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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便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需要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一系列老龄化问题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1.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三、结语
1956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岁或65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1.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1985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年以来以3%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一（略）。
(一)略。
(二)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境外实证分析
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显著的人口转变以及由此伴生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使来自经济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1.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据
一些经济史学者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提出了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经验证据。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分析了1870—1913年欧洲和北美等1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指出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较之旧大陆要高出0.47个百分点，而该增长率中大约90%、甚至全部的差别都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新大陆主要利用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提高了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15]。此外，另有一些更具体的事例揭示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比如，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比法国的该项指标值高出0.3个百分点，而其原因完全可以用年龄优势来解释；再如，意大利经济增长赶超英国的时期，如若不是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存在劣势，其还可以取得比超过英国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经济绩效[16]。此外，人口红利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在美国，随着二战以后出现“婴儿潮”以及逐步成长为“兴旺的一代”，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17]。
2.来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证据
（二）我国的实证分析
1.经济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是人口素质的社会性反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综合与定量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尝试借助不同的统计指标和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讨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蔡（Cai）和王（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代替性指标，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1982—200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是26.8%，同时该项研究还认为，大约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会从下降转变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将趋向消失[22]。张继红（2006）发现，性别比、乡村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则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受阻[23]。针对目前我国上述三项人口构成的指标值均偏高的问题，研究者认为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刘家树（2007）考察了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中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认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总人口比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24]。
（2）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
（3）人口结构变化与消费/储蓄
2.社会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保障
（2）人口结构变化与教育发展
三、研究述评和今后研究的设想
[关键词]老年人休闲体育失能老人体育运动
一、引言
二、失能老人增长的原因及社会影响
1.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不断衰退,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上无法自理,自身活动能力的丧失,需要他人照顾,称之为失能老人[2]。造成老年人失能的原因有很多。第一,自然衰老。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都要经过衰老阶段,生命也如此,衰老是生物生命过程中整个机体形态、结构和功能的逐渐衰退现象。是不抗拒的自然规律。在一定条件下,衰老的速度是可以减缓的,但是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必然提前进入衰老。因此,这是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疾病。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不良的生活习惯,淡薄的健康意识,导致各种生活习惯病的形成。而许多慢性病潜伏期长,不易被发现,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不参加体育锻炼,把健康寄托在医药上的老年人比比皆是。待到发病时,处处求医、买药。老年人正处于身体机能衰退阶段,机体的免疫力在不断的下降,药物的毒副作用可能引发其他病变,最终导致失能。第三,弱势群体。部分失能是指人的部分肢体器官的部分功能永久性的丧失。它包括先天残疾和后天伤害。弱势群体本身的活动能力就低,到了老年,伴随着衰老、疾病、无人照料等因素,很大程度加快了失能老人规模的增长。
2.失能老人的社会影响
失能老人首先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的影响,失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幸,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因抑郁症而产生自杀倾向,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其次,失能老人的家人是最受影响的。子女的工作、学习会受到影响,整个大家庭的心理、精神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且生活节奏、方式都会因此而改变,家人也会因此而疲劳过度、心力交瘁、诱发疾病,从身体和心理上都对健康产生很大影响。通过上文的数据显示,现有940万失能老人,不难算出所影响的家庭已有几千万。这必然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三、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现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健康的意识不断的增强。休闲体育运动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改变了社会消费结构,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休闲体育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但是在发展休闲体育的同时,忽视了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目前我国老年人休闲体育大多是以老年人俱乐部、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民族传统体育的延续等公益性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休闲体育的发展要体现实物、服务的消费,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较低,对参与休闲体育的理念形成了阻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是个没有竞争价值的市场,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因此在老年人休闲体育发展问题上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空白。
四、老年人休闲体育健身服务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建立老年人休闲体育健身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2.建立老年人休闲体育健身服务体系的可行性
五、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趋势
1.老年人休闲体育发展将成为减缓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主要手段
积极老化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通过体育锻炼,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和延缓衰老的目的。所以休闲体育运动也是预防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的主要手段,老年人休闲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必然凸显出来,应对失能老人增长的问题,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必将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它将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以科学、人本的观念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与医疗卫生服务、照料服务、保险等协调发展,对降低失能老人规模的增长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它发挥了引领健康,造福于社会、家庭及个人的作用。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至关重要。
2.政府将重视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并宣传提倡国民参与运动健身
3.非营利利体育休闲场所及服务的兴起
4.老年人休闲体育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因此,老年人休闲体育在促进人的健康的同时也将不断的发展创新,通过体育运动延缓失能老人的增长率,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的同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失能老年人的减少意味着被牵涉的人减少,医疗与照料服务所消耗的资源就降低了,健康的老人在享受健康的同时,无形的减少了医疗费用,给家人社会减轻许多压力和负担。体育运动是最科学最人本的健康理念,老年人休闲体育的发展越来越科学化、社会化。老年人休闲体育未来的发展必将给国家带来最宝贵的财富,从而不断的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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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关键词老龄化；退休；消费；生命周期；退休-消费之谜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06；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7-0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张克中（1972-），湖北黄冈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通道。根据2010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1]。从长远来看，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40年间将持续快速增长，并预计在2050～2055年达到峰值，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有所放慢，但总的趋势是2100年时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2]。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休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上升，这会改变当前的消费结构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难以继续依靠出口和投资来驱动，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更需要依靠拉动内需来实现，所以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改变会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大量研究发现，退休冲击对居民的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在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研究退休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探索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应对老龄化冲击的新视角。
1950年代以来，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LCH）和持久收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PIH）成为分析跨期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基本框架[3～4]。两者的基本思想是，向前预期的理性消费者会平滑其一生的边际效用，可以预期到的收入下降（例如，退休导致的收入下降）不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路径。但实证研究却发现，居民在退休前后消费水平会出现一次明显下降，即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RetirementConsumptionPuzzle）[5～9]。
国内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则集中在教育改革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医疗保险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23～25]。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中国在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退休人口增加对消费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家庭食物消费的面板数据研究退休对我国城市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并从家庭生产效应和我国的退休“双轨”制这两个角度解释退休的影响机制。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利用的是城市居民食物消费量数据，而不是家庭用于食物支出的数据。因为用食物支出数据作为食物消费的变量难以区分“退休”和“家庭生产”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利用家庭实际的食物消费量数据，我们可以分别考虑这两种不同效应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
一级标题二、模型设定
我们首先从生命周期框架下导出计量模型。假定家庭最大化其终生效用Vt：
其中，Ak，Yk和Ck分别表示第k期时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收入以及消费水平。r和δ分别表示利率与主观折现率，通常假定二者相等。U（·，·）是单期的效用函数，Xk是影响边际效用的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年龄结构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因此（1）式允许家庭特征影响每一期的偏好。上述最优化问题对应的一阶条件为：
（2）式中的欧拉方程体现了生命周期假说的基本思想——向前预期的理性消费者会平滑其一生的边际效用。利用（2）式进行证实分析还需要知道效用函数U（·，·）的具体形式，通常都假定U（·，·）是常相对风险厌恶系数（ConstantRelativeRiskAversion，CRRA）形式的效用函数。因此，本文假定效用函数U（·，·）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ρ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进一步，我们假设w（Xt）=exp（X′tΓ），将（3）式代入欧拉方程并进行对数线性化以后便得到下面的线性方程：
（4）式是欧拉方程的线性近似。在（4）式中加入退休冲击以分析“退休-消费之谜”：
一级标题三、实证分析
二级标题1数据和变量
本文选取1989～2009年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费估计方程（5），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跟踪调查。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退休制度只针对城市居民，所以本文只选取了样本中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这组调查数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含了家庭成员详细的热量、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的摄入量（热量以千焦为单位，其余均以克为单位）。上述四种营养成分是一般食物中的主要营养成分，这些营养成分摄入量的变化能够很好地反应实际的食物消费量
各类食物的营养成分可以参考《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2002）》。CHNS只统计了营养成分表中的前四类营养成分。这四类营养成分很具有代表性，比食物中含有的其他微量成分更能充分地反应实际的食物消费量。。此外，CHNS还收集了家庭成员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工作状态、工作单位性质、医疗保险以及家庭收入等重要信息。
（中）图题图1年龄与退休比例
下降的原因是样本中部分年龄较大的居民没有报告不工作的原因。本文的实证部分将沿用年龄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5）式。根据图1，我们以男性年龄是否大于60岁或女性年龄是否大于50岁的虚拟变量作为退休的工具变量。
表1是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除了食物消费量之外，其余变量都是能引起家庭边际效用（消费）变化的变量。家庭规模是最常用的控制变量，一般而言，边际效用会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而增加[26]，本文允许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对边际效用影响的异质性的存在，这也是本文选用家庭总消费而不是用人均消费进行分析的原因。家庭年龄结构也是影响偏好的重要变量，本文运用成年人平均年龄控制年龄效应。其他控制变量为家庭成员的平均体重和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率等。
二级标题2回归结果
这一部分将利用（5）式检验我国城市居民是否存在“退休-食物消费之谜”。首先，利用不包含家庭生产效应的生命周期模型探讨退休冲击是否降低了家庭的食物消费量，也就是说在φ（Zi）1的情况下考察“退休-消费之谜”是否存在。然后，再探讨家庭生产作用是否可以平滑或缓解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进一步解释“退休-消费之谜”存在的原因。
（1）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表2是对模型（5）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退休冲击对家庭四种营养物质的摄入量都有负向作用，具体地，退休导致家庭的热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下降了19%～27%。退休对不同营养物质摄入量的影响差异较大，热量和脂肪摄入量的下降幅度大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摄入量的下降幅度。这说明退休在引起家庭消费水平下降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家庭选择食物组合的方式。例如，表2说明退休对家庭蛋白质的总摄入量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相对其他三种营养物质，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维持蛋白质的摄入量。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没有家庭具体消费的食物种类数据，无法具体分析退休对家庭食物消费种类和食物质量的影响。但是，这四种营养物质是一般食物中都含有的主要成分，能充分反应家庭的实际食物消费，所以我们认为退休冲击导致家庭的实际食物消费量下降了。另外，表2中其他变量，例如年龄、医疗保险、在外地工作人数等，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注：1p
家庭生产效应并不能解释表2中的结论。家庭生产效应指的是：退休导致食物支出下降，但食物实际消费不下降，而表2的结论是实际食物消费下降。但我们的结论并不是否定家庭生产效应的存在。表2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家庭生产效应存在，但作用太小，只能缓解退休冲击对消费的影响而不能平滑退休的影响；二是家庭生产效应不存在。为了检验家庭生产效应是否存在，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2）家庭生产效应的存在性。家庭生产效应可以缓解（或平滑）家庭消费的前提是退休的家庭成员可以重新最大化家庭生产函数。我们检验家庭生产效应是否存在的逻辑如下：如果家庭中不存在成员专门从事家务劳动，那么退休的成员就可以重新最大化家庭生产函数，进而缓解退休冲击对食物消费的影响；如果家庭中已经存在成员专门从事家务劳动，那么退休的成员就很难再重新最大化家庭生产函数。
我们按退休前是否有家庭成员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将家庭分为两类，然后对（5）式稍做变换用以检验家庭生产效应的存在性。
令φ（Zi）=1+λ·homeworki，homeworki=0表示退休冲击前没有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homeworki=1则表示退休冲击发生前已经有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5）式转化为：
366户城镇家庭样本中只有51户家庭在退休冲击发生前就已经有专门从事家庭劳动的家庭成员。表3列出了对（6）式进行回归所得的结果。OLS回归结果表明，在已经有成员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中，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IV估计结果并没有反映出类似特点。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仍然为负，IV估计结果表明家庭遭受退休冲击后会显著降低各种营养物质的摄入量。由于所有方程均表明γ为负，所以我们认为，家庭生产效应并不明显，退休人员虽然可以通过家庭生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但“家庭生产”并不能完全解决解释“退休-食物消费之谜”。
表3说明，在考虑家庭生产效应的情况下，退休冲击仍然显著地降低了家庭的食物消费，也就是说家庭的生产作用并不能成为“退休-食物消费之谜”的合理解释。需要指出的是“退休-食物消费之谜”与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并不矛盾。一方面，家庭储蓄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储蓄可能是为了婚姻、购房、教育等，且教育支出是我国居民更合理的储蓄动机[27]。另一方面，即使家庭存在储蓄养老的动机也仍然可能由于退休时的不可预期的信息而改变最优消费模式。我国城镇居民退休较早，高储蓄可能仅仅反映了家庭对退休以后寿命信息的预期，而不可预期的信息仍然会改变家庭的消费决策。事实上，中国城市的老年人比年轻人的储蓄率更高，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由较高的医疗负担所导致的[28]。这说明退休后的家庭不仅不会增加消费反而会更谨慎地消费。
（3）退休双轨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双轨制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按公务员标准进行养老金的统筹发放，由国家财政全额或部分拨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保障基金负责发放养老金。公务员的退休养老金可以占到原来工资收入的90%左右，而企业社会养老金体系只能保证职工领取的养老金占原来工资收入的30%左右
退休双轨制所引起的收入替代率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识别前面提及的两种可能的解释。我们假定不可预期的系统信息对企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有相同的作用。因此，如果退休导致食物消费下降的原因是由于不可预期的系统信息，那么这两类退休人员的退休冲击都会导致家庭食物消费下降；如果消费下降的原因是消费对当前收入过度敏感，那么只有企业人员退休才会影响家庭消费，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应该不大甚至不存在。
为了检验这一猜测是否准确，我们可以按退休人员的工作类别将退休人数分为两类。具体地，设Δretireit=Δretire_sit+Δretire_eit，Δretire_sit和Δretire_eit分别表示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家庭成员数和从一般企业退休的家庭成员数。假设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对家庭消费影响不同，我们可以得到：
由于前面的分析表明家庭生产效应并不明显，我们不再考虑家庭生产作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表4是（7）式回归的结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人员的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对家庭消费有负面影响，但是统计上并不是非常显著，而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要大得多，企业人员退休导致家庭的各类营养物质摄入量显著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较大。这么巨大的差异可能与我们现行的退休金“双轨制”有关。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替代率要比公务员的收入替代率低得多，即使是企业的高工、高管退休每月退休金收入往往只有机关、事业单位同级别人员的50%
理。如果家庭是有限理性的、短视的或动态不一致的，家庭的储蓄仅仅是为了某些特定的重要支出（例如，年轻时储蓄为了购房和婚姻，婚后储蓄为了子女教育），并不是为了平滑一生的消费水平，家庭的消费决策可能仅仅遵循“经验法则”，那么家庭的消费水平就会受退休冲击的影响。由于公务员退休对家庭收入影响不大，所以家庭的消费行为不会出现明显调整，而企业人员退休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更强烈，家庭的消费行为发生明显变化。我们认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很可能是短视的，城镇居民并未表现出平滑消费的行为。
一级标题四、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费数据分析了退休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发现退休对城市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无法用家庭生产作用来解释。“退休双轨制”导致机关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退休收入替代率出现很大差异，机关单位人员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企业人员退休却使得家庭食物消费显著下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与生命周期假说框架下的基本模型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居民在消费决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短视行为所导致。消费下降可能导致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根据我们的结论，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可以减轻退休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我国现行的退休双轨制引起了城市居民消费的不平等性，缩小两类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差异是缓解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另外，为了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还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以消除居民对医疗支出尤其是大病医疗支出的顾虑。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的研究仅限于家庭的食物消费。要充分研究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还需要家庭消费的详细数据。严格地说，家庭总消费能更好地度量居民的福利水平，数据的可得性限制了我们研究退休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家庭总消费有可能在退休前后没有明显变化，例如居民退休以后可能会增加医疗支出，也可能增加水、电、取暖等生活支出。此外，由于缺少家庭消费食物的种类和价格，本文无法仔细研究退休对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各种食物中营养物质的含量、食物质量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估计结果，家庭消费食物的价格也是分析家庭生产效应所需要的重要变量。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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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Deaton，ASUnderstandingConsumptio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老年人；精神慰藉；营销陷阱；自强自助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因此，我国解决养老问题刻不容缓。具体来看，如何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更是一个重大课题。从理论到实践，国内学者逐渐总结出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三大模式，随着社会变迁，又不断提出新模式，比如以房养老、老年互助组合养老及旅游养老等。万变不离其宗，养老模式的更迭都是为了因地制宜地满足老年人的三个需求：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目前，中小型城市仍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退休金、养老保险和子女补贴使得城市老年人的第一个需求――经济支持基本得到满足，但老年人缺少生活照料特别是情感慰藉缺失现象日渐突出。
本文主要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给出使老年机构规范化的建议，并通过对城市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分析，提出弥补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新举措。
一、“老年机构”的运营模式
目前，对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老年机构”尚无定论。但是其发展速度极为迅猛，这类“老年机构”往往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打免费牌，免费听课、免费体检、免费试用、免费参观、免费旅游，然后再忽悠老年人买保健品。老年人普遍存在投机心理，“免费”二字是吸引老年人注意的不二法宝。
二是打专家牌，用所谓重量级“名医”、“专家”这样的称谓吸引消费者，借机推销保健品或医疗器械。
三是打疗效牌，无限放大某种功效，有些保健品甚至被吹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老年人普遍存在健康问题，因此很容易轻信推销，购买产品。
四是打科技牌，一些保健品往往打出高科技等旗号，吸引老年人。老年人社会知识结构老化，对新科技有渴求，但并不全然理解，于是一些类似“高科技、专利产品、绿色环保”简单的字眼就可以迅速取得他们信任。
五是打亲情牌，主动上门套近乎、投其所好，极尽所能地拉近与老人的情感距离，甚至赠送小礼品，通过亲情牌打动老年人买保健品。老年人生活空虚，缺少关怀，因此一些机构更是将亲情牌打到极致，广州就有这样一家自称专门“关爱”老人身体健康的公司。时常嘘寒问暖，隔三差五还上门来送米送油，这份关怀和细心，堪比亲儿女的周到和体贴。长此以往与老人形成固定关系，发展成为“永久客户”，老人便甩也甩不掉了。
二、弥补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新举措
有学者指出，老年机构“非法营销”屡屡得逞的关键在于部分老年人存在投机心理，面对营销公司的“狂轰乱炸”很容易上钩；中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的匮乏也是导致他们进入营销陷阱的重要原因。如今这些商家营销手段更为多样，以会议、旅游、家庭走访、定期体检及文娱活动等多种形式组织老年人参加活动，由此看来，这些机构抓住老人的弱点：社会知识结构老化，思想固执、投机心理、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等进行营销活动。这些机构之所以能够长久的吸引老人，关键在于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缺乏社会存在感这一社会现状。所以经常组织活动，形成圈子，发挥老年人余热，让他们感到“被需要”，再加上经常到家里来“嘘寒问暖”，获得了老年人信任。如此一来，子女被放置在尴尬位置，阻止老年人购买就会被绑在“不孝”“不关心老人”的道德十字架上。所以在弥补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探索新措施显得尤为必要。
1、执法部门应该加大查处力度
2、推进大数据和养老服务业有机融合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所存储的数据正以几何级数增长，数据已经从量变走向了质变，化身为“大数据”。借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实现智慧养老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个出路。监测老人健康，给出科学合理的报告及方案，进而防止商家夸大的宣传。大数据为实现智慧健康养老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我国养老服务业向科技化、智能化、数据化方向发展创造了新的模式。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科技产品为载体、远程服务为手段，为老人提供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动态服务，让更多的老人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捷。
3、主动陪伴老年人和适当为老人购买正规保健品
（1）重视精神慰老。一是在精神上敬重老年人。要尊重老年人，要倾听他们的意见，体现在“老年优先”、“老人在上”等方面；二是在情感上慰藉老年人。长辈年老后，晚辈要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使他们消除孤独感、寂寞感、失落感。老年人有病时，精心护理，平时经常问寒问暖，同他们聊天、谈心，一起娱乐，消除“代沟”；三是在心理上满足老年人。体现在尊重老年人的选择和尽量顺从老年人的意愿。比如帮助老年人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引导老年人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支持老年人发挥余热等等。
（3）老年人要自强。独立性是老年人生活自由的前提，是提高生活生命质量的重要特征，也是老年人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方面。老年人应当树立“自助多福”、“自助而助”的观念，调整心态，换位思考，远离烦恼，使“空巢不空、独居不孤、欢乐常伴”；要融入社会、融入社区、融入集体、融入自然，积极投身到社会中去，做到老有所为，发挥余热；要培养兴趣，广交朋友，丰富生活，多参加有益的适合自己的文体活动；还要积极参与“银龄互助”活动，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健康老人照顾体弱病残老人。总之，要实现积极老龄化，老年人应该有精神寄托，但不要有依赖思想，不要过于依赖子女，应该自己动手做好自己的事。如何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使老年人摆脱孤独寂寞的困扰，已是全社会包括老年人自己都不应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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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前景非常不明朗,风险依然偏于下行。一个主要的担心是,政策可能不足以阻止金融状况恶化与经济疲弱之间的负面反馈,特别是在对政策行动的公共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主要的传导渠道包括,公司和住户违约增加,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金融资产负债表遭受更大损失,并且,新的系统性事件使恢复信誉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在危机结束后,将有一段困难的过渡期,产出增长将显著低于近期的增长率。将需降低金融杠杆率,这意味着相比最近年份,信贷增长将更低,融资将更加不足,特别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此外,在一些先进经济体,当人口老龄化加速时,还需削减大规模财政赤字。另外,在主要先进经济体,住户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重新积累储蓄。所有这些都将对中期的实际和潜在增长造成影响。
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是主要的传播渠道。
鉴于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巨额融资的先进经济体银行面临资不抵债问题,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下降可能将旷日持久。
先进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因为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压力陡增
在过去,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与此相符,在2008年第3季度,先进经济体经历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压力对新兴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第4季度,所有新兴地区金融体系各领域经历的金融压力均上升,平均而言,程度超过亚洲危机。
金融危机传播的程度与先进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的深度有关,尤其是通过银行贷款。平均而言,新兴经济体压力的变动几乎与先进经济体呈一对一的关系,但在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关压力协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即银行、证券和外国直接投资)联系越深,传播金融危机的程度越高。在最近的危机中,银行贷款联系似乎是传播危机的主要驱动力量。(见图1)
银行贷款方面与西欧国家间的密切联系是新兴欧洲国家发生严重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银行在新兴经济体贷款流入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年底,它们在新兴经济体的资产相当于先进经济体GDP的10%,相比之下,加拿大、日本和美国银行合在一起占GDP的2.5%。对新兴欧洲的债权相对其GDP(目的地GDP)的比例在所有新兴地区中居首。
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以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升级和蔓延。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较强的经常账户和财政状况并无助于缓解来自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压力传播。然而,它们可能有助于抑制对兴经济体实际部门的影响,并有助于在金融压力减轻后恢复金融稳定和外国资本流入。
反周期政策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方面会起到帮助作用。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似乎尤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缩短此类衰退,但不如平时有效。
当前的衰退可能会异常漫长和严重,且复苏缓慢。然而,强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行动,配合恢复对金融部门信心的行动,可能会改善复苏前景。
全球同步长期衰退
这一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同时伴随全球同步下滑可能导致异常严重和长期的衰退。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因此,在做出推断时应谨慎。然而,目前的经济下滑高度同步并伴随严重金融危机这一事实表明,此次衰退可能是长期的,复苏力度更弱。
宏观经济政策在降低衰退严重性和推进复苏方面可以发挥有价值的作用。货币政策通常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财政政策在这些阶段似乎可以起到更可靠的帮助作用,这与经济行为人面临更紧张的流动性制约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有效作用的证据一致。财政刺激也同样伴随更强劲的复苏;然而,人们发现,对于那些具有较高公共债务水平的经济体来说,财政政策对复苏力度的影响较小。(见图5)
■政策聚焦
系统性风险积累
增加中期政策挑战
导致当前危机的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长期高增长、低实际利率和低波动性所孕育的乐观态度,同时还有政策的失败。金融监管没有能力克服风险的集中和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有缺陷的奖惩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和住房市场当中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这给决策者们带来了重要的中期挑战。
现在的任务是扩大监管范围,使其更为灵活,以覆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此外,有必要制定一个宏观审慎方法来进行监管,其中将包括减少顺周期效应的报酬结构、稳固的市场结算安排、顾及低流动性证券的会计规则、旨在促进市场纪律的关于风险性质和风险位置的透明做法以及更好的系统流动性管理。
中央银行还应该采取更广泛的宏观审慎视角,充分注意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为此考虑到资产价格变动、信贷繁荣、杠杆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财政政策制定者们还需要削减赤字,并使公共债务进入可持续的轨道。需要以更好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更为公开的关于风险的沟通为基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
实施可持续性
财政扩张刺激方案
鉴于经济下滑的程度和货币政策的效力所受限制,财政政策必须在向全球经济提供短期刺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经验显示,财政政策在缩短金融危机造成的衰退方面特别有效。然而,如果进行的努力损害可信度,提供财政支持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面临着困难的权衡,既要奉行短期扩张性政策,又要使人们对中期前景感到放心。一旦复苏稳定地走上轨道,需要巩固财政,可以通过强有力的中期财政框架来为此提供帮助。
然而,不应过早地巩固财政。虽然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行动来提供大量的刺激,但现在很明显,在2010年至少需要维持,甚或增加这样的努力,那些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时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新的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复苏。应该尽量为此开展共同努力,这是因为,单个国家所采取措施的部分影响将传到其他国家,使全球经济受益。
【关键词】大学生实习；法律性质
目前学界对于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的法律性质界定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的参与主体是在校大学生个体和接收实习的单位，高校仅作为中介，因此在校大学生实习活动就是接收实习的单位与在校大学生个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在校大学生相当于出卖劳动力，接收实习的单位相当于用人单位，基于这样的基础，可以认为实习接收单位对于在校大学生存在短期的雇佣关系，因此属于民法上的劳务关系，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
参考文献
[1]董敏.高校实习生权益保障的困境与出路[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4）.
关键词：会计信息化医疗保险内控制度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消费需求的释放和医疗保险待遇的提高都会给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平衡带来很大的压力。在传统的模式下，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主要由人工完成，但在信息化条件下，通过利用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等手段对会计信息进行传输和处理，使得内部控制的方式、范围、内容等都进行了调整，这既给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建设带来了契机，同时也带来不少新的挑战。
一、会计信息化背景下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有些单位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些与上级部门的规定有冲突，甚至超越权限，起不到规范约束作用。
会计信息化使得内部控制不确定性加大，首先，财务部门需要将财务数据录入计算机转化为“机器语言”，在人工录入计算机过程中难以进行全程实时监控并且容易出现差错。其次，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广泛互联性、虚拟性并时常发生网络病毒问题等，无法确保社会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百分之百的安全，并且一旦出现失误而不容易被察觉，查找起来比较难。再次，在信息化条件下，操作人员被授予一定的操作权限来掌握和更改会计信息，这种权限口令极易泄露，这就使得整个内部控制的风险较大。
（二）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监督管理不到位
有些单位制定了很多内部控制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不到位，有的制度形同虚设，有的制度甚至只是为了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
首先，在信息化条件下，内部控制更多的是对信息系统中的有关账务进行核查，部分财会人员对原始凭证真实性的审核可能流于形式，易出现内部控制漏洞。其次，在计算机网络信息化条件下，人们普遍都认为计算机信息系统非常准确，一般不会出错，从而对部分数据疏于复核。
（三）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的人员技能素质有待优化
会计信息化背景下要求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要系统地掌握财务软件以及医疗保险管理信息操作系统。首先，现有的人才一方面可能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实践上不足。其次，从内部控制的外部环境来看，医疗保险系统中存在“受益者不付钱，付钱者不受益”的情况。
二、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控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原因
社会医疗保险自2001年实施以来虽然有十几年了，由于医疗保险有其复杂性、特殊性，没有一套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医保基金统筹层次低，地方主义严重
（二）医疗保险所服务的对象面广量大，缺乏软硬件支撑
首先，医疗保险所服务的人员类型有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离休人员、城乡居民、还有异地（安置）居住人员、异地转诊就医人员等，再加上各地大力推行“全民参保”行动，导致医疗保险所服务的对象面广量大。其次，现在面临公车改革，大部分单位没有专门的医疗保险稽查用车和稽查专用的音像设备，各市地没有统一的医保监控软件。导致实地稽查的住院人员的患者信息少，稽查人员缺少稽查专用工具、工作量大，这可能导致监管存在少许漏洞。
（三）医疗保险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较少并且继续教育培训学习活动少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大部分缺乏医学、财会、计算机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编制人数不少，而实际在岗人员少，并且平时单位组织外出培训、继续教育的机会比较少，干部提拔晋升的机会更少，大部分人员都是依赖于以往的经验，对新的医疗管理技术和会计信息化技术掌握的较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这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所管理的范围和对象的规模相比比例失衡，导致对医疗保险的监管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会计信息化背景下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内控机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1、严格预算控制，加大预算的约束力度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是基金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基金平稳运行和医保政策目标实现的保证。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严格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定“盘子”，提高预算编制的预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在编制基金收入的预算时应综合考虑上年度基金预算执行情况、预测本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医疗保险工作计划等因素，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缴费人数、缴费工资基数等。在编制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时应综合考虑本年度享受社会医疗保险待遇人数变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医疗保险政策调整及社会医疗保险待遇标准变动等因素。
2、强化基金控制约束，加大财务管理力度
在信息化条件下，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依法进行医保基金财务管理和核算。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建立明确的会计操作规程，对财务处理的全过程实施监督。按照不同险种依法建账，分账核算。
3、开发医疗保险付费预警监管软件
县级以上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开发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预警监管软件并达到以下功能目标：在实现处方实时上传的基础上，将各医疗机构次均住院费用、药占比、自付率等四项指标纳入监控，还将分解住院、重复诊疗、频繁就医、超量用药及一些复合指标纳入监控考核，实现药品、检查、治疗项目等明细通过监控系统可以即时监控到开具处方的每个医师。
（二）强化对内部控制工作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经办人员责任追究制度及考评机制
各级社会医疗保险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设立稽核科或配备专职稽核人员，配备稽查专车和稽查专用的音像设备及其他技术手段。加强与审计、公安、卫生、药监等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逐步形成联合防范和共同打击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内控制度考评机制。内控考评工作每年由上一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组织，对上年度进行一次考评；通过考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经办管理，发挥考评机制在服务决策和促进管理的作用。
（三）创新监督机制，严把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出口关
（四）加强社会医疗保险队伍建设，真正做到内行监管内行
目前，基层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大多存在经办人员力量不足问题。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经办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加强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人才能力建设，这能确保检查的准确性，减少争议，增加对医疗保险定点单位的震慑力。有条件的经办机构可以聘请市内甚至外市的临床医学专家，以增加稽查考核的技术力量并避免因地域等因素对稽查效果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专家引领的同时，经办机构稽查人员应抓住这一良好的学习机会，积极充电、提升本领。另外，社会医疗保险保险经办机构每年应定期多批次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市级或市级以上医疗保险部门组织的医疗保险业务培训活动，不断提高稽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创新能力和服务意识。
时常，有一些设计圈内的朋友对我说，设计远不止是一种技能。他们在多年的学习和从业经历中，自然而然地认为设计更像是一种思维和态度。这些朋友们的切身感受恰好印证了包豪斯学校（Bauhaus）教授纳吉的话：设计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态度。
设计从艺术中独立以后，就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能性。当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遇到问题，设计师就想方设法来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是设计师的宏大愿景。可以说，设计师天生就负有使命。这种使命落在设计师的肩上，让他们把目光聚焦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地研究生活、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通过设计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设计，不仅让生活更便利、更美好，也使生活更有意义。
当今有四个影响全球的设计大奖，褒扬为人类生活进步有所贡献的设计和设计者。其中红点设计奖（RedDotDesignAward）和iF设计奖（iFDesignAward）的知名度更高，很多知名企业以其产品获得这两项大奖吸引客户。另外还有两个奖赛，分别是日本的G-Mark日本优良设计大奖和美国的IDEA奖（InternationalDesignExcellenceAwards，国际杰出工业设计奖）（图1）。这两个奖赛，参赛设计师或设计团队的获奖比例更低，作品获奖更加不易。今年的8月17日，第36届IDEA奖的金奖、银奖获奖设计名单在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馆（HenryFordMuseum）公布。在全球参选IDEA奖的1700件设计作品中，仅有金奖设计26件、银奖设计47件和铜奖设计63件。
今年IDEA奖评审委员会的25位评委，包括评委会主席、IDSA（IndustrialDesignersSosietyofAmerica，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设计战略专家卡梅隆坎贝尔（CameronCampbell），服务设计专家露丝安德森（RoseAnderson），建筑设计专家卡伦布莱梅耶（KarenBraitmayer），建筑、景观、工业设计的多面手和设计教育家欧文福斯特（OwenFoster），具有亚洲背景的工业设计专家韩秀晶（SoojungHam），来自亚马逊的交互设计专家席尔瓦（AnaMariaPintodaSilva）等等。从评审委员的构成来看，奖赛兼顾了设计中的不同专业方向、不同文化背景。在业界和学界专家的共同评议下，获奖设计在较高程度上全面反映了当今设计的最高水准。
这两年VR（Virtual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的大热也在本次IDEA设计奖有所反映。有两件金奖作品和一件银奖作品涉及了这一先进的技术。被微软（Microsoft）收购的诺基亚（Nokia）从手机领域转战移动通信和其他高新技术。由诺基亚推出的OZOVirtualRealityCamera（虚拟现实摄像机）（图3）面向专业的VR技术人员。这款于去年7月在好莱坞的VR产品是诺基亚与VR设备公司Jaunt合作的成果。OZO摄像机由圆球形摄像机、数字盒、坞站、摄像机底座和电源五个部分组成，其中圆球形的摄像机配备有8只4K摄像头和8个麦克风。OZO虚拟现实摄像机拥有三维和360°全景模式录制实况视频的功能。诺基亚的这台摄像机对于艺术、科学、教育、体育、通讯等诸多方面都能发挥切实的效用。而且，所录制的视频可以在包括手持设备的多种平台上展示。
宏达（HTC）涉足VR硬件设计研发已久。获得IDEA设计奖金奖的HTC的ViveVirtualRealitySystem（虚拟现实头盔）在另两大巨头Sony和Oculus的VR头盔设备的竞争下，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地位，VR头盔的设计也得到了IDEA评委们的肯定。Vive是第一款能够让用户们以全身心投入虚拟世界的设备。头盔和配套的掌上控制器可以捕捉用户的每一个动作。而且这款设备的使用限制门槛很低，只需要一个普通大小的房间即可搞定。三星（Samsung）的Gear360VR摄像头（图4）获得了本次IDEA设计奖的银奖。与诺基亚的OZO不同，三星的这款摄像头面向非专业的大众。前、后镜头可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覆盖180°进行视频捕捉。三星的这款设计允许用户将摄像头与其他VR设备连接，以捕捉、感知和反馈视频中的动态物体。这样，用户就能够自己录制VR视频内容。不得不说，VR技术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设计把当今科技的前沿向每个人拉近了一些。
由于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医疗系统效率低下等诸多原因，社会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2015年，医疗卫生支出为3万亿美元，在2020年将达到5万亿美元。由PriorityDesigns和IncludeFitness两家公司一同设计开发的TheAccessStrength医疗健身设备能够通过增强人们的体质，缓解医疗健康体系中纳税者、提供者和患者这三方的压力。这款数码健身平台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设计。它的云计算平台可以将设备采集的健康数据提供给医生，帮助他们为老年人设定符合美国医保法案（HealthInsurancePortabilityandAccountabilityAct）的医疗保健方案。
设计师所面对的场景，更多的是人们日常的生活。通过设计提升日常生活的水准，能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意义。应用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设计，让设计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是IDEA设计奖关于生活和家居类设计的特点。即使是一款简单的手动刮胡刀，也并没有拒绝科技的美意。OneBlade刮胡刀正是这样的一件设计作品。虽然没有复杂精密的电动机构，这款简洁的刮胡刀仍然具有新材料所带来的优势。精密的几何计算，让刮胡刀的形态和重量分布适合拿握。OneBlade所采用的军工级别的材料和高精度的生产方式，从未用于此前任何一款刮胡刀。方便、安全和舒适，这款手动刮胡刀的设计能够为男士带来一种新的体验。
结构与材料的创新，也能使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灯具焕然一新。由BoxClever工作室设计的FadeTaskLight台灯简化的部件与结构（图6），以及高品质材料，不仅能够降低复杂生产工序的成本，也可以延长灯的使用寿命。灯臂的内部的铰链式结构，可以让台灯在120°的范围内调节角度。LED灯泡呈矩阵式排列，可以调节色温、色调，眼睛也不易疲劳。这对于当代用眼过度的城市上班族来说是一种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