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券市场不陌生的人大都知晓人寿保险公司在其中的积极与稳定作用，因为人寿保险汇集的资金不仅庞大且大都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历程上，我们能经常看到人寿保险公司的重要推动作用。比如美国早期西部大铁
路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即为人寿保险业提供。新中国建立后，担负起发展中国人寿保险业重任的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革开放以来财险与寿险逐步分营，寿险业最终走向独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历程可谓是新中国近60年寿险发展与股份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科室时代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面对这一回到人民手中全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与保险中心，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感到恢复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与压力。为了加快财政经济状态的好转，更好地发挥保险在经济补偿与促进进出口贸易以及积累财政资金方面的积极作用，迅速建立全国性保险机构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同年8月，陈云同志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政、金融与贸易部门的财经会议，会上金融组正式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建议。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备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9月21日，中央财委会就此事报请中央，旋即得到中央核准。
9月25日至10月6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就新中国保险事业及组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事宜进行了详尽讨论。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下，10月20日，新中国建立刚刚20天，统领全国保险业发展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兼任总经理，孙继武任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之时，政务院各部委行署尚处在未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可以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抢在了时代前头，毕竟经济发展的形势时不我待。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国有独资，成立时资本定为300亿元(旧人民币，下同)，12月为了适应财产保险的需要，经财经委员会批准增资为600亿元。成立之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下设四室一会，即秘书室、业务室、监理室、会计室与设计委员会。人寿保险业务与财产保险业务归为统一的业务室。195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修改条例，正式确定总公司机构分为10室，即秘书室、人事室、检查室、财产保险室、人身保险室、农业保险室、国外业务室、理赔室、会计室、设计室。各区公司则设8科，即秘书、人事、检察、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农业保险、会计、研究。考虑到寿险资金运用的长期性及对国家经济的深远影响，建国后政府没有允许私营人寿保险公司继续营业的申请，新中国的寿险业自此进入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身保险科室独家负责办理的时期。
当时办理的人身保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按集体方式投保的、不带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其中主要是职工团体人身保险。另一类是按个人方式投保的、带有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其中主要是简易人身保险。职工团体人身保险于1949年底首先在上海试办，1950年陆续在全国推开。1951年全国财经状况逐渐好转，国家开始对100人以上的工矿企业和铁路、航运、邮电等部门的职工实施劳动保险，基本上解决这些单位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但其它单位大多仍参加职工团体人身保险。据后来统计，1953年初参加这种团体人身保险的全国职工将近100万人，应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简易人身保险1951年才开始办理，当时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搬运工人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及其家属。1952年底，全国参加简易人身保险的民众已达10万左右。对于低收入的普通民众而言，简易人身保险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尽可能的保障。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的人身自愿保险保费收入为881亿元，付出赔款185亿元，对于安定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5年前后随着工商业公私合营的逐步完成，原先由资方支付的团体人身保险保费改由职工个人负担，从而导致该年度开始人身自愿保险业务呈现下滑趋势。1955年人身自愿保险仅完成全年计划的78%。此后中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身保险业务的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的狂飙运动中，人身保险事业也高歌猛进，此时参加职工团体人身保险者达到300万人，参加简易人身保险者发展到180万人。然而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国内相当部分人认为保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停办保险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了。1958年12月，全国财政会议在武汉召开，正式作出决定，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召开第七次全国保险会议，贯彻落实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精神，并布置善后清理工作。刚刚在新中国成长了10年的人身保险业面临着覆顶之灾。值得欣慰的是上海这时作出了冷静的选择。
1965年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接总行密电，称将自6月1日起调整储蓄利率，定期储蓄存款由年息7.92%降为3.96%，人身保险责任准备金由年息5%改为2.16%。这对大量人身保险业务而言必将导致严重的利差损失。上海分公司只好对外借口整顿业务，暂停发展人身保险业务，内部则密函总行，要求仍按50年代保险公司人身保险责任准备金，即按5%年息长期不变的特别协议执行。总行回函则以国内保险早已停办为由，指出协议已作废。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分公司只好仅保留了一档10年期的简易人身保险敷衍门面，其余无形中停止。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维持了7年之久的人身保险业务也不得不停止。该年11月，全部人身保险业务停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69年被大力精简机构，自1959年保留下来的国外保险业务此时已很难逃脱停办厄运了，其清理收尾工作由一个9人组成的保险业务小组收摊，因此曾被戏称为“九人治丧委员会”。
有趣的是，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又使文革时期的保险业部分地存活了下来。1969年上半年，外贸部门自国外进口的手表和白金在空运中先后发生丢失，由于受当时“砸保险”的影响，这批货物并未投保，因此损失严重。这一事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总理对“砸保险”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同时严肃指出：“保险还是要办，保险是对外联系的一个渠道，敌人想孤立我们，我们不要自己孤立自己。”因此，在此后的文革时期涉外保险与再保险其实一直小规模地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