，孙守祯同志独自来到村外巡逻放哨，突然被几把刺刀挡住。
“缴枪！”敌人大声喊道。
孙守祯同志面对几把明晃晃的刺刀，意识到自己已被敌人包围了。他心里明白，眼前跟敌人拼命而死并不可怕，但更重要的是要设法让全连一百多名战士脱险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急中生智，对面前的敌人哈哈大笑道：“自家兄弟，先别闹儿戏，我已侦察好了，村里有一个团的敌人。”
几个敌人听孙守祯同志这么一说，没辨真假，掉头就跑，其他敌人见自家兄弟没命奔跑，也不问长短，跟着纷纷窜逃。孙守祯同志见敌人被吓蒙了，随即“叭叭”两枪，撂倒了一个敌人，并大声嘁道：
“同志们，冲啊！”
四连的战士从睡梦中惊醒，一跃而起，拿起武器，在孙守祯同志的指挥下，一阵冲杀，安全突出了重围。
一九四九年九月，孙守祯同志从陆军调到空军工作。他在空军部队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地掌握了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成了三种气象的飞行员。后被晋升为空军副师长。
一九五八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飞跃发展的历史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三月十九日夜，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三月二十八日，新华社发表了关于平息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同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这一命令鼓舞着每一个热爱祖国的革命战士。孙守祯同志所在的空军部队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立誓平叛。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孙守祯同志率领首批奉命参战的空军部队，从临潼基地飞赴武功机场。五月初，流窜到甘南、黄河弯曲部的叛匪，聚集在年土寺。我前线指挥所命令空军部队配合地面部队围歼这股叛匪，于是一场陆空配合作战开始了。
一个月来，我空军部队的飞机一直在叛匪盘踞地区上空进行侦察。对叛匪满怀仇恨的飞行员，对这种只侦察，不动武的做法不理解，想不通，有意见。孙守祯同志耐心给大家做工作，他说：“同志们出于义愤，都想狠狠炸一炸叛匪，为死难的战友和藏胞报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平叛斗争既是一场激烈的军事斗争，又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大家可以想想，当前的困难是什么？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不容易发现敌人。只要我们认真完成侦察任务，发现了叛匪在那里，陆军完全有力量消灭他们。”通过孙守祯同志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全体飞行员提高了对平叛斗争策略的认识，一致表示要坚决为地面部队做好侦察工作。但在进行侦察的过程中，有的同志由于杀敌心切，擅自行动，发生了一件违犯党的政策和军事纪律的事。一天，一股叛匪被我地面大部队压缩在几条深沟里。为了迅速摸清敌情，飞行员闵朝玉机组奉命驾机起飞，前去侦察。战鹰飞到深沟上空，发现一股叛匪在一条山沟里游动，眼看就要窜出我包围圈了。就在这节骨眼上，飞机和地面部队的联络中断了。报务员的嗓子喊哑了，却无法把侦察到的敌情报告给地面部队。
“怎么办？难道就让敌人跑掉！”飞行员闵朝玉急得汗流浃背，火冒三丈。他再也按捺不住焦急和仇恨的心情，决定先打了再说。于是，他驾机俯冲，以猛烈的火力射向敌人，封锁了叛匪的逃路，只见一个个匪徒从山坡上滚下去，死伤大半。
小闵含着热泪说：“想通了。”
“想通了就好嘛，”孙守祯同志表情严肃而语调温和地说，“往后，没有上级的命令，绝对不能开枪，擅自行动；要知道这是纪律！”小闵听着首长的谆谆敦导，感到周身温暖，思想开阔，恳切坚定地向孙守祯同志表示：坚决改正错误，严格遵守纪律。
孙守祯同志望着小闵离去的背影，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一代青年人正在革命的征途上迅速成长起来。
随着平叛斗争形势的发展，我空军部队于六月十六日转移机场。这天中午，宿舍里挤满了人，在围观小温和小闵掰手腕。大家在为他俩起劲地喊着“加油！加油！”比赛结果，小温三败阵。
“来，咱俩掰。”孙守祯同志一边说着，一边挽起了袖子，坐在小闵对面，摆出了掰手架势。小闵连忙摆手，不敢应战。孙守祯同志见小闵有点怵头，乐哈哈地说道：
“咋，瞧不起我这个老兵？”
云层越来越厚，飞机被下降气流突然压下二三百米，怎么办？这时孙守祯同志的心情和平时一样安定，他冷静地分析了情况，果断地决定变更航线向尔飞，直奔东面机场。但东面机场事先不知“四○一”要去，电台没有开放。报务员与机场联系多次，始终没有听到一点回音。油料不多了，怎么办？就在报务员焦急万分的时候，通话器里传来了孙守祯同志的话音：
“三号，不要紧张，要沉着，在全国军用、民航的电台频率上分别听听。油料还可以飞行一个多小时。如果前面机场不行，就飞到另一个机场。一要沉着……”。
听到孙守祯同志的指示，报务员焦急的心情立即平静了下来。他一会儿收听民航电台，一会儿收听军用电台。半个钟头又过去了，正当他急切地盼望电波传来喜讯的时候，终于听到了兰空电台的呼叫声。他高兴极了，兴奋地喊道：“海棠，海棠，我是四○一，要七七七着陆，请转告。”“七七七”电台开放了。报务员沉重的心情，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觉一身轻松，满脸绽开了笑容。
“四○一”安全着陆了。
战线继续西移。七月初，我玉树机场被二千余名叛匪包围，情况顿趋严重，要求迅速增援。因此，平叛重心转向玉树一带。这一带，大部分牧主、头人叛乱了，以原副州长仁青才仁和结合寺寺主百马旦周为首的叛匪企图趁我地面部队来过黄河之际，一举攻占结合寺与我一处机场。
在这平叛斗争十分紧张的日子里，党中央和毛主席时刻怀念平叛前线的战士，特派朱德副主席不远千里飞赴高原机场来了。
九日上午，机场上彩旗招展，歌声回荡，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十一时许，一架银白色的依尔—K式专机在机场徐徐降落。朱副主席健步走下飞机，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
朱副主席的到来，使我全体指战员情绪更加高昂，斗志更加坚强，决心以实际行动，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和朱副主席的关怀。
第二天，朱副主席接见了孙守祯同志以及全体指战员。他老人家慈祥地望着身旁的孙守祯同志，问道：“战士们在高原上作战习惯不习惯？情绪怎么样？生活搞得好不好？还有什么困难？”
孙守祯同志一一作了汇报，并向朱副主席表示：坚决克服在高原作战的困难，夺取平叛斗争的胜利。
朱副主席谆谆叮嘱孙守祯同志，一定要注意战士们的生活，想办法让战士们吃好、休息好，出航时要掌握好气象变化。他老人家还讲了有关平叛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孙守祯同志听了朱副主席的亲切教导，更加坚定了夺取平叛斗争胜利的信心。
朱副主席来到后的第三天，指挥所接到了空运一个炮兵连去玉树机场加强防御的任务。这时，玉树机场的周围山沟均被叛匪盘踞，飞机着陆要冒很大危险。为了掩护运输炮连的飞机安全着陆，“杜二”（注）承担了护航任务。
“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困难不少，但与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困难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只要我们充分做好思想准备，发扬革命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任务。”
“杜二”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孙守祯同志亲自率领该机组人员，于上午十时随着三架运输机起飞，执行护航任务。就在这一天，朱副主席要返回首都了。下午一时，武装整齐的部队正在广场上等候欢送朱副主席，并准备合影留念。在一派欢乐气氛中，朱副主席来了。为了等孙守祯同志完成护航任务归来，他老人家一直等到四点多钟。军区孙光司令员看看时问不早了，几次请示朱副主席说：“不要再等孙副师长了，您上飞机吧。”朱副主席却乐哈哈地说：“再等等。”
注“杜二”是一种飞机型号。
就这样，朱副主席和全体指战员又等了好一会儿，孙守祯同志的机组还是没有回来。
夕阳欲坠，正当朱副主席和全体指战员引颈翘首盼望孙副师长的机组返航的焦急时刻，一个震撼人心的噩耗传来了。杜二飞机在完成护航任务返回途中，飞过黄河沿导航点不久，飞机突然发生故障，准备在黄河沿以南巴颜喀拉山口降落时，飞机失速，不幸失事，孙守祯同志和全体机组人员均以身殉职。朱副主席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痛地为孙守祯等同志脱帽致哀，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孙守祯同志学习。
怀念爸爸王博昌烈士
王玉英
爸爸王博昌，原名王汉儒，字杰三。山东省博兴县城郊王楼村人，一九O五年出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博兴师范讲习所所长、八路军鲁东游击队十三大队教导员等职。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临淄县六天雾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一九二三年，爸爸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因经济所迫，他一面读书，一面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一九三O年六月，爸爸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在当时，能在北京求得这样的学业功名，在一个县里是少有的。凭着他的法学证书，在国民党官衙内当个法官是很容易的事。然而，爸爸不去追求高官厚禄，而在博兴师范担任了讲习所所长。他利用讲习所这块阵地，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
爸爸进入讲习所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我国东北沃野。爸爸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为愤恨，他站在县城南的奎山上，吟写了题为“奎山晚照”的一首词，开头两句是：“云霞散彩，雾漫横骁勇善战威震东满空。”写出了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形势。接着又写道：“整好坚甲砺刀兵，收拾些残花败叶，准备着抗秋风！”指出了中华儿女要生存就必须起来进行斗争。词写好后，还叫一位教师谱了曲，作为学校的校歌。同时，他还大胆地向全校师生宣布，这首词就是我们讲习所办校的宗旨。在革命浪涛冲击下，博兴师范讲习所党支部领导革命师生举行了一次宣传抗日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从城内到边远乡村店子、利城一带，行程五十里。各地学堂也纷纷响应，贴标语，呼口号，大造了抗日救国的舆论，震动了博兴大地，全县革命的气氛越来越浓。爸爸是这次学潮的暗中积极支持者。
暴动前，县委在博兴四区粉王村召开了一次会议，除研究暴动方案外，决定成立后备县委，由爸爸任后备县委书记，李震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备县委成员不参加暴动，万一暴动失败，即由后备县委接替工作。结果，暴动经历了二十三天，遭敌镇压，鱼告失败。大军阀韩复榘的主力配合国民党地方武装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在一片白色恐怖下，领导暴动的前县委成员，有的被捕，有的转移潜藏。后备县委便开始了对地下党的领导。
爸爸和李震同志主持县委工作是短暂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初，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省委又遭破坏，同时波及博兴，伴随而来的又是一场大逮捕。地下党的许多同志只得四处潜藏。从此，博兴党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爸爸藏在姥姥家，住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偏院里。敌人公开搜查未果，便派出便衣特务暗中侦探。一天，爸爸发现一个庄户打扮的人，在姥姥家周围转来转去。他判定这是敌人的密探，便对姥姥说：“在家实不能久待，必须立即转移。”他让姥姥找来一身破旧庄户衣裳，一个破苇笠，一把镰刀，装扮成一个下地干活的农民，在一个清晨，大大方方地走出了村外。
从此，爸爸离开了博兴。
爸爸到了北平，原想重新拿起笔来，用笔和敌人做斗争。然而，事不如愿，在北平住了一个时期，连个家都没有安下。他和马千里同志住在一个叫王绍棠的老乡家里，生活极端困难。他们的心情也更加沉重，深切感到，离开党离开同志是十分痛苦的，是一事无成的。于是，他们决定分头去寻找党组织。马千里同志西行去延安，爸爸南下回山东。临别前，他俩眼含热泪，立下誓言：只要一人活着，定要找到党组织，死要为革命而死。
后来，爸爸找到了地下党员王星久。然而，以后才知道，此人在博兴暴动时被捕，叛变了革命，参加了国民党的捕共队。就是在他的策划下，爸爸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夜里不幸被捕，后被送到济南关押在山东省第一监狱。爸爸在狱中和难友们一起，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用带着铐子的手在墙上写“打倒日本侵略者，还我东北，反对不抵抗主义”等战斗口号。他们的行动，立即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随即对“犯人”加紧了刑讯逼供，并时常殴打虐待“犯人”。难友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不久，狱中党组织发动了一次绝食斗争。开始不吃饭，后来连水也不喝。敌人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惊慌，每到吃饭时，看守长、监狱长亲自带着送饭送水的牢兵，四处放风说：“你们派出谈判的两个代表都吃饭喝水了，别的监房也吃饭了。……”
爸爸一眼就看穿这是敌人的阴谋，他吃力地张着干裂的嘴，对大家说：“骗局！骗局！”接着，其他几位同志扒着铁窗，齐声向周围高喊：“这是骗局！这是骗局！”最后，终于迫使敌人作了暂时的让步。
爸爸出狱后回到博兴不久，省委即派张文通同志和他接头，并传达了省委关于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指示，要求他尽快地把博兴党的工作抓起来。同时还指出：原地下党的同志，只要没有变节行为，拥护抗日，而又愿意做党员的，都承认其党籍。要积极组织领导他们开展抗日活动。从此，博兴党的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春，博兴党组织积极宣传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武装抗日。一九三八年一月，博兴五区一批青年，在陈竹村同志的率领下，拿起大刀、土枪，揭竿而起，拉起了博兴最早的抗日武装—志愿军。爸爸和张海邦（张文韬）等同志，直接参加并领导了这支抗日队伍。到一九三八年八月，这支队伍被编入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由原第七、第八支队合编），爸爸在十三大队任教导员。
同年九月，部队奉命调往鲁南，爸爸随大队人马向胶济铁路挺进。为了顺利通过戒备森严的铁路线，决定以连队为单位依次前进。一天，爸爸随一个连队来到临淄县六天雾村，看到村内没有什么情况，便急速向南进发。不料，出村二里多路就与从张店开来的大股敌人遭遇。爸爸和隋连长带领部队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包围。爸爸和隋连长研究，决定突围，由爸爸带领五名战士留下负责掩护。结果，大部分战士突围转移了，然而，爸爸和五名战士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了。
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但他那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奋勇前进。我一定继承爸爸的遗志，发扬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安息吧，爸爸！
王德泰烈士事迹
任万举霍燎原
翻开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谱，一连串金光闪闪的名字光彩照人。王德泰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阅读了有关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王德泰同志的史料。他在建立东满抗日游击队，组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历史性功绩，历历在目；他那戎马倥偬，骁勇善战，威震敌胆的英雄形象也跃然纸上，言犹在耳。我们仿佛回到了那国难当头、风雨如晦的岁月，看到了一个富于正义感的爱图青年，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哺育下，在东北抗日斗争的战场上，锻炼成为一个英勇不屈的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王德泰，原籍山东，一九O八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在他十几岁时，家乡闹灾，无以为生。他父亲只好带领全家“闯关东”，来到吉林延边的茶条沟、老头沟、铜佛寺一带落脚谋生。王德泰当时虽然很小，但为了生活也得给人家打短工。
他曾在好几个地方，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到深山密林里为东家烧炭。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我东北的武装侵略。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投降，拱手把东北的大好山河让给侵略者，使三千万东北各族人民沦为亡国奴。不久，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延边。敌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使村庄化为灰烬，田园变成赤地。祖国东部边陲陷入兵燹战祸之中，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汉、朝等各族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王德泰目睹这国难当头的悲惨情景，从心底产生了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
一九三一年秋，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廷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走狗”、“实行‘三七’、‘四六’减租”等口号，到处开展斗地主打走狗的活动，迫使反动势力接受了减租要求。王德泰参加丁这场斗争，并在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怀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
一九三二年春，延边地区爆发了规模更为壮观的“春荒”斗争。在东满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群众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反对日本走狗，没收其粮食，分给缺粮的农民”等口号。王德泰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他与怒不可遏的群众一起，捣毁日帝走狗机关，清算走狗的财产，冲进恶霸地主的深宅大院，把粮食分给饥饿的群众，并和前来镇压的日警、保卫团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在“春荒”斗争的高潮中，延吉县成立了反帝同盟。受党组织的委派，王德泰担任了反帝同盟组织部长的职务。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他常常跋山涉水，深入沟沟岔岔，丁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通俗易懂地向群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的发动和影响下，很多人特别是广大青年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王德泰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根据游击队人多枪少的情况，采用“歇人不歇枪”的办法，把游击队分成若干战斗小组，轮流出敌人。这样，一支枪就可顶两三支用，从而加强了对敌人的打击。据敌一九三三年交战记录统计，这一年延边各县游击队与敌人共交战一百二十余次，其中延吉游击队与砍交战五十余次，居东满各县游击队之首。王隅沟，也叫湾湾沟，是延古游击大队的主要游击根据地，这里山高路险，是游击队的天然屏障。日本侵略者为了解除它的“心腹之患”，一九三三年冬，纠集日伪军七百余人，大肆向湾湾沟进犯。他们企图一举消灭游击队，破坏这个游击根据地，王德泰带领游击队在山里跟敌人兜圈子，把敌人引进两山夹一沟的谷地，然后发起猛烈袭击，消灭了一百多敌人，使敌人对湾湾沟望而生畏，取得了反“讨伐”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六月，党中央关于在东北建立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传到东满后，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到一九三四年初，延吉游击队巳由一年前的一百二十人增至三百余人，编成了四个中队，开辟了湾湾沟、八道沟、三道湾等游击根据地。这支队伍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不仅政治素质好，而且以勇敢善战、纪律严明著称。一九三四年一月，受到中共东满特委的表扬，得到一面“模范队”红旗。
继罗子沟、大甸子、安图等战斗后，独立师各部又积极进行多次战斗，不断扩大战果。据敌伪统计，一九三四年二军独立师和其他抗门部队共出击九百次。经过这些战斗，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开辟了安图、延古、汪清、宁安、敦化、东宁等地的游击根据地，使东满的抗日武装斗争如同燎原烈火一样燃烧起来。
日本侵略者为了扑灭这抗日的火焰，自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春，对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和游击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的军事“讨伐”。它们推行“归屯并村”、“集团部落”等法西斯政策，妄图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王德泰指挥部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怀着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带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不畏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勇猛果敢，率领部队到处截军车，拔据点，攻打集团部落，袭击警察署所。在一九三五年一至五月的三十多次战斗中，共击毙、俘虏敌军六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械三百余支以及大量钱款物资，取得了反“讨伐”斗争的辉煌胜利。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二军独立师进行了整顿。王德泰任独立师师长，李学忠同志任政委。五月三十日，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兵力增至一千二百余人，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二军军部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告民众书》，号召人民群众和各反日爱国部队坚持抗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把日本侵略者从东北驱逐出去。
在二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王德泰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二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前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根据地，在王德泰等同志率领下，各部队活跃于安图、敦化、额穆、宁安、东宁等地，待机打击敌人，取得了赫赫战果。
一九三五年五月，王德泰在哈尔巴岭组织领导了打击敌人列车的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有独立师一团和义勇军一部，共二百多人。经过周密侦察，他们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夜里，到预定地点埋伏。五月二日凌晨二时，敌二○二次列车呼啸着开到哈尔
巴岭与大石头车站之间，只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机车像一只被射中的狮子，猛然跌下轨道，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后面的车厢晃晃荡荡，一个接一个脱轨，七扭八歪地倒在路轨旁．这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人民革命军发起猛攻。护车的日军拼命抵抗，垂死挣扎。人民革命军用机枪扫射，把顽抗之敌压到路轨旁，击毙三十多名，其余的弃车逃命。紧接着，人民革命军战士闪电般地登车搜查。那些平时不可一世的日伪官吏，有的头上蒙着毯子，有的身上裹着毯子，顾头不顾腚地钻到卧铺底下，龟缩成一团。我军俘获日伪军政要员十三人，缴获了大量物资和钱款。
在这次战斗之后，二军一团又在王德泰的领导下，于八、九两月先后于安图的亮兵台和蛟河的黄松甸进行了两次截车战斗，都获得了很大胜利。截车战斗的连续胜利，不仅严重地扰乱了敌人在长图线上的运输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而且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当地群众编成歌谣，豪迈地说：
中国地，中国山，
中国铁路中国管，
鬼子要想从此过，
留下脑袋当作买路钱。
当年十一月，王德泰又领导了保卫奶头山根据地的战斗，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成果。
安图的奶头山，是二军的重要游击根据地。这里有二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军需处等军直机关以及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等。二军指战员经常到这里休整和训练。
日本侵略者把奶头山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拔掉不可。一九三五年冬，调集了八百余人的兵力，大举向奶头山进犯。当时，我根据地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和军部机关，还有部分女战士、儿童团员和伤病员。
在强敌面前，王德泰沉着坚定，他指挥部队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狂妄的敌人，第一天还没站稳脚跟，就发动了攻势。王德泰秦到前沿阵地，冒着枪林弹雨，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扔下几十具尸体退下山去，锐气大挫。第二天，敌人又向山顶发动进攻，我军在王德泰的指挥下，居高临下勇猛反击，使敌人的兵力遭到更大伤亡，不得不停止进攻。为了补充兵力不足，王德泰把机关同志也组织起来，编成战斗队投入战斗，后来还把儿童、伤病员也都组织起来，上了前线。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冒着危险为自己的军队运送弹药，送饭送水。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王德泰还不断派出游击小组，发挥我军熟悉地形地物的长处，频频从四面八方偷袭敌人，打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疲惫不堪，士气越来越低。我军则坚守山顶阵地，以逸待劳．又经过多次战斗，敌人的兵力遭到大量消耗，不得不撤退下去，宣告这次“讨伐”的失败。
在王德泰率领部队于安图、敦化等地与敌人英勇作战的同时，二军二，三、四团各部，也在宁安、东宁、敦化、额穆等地发动了老黑山、太平沟、山东屯、额穆、官地等多次战斗。
这些战斗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据统计，二军与东满其他抗日武装于一九三五年共出击大小战斗六百六十余次。经过这些战斗，二军越战越强，成为威震东满的一支抗日劲旅。
王德泰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抗日部队的领导干部，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信不疑，躬身力行，为壮大东满的抗日战线，团结各种抗日部队联合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三月，东满党团特委召开了扩大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总结二军独立师对待救国军、抗
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在联合作战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要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尽可能地把各抗日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以战胜敌人的“讨伐”。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王德泰下了很大的决心，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强了对各抗日部队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军政治部发布了《告各反日部队书》，六月，司令部又发出了《致东满义勇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全体官兵同志信》，明确提出，不分党派，不分军头。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统一行动，共同对敌，并提出了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四项原则：（一）不投降，不卖国，抗日到底，收复失地；（二）不分军头，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三）没收日本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抗日战费；（四）允许民众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武装自由，联合民众共同抗日救国。这四条原则既坚持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又体现了我党我军联合抗日的诚意和极大的灵活性。所以，它一公布，就深得各抗日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同和热烈拥护，对当时东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精神，王德泰和二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积极为创立东北抗日联军创造条件。他们根据救国军、义勇军、山林队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给了具体帮助。在军事方面，帮助他们总结同侵略者进行战斗的经验教训，解决武器、装备、伤员看护等问题；在政治方面，帮助他们对官兵进行国内外形势的教育，不为敌人一时气势汹汹的假象所迷惑，认清抗日斗争的光明前途，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在经济方面，指导和协助他们袭击集、镇、“部落”、车站，多分给他们战利品，解决广大官兵的衣食问题。
此外，还派一些优秀干部到这些部队去帮助工作。由于这样多方面支持帮助他们，大大改善和密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同这些抗日武装的关系。
由于王德泰认真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东满很快形成了一个武装抗日的新形势，我军也得以不断壮大。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已由原来的一千二百人增至两千多人。
为了联系杨靖宇同志领导的一军，把东满和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一九三五年八月，王德泰决定由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带领二团的两个连开赴南满，寻找一军军部。他们在长白山的茫茫林海里，风餐露宿，风雨无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在濛江县那尔轰东北岔找到了一军军部。
一九三六年初，王德泰、李学忠等二军领导人又率部到达宁安县五军根据地，和五军军长周保中等同志会晤。在会晤期间，召开了两军党委特别会议，对一、二军那尔轰会师在政治上、军事上产生的积极影响，给予高度评价，并重点讨论研究了根据地建设问题，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问题，部队的整顿问题，游击战的战术问题以及二、五军的配合作战问题。会议确定，二军的西路军与一军加强联系，二军的东路军与五军加强联系。这对打通一、二、五军的游击区，扩大抗日联军的影响，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军民的声威，推动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
一九三六年三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此后，二军主要活动在长白、临江、抚松、濛江、安图、敦化等广大长白山区，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为了扩大、巩固游击区，王德泰、魏拯民决定留一部分兵力在敦化、延吉一带进行游击活动，率主力部队向安图、桦甸转移，为攻打安图作准备。
王德泰分析了复杂情况后认为；要想打下安图，首先要去拔除安图、敦化、桦甸三县交界的大蒲柴河敌人据点。这样，盘踞在敦化的敌人势必前来增援。我军采用攻点打援战术，派小部队攻击大蒲柴河，另派一支小部队在敦化以南积极开展活动，诱敌出巢。同时，把主力部队埋伏在敦化玉皇庙一棵松附近，届时出其不意地打击敦化出援之敌。
经研究决定之后，王德泰、魏拯民就指挥部队行动，特别突出地摆开了攻打大蒲柴河的阵势。果然不出王德泰所料，四月七日，敦化日军五百人出动，耀武扬威地向大蒲柴河前进，准备加强那里的防守。王德泰立即命令主力部队连夜急行军，向敌必经之路寒葱沟挺进。一夜之间走了一百多里路，于第二天拂晓到达寒葱沟山顶。部队马上到北大坡道西，利用密密的森林作隐蔽，设下伏兵。另外还派两个团埋伏在沟口，堵住敌人的退路。
四月八日上午九时，敌军尖兵六、七十人，进至寒葱沟沟口搜索。由于我军隐蔽得十分巧妙，尽管敌尖兵象鹰犬一样东跑西窜，也没发现我军的踪迹。所以，敌人大队人马大摇大摆地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向寒葱沟山顶蠕动。中午时分，敌人完全进入了我军伏击圈。王德泰一声令下，我军的地雷接二连三地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魂飞魄散。我军趁机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仓促应战，有的吓得连枪栓都拉不开了，有的钻到树丛里躲藏。虽有少数侵略者拼死抵抗，但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死伤大半，最后只剩下少数残兵败将逃跑了。
下午四时，战斗胜利结束，击毙日军三百五十多名，打死打伤伪军二百多名，俘虏七十多名，缴获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十六挺，各种炮十门，无线电通讯机两部，还有大量粮食，弹药。被敌人抓去运送弹药的三百名民夫也全部获得解放。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又于四月十日，在王德泰指挥下分两路南进，奔袭大蒲柴河。十一日清晨五时，主攻部队直逼大蒲柴河东口，攻下敌人防所，另一路直捣敌人小街西北防所。敌伪大队长带两个中队沿富尔河上游逃遁，被我伏击部队突然袭击，溃不成军。除伪大队长带领两个亲信落荒而逃外，其余全部被俘。
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金川河里召开了东满、南满省委及抗联一、二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把东满、南满省委合并组成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任书记；同时将抗联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他们俩还被选为东南满省委委员。此后，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也相继成立。这标志着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由于一路军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大的救国军，义勇军、反日山林队也纷纷参加了抗联队伍。一路军活动在西起辽沈，南到鸭绿江，东至图们江，中问横贯图佳铁路南段，京图铁路东段和奉吉铁路北段三十余县的广大地域，同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抚松县城是日伪在长白山区进行法西斯统治的一个重要据点。这里驻有日军二百五十名，伪警察大队五百余名，还有武装的企业人员二十余名。这股敌人仰仗装备精良，弹足粮多，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盘踞在这里，严重地阻碍着一、二军的联络。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扩大抗日游击区，一九三六年八月上句，王德泰决定率领二军主力一千五百余人和抗日救国军六百余人，由富尔河、双阳沟渡过松花江源，向万两河、清江甸子、大苇沙河一带转移，准备攻打抚松县城。
八月十六日，王德泰指挥小部队突然袭击松树镇，吸引敌人的注意，造成敌人的错觉。正当敌人举棋未定时，八月十七日拂晓，王德泰率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攻抚松县城。激战至九时，我军攻下东炮台。但由于守敌拼死顽抗，加上友军配合不力，我军攻城进展不快。到下午三时，我军经过激战，击毙敌人二百余名，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调兵增援，我军不得不主动撤出战场。
抚松战斗虽未实现攻占计划，但却使敌人非常震惊。战斗打响后，日伪慌忙调集驻守山城镇、通化、桓仁、四平等处的部队驰往救援，并从长春调派飞机助战。日伪的一些报纸，也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报道。可见这次战斗对敌人的精神打击是很沉重的。
抗联二军越战越强，是和二军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王德泰更为突出，他有丰富的游击战斗经验，又是一名优秀的机枪射手。在战斗中，他常常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关键时刻亲率战士冲向敌群，与敌白刃搏战，或亲架机枪，猛射敌人。对部下和战士，则同甘共苦，平易近人，亲如手足。在二军中，朝鲜族的同志较多，王德泰学会了讲朝鲜话，认真宣传贯彻民族团结政策，使朝鲜族指战员之间团结得很紧密。平时行军宿营，为照顾别人休息，他不顾工作繁忙和疲劳，亲自值班站岗。他还能做一手好菜，常下伙房助炊。王德泰的模范行动和优良作风，为二军指战员树立了良好榜样，他在二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是一名深受拥护和爱戴的指挥员。
四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全中国，一九三六年以来，变本加厉地在东北推行法西斯统治。他们一方面严厉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疯狂破坏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救国组织，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救国志士；另一方面大肆进行奴化教育，鼓噪“日满协和”、“王道乐土”，企图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同时，还出动关东军十二个师团、五个混成旅、七个守备队，再加上伪军，共五十万人，疯狂地对抗日联军进行“围剿”。
这一来，王德泰所领导的二军，处境越来越困难。为了粉碎敌人的“讨伐”，王德泰指挥部队在深山密林里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一九三六年九月，在抚松县汤河一带，一举歼灭敌靖安军一百五十多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一百五十余支。十月十日，王德泰又率领二百余人，在敦化南方的东清沟与日伪讨伐队激战，击毙日本侵略军第二军管区副司令石川隆吉少将等百余人。
东清沟战斗以后，敌人纠集了五千重兵，对抗联二军进行围堵、阻截、尾追。王德泰率领队伍转战于抚松、濛江、临江之间，出没在林海雪原。狡猾的敌人，紧紧跟在后面，咬住不放。王德泰巧妙地避开敌人大队人马的攻击，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战机，走走打打，打打走走，先后歼敌一百五十余人，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十月中旬，王德泰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曾在一次战斗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人。十一月初，在临江与濛江交界的地方，王德泰率领部队把两个连的敌人封锁在沟里，团团包围，一面用强烈火力打击，一面发动政治攻势，终于迫使伪军投了降。
十一月下旬，王德泰又率领部队来到临江、濛江边界的小汤河屯。不久，遭到松树镇开来之敌的进攻。当时敌人有六百余人，我军只有二百多人。敌人仰仗兵力多，火力强，抢占了高地阎王鼻子山头，向我军防守的汤河南山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德泰从容不迫，沉着应战；战士们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王德泰指挥部队顶住敌人的正面攻势，又派出部分兵力，从小汤河西面的草爬子沟迂回到敌人侧后，痛击敌人。敌人遭到两面夹击，伤亡惨重，支持不住，不得不向南败退。这次战斗，我军以少胜多，歼敌一百余名，取得了胜利。正当敌人溃败之际，王德泰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千顷林海为将军哭泣，万里长风为英雄悲歌。抗日英雄王德泰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间。
（原载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出版之《吉林革命英烈》）
—记王凤麟烈士事迹
淄博市烈士事迹编办
在淄博市淄川区东南的淄河岸边，有一座远近闻名的马鞍山，在山上的青石峰下，矗立着一幢革命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八路军一五师教导第一旅第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同志以及同他一起殉国者的英雄业绩。前往缅怀先烈的人们，或登上青石峰顶，群山如海，恰似王凤麟和他的战友们的英姿重新出现，耳闻松涛如吼，仿佛听见我英雄健儿与敌人拼杀的呐喊声。淄博人民永远怀念王凤麟及其战友们，先烈们的浩然正气永远鼓舞着人们胜利前进！
王凤麟同志，原名李芳，号凌阁，参加革命后化名傅合。王凤麟。一九—一年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县卧龙河村一个普通民家中，从小念书很用功，但只上到四年级就辍学劳动。性格刚直，为人豪爽。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兵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拿起武器，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时，凤麟的大哥李新、二哥李凌云参加丁东北抗联第五军，年老多病的母亲和妻小靠他在家抚养。日寇凶残的统治，人民深重的灾难，他再也不能忍受，遂毅然告别了老小，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率部攻打驻东京城（住于牡丹江市以南、镜泊湖以北）的马海山部。王凤麟趁机发动伪军一个营起义，参加了抗日联军。而后，他被任命为抗日联军第四军军直特务连连长。
王凤麟率领特务连，多次同敌人作战，立下了不少战功。他善于使用土地雷、手榴弹爆破日伪军的军事设施，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是一个被大家称道的神枪手。
一九三五年底，按照抗日联军的规定，王凤麟同志作为优秀的抗日有功人员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工兵班学习深造。在这里，他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也学习了工兵课程和爆破技术。
他在苏联学习了两年，随着理论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知识的增长，他的视野不断扩大，胸怀也更加广阔。他目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强盛，更增强了驱逐日寇、解放东北、拯救中华的信念。同时，他还深深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个心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在西班牙人民阵线进行马德里保卫战时，第三国际曾组织武装部队予以支援，王风麟同志积极报名参加，后因马德里失守没有去成，但却给了他一次极为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在军事上，他系统地学习了工兵课程，掌握了基本的爆破技术，为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实施和发展爆破战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莫斯科东方大学被愤慨激昂的气氛所笼罩，王凤麟同志面对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他向组织请准，于年底回国，到达延安，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党员。
一九三八年八月，党中央派遣一批干部到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工凤麟同志随张经武等领导同志几经周折，于年底到达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地—沂水县王庄。一九三九年初，他奉命在王庄以北的柳树头、蒋家崮一带山村，办起了山东八路军第一个爆破训练班。为了办好训练班，他先后两次步行到四十里远的山纵特务团驻地——蒙阴县坦埠村，与该团参谋处杨子廉同志商量，从该团挑选了一批作战勇敢而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战士参加学习。王风麟同志在训练班上自任主任教员，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以实用为主的教学方针，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传授爆破知识，并带领学员自制黑色炸药，研究用石雷、踏雷、趟雷杀伤敌人，训练班办得很有生气。
爆破训练班办了两期，由于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而停止。一九三九年五月底，王风麟同志调任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三营营长。
同年夏，三营驻在莱芜温石埠一带执行开辟泰、莱边区的任务。一天，敌人从济南出动数百人向莱芜西北部地区进犯，副营长于松江带领两个连在巩家汶、燕家汶一带发动群众，筹集给养，闻讯后立即部署战斗，结果把敌人追赶到寨里以东关桥口附近。敌伪军被我军分割到两处，互不相顾。王风麟同志接情报后，率一个排于黄昏时赶到，指挥部队分头围住敌人。这时莱芜敌人援军赶到，被围的鬼子兵突围逃跑，王凤麟、于松江指挥部队猛追狠打，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随又回军攻击伪军骑兵特务队，迫使他们全部缴械投降。这次战斗，俘伪特务队正副队长以下数十人，缴获电台一部，军毯、雨衣四百余件。敌人吃了苦头，再也不敢轻易地用单路进攻的方式侵犯我抗日根据地。
我山纵四支队所在的鲁中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引起了日寇的恐惧和不安。一九三九年冬，敌人对我泰山抗日根据地发起了五路合击大“扫荡”；从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博山五个方向同时出兵侵袭，合击的中心是我四支队司令部驻地—莱芜北部的枯河村。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命王凤麟同志率部截击泰安一路的敌人。
泰安一路敌军是日寇一个联队，兵力三千余人，采用了多路进袭的战术。其中进袭梭村的中路是一个大队和一个预备队，是泰安敌军的指挥中枢。王凤麟同志率三营四个连队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泰、莱交界处的水北镇一带，决心打垮敌人的司令部。
镇内的群众早已实行了坚壁清野，并且已经转移。敌人进村后，家家室静院空，户户无粮无草，连个人影也看不到，日寇人嚷马嘶，乱作一团。王凤麟同志按照毛主席的十六字游击战术，指挥部队趁敌人立足未稳，借着夜幕的掩护，从四面八方一齐袭击水北镇。敌人生怕中计被歼，便急忙冲出北门，向泰安逃窜。王凤麟同志命令部队追击，顷刻间弹火纷飞，杀声震天，只打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不堪。
由于王凤麟等同志指挥得当，当晚三营就从顽军驻村的空隙插到油篓崮下一个没住顽军的村子。第二天拂晓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了陡峭的山岭，出现在油篓崮顽军阵地前沿，顽军首领慌忙组织阻击，但已经来不及了。我军一阵手榴弹爆炸和机少枪猛射，打得顽军鬼哭狼嚎。借着翻卷的浓烟，战士们呐喊着冲上去，刺刀闪闪，血肉横飞。……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顽军的中心阵地油篓崮被我军占领，顽匪翟汝鉴及其残部四处逃窜，而我三营只有一人腿部负伤。中心突破成功，王凤麟同志便命令兵分两路，西攻黑虎寨，东打雁门寨，军威大振，势如破竹。匪首秦启荣妄图挽回败局，亲自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但也无济于事。我三营连续冲杀，打到下午；攻下黑虎、雁门两寨，顽军全线溃退。正在这时，王建安同志赶到，他听了汇报很满意地说：“好，打得好！”并亲自布置擒拿匪首秦启荣；后因堵截部队未赶到，秦匪潜逃。这次反顽战斗的胜利，震慑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巩固了鲁中抗日根据地。
不久，四支队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对盘踞在淄博的翟超匪部进行袭击，命王凤麟率三营为主攻部队，并命八连主攻田庄翟匪司令部。
王凤麟同志先找许多了解翟匪情况的同志进行了调查，然后与八连干部一起制订了战斗方案。部队踏着夜色从池上出发，快步如飞，一直插入离田庄不远的一条山沟，迅速向匪军司令部摸去。当八连靠近村头时，尖兵班已经消灭了顽军的哨兵。随之，八连二、三排立即发起猛攻。从睡梦中惊醒的顽匪慌作一团，当官的指挥不灵，当兵的各自逃命。不多时，一、三排便占领了大半个村子，控制了巷口。与此同时，八连一排按原计划占领了田庄北山，并在山坡上点起了三堆大火，漆黑的夜空被照得一片通红。匪首翟超跳下床就往北山上跑，企图逃俞。出了北门，见山坡上大火熊熊，不觉两腿一软，差点瘫倒；一个顽匪军官连忙扶住了他。他稍一定神，便想回村顽抗。这时，我八连二排战士已冲出北门，正与翟超撞了个对面，翟妄图抵抗，被我六班长邹大材击毙。在我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匪军纷纷投降。次日清晨，王凤麟同志率领三营告别了群众，胜利而归，回到池上。这次奔袭战，又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
一九三九年四月，山纵四支队一、二、三营编为一个团，后又编为一旅二团。王凤麟同志继陈奇同志之后任副团长。这时，敌伪正向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盘踞在泰安崅峪的反动道会门红枪会头子方长瑞，也纠合菜（芜）、新（泰）、肥（城）、东（平）、宁（阳）等县的反动道会门公然投敌，为虎作伥，残害我抗日军民，气焰嚣张。山东纵队首长决定打掉方长瑞这股反动势力，并将任务交给一旅二团。于是，王凤麟同志和负伤初愈的团长吴瑞林同志奉命率团部直属排和两个营奔袭红枪会老巢崅峪。
崅峪是个大镇，红枪会在此盘踞多年。拥有兵力一千乡人。而且，镇北和镇南十几里处都有日寇据点。我二团部队一天下午五点出发，路上避开村庄，绕道前进。晚上十点，向崅峪突然发起攻击。王凤麟同志和团长指挥所部很快突破了敌人的外围工事，攻进崅峪镇，把方长瑞和二百多名匪徒压倒一个独立大院里。大院四周都是很大的空场，敌人火力很猛，我军进攻受挫。经火线军事民主讨论，决定用爆破攻坚。王凤麟同志命团直属排找来几张桌子，钉上棉被泼上水，爆破手带上炸药，顶着桌子冲了上去。“轰！轰！”几声巨响，土石飞扬，大院的围墙被炸开两道口子。三营战士冒着烟雾冲进大院，匪徒们慌了手脚，大部举手投降，反动头子方长瑞被当场击毙。攻击崅峪的战斗一结束，王凤麟同志和吴团长又指挥部队乘胜打下了泰莱边境的碾庄和石岭关庄两个道会门据点，震动了周围几个县的敌人。我军乘机发动政治攻势，争取了泰安、莱芜、新泰、肥城、宁阳、东平等几个县的红枪会道徒群众。他们先后交出红缨枪上万支，步枪一百多支，机枪一挺。这一仗，彻底瓦解了当地的反动道会门势力，巩固了泰、莱、新边区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二月到六月间，王凤麟同志率二团运用伏击战术打击敌人，打了几次漂亮仗。
王凤麟同志不但善于袭击、阻击和伏击敌人，而且还注意集中群众智慧，总结战斗经验，逐步改进、发展了爆破攻坚战术，在我军军事技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为了提高爆破攻坚战术，该团成立了工兵班，后扩大成工兵排，调李鸾举任排长，刘厥兰任班长，在王凤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研究爆破攻坚战术。开始，针对敌人寨墙和碉堡高而厚的特点，采用“点火内爆法”：爆破手在敌碉堡外墙上刨洞，放进炸药包堵好，再用火柴点燃导火索爆破。实战证明，这样爆破威力较大，但作业程序繁杂，爆破手要在敌火力下活动一二十分钟之久，容易伤亡。不久，团参谋长于松江同志设计了一种“土坦克”，用上尖下宽的木架，钉上四五层浸湿的棉被，下面装有三个木轮，爆破手在里面推着去炸敌堡。实践证明，它只能挡住手榴弹的弹片，却挡不住重火力攻击。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晚攻打新泰县张家栏子据点时，第一辆“土坦克”内的两名同志壮烈牺牲，攻击失利。观察了多时的王风麟同志，发现了敌堡下半部一个一直没用的发射孔，便组织火力封锁了上面正在射击的发射孔，由刘厥兰同志送上了炸药包，堵上了两块石头，“轰隆”一声把敌堡炸塌了，围墙也轰开了一个大口子，取得了火力掩护爆破的经验。
战后，他专给工兵排的指战员讲解了如何选择爆破点和接敌路线等问题。
不久，二团又奉命攻打从蒙阴到临沂交通要道上的蔡家庄据点。汉奸利用一个四合院和围墙修筑了防御工事，四角都有碉堡，中间一个大碉堡，全是石头垒成，有一百多名惯匪出身的伪军驻守。战斗打响后，二团很快攻下了四角的碉堡，但中心碉堡却难以接近。最后，王凤麟同志从各班排挑选战士分别组成火力掩护队、爆炸队和预备队，重新攻坚。在火力队掩护下，一个爆破手冲到中途时，炸药包被敌人打中爆炸，顿时烟雾冲腾，遮住敌人的视线，后面的爆破手乘机抓起炸药包冲了上去，前进了一段，炸药包又被敌打中，后面的爆破手又继续窜上去，这样前仆后继，在连续爆炸的烟雾掩护下，爆破手终于冲到了碉堡下，把敌堡炸塌，消灭了敌人。王凤麟从中总结出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和进行续进爆破的经验，提高了攻坚战术的水平。
后来，王凤麟同志领导二团指战员在实战中又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的巧妙打法，在攻坚战中往往以较小的代价歼灭大量敌人。随即，二团进一步发动全团指战员普遍学习和掌握了爆破技术，形成了人人能使用炸药、人人会用爆破战术的局面。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王凤麟同志调任一团副团长。他把二团的爆破经验传播到一团。之后，又在鲁中军区所有部队推广了爆破战术。
这时，中央军委从延安来电，要求山东纵队总结爆破经验，向全军推广。王凤麟同志奉命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不愧是我军研究爆破攻坚战术的先行者和创造者之一。
一九四一年秋末，二团团长吴瑞林同志战伤，王凤麟同志奉命调回二团。
一天，他带领七连和一个炮兵排到张店车站附近去执行任务，部队在莱芜、章丘边界的吉山宿营时与日伪军遭遇，他不幸右腿负伤，膝盖下二十厘米处骨折，因当时医疗条件差，只好做了截肢手术。他十分伤心地说：“党苦心培养我，送我到苏联学习军事，指望我打鬼子，报效国家。可抗战还没胜利，我却成了残废，成了革命的累赘！”大家都不断地安慰他，想方设法为他解除痛苦。山东纵队卫生部白备武部长经再三研究，给他安装了一条枣木假腿。对此，王凤麟十分激动，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并顽强地练习走路。有一天，他特意回到二团去看望同志们。他看到大家心情沉重地望着自己，便笑哈哈地说：“苏军有个无脚飞英雄。我将来也可以乘汽车指挥战斗。我的第一志愿是当一名坦克兵！说得大家都笑了！”
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原山纵一旅改编为教导一旅，归一一五师建制，仍留鲁中活动。九月，敌伪军近两万人对我山东各解放区进行秋季“扫荡”，我鲁中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王凤麟同志行动困难，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几经转移，有的同志因此负伤，他非常不安。这时，我淄川、博山、临淄、益都四县联合办事处负责人
冯毅之同志到鲁中专署开会，他两人相见，亲切攀谈，王凤麟同志详细地打听了淄河地区对敌斗争情况，最后决定上马鞍山。
马鞍山位于淄河上游，地势险要，是控制淄河地区的要地，是南通沂蒙山区、北通清河地区的锁钥，因此，在这里曾发生过多次争夺战。一九四一年我们重占马鞍山之后，保证了南北通路，牵制了敌人，我八路军可深入淄、博，张工矿地区，从敌侧背打击敌人。王凤麟同志要上马鞍山，其目的是要用自己所有的力量独立作战，而不愿成为部队的累赘。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告别了领导和同志们，带着几名警卫人员和一支从沂水王府教堂得来的、装有瞄准器的德国狙击枪，奔向新的战斗岗位；十月五日，登上了马鞍山。
王凤麟同志的到来，使大家很受鼓舞。他向大家介绍了反“扫荡”的形势，动员大家搞好战备工作，组织大家下山挑水、运粮，并修筑南天门两侧的胸墙。他还给大家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鼓舞斗志，坚定信心。
同年十一月初，我鲁中区反“扫荡”斗争已接近胜利，敌人正集结人马返归老巢。十一月四日，冯毅之同志上了山，与王凤麟同志研究了对付路过马鞍山之敌的策略。
晚上，冯旭臣老先生（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因儿子来了很高兴，请王凤麟同志喝酒，在座的还有在山上养病的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和鲁中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同志。大家谈到日寇杀人放火的罪行时，冯老先生很气愤，他说长子已抗战牺牲，还有老二老三，鬼子想用杀人的办法制服中国永远办不到。在座的同志都拊掌称赞，王凤麟同志还举杯倡议为抗战老英雄干一杯，大家一饮而尽，冯老先生心情激动地说：“我们中国人要学岳飞、文天祥流芳百世，不做秦桧遗臭万年！”王凤麟同志连称“完全正确”，并慢悠悠地念起了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成式同志也激愤地朗诵了岳飞撰《满江红》中的两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次聚会，竟成了马鞍上战前的一次誓师会。
第二天，王凤麟同志正组织大家进一步检查防御工事，山下又上来几名伤病员，其中就有王凤麟同志亲手培养出来的爆破英雄刘厥兰。
几天后，“扫荡”我沂蒙山区的敌人向回收拢，其中一路有一千多鬼子和几百名伪军从马鞍山下经过。日寇早就把马鞍山视为眼中钉，欲拔掉而后快。当地的汉奸头子唐云三又纵容说：山上有八路军鲁中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能征惯战的王凤麟；还有八路军的兵工厂，储存了许多贵重物资。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十一月九日早，敌人凭借其优势兵力向马鞍上发起猛攻。原守山的战士，前些日子已被王凤麟同志安排回原部队参战去了，剩下的只有他身边的几名警卫人员和病员、家属、工人，共三十几人。枪支、弹药很少，唯有王凤麟同志那支狙击枪子弹多一些，其余八支“章丘造”步枪，每支仅有几十发子弹，手榴弹也不多。
战斗一开始，敌人便围住马鞍山，还在对面的孟良台和后峪岭上架起了大炮，炮火直轰南天门和东山顶；四架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大批鬼子冲到石峰脚下，先头的二、三十个鬼子兵爬上了南天门下的石阶小道。这时，王凤麟同志的狙击枪响了，一个平舞指挥刀的日本军官和几个士兵应声倒地。守山的同志们也一齐开了火，谭克平同志举起一块大石头砸下去，冯老先生和他的女儿冯文秀也一个劲地往下掀石块。枪鸣石滚，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栽，嗷嗷乱叫。……黄昏时，敌人懊丧地撤回山下。入夜，王凤麟同志命战士按预定的信号击鼓鸣钟，告知周围地方上的同志们：马鞍山还存我们手里！
守山的同志们情绪很高，但王凤麟同志深知：主力部队一时不能增援，地方部队无法接近，只靠山上这些人战斗下去，要战胜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的敌人是有困难的。晚饭后，他召集大家分析了战斗形势，并引导大家讨论下一步的对策。这时，哨兵领来了两个新同志—四县联合办事处公安局一股股长董恒德和二股股长李绪臣。他们说：山下村村有敌人，道路都被封锁，下了山也突不出去。于是，大家提出了“人在山在”的战斗口号。王凤麟同志乘机号召大家要十分注意节省弹药，抓紧把轰塌的胸墙修好，南天门两边加高加厚。同时，调整了战斗部署，安排通讯员小张等三人守西顶；他和董恒德、赵希林（警卫员）等人守东顶；刘厥兰带一人守山后；谭克平、李成式和其余的战士守南天门；并把老人、妇女，小孩等安排在东顶屋子里。接着，他率领大家冒着袭人的冷风，加固了南天门的胸墙。
第二天清早，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敌人用三十多辆汽车，从博山、莱芜、张店等地运来了部队和弹药。敌兵力增加到两千多名鬼子，四千多名伪军，飞机增加到八架，炮火也大大加强了。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山上的工事大部倒塌，房屋被摧毁，并燃起了大火。王凤麟同志拄着拐杖先在东顶一截胸墙里指挥战斗，后又爬到下边一个人工凿成的石洞掩体里射击敌人；董恒德同志和他一起战斗。少顷，董同志不幸中弹牺牲，王凤麟同志额角上也负了伤。冯文秀同志撕下一块衣襟给他包好，他端着狙击枪，继续向强攻南天门的鬼子射击。
在山顶后崖下，一小队鬼子架着云梯，穿着爬山鞋，在密集炮火掩护下正往山上爬，被刘厥兰等同志打退。战斗到中午，敌人死伤惨重，马鞍山仍为我有。指挥“扫荡”鲁中的日寇参谋长恼羞成怒，骂了几句就往山上走来，一群日寇军官尾随其后。当那个不可一世的日来到半山腰正举起望远镜观察山头时，被王凤麟同志的狙击枪击中，死在马鞍山下。鬼子发疯了，又发起了猛攻。守在山后的刘厥兰同志见南天门吃紧，对身边的战士嘱咐了几句就向前跑过去了。南天门左右的胸墙全被炸塌，谭克平、李成式等同志都已牺牲，刘厥兰朝着快要攀到南天门的鬼子扔去一颗手榴弹，回身摸起牺牲者的枪支，可是子弹都打光了。这时，冯文秀从上面给他扔下一个小白布包，展开一看，白布上写着“现在石头也很宝贵，注意节省使用，能坚持到天黑，就有办法。”刘厥兰同志看到王凤麟同志还在指挥战斗，心情振奋，连忙把命令传给身边的同志们看。大家轮番地用石头打击敌人
临近黄昏，敌人还在攻击，冯老先生和警卫员赵希林同志牺牲了，通讯员小张还在坚持战斗，但已多处负伤。王凤麟同志在爬着指挥战斗，射击敌人，额角上流着血。他扫视了一下山下的敌人，思索了片刻，心情沉重地命令通讯员小张：“快，用绑腿拧成绳子，趁天黑从后山下去，向团部和军区司令部汇报山上的情况！”小张犹豫起来，他不愿离开这个待战士如兄弟的领导同志。王凤麟同志眼含着热泪，厉声地下了命令。小张转过身去，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珠子，又回身做了个礼，哽咽着向后山跑去了。
小张走后，王凤麟同志决意把家属、孩子、工人送下山，能出去一个是一个。于是，他根据后山下敌人不多的情况，让大家把做军衣用的布拿出来，撕成宽布条拧成绳子，一头拴在松树上，揭幕、拽着它下山。随即，王凤麟同志又命令战士们各就各位，并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坚决把敌人打下去！为了党和国家的光荣，我们和敌人拼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士们都视死如归，誓与阵地共存亡！敌人被打得贴在山脚下不敢伸头。下山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抓着布绳向下滑。不幸得很，到了山半腰时布绳断了，他们大部分牺牲了，其中就有冯毅之同志的爱人和几个女儿。前山的战斗到了严峻时刻，我们战士的子弹都打光了，只能用石头打敌人，而敌人的炮火却依然在呼啸。王凤麟同志忍
着伤痛在战斗，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胸部，但他没有倒下，敌群已冲到南天门前了，汉奸头子唐云三躲在山石后边喊道：“快投降吧！皇军给你个大官坐啊！”王凤麟同志气愤地骂道：“当你的狗官去吧！投降的不是中国人。唐黑子，你敢伸出头来喊？”唐黑子知道他的枪法厉害，龟缩着不敢露头。正在这时，鬼子、伪军已爬上最后一磴石阶，南天门失守了！敌人像一群饿狼扑向王凤麟同志。他怒气冲冲地瞅着敌人，冷笑了一声，举起手枪，以气壮山河的正气，壮烈地以身殉国了！
英雄捐躯，山川伏首。刘厥兰、冯文秀等同志哭喊了一声“王副团长！”立刻把手里的石头向扑来的敌人拼命砸去，迅即纵身跳下了悬崖。刘厥兰、王得善、吕存生、邹大方这几位同志被半山腰的树枝托挂住，幸免于难，其他同志都壮烈地为国捐躯了。
马鞍山保卫战结束了，敌酋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山顶，南天门石阶小路上，二百多具敌尸横七竖八地躺了一片，山顶上烟云飘渺，留给鬼子将军的只是残墙断壁和青色的岩石。敌酋环顾了一下，气急败坏地举起战刀，猛劈在一块大石头上，火花乱迸，刀刃半卷，便一屁股瘫坐在石崖上！马鞍山保卫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震慑了日本侵略者，激励着广大爱国军民抗战到底！
王凤麟烈士流芳千古！
王兰英烈士生平
山东省妇联妇运史组
王兰英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女党员。她对共产主义的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并竭尽全力地为实现这一伟大理想而奋斗．她不畏艰险，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不幸于一九三二年被敌逮捕，受尽了折磨。面对凶恶的敌人，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英勇悲壮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那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永远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
王兰英，又名文灿，字肖云。一九O八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祖籍广东省中山县。
王兰英的父亲，清朝来年在冠县、聊城等县做过知县，晚年罢官经商，定居于济南，娶妻妾三房。王兰英是二房所生，兄弟姊妹共九人。王兰英六岁人家塾，和哥哥姐姐同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十二岁时，和姐姐兰馨一起插入济南商埠小学三年级读书。她小学毕业后，于一九二三年考入了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十三班。
当时，女师已经有了党组织的活动，山东早期的女共产党员王辨（黄秀珍）、侯玉兰（侯志）、牛淑琴（刘淑琴）等都在这里读书。她们在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地在学校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党团组织建设工作，使女师成为大革命时期一个十分活跃的革命阵地。
王兰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自然就成为封建家庭的“叛逆”。她厌恶这个腐朽没落的官僚家庭，因为在这个家庭里只有彼此之间的利害冲突，互相钩心斗角，谈不上什么自由和幸福，没有温暖与疼爱。儿女的婚姻大事由家长包办．实际上是两姓家庭之间金钱权势的交易。特别是女孩子，简直要成为家长谋取利益的资本，甚至要沦为牺牲品。有一次，王兰英父亲的一个朋友登门说媒，想把兰英和她的姐姐兰罄许配给济南一个资本家的双胞胎儿子。那是两个纨绔公子，不学无术。王兰英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就理直气壮地对父亲说：“他们两个是终日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我决不从命。"由于王兰英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只得作罢。
一九二四年，王兰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经侯玉兰、牛淑琴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以全部精力投入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当时，党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战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唤起民众的革命觉悟。济南女师在侯玉兰、王辨、牛淑琴、王兰英等党、团员的带领下，秘密组织了学习小组，吸收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学，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浅说》《科学的人生观》《俄罗斯妇女》等书刊，并经常讨论时事政治问题。以后，她们为进一步扩大影
响，就以研究学问的名义，在校内组织了读书会，各班也都建立了读书小组，很多同学纷纷参加了这一活动。党团组织就在读书会内物色积极分子，向她们介绍革命书刊，还常常利用星期天秘密地组织她们阅读和讨论。
王兰英是读书会的发起人之一。她思想敏锐，能用简洁明了的言辞较透彻地讲解马列主义的理论。她谈吐富有风趣，经常绘声绘色地讲些革命故事来启发大家。有一次开读书会，她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小刘提议先请她讲一段，大家再讨论讨论。她笑了笑，讲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伟大意义。屋里很静，大家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当她用“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句话来结束讲话时，大家仍然屏住气息，沉浸在美好的革命理想中。过了一会，一个同学站起来望着大家，深有体会地说：“枷锁只有在革命中打碎，世界是无产阶级的”。接着，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了。
这次聚会结束时，小刘走到兰英身边，好奇地把她的《共产党宣言》拿在手中，翻开第一页轻轻地读了第一句：“一个怪物，（注）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她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哎呀，一开头就难住了。为什么说是怪物呢？我不懂。”她用疑问的目光望着兰英。兰英鼓励她说：“你别着急，读完一段，仔细地琢磨它的内容，多看几遍，多想几遍，慢慢就会明白的，你拿回去试试看！”
在读书会中，党团员们事先就计刘好，读《共产党宣言》时，要一个团员带一个同学，两人一起读。这样便于一块研究，进行辅导，也便于了解同学的思想情况。张影心同志当时是团员，就自告奋勇和小刘一起读。这本《共产党宣言》，也就成了读书会成员入团前的必修课。后来，在一次读书会上，忽然有个同学问：“马克思是什么（注）《共产党宣言》初译本将“幽灵”译成“怪物”样子？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他的画像！”又一个同学问兰英有没有，并说读书会里应该有一张马克思的像。张影心知道，兰英身边原来有一张从书上剪下来的马克思画像，她入团那天就是在那张像前宣誓的。兰英平时像宝贝似的珍藏着它，所以她正希望兰英拿出来，让同学们看看。想不到，兰英从书包里拿出一张新画的马克思像，比书本还大。大家都惊异得欢呼起来，高兴得拍着手跳起来了。兰英把画像挂在东墙上，同学们站在画像前，以崇敬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
过了一会儿，兰英把马克思像取下，仔细地卷起来收好，又对大家说：“我们读书会本来应该挂马克思像，可现在还不到时候。等到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们要高举着马克思像上街游行，热烈庆祝哩！”兰英这几句话，使同学们更加振奋了，大家好像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都会心地笑了。
对于那些彷徨徘徊于歧途的同学，兰英也满怀热情地用进步的思想去引导她们走向光明的道路。王兰英不愧是她们的良师益友。
王兰英同志就是这样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
一九二五年五月底，青岛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屠杀罢工工人的青岛惨案，上海爆发了英日帝国主义大肆屠杀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很快传遍了全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有各个革命阶级参加的革命大风暴。济南举行十万人的大会，工人、学生、商人纷纷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青岛的反帝爱国斗争。女师的党团员，发动同学们和男校学生一起集会，游行示威，并串街走巷进行募捐，支援沪、青工人。当时，王兰英担任女校的代表，负责与男校学生联络．取得一致行动。把所在的班，募捐工作开展得特别好，募捐的款也最多。
这时，王兰英已经担任了共青团济南地委的宣传工作和济南女师及济南女中两校团支部的工作。同时，党组织还派她到铁路系统开展工运工作。她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但她毫不怯懦，更加忘我地工作着。王兰英同志很注意组织好团的活动，每次团的组织生活或其他活动她都参加。每次开会要讨论什么问题，怎样进行讨论，事先她都考虑得很细。除校内活动外，她还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去做调查工作，并向工人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勾结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罪恶，宣传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为劳苦大众谍幸福的，并反复说明无产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团结广大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才能过上好日子。
她不分白天黑夜，不知疲倦地从事革命活动，常常两眼熬得通红，人也消瘦了，上学经常迟到旷课，但她的学习成绩依然很好。有一天，她又迟到了，走进教室时，老师正在一个个地叫同学们到黑板前去解一道数学题，好多同学解答不开，老师见兰英又来迟了，就生气地叫她上去解答，没料到，她从容地走上土，拿起粉笔很快就作出了答案，完全正确，老师和全班同学都以惊讶的目光望着她。但是，学校当局却向她提出警告，如果再继续旷课，就得开除学籍。
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帝国主义为了大肆侵略和掠夺，不仅用武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同时还利用宗教来麻醉、奴化中国人民，妄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斗志。在党的领导下，济南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和“非基督教大同盟”，开展宣传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化中国人民的阴谋，发动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有一次共青团济南地委布置女师和女中团支部，趁圣诞节教堂放电影时撒传单，于是，她们以“反帝大同盟”的名义事先写印好了传单。圣诞节这天，王兰英和同学们把传单一张张叠成小方块，藏在大围巾底下，走进基督教堂，在靠近门口处分散坐下，当教堂内灭了灯正要开始放映电影时，她们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传单向人群中抛去，随即悄悄地退出教堂。等教堂发觉，打开电灯时，她们早已无影无踪了。王兰英和同学们出了教堂，直奔向帝国主义以教会名义举办的齐鲁大学，走进女生宿舍，向大家散发传单。接着，又奔向大饭厅，正好是开饭时问，她们把传单一撒，学生们扔下碗筷就去抢着看，一大群人涌出饭厅，以敬佩的目光送她们走出校院，有的学生还在后面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为她们助威。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王兰英同志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跨党的女党员之一。那时，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斗争在较多的场合下是在桌面上争论，然而却是针锋相对，非常激烈的。在许多场合，王兰英都是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积极地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坚定地维护我们党的利益，并用各种方式团结国民党左派力量，揭露右派的反动阴谋。
一九二五年冬，中央派张昆弟同志来山东，恢复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张昆弟同志任书记，王兰英同志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是全省妇女运动的领导人。
在大革命期间，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曾输送不少的同志去苏联学习。一九二七年春天，王兰英同志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她学习努力，刻苦认真，精益求精。她原来不懂俄语，
一九二九年冬，一天夜里，在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的牛淑琴同志，忽然接到通知说，上级将派人来取支援海员罢工的宣传品。第二天晚上，雨夹着雪花不停地下着，果然有人来取传单了。牛淑琴没有想到，来人竟是王兰英同志。她俩都喜出望外，高兴极了。这是她们一九二六年在济南分别之后第一次见面。两个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各自叙说了别后的情况。那真是千言万语诉不尽，情真意切心连心！当王兰英谈到她在沪东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时，目光炯炯，语气十分坚定地说：“若不启发工人觉悟，发动斗争，资本家、厂主是永远不会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的。我们要坚决地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她一边说，一边把冻得冰凉的双手插进牛淑琴的袖筒里，牛淑琴用自己的体温暖和着她冻僵了的双手。这一对风雨同舟的战友，亲密无间的姊妹，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两颗火热的心也在一起跳动。夜深了，王兰英才带上那包宣传品离开了牛淑琴的家，日着黑夜的风雪，远远地走去了。
一九三O年春，王兰英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经常到秘书处，有时送稿件，有时送印刷品，有时送警报或报告工作情况。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她拿了一些宣传稿回全总，两手冻得通红，也顾不得暖和一下，就赶印起来。她那种对工作积极认真的精神，给人留下了刻的印象。同年，王兰英随张昆弟同志去湘鄂西苏区工作。一九三一年夏，张昆弟同志不幸牺牲，王兰英同志回到上海，后来，党组织又派她到广东省委做秘书工作。广东省委因屡遭敌人破坏，遂迁至香港。一九三二年三月巾甸的一天，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因叛徒告密，六位同志被捕，其中也有王兰英同志。经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于五月初离开香港，乘外国邮轮去上海，不料，国民党特务随船跟踪，在他们抵达上海时，又被敌人逮捕，并押回广州。王兰英同志第二次入狱后，受尽了酷刑折磨，但她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凶残的敌人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便下了毒手，先将其乳房割掉，又用竹签插入她的下身……她浑身血肉模糊，还强忍疼痛，呼喊“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王兰英同志英勇悲壮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王兰英同志不愧为优秀的党员，不愧为革命的先驱。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一王麓水烈士传略
临沂革命烈士陵园
王麓水同志是我山东军区第八师师长兼政委。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对开辟和巩固鲁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对口作战大反攻阶段，曾率领八师全体指战员解放了峄县、邹县、台儿庄等许多重要城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为抗击蒋介石匪军由徐州北犯，在解放滕县战役中为国捐躯。时年三十二岁。王麓
王麓水，又名培岳，汉族，江西省萍乡县长丰乡宗里时人。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三日生。弟兄六人，麓水最小。因家中生活贫困，全家租赁王氏公祠居住，靠租种土地勉强维持生活。
麓水年幼时在私塾念书，九岁即辍学放牛，常和一些放牛娃用竹片削成刀枪弓箭，布岗放哨，做各种有趣的游戏，并不让牛群伤害群众的庄稼。
一九二四年，麓水同志的父亲因病卧床不起，管祠堂的又去催收租子，并带去很多人吃租饭。麓水为此很生气，要求父亲少交几担租，省下的钱买药治病。父亲说：“要是欠了祠堂的租，田也种不成，房也不能住了。”幼年的麓水，还不能理解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给农民造成的灾难，但他看不惯那种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心里有说不尽的愤懑。他跟着哥哥边耕边读，非常敬慕那些有勇有谋、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自己也曾发誓要为贫困父老报仇雪恨。
一九二六年秋，麓水考入了南溪高等小学。这时，北伐军从醴陵进驻萍乡。萍乡整个政局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革命的烈火也到处燃烧了起来，民众运动如火如荼。萍乡全县的工农青妇，在中共安源地委的领导下，迅速地组织起来了。麓水见此情景，心里非常高兴。他三哥培逖，正在萍乡县达城师范就读，他借此常来常往，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乡友，并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不久，他又参加了萍乡师范火潮学社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就在这年，他又经过萍乡师范张为政、王恩义的介绍，正式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李大钊同志在北平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萍乡县各界人士无不为此而愤慨，立即召开追悼大会；麓水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了一副挽联，以示悼念。文日：
社会历史原空白，你一笔，我一笔，写到悠久无纪极；壮士热血皆鲜红，这几点，那几点，造成全王；大光明。这幅挽联，使很多人受到激励，博得了大家的好评。
同年五月，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六月五日，又攻打萍乡（即“六五”事变），进而围攻安源。于是，萍乡全县顿时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这时，麓水放弃了学业回乡劳动，并在宗里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当时，安源地委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仍在敌后坚持斗争。刘少奇、夏益笃、袁德生等许多同志，曾先后到过宗里村，麓水同志家也就成了革命活动的“接待站”；有的住三五天，有的住个把月，还有的常来常往。麓水同志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学到了很多革命知识和斗争经验，从而开阔了眼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
当时，国民党白匪军经常从萍乡经过宗里开往莲花、永新一带，不断配合当地的地主恶霸分子和他们的爪牙上山搜索，烧杀、奸淫、抢劫，无恶不作。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宗里党支部机智英勇地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王麓水同志，他虽然年龄很小，但他充分发挥了特有的才能，做了不少工作。如这年九月，白匪军一个团从萍乡开往莲花，准备在宗里宿营。麓水探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向组织报告。随之，他奉命召集了一些同志，分两路进行活动。
大家一边贴标语，一边割电线，并在险要路口设置了障碍，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白匪军来到这里看见岩石上写着“不要放过一个白狗子！”又听说，南坑要打仗，他们很恐慌。正在犹豫不决时，峡谷里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是宗里的党团员们点响了他们的松树炮，有意对敌制造紧张声势。白匪军团长更加摸不清底细，岂敢贸然行动，遂率部返回了萍乡城。
这年年底，我农会主席王聘葛同志被反动地主诱捕入狱，麓水同志邀同王文魁同志从一个鸦片烟商人身上搞到一笔“不义之财”，然后派人进城运动，把聘葛同志营救出狱。
一九二八年八月，从井冈山送来一批黄金，是准备送交安源市委转到长沙购买药品的。麓水同志接受了这个任务，便和夏益笃同志两人假装卖米，巧妙地通过了团防队的哨岗，将这批黄金全部安全地送到安源。
一九二八年冬，反动势力日益猖狂，麓水同志不能继续隐蔽在家中进行工作了。他在离家前，曾和安源市委夏益笃等同志秘密计划组建“莲花红军独立团”。接着，他参加了袁德生同志领导的苏维埃基层政权机关，并担任秘书；曾经协助莲花红军独立第一团偷袭过陆公坡地主杨公善的武装，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加强了革命武装力量。
一九二九年，党中央为更好地指导湘赣边区的武装斗争，在永新县河东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委员曾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麓水同志在会上的汇报发言中曾提出：“我们的弱点是枪支少，弹药缺乏，优点是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敌人的武器弹药多，但弱点是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士兵贪生怕死。根据这些特点，我们不跟敌人明拼硬打，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进行分散活动。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战胜敌人。”毛泽东委员听了他的发言，表示满意。后来，麓水同志被送进井冈山红军学校学习深造。
一九三O年，麓水同志在井冈山红军学校结业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连指导员、团直机关党总支书记、团特派员等职。一九三三年，红军在江西永丰县藤田进行整编中，麓水同志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先任特派员；到一九三四年后，任团政治委员、团长等职务。
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亲自领导的红军主力之一。王麓水同志在红一方面军参加过反“围剿”战斗。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奉命退出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参加直罗镇战役取得了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围剿”；又东征山西，西征宁夏、甘肃等，巩固和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开始后，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九月二十五日，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将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打得落花流水，声震中外。在这次战役中，王麓水同志顽强而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然而他身负重伤，特别是头部伤势严重，一度不省人事。他在住院养伤期间，国际记者访华团中有位加拿大记者，在前往慰问抗日英雄时，曾用油画描绘了王麓水的英雄形象，并拍了照片，一起送给王麓水同志作纪念。那时，麓水同志离家已经多年了，就将这张照片和油画寄给了亲人。他在家信中讲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努，指出了日寇将要占领长沙、萍乡的动向。同时，痛述了日寇在沦陷区所犯下的烧杀奸淫等种种罪行，告诉乡亲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舞大家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一九三八年春，王麓水同志的伤势还没痊愈，但他不忍心祖国的锦绣山河任敌人践踏，曾几次请战上前线，均未获准。这年的夏天，他伤势渐愈，被调到一一五师补充团（即老四团）任政治委员。在风陵渡战役中，他数次率军打退日寇的疯狂进攻，消灭了三千名鬼子兵，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军的威风。
形势在发展，部队在扩大。一九三九年春，麓水同志被调到晋西独立支队，任政治部主任。他和支队司令员陈士榘同志一起打了许多胜仗，使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很多青年看到八路军英勇抗战、保家卫国，也纷纷要求参军参战，这样，晋西独立支队很快就扩建了两个团，受到延安总部的嘉奖。
一九四O年五月，王麓水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继续东进”的号召，又率部越过太行山，沿黄河北岸，冲过日寇无数道封锁线，直向鲁西挺进。一路上跋山涉水，相当艰苦。他特别关心年青的小战士和宣传队员们，常常把他们扶上马，驮着他们爬山过河。在行军路上，他非常注意做政治思想鼓动工作，不断提高大家的情绪，使部队顺利地到达了鲁西地区。
晋西独立支队刚到鲁西，即参加了讨伐顽匪石友三的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在范县以南击溃石友三部一千五百余人。
一九四O年秋，王麓水同志被调到一_一五师教导二旅任政治部主任。他在协助符竹庭政委开创滨海抗日根据地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一九四一年三月下旬，进行青口战役时，他经过周密考虑，派政治部樊复哉同志带领几名精悍的人员，深入虎穴搞策反活动。结果，这个战役歼敌千余人，解放了青口，占领了海港，打通了滨海区从海上与胶东及华中的联系，并解决了根据地吃盐困难等问题。一九四二年夏，王麓水同志从教导二旅调往山东纵队一旅（后改为教导一旅）任政治委员。
同年四月下旬，在李仙洲部侵犯鲁南时，王麓水同志亲自率鲁南部分部队设伏，重创其先头部队一个师，并将残部赶出山东。
当时，李仙洲奉蒋介石“入鲁反共”的面谕，亲率九十二军，由皖北经鲁西向我鲁南根据地逼近。李部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
当时，我鲁南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总共不到四千人，一面要抵抗数倍于我的日伪顽军的进攻，一面又要对付敌九十二军的进犯。因此，军区机关和群众，只好暂时撤到天宝山南大顶山崮。
四月二十六日，山野笼罩着雨雾，松林以东的山坡上，到处埋伏着鲁南军区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山坡下有条沙河，河边是一条二十多米宽的河滩，这里是国民党进犯部队的必经之地。王麓水同志身穿灰色雨衣，和参谋处长一起站在特务连后面，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他首先注意到大路旁二百米处两个小山包。如果我军先占领它，敌人就会发觉，不利于进行伏击战；倘若放弃它，敌人先头部队必然要去占领控制它，那就会对我军造成威胁。于是，王麓水同志命令在山包上布下地雷，安排几名战士隐蔽在山半腰准备拉雷。雨哗哗地下着，我军伏击部队寂然无声，战士们的眼睛紧紧盯着山下。
十一月十五日，我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奔袭刘黑七的老巢—费县柱子山。在战前动员时，王麓水同志指出：刘黑七为非作歹二十多年，残杀无辜群众不计其数。党和人民把歼灭刘
匪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要向刘黑七讨还血债，坚决为人民除害。……复仇的烈火在战士们胸中燃烧，个个举起拳头，喊声震天。
午夜时分，我五团向柱子发起攻击，庄里的匪徒们以为又是我地方武装扰乱，没当成一回事。我三团布下了四道包围圈，从几个方面向柱子村发起猛攻。
原来，一个月前我游击组袭扰柱子村时，刘匪从睡梦中惊墙，一面命令副官组织抵抗，一面带上卫士队逃命。他刚攀上墙，副官跑回来报告，说是几个“土八路”，弟兄们一冲击就跑了。刘匪跳下墙，拍拍身上的泥灰说：“几个土八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瞎嚷嚷个屁。”而这次攻打柱子村，完全出敌所料，匪徒们抵不住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纷纷往刘黑七的小围子里退缩，我军把庄子紧紧地围住。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王麓水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跑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前沿去指挥冲锋。不料，敌人发射的炮弹在附近爆炸，一声巨响，他便在烟雾灰尘里昏迷过去了。接着，敌人企图突围，炮弹不断地在他身边爆炸。他醒来后，仍坚持在原地，沉着地指挥战斗。我军很快就把敌人打了回去。
大约过了十分钟，只听小围子里一阵歇斯底里的嚎叫，大群赤着膀子的匪徒向围子门冲去。三团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把敌人压了回去。刘黑七两次突围未成，绝望地命令他的王牌卫士队全体冲锋。一百多名匪徒一手提着盒子枪，一手举着鬼头刀，向我军阵地冲来。王麓水同志大声喊道：“投手榴弹！”随着这一声命令，成百颗的手榴弹向敌群飞去，匪徒们倒下了一大片。正在解决残敌的时候，三团通讯员跑来报告说，刘黑七已经被四连通讯员郝荣贵击毙了。
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撼了敌人。惯匪头子刘黑七覆灭了，我军为山东人民除了一大祸害，真是大快人心！为此，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新闻报道，这一胜利消息很快就震惊了中外。
王麓水同志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看完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防止伤口化脓的草药给院长。并说：药品困难，多向老乡们学些土方秘方，多弄点草药。要抓紧治疗，前线在等着伤员们痊愈回去参加战斗。
麓水同志还很关心军民的健康。当时，由于生活艰苦，群众和战士们患夜盲症的特别多。他就一面请求上级拨款救济群众，一面号召部队自力更生，改善生活条件，力争减少病员。为了让伤病员好好疗养，他亲自找到荒凉已久的金山寺，经过．一番筹划，建立起军区直属疗养所。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了两个刚出院的伤员，从谈话中得知医院生活未搞好，牺牲的同志也未妥善殓葬。他就立即到医院去检查工作，纠正了该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倾向，改进了医院工作。
王麓水同志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得也很坚决，对地方工作抓得很细。一九四四年，当鲁南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时，他经常深入各村进行调查研究，并访贫问苦，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有些地方斗争过火，违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偏向。如：对地主一律“扫地出门’’，甚至还发生随意打人、捕人的现象。对这种镝向，他及时地在干部会议上进行了批评纠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做法是形左实右的，既破坏了党的统战政策，也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他还进一步阐明，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不可置之不顾。
然而，第二年春天，在一次区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有人对那篇社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硬说社论的立场观点是右倾的，压制了群众运动。因此，引起了一场争论。主持会议的王麓水同志，先耐心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明确指出社论是正确的，并肯定进行纠偏是必要的，完全符合党中央的指示。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左”倾思想对我党事业的危害性，并明确指出，那种认为“越左越革命，越是立场坚定”的说法是一种糊涂观念。通过这次会议的民主争论，大大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使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在滕西闰村一带发起讨伐叛军申宪武（字从周）战役，王麓水同志担任指挥员。他亲自率领军区三团、五团一个营、特务营以及第二军分区基干团和三个县独立营，共十一个营的兵力奔赴前线。战斗发起之前，他在烈日下观察地形，浑身被汗水湿透了，也顾不得休息，还亲自到阵地上慰问战士。战斗打响后，他深入前沿指挥，哪里战斗最激烈、最危险，他就在哪里出现。特别是最后围攻申宪武匪巢时，他多次召集干部研究战术。经五昼夜的激战，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师五千人全部被歼灭，敌师长兼专员申宪武被俘。
讨申获胜后，又经湖东一系列战斗，将湖边三县敌伪全部扫清，巩固了津浦路以西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召开会议，连夜讨论了朱德总司令八月十日关于大进军的命令。罗荣桓、黎玉号召山东全党、全军为争取抗战蚊后胜利，解放全山东而斗争。同日，山东军区司令部向口寇驻山东最高指挥官四十三军团长烟川中康发出限期投降通牒。与此同时，山为：军区发出了五路大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王麓水同志由贾汪率师北上，仅三小时即攻克了峄县城，活捉了大汉奸龙锡贞，伪军千余人悉数被歼。
九月十四日，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和秘书科长狄井芗，随着王麓水同志，由原来的机关驻地费、滕边境的水泊村前往峄县城开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是各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同志以及区党委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由鲁南区党委书记王麓水同志主持。他宣布了成立山东解放军第八师的命令，详细说明了整编部队的问题：以山东纵队一旅三团和一一五师教二旅五团为基础的问题：将鲁南地区的全部地方部队约一万人进行合编，组建成主力第八师。王麓水同志调离鲁南区党委，任八师师长兼政委，何以祥任副师长，刘春任政治部副主任。
会议期间，王麓水同志分别找有关同志谈了话，并调配了大批领导干部，从组织上保证了大进军的胜利。
为了把住山东的南大门，八师奉命在究州与徐州之间抗击北犯之蒋军。蒋军六个师于九月十七日到达贾汪、柳泉一线，企图继续北进。蒋介石还催令其十一战区副司令李延年率骑二军、七十二军和吴化文两个军，迅速北上济南，妄图控制津浦路沿线各城市，以掩护后续部队北进。王麓水同志率领的第八师，在陈毅军长的统一指挥下，首先夺取了沿路各敌伪据点，伏击了敌军列；邹县一战，截击了蒋军北上的部队，并将敌人围困在滕县一带；十一月四日，在界河地区配合华中兄弟部队，拦腰截击了北上之敌，吴化文的第一军大部被歼，军长于怀安被生俘；十一日又挥师南下，在临城与夏镇之间继续攻击敌人。
为继续扩大战果，我八师又奉命回击滕县城。同时，还成立了城市接管委员会，由军区政治部主任丁秋生同志任主任委员，狄井芗同志任副主任委员。
十二月初，王麓水同志指挥八师包围了滕县城。十二日夜间发起了总攻击。敌人用大炮、机枪等拼命地向我射击，天上还有敌机扫射轰炸。王麓水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一直坚持扯前沿阵地上。十三日拂晓，正当战斗步步走向胜利的时候，突然，一颗炮弹在他面前爆炸，王麓水同志胸部负了重伤。他对同志们断断续续地说：“要战斗到底……”随之，他在担架上停止了呼吸。
噩耗传开，泰山垂酋，黄河呜咽，鲁南大地沉浸在悲恸之中．治丧委员会成立后，党政军机关，团体隆重追悼，进行公祭．举行送灵仪式时，张光中司令员呜咽得讲不出话来了，万春圃副司令员老泪纵横，亲自扶柩将王故师长遗体送往苍山县文峰山，灵车所过之处，百姓设香案祭奠，虔诚叩拜。白发苍苍的老人，不时用袖子擦着眼泪说：“天哪！大星陨落，哀我百姓。”
全国解放后，王故师长的遗骸，由文峰山迁葬于临沂烈士陵园内．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王故师长题词悼念。
鲁南人民为纪念王故师长，曾将滕县改为“麓水县”，滕县中学也一度改为“麓水中学”。华东三纵为纪念王故师长，把军报命名为《麓水报》。王麓水同志的浩然正气永远活在我们鲁南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文立征烈士传略
枣庄市民政局
一九三七年五月，李锐、杨纯、谢文耀同志，先后从武汉大学去北平接党的组织关系。这时，文立征感到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遂申请休学，同他们一起住在京西诩教寺。在这里，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同时也接触了一些前往联系的党员同志，使他的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八月八日，日寇占领了北京城，文立征与李锐、杨纯、郑琳等同志以及党组织所领导的平津流亡学生们一起南下，先后来到济南，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
遵照党组织决定，他们几人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义留在山东．月底，党组织分配他们参加了当时为抗日青年举办蛇“山东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这时，文立征改名赵宓。
十二月十四日，济南吃紧，训练班迁至济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成武县任政训员，负责训练地方抗日骨干。由于他立场坚定，态度认真，训练工作卓有成效。
一九三八年春，山东许多县城相继沦陷，文立征离开山东，到武汉去寻找“民先队”和党组织，遇上了李锐、谢文耀、郑琳等同志。同年三月，经李锐、谢文耀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三月，文立征等同志会同由延安来的同志们，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即中共中央长江局）介绍到徐州，和当时中共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接上关系。当时正值日寇进攻徐州，情势紧张。他们在徐州停留了一两天，文立征等同志被分到江苏沛县，做了两个月的群众工作；后随郭子化、张光中等同志到了鲁南抱犊崮以西南城一带，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先在总队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后在政治部做民运工作。一九三八年夏，文立征同志被派到我党领导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任政训处副处长，改名文立正。当时，我峄县县长朱道南同志兼政训处长。他们率领义勇总队一大队出山，曾在台儿庄一带作战，不久又到峄县四区周家营一带活动。当时，朱道南同志工作很忙，很多具体工作他主动承担。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更广泛地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上级同意，在周家营以北办了个青年训练班，由文立正同志主持。他在这里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后来成为抗日队伍中的骨干。
文立征同志目睹日寇疯狂的侵略和蒋介石集团的退让妥协，心中的怒火在燃烧。他明白，只有发动爱国军民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击反动的武装，才能赶走日本鬼子。因之，他努力学习政治，刻苦钻研军事，决心做一个良好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他刚到鲁南时，因语言不通，给工作带来不便。因此，他很认真地向群众、战士学方言土语。他经常深入了解群众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组织群众做好反奸诉苦工作，提高思想觉悟。有时候，还教小孩子们唱歌、跳舞，人们都很喜欢他。
一九三八年七月，文立征同志受党的派遣，到国民党第五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邵剑秋部做政治工作。邵剑秋思想进步，抗日坚决；他的第五大队，多是自愿参加抗日的老百姓，只有朴素的民族气节，不懂得抗战的持久性、艰巨性，更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文立征同志到该部后，积极组织上政治课，大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油印发放带图画的小书；举亦抗日青年训练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经过一段努力，第五大队的政治空气浓厚起来，大家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组织性、纪律性大大加强；在军事上也掌握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术。文立征同志工作耐心，态度和蔼，没有官架子，深受干部和战士的尊敬，大家都热情地称呼他“文老师”。
一九三八年秋，文立征同志又奉命随朱道南同志到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五旅任政治部主任，帮助朱道南同志整顿这支成分复杂的部队。一九三九年秋，文立征又回到邵剑秋的第五大队，参与了部队改编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九年冬，第五大队正式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文立征同志任该支队政治部主任。他平时工作严肃认真，注重调查研究，遇事冷静沉着，能坚持党的原则。有一次，一部分战士到外边搞来一些财物，他了解到是从敌占区一个商号弄来的，就很严厉地批评他们说：这样做不利于团结，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策，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大都是夺取抗战的胜利。这件事处理了以后，运河支队再来发生类似问题。运河支队以强悍善战享有盛名，打过许多有名的胜仗：在津浦路塘湖车站附近袭击日寇军用火车；曹家埠歼灭战；夜袭利国铁矿；特别是杜庄战斗，至今民问仍有鼓词流传。这些胜利的获得，与文立征的政治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勇猛地和敌人拼搏，那股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对战士们影响很大，大家都称赞他这个大学生出身的领导同志文武双全，很不简单。
一九四一年初，他先后被调到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和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工作。三月，又调任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主要在临沂、郯城、邳县、枣庄一带活动。
这时，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军事“围剿”，使我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军政干部、战士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很艰苦的时期。文立征同志虽然出生在富裕之家，但他并没有那些富家子弟的娇气。为了抗日，他早已毅然抛开家庭而投入火热的斗争，在革命的征程从不落后。自然，在这困难的年代，他也毫不动摇，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是南方人，也和北方人一样吃煎饼卷辣椒，甚至有时忍着饥饿去工作。他穿着简单：冬天，穿一身破棉袍，为了走路方便，他经常把大襟翻起来掖在腰带上，他穿的裤子上也补了许多补丁。从外表上，谁也行不出他是部队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他非常关心战士们的情绪，经常激励战士们去战胜困难，迎接胜利。当战士们疲劳的时候，他不是吹口琴给大家听，就是讲个饶有风趣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的衣袋里总是装着他自己订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切莫回头；一回头，灵魂里潜藏的怯弱，要你停留……”他就是这样鞭策自己为抗战、为革命而奋斗不息。
一九四三年冬，他与曾明桃同志带领分区检查组到滕、峄、沛一带检查独立支队的工作，因该支队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牺牲，文立征同志被留下任独立支队政委，并负责铁道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在铁道游击队待了三个多月，针对这支部队存在的问题，狠抓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还教战士们学文化，并批准处决了叛徒宋风启，对铁道游击队的建设和成长做出了贡献。
他为了抗日的胜利，三十多岁了仍不考虑自己的婚事。上级领导同志都很关心他，督促他，他却一再地说“不要急”。后来，上级领导同志给他介绍了个对象，但他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一心一意地工作，就把这事放在一边了。
一九四四年，党派文立征同志到山东分局党校第三期学习。结业后回鲁南军区政治部，被分配到鲁南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工作。同年十一月，鲁南区党委又调他到二地委，任地委委员，宣教科长。
一九四五年二月，文立征同志刘临城县六区（今滕县西岗镇）检查扩军情况，住在丁家堂村。他的身体不太好，但他始终坚持工作不愿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当时，这一带是游击区，形势很不稳定。滕县城驻着鬼子，滕西颜村驻着伪军申宪武的游击第七纵队。不料，区武工队三班副班长徐宜南叛变，投靠申匪。二月二十二日深夜，徐带领十几名匪兵突然袭击我六区区部。文立征同志闻声即起，叛徒徐宜南向他屋内连打三枪，文立征不幸前额中弹，壮烈牺牲。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出后，很多人失声痛哭。群众冒着危险，从当地一个大地主家找来了一口柏木棺材，将义立征同志的遗体和背包，衣物入殓，安葬在丁家堂村西，并召开了追悼大会。
解放后，每逢清明时节，人们成群结队，前往文立征烈士墓前悼念，寄托哀思，决心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立征烈士精神常在！
夏云杰军长
赵亮
夏云杰同志，一九O三年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四十里铺金厂庄一个贫农家里。少年时代，读了四年私塾就停学参加劳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夏云杰因不堪忍受军阀混战和连年灾荒造成的痛苦，而背外离乡，携妻带女逃到黑龙江省汤原县寻找生活出路，在城内租了一问茅屋暂时居住，靠卖零工维持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全家迁到太平川落户，以耕地为业，农闲季节到黑金河金矿做临时工。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共汤原县委根据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发表的《宣言》，大力开展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即组织汉、朝鲜等各民族共同参加的秧歌队，踏遍下江两岸的许多城镇、矿山和农村，点燃了汤（原）、萝（北）、绥（滨）地区的抗日烽火。夏云杰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下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于一九三二年春投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在黑金河金矿工人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同年秋，参加了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同志在汤原县举办的学习班，提高了政治觉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地投身予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事业。在汤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他深入工矿、农村，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建立党的抗日武装创造条件。由于当时贯彻执行了北方会议确定的“创造赤色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对满洲特殊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汤原中心县委经过一年努力创建反日游击队的工作遭到两次失败。但共产党人并没有动摇和失望，相信一定能够从失败的教训中摸索出成功的经验，建立起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
一九三三年夏，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召开了干部会议，听取了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吉密（胡世杰）和视巡员王亚棠传达的省委《接受“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还联系实际，总结了汤原游击队失败的教训。县委根据建立反日民统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提出了“反日队伍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进行反日战争，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下江的统治”的号召。会后，县委军事委员夏云杰同志和许多共产党员被派到工矿、农村和义；勇军中，去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团结各种抗日武装。由于共产党员的努力，下江凡有共产党员工作的义勇军部队，纷纷要求联合进行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一九三三年八月初，以青山为核心，联合其他五百余人的义勇军队伍，在汤原古兴沟成立了东北民众义勇军。同年八月十四日，在汤原西北沟反日救国会员的密切配合下，夜袭了汤原县城。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伪政权，大灭了日军的威风，伪军也丧了胆，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日伪军警疯狂地向下江党的组织和抗门义勇军反扑。同年十月五日，驻鹤立的日本宪兵队的汽车开到七号屯，新农庄，校屯抓走了县委书记裴治云等十二名朝鲜族共产党员，严刑拷打之后活埋在深坑里，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三江平原，党的组织顿时处于瘫痪状态，一革命群众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夏云杰同志勇敢地站了出来，领导县委工作。
他同全县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化悲痛为力量，同心协力，积极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创建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
同年十一月，夏云杰同志派共青团汤原县委书记和徐振江二人身带手枪，以探亲为掩护，混入鹤岗东二保自卫团大院，出其不意地用手枪逼住团丁们，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在院外隐蔽的二十余名游击队员，闻声后迅速闯进室内，将十四支长枪和两支短枪全部缴械，立即装备了游击队，组成了汤原地方武装。县委对这支新生的游击队爱护备至，精心培育。这时，夏云杰同志以主要精力抓抗日武装部队的建设，他领导游击队在黑金河训练、学习，使其政治、军事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同年来，夏云杰经与县委研究决定，派戴洪滨，宋瀛洲分别担任汤原游击队的正副队长。这支部队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前身；后来成为党在下江领导和团结一切反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一九三四年，伪“满洲国”建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实行了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在松花江下游，调集了大批兵力向我汤原游击队和游击区进攻；还笼络了一批汉奸、特务、警察、保甲长充当统治人民的走狗。又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吸吮人民的膏血，城乡经济破产，民不聊生。
夏云杰同志面对着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斗争十分激烈的形势，根据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坚决贯彻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定党在下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扩大游击队，普遍组织反日救国会，扩大农村红地盘（根据地）。
同年二月，日伪政权妄图把新生的游击队封锁在山里，就地消灭，遂调集伪军屠旅五个连和警察队五百余人，进行残酷的“讨伐”。一次，伪军屠旅一个连窜入格节河三号小营，遭到隐蔽在高山上的五十余名游击队员的猛烈射击，死亡三十余名。此后，又激战多次，结果敌伪军警的联合“讨伐”以失败告终。
从这以后，夏云杰同志从实践中认识到发展、壮大游击队与开辟、建立根据地的密切关系。他决心把游击队从山里调出来，配合地方党组织打击汉奸、地主势力，拔掉警察局、所和自卫团的武装据点。在开辟游击区、建设红色根据地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游击队。
同年三月，汤原游击队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在太平川打击了日本特务组织—民会。当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几个走狗的罪行，并执行枪决，为人民报了仇，为国家除了害。
同年五月，夏云杰指挥游击队缴了西大岗地主的武装。先后在太平川、蔡家屯、田家屯、长发屯等地建立与整顿了救国会的组织，救国会员发展到三百余人，为创造汤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同年六月，在汤区区委和救国会的配合下，汤原游击队先后又打开了太平川、长发屯、二道岗地主大院，缴枪四十余支。夏云杰同志在二道岗战斗中负轻伤，仍坚持战斗，并在太平川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地主拿出武器抗日救国，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游击队的威望更加提高。同年十月，太平川自卫团长张传福反正抗日，在他的影响下，太平川一带的自卫团团丁以及开明地主黄有、刘文携带武器，抛弃家中财产，也相继参加了抗日队伍。这时，汤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游击区连成一片，各区区委也组织了农民自卫队，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
同年秋，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夏云杰同志到哈尔滨受短期训练。学习结束时，省委指示汤原游击队改名为汤原游击总队，任命夏云杰同志为总队政治委员。这时，游击队员已发展到二百余人。同年末，夏云杰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离队五同年八月，夏云杰、戴洪滨同志率领汤原游击总队的英雄战士，在汤原县的广大农村与日伪军警展开了游击战，敌人的据点被游击队员反复摧毁。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抗日救国会员阎福组织游击队解除了太平川警察三署的全部武装，收缴了全部服装。共产党员徐光海、裴敬天化装为指导官和翻译官，其他队员化装为警察官，在地主们恭恭敬敬地陪同之下，分别耀武扬威地进入反动地主耿子修，乔玉柱大院。我们的“指导官”命令自卫团紧急集合训话，责备他们怕死，不敢与游击队作战，严令放下武器等候整编。接着，我们的“警察官”立即前去收缴了自卫团的武装，当敌人弄清了被游击队缴械的真相之后．已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游击队将地主的生活用品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秋天，游击队发展到七百人，编为三个中队，分别活动在松花江下游两岸。夏云杰、戴洪滨决定第一游击中队到松花江南岸配合安邦河区委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开辟和巩固红色地盘。
一天上午，十余名游击队员穿着缴获的警察服装，列着整齐的队形走来，反动地主何梦林亲自迎进院内，请到屋里当作贵宾招待。当游击队员说明来意之后，他拒绝交出武器。于是游击队强制解除了其全部武装，解散了自卫团，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充作抗日经费。安邦河另一个大地主高二麻子，也受到了游击队的严厉惩罚。
汤原游击总队到处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发展和保护了抗日斗争力量，受到了下江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群众反映：“夏云杰领导的队伍和人民心连心，军爱民，民拥军，齐心协力打日本。”一九三五年底，地方党和抗日救国会更加活跃，不断输送游击连、青年连到部队里去，在下江地区与日伪军展开了个月，在后方医院治疗。
一九三五年六月，夏云杰同志伤愈归队，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四百余名游击队员情绪饱满，精神振奋，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同年八月，夏云杰、戴洪滨同志率领汤原游击总队的英雄战士，在汤原县的广大农村与日伪军警展开了游击战，敌人的据点被游击队员反复摧毁。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抗日救国会员阎福组织游击队解除了太平川警察三署的全部武装，收缴了全部服装。共产党员徐光海、裴敬天化装为指导官和翻译官，其他队员化装为警察官，在地主们恭恭敬敬地陪同之下，分别耀武扬威地进入反动地主耿子修，乔玉柱大院。我们的“指导官”命令自卫团紧急集合训话，责备他们怕死，不敢与游击队作战，严令放下武器等侯整编。接着，我们的“警察官”立即前去收缴了自卫团的武装，当敌人弄清了被游击队缴械的真相之后．已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游击队将地主的生活用品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秋天，游击队发展到七百人，编为三个中队，分别活动在松花江下游两岸。夏云杰、戴洪滨决定第一游击中队到松花江南岸配合安邦河区委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开辟和巩固红色地盘。
汤原游击总队到处打击日伪反动势力，发展和保护了抗日斗争力量，受到了下江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群众反映：“夏云杰领导的队伍和人民心连心，军爱民，民拥军，齐心协力打日本。”一九三五年底，地方党和抗日救国会更加活跃，不断输送游击连、青年连到部队里去，在下江地区与日伪军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斗争。
东北抗日军民英勇地粉碎了以南次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和伪军的大规模联合“讨伐”之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四军和汤原游击总队等在小兴安岭东麓会师。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赵尚志和李延禄根据夏云杰同志的建议，通过地主单某邀请金矿局警备连孟连长到他家做客的机会，对他进行了爱国教育。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威胁之下，盂连长命令全连士兵放下武器，交出两挺机枪和二百余支步枪。黑金河三十余名矿警队顽固抵抗，受到严惩，被我军全部缴械。战斗结束后，部分抗日矿工和伪军也参加了抗日部队。赵尚志和李延禄都同意把缴获的武器全部交给汤原游击总队扩大队伍。
夏云杰同志立即把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并发表了《宣言》。夏云杰同志任六军军长，李兆麟同志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下属四个团，部队发展到千余人。
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东北抗联三、四、六军主要领导同志赵尚志、李兆麟、李延禄、夏云杰、冯治纲等，在汤原浩良河开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八一”宣言精神。会后，分散在下江各地的扰日武装力量，均团结在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周围，汇合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洪流，有力地推动着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夏云杰同志根据三、四、六军首脑联席会议提出了“为领土完整”、“为民族独立”、“为驱除日本海陆空军”、“为扩大反日联军”、“为成立东北人民革命政府”而战的战斗口号。积极地领导六军全体指战员，以汤原为根据地，出没于崇山峻岭，活跃在三江平原，到处打击日伪军，推进了抗日高潮迅速的到来。
一九三六年春，李兆麟、夏云杰同志共同率领的六军，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改为抗联第六军。同年三月间，夏云杰同志率六军一、二、三团集中到格区、鹤区开辟根据地，同时也随时准备接应鹤岗矿山警察队的哗变。汤原中心县委派到鹤岗去的刘中民等同志，在日本指导官金井信任的救国会员施清久同志的掩护下，在矿瞀中又发展了二十余名救国会员。夏云杰同志又派去参谋与施清久同志取得了联系，作到了对敌情了如指掌。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施清久同志及其全家在游击队员的保护下，从鹤岗迁到汤原。施清久同志任六军军部副官。五月二十五日，施清久同志引路，夏云杰同志指挥部队突破了电网，深夜直奔矿山警察队，顺利地解除了矿警的全部武装，打死日本指导官金井和桥口以及矿警五人。矿警队长赵永富发觉了我军的踪影，刚要瞄准射击，当即被其警卫员小张（救国会员）击毙。这次我军没费多大力气，就迅速地结束了战斗．得轻机枪一挺，长枪三十余支，子弹一部。事后，夏云杰同志集合了矿警队向他们讲了话，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当场就有二十六名矿管队员要求参加抗日军。黎明前，夏云杰同志命令六军部队迅速转移到汤原根据地，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兆麟率领六军四团、洼区青年连等，有力地配合了夏云杰同志领导的主力部队，消灭了盘踞在小兴安岭老钱柜、差巴气一带的森林警察大队，扫清了部队西征开辟新区的道路。后在安岭的游击区连成一片。同年六月间，夏云杰同志从小兴安岭视察军政学校回到汤原根据地以后，又率领六军部队到松花江南岸开辟了依兰县西湖景等游击区。这支队伍已成为下江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之一，被誉为下江人民的子弟兵。
一九三六年九月，夏云杰同志在帽儿山参加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夏云杰同志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委员。
同年十一月，夏云杰同志根据六军党委会议决定的远征佛山（嘉荫）计划，在后方积极筹备部队的各种物资供应工作中，在丁大干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不幸身负重伤，于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光荣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夏云杰同志是汤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创始人。他在抗日战火纷飞的年代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汤原中心县委及所属组织遭受敌特严重破坏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团结爱国志士，继续战斗。经过他和他的亲密战友，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的战斗，终于创建了对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的汤原抗日根据地和下江游击区。他为了民族的利益，全家参加了革命，妻子也牺牲在战场上。在与日伪军警的残酷搏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不屈，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千古长存！
(原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之《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一辑）
—闫登三烈士传略
王学苏刁洪远王新民刘奉霖
闫登三同志是我党在阳信早期的组织者、活动者。他与孙清野同志一起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并于一九三八年任阳信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一九四二年，他调任庆云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同年九月，在前段村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三十四岁。
闫登三，原名闫东迎，曾化名曾小洲、张延年，一九O八年，出生在阳信县闫集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父亲闺京训，都是正直朴实的庄户人。闫登三从小就受到家庭的良好教养和劳动锻炼，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每当要饭的穷人来到家门，他总是拿整个的窝窝给人家。街坊邻居都夸登三心眼好，能怜悯穷人。
闫登三小时寡言善思，聪慧好学。粗通文墨的父亲见他有志气，决定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指望他长大后光宗耀祖，显赫门庭．一九二O年，闫登三在宋家村私塾就读，一九二四年到狼丘冢上高小。当时，地方封建势力和军阀互相勾结，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劳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闫登三面对残酷的现实，渐渐地产生了“救国救民，乃读书人之大志”的思想。但是，到底如何救国救民，他仍处在朦胧之中。一九二九年闫登三考入了阳信师范。在校中，他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阅读了一些传播革命真理的书籍，开阔了自己的胸怀。
一九三二年，闫登三在阳信师范毕业。他抱着“启发民智，教育救囤”的心情到银高村教书。闫登三对穷人的子女充满阶级感情，总是和颜悦色，体贴爱护。由于穷人子女家务劳动多，经常耽误课程，闺登三就自己花钱买灯油给他们补课。那时，教员吃派饭，他从来不让穷苦学生家专为他做好饭吃。他为了勉励自己，把鲁迅先生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写成条幅，挂在床头；不仅朝夕吟咏，而且付诸实践。他的所作所为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都称赞他学问深，有骨气，尊称他为“庄户先生”。
他还经常给学生讲时事，揭露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教育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抗日救国。闫登三的这些活动很快被传了出去。国民党地方政府便以妄谈抗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查封了银高学校，并派人抢走了闫登三的衣物书籍，把他驱逐回家。
闫登三回到家乡后，目睹乡亲们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愤懑忧虑，难以自制。这时，村中有个闫东入，因染有恶习不务正业，把宅子都折腾光了。其子闫希文订了婚的媳妇眼看也要散伙，闫登三感到，东入固然堕落，但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才把人逼上末路的。他感慨地说：“人民之苦，我之苦也。”他首先和爷爷、父亲商量：闫东入是穷苦人，咱不能眼看着他破产，不能让他往死坑里跳。爷爷和父亲听了登三的话，很受感动，就拿出三百元钱帮助闫东入。登三又和族中长辈商量此事，大家都赞同登三的意见，这个拿一百，那个凑八十，终于凑足了七百元钱，替闫东入把房子赎了回来，并帮助闫希文把媳妇娶到家。闫登三急人之难，集资扶贫，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一九三六年，闫登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国民党节节败退，国家安危处于紧急关头。闫登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以开中药铺为掩护，与王洪生、侯振义组成了党的地下交通站。
中药铺设在本村，王洪生当医生，侯振义当司药，闫登三当跑外。他以买药材和走亲访友为名，开展党的工作。首先在闫集、冯店、商家店、蒋家一带发展了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接着，他又在劳店、水落坡一带，建立起党的组织和联络站，革命火种很快撒遍了阳信大地。到一九三八年底，全县已发展了九十七名党员，建立了十七个党支部，二十二个党小组。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首先建立了（无）棣、阳（信），沾（化）三县工委，孙清野任工委书记，闫登三任政治部主任。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上级党决定建立中共阳信县委，并由门登三任县委书记。当时，敌情复杂，任务艰巨，来往过路的同志日夜不断，吃饭、住宿以及党的经费全山闫登三筹措。由予经济条件有限，后来连药铺的老底也用光了。闫登三知道爷爷有积蓄，便托后杨村的杨路和当中人向爷爷取钱，并且多出一份利息。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为党解决了活动经费。到了年终，他爷爷向中人要钱，杨路和无奈，只好说出借钱户就是闫登三。爷爷虽然心痛自己攒了半生的钱，但是孙子拿去用到打鬼子上，心中也就得到了安慰。
闫登三同志为了民族的解放，忠记了自己的一切。他二十八岁才结婚，婚后不久就离开了妻子。当他再次回家时，望着刚刚会挪步的孩子问他妻子：“这是谁家的小孩？”妻子任桂香眼里含着泪水，告诉他这是自己的儿子。闫登三抱歉地对妻子说：“这几年让你受苦了，等打走鬼子，咱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任桂香说：“人都有个家，可你忘了家了。”闰登三教育妻子说：“有国才有家，我们那个家很大，有四万万人口。”闫登三回到家里，有时带着十几个人，进门先要吃的，接着就躲在里间屋里商量事，临走还得背上一些窝窝头。
闫登三参加革命后，家中的老人也受到了反动政府的残酷折磨。爷爷和父亲被捉去坐牢，家中财产被抢劫一空，每当同志们把家中的不幸遭遇告诉闫登三时，他便安慰同志们说：“不要难过，全国有多少个家庭正遭受着蹂躏。咱共产党人，并不是铁心肠，我们也有家庭和亲人，我们的感情比任何一个阶级都丰富，咱是以国为家的，保住国才能保住家啊！”
这年七月，闫登三配合湘江支队第八团到韩家桥去争取一个武装道会门。这个武装道会门的会长韩秉真，在我党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接受了我党的领导，并带领全体武装会员接受了我军整编，走上了抗日道路。
同年九月，闫登三带领十一人的短枪队到前段村开展工作，在那里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在会上，他向贫苦农民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他号召一切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正当闫登三在会上讲演的时候，日伪军的一个大队从此路过，发现村里正在开会，就把村子包围了起来。闰登三面临骤变的情况，他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安危，立即布置群众赶快疏散，接着，他带领手枪队向村外冲去。这时，部分日伪军已冲到村内，闫登三指挥同志们边打边撒；刚退到村东大道上，就被鬼子的骑兵追上。经过一阵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地形不利，闫登三和短枪队的同志们全部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前段村的群众找到了烈士的遗体，闫登三同志躺在大道旁，手里还紧握着手枪。群众以最好的柏木棺材，收殓了烈士的遗体，并妥为安葬。为了悼念闫登三同志，有人给他写了这样一首挽词：“古城阳信出英雄，英雄最属闫东迎，为国为民捐身躯，光辉一生垂汗青。"闫登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然而，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奋勇前进！
尹景伊烈士
屠听泉刘作民
尹景伊，字希农，山东日照县张家廒头村人，一九O五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当时，父母寄居上海。他三岁时，生母去世，四岁跟随经商的父亲来到江苏祝其镇。七岁回到原籍入私塾读书。十三岁进涛雒镇小学就读。
尹景伊从小朴实好学，性情刚直。他尊重长辈，敬受兄姐，与同伴友好相处，饮食首先推让给他人。但当别人欺凌他时，决不示弱，非进行报复，不肯罢休。
一九一九年，尹景伊的父亲在大连经商，遇到盗劫，损失很大，从此家庭经济一蹶不振。第二年，父亲去世。长兄秉承父亲遗嘱，要小弟学习经商。尹景伊不愿做商人，而要继续求学。于是，长兄又送他进夹仓小学读书。
一九二二年，尹景伊十七岁，嫡母要他按照幼年婚约娶妻。他竭力表示自己年纪尚轻，不宜早婚，并说服长兄支持他到上海求学。是年，尹景伊考上同济大学机师科。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吴淞镇，全神贯注地攻读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一九二四年暑假，在青岛当医生的长兄邀尹景伊去避暑。他打听到青岛有一家四方机厂，可以学习工艺，就向校方请求出具公函。一到青岛，连忙到四方机厂联系实习。整个暑假，他每天早出晚归，不顾盛夏酷暑，始终坚持在车问里和工人一起挥汗操作。长兄对他说：“我本来要你利用假期，在青岛避暑休息，不料你反而比平时还要辛苦。”尹景伊说：“和工人一起操作，乐趣很多，自己并不感到疲劳。”当时，工人们勇于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革命精神，也使他深受教益。
每当夕阳西下，尹景伊下班回来，就与长见二人遨游畅谈在山水之间。有一次，长兄说：“你的未婚妻巳长大了，旧式女子道德可取，生活俭朴，体贴丈夫，你明年就要毕业，现在该办婚事了。近来，一般青年大唱婚姻自由的高调，是不值得你学习的。”尹景伊坚决表示：“我正在求学时期，决不允许有家室的牵累。何况，国家面临越来越危急的形势，挽救国家的重任，落在我们青年的身上。所以，我决不能早婚。我并不认为旧式女子一律都不可取，但家中婚约的对象属于同姓血统，实为灭理乱伦，根本不能成立。我也厌恶那些徒有表面，而没有真才实学的旧式女子。今后，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女子，我宁愿独身，决不结婚。”他这一席话，博得了长兄的同情。
当时，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这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也冲击着“五四”以后沉默了几年的同济大学。
尹景伊自青岛实习返校后，不仅继续钻研专业课程，而且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这年寒假，他将成绩单寄给长兄时，在附上的信件中说：“兄视此次考试分数，当觉逊于从前，不知此学期弟多作课外事，故不能不稍废所学。弟以国是口非，甚为忧伤。勤读亦为国耳，国亡则读何益？不如即于读时，早留心困事，旦夕可用也，”
一九二五年初，尹景伊由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他又根据团组织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经常以“宁为国家而死，不为借身而生”自勉。个人订购了《向导》等进步报刊，不仅自己学习，还介绍给周围同学阅读，他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国民革命思想，并与本校实习工厂以及学校邻近的中国铁工厂，永安纱厂的工人积极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对一些进步同学说：“党的力量依靠宣传党的主义来壮大；宣传是我们的责任，必须积极努力做好，无论何时何地，千万不要忘记宣传。”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尹景伊极为悲痛。开始，他认为“国本动摇，大乱将至，天之欲丧吾中国也，可为奈何？”为了寄托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哀思，他积极参加了全校追悼孙中山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次追悼大会，除有本校师生员工踊跃参加外，吴淞镇、炮台湾一带的工人、学生也纷纷前来参加。他听了恽代英在追悼会上所作的讲演，消除了思想上的阴霾，鼓起了继续革命的信心。
四月十二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全市公祭孙中山的仪式和纪念游行，尹景伊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悼念活动。他听取了何香凝关于孙中山的光荣历史和光业绩的报告，决心遵照总理遗嘱，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实现国民革命。十三日，全市国民党员又在九亩地新舞台单独举行了一次追悼孙中山总理大会。尹景伊和同济大学的国民党员一起参加了大会，并举手宣誓，决心“遵守总理遗嘱，继续奋斗，以实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他还听取了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叶楚伦等人的演说，又一次受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育。
不久，长兄来信，转告其未婚妻之父催促尹景伊早日结婚。他立即复信，郑重申明解除长辈代订的婚约，并祝愿女方早日找到理想的对象，决不要为了他而作无益的牺牲。
一九二五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恽代英又一次应邀到同济演讲，参加听讲者除本校学生外，还有中国公学的部分学生和永安纱厂的部分工人，共计六百多人。恽代英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革命者的任务，讲演热情奔放，鼓舞人心，使尹景伊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更广泛地团结同学，尹景伊积极参加了重建学生会的筹备工作。在全校同学的支持下，已经中断了好几年的同济大学学生会组织，终于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四口重新建立起来。尹景伊当选为学生会委员。学生会重建后，进一步推动了广大学生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了十余名工人的流血事件。五月二十八日，青岛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镇压工人罢工的青岛惨案。屠杀事件接连发生，激起了尹景伊的无比惯怒。
五月二十八日晚上，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五月三十口在上海租界举行大示威，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把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
五月二十九日，恽代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的名义，召集会议，决定：以国民党组织和上海学联的名义，组织宣传员和工人到各校去发动学生参加“五卅”示威。
当天下午，梅电龙（上海学联副主席、中共党员）和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中共党员）来到吴淞镇，向同济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和学生会负责人何志球、父鼎、袁文彬、尹景伊传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立即动员全校学生参加“五卅”大示威。学生会的几位负责人立即商定：当晚七时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
为了保证会议按时召开，尹景伊等分头到食堂和各个宿舍，向同学们做口头通知，要求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利益，人人准时参加会议。晚上，会议大厅灯火通明，学生济济一堂，充满着焦急、紧张的气氛。
大会原定七时召开，但六点半钟，全校各班同学就已到齐，因而提前开会。梅电龙在会上报告顾正红被惨杀以来的形势，动员大家坚决地投入反帝斗争。整个会上，同志们不断高呼口号，争先上台演说，反帝情绪异常高涨。尹景伊坚定地表示：“我们要为祖国而奋斗！”“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不惜粉身碎骨，流血丧生。”全场激昂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杀人犯偿命！”“坚决支援罢工工人！”有的同学愤怒地举起双手，发誓要替被害工人报仇雪恨。尹景伊随即提议，组织募捐委员会，筹募款项，支援罢工工人。话音刚落，不少同学就表示完全赞成。于是，当场就组成了募捐委员会。许多同学献出随身带的现款，有些同学写下了补捐的数字。
会议最后决定：全体同学在第二天（五月三十日）上午出发到上海南京路，参加反帝大示威，并推举陈宝骢，吴鼎、袁文彬、尹景伊为示威游行的领队。
深夜十一点钟，大会圆满结束，大部分同学熄灯就寝了。尹景伊还和其他几个领队一起，带领三十多位同学，忙着为游行做具体准备工作，书写标语，油印传单等等。
五月三十口，当灿烂的阳光射进同济校园时，大操场上三百名同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正在整装待发。为了尽量避免帝国主义工部局和巡捕房的阻挠、破坏，大队行军化整为零。从上午八时起，几个中队分批出发，步行到吴淞镇，乘火车赶到市区。
这天，学生和工人三千余人，在公共租界各条主要马路上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同济学生的队伍分成两路，向南京路进发。第一路取道外滩，第二路取道河南路。尹景伊率领的第一路出发较早，下午一时许，就跨进了南京路。他用高亢的山东口音向群众宣传，叙述日本纱厂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的经过，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这时，从日升楼顶上敞发出一叠叠五色缤纷的传单，群众报以阵阵掌声，并争先阅读。
此时，英帝国主义出动一批批巡捕到处抓人。不久，老闸捕房里就关进了二百余人。被捕的学生、工人在捕房里英勇斗争，广大群众在捕房外积极配合。
下午三点钟左右，成千上万的群众齐集在老闸捕房门前。尹景伊和陈宝聪等一直挤到距老闸捕房头门几丈远的地方，举着铁拳，和群众一起高呼：“释放被捕的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巡捕头子爱活逊立即调集巡捕二十余人，架起机枪，摆出一个半圆形的阵势。每个巡捕手拿马枪，对准人群．热血沸腾的爱国群众面对敌人的枪口，谁也没有后退半步，色厉内荏的帝国主义者被中国人民的万丈怒火吓得心惊胆战，他们像疯狗一样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大乱，中弹的被难者倒卧街头。尹景伊突然看见一个巡捕正朝着站在他前面的陈宝聪同学瞄准，就猛地扑上前去推开他，子弹从陈宝駾同学的头部擦过，鲜血如注。尹景伊急忙扶住他，给他包扎伤口。万恶的敌人竟丧心病狂地向尹景伊开了两枪，子弹从背部射入，他蓦地倒下了。尹景伊艰难地撑起身，怒视着杀人群魔，发出怒吼：“打倒帝国主义！”巡捕又连击数枪，他终于躺倒在血泊之中。
尹景伊立即被送进仁济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不幸于当晚七时许牺牲，年仅二十一岁。
“五卅”前夕，党中央已决定调他去青岛任共青团市委书记，不料，尚未成行，他便为反帝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宁为国家而死，不为惜身而生。”尹景伊为国捐躯，实现了自己生前的诺言。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学生运动的光荣史册上。
（原载：上海市中共党史学舍1983年5月出版的《党史人物研究》，收入本书时，文字略有修改）
—于得水同志传略
刘同钧张思衍
于得水同志是胶东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我党我军的忠诚战士。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赴汤蹈火，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屡建战功，成为人们心目中传奇式的英雄。后来，他下江南，剿土匪，搞营建，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从部队到地方，能上能下，公而忘私，甘当人民公仆。于得水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觉对革命忠心耿耿，披肝沥胆，刚直不阿。他性情豪爽，敢于坚持原则，斗邪镇恶。他在工作中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令人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竟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时年六十一岁。
于得水，原名于作海，曾化名于海、高得胜、刘二伦、林得牲，系山东省文登县二区（现铺集乡）洛格庄人，生于一九O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全家十三口人，生活非常贫困，他爷爷、奶奶、大哥和弟弟相继因冻饿而死，三叔自缢身亡，二叔跑到大连谋生。这些悲惨遭遇，在于得水的心中燃起了仇恨的怒火。
于得水从六、七岁就开始拾草挖菜，贴补家庭生计。后长大，因家庭贫困不能入学念书，就跟随父兄种地，学瓦工，学编筐、编席。在农闲季节的晚上，他常跑到宋吉春和于令旺那儿听老人说《西游》，讲《水浒》。孙悟空大闹天宫，斩妖除魔，梁山泊英雄好汉替天行道，反抗朝廷，一连串生动的故事打动了他的心。他想，穷人不能上学可以练武．，练好武功就不怕地主老财的欺负。于是，他求得父亲的同意，从十八岁开始拜师学艺，十九岁加入了武术会。他白天种庄稼，早起晚睡练武术。几年之后，他学成了一身好武艺，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身体也练得棒棒实实的。他还曾随武师到林村打过擂台。
于得水为民除害的事越来越多，他的名声就越来越高，敌人的追捕也就越来越紧。文登县反动当局竟画像通缉，上写道：“匪首于作海，红毛大嘴，非常凶恶，是我国民之大害。为保国安民，望各地协助缉拿。凡生擒者赏洋一千，毙其命者赏洋减半。……”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让于得水暂离胶东，转移大连，并给予转接关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于得水到大连“红房子”（码头工人劳动场所）当了装卸工人。后因码头人员较杂，容易暴露，遂转到高谷花园去做工，改名高得胜。不久，被日本翻译（同村洛格庄人）宋文峰认出。幸亏警惕性高，当晚就转去宫本木厂做杂工，改名刘二伦，这才免遭逮捕。后来，于得水为避免不测，又经友人介绍到锦州小孤山，在一家拳房教武术，改名林得胜。他随时都要提防暗探追踪，注意不要让人认出，还得警惕同行武师嫉妒，另一方面，他也随时注意结识在山东被敌人追捕而逃到东北的共产党员，并秘密寻找当地的党组织。他还借着教武术，在群众中宣传打土豪、抗租息，并联系东北沦亡的现状，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
一九三五年春，于得水的父亲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小孤山找到了他。父亲倾吐了离别之苦，并诉说了敌人残暴，家庭被毁，特别是共产党员吕以明同志遭敌杀害的情况。于得水仇恨中烧，恨不得立即回乡，再大干一场。同年六月，他终于接到胶东特委的指示，返回家乡文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震撼全省的胶东农民暴动。于得水积极参加了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被任命为东路三大队（特务大队）大队长。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他带领全体队员五十余人去偷袭石岛守敌。不料，敌人有所觉察，破坏了我们在石岛的内线，并布置了臀戒，故偷袭未成。于得水随机应变，和同志们研究决定，分兵两路，连夜西上，袭击人和集、鹊岛、黄山，宋村等镇公所、盐务局，然后，再按原计划与文登大队会合，去攻文登城．第二天早晨，于得水一行九人赶到人和集，他让两个队员装作打架的，自己装作拉架的，吵吵嚷嚷靠近了镇公所，缴了门岗的枪，紧接着冲进镇公所，用枪逼住正在吃饭的二十几个镇丁，一举缴了他们的械。随之，与刘振民带领的另一路队员汇合，竖起了“抗日救国人民自卫军”的红旗，并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彩色标语贴满了大街，人民群众喜气洋洋。
于得水乘胜率队北上，直奔鹊岛盐务局。这里和黄山区公所以及文登县高村区公所的敌人早已闻风逃遁，队伍直下宋村盐务局，在张家埠南，歼灭盐警三四十人。前后两天一夜，他们行程三百余里，缴获长短枪八十多支，刺刀五十余把，土枪三十多支，子弹两干多发，受到特委书记张连珠同志的表扬。
为了减轻党和人民的损失，于得水还指挥游击队员在山上放火，放石炮，引诱敌人“剿山”，用少数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转，疲劳和消耗敌军。敌人“剿山”，他就率领同志们下平原，进海汊，并子夜间袭扰敌军。当敌军回窜平原时，他们又转移上山，遇上小股敌军，就猛冲狠打，搞得敌人惶恐不安。
一九三五年年底，冻馁、饥饿和敌人的追捕，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严峻的考验。子得水和同志们爬冰卧雪，含辛茹苦，几乎住遍了昆嵛山的大小石洞，吃遍了草根树皮。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十六日），于得水和大家一起研究决定，在昆嵛山群峰隐蔽、地势险峻的老蜂窝举办党训班。参加学习的十几名同志，多是武装游击队员。他们学习从苏区转来的《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等小册子，结合“一一·四”暴动的情况进行讨论，初步认识到这次暴动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也认识到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思想上和战术上都提高了一大步。他们早晚两顿吃地瓜，就着萝卜咸菜。晚上点松明，一起挤在王开仁家一铺小炕上，人多睡不下，有的就倚着墙坐在地上，有的出去放哨巡逻。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大家的情绪却很饱满。休息时，于得水领着大家小声哼唱《中华民族危亡在眼前》《大雪飘在天空》这些胶东特委自编的悲壮歌曲，鼓舞大家奋勇战斗！
一九三六年二月底的一个早晨。第二期党训班被国民党文登县大队和界石区队包围。岗哨鸣枪报警，子得水带领大家钻小通天洞，向昆嵛山最高峰太白顶转移。敌人的子弹在呼啸，于得水迅速隐蔽好，连发三枪，打倒了跑在前头的三个敌人。敌兵不敢紧迫，就疯狂报复，放火烧了王开仁同志的山庵子，把王开仁也抓走了。于得水指挥大家放石炮、打排枪，迫使敌人不敢久待，扔下几具尸体狼狈逃窜。于得水领导的游击队，依然转战在昆嵛山区。
于得水率领的这支游击队在昆嵛山区神出鬼没，敌人奈何不得，剿不尽，杀不绝，好像越剿越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共产党和游击队。敌人不甘心失败，就叫靠近昆。嵛山的界石区队，千方百计地侦察我游击队的活动，并在昆嵛山东、南、北各条要道上搞圈套、设埋伏，对我游击队和老百姓都威胁很大。于得水等同志请求特委拔掉这个钉子，理琪同志同意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又认真地制定了奇袭敌界石区队的具体作战方案。
六月十二日黄昏，王亮同志利用熟人关系叫开界石区队的大门，于得水率领游击队员冲到敌人的宿舍门口，大喊一声，用枪指住了正在赌博和闲玩的敌人。他们一个个举起双手，一动也不敢动。突然从门旁闪出敌区队长吕信胜，气势汹汹地去夺于得水的匣子枪，把机头扭坏了。正在这时，忽然打来一枪，击中于得水的腰部。他咬紧牙关，忍住疼痛，朝吕信胜面部猛击一拳，朝其胯下狠踢一脚，吕啊唷一声倒下去了。这时，又有一颗子弹打进于得水的腰部。他两腿发颤，疼痛难忍，但他仍奋力坚持；将身子倚在门上，大喊：“谁动我打死谁”。同志们冲进来了，缴获了敌人长短枪二十余支，子弹两千多发。任务胜利地完成了，可是于得水受了重伤，有一颗子弹还留在腰里，两人架着他撤回昆嵛山。摸黑走了十余里，天亮前赶到仇家产村仉德兰家。于得水隐藏在仉家阁楼上养伤，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一动就疼得浑身出汗，血水渗出来，苍蝇“嗡嗡”飞。仉大娘为他洗血衣，洗伤口，喂瓜干汁，待如亲人。
党组织筹集了一元钱给仉德兰买了点苞米面烀饼子给于得水吃，于得水却让给仉家的孩子们吃了。仉家为给于得水治伤，到处刮榆树皮，惹得别人不满。看看实在呆不下去了，于得水只得在一天晚上跟着石匠玉搬走了。后仉德兰被敌人抓去，毕受酷刑折磨，坚贞不供，竟遭残杀！
到了秋天，于得水身上的一颗子弹还没有取出来，伤口还流血水，敷伤口的榆树皮还用布绑在腰里，走一步，伤口就疼一阵，特别是上山下坡，疼得浑身出冷汗。但他从不停闲，坚持到各地了解情况，传播胜利消息，布置斗争任务。在秋昏的一天，他步履艰难地到了烟台，在南山丈八口北面公路下面的桥洞里会见了理琪等同志。他们凑集了情况，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党内思想状况，特别是商量了解决特委机关的经费问题。特委机关于八月份搬进烟台以后，活动经费和生活费用都没有保障，子得水听后心急如焚，当即提出攻打垒子盐务局的意见，理琪、石匠玉等同志表示赞成。末后，于得水腰里捆着特委的油印文件—理琪以胶东特委的名义给胶东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到牟平上夼找丁玉田、刘松林，孙吉武等人计议，他们立即分头取借了二十五元钱送给石匠玉，解决了特委的经费困难。
一九三六年初冬，于得水等同志到湾头一带去布置攻打垒子盐务局的事宜，住在高树彬家。高的儿子高成义赶冯家集时不慎被敌逮捕，四肢被钉在墙上，受刑不过，供出了党的秘密。一天，于得水、郑同玉、宋福顺等正在高家开会，敌人突然包围了他们。于得水临危不惧，烧掉文件，带领郑、宋两人冲出院子。敌人火力交叉，子弹呼啸，于得水的左手骨被打断，血流不止，．他咬着牙把左手插入腰间子弹袋里，右手打枪还击敌人。子弹打光了，由郑、宋掩护，他用两腿夹着枪压上子弹。他们边打边跑，一气跑了十余里，奔上归仁南山，天色晚了，敌人不敢再追，于得水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郑、宋他们用土法给于得水止住了血．但胳膊肿得很粗，难以活动。尽管如此，也不敢过夜，当晚就转移了。后来了解，高树彬家房屋被烧掉，附近六七个参与革命活动的同志被捕判刑，高成义被拉到牟平西门外枪杀了。高家只剩下婆媳二人，拖着被打伤的身子到处流浪。敌人灭绝人性的罪行，气得于得水咬牙切齿，心潮难平。
一九三七年春，于得水伤口痊愈。一天晚上，他在牟、海交界的老鸦庄村于建业同志家，约孙吉吾，丁玉田、柏永升、金牙三子等二十余人，研究确定了打垒子盐务局的具体方案。第二天拂晓前，他们各自化装，分头出发，跑了五、六十里路，中午赶到垒子，大家混在买盐的老百姓中。于得水左手拿着钱对盐务局的门岗说：“老总，请你代我打张盐票吧！”门岗伸手去接钱，于得水扬起右手，朝他脸上猛击一拳，朝胯当猛踢一脚，门岗扑通一声倒下了。武装队员们迅即冲进盐务局，正在吃饭的敌人，忽然听见“举起手来，不准动”的吼声，一个个都吓果了，战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游击队缴获长短枪二十多支，子弹一千一百多发，大刀片、刺刀二十余把，砸了三个保险柜，获得现款一百零九元，自行车十三辆。此外，还掩护老百姓抢了盐。这次行动，没费一枪一弹，没有任何伤亡，不仅缴获甚多，而且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游击队打了垒子盐务局以后，为转移敌人的视线，于得水率领队员骑自行车北上，直奔爬山。天黑以后，队员疏散，于得水只带七、八名同志突然转向西南，返回老鸦庄处理善后，掩藏武器。天亮时又转移到堕崮山东南的小山庵休息。不料，傍晚时分有二、三百敌人从三面包围了山庵，并吹起冲锋号。于得水下令打了几排枪，趁机顺河沟转移，跑到南寨一处坟地。孙吉吾同志被打断一条腿，不能走了，他却强忍伤痛，坚持着掩护其他同志撤退，战斗到最后一息。
于得水率领同志们突围脱险，到了老鸦庄，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几天后，他化装去烟台给特委送钱。在上夼一带，得知理琪、石匠玉等九人于去年底被捕，特委遭破坏，他心里像压上一块大石头，同上级党的关系又中断了。
他从烟台回到昆嵛山区，心情十分沉重，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他拖着多处负伤的身子到处奔波，教育鼓励同志们不动摇，不妥协，充分认识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韧不拔地和敌人进行斗争。由于劳累，他腰部的伤口又恶化起来，子弹头在里面化了脓。为了治好伤，他爬在板凳上，咬紧牙关，让别的同志用剃头刀割开一条口，连脓带子弹一起挤出来了。同志们跷起大拇指，赞扬他赛过当年刮骨疗毒的关云长！
于得水返回昆嵛山区，向游击队员们传达了胶东特委的指示和武装起义的日期，要求大家积极地做好准备。大家听了特委的指示，高兴得跳起来了。有的说：“过去我们长期顶着月亮干，现在党的红旗公开树起来了，我们就要顶着太阳大干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早，天福山起义的号角冲破了黎明的沉寂。于得水率领的六、七十名队员，带着三十多支长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在天福山前排列着整齐的队伍。理琪同志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升起了一面红底绣着银色大字的军旗。参加起义的同志编为第一大队，公布了干部名单。理琪同志还向大家交代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联合抗战的任务。于得水和宋澄代表一大队全体指战员，表示坚决服从特委的领导，坚决抗日打鬼子，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还要求大家严格遵守纪律，爱护群众。战士们欢呼雀跃，高呼“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根据特委的决定，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沟于家，稍作停留，后经西子城、南驾山、李家夼、山马、院下，钓鱼石、滩上、界石、崮头镇、长山等地向西挺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达岭上村。不料，陷入了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和县大队长丛镜月等部五、六百人的包围圈。为了避免冲突，保存抗日力量，政委宋澄同志带领干部战士二十九人前去谈判。竟遭这股反动武装逮捕。于得水指挥部队冲出了重围后，接着和柏永升到各地联系，集合起五十七人带回天福山。被捕入狱的宋澄等同志也趁敌人慌乱之机，越狱逃跑回来。他们总结了“岭上事件”的教训。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特委负责人理琪、吕志恒、林一山在威海发动武装起义成功。部队整编为第二大队，于得水调任第二大队副大队长。他奉命率队西上，到牟、海一带宣传抗日，发展武装，部队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后转向昆嵛山南麓崔家口，与胶东军政委员会机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成立）和一大队汇合，于得水又任第二大队大队长，林乎加同志任政委。
胶东军政委员会在上崔家口召开了干部会议，理琪同志分析了胶东的形势，确定由一大队去攻打牟平城，二大队留守崔家口，保卫特委机关，并注视丛镜月、郑维屏、张建勋、苗占魁等顽固派的动向，以防万一。
二月十三日，理琪、林一山亲率第一大队攻克了牟平城，活俘了刚上任两天的伪县长宋健吾和伪公安局长、商会会长等以下百余人。当日下午，又打响了轰动胶东的雷神庙之战，击毙日本鬼子五十余人，点燃了胶东人民抗日救国的第一把烽火，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声誉。不幸的是，在这次战斗中，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三军司令员理琪同志为国捐躯了！于得水同志听到理琪壮烈牺牲的消息，不禁失声痛哭，他表示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前进！
理琪同志牺牲后，部队稍经整顿，继续西上抗日。于得水带领二大队随军政委员会机关进驻马台石一带。群众热烈欢迎自己的抗日武装，踊跃参军，积极募捐，有枪的献枪，有粮的献粮，二大队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为了巩固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建立起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抗日军队，二火队教育干部、战士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之，军纪肃然，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受群众称赞。
部队继续西上，从崖子进驻观水一带。予得水带领的二大队在这里迎击了大刀会和红枪会的进犯，随即又通过地方党组织去教育争取了大刀会和红枪会中受蒙蔽的群众。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于得水和林乎加奉命带领二大队进袭福山县城。他们通过和内线联系，安排好里应外合的事宜，然后，在兄弟部队和内线同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福山县城。国民党县长陈昱反正，所属部队三百余人接受了改编，并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陈昱任县长，赵野民同志任副县长。原县保安队改编为第三军第一路福山抗日游山队。三军连克牟平和福山二城，等于砍去驻烟日军的左右臂膀，敌人惶恐不安，群众拍手称快。于得水派使衣班长侦察了烟台敌伪军的情况，提出了袭扰驻烟敌军的计划。经上级同意后，二大队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于一天晚上开始行动，很快攻战了敌西沙旺警察所，并放起冲天大火。敌人开着汽车增援时，开进了地雷区，被炸得人仰车翻。这一仗我方无大伤亡，部队顺利转移，搞得敌人丧魂落魄，进一步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坚定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七月中旬，于得水按照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和兄弟部队一起，去粉碎三军二路指挥周拥鹤的叛变阴谋。于得水和林乎加政委首先率部消灭了方里的敌人，又配合兄弟部队消灭了大辛店的敌军，活捉反动头子李耀美。接着，在高锦纯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去攻击蓬莱城东门。于得水指挥部队以强烈的火力网掩护突击组架起梯子，爬上城墙，和敌人拼杀。突击组立即打开城门，部队冲进城内，缴了叛军的械，并整编了二路部队。可恨周拥鹤从北城墙下面的水门洞子潜逃了。
蓬莱战斗后，于得水又奉命率部西上，到黄县北马、龙口、黄山馆一带肃清残敌。他教育部队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而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积极行动，肃清残敌一百多名，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进一步巩固了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民党山东第九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晋康，两次组织顽军向玲珑金矿进攻。于得水率六十三团迎头痛击，予敌人以重创。这两次战斗，毙伤敌人百余名，俘虏敌人五十多名，缴获，长短枪一百二十多支、子弹数千发，粉碎了蔡晋康、秦玉棠部进袭我军的计划，保卫了玲珑金矿安全生产。
十月十六日，日寇“扫荡”我胶东地区时，顽军赵保原、张步云部由平度二北犯，与我五支队激战于平北之大青杨。于得水奉命率六十三团参战，他指挥部队猛打猛拼，重创敌人。战后，为悼念我军阵亡的同志们，召开了追悼大会。会上，于得水顿足捶胸，痛哭失声，感动得指战员们无不流泪，激起了大家对敌人的无限仇恨！
胶东抗日武装力量空前壮大，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权和北海专署的建立与巩固，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于得水和他的战友们为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三九年秋，我胶东部队为了沟通与山东军区的联系，成立了交通营（即十三团三营），调子得水任营长。他欣然从命，率部往返于胶东鲁南之间，曾护送过黎玉，吴克华等领导同志；参加过鲁南区孙祖、清河区高扬等战斗。他指挥机智果断，斗争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一九四O年六月，他又调任十四团团长。一九四一年八月，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专员，‘领导了同敌伪顽的殊死斗争，横扫东海十余个敌伪土司令，解放了昆嵛山区，巩固了东海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于得水晋升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兼烟台、威海警备区司令员，仲曦东同志任政委。为粉碎美蒋企图在烟台登陆的阴谋，我中央军委指示迅速占领烟台市。于得水坚定地执行这一指示，首先率部突破石灰窑子口，控制了西沙旺、毓皇顶、烟台山和港口码头，击沉敌船六、七只，同兄弟．部队一起歼敌千余名，把红旗插上了烟台山。
自十月一日开始，美军第七舰队黄海舰队侵入烟台港，并派军官上岸，公然要挟我军和民主政府撤离烟台，移交其陆战队接收。为此，十月六日，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驻华美军总部提出严正抗议。同时，我方派代表仲曦东、于谷莺，与美方代表巴尔贝中将、赛特尔少将进行谈判，严词拒绝了美方的无理要求。子得水按上级指示，部署部队沿烟、威一线构筑工事，教育战士加强戒备，动员群众加紧备战。在剑拔弩张的时刻，于得水常常彻夜不眠。他坚定地说：“我是一个军人，只知爱国，只知打仗。”他常常亲临海港视察，并曾参与同美方代表的谈判。他面对美国军舰，昂首挺胸，对侵略者鄙夷、藐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
十月十七口，原驻烟伪军张立业，打起国民党“山东保安三十七旅”的旗号，由天津驾驶二十余只炮艇和武装船只，占领了崆峒岛，企图侵占烟台。二十九日，于得水奉命派东海特务二团，与兄弟部队配合，两次向崆峒岛敌军发起攻击，毙、伤、俘敌人二百多名，其余全部逃窜，我军收复该岛。
一九四九年四月，于得水同志被批准渡江南下。他带领部分干部长途跋涉，步行四个月，到达浙江军区，任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安定社会秩序。于得水奉命带领几百名干部、战士，由两个机枪连护送，从肖山去临海执行任务。由于人地两生，他事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他主动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员身旁，手握双枪，眼盯前方，深夜一点到达天台。他安排部队宿营，自己查岗巡逻。次日清晨出发时，他逐个查点人数。一路上，闯过了无数深山密林，土匪时刻想钻空子，但慑于我军的强大声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于得水率部到达临海之后，正确地执行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一年后，基本上肃清了大股土匪，安定了社会秩序，建立和扩大了地方武装，使浙东地区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O年五月，于得水调任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区建筑委员会主任。他是农民出身的军事干部，对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一窍不通，可是他忠于职守，从头学起。他让别人念文件给他听，认真领会精神，坚决执行“节省、巩固、提早”的指示，和干部、工程师、工人一起研究，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很快就学会了识图，熟悉了工艺程序。在施工中，他善于组织力量，统筹兼顾，抓薄弱环节，解决关键问题。因而，整个庞杂繁忙的营建工程，没有出现停工待料和窝工现象。他跑遍所有工区，亲临基建现场，随时检查情况，及时解决难题。
他和家属住在工棚里，和工人一样吃着粗茶淡饭，没有半点特殊。由于过度疲劳，住房潮湿，他腰部枪伤引起的腰痛又复发了。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始终不下“火线”。
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五年间，于得水领导修建了冲锋寺疗养院、临安医院、杭州疗养院、西湖小学和江山一个师的营房等等，每处建筑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一九五五年，施工部队分散到舟山、江西、福建、南京等地工作，于得水的足迹也随之踏遍这些地区的山山水水。他领导的施工部队，是一支很有名气的建筑队伍，他们的建筑符合多快好省的方针，吸引了许多同行前往参观，受到大家的称赞。
于得水领导的营建工程，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他严禁贪污盗窃．偷工减料，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有一次他带领二三十人到南京开会，茶水费、娱乐费和在市内的游览交通费全是他自己开支的。
他说“不能沾公家的便宜。”
五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南京军区党委决定于得水同志到干部速成中学学文化。他接到通知后，高兴地对爱人说：“我从小拿锄杆儿，参加革命后拿枪杆儿，现在党教我拿笔杆儿。这回一定好好学习。”他对待学文化，像对待打仗、工作一样认真。每周末从学校回到家里，星期天照样坚持读书写字。他说：“年轻人学文化进步快，我这年过半百的人要加倍使劲儿。学习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拿出歼顽敌、炸碉堡的精神攻克文化关。”他说到做到，学习成绩始终很突出。后来，他借助字典能通读《毛泽东选集》，能自己写讲话稿。
一九五八年七月下旬，南京军区任命于得水为南京市板桥工业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他和爱人及两个孩子搬进板桥二○三工地的工棚里，全家四口人挤在木板通铺上，共用一顶大蚊帐。夏天阴雨连绵，屋外大下，室内小下，常常要用脸盆、水桶接雨水，于得水起早贪黑，天天亲临工地，既当指挥，又带头劳动。这时，尽管他的腰痛病又复发了，但他咬紧牙关，一直坚持到工程竣工。
一九五九年春，南京军区政治部让于得水写革命回忆录。他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情很激动。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定撰写从参加革命到天福山起义这一段，他口述，其爱人翁承乍同志记录。这使他完全陷入了回忆往事的沉思之中，常常废寝忘食。有时，他夜半想起一件事，也要把他爱人叫起来记录，当他回忆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情景时，常常站起来比划各种姿势，高兴得手舞足蹈；当谈到“一一·四”暴动失败、张连珠等同志惨遭杀害时，他悲愤交加；当回顾到群众舍生忘死掩护他脱险，为他治伤、采药、喂饭的情景时，他情感深沉！回忆录写了两年，他的体重减轻了十多斤。他说：“我的思想完全回到战争的年月啦！”
一九六一年春，回忆录刚刚写完，于得水就向党组织要求工作。领导上考虑他屡建战功，伤残较重，劝他休养口他果断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我就不能休息。小车不倒推到底，我要革命一辈子！”领导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让他转到地方工作。他欣然同意，并说：“党指向那里，我就打到那里。
穿便衣来，穿便衣去！”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他揣着国务院的任命书，带领家属，到安徽省就任民政厅副厅长，主要分管优抚工作。他经常接待烈军属和残废、复员军人，对这些有功的人，他态度热情诚恳；对他们合理的要求尽力帮助解决，能立即办的马上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就说明道理；对不合理的要求，耐心说服解释。这样，大多数来访者能愉快而归。
于得水非常好客，不论是干部还是职工到他家去，他总是热情接待，他把上级照顾老干部的高级香烟和副食品，都用来招待了同志们。从山东家乡来的亲友和烈军属，他一律留在家中吃住，临走时，还资助路费，赠送礼品和书籍。他家中保留着一张通讯名单，每逢节日，就催促其爱人按名单寄钱寄物。
他常说：“我这条命是群众给的，我能幸存下来，是群众保护了我！我这条鱼，什么时候也不能离开水啊！
一九六二年，淮北毫县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年冬天，于得水遵照省委的指示，带领民政厅工作组，冒羊凛冽的寒风，到毫县利集公社查灾。他不顾年龄大，伤残重，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农村逐户访问，查看群众生活安排和救济粮款的发放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与社队干部研究解决。于得水和大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一起吃小米稀饭和咸菜。他还到敬老院访问五保老人，到小学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
六
于得水同志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克己奉公，不搞特殊。他家中的陈设是公家配备的简陋家具，只有一张餐桌和一个旧箱子是他的私有财产。他一直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关心时事政治，天天阅读报纸，经常向同志们讲解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英雄人物，就是这样一位一直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的革命老干部，在“十年动乱”的前期，竟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惨死在狱中。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于得水同志追悼会在合肥市举行。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强加给于得水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追悼会规模宏大，庄严肃穆，人们垂首挥泪。
于得水精神永在！
昆嵛山松柏常青！
抗日县长余志远烈士传略
乐陵县民政局
余志远，原名张汉卿。一九一七年生于乐陵县黄夹镇邸家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十岁入学，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良。
一九三六年六月，张汉卿毕业于乐陵县师范附设班，后到黄夹镇西北的张牌家县初级小学任校长。他每月拿到十六块大洋的薪水，这在当时收入还是不算少的，所以，生活也较舒适。但是张汉卿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快慰。相反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激起了他的满腔怒火。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奋起报国。挽救民族危亡。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寇长驱直入，继续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乐陵县也很快沦入敌手。肥沃富庶的土地，弥漫着战炎硝烟，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加之，土匪和封建武装蜂起，虽然都挂着抗日的旗号，但是，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他相互相并吞，割据称雄雄，有的甚至趁炎打劫，暗中与日寇勾结，反共气焰嚣张，使整个冀鲁边区陷入更加混乱之中。这时，张汉卿在学校里再也杲不下去了，他决心放弃舒适的生活，走上抗日第一线。然而，这么多的武装，究竟去投靠哪一个呢？他经过仔细观察分析，终于参加了杜步舟的第六团。张汉卿和杜步舟早有来往，彼此感情很深。当时，张汉卿虽然还不知道杜步舟是我党的中心县委书记，但十分敬佩他的所作所为，并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杜步舟也很喜欢张汉卿这个积极热情、聪明能干的青年，遂让他在团部当了军需副官。
张汉卿投笔从戎的革命行动，对周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很多人看到他这个校长当了兵，也纷纷参加了六团，从而，使共产党领导的乐陵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得以迅速发展。随后，于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救国军在黄夹北街宣告成立。抗日救国军成立后，那些高喊“抗日”的地主、土匪反动武装，竟撕下了抗日的假面具，狰狞毕露，妄图把这支抗日救国的队伍扼杀在摇篮里。为了避免磨擦，保存实力，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将这支部队撤离黄夹镇，张汉卿也跟随六团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转战于盐山．庆云、海兴、阳信等地。
一九三八年夏季，张汉卿又受组织委派，离开部队担任了黄夹区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到任前，他作为新提拔的区干部，在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学习了三天。他反复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和肖华司令员关于《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战，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抗日的人民武装。因此，他更感到浑身是劲，信心十足。他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和发动群众奋起抗日救国。不久，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汉卿入党后，斗志更高，干劲更大。为了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对付日寇的“扫荡”，他起早睡晚，忙个不停，走村串户，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帮助各村组建抗日自卫队。他动员全区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全力以赴，投入抗战。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他和同志们很少睡过囫囵觉，很少吃上及时饭。由于他和大家的努力，全区各村都相继组织了抗日自卫队，并成立了农、青、妇和儿童团等群众救亡团体。
为进一步加强抗日斗争，张汉卿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在经过周密地计划和准备后，于十月末，亲自主持召开了“七区抗日自卫队联合行动誓师大会”。会上，张汉卿同志讲了全困抗战的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把抗日斗争推向新高潮。他的讲话，给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十一月中旬，县政府决定让张汉卿同志任七区区长，同时仍兼动委会主任。
从一九三八年秋天了开始，冀鲁边区遭受了三十年没有见过的特大旱灾和蝗灾。田地旱得裂开了口子，庄稼一片枯黄，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粮荒，给群众的生活和抗日工作带来了巨火困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和根据整个山东战场以及抗战全局的需要，我军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的斗争外，主力部队从一九三九年初开始分批向鲁南、鲁西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张汉卿和同志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抗战斗争。区小队的锄奸活动，鼓舞着群众的抗战斗志；自卫队的麻雀战术，使敌人处处挨打，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敌人对张汉卿更加怀恨在心。
农历七月初三早晨，十几个鬼子和汉奸突然闯进了张汉卿的家里。一个挎着洋刀鼻子下留着小胡子的日本鬼子，冲着汉卿的父亲，叽里呱啦地叫了几声。翻译凑过去说：“皇军请你们到黄夹去谈一谈，马上就走。”张汉卿的父亲、母亲和大弟弟被抓到了日伪据点。
他们被带到据点后，鬼子通过翻译对汉卿的大弟弟汉臣说：“你马上回去找你哥，别让他给八路当区长了。到这边来，皇军还让他当区长，有享不尽的清福，你们这二老双亲我们也马上放回去。否则……”翻译斜楞着眼看了看汉卿的父母，接着说：“后果你们是知道的！”
汉臣为了父母的安全，当天下午，在张木良村西的玉米地里找到了汉卿，把家里发生的事情述说了一遍，汉卿气愤地说：“真卑鄙！”并告诉大弟弟：“父母的事我再想办法，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向敌人投降！”
鬼子满以为这一招准能奏效，但过了十几天，仍然半点反应也没有。敌人无奈，便把汉卿的父母押到县城，关进了监牢。同时，敌人派出汉奸特务到处侦探，妄图抓住张汉卿。
县委和县政府为了张汉卿的安全，决定调他到五区（花园）工作。从此，张汉卿化名余志远，在五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为了营救他的父母，组织上便放出风去，说张汉卿已经牺牲了，家里也埋上假坟，大哭了一场。正当敌人真假难辨的时候，汉卿的爷爷又卖了几亩地，买通了汉奸，敌人才把他父母放了出来。
一九四O年初，余志远同志被调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分割封锁，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全县的财政经济极端困难，连县大队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
为了维持领导和同志们最低生活水平，在经济上保证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余志远同志忘我地工作着，常常是三天五日不得休息，跟熬红了，身体累瘦了，他毫不介意，搞到吃的，他总是先让给同志们，自己却以玉米棒瓤子面充饥；搞到穿的，他也是先发给别人，而他自己穿的却是缝补多次的家里给做的破棉衣。有一天，县政府和县大队与敌人周旋了一天后驻在宁寨，晚饭吃的是糠掺棒瓤子面做的窝窝头。有些同志吃不下去，只见余志远同志两手捧着一个糠窝窝头，一边大口吃着，一边风趣地说：“这东西在嘴里嚼着苦，过了嗓子眼就甜了，先苦后甜嘛！”逗得同志们一阵大笑，同志们也像他那样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由于环境艰苦，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余志远同志患了夜盲症，但是，疾病吓不倒这位坚强的抗日战士。为了使工作不受影响，白天，他几乎一分钟也不闲着。晚上行军，他也尽量不让同志们照顾，自己拄着一根棍，随机关和部队活动，有时跌倒了，他爬起来继续走。领导和同志们看到他消瘦的面庞，都心痛地再三劝他休息养病，但说什么他也不休息。在他的努力下，‘财政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基本上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后来，随着全县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部队和机关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余志远同志的病也渐渐痊愈。到这年冬天，领导决定让余志远兼任了县政府秘书。他身兼二职，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更加努力地工作着。
正当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县长杨洪息被调往渤海行署二专署任秘书主任，上级便委任余志远同志为乐陵县县长兼县大队长。此时，二十四岁的余志远，肩负着全县抗日斗争的重担。他在工作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沉着老练、机智勇敢了，胸怀更加宽阔了。
为了保存实力，打持久战，余志远率领县机关和县大队，到乐（陵）、宁（津）边境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经常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和战士，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带领大家密切与群众的关系。部队一驻下，他就给群众挑水、扫院子，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老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志远”，青年们称他“老余”，小孩喊他“余叔叔”。人们赞扬余志远是群众的贴心人，是干部、战士的带头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更疯狂地连续发动治安强化运动，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当敌人获悉现在的县长就是当年黄夹区的区长张汉卿时，立即悬赏重金，通缉捉拿。
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复仇怒火越烧越旺。余志远同志率领机关和县大队，象鱼游大海，虎居深山，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使全县的抗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取得显著成绩。因之，一九四二年底，余志远被专署评为“模范县长”。
敌人冲进了村。由于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使敌人到处挨打，死伤惨重。余志远和几个战士被敌人包围在一个院落的北屋内，难以脱身。敌人端着枪，边打边往屋里冲，子弹嗖嗖地射进屋内，打在北墙上。余志远等同志奋力坚持着，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院子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敌人的尸首。到太阳正午时分，几个战士都相继牺牲，屋内只剩下余县长和通信员了。志远同志数了数剩下的几颗子弹，又把身上带的文件和笔记本烧掉。尔后，握着手枪蹲在锅台上，厚厚的嘴唇紧闭着，两眼怒视着门口。一个鬼子和两个伪军又冲进院内，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畏怯地往屋里凑。只见余县长紧咬着下唇，“叭、叭、叭”三枪打死了三个，敌人的冲锋又失败了。
村里枪声渐渐地稀疏下来，这时，大部分同志已经冲了出去，也有一些同志壮烈牺牲。当敌人得知屋内被围的是我们的县长时，更加疯狂起来，汉奸们声嘶力竭地叫喊：“姓余的，投降吧，皇军还给你个县长坐！”但他们谁也不敢往里冲。过了一会，几个敌人从侧面爬上了屋顶，一边扒房，一边喊叫：“这回跑不了啦，缴枪吧！要不就没命了！”余县长镇静地验了验枪，发现只有一颗子弹了。此时，他的心像大海的波涛，翻滚激荡。他想起党的关怀、培养，想到党的伟大事业，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房顶被扒开了，敌人举着手榴弹威逼他们投降，通信员急得浑身发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县长……县长……我看…咱……咱……口自就…”“住口！怕死鬼！”余志远大吼一声。他掂了掂手中的匣子枪说：“可惜我只剩下这一颗子弹了。你睁开眼看着我！”说着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啊！”通信员一声惨叫，两手捂着眼趴在堆满垃圾的灶门前。
人民的好县长，坚强的抗日战士余志远同志，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仅二十六岁。余志远同志壮烈牺牲后，人们发现他在墙上用鲜血写下了不朽的诗句：“生前不能孝父母，死后鲜血为国流，嘱我抗日众同志，踏我血迹报国仇。”
烈士的鲜血化作仇恨的怒涛，把敌人彻底埋葬；烈士的鲜血,浇灌了乐陵大地，绽开瑰丽的花朵。余志远同志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向着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进！
—张静源烈士传略
张静源同志是博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是自动退出国民党又加入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生前曾任莱阳中心县委书记和第一任胶东特委书记。为了革命事业，他不惜抛开富裕的生活，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他在胶东大地上辛勤地耕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令人痛心的是，正当胶东革命风暴方兴未艾的时刻，张静源同志被叛党分子所暗害。他忠贞不渝、无私无畏的革命情操和艰苦卓绝、知难而进的创业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张静源，原名张守仁，化名舒实夫。一九O一年十月生于博兴县高渡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七岁念私塾，后入县城高等小学。十六岁（一九一七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专科，学习勤奋，特别喜爱古典文学和中外历史。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满怀着爱国主义激情，参加罢课、游行、抵制日货等活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积极阅读进步书刊，结交进步师生，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思考革命问题。
一九二一年，张静源在省立一师毕业后返回原籍，在史口（现属垦利县）小学教书。一九二三年，受博兴县教育局长晋继清之聘，任教育局督学。一九二四年后，他远离家乡在崂山九水、李家庄小学任教，后在青岛礼贤中学（青岛九中）附属小学任副校长。
他在九水小学那年，在夏天的一个夜晚，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校内房舍被淹。他奋不顾身地冲进将要坍塌的宿舍，救出六名师生。而他自己左手腕的筋肉却被玻璃割断了，因流血过多竟至昏迷；住院三个月方才治愈，但他的左手却残废了。
一九二七年春，张静源被聘为青岛沧口区宋哥庄小学校长。他办学热心，带头捐献并募集资金，扩建校舍，增设高级班，尽力招收贫苦子女入学，并豁免一些学生的书杂费，使这所百余人的小学很快增加到五百多人。他又动员群众帮助整修操场，开展文体活动，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镇压革命群众，张静源愤然退出了国民党，并于一九二八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宋哥庄小学党支部书记。不久，又按青岛市委的指示，负责领导沧口、李村、大枣园、南曲、仙家寨、赵哥庄一带党组织的工作。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饱筹集资金，．建立了广益图书馆，购买了《十月革命》、《莫斯科印象记》、《马列主义浅说》等大量进步书籍，供党员、积极分子和群众学习研究。
一九二九年冬，张静源又领导创办了“平民夜学班”，并苦口婆心地动员了宋哥庄附近三十余名青年妇女参加，上文化课，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当时，刘家国民党村长刘作澍，坚持“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跳出来攻击平民夜学班，胡说什么“臭娘们上学，大逆不道，有伤风化”。张静源义愤填膺，组织了部分进步学员，在一个夜晚把刘作澍弄到校院里，绑在树上病打一顿。刘胆战心惊，苦苦求饶，这才罢休；但他不甘心失败，总想伺机报复。
一九三○年春，刘作澍与其表兄——崂山大恶霸地主陈金三相勾结，诬告张静源绑架打人。国民党李村地方法院传讯他到法庭受审。张静源泰然自若，昂首挺胸走进法庭。法官逼问他为什么聚众打人，他义正词严地说：“妇女学文化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刘某大肆诬蔑妇女上学是大逆不道，有伤风化，激起民众义愤，被绑挨打，咎由自取，这是民众的自发行动，你看着办吧！”一席话驳得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张静源还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在工人中培养革命斗争的骨干。他曾发动宋哥庄周围村庄在日本富士纱厂（现青岛国棉七厂）做工的五十多名工人参加“平民夜学班”，并亲自去上政治课，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地主，资本家剥削的秘密，灌输革命思想，教育工人为争取自身的权益而斗争。
一九三○年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张静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他慷慨陈述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经过及其历史意义，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对广大师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会后又组织了游行，有些工人和雇农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壮大了游行的声势。
张静源以学校为基地，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身体日益瘦弱，以致积劳成疾。他的胃病时常发作，还患有严重的贫血病，但他从不肯休息。他关心革命事业，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和爱人李淑德（又名李润吾，后改名李浮萍）每月工资共六十八元，本来生活可以过得较富裕。可是他俩规定，每人每月只开支五元饭费，每人每年做一套衣服，其余全部用于交纳党费，购买进步书籍，周济被难同志和穷苦工农。
有一次，张静源得知敌人要逮捕向明同志，随即派本校一位女教师到赵哥庄送信。向明同志接信后立即转移，脱离了险境。
张静源不仅在学校注意发展党员，建立了宋哥庄小学党支部，他还利用寒暑假回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骨干，发展党员。他曾带领本村群众推倒了镇武庙的神像，改建成学校，接收贫苦子女入学；他组织了“雇工会”和“短工会”，发动雇工们要求增加工钱，缩短工时；他还举办了“平民识字班”，进行革命教育；他也曾组织群众抢收地主的庄稼．抗交地主的债务。大地主李士安领头出来反对，张静源就组织雇工们罢工三天，迫使地主们给长工增加了工钱。
他一面组织群众斗争，一面培养进步青年，先后在本村发展了小学教师李天佑、青年学生张仿（后叛变）、青年农民李旭林等人党，并于一九三一年建立了高渡村党支部。
一九三一年春，省委派李春亭同志到青岛市恢复与整顿党组织。他曾直接领导宋哥庄小学党支部，并通过该支部领导沧口区各纱厂工人的斗争。一九三二年春，张静源按市委的指示，组织富士纱厂工人反抗厂方的压迫和虐待，举行了罢工斗争，迫使厂方给工人增加了工资，答应不再随意加班加点，不再打骂工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后来，日本资本家侦知张静源的活动，便向青岛市警察局发出通牒，要求限令“逮捕共产党人张静源”。由于张静源结交甚广，有个熟识的警长给他报了信。他立即处理了文件，作了安排，带着爱人李润吾渡过白沙河，到即墨县赵村（现属崂山县）一位朋友家暂避。张静源走后，敌人即在夜晚搜查了宋哥庄小学。张静源闻知后，一面打发爱人回宋哥庄小学继续教学，一面请示青岛市委批准他转移。
一九三二年四月，上级党组织派张静源到莱阳工作。敌人搜查宋哥庄小学一无所获，竟于六月间将该校非法封闭．李润吾遂去莱阳。
一九三三年初，张静源与其爱人李润吾又经中共山东省委介绍，到牟平县刘伶庄（现属乳山县冯家镇）以教学为掩护，进一步开展胶东党的工作。
同年春，根据省委指示，中共胶东区特别委员会在牟平县北河崖小学（现属乳山县冯家镇）成立，张静源任书记。
为了指导开展各县党的工作，张静源还曾指派刘经三（时任牟平县委书记）在牟平、海阳两县交界处的霄云寺（现乳山县白沙滩乡小侯家村东）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号称鸡鸭公司，由刘经三任经理．在这里密藏着党的文件、枪支、弹药和油印机等，各地的同志以买卖家禽的名义前往联系党的工作。
同年春夏，省委连续两次遭到破坏，胶东特委和省委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张静源到天津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兼河北省委）接上组织关系，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莱阳中心县委。
张静源回胶东后，于六月份成立了莱阳中心县委，他任书记，刘松山任组织委员，宋华鹏任宣传委员，李仲林任共青团书记，宋云甲任武装委员。
在莱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同年夏，莱阳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员发展到八，九百人，建立了一百多个党支部．同时，张静源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活动，很快与海阳，牟平、文登、荣成、烟台、福山、栖霞、招远等县党的组织取得了密切联系。
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张静源提出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同年七月，中共莱阳中心县委在海菜边区成立了四十余人的武装游击队，由姜忠太（即林月樵）任队长，辖莱阳、海阳两个分队。这支革命武装，打土豪，锄恶霸，镇压叛徒，并改袭金口（现属即墨县）盐务局，缴获长短枪六十余支。另外，张静源还动员同志们募枪、买枪；派人到外地学习游击战术，并聘请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军事人员当教练，为各地培训武装游击队。
张静源很重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内同志，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适应革命的需要。他常说：“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程很长，我们每个革命者必须站稳立场，都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不仅自己要革命，还要教育自己的家庭成员也起来革命。”
他特别强调正确处理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常说：“不要以为是些小事就不注意了，接近人民群众首先要从小事情人手，小事情往往影响大事情。”他本人对待同志们很体贴，同志们有了缺点错误，他不是指责训斥，而是循循善诱，启发开导，使同志们自己认识问题，接受教训。更重要的是，张静源自己作风很正派，处处以身作则，注意身教。所以，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心情舒畅，有了任务抢着干，出了问题争责任，工作干得很出色。
张静源深深知道，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共产党人带领群众艰苦奋斗，革命取得胜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为时是不会很远的。
张静源在烟台住了不久，上级党组织派宋华鹏通知他到莱阳处理问题。其爱人李润吾因为孩子幼小，刚到烟台生活无着，流着眼泪劝他不可远行。他却果断地说：“无论如何，我不能不为党的工作负责。”谁知，张静源这一去竟没有回来。
事后，尽管徐元义千方百计掩盖其罪责，但是，胶东特委经调查核实了徐的罪行，即通过莱阳县委派人处决了叛党分子徐元义．同案其他罪犯，解放后人民政府也分别予以惩处。
张静源同志为了党的事业而背井离乡，到处奔波，竭尽忠诚，矢志不渝。他生前曾对爱人说：“共产党人以革命为业，以四海为家。”的确，他走到那里，就在那里生根、开花。他在博兴、青岛和胶东各地撤下了革命的种子，为革命培育了人才。
张静源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生前曾说：“我这一生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如果我死了，给立块二尺长的小碑，写上‘社会主义者张静源’，表达我对党的忠诚，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新中国成立后，在莱阳县，在英灵山，党和政府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以志烈士功名永垂不朽。在他的纪念碑前，有千千万万的人们在悼念，在宣誓：坚决踏着先烈们的足迹，为四化建设奋斗到底！张静源同志的遗愿，已经化为一道长虹，映照在胶东大地上！
—深切怀念甄磊烈士
苍松翠柏掩映下的梭庄烈士陵园，坐落在大青山的山脚下，清清的沂河水从这里流过，一条公路从山下伸向远方。
一九四一年的初冬，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日寇以五万重兵大举“扫荡”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我山东分局机关及一一五师师直一部迂回到大青山，遭敌合击，许多领导干部和革命同志壮烈牺牲。鲜血浸透了这里的土地，染红了沂河水。
梭庄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大青山死难烈士的英名。死难烈士之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她朴实，纯厚，一向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在战友和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信。这位同志，就是人们一直深深怀念的山东省妇联执行委员甄磊同志。
甄磊，原名甄玉桂，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幼年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靠亲朋相助，带着幼女，开了一个“甄家饭馆”谋生。
生活尽管清苦，母亲却要强地渴望女儿接受文明教育，做个自立于世上的有文化的人。甄磊随着年龄的增长，目睹妇女在家庭中受丈大打骂，公婆虐待，没有半点人权，还要忍受缠足、穿耳的肉体痛苦，就暗暗地下决心，要冲破封建礼教，做个能享受人身自由、和男子平等的人。一九三○年，莱芜县教育界知名人士亓霖甫，在莱芜县开天辟地创办了第一所女子高等小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公开招收女学生。这一举动，震惊了全县。当时，广大妇女还受孔孟之道、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哪有走出家门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因此，前来报名的寥寥无几。全县十五万名妇女，报名入学的只有十个人。她们中有十七八岁的，也有十一二岁的，有识字的，也有不识字的。尽管如此，亓先生还是坚持把女校办起来了。十个报名的女学生全部被录取，甄磊就是其中之一。
在学校里，亓先生热情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把学生的思想引到了新的境界。女学生们积极争取妇女解放，要求男女平等，成了莱芜县妇女解放的先锋。在同学中，甄磊年龄虽小，可她也非常拥护先生的主张，和老师、同学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一九三二年，她高小毕业时，和一部分同学被母校推荐，报考了莱芜县立师范讲习所。一九三五年，在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应亓霖甫先生聘请，她又回到了母校—莱芜县第一女子高等小学任教。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寇大举进攻中国。中共中央通咆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地下党山东省委的领导下，我省各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甄磊，目睹团破家亡、人民惨遭屠杀的悲痛情景，义愤填膺，决心放弃教师职业，投笔从戎，参加抗日队伍。一九三八年初，她告别了相依为命的慈母，和同学刘军一起，来到莱芜县南部莲花山区，参加了刚刚举行过徂徕山起义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组织选送她到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春天学习期满后，被分配到中共山东分局妇委会工作。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寇对我山东分局驻地—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分局机关的干部分散到各地打游击。甄磊同志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女生队，负责组织女学员疏散，隐蔽，开展游击战争。
山清水秀的沂水西南部的岸堤镇（现属沂南县），是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女生队的驻地。这里的树荫下，场院里，沙滩上，处处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学习、练兵、生活、战斗的场地。她们穿着洗得发白了的军装，吃着萝卜条卷煎饼，住瓦房搭地铺，高唱抗战歌曲，讨论着妇女解放大业。
一个星期天，女学员们在岸堤河边洗衣服，十五岁的女学员小王一边洗头，一边唱起来：
二月里来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只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打些五谷送军粮……
山东分局妇委干部甄磊，骑马从夏蔚跑到岸堤河边，把小王的歌声打断。因为形势紧急，她让小王引路，急匆匆地来到女生大队队部，找到教导员夏天真，一进屋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日本鬼子向沂蒙山地区‘扫荡’，来得突然，规模大，上级指示我们迅速精简，把离家近和不便行动的人员立即疏散，留下来的人员进入南墙峪，坚持打游击，反‘扫荡’。”
经过精简，三百多名女学员只剩下了一百多人，由甄磊，夏天真带领进驻南墙峪。南墙峪这个山沟，有二十多个自然村，最大的七、八十户人家，最小的只有两三户。我们的同志未到达之前，这里已经挤满了从葛沟方向逃来的老百姓，他们的家乡被鬼子劫掠烧光了，逃到这里暂且避难。干校的同志来到后，甄磊发现这么多人挤在一起非常危险，立即把分队以上干部召集到一个场院里开会，对大家说：“根据情报，敌人明天拂晓就要对南墙峪合围，现在必须把我们的同志编成战斗小组，首先做好逃难群众的工作，劝他们回家坚持就地打鬼子，保家园；然后做好本峪的空舍清野工作，大家要脱掉军装换便装，转山头，打游击。”讲完之后，他们马上组编了二十个战斗小组，由各分队的干部带领开展工作。
甄磊、王哲、刘华、徐兴沛等同志和邵大嫂子编为一组。由邵大嫂照顾快要分娩的王哲到一户群众家里休息，其余三人去动员逃难老乡离开南墙峪。
逃难的群众很快都回家去了。甄磊又召集本峪的干部开会，安排空舍清野，让各村乡亲们都躲到就近的山沟里；等鬼子来了，由干部们组织群众与鬼子周旋，保护群众，打击敌人。
王哲和邵大嫂予住在南墙峪山沟尽关半山腰的一户农民家里。房东大爷是在赶集时被日本鬼子的飞机扫射打死了，两个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家里只剩下大娘和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甄磊把工作布置完毕，带着徐兴沛和刘华来到这里。他们进屋时，王哲和邵大嫂子正帮房东挖坑埋缸，窖粮食。甄磊急忙和大家一齐动手，把要藏的东西埋好，又抱了些杂草放在上面。忽然间，迫击炮、掷弹筒、机关枪的轰鸣声传了过来，日本鬼子开始“扫荡”南墙峪了。房东大娘急忙说：“你们能走的快走，不能走的王哲留在俺家的地瓜窖里，有我在就有她的活命！”大娘对革命同志的一片深情，使甄磊非常感动，她紧紧握着大娘的手表示感谢，又细心地检查了王哲的隐蔽处。她把一切安顿好以后，才带领其他同志离开大娘家，转出村去，到山上照顾群众，观察敌人动静。
晚上，敌人撤走了，甄磊和同志们返回村里。听说房东大娘为掩护王哲牺牲了，她悲痛的心情难以忍受，痛哭着跑进大娘家，了解事情经过。原来，鬼子进村后，烧杀抢掠，在追赶房东大娘的鸡时，鸡钻进藏王哲的地瓜窖上面的草堆里，大娘怕鬼子抓鸡发现地瓜窖，拼命地去护鸡，被鬼子军官开枪打死。随后，敌人把房东大娘的屋子烧着了。
甄磊和同志们来到这里时，王哲和房东姑娘在窖里已经被烟熏得昏迷了。大家把她俩救了出来，准备转移到山洞躲藏。
这时，鬼子又反扑回来，刘华和刚刚苏醒的房东姑娘架起王哲就跑，甄磊和其他同志在后边掩护。在转移的路上，王哲分娩了，孩子只生下一条腿，母亲就牺牲了。甄磊和大家忍痛掩埋了王哲同志的遗体，找来一块木板，亲手写上“王哲烈士之墓”，恭恭敬敬地插在掩埋王哲同志的地方，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
这次反“扫荡”斗争．年轻的甄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她把对敌人的仇恨，对烈士的怀念，深深埋在心底，化为力量。几个月的反“扫荡”斗争，她带领同志们转山头，进山沟，和敌人日夜周旋，做出了显著成绩。
一九四一年，省妇联指示甄磊带领姊妹剧团到抱犊崮一带，边演出边检查妇女工作。为了路上安全，姊妹剧团和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八五团同行。部队行军速度很快，一夜要走一百二十里，姊妹剧团绝大多数是女同志，自己背着背包长途急行军，这还是第一次，对大家不能不说是严峻的考验。甄磊当时身体不好，一路上，她不仅不要别人的特殊照顾，还跑前跑后，帮别人拿东西，搀扶走不动的同志。休息时，细心地检查每一项工作，看看住宿安排怎么样，铺草够不够，饭安排好了没有，逐个询问同志们，嘱咐大家用热水洗脚。宿营时，剧团自己站岗放哨，甄磊和同志们一样顶班站岗。大家疲倦地睡着了，她还常常悄悄地起来查铺，看看同志们休息得好不好。
剧团的潘彩琴同志，跑一夜路，睡觉时小腿老爱抽筋，疼得她直叫。甄磊让潘彩琴和自己一起睡，每逢她的腿抽筋时，甄磊就赶紧起来帮她按摩，告诉她：“慢慢蹬脚后跟，一会儿就好了。”
一次，舞蹈班的司秀云同志，半夜醒来伤心地哭了起来。甄磊知道后，立即找她谈心。原来，可秀云在抗大学习期间，结识了一位男朋友。毕业后，她的男朋友被分配到别的抗日根据地去了。俩人分开，莫说见面，就连通信也很困难，彼此互相牵挂。她不好意思把思想问题对同志们讲，晚上睡觉常常做梦，梦好了就笑，梦不好就哭。甄磊耐心地向她讲道理，指出：“共产党八路军是干革命打鬼子的，如果每个打鬼子的战士都带上家眷，那怎么能打仗？你们已经交了朋友，应当在工作上互相鼓励，叫他多杀敌立功。等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去喝你们的喜酒，你们一定会很高兴很幸福的！”一席话，说得小司眉开限笑，立即给男朋友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多杀鬼子，争当抗日英雄。
甄磊就是这样深入细致地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她作风朴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对同志热情地关怀教导，温暖着剧团每一个人的心。同志们不论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愿意接近她。她的作风影响着整个姊妹剧团，使姊妹剧团形成了一个亲密无间，团结战斗的集体。
姊妹剧团这个新搭起的班子，担负着繁重的创作、演出任务，大部分节目是自编、自导、自演。为了适应根据地妇女工作的需要，她们既演小型曲艺，歌舞，也演象《雷雨》《血路》这样的大型剧目。
一九四一年八月，山东省军政最高领导机关在蛟龙湾镇组织丁一次八大剧团文艺会演。这八大剧团是：抗大文工团，山东鲁迅宣传队、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山东实验剧团、黎明剧社，火烽剧社、先锋剧社、姊妹剧团。演出的节目有《雷雨》《李秀成之死》《血路》《亲家母顶嘴》《老太婆觉悟》《卖砂锅》等，还有山东快书，大鼓书、相声、舞蹈等曲艺歌舞节目，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来了一个大表演、大竞赛、大促进。这次演出，姊妹剧团除演出了几个剧目，还合唱了甄磊参加编的《参加妇救会歌》：
大娘，大嫂、大姐呀，咱们动员起来吧！
参加了妇救会给咱们伸冤、诉苦呀嗨，
几千年的索链，咱们受尽压迫，
厨房里莫事多，无计的劳动不如牛马，
挨打受骂，这么痛苦过日子，
一辈子受罪抬不起头呀嗨！
妇女们呀动员起来，参加妇救会呀嗨，
站岗放哨，做鞋袜，读书识字要参加，
要解放，要做堂堂的人，救国也是救自己呀嗨。
这次会演，姊妹剧团被评为第四名，受到中共山东分局的表扬。同志们都说，姊妹剧团取得的成绩，是与甄磊指导员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姊妹剧团参加会演不久，因为情况紧张，分局机关精简，姊妹剧团改编成联合剧团。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联合剧团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进行演出。正在演出的时候，日本鬼子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发动了五万重兵的大规模“扫荡’’。
隆隆的炮声，终止了演出，部队马上转移，机关立即疏散，联合剧团的人员被疏散在南墙峪一带，分别住在了老百姓家里。
甄磊同志离开南墙峪，奔向大青山找自己的同志。路上，她的胸部中了日本侵略者的子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二十二岁的宝贵生命。
（本文原载山东省妇女联合会编印的《山东女烈士传记》一书）
郑天九烈士生平事迹
李宗柱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南京古城乌云密布，阴风肃杀。中华门外，秦淮河边，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军士们戒备森严。少顷，雨花台传来了震人心弦的国际悲歌，随着刺耳的枪声，又一批革命者的热血洒在山岗上。郑天九就是这些殉难者中的一位革命烈士。
走上革命道路
郑天九，原名鸿锡，字天九，曾化名丁九。一九○五年生于山东省日照县山字河村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年幼时，父母双亡，随继母生活。在郑氏这一房中，天九兄弟十四人，他排行笫九。七八岁时，天九在山字河本村念初小，课程除了国文、算术之外，还读“四书”“五经”。其祖父是清末举人，封建家教甚严．晚辈们举手抬足，都要规规矩矩，等级观念自然也极为分明。然而，郑天九却背着家人，经常和一些穷苦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进林中捉鸟，下河去捕龟，在秋原上追逐野兔……每当和穷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他那颗终日被“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的枯燥经典束缚的童心便得到了解放。
一九二一年，郑天九转入日照县立高等小学就读。这时，老祖父已去世，一时家政无人主持，几个叔父互相勾心斗角，闹家务纠纷，因而将家中一匹马活活饿死，通过这件事，封建家庭的腐败在郑天九心扉上留下了阴影。不久，其家析产分居。郑天九的继母及其兄妹共分得土地七十亩。
一九二四年，他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考入济南正谊中学就读。在这里，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逐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夏，郑天九通过在济南税务局任小职员的同乡。亲戚牟春霆（即陈雷，现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丁是日照县涛雒官庄人—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时期，他是跨党党员，在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团的工作。他曾以求学为掩护，在齐鲁大学秘密发展党组织。郑天九和一些同乡同学安哲，李平章、牟春霆，丁观海、郑修廷等，经常在济南按察司街丁惟汾家中集会。在这里，郑天九等人又认识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邓恩铭。邓思铭、丁君羊经常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家和青年的前途等问题，使郑天九等人开阔了眼界，并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一九二六年春，经丁君羊介绍，郑天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向封建势力宣战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十月份，北伐军占领了武昌，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为了支援北伐战争，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决定派一批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革命。这时，郑天九和安哲、牟春霆、李平章等一起被派往武汉，郑天九被分配到国民革命第四军宣传队。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在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回荡着他和战友们“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的战斗歌声。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五月，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又在湖北、湖南发动叛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这时，郑天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同反动军阀夏斗寅作战。同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困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我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进行疏散转移。遵照中共山东省执委的指示，郑天九于九月份回到家乡日照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八年春天，新改组的中共山东省执委派安哲回到日照，安哲与郑天九、牟春霆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中共日照县第一届县委，直属省执委领导，安哲任县委书记，牟春霆负责组织工作，郑天九负责宣传工作。县委建立后，郑天九分工城西南邵疃、山字河一带的工作。为了方便革命的活动，他曾一度以国货贸易公司推销员的名义，走乡串村，秘密发动群众。
郑天九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要想革命，没有枪杆子是不成的。因此，他在发动农民群众的同时，还想方设法搞枪支。当时枪可以买到，但需要一大笔钱。因之，他便到地主郑培光家里去借款。郑说，如到期不还钱，就得典押土地或山场。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并立了文契。于是，他搞到了一支匣子枪。后来，他家一大片山场便归郑培光所有了。为此事，家人很不满意，他就耐心地说服了家庭里的人。
郑天九所领导的党组织日益活跃，平民夜校办得火红，使山字河的地主们大为震惊。在他们看来，郑天九简直是离经叛道的不肖子孙。一天，他的亲三叔、山字河有名的“三少爷”郑西泽，派人把他叫去，气势汹汹地责问他：“你天天和一些穷人们开会，闹的什么事？”郑天九一听，理直气壮地说：“很简单，就是要闹革命！”郑西泽又追问：“革谁的命？”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革土豪劣绅的命！”从此，他宣布和自己的封建地主家庭决裂，并勇敢地向腐朽的封建制度宣战了。
此后，郑天九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决，他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各种形式，向封建势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山字河一带有一个老风俗，即每逢旧历六月十三，在范家村高兴庙唱大戏。地主、富农为了笼络觅汉（对长工的俗称），使用怀柔手腕，每人发给四百至六百铜元作为“戏钱”放工看戏一天。一九三一年夏，在高兴庙快要唱戏的时候，郑天九就布置党员同志在觅汉中酝酿成立“觅汉会”；并讨论决定：叫地主把所有觅汉的年工资增加到八百斤高粱；今年高兴庙唱戏，一律放工三天，戏钱增加到两吊。在郑天九的领导下，觅汉们齐了心，有组织、有计划地和地主、富农斗争。最后，地主、富农不得不按照觅汉会的条件办。
在增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郑天九即着手组织“佃户会”。很快，山字河、小曲河的佃农均纷纷组织起来了。一天，二百多名佃户会员在山字河村前的河边集会。郑天九在会上做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长篇讲演。他强调指出：“劳动果实本来就应该由劳动者享受。地主不劳而获，租税太重，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我们要和地主们讲理，让他们实行减租减息！否则，我们就要斗争到底。"通过这次大会，在山字河一带，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一次次危及地主阶级利益的群众斗争，触怒了那些吸血成性的剥削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一九三二年八月，山字河西厅房地主郑玉甫给佃户苏德润家揭锅锁门事件发生后，郑天九立即召开了以党员为骨干的佃户会，决定发动—场斗争。第一步先组织一些人去说理，结果地主郑玉甫非常顽固，不答应给苏德润家安锅。于是，又由一伙青壮年组成“示威团”，连同苏德润一起去围着郑玉甫，唇枪舌剑地进行说理斗争。郑玉甫仍然很嚣张，不肯服输。这时，站在后面的郑天九就掏出匣子枪，冲着郑玉甫的房上“砰”地放了一枪。这下子，郑玉甫吓慌了神，乖乖地给苏德润家开了门，安上了锅。
郑天九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工作。一九三一年冬，他发展了当时在全县很有声望的爱国青年、曙光小学校长郑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和县中的郑野云等人加入了党组织。一九三二年春，在郑天九指导下，县中建立了党支部，郑野云担任支部书记。同年四月，郑天九指示县中党支部以学生会的名义联合日照城关一小、二小和十里铺小学，筹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十三周年活动，借以向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一次爱国教育。尽管反动校长刘培栽勾结地力．武装百般阻挠，但五月四日这天，仍按原计划召开了有七百多师生参加的盛大集会。郑野云在会上宣读了郑天九亲自撰写的《告全县父老兄弟书》，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了革命道理，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郑天九日夜为革命奔忙，在其较富有的家庭中难免引起一些矛盾。然而，他贤惠的妻子王玉贞，在他的教育和熏陶下，积极支持革命活动。白天，除了料理家务，还要接待和郑天九联系的人们；郑天九常常趁年节在家召集“觅汉会”和“佃户会”的骨干开会，她就为他们放哨，还要背着老人拿些好吃的东西送给他们；夜晚，为了保证郑天九能在家放心大胆地工作，她常常在门外放风站岗，深夜不眠。
无论是酷暑和严寒，她从无怨言。她也曾提出“到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担这份风险”，郑天九开导她说：“现在的风险是暂时的。将来革命胜利了，大伙就好了。吃穿都不愁，当国家的主人，就用不着再担惊受怕了。”
领导日照暴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混入我党内的投机分子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二人先后叛变，致使省委和青岛市委等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日照县委与上级失掉了联系。得不到省委指示，大家心里都十分着急。为此，县委决定，分头到各地寻找上级党组织。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中央调胡萍舟离山东去上海，并派武平来山东继任省委书记．五月中旬，省委派军委书记张鸿礼（注）到益都、潍县、博兴三县巡视，布置举行农民暴动工作。这时，郑天九去益都，在县城南门里民团兵营党支部书记高兰亭家，参加了张鸿礼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张传达了省委安排山东各地武装暴动的顺序：博兴、益都、日照、沂水、坊子、海菜地区、泰莱边区。他强调说：这是一次较大的革命行动，成功了，就地坚持；不成功，就到日照建立苏区。此外，他还严厉批驳了对暴动怀有顾虑的所谓“右倾”思想。既是省委决定，就得坚决执行。由于省委把日照县放在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上，郑天九不仅认为任务艰巨，而且深感日照县委承担的责任也是重大的。回到日照后，他向县委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六月，中共北方各省委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山东省委书记张鸿礼，自一九三一年六月起．任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八月初，省委派他去博兴县帮助县委组织农民暴动，后来因暴动队伍的去向问题，领导之问发生了分歧，而张鸿礼宣布插枪解散，并且首先逃跑，致使暴动失败，他被开除党籍．一九三七年底又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一九三八年二月，在七、八两支队合并时，他竟利用窃据的权力指使其走卒枪杀了中共鲁东工委书记、七支队政委鹿省三，因而被处决。
记武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创建北方苏区，配合红军胜利进攻，以最快速度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在这一“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省委于六月底又派巡视员到日照，再次指示：要积极做好准备，在日照举行武装暴动。同时，省委还准备派留苏的军事专家到日照参与暴动的领导工作。
遵照省委指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注）从七月至九月份，连续三次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研究了暴动计划，武装动的政治行动纲领以及部队编制及军事行动等，都做出明确的决定。具体事宜是：一、收缴地主武器，建立革命武装！二、交出地主文契，当众焚毁，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三、打开地主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四、逮捕最反动的恶霸地主，替民除害；五、部队编制。以党员为骨干，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分南北两路：北路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安哲、于贡方负责，南路以邵疃、山字河为中心，也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郑天九、牟春霆负责。各路的行动计划是：北路由安家村、于家村出发，集中兵力打王家滩，回师两城镇，接着解放日照城北各村；南路从邵疃、山字河、牟家小庄出发，集中力量攻打涛雒，接着解放日照城南各村。然后，两路大军合攻日照城、石臼所，最后进驻五莲山区，整编革命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之后，各地党组织都进行紧张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在这期间，由于基层人员行动不慎，敌人有所察觉：县注：一九三二年春，省委决定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诸城、沂水、莒县一带的工作。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举行暴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晚，南北两路起义队伍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都开始行动起来。
南路起义军在郑天九、牟春霆率领之下，分别在山字河、牟家小庄集结，向南进军。黎明前，两股队伍将涛雒镇合围。
涛雒是日照南部重镇，内有日照警察所分所，还有商团、民团、盐巡四百多人的武装，备有两门小炮。起义军原计划通过内线里应外合，一举攻下该镇。但由于打入内部的人员不慎，暴露了行动计划，敌人加强了警戒，起义军攻不下围子，只好放弃原计划，回师西进。两三天之间，攻下平家村、苗家村、卜落子、山口等村庄。所到之处，收缴地主武器，焚烧地契，开仓分粮，群众纷纷参加起义队伍。十月十六日，队伍开回邵疃，在曙光小学的院子里竖起了大红旗，全军进行整编。共有六百余人，编成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在这里，郑天九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军北上，与北路义军会师。十七日早晨，郑天九、牟春霆率部由邵疃、山字河出发，经日照县，阚家城子等村，傍晚到达河山村，获悉北路义军已被重兵包围，难以会师。遂决定回师南下，开展游击战，以策应北路义军突围。
于是，南路义军又发起攻打宅科等数次战斗，后在灵山保陷入敌人重围。此时得知北路义军已实围疏散，郑天九，牟春霆经研究后也于二十五日动员南路义军分散，转入隐蔽斗争，以便待机再举。在暴动失败之际，郑天九的革命意志仍然很坚定，一再嘱咐队员们要妥善隐蔽，并说：“过十几年后，必定还得是我们的天下!”
郑天九及其战友所领导的日照暴动，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发动的，加之敌人当时的兵力强大，所以终于失败了，致使日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然而这次暴动毕竟给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国民党山东新军阀的统治，在漫漫的长夜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英勇就义雨花台
日照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大劳苦大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上百名参加暴动的义军战士被枪杀。敌人悬赏一千元大洋捉拿郑天九和他的战友安哲、牟春霆等人，整个日照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郑天九向北平市委汇报了日照暴动的有关情况，同时也向山东省委写了报告。他一直挂念着暴动失败后离散的战友和同志们。当他从住在青岛的哥哥郑子玉那里得知牟春霆等人的下落后，立即报告北平市委。经北平市委的介绍，使牟春霆等人在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北平市委还根据郑天九的汇报，马上派郑培宣回日照，去整顿和恢复日照暴动失败后的党组织。郑培宣回家后，与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军委书记祝刚接上关系，重新建立起日照县委。
此后，郑天九化名丁九，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在北平至奉天这段铁路线上做宣传发行工作，不分昼夜地奔波各地，秘密地运输和散发各种宣传品。一九三三年二月，赵峰琳奉组织的指示到达北平，与郑天九结了婚，掩护并协助他开展工作。她每月都要去天律两三趟，到港口的一条兵舰上去取宣传品。
一九三三年七月份，北平市委负责人被捕，局势非常严重。郑天九意识到，他们的地下活动很可能已被敌人所察觉。
在这危险时刻，他首先想到党内其他同志的安全。为了让同志们尽快地转移隐蔽，一连两三天，他星夜奔走，直至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通知完同志们之后，他自己才开始搬家。一天上午，他先将印刷宣传品所用的锡饼子装车运走，让赵峰琳在家继续收拾东西。正在这时，七、八个国民党宪兵特务闯进屋子。赵峰琳还没来得及安放表示危险的暗号，就被逮捕了。当郑天九回来准备再拿东西的时候，也被逮捕了。
郑天九和赵峰琳被捕后，先是押在北平市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第三团．因案情重大，两个月后被解往南京。
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郑天九利用随车押送的士兵精神疲惫的时候，不时地和赵小声交谈。他意识到此一去凶多吉少，但值得欣慰的是，在他的掩护下，同志们大都安全脱险．至于个人的生死安危，他早已置之度外。他对赵峰琳说：“为了大家牺牲自己是值得的！”他还不断鼓励赵峰琳，要坚贞不屈，英勇斗争，顽强地生活下去……”
一九三三年九月，郑天九和赵峰琳被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敌人认为郑天九是北平市共产党要犯，妄图从他口中搞到北平市共产党组织的情况。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郑天九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敌人的企图化为泡影后，立即判处郑天九死刑，处赵峰琳有期徒刑五年。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郑天九和另外六七名共产党员一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八岁的郑天九同志，把宝贵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天九的妻子王玉贞，拉着他年幼的女儿郑承浩，几经漂泊，受尽熬煎。但她念念不忘共产党，不忘革命。多年来她一直精心保存着一九二五年“少年日照学会”主要成员在济南的合影，直到盼来了日照的解放。一九四二年，政府通知她郑天九同志已为党殉难，并对其母女予以安慰，还颁发了烈属证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王玉贞引荣节哀，仍按照郑天九同志的遗愿，辛勤劳作，纺花卖线，供女儿求学，培育了革命的后代。
多少年来，在郑天九烈士成长和战斗过的家乡，每年清明佳节祭扫烈士陵园时，人们肃穆地仰望着他的遗像，深深地把他怀念。“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郑天九烈士战斗的一生，永远激励着日照人民在革命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郑耀南同志生平事略
阴玉芳李俊生
郑耀南，原名郑盛宸，字德卿，号耀南，曾化名郑韵笙、张丁乙、宫耀东等。山东省掖具西障郑家村人。一九O八年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注），是掖县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在家乡发展党组织，搞过农民运动，曾经两次被迫出走，辗转各地，坚持革命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武装起义，摧毁伪政权，创建了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反顽锄奸、艰苦奋战，后去延安，不幸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病逝，时年三十八岁。
领导反会考回乡办小学
掖县西障郑家村，地处莱州湾畔；本是鱼米之乡，但在旧社会，那里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郑耀南家境贫寒，三、四岁时就出继给三婶母。为了生活，寡儿孤母不顾酷暑严寒，辛勤劳动，受尽了欺凌，饱尝了辛酸，在耀南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旧社会的种子。婶母疼爱继子，把希望寄托在耀注：郑耀南同志一九四○年一月《入马列学院登记表》南身上。她节衣缩食，想尽一切办法，让耀南读书。耀南从一九一五年起，先入私塾，后转学堂，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北障高小。一九二五年秋，考入掖县省立第九中学。在这一期间，参加过俄国十月革命、加入过苏联工会的老乡回到原籍。耀南听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消息，看到了祖国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希望。同时，他从进步教师们那里听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霸占台湾、青岛、辽东半岛等罪行，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怀着复兴中华、抵御外侮的雄心，主动参加了各界人民反对日本侵华和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他和同学们一起，到处演讲，教育商人们将库存的日本货物拿到街上销毁。郑耀南成了反帝爱国的活跃分子。
一九二七年，风华正茂的郑耀南，被推选为第九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王寿彭，是清朝遗老，不遗余力地推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封建教育，在中、小学中强制读经和会考。九中校长李浩光，秉承上司的旨意，便积极地贯彻执行，因而引起学生们的反对。郑耀南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勇敢地发动全校同学反对王寿彭让毕业生赴济会考。
他组织同学们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并让大家将传单包上土块投到县政府内。顽固县长张蔚南干涉学潮，郑耀南就带领同学们冲进县政府，打了张蔚南，直到他答应学生们不到济南参加会考才算罢休。通过这场斗争，郑耀南受到广大进步师生的敬佩，但九中校长李浩光却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在校务会议上，他多次提出要开除郑耀南，都没有通过。后来，他为了达到其卑鄙目的，竟利用职权，把郑耀南由二十一级降到二十三级，让他重当新生。郑耀南拒不接受，毅然离校回乡。
通过学潮斗争的胜利，郑耀南认识到群众在斗争中的作用，又进一步想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必须唤起广大农民群众。他立即在他家南屋里办了一所乡村小学，自己担任教师，还规定男女兼收，贫苦子弟入学者免交学费。这在当地来说是一种创举，很受群众欢迎。
发展党组织控制县农协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郑耀南深刻认识到，中国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外，无路可走。同时，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统治阶级倒行逆施，民族危机正在加深，使他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于是，他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而奋斗。不久，他找到了党组织，接受了党的教育和考验。一九二八年六月，经王德武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教学为掩护，白天上课，晚上在农民和进步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开展党的工作。他在掖县六区组织了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并被推为会长。从此，农民协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县发展了起来。
一九二九年，以戴曰三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控制了国民党县总部。他们组织了掖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并筹备成立县农民协会。为了了解县农民协会的动向，争取掌握该组织的领导权，郑耀南便让郑魁和出面，把精明能干的共产党员鲍建业（鲍建）推荐到县农民协会整理自始至终员会担任了录事。郑耀南看到。要组织领导好农民运动，必须壮大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农民协会的领导。他为了发展党组织，多次变换教学单位，认真地选择、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一九三O年，他先后亲自介绍滕绍武、郑魁和等同志入党。同年底，在济南爱美中学读书的王鼎臣同志回家度寒假时，带回了山东临时省委关于建立掖县县委的指示。于是，在郑耀南家的南屋里召开了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掖县第一届委员会，郑耀南被选为县委书记，王鼎臣、李勋臣、陈志尚、鲍仙洲被选为县委委员。
一九三一年初，在郑耀南的倡议和领导下，县委创办了地下党内刊物《红星》周刊，由郑耀南主编。他亲自刻蜡纸、油印，常常彻夜不眠。《红星》周刊的主要内容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马列著作摘抄，论述共产党员的使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旧社会的黑暗。鲍仙洲和郑魁和以卖书笔为掩护，分送给各地的党员。虽然该刊形式简陋，但它对宣传马列主义，搞好党内教育，指导开展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一年三月，国民党县党部召开第一届县农民协会代表会议，郑耀南利用选举农协领导干部的机会，做了很多工作，使共产党员鲍建业当选为干事长，鲍仙洲、郑魁和同志当选为干事，使进步人士赵彦卿当选为副干事长，赵洪景当选为干事。这样一来，县农协的领导权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当时农协章程规定：农协对各级地方政府起监督作用，贫、雇农，自耕农，小学教员等均可参加。其宗旨是反帝反封建，反迷信，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开展妇女解放运动。这些规定，既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又和我党当时的革命任务相一致。以郑耀南为首的掖县县委积极通过农协带领广大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卖国投降，要求政府抗日，从而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广大农民纷纷向农协靠拢，农协成了广大农民的主心骨。过去欺压农民的地主豪绅，见了农协会员也恭而敬之，不敢妄加非难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县农协刚刚成立一个多月，国民党右翼赵森堂等人操纵的县党部，就下令将农协改组为农会，并强调要以研究改良土壤、种子为宗旨，由县政府进行监督，由国民党县党部予以指导，还规定，耕种园地三亩、农田十五亩以上者方可参加农会。郑耀南及县委领导同志立即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们企图改变农协的阶级成分，扭转其斗争方向，把农会变成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于是，郑耀南即指示鲍建业一定要随机应变，继续掌握好农会的领导权，随时注意粉碎敌人的阴谋。
竞选乡长反霸抗捐
另外，县委还通过合法手段，安排共产党员于崇山（仁乐）、滕绍武到济南参加区长训练班。一九三一年四月，于崇山被国民党县政府委任为第八区区长。
通过以上斗争，掖县党组织在全县相当大的范围内取得并且巩固了乡（镇）和农会的领导权，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外出避凶险辗转闹革命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秘书刘化普（夫妻关系）向国民党省党部自首叛变，当上了国民党的肃反队长，并亲自带领特务到处抓人，许多共产党贝被捕，临时省委和团省委也遭破坏，山东各地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八月，国民党省党部秘密电令掖县县党部调查郑耀南、王鼎臣的活动情况。县党部肃反专员孙会生（左派）接电令后怕出意外，立即告知县农会干事郑魁和。郑立即赶到驿道七小，向在那里教学的郑耀南、王鼎臣报警。耀南和鼎臣决定当即离掖，县委工作交由孙鼎负责。郑耀南急忙奔赴掖北后坡村，见到知己同学郭大昌，第二天乘船出走。
注：一九三二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党声》报被我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控制。
郑耀南到了北京，不久入弘达中学学习，遇上了在京求学的郭欣农同志，后经郭介绍，与中共北京市委地下党员陈义山取得联系。同年冬，郑耀南由陈义山介绍去察北参加了吉鸿昌的起义军，担任过秘书、参谋等职。察北起义失败后，郑耀南又返回胶东，在龙口任掖、黄、招三县硝磺局主任。一九三四年初（农历腊月）回掖县家乡。
掖县当时仍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腊月三十日上午，国民党县党部孙会生又接到省党部要逮捕郑耀南的密令。孙会生阅后，嘱公务员下午两点以后再将密令交县长刘国斌，随即以回家过年为由离开党部。他绕道赶至郑家村，托他姑夫郑福堂转告郑耀南：“情况紧急，要躲一下！”郑耀南正在打扫院子准备过年，得知情报后，立即通知所有地下党组织负责同志“除夕晚上一律离家躲藏”。他布置停当后，赶紧销毁了党内文件做好了应变准备。
晚上，反动县长刘国斌、清乡队队长张襄武，派出一百多人的军警马队四处抓人。晚十点钟，反动军警团团围住了郑耀南的家。在一阵咋呼声中，十几名军繁一拥而入，不仅翻箱倒柜，就连大缸小盆也都搜遍砸烂。他几岁的小儿子正躺在炕上睡，敌人竟疯狂地用刺刀挑起被子搜查。闹腾了半夜，没找到郑耀南，敌人用刺刀对着他婶母、妻子要人，老婶母刚强无畏，愤愤地说：“你们不是翻过了吗？还找我老婆子要什么人！”直到下半夜，敌人才狼狈而去。郑耀南当晚躲在生身母亲家中，听到敌人搜查时，翻过东墙，穿过湾崖边的酸枣林，安全地转移到本村郑修来家南屋躲过了搜捕。
第二天，正月初一，郑耀南转移到麻渠村舅父家。初二，其表兄以卖大糖为掩护，在前面引路，舅父用毛驴驮着他送到后坡村，随即乘船去东北。
郑耀南走后，县委工作由王仁斋负责。不久，王仁斋因事离掖，又由盛成庆和李佐长负责。郑耀南在远离家乡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工作、生活都很困难。有时他以算命为掩护，维持生活，寻找党的关系。他到过东北的很多地方，多经颠沛艰险。一九三四年夏，终于和党取得了联系，到吉林省延吉县中学以教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同年秋冬，曾到吉林拉法山区争取土匪部队抗日。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曾以党内特派员的身份到抚顺煤矿当矿工，领导工人为增加工资而斗争。有时，以行医为掩护，到各地建立，发展党组织。一九三六年，还在鞍山担任过《盛京时报》驻鞍山的外勤记者。同年秋转回烟台，任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教育宣传委员兼党刊编辑主任。十二月，特委遭破坏，郑耀南离开烟台，到青岛、即墨、高密等地寻找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一九三七年十月间，他又回到家乡，发动群众抗日救亡。
建立革命武装加强抗日领导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反动政府不仅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而且对我苏区进行疯狂“围剿”。山东军阀韩复榘、刘珍年也继续在残酷地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郑耀南从抗日救亡着想，曾多次领导县委同志酝酿建立革命武装，举行武装暴动。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烟台八中求学的党员郭欣农，接受烟台特支的指示，回掖开展党的工作，接通了烟台与掖县党组织的关系。四月，烟台特支又派张凤鸣为特派员到达掖县，并参加了县委领导。随之，县委按照烟台特支的意见，秘密成立了党的武装“掖县特务队”，郑耀南兼任队长，张凤鸣、陈志尚、鲍建业任副队长。另外，还吸收了一部分有枪支的党外人士作为特务队的外围人员。特务队的任务是保卫党的安全，镇压罪大恶极的官僚豪绅，打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气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入侵，蒋军节节败退。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拿起武器，参加抗日斗争。九月，中共中夹和北方局陆续派遣一批干部到达济南，经山东省委分配到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十月郑耀南回乡后，中共掖县县委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创办了党内刊物《民声》，代替已经停刊的《红星》。主编仍由郑耀南兼任。不久，县委在北乡沟东村召开会议，由回掖不久的张加洛传达了《华北会议的决议》精神，郑耀南讲了话，其他同志分别汇报了工作情况。会议讨论决定：立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整顿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发展抗日武装，准备起义，并按全县党员分布情况建立六个分区委，各区都要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会后，大家分头行动，上下一齐努力，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就建立起六个分区委，并建立了十几个抗日群众组织。郑耀南以身作则，亲自在北障一带组织了“人民抗日义勇队”，很快发展成六、七十人而且枪支较齐全的抗日武装，其他党员也分别在本县各地组织了“抗日除奸队”、“人民抗日救国会”，“抗日除奸团”、“战地服务团”、“掖平抗日游击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为了团结知识分子抗战，还组织了“教师抗层救国会”。同时，还派王仁斋打入国民党新组织的“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进行统战工作。双方经几次酝酿，在年底，县委以各抗日武装负责人的名义，和国民党头面人物赵森堂等；在“励新书店”开会协商，成立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抗日组织。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赵森堂自领外交委员，至此，中共掖县县委切实掌握了该县抗日的领导权。
举行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政权
为了改善部队装备和物资供应，掖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为了教育、发动群众，由专人负责组织了国防剧团，创办了文艺综合性刊物《海涛》，出版了《抗战日报》。郑耀南还亲自主持筹建了北海银行，发行了北海钞票，在掖县、蓬莱、黄县我抗日根据地流通使用。不久，在胶东、全省以至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也都先后通用。它统一和稳定了金融，使掖县群众免遭通货膨胀之苦，保证了全县党政军民抗战财政收支的稳定，而且也在财政方面支援了上级党政领导机关。
注重团结抗顽锄奸
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的事业，需要千百万人共同奋斗。郑耀南为了革命的利益，非常重视团结，也很善于团结。在郑耀南的影响和带动下，县委和三支队，内外团结搞得都很好。
在县委内部，郑耀南多次强调要加强团结，他对县委成员都很尊重，自己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遇事总是同大家商量-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各委员在工作中密切配俞，相互支持，相互谅解，亲密无间，充分发挥了县委的领导作用。
郑耀南重视团结，但对国民党顽固派，对妄图篡夺军政大权的叛逆者，却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接着，以郑耀南为首的我党政领导马上安抚部属，张贴布告，出示赵、王等人的反革命证据。消息传开，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精神常在名垂青史
三支队在对外击败张金铭，对内肃清赵森堂等反动分子以后，威信大大提高，士气更加旺盛，内部更加团结，成为一支，枪支齐全、战斗力强的抗日武装。根据地也发展到平度、招远边境一带。三支队所以能在斗争中迅速成长，是与郑耀南积极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分不开的。但郑耀南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成绩归于党和群众。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支队奉命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郑耀南任六十二团团长。由于他模范地执行党的决议，并反复开导教育部属，使合编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当时，中共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同志在听取了合编工作的情况汇报后，曾赞扬说：“老郑真是个好同志！”不久，郑耀南被任命为五支队二十一旅旅长兼掖（县）黄（县）蓬（莱）三县警备司令。一九三九年一月，惯匪刘桂堂进犯我蓬、黄、掖根据地。郑耀南奉命率部撤退，转入招（远）黄（县）边境山区，坚持山区游击战。
一九三九年三月，上级党组织让郑耀南到中央汇报工作，同去的还有政治部主任张加洛、秘书长李佐长。在途中，郑耀南经常感到脊背酸痛，但由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敬仰，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使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们风餐露宿，历尽艰险，终于在当年十月到达中央所在地一延安。他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工作之后，于一九四O年一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郑耀南同志逝世后，胶东西海专署、西海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掖县县政府及北掖党政军民民两万多人在平里店小学操场举行了追悼大会。政府和人民群众又在他的家乡郑家村建了纪念碑。碑文中说：“郑耀南同志参加革命十八年来，多经颠沛艰险，辗转往复，但坚持工作始终如一，尤以忠心对党，联系群众，气魄宏伟，堪称楷模。事变后发动抗战，即为其执行政策尽瘁革命之范例。”
郑耀南同志不愧是党的好战士，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四化建设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