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关于损害赔偿是否应当按照“损伤参与度”的鉴定结论来进行赔偿，一直未有明确说法，虽然最高院第24号指导案例“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明确了，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但各地法院依然会以各种理由出现与指导案例精神不一致的裁判。为此，笔者搜集了各地高院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再审民事判决书等，以为参考。
1、浙江省
（1）、浙江高院（2015）浙民申字第726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主要观点：自身体质导致损害后果扩大，损害后果超过正常情况下的预期范围，按照损伤参与度在残疾赔偿金中做相应酌减应属合理。
（列此案例主要是为了对照，该案在2015年以上述理由驳回了再审申请后，再审申请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并获得浙江省检察院抗诉支持。2016年6月21日该案经浙江高院裁定由该院提审，并于2017年1月18日做出再审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原判以伤残等级鉴定结论认定沈伟中自身疾病“在构成伤残等级的比例中占20%”为由，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作相应扣减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法院认为：关于损伤参与度问题，经司法鉴定，沈伟中除颈髓损伤外，尚存在4／5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管狭窄、颈椎退行性改变等疾病。其中交通事故在沈伟中颈髓损伤中为直接因素，起主要作用，在构成伤残等级的比例中占80%，疾病在颈髓损伤中为诱发因素，在构成伤残等级的比例占20%。虽然自身疾病并不属于沈伟中的过错，但由于沈伟中自身体质导致损害后果的扩大，损害后果超出正常情况下的预期范围，原判在此情况下酌情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沈伟中的残疾赔偿金中做相应酌减，应属合理。关于沈伟中申请再审提出的交强险责任问题，由于沈伟中的实际损失已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原判并未参照损伤参与度对沈伟中有关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失作出扣减，故不存在减轻侵权人交强险责任的情形。
（2）、浙江高院（2016）浙民再212号再审民事判决书
主要观点：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依法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
法院认为：本院再审认为，关于沈伟中是否因个人体质状况而对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害自行承担相应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明确沈伟中自身疾病为事故损伤诱发因素，起次要作用，在构成伤残等级的比例中占20%，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富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沈伟中无责任。因此沈伟中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存在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依法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陈富良责任的法定情形。人保嘉兴公司作为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沈伟中的全部损失。原判以伤残等级鉴定结论认定沈伟中自身疾病“在构成伤残等级的比例中占20%”为由，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作相应扣减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2、福建省
福建高院（2016）闽民申2075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主要观点：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问题，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
法院认为：1.本案中，虽然再审申请人孙火旺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问题，孙火旺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原审判决以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中将孙火旺个人体质状况“损伤参与度评定为25％”为由，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作相应扣减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2.从交通事故受害人发生损伤及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看，本起交通事故的引发系肇事者罗平驾驶机动车在实施超车过程中与由孙火旺驾驶的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孙火旺受伤、两车局损的交通事故。经诏安县交警大队认定，罗平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孙火旺不承担事故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过错。虽然孙火旺年事已高，但其年老体弱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受害人孙火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错，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同时，机动车应当遵守文明行车、礼让行人及非机动车的一般交通规则和社会公德。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在超车过程中，孙火旺驾驶的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对将被机动车碰撞这一事件无法预见，而罗平驾驶机动车在超车时未依法减速慢行、避让非机动车，导致事故发生。因此，依法应当由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引发的全部赔偿责任。
3、湖北省
湖北高院（2017）鄂民申2800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主要观点：原判根据损伤参与度鉴定减轻肇事司机的损害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24号指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参照该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虽然受害人胡邦华有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但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害后果有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原判根据损伤参与度鉴定减轻刘明的损害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再145号民事判决书的判词
“如果保险公司因各个受害人的不同身体状况而承担不同的赔付责任，将可能出现一个身体极其糟糕的受害人将得不到或者得到较少赔偿的后果，这种情形显然违背社会公平正义，背离保险公司分担个人风险、承担社会责任的设计初衷和出发点。故，尽管本案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性案例不尽相同，但基于相同的法理，本案应参照该案例。
4、湖南省
湖南高院（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02号再审民事判决书
主要观点：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无过错，不能因其年老体弱、体质特殊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原审依据事故损伤参与度的鉴定意见，减轻50%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陈伟驾车撞伤李智远，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勘查认定陈伟负事故全部责任，李智远在事故中无过错。李智远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主要系右膝关节损伤。李智远的诊疗经历表明，其为治疗右膝损伤，自交通事故发生后至2012年7月持续在各医院接受门诊及住院治疗，最终未能治愈而导致右腿残疾。李智远虽有双膝关节炎病史，但未受伤的左膝在此期间却并未出现类似右膝的症状，李智远也没有因左膝疾患而到医院诊治，亦未出现左膝关节功能障碍现象。由此可见，李智远自身体质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其右膝关节目前的损害后果。因此，李智远自2011年12月11日至2012年7月因治疗右膝损伤所发生的损失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损失应由侵权人进行赔偿。李智远作为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无过错，不能因其年老体弱、体质特殊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原审依据事故损伤参与度的鉴定意见，减轻陈伟50%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5、吉林省
吉林高院（2017）吉民申274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主要观点：身体状况是其身体的一种客观情况，与其主观心理状态无关。虽然身体状况对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属于法律意义上“过错”的范畴，受害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因此不具有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
法院认为：关于王淑华的身体状况是否属于减轻刘静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过错是行为人行为时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福生、王淑华无事故责任，即王淑华对损害的发生在主观上并无过错。而王淑华的身体状况是其身体的一种客观情况，与其主观心理状态无关。虽然王淑华的身体状况对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属于法律意义上“过错”的范畴，王淑华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因此不具有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刘静主张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王淑华不应因身体状况对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故对本院对刘静的该项再审申请主张不予支持。
6、江苏省
江苏高院（2016）苏民再170号再审民事判决书
主要观点：在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责任纠纷中，计算残疾赔偿金是否应当扣减应当根据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或扩大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受害人原有疾病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与事故的发生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错，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负事故全责的机动车一方依法应当承担事故引发的全部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因此，在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责任纠纷中，计算残疾赔偿金是否应当扣减应当根据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或扩大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
从过失是否相抵的角度来看，本起交通事故的引发系肇事者李有事驾驶机动车倒车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碰擦谢寿高所致；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系受害人谢寿高被机动车碰撞、跌倒发生颈部受伤所致，事故责任认定谢寿高对本起事故不负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过错。谢寿高颈部原有××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与事故的发生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受害人谢寿高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错，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负事故全责的机动车一方依法应当承担事故引发的全部赔偿责任。
因此，对于受害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的损失，均属交强险的赔偿范围，人保公司要求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和交强险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涉案事故车辆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谢寿高的损失首先应当由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人保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谢寿高赔偿。
综上，虽然谢寿高的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最终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受害人的过错，不能据此减轻交通肇事方应负的赔偿责任，二审判决以伤残鉴定结论中将谢寿高个人体质状况“损伤参与度评定为75%”为由，在计算谢寿高残疾赔偿金时作相应扣减，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7、重庆市
重庆高院（2016）渝民再268号再审民事判决书
法院认为：关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是否应考虑损伤参与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中，因张巍驾驶其所有的车辆与马燕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受损和马燕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已经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二大队依法认定为张巍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马燕无责任。故马燕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不承担责任。虽经司法鉴定认为“马燕系自身退变性改变，本次交通事故显现并加重了马燕自身退变性改变（L4/5、L5/S1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及体征”，但这并非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华安保险重庆分公司应当承担与交通事故责任比例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即全部责任。
马燕因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马燕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的影响而自负相应的责任。二审判决马燕因交通事故对其造成的损害赔偿参照损伤参与度划分比例，由马燕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二审对马燕主张的因交通事故对其造成的损害赔偿以损伤参与度划分比例承担责任不当，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8、四川省
四川高院（2016）川民申1154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主要观点：虽然被申请人的老年性骨质疏松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被申请人不应因老年性骨质疏松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
因此，对于受害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的损失，均属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和交强险责任均没有法律依据。故再审申请人所提“一、二审法院采信了乔华琼构成伤残的鉴定意见，但对鉴定意见中车祸对伤残等级参与度为70%的内容却没有采信，系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9、天津市
天津高院（2016）津民申934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主要观点：因被申请人对涉案交通事故不负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主观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
法院认为：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各方当事人就高荣喜对本次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并无异议。根据已查明案件事实，李文才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住院期间发生脑梗死致肢体活动障碍。因李文才对涉案交通事故不负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主观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高荣喜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同时，我国保险法并未规定在确定保险责任时应依据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作相应扣减，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仅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故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津西支公司依鉴定结论主张参照“参与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十、内蒙古
伤残参与度不是扣减赔偿数额的法定因素——李文焕与李凤霞、尹德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本案要旨：处理涉及损伤参与度的机动车交通责任纠纷案件时，不应当考虑损伤参与度对确定赔偿金数额的影响，赔偿义务人应当对受害人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在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案号：（2017）内07民终524号
原告所患颈椎病、骨质增生等疾病仅是与事故造成后果存在客观上的介入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受害人不应为自身的旧疾、缺陷承担高于普通人的风险；疾病非属过错，不应因此而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处理涉及损伤参与度的机动车交通责任纠纷案件时，不应当考虑损伤参与度对确定赔偿金数额的影响，赔偿义务人应当对受害人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在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
对于伤残参与度鉴定出的结果是否能够作为扣减侵权人责任的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观点不一，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作为此类案件的法律支持。
指导案例24号为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裁判要点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182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
本案中，虽然原告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从交通事故受害人发生损伤及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看，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系被告李凤霞的自行车与被告尹德全的机动车碰撞所致，事故责任认定李文焕对本起事故不负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过错。虽然李文焕自身患有颈椎等疾病，但其自身疾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受害人李文焕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错，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
让我们看到的判决书，不仅仅是法律的直白，更闪烁着人性的温情。
所谓损伤参与度，是指在有外伤、疾病（包括老化和体质差异）等因素共同作用损害人体健康的案件中，损伤在受害人死亡、伤残、后遗症的发生上所起作用的比例关系。
其本质是受害人损伤系多因一果时，各种因素在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中所占比例问题。赔偿义务人往往以此作为抗辩理由，要求减轻或免除其赔偿责任。在计算受害人的赔偿金额时是否应当将受害人自身原有的疾病、缺陷纳入考量，或者支持赔偿义务人以受害人自身原有的疾病、缺陷要求适当减轻或者免除其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这就成为案件处理过程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但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受害人自身原有的疾病、缺陷属于过错。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扩大不存在过错，或者赔偿义务人不能证明受害人对损害的扩大存在过错，赔偿义务人就应当对受害人的损失在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中，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替代赔偿，即是说保险公司应对其投保人的侵权责任承担赔偿义务，基本类别为交强险保险责任和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
（一）损伤参与度的考量有悖设立交强险的本意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交强险制度的设立是基于对交通事故频发、事故责任人赔偿能力不足、伤者索赔成本过高、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等因素的现实考量。因此，该赔偿责任属于法定责任，其设立目的和基本功能就是保障交通事故中受损害的伤者能够迅速有效地获得足额赔偿。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考虑损伤参与度，有悖于该制度的设立本意。
（二）损伤参与度的考量不符合交强险的法律规定
交强险的首要功能在于对受害人的保护，因而具有基本安定社会保障功能。根据我国交强险立法精神，交强险责任是一种法定赔偿责任，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利益而设置的强制性保险，其赔偿的范围、标准、免责事由等均由法律予以强制规定，我国交强险立法并未规定在确定交强险赔偿责任时应当参照损伤参与度。在交强险赔偿责任之内，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承担绝对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抗辩理由。这就意味着交强险不考虑双方事故责任比例以及过错程度，自然也不会考虑损伤参与度。依照损伤参与度确定交强险赔偿金额没有法律依据，有悖于交强险的立法目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除此之外，法律再无规定其他保险公司可以在交强险范围内免责的情形，因此，损伤参与度更不能成为在该赔偿限额内可以考量的因素。
（三）损伤参与度的考量不符合以过错为前提的商业三者险免责事由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