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说她要去墨西哥。她告诉大家：“我打算这么做。”很多人都去了蒂华纳，但贝蒂选择了特卡特，那是联邦2号高速公路附近一座群山环抱的小城。她在网上的自杀手册中看到，墨西哥有一些宠物用品店可以让知情的外国人买到致命的药品。你只需要告诉店员，你的狗狗病得很厉害，需要让它永远睡去就行了——你去那儿是买安眠药的。“我正在干这件事。”在当地的一家商店外，贝蒂给她的朋友们发短信说。她有点儿害怕，但也没多害怕。她觉得警察不会针对一个70多岁的高龄妇女。她说：“他们才不会找小老太太的麻烦。真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把小老太太的架势摆出来，我也可以撒泼打滚，号啕大哭，都没问题。”
回到曼哈顿，在动身去墨西哥之前，贝蒂买了几个看起来很贵的化妆品瓶子，并打印了标签贴在上面：仅适用于敏感皮肤。她想把从宠物用品店买到的药品装进“化妆品瓶子”里，然后开车越过美墨边境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再飞回家。这些药品将由她和她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共同拥有。她们会把这些药品悄悄藏在上西区各自的公寓里，直到有人生病。贝蒂说：“我们有个约定，谁最先得阿尔茨海默病，就可以吃耐波他（Nembutal）。”这种速效巴比妥酸会让服用者慢慢而不突然地入睡。服用者睡着之后，其呼吸可能会逐渐变慢，经过15～20分钟之后才会完全停止。
见面没多久，贝蒂就告诉了我这些。那是在一场婚礼上，我是新娘的朋友，而贝蒂是新郎的母亲。刚开始我们在外面的草坪上聊，旁边有一只旧独木舟，上面放着正在融化的冰块和几瓶白葡萄酒。后来我去了她的公寓接着聊，那里的走廊挂着枝形吊灯，木镶板电梯跟患了风湿病一样嘎吱作响。贝蒂把老花镜用线绳挂在脖子上，我们聊天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地戴上摘下，戴上摘下。我并不是专门去找她的，我们的相遇纯属偶然——但在我告诉贝蒂我正在写这本书之后，她笑了起来，说有个故事想讲给我听。而在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采访了足够多的人，知道在美国各地，好多生了病、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都在精心策划如何离世：有时会用到从墨西哥的宠物店买来的药品，或是从其他人那里买来的药粉；有时会用到从网上买来的煤气罐；有时还会需要陌生人施以援手。我也知道，虽然大部分关于所谓死亡权的报道最后都落在了法律的边缘，但还是有很多故事在法律边缘以外轮番上演。远离医疗机构、立法院、医院伦理委员会，以及彬彬有礼的会话。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让我的书开始的地方。
贝蒂最近突然发现，自己对变老或慢慢死去并没有多大兴趣。她的一位老朋友已经90多岁了，看到他还在“优哉游哉”，她觉得很郁闷。这位老朋友自己也觉得很郁闷。他很脆弱，也很无聊，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谢世了。然而，他还在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辗转，几乎完全是被动的，也几乎完全没有意义。这让生命的终结也变得很奇怪。贝蒂对这位老朋友的医生颇有微词，继而也对所有医生都有些不满。“他们接受的整个教育就是‘救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时候他们都忘了，人们的境况有多么糟糕。”她认为，在医学的局限性面前，俯首称臣比拼命抗争要好得多。
贝蒂的丈夫就死得很快。他75岁，死于癌症。他还是遭受了很多痛苦，有时候会忍不住哭出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贝蒂设想过用枕头闷死他，既因为她觉得丈夫或许希望这样，也因为她受不了看到丈夫痛苦的样子。最后他变得烦躁不安，医生只好给他开了足够的镇痛药，让他昏迷过去。他在吗啡导致的恬静状态中度过了三天，然后去世了。贝蒂及其朋友们一致同意，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到那个地步，也永远不要依赖医生的帮助，因为谁知道医生的恻隐之心能做到哪一步呢？
贝蒂提醒她的朋友们，在执行计划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尽管自杀是合法的，但帮助别人自杀并不合法。另外，要是被不对路的人发现，她们这些老太太可能就会被当成精神病人锁起来，皮带和鞋带都会被没收，没有隐私可言，还会被监视好多个小时乃至好多天。她们会被盘问，被监控，被指责。贝蒂以前从没犯过法，也并没有特别想这么做。她更愿意把事情顺顺当当地做了：等到她快不行的时候，就开口要求自己的医生来这么一下。但是，医生协助死亡在纽约州并不合法。而且就算在美国那些协助死亡合法的州，法律也只针对身患绝症的病人，人们并不能仅仅因为年事已高，因为厌倦了在一副自己已经不想要、不想再与之有所关联的老朽躯体里活着，就有资格去死。
实际上，她感觉还挺不错。她每周都会练普拉提，会去剧院看戏，跟有趣的朋友见面，读一些烧脑的书。但总有一天，这些都会结束。到那一天，贝蒂希望自己能鼓足勇气自杀。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应该选一个年龄，跟自己保证不要活过那个年龄。贝蒂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想要直面死亡并能够自己有所把控，另一种人则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没法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在即将寿终正寝时从庞大的医疗巨头和国家政府手中争夺身体控制权的斗争，已经在一个个故事中得以展现：通常都是白人女性，她们个人的临终悲剧先是成为家庭戏剧，接着成为病毒般传遍全国的闹剧，最后成为争取“病人自主权”的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的谈资和转折点。这段现代史始于1975年，当时21岁的卡伦·安·昆兰（KarenAnnQuinlan）参加了新泽西州一家酒吧举办的派对，据说她用杜松子酒和汤力水吃了一些安定（地西泮），然后就不省人事了。在医院，医生给这个女孩上了呼吸机，但为时已晚。卡伦·安的大脑缺氧太久，受到的损伤不可修复。严格来讲，她没有死，但已经变成了“植物人”。她的体重从约52千克降到了不足32千克；她的眼睛可以开合，可以转动，但并非往同一个方向，也不是同步转动。她好像还能做鬼脸，但医生跟她的家人说，那不过是无意识的肌肉痉挛。过了几周，约瑟夫·昆兰和朱莉娅·昆兰要求医生关掉他们女儿的呼吸机，然而医生拒绝了。医院的管理层认为，移走呼吸机会让卡伦·安死亡，因此等于谋杀。
1975年9月，昆兰夫妇提起诉讼。因为此时围绕年轻的卡伦·安的争执已经演变成全国电视竞相报道的昆兰事件。数十名记者涌进莫里斯敦的法庭，也有人在昆兰家外面彻夜值守。每当昆兰家有人进出，都会被前门的记者拍摄。这个无声的、轻如鸿毛的女孩身体仿佛在求助，很快，一群想要扮演救世主的人出现了。政客和牧师为救她脱离苦海而口若悬河，自封的信仰治疗师和先知也来到了新泽西州，有些人保证说会带来奇迹，只要允许他们把手放到这位“睡美人”身上。卡伦·安神秘莫测的“睡眠”，每天都在新闻广播中以童话或伦理剧的形式出现。昆兰家的律师在法庭上称，卡伦·安应该“优雅而有尊严地”死去，但代表医院医生出庭的律师则将昆兰夫妇的请求比作纳粹在大屠杀期间的暴行，“就跟打开毒气室的毒气开关一样”。
1983年，25岁的南希·克鲁赞（NancyCruzan）在密苏里州的迦太基开车从附近一家奶酪厂下班回家时，汽车失控了。人们发现她脸朝下倒在一条水沟里，当时已经没有了气息。之后，医生宣布她成了植物人，给她上了生命维持系统。这个女孩的父母坚持认为，他们的女儿宁愿死也不愿成为植物人，要求医生拔掉她的饲管。医院的管理层也拒绝了。跟上一个案例一样，这个女孩只能躺在病床上，积日成月，积月成年：她的手脚以极不合理的角度向内扭曲，除了偶尔的眼球颤动、癫痫发作或呕吐之外，她的整个身体一动不动。只不过这一次，病人的命运交给了美国最高法院。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首次对死亡权案件做出裁决。9名大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任何有能力的个人，无论他们的预后如何，也无论某种治疗方案会多么有效，都有权拒绝任何医疗。比如说，病人可以拒绝服用能救他一命的药物。此外，家庭成员和医疗代理人也可以代表没有能力的病人拒绝接受治疗，只要病人留下清晰的证据证明是自己的明确意愿。一些主张安乐死的人对这一裁决鼓与呼，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最高法院的裁决中有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感觉：大法官们确立的是一项很多人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且一直拥有的权利。
在这些女性的故事中，关于合法医疗限度的辩论变成了关于基本人权的更痛苦的对话，最后又演变成战役，进一步推动了“病人自主权”运动。1994年，俄勒冈州选民通过了16号议案，让该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投票将协助自杀合法化的地方，但现在，为了跟“自杀”撇清关系，在政治游说者和患者的词典中，这种方式已经改称“临终医疗援助”（MAID）或“医生协助死亡”（PAD）。这项议案遇到了一连串法律挑战，罗马天主教会还斥资近200万美元，发起了废除这项议案的运动，但它还是于1997年生效。俄勒冈州《尊严死法》成为美国和世界的一个历史和伦理转折点：是让这个世界偏向还是偏离乌托邦了，取决于你对这类事情的看法。
里根告诉我，在俄勒冈州《尊严死法》通过之前，就已经“碰到过特别多的病人请我帮助他们死去。我都拒绝了，因为那不合法。我知道有这个需求，但这个需求让我觉得很难受，因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难受”。但里根知道，还是有些医生在医院里悄悄帮助了他们的病人。在1996年华盛顿州的一项调查中，12%的医生说他们碰到过“一两次或更多次明确请求医生协助死亡”的情形，4%的医生说自己收到过“一两个或更多个安乐死请求”。在提出这些请求的病人中，有1/4的病人得到了致命的处方。在1995年对密歇根州肿瘤医生的另一项研究中，22%的人承认曾经参与过“协助自杀”或“主动安乐死”。当然，还有杰克·凯沃尔基安（JackKevorkian）医生，他在1990年帮助一名54岁的俄勒冈妇女在他那破旧的面包车后座上自杀，这事儿后来尽人皆知，也让他臭名昭著。
俄勒冈州的法律要求患者自行服用致命药物，所以是海伦自己把那杯巴比妥酸液体拿起来送到嘴边的。她花了大概20秒才把这杯液体全都喝下去。这是一个晚上，她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喝完那杯巴比妥酸液体之后，她要了白兰地，但因为不习惯喝酒，在喝的时候还呛到了。她的女儿贝丝给她揉了揉脚。里根医生把她的小手握在自己的大手中，问她感觉怎么样。海伦的回答是她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累了。”
这个开始有点儿不祥的味道。里根医生告诉我：“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本来只是波特兰一名普通的家庭医生，在他答应帮助海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的死将是首例。接下来，海伦的故事见了报。《纽约时报》记者蒂莫西·伊根（TimothyEgan）写道：“当医生、宗教领袖和政客还在就允许医生帮助患了绝症的病人自杀的伦理道德问题争论不休时，这个问题在今天从抽象讨论一下子变成了具体案例。”后来里根的名字也被泄露给了记者，里根开始担心接下来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人们会往他家的窗户扔石头吗？人们会不会干出更出格的事情，就像他们对堕胎医生做的那样？但人们什么都没做。里根继续在行医。
那些反对医生协助死亡的人从一开始就担心，任何死亡权都可能会经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强制步骤演变成一种死亡的义务——对老人、弱者和残疾人来说。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一位教授说的话就很直白：“很多人都在担心老年人会开着房车在俄勒冈州边境排队。”但另一边的支持者认为，宪法赋予的生命权已经被现代医学的迫切需要扭曲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算是那些想要自行了断的人，生命权也已经成了一种可以强制执行的活下去的义务。
按照俄勒冈州《尊严死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病人必须身患绝症，预后剩余寿命不超过6个月。预后是一门模糊的科学，出了名的不准确，所以必须有2名独立的医生意见一致。病人必须年满18岁，是该州居民，精神上有提出这种要求的能力。医生如果怀疑病人判断力有问题，比方说认为病人精神错乱，就应该送他去做心理健康评估。病人还必须2次口头提出死亡请求，间隔至少15天，并向主治医生提交书面请求，签字时至少要有2名见证人在场。按照法律规定，病人的医生有义务说明，除了协助死亡之外，还有其他替代方案，比如疼痛管理和临终关怀，并要求病人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医生还应建议病人通知其家人，但这不是强制要求。这项法律的核心要求是自行服药，就是病人必须自己把药吃下去，因为允许的只是协助死亡（病人自行服用致命药物，通常是以服用散剂溶液的方式），而不是安乐死（医生给药，通常是以静脉注射的方式）。
《尊严死法》生效后，支持者希望俄勒冈州能给其他州提供道义上的帮助，让其他州也都通过类似法律。有些支持者将他们的运动看成另外一些伟大的进步运动——废除奴隶制、争取妇女选举权、废除种族隔离——合理的延续。这个理论认为，婴儿潮一代目睹了他们的父母死得有多难看，也看到了在医院里的死亡过程有多漫长，因此会想要另一种死法。但俄勒冈州《尊严死法》生效后的鼓与呼并没能完全展开。1995年，梵蒂冈称协助死亡“违反了神圣律法”。美国医学会也反对这项法律，因为“医生协助死亡跟医生作为疗愈者的角色背道而驰”，也违背了医生不造成伤害的庄严承诺。这种思路认为，疗愈，就意味着不可杀人。接下来，有数十个州就俄勒冈州性质的法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还是都被否决了。波特兰的好多医生都认为，协助死亡会成为“俄勒冈诸多怪事之一”。
然而，在其他地方，立法者对神圣性有不同的看法。199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拟将安乐死合法化。尽管该法律在2年后被联邦政府废除，但全球格局正在慢慢发生变化。199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杀游客”开始在瑞士死亡。在那里，协助死亡已经合法化，苏黎世附近的一家新诊所开始接收外国病人。2002年，荷兰和比利时都将安乐死合法化了；后来，卢森堡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小小的比荷卢地区成为医生协助死亡的全球中心。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Gorsuch）在其著作《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未来》中指出，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给伦理道德带来极大腐蚀，让我们一头冲向毫无价值的死亡和强制的杀戮。戈萨奇写道，没有比美国死亡权运动骇人听闻的早期历史更好的证据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自愿安乐死”四处奔走的人，有些也同样支持优生学，支持强制“愚笨的人”绝育，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还秉持“种族改良”的思想。戈萨奇警告称，未来的道德败坏，只能通过维持“反对由私人有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毫无例外的社会规范”来防止。生命必须保持神圣。
一直到2008年，才有第二个州跟上俄勒冈州的步伐，就是华盛顿州。随后是蒙大拿州（通过司法裁决，而不是立法）、佛蒙特州、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特区、夏威夷州、缅因州和新泽西州。这些法律各有各的名称，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委婉说法：《生命终点选择权法》（加州）、《“我的护理我做主”法》（夏威夷州）、《病人在生命终点的选择和控制法》（佛蒙特州）。今天，超过1/5的美国人生活在对绝症病人来说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州，他们对此也乐见其成。2017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医生应当被允许“以某种无痛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只要这是病人自己想要的，而且该病人“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不过，在问题变成“如果病人要求自杀”，是否应允许医生帮助病人时，这一支持率下降到67%。语言反映了思想，语言也影响了思想，“自杀”这个字眼仍然很有分量。
在那些协助死亡合法的州，我们确实知道是什么促使病人选择早死。在查看俄勒冈州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时，最让我惊讶的是，大部分要求死亡的人据说并没有处于可怕的疼痛之中，甚至也不是因为害怕未来会遭受怎样的痛苦。绝大部分人都声称，他们最关心的临终问题是“失去自主权”。也有一些人担心“失去尊严”，失去享受生活中的快乐的能力，以及“失去对身体机能的控制”。在将疼痛纳入考量时，他们说的都是害怕未来的疼痛，或是想要避免即将到来的疼痛，再不就是因为此时此地并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痛苦到来而在精神上感到的苦痛。是能好好死去还是会不得好死？这个问题中的不确定性让它变得迫在眉睫。俄勒冈州的病人必须身患绝症才有资格申请协助死亡，但到最后他们选择死亡却更多的是跟生存有关的原因，是对现代医学既定边界之外的痛苦做出的回应。
但并不是这样就够了。随着我对类似俄勒冈州那种尊严死法律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些法律从哲学角度来讲，并不像我之前所想象的那么激进。毕竟，这样的法律只适用于那些本来就会很快死去的病危患者。这些法律让那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加快，但并没有加快很多，而且不会改变这个过程。我后来遇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病人：即使在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地方也并不满足法定标准，但仍然想死的男男女女。他们说，他们都有绝对合情合理的原因。他们得了慢性病，他们很痛苦，他们年老体衰，他们正在变得精神错乱，他们不想活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久、病得那样厉害。这些人彼此之间大不相同，但他们似乎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会说到“理性自杀”，这种终结生命的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并非出于冲动，也并非由精神疾病所激发（后文有时候叫作“绝望自杀”，是自杀的绝大部分原因），而是在经过极其冷静、清醒的数学计算，做了成本效益分析之后的决定。在将一切都考虑进来之后，再行决定是活着还是死去。
很多人都跟我讲，他们遇到了法律的限制，于是只能在法律之外寻找解决方案，也确实找到了。有时候，他们得到的帮助来自亲友。也有时候，人们通过互联网得到一些小型但往往组织严密的秘密团体的救助，有些活动家称之为“地下安乐死”。我头一回知道这些网络的时候，觉得非常惊奇。我不是也读过在罗诉韦德案之前的那些年提供堕胎服务的地下女性团体的故事吗？我不是也知道，只要法律不到位，人们就会想别的办法吗？我决定让这些人成为我的报道焦点，成为本书的主人公。
我的报道并不容易。在一些案例中，我知道那些人打算在实施医生协助死亡前就结束自己的生命——独自在家里，不要医生的帮助，也不需要知道该怎么做——而我没有干预。这件事情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讲非常棘手。我常常感到不安，感到不确定，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作为一个人。随便哪个记者都知道，只要自己带着笔记本和录音设备出现，故事就会变化，无论自己有多低调，也无论自己在引导故事发展时有多小心翼翼。我永远不希望某个人的生命因为我的出现而被推向死亡，我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一个故事而死，更不用说因为我的故事而死。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于我要见的人，我精挑细选。如果有可能，我会跟他们的家人、朋友、医生、治疗师和照顾者都谈谈。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们，他们不欠我什么，我也并没有期待什么。他们想跟我聊多久就聊多久，聊完了告诉我一边待着去都行。他们可以直接不再理我，如果这样会让事情简单一些的话。确实有些人这么做了，我便没再找他们。
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晚宴上、在工作场合、在人满为患的酒吧里聊到这本书，然后就会有人来找我，私下招认一些事情。似乎每个人都有故事，也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讲出来。为什么？素昧平生的人描述了他们亲眼见过的生命如何结束的可怕场景：难以控制，十分缓慢，让人难堪。另一些人则跟我讲述了提前计划好的死亡。有位朋友说，他的祖父囤了好多心脏病药物，想用来自杀。还有一位朋友则描述了她姐姐怎么把镇痛药碾碎，掺入一位年事已高的姑姑的酸奶中。有位同事告诉我，他90多岁的老父亲选择做一个毫无必要且很有风险的手术，满心希望自己能死在手术台上。那位老人太虚弱了，没法自杀，于是寄希望于让医生杀死自己。
当然，尊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有些哲学家对这个概念挑出了好多毛病。他们认为，尊严这个概念往好了说是多此一举，只不过是表示尊重选择、尊重自主权的另一种方式。也有些人对于把这个概念用在这场战斗中表示愤慨。他们问道：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早就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尊严吗？以此推之，难道不是所有人在死去的时候都是有尊严的吗？临终医疗援助的支持者将这个词纳入囊中，放在语带委婉的口号“尊严死”里，并声称只有他们才能用这个词，但反对者也有自己的关乎尊严的诉求。2008年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中就有一个段落题为“让人类生命保持神圣和尊严”，其中写道：“我们反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对另一些人来说，尊严并不在于逃避肉体上的痛苦，而在于面对痛苦时保持冷静、勇敢和自我克制。在他们看来，尊严体现在镇定中，并通过忍耐赢得。
我在为本书采访病人和垂死的人时，有时会问他们一些关于尊严的问题。我承认，我发现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期待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超凡的智慧，就好像他们会因为特别接近死亡，而以一种我无法做到的方式去理解世事人情。我采访过的很多人都把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他们说，到他们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或是必须让别人来帮忙擦屁股的时候，他们的尊严也就丧失殆尽了。真的就这么简单。看来，就算人们难以准确定义尊严究竟是什么，在有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有失尊严时，他们内心还是知道的。对他们来说，为死亡做个规划往往是为了避免失去尊严。他们认为，没了尊严会让他们感到羞愧、屈辱、无力、压抑、自私和丑恶，无法再举止端庄，经济开支也会高得离谱，还会觉得不堪重负、不合理或不真实。
“这事儿我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无论多大年纪，都几乎不可能想象自己会如何死亡。”贝蒂说。我们在她的餐厅里，坐在木椅上吃着水果沙拉。她刚跟我讲完她自己的墨西哥之旅、那些药品，还有她们关于自杀的约定。“曾经出现过的意在让人们加入基督教的各种想法中，复活算是最好的一个了。”但贝蒂并不相信复活。她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也是唯一她能通过计划做到的，就是“平静地死去”，她希望能通过缩短生命的最后一程来实现。她宁愿在病得特别厉害，或者精神错乱到迷失自我之前就死掉。服用过量巴比妥酸带来的深度睡眠似乎能帮到她。
贝蒂想着，人类到生命终点时会被扔在那里受苦受难，而狗狗却可以通过打上一针来脱离苦海，真是奇怪得很。同样奇怪的是，让狗狗脱离苦海还会被看成一种仁慈。人还不如一条狗，真够奇怪的！死亡权支持者有一句口号在网上广为流传，贝蒂也很喜欢：“我宁愿像狗那样死去。”
在我的新闻报道工作中，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我随时都能听到这句话。很多人跟我讲起，生了病的宠物会被好心的兽医实施安乐死。他们问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一个人均医疗费用较高的国家，却在祈求自己能得到兽医的垂怜。OjK2It66qhtzsEXPKlCX3wt6CbkjaKKgjjaGSVjIUpoHREsZH8zAo6OY15zFyQq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