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只讲效率，只讲个人发财致富，不讲公平和平等。
二曰不要任何秩序。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与外国不同的一个重要特色。西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否认秩序的重要，它一直很关心如何能产生一种有益的秩序。而中国近20年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却接近于一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还没有哪个“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公开鼓吹不要任何经济秩序，但在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想把任何秩序都破坏无余。
秩序的反面是混乱。20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过的混乱可谓多矣。诸如“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人人吃回扣、个人随意侵吞他人和公共财产、走私盛行、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或者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规则，或者破坏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都是这种破坏秩序的混乱现象。但是那些经济自由主义的卫道士们却从来不肯对这些混乱现象作点批评。相反地，倒是经常有人出面颂扬和提倡其中的某些现象。象“全民炒股”、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的事情，都曾经得到某些人公开的大力提倡，反对这些东西的人则被扣上“保守”“反改革”的帽子。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借此提倡的，是所谓“搞活经济”。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了秩序的时候也就是“搞活”了的时候。哪里在进行整顿以建立秩序，哪里就“不活”了，经济就搞糟了。
三曰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对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对靠政府的干预来建立秩序，反对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
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反对在建立秩序的名义下进行配置资源式的政府干预，这本来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共同的特征。不过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要更走极端。在西方有许多社会各界公认的应由政府管制的事情，如行医卖药必须有执照，必须有许多法规以防止欺诈等等。而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心目中，这些都成了不许政府插手的事情。
任何人都会感受到，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秩序以至社会秩序变得十分混乱，近年来竟达到欺诈公行、贪污受贿普遍化、黑社会开始形成、许多地方已经无法无天的程度。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机构的不作为，许多该作的事不作，该管的事不管。我们应当指责政府机构的，是它们没有履行其维护秩序的职责。而使它们这样作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听信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放任主张。每当政府要对某一方面进行干预时，不管这种干预多么合理，抱经济自由主义态度的人总会出来指责这种干预“破坏自由”、“反对改革”“经济因此而不能搞活”。
四是主张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都变成现金交易。
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率性，主张尽可能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作得特别彻底。虽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但是一讨论起具体问题来，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总是强调要“实行市场化改革”，从来不提要加强政府的执法、规制以致管理。可以说，对任何具体问题，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只有一个千篇一律的灵丹妙药——“解决问题靠改革，实行改革就要市场化”；除了市场化和“民营化”（即私有化），他们再提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别的方法。本来中国的银行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其主要原因是有关方面特别是政府机构没有实行有效的监管。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这几年鼓吹的却只是“银行业要市场化”、“要民营化”，你在他们那里根本就听不到一句要加强政府监管或社会监督的话。按他们主张的去作，中国的银行业只能越搞越坏。
五是主张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的行为；其思想根源是主张让一切人自由地追求私利，哪怕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也不要制止。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限制了这样作的自由的地方，就鼓励人们大胆地去作违反规定以致违法的事情。不管是贪污腐败，违法违纪，行贿受贿，走私卖淫，只要能“搞活经济”，使人们发财致富，那就是好事情，就应当让人们放手去干。
当然，中国还没有哪个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公开鼓吹纵容违法违规行为。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纵容违法违规行为的态度：他们把“改革开放”等同于“放开搞活”，用“放开搞活”的名义来纵容违法违规行为。在他们当中的流行态度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对那些违法违规泛滥的地区、领域和时期，他们高度评价为“放开搞活”了的“改革开放典型”；只要政府一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他们就说这是“对改革开放的倒退”，是违反了“放开搞活”的宗旨，是把经济搞得“死气沉沉”；而谁如果敢于主张扩大法律涵盖的范围、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就马上会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放开搞活”的帽子。这样作的后果，就是促使各级政府放手纵容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
六曰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实行私有化，目的是把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企业都变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把已经存在的公有企业、公共资金转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贯致力的目标。他们要搞的私有化，并不是简单地要发展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要将原国营或集体企业无偿地变成少数富豪的私人企业，以此来快速地制造富裕程度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资本家。
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在前苏联东欧推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战略，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灾难。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则想走一条“渐进”的私有化道路，他们一方面主张“渐进地”发展私营企业、实行私有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各种非法的或不正当的“灰色”甚至“黑色”的方式来将现有的公有企业私有化。
在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鼓吹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进行了一场“悄悄的私有化”，逐步地将原有的公有制企业（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斩尽杀绝。这种“悄悄私有化”的战略是一步一步来，先小后大，先集体后国营，不搞“一刀切”，而是打着“企业改制”、“产权改革”的旗号。对亏损的公有企业，他们说这种企业的资产反正也在亏损中流失，因此“宁可（白送给私人而）流失，不可（继续亏损）‘坐失’”；对盈利的公有企业他们却又变了个腔调，说是要“靓女先嫁”，“乘还卖得出去的时候先赶快卖出去”。总之是要卖光（其实是送光）公有企业而后快。
在作法上，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耍了一个大花招：他们先是主张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一旦这种改制得到认可而广泛铺开，就进一步鼓吹“让经营者持大股”，从而使原国营或集体企业很快就无偿地变成了少数个人的私人企业。在形势允许的地方，他们主张由政府官员以合法赠送的方式将公有企业白送给少数的所谓“经营者”个人。当然，这样白送的企业也是以“卖”的名义私有化的。可是在“卖”掉原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进行的是有系统性偏向的批评，他们总是抱怨政府或企业员工在出售公有企业时向私人购买者要价太高，而从来不提要价太低的情况。结果是将“卖”公有企业变为接近于白送。
而在私有化不能取得合法地位的地方，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就袒护以致鼓励各种腐败行为，支持实行“贪污腐败的私有化”。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积极呼吁修改宪法，要在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却从来不提反腐败和制止侵吞公有企业的必要。背后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要先违法地将公有企业侵吞为个人私有，然后再用法律把侵吞来的个人财产保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七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本来这种观点重视的是增进出口，它更象一种现代的重商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但是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种种因素的作用，一国绝不可能在较长的时期中只增加出口而不增加进口，因此尽可能增加出口的结果，是扩大整个的对外贸易规模，形成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在别有用心地为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叫好。
70年代之前，南韩、台湾、新加坡等地向日本学习，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把它们当成了高速发展经济的榜样，我国自1978年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时起，就开始动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来增加出口。从那以后，对外贸易规模越大越好、特别是出口越多越好的观点，就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各级政府官员中占了统治地位。直到今天，还几乎没有人敢对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说一个“不”字。而在实际上，任何经济发展战略都不可能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优的。在今天的中国，再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实际情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那就要遭受极大的损害。
八曰外国投资越多越好,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被这种信条控制了头脑的人主张以一切可能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从专门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减税直到特殊的进口优惠；许多地方政府更是争相给予外资特殊优惠，其结果是造成了对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某些外资企业所享受的政府政策待遇比大多数本国企业还要优厚。而在近20年的中国，这种“外资越多就越好”的观点几乎成了一个不容质疑的教条。
严格地说，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的主张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投资问题上，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是投资完全自由化，主张的是给予一切投资者以完全同等的政策待遇。但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出于其特殊目的，倒是极力赞成这种不惜一切引进外资的作法。
许多中国人之所以认为“外资越多越好”，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人均资本太少，发展经济需要资金。他们没有看到，今日中国的国内储蓄远大于投资，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中国的资金实际上在净流出。在这种背景下，不惜代价地引进外资只是让外国企业夺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走了中国自己的资金，而让外资来控制中国经济。
九是赞赏目前的全球化趋势，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真正态度。它要求各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外国资本面前完全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包括实行投资自由化。自由主义者们主张由此使各个国家“溶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一体化的全球性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也是近年来西方某些人掀起的“全球化”宣传的一部分。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大体上赞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且大都倾向于尽可能自由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些人甚至公开说：中国的走私如此猖獗，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关税税率太高。但是早期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对外经济政策主张上并没有鲜明的色彩。而近年来中国又成长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主张事事都要“同国际接轨”、“溶入国际社会”，从而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传统看法来，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所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更严重。
十曰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作到一切，这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缺的是一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缺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
说这是一种信仰，是因为谈到经济上的任何问题——从人均收入低到某种产品的价格高——这些人都会把原因归结到“经济制度”上，归结到“没有放开竞争”上，而从来都不会再举出别的什么原因。在他们制造的这种舆论下，不仅“制度”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名词，而且制度被当成了任何经济问题的唯一原因。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竞争的迷信，似乎竞争可以作到任何事情，而不需要受其它的因素制约。这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缺乏竞争的作法，有时真令我想起那些“法轮功”的痴迷者——不管你有什么病，身体或精神上有什么不适，当你去问他们时，他们都会回答你说：因为你没练“法轮功”！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散布这些信条时，利用了“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当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由于这种思维定式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了统治地位，它就象流行的服装时尚一样统治着社会，造成了一种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的社会政治风气。在这种流行氛围下，谁要被认定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会遭到舆论起哄式的围攻或唾弃。在这样的思想围剿下，中国的知识界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而又都想把这顶帽子给自己的敌手扣上。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把“反对改革开放”化成了消灭其对手（政治上的甚至学术上的）的大棒。
其实，就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只能以社会的福利作经济政策的目标、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一种政策，只要它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那就不管它是“改革开放的”还是“不改革开放的”，都是最好的政策。因此，那种改革开放至上的思维方式，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地地道道的本国货色。
实质上，在所有上述这些经济信条背后的共同理念是，主张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按照这些有害的信条去作，最终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导致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而所有这些，又都装饰上了“改革开放、发财致富”这样的冠冕堂皇的招牌。而在实际上，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定在中国造成与苏联东欧一样的后果：它不仅会消灭一切社会公平，而且会使中国落入拉丁美洲式的不发达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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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些信条是不是有害，请让事实说话。
感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根据40楼所说，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些号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根本就是假冒伪劣的自由主义者！！！！
就如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一样！
忍不住想高呼，打倒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
可以肯定的是左大培读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他的理论功底不是可以这样轻易批评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在西方也是激进的自由主义，米塞斯尤甚。这种自由主义批判性很强，建设性却不大。应该区分左大培和刘国光的观点和讨论问题的方式，我以为左大培是很乐意公开争论的，而刘国光则试图堵住别人的嘴，蒙蔽别人的精神。对于左大培的观点，我们应该更多地正面反驳，而不是用猜测和形容词贬低其学术水平。中国当前理论界目前主要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即极右和极左的争论。就纯粹的学术争论领域而言，极左的呼声远不如极右呼声更大，应该说，左大培等是少数派、非主流。我们在反对对学术的强制性干预的同时，应该保护少数派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争论中逐渐辨明方向。
左大培说得极端了，不过这些问题基本存在，尤其在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中，这种天真的自由主义十分普遍，许多人还真是到了极端的地步，目空一切，只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其他一概斥为垃圾。并且，这种天真言论也越来越不局限于校园了，时不时我们可以在公众媒体上，一些专家有类似的主张（不过往往是非经济学专业的）。本论坛这种情况较少，到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论坛上去看看，就会感受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了。
ruoyan的帖子，好！
社科院有刘国光，就会有左大培，否则极左派在那后继没人了。
社会如没有这些人，还真寂寞。
ZT
小议：无论你认为自己属于“自由主义”者或想批判“自由主义”，都值得看一看这篇介绍。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否也有自己的特色？也许看完以后，发现自己的观点并不是自由主义观点，所批判的对象也不是。
[翻译]自由主义常见问题的简短解答
自由主义（liberalism）⑴常见问题的简短解答
（THESHORTFAQONLIBERALISM）
什么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socialism）有什么不同？
自由主义与绿党（theGreenParty）有什么不同
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有什么不同？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有什么不同？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权利、财产权以及“社会契约”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平等vs.功绩（merit）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民主制度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宪法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游说活动（lobbying）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工人阶级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收入不平等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种族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福利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女权主义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环境问题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犯罪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枪支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毒品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宗教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科学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堕胎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国家防卫的？
政府的另外一个职能是保卫自由市场——举例来说，使用警察和军事力量。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差别。当批评人士试图以“社会主义者”（“socialists”）的称呼来诋毁自由主义者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应该立即回敬他们，让他们区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来。如果他们不能做到，继续宣称两者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者应该指责他们别做政治学中的菜鸟，连定义最基本的辩论术语（basictermsofthedebate）的能力都不具备。
社会主义意味着工人而不是私人所有权者会拥有和控制生产方式（meansofproduction）：工厂、农田、机械设备等等。在民主选举（democraticelections）中，工人会选举出1）他们的管理人员（supervisors），2）地方和全国的工业或服务业委员会代表（theirrepresentativestoalocalandnationalcounciloftheirindustryorservice），3）代表所有工业和服务业的中央级国会的代表（theirrepresentativestoacentralcongressrepresentingalltheindustriesandservices）。社会主义为各类形式政体所推荐，从共和政体（republics）到直接民主政体（directdemocracies），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centralizedstatebureaucracies）到实行自由市场的无政府政体（freemarketanarchy）。政治学者并不把在苏联实施的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看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苏联所实施的主要是由一群统治精英（arulingelite）凌驾于工人之上的独裁统治（dictatorship）。
对照而言，自由主义者相信私人所有权者应该拥有和控制生产方式，拟定公司政策，拥有选择他们自己的管理团队的权利。自由主义者为防止他们滥用自身的权力，会通过加强劳工联盟以及民主政府的方法来达到检查和平衡的作用。
在许多重要议题上自由主义者都与绿党有着共同见解，譬如环境保护，文化多元性和社会宽容。然而他们在政治组织的根本问题上却有着强烈的不认同。绿党人士一般信仰无政府式-社会主义（anarcho-socialism）。这种制度体系会去除掉中央政府（abolishcentralizedgovernment），把权力分配给地方上的民主式的社群（localdemocraticcommunities），这种社群会投票选出只要当地人渴望实现的任何类型的经济或社会制度（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任何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反对这种类型的左派无政府主义（leftistanarchism）；他们相信社会性组织必须出现（occur）在一个更大规模的范围中才能实现它完全的好处，这就要求中央政府的存在。
放任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信奉有限政府或无政府，他们认为个体对于财产持有强有力甚至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sovereign）权利，并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在自由市场上去自由交易所有权（tradeproperty）。与此相反的是，自由主义者则促成了政府对于自由市场、财产税（thetaxationofproperty）的广泛支持。然而这些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反对放任自由主义的唯一原因。首先，无政府主义（anarchy）在历史上导致了暴力、适者生存（survivalofthefittest）、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concentrationsofpower）。其次，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有效运作的放任自由主义例证，因此在现代这种制度继续未经考验，这大概是（反对它的）真正的原因。第三，像这样一个制度会使地主和商人逾越他们的所有权，成为那些必须依靠他们财产为生的佃农和工人的发号施令者。第四，自愿性契约（voluntarycontracts）被认为是能够保护佃农与工人的，它提前假设了诸如没有市场失败或契约失败此类的事情，尽管有大量证据证明有这类情形的存在。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
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个人主义
强调变动强调传统
科学宗教
包容性（Inclusiveness）排他性（Exclusiveness）
民主（Democracy）宪政（Constitutionalism）
平等（Equality）根据某人/某事物（本身）的品质、价值
来考虑、判断某人/某事物（Merit）
公共部门（PublicSector）私人部门（PrivateSector）
和平主义（Pacifism，任何战争都武力威慑（ArmedDeterrence）
是错的，任何争执都可以通过和平
手段得到解决）
他们还分别代表了各自的特殊利益集团（interestgroups）：
工人商业管理层以及所有者
穷人富人
妇女男人
少数族群（Minorities）白种人
学院人士（Academics）基督徒
环保人士（Environmentalists）产业界（Industry）
艺术家警察和军人（PoliceandMilitary）
枪支管制倡议者（Guncontrol枪支拥有人（Gunowners）
advocates）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权利、财产权以及“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的？
自由主义者相信,团体生存（groupsurvival）比个体生存（individualsurvival）要高效率。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隐士（truehermits）是那么极端罕见的原因了。但任何一个团体努力都需要团体协同（agreement）,合作（cooperation）和协调（coordination）。这也反过来需要一个社会契约来为各名成员定义权利和责任。在美国，选民以他们的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创造了他们的社会契约。违反法律构成契约违约,（这样的做法）合法化了适当的执法措施（lawenforcementmeasures）。
什么形成了建立在社会契约中的权利以及财产权的基础呢无论选民赞成什么——可能是任何手段,如同历史确实已经显示了的。他们的权利和财产是如何被保卫主要由契约批准的执行机制:警察,军事机关,立法机关,法院等（来保障）。没有这样的强制力（enforcement）,协议本身将会摇摇欲坠（precarious）,（到那时）没什么能阻止一个更为强壮的邻居伤害到你的权利或你的财产。
许多保守主义者把权利看作是自然的（natural）,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上帝给予的（God-given）和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但权利无法像自然规律那样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可能被打破。他们不可能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历史上充满了起始阶段（inthefirstplace）从未拥有权利或使权利被拿走的人的例子。他们不可能是上帝所给予的,因为世界上的宗教在权利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拥有大面积的不同意见；甚至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ity）允许奴隶制达成千上万年,虽然今天它不这样做了。权利不可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奴隶制被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视为是自然的并由教会保卫直至19世纪。事实上权利在历史上做了非常多的变动，证明了他们是社会性的架构（socialconstructs）。自由主义者相信道德哲学和科学上的进展在对我们改善权利的概念上是负有责任的。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平等vs.功绩（merit）⑵的？
在最奖励优点和成功的社会,竞争变得至尊,适者生存,并且人们得到了他们（未经证实的）宣称应该得到的（事物）。这样的制度被称做“功绩制”（“meritocracies”），他们是由松弛规则（relaxingtherules，放宽规则对行为对象的约束性）来成就的。另一方面，当平等被赋予给每个人,人们变得不那么危险（lesstreacherous）、以更为文明的方式对待他人,但他们缺乏成就的动力,因为多劳并不会多获（sincethereisnorewardforgoingtheextramile）。这样的制度叫做“平等主义的社会”（“egalitariansocieties”）他们是由扩展规则（expandingtherules，扩大规则对行为对象的约束性）来成就的。大多数社会都设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完全无限制的“功绩制”就像是用肉搏战（aknifefight）——缺乏规则允许了强者消灭或征服弱者。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权力和财富集中到了越来越少（人）的手里。我们可以通过形容这个动态过程的许多谚语来了解它:“钱生钱”（“Ittakesmoneytomakemoney”），“没什么成功象成功那样成功”（“Nothingsucceedslikesuccess”），以及“富者越富，贫者越贫”（“Therichgetricherandthepoorgetpoorer”）。
自由主义者因此主张一种适度的功绩制:那些拥有多数优点、长处的人继续赢得多数金钱或权力,但会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把它（钱或权力）重新分配给中等和低收入阶级。这是由累进税（progressivetaxes）,反对贫穷的开支（anti-povertyspending）,以及其它规定来完成的。自由主义者没把这看作是对于穷人的一种“赠品”（giveaway）——相反,他们把它看作是对于富人来说不应得的、来的快去的也很快的那类利润(特别是在财富累积的最早阶段),如此重新分配（利润）回到生产他们的工作者手上对于防止剥削是必要的。一种适度的英才管理制保留了两个世界的最佳部分:激励成就,merit被拉平的一种健康的人才组合（ndahealthytalentpoolfromwhichmeritisdrawn）。众多的研究证实,这才是最为健康的经济体。在一个更加著名的研究的当中,经济学家TorstenPersson和GuidoTabellini在现代民主国家历史上的不平等和增长进行了一个详尽的统计分析,并且发现那些收入更加平等的国家一般经历了更加快速的生产力成长。
但是,自由主义者不主张在苏联试验产生了问题之后，在其他方向上往严格意义上的平等主义（strictegalitarianism）行进得太快。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民主制度的
自由主义者大概是民主制度的最为强有力的提倡者。民主所解决的问题由一句老格言就可以描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Powercorrupts,and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当权力或财富大规模的集中在社会中的很少数人的手里,民主制度在分散多数权力回归到人民手里是相当有效的。换句话说,当足够的选民变得不满意现状（statusquo）,他们就可以投票改变它。
当然,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非常痛苦的怨对这一切；这就是所以会在富裕的保守主义者（wealthyconservatives）和商人中会有一个如此强的反民主特征（anti-democraticstreak）。他们抱怨民主制度允许了穷人合法的偷窃富人（的财富）。(自由主义者反对无规则限制的资本主义容许富人剥削、窃取穷人的利益,税收简单地就纠正了那样的行为)但民主也同样运做在另一个方向上。如果我们居住在待遇平等的社会里,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投入（inputs）,人们肯定会投票选择创造一个有激励和奖励的制度。因此民主制度在腐化的绝对权力和缺乏激励之间,在毫无限制的英才管理制和平等主义之间，达到了平衡。这是适度的英才管理制首要的功能。
多数自由主义者钟意继续加强我们的民主体制；例如强制性投票制（mandatoryvoting）,州或全国范围的全民公投（stateornationalreferendums）以及创制权（initiatives）,并且更大幅度的扩大类似“机动选民”法（the“Motor-Voter”law）的选民登记。一些急于求成的人士主张直接民主,直接由人民,而不是他们的代表,通过直接地表决来立法。然而,受过教育的全体选民（aneducatedelectorate）对于任何民主制度的成功都是必须的,并且有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公众是否受过教育或获晓了足够的信息以至于能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基本要点进行投票。
自由主义者强调宪法以及他们的修正案是能够像其它法律那样被通过的:在广泛的辩论以后由人民的代表进行表决。唯一的区别是,宪法修正案比（constitutionalamendments）（普通）法律更难通过,因为他们要求在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通过（atwo-third'smajorityinCongress），全国四分之三的州多数的通过（athree-fourth'smajorityoftheStates）。
自由主义者并且指出,宪法（constitution）和国会通过的法律（lawsofCongress）两者拥有同样的目的:保护个人权利,建立个人责任,并且描述政府（可以进行的）举动（operationsofgovernment）。然而,宪法却可以在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做到这一切。换句话说,宪法描述我们的社会将怎样运行的一般性原则,（普通）法律（thelaw）则诠释细节（fillsinthedetails）。许多人会更想看他们喜爱的道德信仰（moralbeliefs）被龛放（enshrined）在宪法而不是（普通）法律中,但宪法通常却不是一个适当的存放那些信条的地方。一部包括许多具体法规的宪法将会是不灵活的（inflexible）(由于绝大多数的要求)(duetothesupermajorityrequirement)并且会迅速的过时（growobsolete）。
自由主义者相信当美国在1788年首次批准通过了宪法,这是一个为富有的白人男性土地所有者利益服务的文本。黑人被禁止投票直到1870年；妇女直到1920年；税收债务人（taxdebtors）直到1964年；青年人直到1971年。同样,许多权利法案（BillofRights⑶未被保卫或未被强制执行直到最近。早期的美国媒介经常因为“煽动性”（“seditious”）材料而被审查,直到20世纪初期第一个介入新闻自由（freedomofthepress）的案件被起诉至最高法院（SupremeCourt）才开始不那么做,。自1920年以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是针对少数族群（minorities）,穷人,那些无法支付司法费用、无法保守他们权利的团体的权利法案的最主要捍卫者。这个过程花费了数个世纪,美国宪法才逐渐演变成了（属于）真正人民的文本（atruepeople'sdocument）。
保守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称为“立宪主义者”（constitutionalists），因为他们假设宪法中（保障的）强有力的财产权是保护他们的财富和所有权免受贪婪的拥有多数投票权者（thegreedyvotingmajority）（侵占）的最佳方式。但有趣的是,他们提出的反税（anti-tax）,支持所有权的修正案（pro-propertyamendments）会倾向于那些已经拥有多数财富的特殊利益集团（thespecialinterests）:富有的男性白人商人。与他们对ACLU（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的缩写）为捍卫针对少数族群和穷人的权利法案的恶毒批评相比较，清晰的显示了，许多人仅仅是使用宪法作为保护他们特殊利益从而不惜牺牲其他人的一种政治橄榄球（apoliticalfootball，做“工具”理解）。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游说活动（lobbying）的
游说活动建立在金钱破坏了民主的程序（democraticprocess）之上。根据我们当前的竞选制度,最准的预测（谁）成功（竞选）就是看哪名候选人（在竞选中）开销最多。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奉承迎合（currythefavorof）富有的竞选捐款人,那是一群期待（当选者）以法律的形式逾越（公众）共同利益来回报奖励他们特殊利益的人士。这不是民主；这是最高出价投标者的政府（thisisgovernmenttothehighestbidder）。
自由主义者相信,游说应该根据论据和逻辑的吸引力来进行（basedonappealstoargumentandlogic）,而不是金钱。所有的特殊利益团体,无论富有或贫穷,他们的代表应该具有针对他们自身情况的议题进行讨论的机会。虽然喜欢某位代表是一个宪法给予的权利,今天的（竞选）制度要求$5,000才能达到那个门槛——如果你没有金钱,你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当前的游说制度是不合宪的（unconstitutional）,并且应该撤消这些内容。一项由自由主义者共同推荐的改革是竞选财务公开（thepublicfinancingofcampaigns）,每当其他人接受来自私人的捐赠时匹配相应的政府基金给他的一个对手（withmatchinggovernmentfundstooneopponentwhenevertheotherreceivesaprivatedonation）。那样的话,捐款人还是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捐赠对象——这是另一项宪法权利——由于它没有导致什么优势，没有真正的动机需要如此做法。
我们当前的许多问题源于一个法人化的特殊利益制度（acorporatespecialinterestsystem）的上升。1975年,SUN-PAC议案合法化了今天正在贿赂我们国会的组织——法人团体政治活动委员会（corporatepoliticalactioncommittees）。在SUN-PAC议案实施10之后,法人团体PACs（PoliticalActionCommittees的缩写）的数字爆炸般的从89个到增长到1,682个。在1992年以前,法人团体占了所有PACs的67%,并且他们捐赠了所有政党捐献额的79%。在那期间他们导致了政府中一次极大的权力转移,（使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富有阶级手里。最高税率从70%削减到了28%。关于公司的联邦法规（Federalregulationofcorporations）被大幅度削减了一半。实际上在1970年和1991年之间每个家庭的社会保障津贴(AFDC)被削减了42%。结果造成一个毫无限制的功绩制（unrestrictedmeritocracy）,财富集中到了越来越少人的手里。
自由主义者如何看待工人阶级的
经济学家通过基尼指数（Giniindex）来测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指数为0的时候表示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指数为1则意味,一个人获得（社会中的）所有收入。1947年,美国的基尼指数为0.374。截止到1968年,经过二十年对于富人的高收税之后,指数下降到空前低的0.348。然而,从那以后开始上升,1994年时上升到0.426,是自咆哮的二十年代（theRoaringTwenties，经济告诉发展的年代）以来最高的不平等程度。有至少10个原因造成了这种趋势:
缺少累进税（Lossoftaxprogressivity）
最低工资的失败使得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Failureoftheminimumwagetokeepupwithinflation）
工会组织影响力和会员人数的下降（Lossofunioncloutandmembership）
解除（政府）干预（Deregulation）
赤字(巨大的利息支付给了银行界)
增加的个人和公司债务(利息再一次支付给了银行界)
下降的个人社会保障津贴。
增长的公司福利(准许了CEO薪水爆炸性的增加)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增长(为了符合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规律，向下给初级薪水的工作岗位施加了压力)
1973年的经济减速
考虑到最初的八条可以通过法人游说团体对国会进行贿赂（以实现）（NoticethatthefirsteightcanbebribedthroughCongressbycorporatelobbyists）如果美国想要减少它的收入不平等,它只须简单地消除或改革法人特殊利益制度（thecorporatespecialinterestsystem）就行了。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收入不平等的
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中的大多数问题有极大地关联。由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的两项研究——在所有50个州中测试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他们发现收入更加不平等的州遭受了以下列举出的所有问题:
所有年龄组更高的死亡率
更高的杀人率（Higherratesofhomicide）
更高的暴力犯罪率
以更高的费用维持每个人的警力保护（Highercostsperpersonforpoliceprotection）
更高的入监率（Higherratesofincarceration）
更高的失业率。
更高人口百分比接受收入补助和食物券（Ahigherpercentageofpeoplereceivingincomeassistanceandfoodstamps）
更多的高中退学（Morehigh-schooldropouts）
更少花在每个人教育上的州资金（Lessstatefundsspentperpersononeducation）
每人在学校拥有更少的书（Fewerbooksperpersonintheschools）
更加拙劣的教育表现,包括更差的读书能力,更差的算术能力（Poorereducationalperformance,includingworsereadingskills,worsemathskills）
更高的婴儿死亡率（Higherinfantmortalityrates）
更高的心脏病
更高的癌症率
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比例更加高
出生时为低体重的婴孩比例更加高（Agreaterproportionofbabiesbornwithlowbirthweight）
由于伤残无法工作的人口比例更加高（Agreaterproportionofthepopulationunabletoworkbecauseofdisabilities）
使用烟草人口比例更加高
久坐不动的(不活动)人口比例更加高Ahigherproportionofthepopulationbeingsedentary（inactive)
每个人的卫生保健需要更高的费用
收入越不平等的州没有遭受到更多这类问题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贫困人口；甚至,那些州也在中产阶级中目睹了更多这类问题。这显示不平等,不仅是绝对贫困的程度,也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来自享有较少不平等的欧洲的统计显示，只有少量健康和社会问题，相当好的证明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性。
保守主义者争辩说,这种关联性不是因果关系,也许是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导致了收入不平等。但是这种声称的问题在于,把收入不平等的非常快速、非常猛烈、非常局部化（toolocalized）的波动归因于人在性格，道德和工作伦理方面的突然变动,特别当他们是同样一批人。把矛头指向在社会政策上的突然变化是非常简单的,譬如针对富人的大量减税（massivetaxcuts）和针对贫寒人群的大幅度削减社会保障津贴（slashingwelfarebenefits）。
但是在这种循环是从何处起始的却没有什么疑问：美国过去关于奴隶的政策以及吉姆·克劳法（JimCrowlaws⑷后者只是在三十年前被根除掉（eradicated）。自由主义者相信如果社会政策能创造出贫穷的循环，（同样可以用）社会政策来结束它。例如,在1959年和1969年之间反贫困项目（anti-povertyprograms）使黑人贫困率从55%降低到32%。并且在这期间,黑人的智商和健康统计上升得要比白人快许多,渐渐往较高的白人平均值靠拢（convergingtowardsthehigherwhiteaverage）。
由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研究显示,即使是持公正态度和聪明的人士也不把反对合格的少数族群求职者视为是歧视直到面对统计证据的时候。种族主义依然在这个国家存在,即使人们在其他方面以它为骄傲。
平权法案在确定公司该以什么比例录用合格的妇女（求职者）和少数族群（求职者）上起作用，然后以聘用的比例来制定一个目标。例如,假设少数族群占当地人口的30%,但只有15%在求职时符合公司要求。在对可行的人才组合研究以后（Afterastudyoftheavailabletalentpool）,平权法案为公司制定了15%的聘用目标,而不是30%。因而,平权法案仅仅要求公司聘用体现一个真实面向的合格的人才组合。说少数族群是不够资格,或说他们不如他们的同侪合格，这是种迷思。如果公司在出做出诚实信用的努力去达成这个目标但最后却失败了,它是不会招致法律惩罚的。仅仅要求把目标重新设置至明年,后年,再后年,如果必要话。法院只会在清楚显示为明目张胆歧视合格的少数族群的情形下进行干预。
从这方面来看,真的很难去批评平权法案,因为聘用的目标代表了唯一的真实的“忽略肤色差异”（colorblind）事态。实质偏离这一目标（的做法）暗示,公司歧视的对象从一组合格人选转移到了另外一组对象身上（这种做法对于另外一组合格求职者来说也同样是不公平的）（Deviatingsubstantiallyfromagoalsuggeststhatthecompanyisdiscriminatingagainstqualifiedpeoplefromonegroupinfavorofqualifiedpeoplefromanothergroup）。公司不应该关心它的雇员的种族背景只要他们合格就行；的确,聪明的公司会认识到,这样的做法扩展他们的人才组合。就是为什么像IBM那样的大公司公开宣称他们对于平权法案支持的原因；他们意识到了（遵守那样的法律）并不意味着被强迫去雇佣不合格的员工。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福利的？
福利是一个有意保持5%-6%失业率的国家所必须的。(当失业下跌到在这种水平之下时,通货膨胀开始增长,并且联邦储蓄会收缩货币量从而把通货膨胀和失业带回到同一水准)(Whenunemploymentdipsbelowthis,inflationstartstogrow,andtheFederalReservecontractsthemoneysupplytobringbothinflationandunemploymentbackinline)因此告诉福利接受者只要去“找份工作”（“getajob”）是种可怕的经济模式,因为它不可能逐渐（literally）使失业率降低为零。
在1987年3月,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AccountingOffice)公布了一份总结了自1975年以来的一百多项福利研究的报告。它发现“研究不支持福利鼓励双亲家庭分手（two-parentfamilybreakup）的看法”或是福利显著的降低了工作的动力。保守主义者还指责福利给予了母亲一种经济动力鼓励使她得以生产更多孩子。在最近六年当中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十项主要研究,没有一项研究发现薪水程度与一个妇女生养孩子的决定之间有任何联系。福利救济家庭规模的平均大小实际上是与非福利家庭相同的。
由于穷人无法负担在华盛顿的受到良好资助的游说者（well-fundedlobbyists）,他们容易实现的目标是削减预算。在1970年和1991年之间,个人的失依儿童的家庭补助（AidtoFamilieswithDependentChildren⑸简称AFDC）付款实际下降了42%。今天,AFDC占政府联合预算（combinedgovernmentbudgets）的不到1%。而与此同时,公司福利一年就花去$1500亿,三倍于联邦在失依儿童的家庭补助和食物券上的开支。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女权主义的
自由主义者促进了妇女的利益（interests）,权利，平等以及赋权（empowerment）。但是,没有单独突显的“女权”（“feminist”）观点,正好比在世界上没有什么“男性”（male）观点。女权主义逐渐成为一个拥有各种各样观点的多样化运动（adiversemovement）,即便是在它的领导层中。尽管如此，（女权主义的）两个分支（twoschools）必须要提及。一个是激进的女权主义（radicalfeminism）,它特别承诺了要对强奸（rape）,色情（pornography）,虐待妻子（wifeabuse）和父权制（patriarchy）做抗争；它强调好战的行动主义（militantactivism,）分居主义（separatism）和同性恋权利（gayrights）。其它一派是适度的女权主义,持男性和女性应该一致且平等的（togetherandequal）的观点,妇女应该在没有歧视,没有污名化（stigma）或没有诋毁（abuse）的情况下自由做任何她们所渴望去做的事,。明显地,两个分支之间有着许多交叉点，区别在于对于（许多问题的）强调程度不一样。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环境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是如此成功地解决了短缺（scarcity）的问题以至于允许我们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自从1800年世界人口达到了十亿的数字，工业革命就带来了人类的曙光。第二个十亿要比第一个十亿的到来快许多：1930年。在1960年达到了三十亿,在1975年达到了四十亿,在1986年达到了五十亿,在1998年达到了六十亿。在这个星球上，每隔十年我们就增加了相当于中国人口
总量的人口。
由于人口爆炸性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根据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Institute）,一个环境监测团体（environmentalwatchdoggroup），我们正在经历以下列出的所有趋势：
人造化学制品毁坏臭氧层（Man-madechemicalsaredestroyingtheozonelayer）
人造化学制品导致全球性变暖
多数农业,肉,鱼和水源要么达到了他们的极限要么呈下降趋势,尽管需求在迅速地扩大
在有毒废料站点、化工业和核产业附近死亡和癌症率更高
绝种率上升（Theextinctionrateisclimbing）
世界上的雨林正在变得更少
世界上的珊瑚礁正在变得更少
由于（针对昆虫和细菌的）杀虫剂和接种疫苗的使用，更多昆虫和细菌变得免疫（Moreinsectsandbacteriaarebecomingimmunetothepesticidesandvaccinationsusedagainstthem）
自由主义者主张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asustainableeconomy）来替换我们（现在运行的）基于增长的经济模式（growth-basedeconomy），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在他们能被取代之前不会以太快的速度消耗完资源。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自然（nature）是肯定会为我们做这一切的,你可以打赌,我们对待我们自己肯定是会比自然对我们要好一些（andyoucanbetthatwe'llbekindertoourselvesthannaturewouldbe）。
自由主义者相信,当前的刑法体制（criminaljusticesystem）由始至终对于穷人来说都是有成见的（biased）。一个总统委员会（Apresidentialcommission）发现91%的人已经承认只要犯罪就应该判罚他们去做牢。然而,我们的监狱类似于全国贫民窟（thenationalpoorhouse）。在研究统计数据以后,著名的犯罪学家JeffreyReiman写道：“同样的犯罪行为,穷人可能被拘捕；如果拘捕,他们很可能被起诉（becharged）；如果起诉,可能被判罪（beconvicted）；如果判罪,可能被判刑到监狱；如果判刑,很可能被判比中、上阶层人士更长的刑期（prisonterms）。”金钱在操控刑法体制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自由主义者相信,所有罪行——无论罪犯有多么富有——都应该被惩罚。
。两项分开的研究,一项来自哈佛大学,一项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把州犯罪率与他们的收入不平等率做比较,发现收入最不平等的州有着最高的杀人率,暴力犯罪率，入监率。
枪支游说团体在被广为散布的一种迷思，即拥有枪支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一项个人权利上犯了过失。但是最高法院——宪法规定的这个国家的最后仲裁者（arbiter）——总是持有宪法第二修正案（the2ndAmendment）是保护了州民兵组织（statemilitias）（拥有枪支）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拥有武器（的权利）。这些民兵组织必须由各州来组织和运做；在今天,那就是国民警卫队（theNationalGuard）。这意味着政府只要它想要就可以自由的对公民进行约束（regulate）甚至进一步直接取缔火器（banfirearms）。法院那么长期、那么一致地维护了这种解释,以至于法律学者（legalscholars）考虑把这个争端直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甚至连全国步枪协会（theNationalRifleAssociation）也都认可这个看法,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挑战的是在宪法第十修正案中的布来迪法案（theBradyLawon10thAmendmentgrounds）,而不是宪法第二修正案。
RobertHeinlein曾经做过著名的引证,“一个武装的社会是一个礼貌的社会。”（“Anarmedsocietyisapolitesociety”）但是你不可能实现一个比日本更礼貌的社会,日本实际上禁止所有枪支的,但却有着全世界最低的谋杀率。作为对照,美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枪支拥有量,它的谋杀率同样也是最高的。研究表示,枪支容易获得与谋杀率一般是有相互关联的。当然,它也可能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谋杀率（的伤害）而去买枪。但据FBI报道,只有1%的谋杀被认为是正当的使用火器杀人。无论枪支购买者是什么本意,这些武器绝大多数被使用来谋杀而不是自卫。
虽然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对毒品的合法化,但多数人认为,禁止毒品已经失败了,不比禁酒好多少（nolessthantheprohibitionofalcohol）。浪费在毒品斗争上的金钱已经有几十亿美元了,牵制了警察解决更加严重的犯罪，因为（罪行）较小的毒品罪犯而胀大了监狱囚犯数。在1986年到1991年之间,同屋囚犯因为毒品犯罪占全国监狱人口的增量的44%。对国家的毒品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教育民众关于毒品和滥用毒品（的知识）,并且使吸毒者能轻易接触到治疗项目。使毒品去罪化（Decriminalizing）会让毒品交易行为从构成犯罪的行为（thecriminalelement）中脱离出去,并且允许政府对这主要的黑市（blackmarket）制订规则和征税。
认为自由主义者一般是无神论者（atheists）或非基督徒（non-Christians），或是说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是保守主义者,这是一种谬论。约93%的美国人口相信上帝；82%的人是基督徒。很明显地,肯定有许多是基督徒的自由主义者,因为47%的美国人认同他们自己是民主党人（Democrats）。
1994年11月盖勒普（Gallup）民意调查（poll）发现只有22%的美国人形容他们自己是“宗教权利”运动（“religiousright”movement）的成员——但是却有70%的人拒绝这种标榜（label）。然而,越是虔诚的（religious）人越有可能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倒是真的。只有35%的美国人是“虔诚的”,这个字眼（“虔诚的”）是需要他们认为宗教是“重要的”并且会每周一次参加宗教服务来定义的。在这个群体中,有59%的人是共和党人（Republicans）,36%的人是民主党人。
自由主义享有一份丰富的科学遗产（scientificheritage）,因为自由主义者是进步和变动（progressandchange）的倡导者,而科学是这两者的引擎。为此自由主义者是普及公共教育以及终身学习（universalpubliceducationandlifetimelearning）观点的强力支持者,对于这类做法的效果以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拥有非常高的信心。相反,保守主义者一般与科学和学术界保持一种对抗性关系（antagonisticrelationship）。历史上大部分最伟大的科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
,伽利略（Galileo）,笛卡儿（Descartes）,牛顿（Newton）,哈雷（Halley，英国天文学家、数学家）
,达尔文（Darwin）,哈勃（Hubble，美国天文学家）,甚至是罗素（BertrandRussell）——都是自由主义者(与他们的同辈比较)，他们都遭受到了来自基督教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dogmatists）最猛烈的反对和迫害。回顾历史说明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Christianfundamentalists）和保守主义者几乎从未成为社会改革或科学发现的先锋。甚至是在保守主义者相较常规领域更具有代表性的经济领域,“现代经济学之父”（“fatherofmoderneconomics”）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
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堕胎的？
堕胎是地球上最具复杂性的一项争论。掌握讨论要求对于生物学（biology）、神学（theology）、伦理学（ethics）、法学、道德理论（moraltheory）、权利理论、哲学、逻辑学、女性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具有一种详尽的认知（adetailedknowledge）。某些人想通过引用圣经来避开（sidestep）这种复杂性,但即便是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神学家也会同意说圣经没有一则清楚和毫不含糊（unambiguous）的关于堕胎的信息（message）。(实际上,它甚至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即使是达到分娩程度的堕胎)由于这种复杂性和困难性,自由主义者相信,堕胎是由良心（conscience）所决定的,是留给个体和她的上帝之间（的决定）。
或许最常见的支持生命（pro-life）反对堕胎的论据是圣经的信条（Biblicalcommandment）,“你不可以谋杀（murder，有杀人意图）。”(西伯来词rasach意味着“谋杀”“murder”,而不是“致死”“kill”，不一定有杀人意图)但谋杀（murder）是一项法律条款（alegalterm）,不是一种综合的描述（ablanketdescription）。圣经允许许多出于意外的致死（killing）。堕胎是其中之一吗我们不知道,因为轻率的（levitical）法律给了我们大片空白；它的许多法规被我们遗漏掉了（manyofitsstatutesaremissingtous）。但是,犹太教的传统（Jewishtradition）却从未认为堕胎是一种罪孽（sin）。
一些基督徒争辩说,在堕胎问题上缺乏圣经的法律（scripturallaw）并没有给予我们“扮演上帝”（“playingGod”）的许可。但是人在以不必要的痛苦和遭遇给孩子以生命的做法上一点也不亚于“扮演上帝”。在这方面我们也没有圣经的忠告,所以,通过这种逻辑,我们不应该那样做。迷题（conundrum）依旧:无论怎样人必须在缺乏上帝任何明确的指示的情况下“扮演上帝”,那就必须根据他们的良心做出选择。
一些自由主义者在甘地（MahatmaGandhi）之后塑造了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是绝对和平主义者（absolutepacifists）,在任何原因的情况下放弃（renouncing）暴力。然而,多数自由主义者看到了出于自卫的合法需要（alegitimateneed）,甚至是在国家层面的武装力量（evenonanationallevelwitharmedforces）。与希特勒（Hitler）的斗争是一个通常被援引的例子。但自由主义者联合他们的观点，认为进攻性军事行动是错误的。他们也看到了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是对有限的资源的一种浪费,更不要提这种行为的危险性。许多自由主义者相信,一旦全世界变得民主化，战争将成为过去的事。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对稳定的、源远流长的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开战的观察基础上的。(包括起义insurrections和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在此例之外。)自1815年以来进行的71场跨国战争（interstatewars）中,没有超出这个规则的特例。（意思是说民主国家之间的确是没有发生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