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高财产权利激励性配置水平是我国铁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3铁路财产权利及其特征
3.2铁路财产权利的特征铁路财产权利除了具有一般财产权利的排他性、专用性、收益性、法定性等特性外，还具有两个特殊特征，即企业性和公益性、专用性和共用性。
3.2.1企业性和公益性铁路这种网络型基础产业覆盖的空间范围大，由于各地区所处地域面积、人口、环境、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差异性，必然导致处于铁路网络中的核心局和边缘局、干线铁路和支线铁路、客运专线和货运通道等的成本收益状况不尽相同。有些铁路本身不可以依靠自身收益弥补全部成本支出，其主要作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国土开发和提供社会基本出行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从而具有公益性。有些铁路线路客货流量大，盈利能力强，可由社会资本经营管理，从而具有企业性。铁路公益性和企业性并存，相互交织在一起，是铁路产业财产权利的一种内在属性。基于此，铁路产业的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社会性管制、经济性管制等都离不开政府职能和作用的发挥，离开了政府这一因素，铁路产业甚至无法生存，更别提得到充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政府发挥必要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处置好政企关系，厘清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边界，是铁路财产权利关系复杂性的内在要求之一。
3.2.2专用性和共用性铁路网络中存在大量的共用财产权利，包括铁路线路、站场枢纽、通信信号、供电设施、调度指挥等，同时也存在专门为某一铁路运输企业服务的财产权利。铁路网络中的共用性财产权利往往决定了铁路运输企业的成本收益状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了铁路运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共用性和专用性财产权利，特别是共用性财产权利是铁路网络性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如表1所示。铁路财产权利具有专用性和共用性的特殊性，铁路产业必须处置好那些由多家铁路运输企业共用的财产权利，特别是大型铁路设备、调度指挥、财务清算等财产权利。一个基本原则是，通过政企分开、组织重构、建立激励约束制度等举措，把更多的共用性财产权利转化为由铁路运输企业控制的专用性财产权利。在良好的制度约束下，强化政府协调管控职能，完善共用性财产权利的配置规则。
4铁路财产权利激励性配置途径及其启示
5结语
论文摘要:城市房屋拆迁既涉及到被拆迁人、拆迁人、社会公共等诸多利益，又牵涉到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等诸多领域，也影响到被拆迁人宪法上的基木权利、民事财产权利等许多方而权利。而长期以来，有关拆迁的行政法规的缺陷和小足已严重影响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立法、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的缺失，但史重要的是缺失公民财产权利优先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法治理念。
长期以来，拆房迁屋工作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而和环节，为推动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改善城市环境和被拆迁人的居住条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房屋拆迁量的增大，因拆迁引起的纠纷、上访和诉讼不断增加。城市房屋拆迁既涉及到被拆迁人、拆迁人、社会公共等诸多利益，又牵涉到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等诸多领域，也影响到被拆迁人的宪法上的基木权利、民事则产权利等许多方而权利。由此必然诉求权利的救济，从而引发了关于拆迁的诸多思考，木文拟主要从行政法角度来考察城市房屋拆迁所涉及的问题。
一、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立法之缺陷
现行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包括，国务院颁布粼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训拆迁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经营条例)、建设部颁布粼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司法部颁布的《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最高人民法院粼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等。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对于规范房屋拆迁行为，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规制，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拆迁的不少法规已经明显不适应当前的客观实际。例如，近年来颁布了一大批经济、民事、行政方而的法律、法规，而规范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大多颁布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不一致甚至是矛盾，急待修改和衔接。还有就是我国城市房屋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镇房屋以公有制为主逐渐转化为非公有制为主。这些因素造成了目前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存在相当大的缺陷，法律法规赋子被拆迁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和保障。
涉及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规范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在行政法方而可概括为:
(一)依法行政制约的缺失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从事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严格地依照宪法、法律和有关法规进行，不允许超越法定权限范围，也不允许有任何法外特权。可在现行的有关拆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存在许多与上位法相冲突问题，甚至在执法中以行政命令代替民主决策、以行政强制手段代替法律手段、滥用行政许可的行为。
例如《拆迁条例》第17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这一规定明显与宪法第13条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则产不受侵犯”和第39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相违背。上试拆迁条例》第7条规定是在同一土地上设定了两个不同的所有权，明显与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一物一权”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缺乏民事法律上合法依据。
(二)以法行政制约的缺失
根据以法行政原则，各级行政机关应运用行政法手段来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物，以法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维护行政权威，提高行政效能。
(三)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的缺失
参与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应注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它是基本权利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体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野蛮拆迁、强行拆迁等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江苏南京玄武区有的拆迁办组成“拆迁先锋队”，以砸玻璃、扔粪便、掀屋顶等野蛮行为肆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的趁户主不在突击拆房，使其则物埋于瓦砾之下，有的彩电、空调、家具等则产不翼而飞，连12岁的孩子问一句‘你们来干什么”，竟遭一顿攀打。拆迁办之所以如此
‘理直气壮”，是因为根据《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20条、21条的规定，只要拆迁人依照裁决已给子被拆迁人货币补偿或者提权调换房屋、周转用房的，如果被拆迁人在裁决决定的搬迁期间内未搬迁的，那么，所在区的人民政府可以责令有关部门强制执行，或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适当行政原则的缺失
适当行政原则是指行政活动应该按照公平、合理的要求进行，保障依法行政原则和以法行政原则得以全而准确地实施.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原则得以全面准确地贯彻。它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可以自山裁量，采取其认为合乎情理的行政行为，但必须全而权衡有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采取对公民权益造成限制或者损害最小的行政行为。
然而在实践中各地拆迁管理部门和有关拆迁中位并没有考虑到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采取木来可以造成较小损失的拆迁行为。例如，2003年9月19日，北京海淀区长春桥的拆迁户XX因与拆迁单位就拆迁安置补偿金额问题达不成共识而没有搬走，大约晚11点到12点之间进入梦乡的XX一家人，突然被冲进屋里的五六个手持长木棒的大汉摁倒在地，然后拳打脚踢，最后用毛巾捆住了他们的手脚，并蒙上眼睛，嘴里也塞上毛巾，把他们抬到外面扔在了大门口。黑暗中，轰轰隆隆不到四十分钟，他们的家顷刻间被铲车夷为平地。这起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拆迁行为性质非常恶劣，是多年来野蛮拆迁行为中登峰造极之作。
二、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救济之缺陷
法律法规虽然不完善，若有相应行政部门之监督和救济，恐怕于民众也未必有大虞。然而现实是除了城市房屋拆迁行为存在行政立法上的缺陷之外，对于拆迁行为的行政法救济途径，现行的法律法规也缺乏合法、合理和有效的规定。在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其关键的环节是公权的优越性和公权的强制力，拆迁是一种公权力，往往是政府的行为，何况有些地方打着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招牌，置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于不顾，被拆迁人通常也无法得到有效和有力的行政救济，而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救济仅仅局限于申请行政裁决，既没有行政听证，也没有行政复议，甘无救济即无权利”的行政法原则相悖。
例如《拆迁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然而无论是人民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在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房屋拆迁行为中，都不具有中立性，它们与拆迁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赋子它们对该类拆迁补偿协议有行政裁决的权力，明显违反了“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法律格言，如此何以能保证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裁决的公正性、公平性
三、城市房屋拆迁决定的司法审查之缺失
对于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行政裁决行为的司法救济，国务院的《拆迁条例》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建设部《规定》第18条等都规定可以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受理。但对于拆迁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却没有任何司法审查的途径，现实中部分地方政府不顾经济实力，盲目扩大城建和拆迁规模，造成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不落实;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盲目扩大拆迁范围;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急功近利、攀比成风等大拆大建现象;许多地方大肆圈地或滥建工业园区，严重剥夺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拆迁纠纷、上访持续不断的出现日‘愈演愈烈，仅建设部2002年1至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上访1730批次、集体上访123批次，其中反映拆迁的分别占28%,70%,83.7%。
假借满足公共利益而大量地用于商业目的，是拆迁过程中使用得非常普遍的手法，通过大量租用行政权力来谋取个人、小团体的私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公民应该对城市规划建设项目有拆迁知情权和异议权，或者设立代表否决程序，也可以采用听证制度使公权力与私权利达到一定的平衡，防止政府行政行为过多介入私权。司法权不应当为行政权服务，如果司法权为实现行政权的利益而保驾护航，就会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从而起不到社会平衡器的作用。司法权的行使应该导致对私权的保护，“法官不得以法律无规定或者法律不明确为理山而拒绝裁判，否则构成不作为”，法院不能将民众应该得到的救济推给行政权去解决。
四、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法之重建
(一)设立城市拆迁规划建设项目的听证程序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46,47条的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同时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涉及民事基本权利即则产权利的只能由法律调整，因此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划、建设、实施等只能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建立相应的听证和监督程序。
(二)设立被拆迁人有
效参与拆迁许可审批的程序
公权力的神秘化，其结果只能是公权力被异化为对法律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破坏力，而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措施之一，就是进行民主监督。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拆迁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利益，只有当被拆迁人真正介入行政许可的审批过程，才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政府作为拆迁人与公民作为被拆迁人的绝对不均衡、不合理的局而，从而使被拆迁人在拆迁审批之初即获得法律的强有力保障。
(三)设立规范、合理、有效的拆迁行为的行政救济途径
拆迁行为是否合法，首先应通过赋予行政相对人即被拆迁人行政救济权利来子以监督。这种救济不仅体现在拆迁补偿协议的订立上、而且还应当包括拆迁安置、拆迁补偿的价格的确定、强制拆迁行为的禁止等诸方面;不仅应当赋子被拆迁人申请行政裁决的权利，而日‘应当规定被拆迁人有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中的行政不作为、行政违法或者行政越权等行为的出现。
(四)完善城市规划、拆迁等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
过去，西方人信奉一句格言："知识就是力量"。如今，国人形成一个共识："知识就是财富"。从"Power"(力量)到"Wealth"(财富)反映了人们对知识价值的认知在不断的深化。在现代社会的诸要素中，知识要素较之资金、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出于这种探索与追求，笔者从90年代中期以来，提议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所产生的权利，从而回应现代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需求。
一、私权领域的非物质化革命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
二、知识产权体系的窘境与新的无形财产权范围的建立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着重阐述人力资本财产权的特性、人力资本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异同以及人力资本财产权在实际操作中宜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财产权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日益明显。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人力资本在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资源的经济社会中已经成为第一资源、第一资本和第一财富，它带来了产权关系的重大变化，在企业、乃至国家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决定着现代企业尤其是现代知识型企业的命运。由于人力资本具有稀缺性和高回报性，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然而，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之间所引发的种种现实问题也随之不断凸显出来。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正是人力资本的财产权关系。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健康等的总称，代表人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的显着标志是它既是人自身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一种资本，是未来收入的源泉。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同质性表现在两者都有资本属性、都能带来收益；异质性在于两者的收益率是不同的，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远高于物质资本。[1]人力资本财产权，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依法享有的自由支配其人力资本，并排斥他人干涉的财产权利。
人力资本财产权与物质资本财产权相比，具有以下相同的性质：
（一）人力资本财产权的排他性。排他性是指企业员工对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所具有的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性质。
（二）人力资本财产权的交易性。人力资本财产权的可交易性是指人力资本财产权可以在不同的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或让渡。
（三）人力资本财产权的部分可分解性。人力资本财产权的部分可分解性是指“部分”人力资本财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分解为不同的产权主体所有。
然而，人力资本财产权毕竟又非完全等同于物质资本财产权，人力资本财产权与物质资本财产权相比具有以下特性：
（一）人力资本财产权的客体人力资本天然归属于个人。任何其它经济资源包括各种非人力资本如土地的所有权，既可以属于个人，也可以属于家庭、社区、其他共同体或国家。但是，人的经验、生产知识、技能、体力、健康和其它精神存量的人力资本只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舒尔茨认为“一个人是不能出卖自己的教育资本的，也不可能将自己拥有的教育存量作为礼品转赠给他人。他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其有生之年可以被使用和保持。”[3]
（二）人力资本财产权一旦受损，人力资本立刻贬值。无论转让与否，人力资本的实际控制权都掌握在所有者手中。人力资本使用权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即使在契约达成以后，人力资本的使用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即，人力资本的实际运用量是不确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控制着其能力的发挥程度和所付出的努力的大小，其意志和行为直接制约着人力资本使用权的实现。即使在简单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意志也对劳动力的使用效果产生制约和影响。但是，由于简单劳动的可监督性比较强，而且往往可以采取计件工资的形式使劳动成果与劳动付出密切联系，因此，这一特征还不是太明显。
二、人力资本财产权与知识产权的异同
就性质而言，有人认为人力资本财产权应属知识产权的一种，是知识产权的下位概念，对此笔者不敢苟同。、[5]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它具有地域性、时效性和无形性。人力资本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联系在于它们都具有时效性和无形性。知识产权的时效性表现为知识所创造的智力成果的先进性有个逐渐消失的过程，所以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有时效，过了时效就进入公有领域而不再受法律保护。人力资本财产权也具有时效性。而且，人力资本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客体——人力资本和智力成果——都是不以物质形态表现的，都是无形的。人力资本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区别有：
（一）它们的客体不同。这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是传统民法理论中民事权利的三大客体（物、行为、智力成果）之一。而人力资本财产权的客体是人力资本，不在传统民法理论民事权利的客体之列，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入而产生新生事物。
（二）两者各自包含的阶段和产生的最终结果不同。就产生智力成果来说，它包含包括运用已有的智力创造出成果和通过学习达到新的智力水平再运用新智力创造出成果两种可能（后者如职务发明）。前者有一个阶段而后者包含两个阶段。且最终创造的智力成果是无形的。就产生人力资本来说，只包含所有者利用投资者提供的资金或其它有利条件形成人力资本这一个阶段，在此之后创造出的可能是有形财富，也可能是无形财富。
（三）人力资本财产权涉及的领域包括民法中的诸多方面，远远大于知识产权所涉及的领域。笔者认为：如果将人力资本财产权纳入知识产权范畴而不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看待，不但会人为地将知识产权割裂为智力形成和运用智力创造成果两个法律阶段，导致必须运用两套法律理论，可能人为地将法律关系复杂化，造成法律冲突；而且由于人力资本财产权涉及的领域广阔，将其纳入知识产权必将导致整个民法体系的混乱。
三、人力资本财产权内部关系分析
第二、对所有者而言，所有者既有所有权，也应享有一定比例的股权。但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此处的所有权只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能（依大陆法系理论，权利等于权益加上权能。其中权益指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权能指为法律所认可的实现权益的方式），而不含处分权能。这是因为所有者可以处分人力资本创造的物质财富，但无法处分人力资本本身。人力资本无法让与。即使所有者用人力资本传播知识，那也只是人力资本的使用而非转让。之所以说人力资本财产权的所有者也享有一定的股权，是因为在形成人力资本阶段，投资者出了资本，所有者通过学习、培训等脑力、体力活动付出了劳动，应该可以认为是以劳动出资。
四、实际操作中宜注意的几点问题
目前我国各类企业提升员工人力资本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厂内培训，包括厂内技术指导（中小企业中培训一线工人的普遍做法）和厂内培训机构专门培训（大型企业培训公司员工的正规做法，如海尔大学）；第二类是厂外培训，包括送员工到高校学习和送员工到社会培训机构进行专门培训。这些方式中新生人力资本财产权的投资者是企业（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受训员工自己也部分出资），所有者是受训员工。在第二类方式下，企业（人力资本财产权投资者）考虑到在其承担较高的培训费用后受训员工（人力资本财产权所有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提前离开企业，往往要求和受训员工签订专门合同，约定如受训员工学成后不满服务期限即离开企业时劳资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的合同还增加了竟业禁止条款。现实生活中有关人力资本财产权的争议主要是就这些合同发生的，而且集中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