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社会学成长迅速，发展多元，尤其体现结构、文化与日常实践三大取向。本文综述的出发点是三大取向各自的代表作——布尔迪厄的《区分》、坎贝尔的《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和泽利泽的多本专著。通过总结布尔迪厄的品味区分命题、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和泽利泽的亲密关系命题，本文对后续学界如何围绕这三个命题进行理论与经验的同步重建作了分析。
关键词：
导言：当代消费社会学成长轨迹回顾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不仅介绍这三位社会学家及其代表作的情况，也会分别评述他们研究的后续批评与发展，最后尝试探讨他们之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因此，下文会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前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三位学者及其引起的后续辩论。
我将布尔迪厄的研究概括为“品味区分”命题，意指消费品味是社会群体分层之间差异甚至厌恶的体现，将坎贝尔的观点称为“享乐欲望”命题，意指现代消费是为了追求享乐幻想的欲望感而非填补匮乏的满足感，将泽利泽的研究称为“亲密关系”命题，意指消费不仅是市场商品化行为，也在日常生活交叉至生命、家庭、性、儿童照护等亲密关系领域，因而也具有道德神圣化的逻辑。
在最后一部分，我将从两个角度尝试综合探讨上述三个领域的消费社会学研究：从横切面来看，三个命题及其后续发展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以及相互对话的可能性。从历时性来看，消费社会学发展并不是从理论框架到经验素材应用或验证的两阶段过程，而是以布尔迪厄、泽利泽和坎贝尔的范例性模型为基础的、理论与经验同步重建的过程。这意味着，当代消费社会学知识的增长，并不是光滑的单线积累，而是粗砺的多线重建。
布尔迪厄的品味区分命题及其批判性发展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布尔迪厄在消费社会学领域以《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为代表，推动了“品味”（taste）的文化实践研究。正如《牛津消费研究手册》一书导言所说，品味已经成为该研究的主流核心概念（WherryandWoodward2019,p.6）。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世界是一个以消费品味或习性形成的区分性空间。这个空间划分出的不同社会阶层，可体现为人们所拥有的差异化消费品味，我称之为“品味区分”命题。
随着布尔迪厄的思想在英美社会学的拓展与传播（SallazandZavisca2007;CoulangeonandDuval2014;Santoro,GallelliandGrüning2018,pp.21-67），这一命题也引来了反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杂食性”（omnivorousness）观点。该反驳方由美国文化社会学家理查德·彼德森（RichardPeterson）发起，认为布尔迪厄相当于把社会阶层成员看成单一品味的势利者，但较高的社会阶层已经是杂食主义者，不仅消费属于该阶层的文化象征产品（如古典音乐），也消费被认为属于较低社会阶层的文化产品（如摇滚音乐）。双方阵营展开近30年的拉锯战，围绕文化消费（尤其是音乐）、食物消费两大领域，在《诗学》（Poetics）、《文化社会学》等多个期刊几番争论，但至今仍没有明确的胜败结局。在这样的僵持中，布尔迪厄式学者也在辩护的过程中吸纳和调和了杂食性观点。
以下，我先介绍布尔迪厄的“品味区分”命题，再陈述杂食性观点的对立性，最后指出布尔迪厄主义者的反驳与妥协。布尔迪厄的论证包括四个步骤：
第二，布尔迪厄的研究将消费的经济维度延伸到了文化维度。他认为，消费体现一种“品味”：体现出消费偏好，也体现出消费厌恶；既促进同类群体的集合，也导致对其他群体的区分和阻隔（布尔迪厄2015[1979],p.94）。正如“偏好”与“厌恶”的对照那样，这种区分逻辑不仅是水平的，也是等级性的，蕴含着神圣化的合法性逻辑（布尔迪厄2015[1979],pp.11,53）。例如，巴黎或牛津的口音被认为更高一等，用于评判和贬低法国外省或英国其他地区的口音如何低人一等。由此，文化高低与经济多寡不仅仅是数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前者与后者具有合法、神圣/低等、通俗的区分。
由此看来，布尔迪厄的消费社会学研究经由批评经济学的单一性，延伸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双重性，并指出了文化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的“合法、神圣与低等、通俗”的质性区分。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社会空间的三维属性：资本的总量、资本的构成以及资本的社会轨迹。围绕这三个方面体现的消费品味，布尔迪厄既作出社会阶层的高低之分，也指出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异质性，还分析了跨阶层流动时会具有的原生与后天影响。
彼得森的研究似乎让人觉得这不仅是美国与法国的差异，也是当代与20世纪60—70年代的区别。因此，也有学者回到历史当中寻找杂食性现象。有学者分析了19世纪初意大利的古典音乐乐谱销售纪录，指出消费古典音乐的原因更多的是取决于一个人过去的消费历史，而非他的社会阶层；并且，一个人消费数量越多，涉及的古典乐品类也越多（Nuccio,GuerzoniandKatz-Gerro2018）。费什曼和里查多（FishmanandLizardo2013）也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较历史分析指出，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转型后就出现了音乐品味的杂食性倾向，但由于前者更强调共识性民主转型，后者更强调民主化的社会动员与参与，因而葡萄牙有更强的杂食性水平。
从历时变化来看，除了上述以音乐为代表的文化消费品味方面，学者艾伦·瓦尔德也证实，即使在同样有贵族等级制度传统的英国，如今的食物消费也呈现杂食性特点。由于他在曼彻斯特大学带领的食物消费社会学团队保持连续性研究传统，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发现外出就餐消费的品味存在较高社会阶层偏好外国美食、较低社会阶层偏好本国族美食的区分，但是到了2015年则发现，已有50%以上的社会成员在过去12个月既外出吃英国传统美食，也会吃意大利菜，并且杂食性在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里更为明显（WardeandMartens2000;Warde,WhilansandPaddock2019）。这样的杂食性群体性特征往往具有典型性，在其他研究中也被证实（Chan2010;OnciniandTriventi2021）。
最后，即使研究精英群体，杂食性消费也可能是高度选择性的区分结果。不少学者指出，杂食性而非傲慢、势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精英地位表达方式——只有精英才能通吃高雅与通俗文化，展示面对不同际遇时的包容与淡然，而普通民众则只能限制在通俗文化当中，体验着阶级关系上的被排斥感（Khan2011;Coulangeon2017）。例如，弗里德曼和里夫斯（FriedmanandReeves2020）通过考察英国精英群体生活方式在近一百多年的变化，指出尽管20世纪的前二十年形成了以古典音乐为代表的高雅品味消费，但二战后的流行文化趋势也让精英们变得杂食化，同时听一些不符合精英合法定义的通俗音乐（如乡村、电子、摇滚等类型）。不过，弗里德曼和里夫斯（FriedmanandReeves2020）进一步分析了这些精英经常听的通俗音乐在音乐评分网站上的认可度，发现它们通常会排在前25%，这意味着精英们即使广泛地听通俗音乐，但也会比一般民众更具精英取向。
综合以上讨论，作为消费社会学研究结构流派的代表，布尔迪厄提出的消费品味所蕴含的分层结构体现在经济与文化资本在数量、构成与轨迹方面的多维性，也体现高低等级之间的神圣或厌恶的价值评判面向。后续发展的“杂食性”命题尤其以开放与平等为基调挑战了这种分层结构构想，但由于在概念测量、研究焦点、深层意义揭示等方面的不足，也再次受到布尔迪厄命题支持者的反驳或调和。我对后续双方文献的定位作了总结（见表1）。
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与批判性发展
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包括四步论证：
第一，在经验上，坎贝尔的解释对象是18世纪英国现代消费社会的形成。他认为，现代消费社会并非20世纪末期社会的新特征，而是兴起于18世纪的英国，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的革命，而且是消费的革命（坎贝尔2018[1987],p.5）。在这一时期，英国诞生了休闲主义的思潮与运动，流行时尚也开始出现。休闲与时尚尤其反映在小说阅读产业（坎贝尔2018[1987],p.24）。伴随着歌德式小说的风行，现代意义上的浪漫爱情和时尚穿插在一起，形成了类似于当代社会的休闲消费浪漫化的特色。这样的浪漫与休闲消费，反映了当时的新兴消费力量——中产阶级的生活。借助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坎贝尔指出中产阶级的消费品往往不是必需品，而是玩具、钮扣、蕾丝等小玩意儿，以及流行小说、美容产品、服饰等时尚品（坎贝尔2018[1987],p.22）。
第三，坎贝尔的解释逻辑，在于寻找为当时时尚消费的享乐欲望提供的正当理由——18世纪的艺术与宗教思潮推动的浪漫伦理（坎贝尔2018[1987],p.27）。在宗教方面，17世纪加尔文教的“预选论”影响下的新教徒，为了确证自己是上帝选民，既要财富积累，又要禁欲消费，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伦理正当性支持（Weber2001[1930]）。但是，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命题放在历史进程中看，坎贝尔认为，加尔文教之后的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关系从生产伦理正当性转向了消费的伦理正当性（坎贝尔2018[1987],p.7）。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努力挣脱过于严格和封闭的加尔文教义，从悲观禁欲的恩典预定观发展为乐观的普遍慈爱观，要求教徒彰显内在的神性，而不是思虑、担忧自己的罪责（坎贝尔2018[1987],pp.100，107，113）。那么，人们的道德理想不再是“我如何才能得到救赎”，而是“我如何才能彰显内在神性”。因此，新教徒的生活方式不再是禁欲和自我担忧，而是承认情绪欲望和自我肯定——生产，而不是消费，就可以在这时候登场。
当追求欲望与快乐的动机得到宗教的合理支持，这股文化浪潮便也得以席卷文学艺术等领域，形成了一股社会文化变迁的“浪漫主义运动”。在诗歌方面，坎贝尔特别引用颠覆古典主义美学、开拓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所言：“人要臻于至善，必须不时想象，而且要全盘投入，他人的痛苦与快乐都必须化为自身感受才行。趋于道德良善的利器就是想象力：诗歌则是依此达到目标”（引自坎贝尔2018[1987],p.162）。当时兴起的浪漫主义艺术，追求的是唯美主义（如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崇尚的是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如鄙视功利营生，倡导浪漫刺激），既承认个人自主又追求想象世界，既排斥现实情况又不断更新流行风尚，既不满于舒适现状又渴望新的欲望（坎贝尔2018[1987],pp.152-156）。这样的特点到了消费领域，才会形成上述第一点所说的小说流行阅读和休闲时尚的浪漫爱情化。
第四，结合理论与经验、解释对象与解释逻辑，坎贝尔指出经济学观点无法解释这种“现代消费主义精神”或英国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他批评说，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是基于三个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消费欲望是出于非历史的动机，消费的目的是感官满足最大化（坎贝尔2018[1987],p.37）。这样的经济学解释无法理解购买了产品或服务之后为何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想要购买新的产品或服务，也将无法回答18世纪英国社会兴起的历史特殊性（坎贝尔2018[1987],p.39）。
不过，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在消费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遭遇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当代时尚消费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又岂能以此命题概括所有行业、地区甚至消费者的文化与动机？尤其是坎贝尔激进地建立了需求满足（前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与享乐欲望（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二分法，招来了诸多批评。坎贝尔的历史叙事、地区特点（即18世纪英国）也让以当代研究为核心的消费社会学家重新思考，在他们的田野或数据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享乐欲望或需求满足的后果。
参考这样的反思，本文从阶层、技术、历史和心理四个方面解释消费现象如何呈现出享乐欲望（后果1）或者如何兼顾享乐欲望和需求满足（后果2）。
不过，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情况与英国有所不同，但这些情况在理论上仍然支持坎贝尔的观点：拥护享乐欲望，而非需求满足。相较来看，当波兰学者扎勒夫斯卡和科贝尔-托卡斯卡（ZalewskaandCobel-Tokarska2016）分析其祖国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的历史情况时，则对坎贝尔的命题提出了反驳。他们研究了当今波兰的极简主义消费运动博客，指出这些博主的消费欲望经历了“正弦状”变化过程：儿童阶段在波兰的共产主义体制下，日常物品匮乏，消费欲望较低；而在青年阶段，又跟随父母大笔消费和囤积物品，体现了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的消费繁荣；不过，到了他们长大成年、独立消费时，反而对过往家庭中的消费习惯形成了反思，认为不应有过度的消费欲望，建议保持极简主义。因此，这种类型的博客往往提供各种日常生活建议，从家庭衣物数量到空间组织的建议，旨在培养读者对消费品的理性评价和消费欲望的情绪控制力（ZalewskaandCobel-Tokarska2016）。
除了焦虑感、回收再体验的欲望动力，还有学者增加了“追求意外收获”的面向。巴尔迪和阿尔诺德（BardhiandArnould2005）在研究二手物品商店消费爱好者群体时，指出这种行为看上去是以需求满足为导向、经济节约为目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此类爱好者群体也常常对“淘二手商品”乐此不疲，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消费目标，只是以类似“只逛街不购物”的享乐心态在消费二手物品，期待自己在淘货的时候不断发现意外收获，比如意外的低价或意外发现某个心仪的物品（BardhiandArnould2005）。
总的来说，作为消费社会学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坎贝尔强调现代消费主义精神是享乐欲望，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议。这方面的消费社会学发展并不是单线的或平滑的。一方面，多数学者均认为享乐欲望和需求满足是混合状态，受到阶层背景、历史变迁、心理动力和技术工具的复杂影响。这些研究都没有像坎贝尔那样聚焦在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兴起，而是放到了20世纪以来的当代社会，而且多数运用的是定性研究，而非坎贝尔的历史分析。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专注于详述和延伸坎贝尔强调的享乐欲望的内在逻辑和解释力，包括运用到不同文明地区并补充了新的心理机制。笔者对这个命题的后续研究作了文献定位（见表2）。
泽利泽的亲密关系命题及其后续发展
第一，在人寿保险消费领域，泽利泽引入以家庭成员之间道德责任作为消费动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问题是，对于今日的福利国家，泽利泽的说法还有适用性吗？毕竟，在这种体制下，人寿保险的保险情况变得难以解释：如果已经具有完备的社会福利，人们还会消费保险吗？动机会有什么不同？
在这些问题上，福利国家芬兰和正从福利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英国值得观察分析。就泽利泽的双重逻辑来说，人寿保险既保持道德化效应，又强化了商品化效应。北欧的保险社会学专家勒汤涅恩和柳科（LehtonenandLiukko2010）的研究指出，芬兰的人寿保险产业并没有因福利制度完善而衰退，反而在二战后逆势上升，因为除了泽利泽所说的“家庭责任理由”之外，人寿保险产业又发展了三个方面的消费理由：强化个人工作价值理由，认为保险带来的是对损失的弥补；公民团结理由，以工会的集体投保的方式，建立互惠与团结精神；市场投资理由，保险的金融产品化，使得投保人不再只是规避风险，而是接受风险，促进储蓄和赚钱。第一点和第三点尤其重要，因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可能对形成人寿保险消费的亲密关系考虑产生抵消作用，但如果强化了个人损坏的赔偿价值和投资意义，投保人就会认为国家保障制度只有基础水平，还需要更多提升性的、量身定制的保险，促进对家庭成员直接和高额的经济利益回报（LehtonenandLiukko2010）。
第二，在儿童消费领域，泽利泽展现了儿童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如何被道德神圣化的过程——从有用的劳动力变成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消费者。后续的研究，对在这种背景下儿童如何作为消费主体以及父母如何以儿童为中心进行消费作了补充。
一方面，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贫困群体研究，都发现父母为子女消费具有亲密关系或道德化逻辑。布鲁斯达尔（Brusdal2007）在对北欧国家中产阶层背景下的儿童消费进行的研究表明，父母常常愿意为子女挑选虽然昂贵但比较安全的产品，因为如果出现意外伤害，则说明他们是不负责任的父母。同样的，兰德尔斯（Randles2021）对美国贫困阶层母亲的研究也表明，她们宁可节约自己的衣物支出，也要给襁褓之中的子女购买较贵的纸尿片，因为这些贫困母亲常遭到社区和制度的歧视，担心婴儿如若不清洁，自己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母亲。
另一方面，儿童消费的商品化逻辑一端也得到了专门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儿童社会学家丹尼尔·库克（Cook2000,2003,2004,2020）的研究。库克（Cook2003）批评泽利泽的研究只看到儿童从生产领域退出并被限缩成为被动的道德神圣对象，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儿童在消费经济中的自主角色。为此，库克将泽利泽设置的商品化和神圣化钟摆重新摆回到另一端。他指出，同样是泽利泽考察的美国20世纪上半叶，儿童就已被市场营销人员视为知情、独立而非被动、从属的消费者（Cook2003）。与此同时，不管是年龄分级式义务教育体制，还是儿童发展心理学，都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使得玩具、服装、教育产业等也相应得到了精细化发展，人们抓住了儿童这个消费群体（Cook2003）。例如，在服装、玩具等方面，父母一方面既要担任哪种消费品适合的仲裁者角色，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儿童身上的个人性格和欲望。营销人员抓住这一亲子关系中的矛盾性，微妙地支持儿童的选择，将儿童培养成为消费主体，并相应地将消费品（如益智玩具）打造为培养儿童兴趣、体现父母爱意与社会地位的道德工具，让父母也支持儿童的消费选择（Cook2003）。
第三，在家庭消费领域，学界尝试从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背景对比的角度拓展泽利泽的双重逻辑。从家庭背景对比角度看，霍涅恩（Hohnen2007）通过研究丹麦和瑞典两个城市的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家庭消费情况，评述了泽利泽的双重逻辑中的经济一端。在低收入家庭中，金钱的指定用途体现在有计划、循环的消费，确保在月初制定和执行家庭预算清单，避免陷入月底无钱支出的困境；为此，这类家庭会建立“控制性”消费策略，比如出门带的钱只够买清单上的物品，避免额外支出（Hohnen2007）。中产阶级家庭的支出模式则不是循环模式，也不会建立严格的控制性策略，而是更包容冲动性消费。这不仅是收入差距带来的后果，也是因为中产阶级家庭具有信贷保障，在月底储蓄较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消费借贷（Hohnen2007）。作者还批评泽利泽没有重视电子货币的社会意义分化作用——霍涅恩发现，低收入家庭不愿意使用信用卡等电子货币，是因为此类货币更加不易监控，不容易直观地追踪收支，而中产阶级家庭则不认为这是个问题（Hohnen2007）。
第五，除了人寿保险、儿童、家庭、性消费领域，还有学者拓展了亲密关系消费的范围：人与宠物关系。通过参考泽利泽关于儿童的神圣化与商品化的逻辑，几位美国学者最近研究了美国社会关于狗的消费。斯托尔茨、范尼斯和布杰里（Stoltz,VanNessandBjerre2020）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狗经历了从富裕阶层的奢侈品到普遍家庭情感成员的变化。同时，宠物市场也隐去狗的消费商品属性，将宣传方式从“购买”变为“领养”，强调其中的“快乐”与“家庭成员”意义。类似于以儿童为中心的消费的论述，三位学者发现以宠物为中心的消费也在蓬勃发展，例如购房决策中关于狗的需求（如房型与面积）、快速扩张的宠物保险以及多样的宠物礼物（Stoltz,VanNessandBjerre2020）。这项研究强调其对泽利泽的研究作了回应，认为市场扩张并不一定只会带来负面的道德后果，也可能在金钱消费的作用下使得一些领域变得神圣化（如爱情的浪漫化、性交易的亲密化等）。几位作者将宠物狗也纳入这个讨论，是希望拓展亲密关系消费中的神圣化的范围。
讨论与展望：当代消费社会学的趋势总结与命题沟通
对应上述三大取向的三大研究命题依次是：布尔迪厄的品味区分命题、坎贝尔的享乐欲望命题以及泽利泽的亲密关系命题。布尔迪厄通过研究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社会，主要围绕文化艺术、外观身体和食物消费领域，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品味差异并不是单维的，而是依照人们所具有的经济与文化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关系以及成长轨迹而不同。坎贝尔通过分析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因应宗教、艺术等文化思潮运动的发展而形成的过程，指出现代消费主义精神是享乐欲望，是“欲望—获得—使用—幻灭—更新—欲望”的循环，而非以实际匮乏为基础的需求满足。泽利泽主要通过研究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中人寿保险、儿童、家庭和性消费情况，指出经济/商品化逻辑虽然得到了强势发展，但离不开交叉到亲密关系领域的道德化逻辑，使得商品具有人际关系意义，打破了我们对于经济与亲密关系互为敌对世界的学院式偏见。三种取向及其代表性研究，可通过表4进行总结。
除了横切面的比较与沟通，本文最后提出两个方面的历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