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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2江苏
提要
作者简介
陈新元，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蒙元制度史、政治史。
一
其二是元朝官修的《后妃、功臣列传》，是书从仁宗朝开始纂修，历经多次延宕后终于在至正年间完工，今已全部亡佚。市村瓒次郎、邱树森、陈得芝等学者认为《元史》中许多传记取资于此。[3]不过，主张此说者所不能忽视的是，明朝史臣在《元史·后妃表序》中明确提到说：“（元）累朝尝诏有司修后妃传，而未见成书”，[4]否认在纂修过程中曾利用过这部书，因而我们对于此书是否为《元史》列传的史源也应当存疑。
以对《元史》史源着力最多的《元史探源》一书为例，《元史》卷一二三共收入布智儿等二十人的传记，《探源》中仅给出了《纯只海传》的出处；[7]卷一三四收录了撒吉思在内共十七人的传记，《探源》仅讨论了《马月合乃传》等四传的史料出处；[8]又如卷一三五收有铁哥朮、口儿吉等十七人的传记，而《探源》中则干脆略过不提，可见在《元史》中有大批蒙古、色目人传记的史源无法落实。
对此固然可以解释道由于元人文集传世者数量无多，这些传记原本直接或间接依据的碑传、行状都已随文集的散佚而消亡，使得追溯史源的工作无从措手。但仔细阅读这些蒙古、色目人的《元史》本传，便会发现若干疑点，让这种解释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根据余元盦先生的看法，这些传记有抄撮自元十三朝《实录》之可能。[12]历代《实录》在记载名臣薨卒时都会附上叙其生平的简传，“实录内例有附传，国史列传之所本也”[13]，这大概是余先生推测《元史》列传有部分来自于《实录》的依据。而苏天爵亦曾在奏疏中提到说：
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我国家至元间初撰祖宗实录，于时诸臣多在。及元贞初，诏修《世祖实录》，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迹，录送史馆，盖欲纪述一代之事，寓修诸臣列传。[14]
可见元人确有在《实录》中加入附传的打算，认为元《实录》中的附传是《元史》列传史源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想。
但现在看来，这种推想实难成立。因为苏天爵紧接着又说道：“然以进史日期太迫，诸臣事实不完，迁延至今，竟不果作。”否定了太祖至世祖五朝《实录》中附有诸臣传记的可能。不仅如此，据元末长期在大都活动，后成为《元史》总裁官的王袆称：
国朝沿袭旧制，其修累圣实录，咸有常宪，而名臣之当附传其间者，久犹阙如，盖自大德丙午（1306），迨今至正戊子（1348），屡诏史臣纂修，以补实录之阙。[15]
二
有旨修《皇朝经世大典》……公遂兼修《治典》。《治典》者，大典臣事六篇之首，凡国家诏旨、官府建置沿革、宰相拜罢年月、世家功臣勋业始末、官吏黜陟之例、廷臣策士条列之议莫不系焉。[17]
赵氏所提到的各项内容，在《治典》中都确有所指，如“官府建制沿革”对应《官制》，“宰相拜罢年月”对应《宰相年表》，而“世家功臣勋业始末”，则自然是指收录了大量功臣传记的《臣事》。
那么《元史》中到底有哪些列传来自《经世大典·臣事》？由于《经世大典》全书已佚，意味着不太可能通过传统的文本比对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另辟蹊径。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存的少量传记佚文进行文本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兹将辑自《永乐大典》的《只儿哈郎传》备引于下：
哈郎，灭乞里台氏。至元二十四年，授昭武大将军、太仆卿。元贞元年，进阶资德大夫，是年，立西域司，改授资德大夫、御史大夫、太仆卿、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佩虎符，寻进荣禄大夫。大德四年，以疾卒。子秃鲁不花，至大元年，授开府仪同三司、丰国公，遥授平章政事，行太府院使、西域亲军都指挥使，佩虎符，寻又特授左丞相、行知枢密院事。至大元年，以疾卒。子咬住哥，授嘉议大夫、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皇庆二年，进通议大夫。至治三年，改授正议大夫、同知典瑞院使兼前职。天历元年秋九月，有战功。二年，授云需总管府达鲁花赤。[18]
再看另一篇《别鲁古传》：
别鲁古，钦察氏。至元二十三年，立钦察卫，命充本卫佥事，佩金符。武宗皇帝潜邸时，从征杭海，床兀儿王传旨，命总扈驾军，为万户，从战有功，寻复为钦察卫佥事，卒。子脱欢不花袭。脱欢不花卒，侄兀鲁思袭。天历元年秋九月，讨倒剌沙，兀鲁思与有战功，锡名拔都儿。二年，从丞相燕铁木儿护送国玺，迎明（甲）〔宗〕皇帝于北，授虎符、明威将军、大都督府副使。[19]
此传136字，传主身份与《只儿哈郎传》一致，同为世袭色目军官，行文风格也非常相近。尤须注意的是，这两篇传记最重要共同点是都在结尾部分提到了家族成员在天历之变中的战绩。
循此思路，我们发现在其他出自《经世大典》的传记中也有类似记载。例如《鲜卑仲吉传》（四代四人，299字）传末提到：“（仲吉曾孙）忽笃土袭职，致和元年（1328）秋八月，兵兴，西安王命领所部军京师备守御。”[20]《西卑传》（四代五人，205字）传尾云：“致和元年秋八月，西安王以兵讨倒剌沙，命（西卑曾孙和实纳）从丞相燕铁木儿擒其党兀剌伯都等，丞相赏金带一，命以兵备守御，有功。”又如《别出古传》（四代七人，315字）结尾记载：“致和元年秋八月，（别出古曾孙阇里帖木儿）奉西安王命，总兵守河中要害地。九月二日至河中，与陕西军迎战，生获九十八人，下有司按治之。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又败陕西军于南阳，以功赐三珠虎符。”[21]
由于两都之战的规模很大，因此除上述五篇传记之外，《经世大典·臣事》里应当还收录有不少其他在战事中为大都一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军官及其先人的传记。通过对《只儿哈郎传》等五传的对比和分析，可以归纳出此类天历功臣传的一些共同特征：篇幅不长、数代人同列一传、传末载有家族成员在天历之变中的功绩及叙事止于天历、至顺年间。从历史编纂的角度来说，《经世大典》中这种传记书写模式的出现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
重惟纂述之初猷，实出圣明之独断，假之以岁月，丰之以廪饷，给之以官府之书，劳之以诸司之宴，礼意优渥，圣谟孔彰。[26]
可见，修撰此书是由文宗的“独断”所发起的，其个人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纂修的方向和进度。元文宗于天历二年八月匆匆复位，九月就急切地下令编纂一部卷帙浩繁的政书，背后的政治动机值得深究。
众所皆知，文宗的皇位是通过政变和暗杀夺来的，他复位以后，在为自己多方辩解的同时，也对泰定帝和明宗余党摆出了安抚的姿态，但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除云南的秃坚、伯忽等人继续发动叛乱外，明宗旧臣也在朝廷内蠢蠢欲动。[27]对于弒兄篡位的文宗而言，复位后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一套合法性叙事来诠释皇位的正当性，配合暴力镇压来稳固政权。
按照蒙古政治传统，汗位的合法性是在忽里台大会上经由臣服跪拜和交换盟誓等一系列仪式后所凝聚的统治集团共识所赋予的。[28]文宗的两次仓促登基，从法理和程序上来说都与蒙古人对合法性的认知相距甚远，其在统治集团内部所造成的裂痕，也不是仅凭草原政治的运作就能够弥合的。而作为一个具有显著二元构造特征的朝代，元朝政治史上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当统治者的上位从蒙古旧制的角度看来属“得国不正”的时候，他便会热衷于从“汉法”中去汲取政治资源来巩固政权。[29]
元文宗的汉学素养在元朝皇帝中堪称翘楚，对汉地政治传统中皇权自我合法化的种种手段自然不会陌生。他下令纂修《经世大典》恐怕不是为了“慨念祖宗之基业，旁观载籍之传闻；思辑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则”[30]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要在这部官修政书中论证天历政权的合法性，提升个人的政治威望。为了使这一意图能被更好地领会和贯彻，文宗不惜抛开翰林国史院，命其私人侍从机构奎章阁学士院专门负责纂修。由于文宗皇位的合法性并非直接源自其血统，[31]而是来自其在天历之变中为武宗系夺回政权所立下的大功。奎章阁臣正是由此入手，运用“破”和“立”两种手段来论证文宗即位的正当性。
所谓“破”主要着眼于否定泰定帝及其继承人的合法性。就天历之变而言，其性质当然是一场权臣和宗王相互勾结发动的叛乱，为了将叛乱合理化，就必须先彻底瓦解泰定帝即位的法理基础。《经世大典》卷首的《帝号》篇在谈及致和、天历间的皇位继承时说：
晋邸信用奸谋，违于祖训，天怒人怨，遂终厥身。我今上皇帝应天顺人，义师克捷，朞月之间，正位凝命。[32]
一上来就将泰定帝贬损为“晋邸”，表示不承认他为正统君主；接着说他“信用奸谋，违于祖训”，实际上是在暗示泰定帝与谋害英宗的南坡一党有牵扯，违背“愿守藩服”[33]的誓约和“支子不嗣”[34]的祖训，非法入继大统；最后斥责他的施政“天怒人怨”，与前几任皇帝在位时的“海内晏然，众庶宁一”[35]形成鲜明的对比，为此甚至不惜吹捧武宗后人的死敌仁宗、英宗父子。[36]如此一来，原本的叛军摇身一变成为了“义师”，叛乱也被粉饰为“应天顺人”之举。
类似的论述又见于《政典·征伐》篇，此篇本以记叙元初几位皇帝的创业过程为主，却在结尾处塞入了记载两都内战经过的《平倒剌沙》编。无须探讨其内容，单就标题而言，将倒剌沙置于宋、高丽、日本等敌国之中便已显得颇为不伦不类，然而这种违和之处即是关键之所在。此编序录云：
天历元年九月壬申，今上皇帝即大位……明诏既下，于是倒剌沙之罪暴于县宇，中外同心，奋勇敌忾，卒致乾坤清夷，归玺神圣，宗社尊安，四海乐业。[37]
尽管这段说辞与事实相距甚远，却与《帝号》篇有着逻辑上的连贯性。刻意拈出倒剌沙的用意，是为了抹杀合法继承人天顺帝的存在，掩盖上都一方本属正统政权的事实，将其污名化为奸臣倒剌沙控制下的伪政权。这样一来，两都之争便可以被定义为天子讨伐奸臣，大都方面不但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叛逆的嫌疑，反而获得了以顺讨逆的大义名分。
除此之外，《经世大典》的纂修者常常刻意抹杀泰定帝的存在，以此来达到消解其正统性的目的。典型例子见于《礼典》的《进讲》和《宗庙》，《进讲》序录称：
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论定大业，厥有成宪......历朝因之，至我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始开奎章阁，陈祖宗之遗训，考经史之格言，以养德性，以成事功，而文治大兴矣。[38]
《宗庙》序录云：
国初祭享之礼，袓宗自有成法。世祖皇帝......武宗皇帝......英宗皇帝......今上中兴，先见庙而后即位。亲祀之礼，史不绝书，宜乎克戡大难，身致隆平，规模宏远矣。[39]
泰定帝在政治上的作为并不多，但他曾下令启用增广后的太庙，将生父甘麻剌的神主以显宗之名迁入其中，并且恢复了自元初以来中断许久的经筵制度，这两件事分别在元代礼制史和元廷与儒士的关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首开经筵之举，在当时被看作是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大事。[40]奎章阁臣将泰定帝本应大书特书的一番改作全部视为无物，其用心不言自明。
而在“立”的部分，《经世大典》中最常见的是对文宗二次即位之后种种施政措施的赞颂。如《礼典·学校》序录：
我朝自太宗皇帝……迨夫世祖皇帝……列圣相承……而我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又设置授经郎于奎章阁之下，以教近臣贵戚子弟之幼者。斆学自贵近始，天下有不感化者乎。[41]
又如《宪典·卫禁》序录：
今上皇帝入正大统，内严管钥，外肃辇毂，侍正置府，通籍创符，其为长治久安之策，所以幸万世者，岂过计哉！[42]
类似的肉麻吹捧在《经世大典》各篇中比比皆是。
以寻常的眼光来看，此类文字不过是御用文人撰写的颂圣之辞，除了较为规模化和系统化外并无太多新奇之处。然而，考虑到《经世大典》是文宗打算大量刊刻和公开颁行的政书，其性质与受众只有皇帝一人的奏疏、表章或御览之书迥然有别。因此，我们应将当此书中对文宗本人的吹捧视作奎章阁臣为宣扬其执政的成就而构建的一套政治话语。对于元文宗这样一位通过叛乱和阴谋上台，正当性广受质疑的皇帝而言，执政的绩效合法性是对“天授君权”的一种极为必要的补充。
上述长篇论证足以说明，《经世大典》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倾向性的官修政书，书中有相当分量之内容是为政治宣传目的所服务的。以此为思考出发点，才能够理解奎章阁臣缘何会打破唐、宋《会要》之惯例，在政书中增入大量的人物传记，以及《臣事》篇中何以会有天历功臣传的存在。
作为一位汉化很深的蒙古皇帝，元文宗对隐含在史官笔端的权力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他曾试图通过干涉关于至治至天历间皇位更迭经过的历史书写，来改变人们对于这几位君主权力合法性的认知。在泰定帝生前，社会上殊少有或根本没有关于他参与南坡弒逆的传闻，所谓晋王与铁失等人合谋的指控完全是由天历君臣捏造出来的。[43]为了坐实这一指控，文宗在皇位稍一稳固后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将倒剌沙的“款伏”编入《英宗实录》，[44]希望藉由对南坡之变的再书写将篡弒的罪名扣在泰定帝的头上。
至于如何来书写天历之变，则更是文宗念兹在兹的问题。《元史·文宗纪》至顺三年五月甲戌条记载：
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45]
《脱卜赤颜》是由必阇赤们用畏兀字蒙文撰写的蒙古本民族的历史，即通常汉译为“国史”者，[46]撒迪其人，乃是图帖睦尔流放琼州、建康时一同“备极艰苦”[47]的亲信，这一次续写《脱卜赤颜》可以看做是天历君臣按照自身立场在蒙文史书中对天历之变的重构。无论此举是出自文宗授意，或是撒迪自行揣摩上意而为之都足以表明，同许多陷入合法性焦虑的皇帝一样，元文宗也打算在生前就建构起诠释其即位正当性的“历史”。
而文宗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是，他本人的《实录》不可能在其生前就开工，官修《功臣列传》的进度又早已延宕多时，因此，将《经世大典》的编纂与修史合并进行就成了最可取的策略。关于修撰《臣事》篇之缘起，其序录中说道：
圣上诏修此书，实以显谟承烈为重，然求事迹于吏牍，则文繁者不足以得其旨意，事简者又不足以见其始末，于是神圣思虑之精微、诰训之详委、攻取之机略、法令之制作，几不得其什一焉。[48]
至此，我们已对产生天历功臣传这一传记书写模式的政治背景有了深入了解，然而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现实政治所决定的历史书写方式也必然会因政局反复而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后至元六年（1340）正月，元顺帝联合脱脱等人发动政变，将权臣伯颜逐出朝廷，随后下诏“撤文宗庙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东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49]，实质上宣告了由文宗及其死党所主导的天历体制的终结。新的当权者出于巩固权力的需要，在清洗前朝人物的同时，也对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权力合法性叙事进行了清算，文宗的篡弒之举被昭告天下，而在此之前，燕铁木儿和伯颜两人已被全盘否定。随着政局的变幻，歌颂文宗和天历一党也成为了至正时期官方修史时理当回避的禁忌，因此，数量众多且书写模式固定化的天历功臣传只可能存在于文宗时期纂修的《经世大典·臣事》之中。
三
先来看《元史》卷一二三，此卷中的第二篇传记《召烈台抄兀儿传》共218字，记载了抄兀儿、那真、伴撒和火鲁忽台祖孙四代的事迹，传尾提到：
致和元年八月，（火鲁忽台）执倒剌沙起军之使察罕不花，并其金字圆牌以献。天历元年十一月，帝赐金带，仍复其职。[50]
第七篇《阿剌瓦而思传》（338字）共载有其家五代九人，传尾云；
致和元年八月，（阿剌瓦而思玄孙斡都蛮）自上都逃来，丞相燕帖木儿任为裨将……天历元年九月，充行院同佥……三年，以隆镇卫都指挥使兼领拱卫司。[51]
排在第十七位的《捏古剌传》（四代四人，286字）则记载其家两人在天历之变中的功绩：
天历元年八月，（捏古剌孙教化）从丞相燕帖木儿战居庸北……（教化子）者燕不花……天历元年……会丞相燕帖木儿至檀子山，与秃满迭儿战，败之，迁大司农。[52]
这三篇传记的书写模式可谓是与前引《只儿哈郎》等传如出一辙，因而可知它们都来自于《经世大典·臣事》。
《元史》卷一三二共收录了《杭忽思传》等十篇传记，其中第六篇《拔都儿传》（395字）是阿速氏拔都儿家族三代五人的合传，传尾提到：
致和元年，（拔都儿子别吉连）从丞相燕铁木儿擒倒剌沙党乌伯都剌等，领诸卫军守居庸关及诸要害地。天历元年十月，王禅兵掩至羊头山......别吉连从丞相拥众奋击之......寻以疾辞，子也连的袭。[55]
由此来看，此传毫无疑问属于《经世大典·臣事》中的天历功臣传。
卷一三五中，共有五篇武将传记的传尾载有传主或其子孙在天历之变时所立下的功劳。分别是《口儿吉传》（四代四人，248字）：
天历元年九月，兵兴，（口儿吉孙香山）从战宜兴，击杀敌兵七人……以功赐金带一，授左阿速卫都指挥使。[56]
《阿答赤传》（四代四人，283字）：
天历元年，（阿答赤孙斡罗思）谕降上都军凡若干数，特赐三珠虎符，升本卫都指挥使。[57]
《忽林失传》（五代五人，497字）：
致和元年秋八月，（忽林失子燕不伦）在上都……与同志合谋奉迎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同丞相燕帖木儿败王禅等兵于红桥……帝嘉其功，拜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以世祖常御金带赐之。[58]
《彻里传》（三代三人，332字）：
致和元年秋八月，（彻里子失列门）从知院脱脱木儿至潮河川，获完者八都儿、爱的斤等十二人……天历元年，从击秃满台儿之兵于两家店……十一月……以功授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佥事。[59]
以及《和尚传》（三代四人，358字）：
天历元年九月，（和尚）从战通州，以功赏名马……十一月，命领八卫把总金鼓都镇抚司事。[60]
这五篇传记符合天历功臣传的特点，应该也是从《经世大典·臣事》中抄录出来的。
天历元年九月，（帖哥台子善住）赐配一珠虎符，从丞相燕帖木儿御敌檀州等处……俘八十四人以归。丞相嘉之。[61]
接着在传尾又提到次子孛兰奚一支云：
孛兰奚，昭武大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积官银青荣禄大夫、太尉。子桑兀孙，中卫亲军都指挥使。桑兀孙卒，弟乞答海袭职。
如果要将《明安传》归入《经世大典·臣事》，就必须排除孛兰奚父子的事迹溢出《经世大典》成书之年的可能。据《元史》记载，孛兰奚官拜太尉事在延祐四年（1317）七月，[62]至治元年（1321）又受封为和国公，[63]从他很早便受到仁、英宗父子的恩遇来看，其二子在文宗上台前就已依次承袭中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可能性很高。
《脱因纳传》是传主和他两个儿子的合传，此传的疑点与《明安传》类似，其中记载道：
致和元年，（脱因纳）分院上都，秋八月，为倒剌沙所杀。文宗即位……追封冀国公，谥忠景。[64]
传末又云：
有子曰定童、只儿哈朗。定童袭父职，阿儿鲁万户府襄阳万户府汉军达鲁花赤，佩金虎符，明威将军。只儿哈朗，初授钦察亲军千户所达鲁花赤，佩金符，武略将军。改授朝列大夫、通政院副使，历同知，升院使，积官中奉大夫。
传末所提及的只儿哈朗，据学者考证他就是《元史·文宗纪》中提到的卷入至顺元年六月“谋变”案被弃市抄家的通政使只儿哈郎，[65]这段背景恰好为《脱因纳传》完成于至顺元年六月之前提供了极有力的旁证，因为从“逆案”发生后到文宗被清算之前，官私史臣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为其家族树碑立传的，而传文中对只儿哈朗在顺帝掌权后被平反、追赠的情况只字不提，可见也不是出自至正文人的手笔。结合以上考证来推断，《明安传》和《脱因纳传》也应出自《经世大典·臣事》，其书写模式可以视为天历功臣传的变体。
上述列传所涉人物庞杂，包含的历史信息也十分零碎，往往令阅读者难以理清头绪，但假如将这些天历功臣传视为整体来解读的话，便能发现它们在逻辑和观念上的内在一致性。如《元史·和尚传》和《臣事·西卑传》中皆有“西安王以兵讨倒剌沙，命从丞相燕铁木儿擒乌伯都剌”（《永乐大典》误作“兀剌伯都”）的字眼，[66]《臣事·鲜卑仲吉传》和《臣事·别出古传》也都宣称政变者的军事调度是在奉西安王之命行事，[67]似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才是政变首谋和核心。尽管从《元史·明宗纪》、《文宗纪》及《燕铁木儿传》的记载来看，西安王只是燕铁木儿等人拉拢的同伙而非上级，但根据蒙古人的传统观念，在选举新汗时，“黄金家族”成员推戴的分量与号召力要远大于“元勋世臣”，所以即使在选举制早已徒具其表的情况下，燕铁木儿仍要藉助宗王的招牌来发号施令，《经世大典·臣事》人为拔高西安王的逻辑也根植于此。
天历功臣传的另一个共通点是在书写天历之变的经过时，十分推崇和强调燕铁木儿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前引多篇传记在叙述传主事迹时，都提到了“丞相”或“丞相燕帖木儿”其人，并且在措辞上极力表现出传主与燕铁木儿的主从之别。这种突出权臣个人的叙事手法，一方面反映了燕铁木儿为天历首功的观念在文宗朝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奎章阁臣在纂修传记时不自觉地受到了这种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燕铁木儿在当时所拥有的熏天权势。这一共通点也是判明天历功臣传出自《经世大典·臣事》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燕铁木儿死后不久就因其子唐其势谋反而遭到清算，[68]此后的官私史传是肯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吹捧他的。
在上述十一篇传记之外加上《鲜卑仲吉传》和《张均传》的话，[69]现所知的被抄进《元史》的《臣事》传记已达到了十三篇，而我认为明朝史臣所取远不止于此。
根据《臣事》序录的说法，此篇的收录对象理论上囊括了从成吉思汗时期至天历、至顺年间所有建立过勋业的“宗藩大臣”和“中外文武百僚”[70]。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苏天爵曾抱怨：“向修《经世大典》，臣事之见于简册者，十居二三。”[71]在他看来，《经世大典·臣事》所收录的人物尚不到他认为有资格立传者的三分之一。苏氏作为心忧史事的当代人，其言辞未免有夸张之处，以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十居二三”已经代表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数目，而虞集在《经世大典》成书后的自矜之语则间接印证了这种看法，《虞集神道碑》记载道：
皇朝《经世大典》之为书，公任其劳居多……祖宗之成宪、功臣之阀阅具存，凡八百帙。既进，谓同列曰：“他日国史诸志、表、传，举此措彼耳。”[72]
从后来的《元史》志、表基本系由《经世大典》删略而成来看，虞集的预言应当说是言之有据的，据此可以推断《臣事》中的传记数量必定达到了相当之规模，否则虞集何来断言《元史》列传将“举此措彼”的底气？尽管苏天爵和虞集看待《经世大典》的立场并不一致，但他们的言论都足证《臣事》篇是一部卷帙繁多的元代中、前期人物传记总集。
在对《经世大典·臣事》的性质和规模有大致了解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首次开局修《元史》时列传部分的主要史源之一。《元史》第一局从洪武二年（1369）二月开工到当年八月进史，前后只用188天就完成了“凡一百三十万六千余字”的“粗完之史”[73]，列传六十三卷在其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以常理来判断，在修史程限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对于负责编纂列传的史臣来说，最合理的办法是在已成书的功臣传记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而非临时从各处搜集碑传文字再捏合在一起。明朝史官亦曾隐晦地透露过元修旧史在纂修列传时所发挥的作用，《元史·奸臣传序》云：
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然奸巧之徒......其行事之概，亦或散见于实录编年之中......谨撮其尤彰著者，汇次而书之，作《奸臣传》，以为世鉴。[74]
这段话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与《奸臣传》不同，《元史》中的许多列传是有旧史可供参照的，而《经世大典·臣事》则无疑是最重要的元朝官修功臣传之一。
此外，以旧史为基础来纂修《元史》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明确指示。参加过首次修撰的赵汸曾提到说，史局成立之后，其成员“茫然自失，凛然不敢自放”，对可能的政治风险充满顾虑，因此朱元璋下旨令史臣“即旧志为书”[75]，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心理负担。明太祖口中的“旧志”，显然是指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从《元史》纪、志、表的情况来看，“即旧志成书”的指示确实得到了执行，那么在《经世大典》中已经收录了大量传记的情况下，列传的纂修者显然是不可能违背皇帝的旨意，将其弃之不用的。
四
《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后来成为明初修《元史》列传时的取材对象，这一事实可以说已经非常清晰了。而此处须追问的是，这些传记的史源为何？
关于《经世大典·臣事》的史源，由于此书未刊已佚，因而流传下来的说法并不多，其中最为可靠的来自纂修者的叙述。《臣事》序录谈论修撰此篇的经过时说：
宗藩大臣、中外文武百僚，有近侍帷幄，远将使旨，内议典则，外授征讨，或各有所授而传焉，因得以考其续余之所在，故从而求之。朞月之间，其以书来告者，既取其大系诸圣典而其事有不可弃遗者，著《臣事》之篇。[76]
尽管这一说辞简短且含混，透露出的讯息却很重要，它表明《臣事》篇的史料搜集过程相当匆忙，一方面仰赖阁臣“考其（名臣事迹）续余之所在，故从而求之”的辛勤搜罗，另一方面则依靠各类“以书来告者”的主动提供。
虞集是《臣事》的主要作者，他后来追忆道：
集尝待罪国史，历观国家贵戚、勋臣世系。承诏撰《经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与简册不谬，又询其子孙，至于故老，而后谨书之，正恐他日有温高之致疑于后世。[77]
可见奎章阁搜罗材料时用力甚勤，除利用翰林国史院的庋藏之外，还有向各贵族世家征集口头和文字材料的举动。
与此同时，积极提供祖先事迹，以求先人之名得以登载史册者亦复不少。苏天爵在为元初处士杜瑛撰写的行状中提到：
公（杜瑛）既葬之六十有六年，是为天历己巳（1329），文宗皇帝开奎章阁，诏修《经世大典》，凡国初勋臣故老行事悉登载之。（瑛孙）秉彝方为丞相东曹掾，录公遗事送官。[78]
由于尊崇祖先是古人的普遍心理，无论是汉人或是蒙古、色目人都未能免俗，不难想见像杜秉彝这样的例子应当还有很多。
在奎章阁搜罗来的材料中，诸家碑传是其中的大头。元代翰林国史院除修实录之外，兼有撰写功臣列传的职责，因此馆内收藏有大量人物传记数据，据虞集所言可知，这些记载贵戚、勋臣生平事迹的“文字、石刻与简册”都为奎章阁臣纂修《臣事》时所调用。而杜秉彝等人在为《经世大典》提供材料时，呈送来的也应当是以碑传文字为主。
除诸家碑传之外，奎章阁臣还利用了翰林国史院已撰写完的《功臣列传》。官修《功臣列传》自仁宗上台后开始动工，到至顺初年时已完成了一部分，这些传记在纂修《臣事》时也派上了用场。虞集在记述至元间遭阿合马陷构而死的秦长卿的事迹时特意提到：
史官欧阳玄作《长卿传》……国家修《皇朝经世大典》，访问遗佚，而（长卿从孙）从龙尝梦其先人（长卿从子山甫）问：从王父事巳报史馆否？得欧阳氏所著传始末甚具，以上送官。[79]
从著者被称为“史官”来看，《秦长卿传》肯定是官修《功臣列传》中的作品。不过，由于此传是经传主后人自行抄录送官的，有学者或许会质疑这是一个特例。其实这种怀疑并无必要，虽然翰林院确实拒绝过奎章阁所提出的参考“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和《脱卜赤颜》的请求，[80]但《功臣列传》不闻有外传之禁，奎章阁臣调阅此书应当问题不大。而且我认为，正是因此奎章阁臣利用了翰林国史院的收藏和作品，却在纂修《经世大典》时将其摒除在外，才导致翰林院臣心生龃龉，对纂修消极抵制。
奎章阁搜罗来的资料中还包括各种家谱，如欧阳玄在修《经世大典》时，就曾翻阅过吉安人周师韩所刻之《白石周氏族谱》。[81]纂修家谱的风气在元代非常盛行，不光汉人，连许多蒙古、色目权贵也纷纷仿效编纂各自的家谱，奎章阁臣既然能够见到《白石周氏族谱》这种地方小族的家谱，在收集上应当花了不少功夫。谱牒材料虽与国家大政关系不大，但对于纂修人物传记来说有还是很有参照价值的。
（集）奉诏修《经世大典》，得怀庆路之书曰：郡尝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余里，祷于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尽去……[83]
从以上考证可见，奎章阁臣在纂修《经世大典·臣事》时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广泛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碑传、行状、谱牒乃至吏牍材料，因而此书作为一部元代中前期名臣传记总集来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尾论
其次，循本文的思路细加考索，能够加深我们对《元史》复传产生原因的理解。列传中存在大量一人二传的现象，是《元史》饱受史家诟病的口实之一，前人将列传的重出应归咎于三个因素，一是《元史》“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85]；二是“迫于时日故也”[86]；三是纂修者“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未谙习”[87]。而在这三点之外，史源因素也应当考虑在内，因为史传之间的记载差异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史源的不同所造成的。拿《元史》中的两篇复传——卷一三二《杭忽思传》和卷一三五《阿答赤传》为例来说，《阿答赤传》的出处为《经世大典·臣事》，而《杭忽思传》的史源则应当是顺帝时期完成的某种碑传材料。[88]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明朝史官在纂修列传时各自从不同的传记数据中取材，也是导致《元史》中会出现诸多复传的原因之一。
附记：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业师张帆教授曾给予过诸多有益教示，不胜铭感！
注释
[1][清]钱大昕：《跋元名臣事略》，《潜研堂文集》卷二八，《钱大昕全集》第9册，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7页。
[2]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329页。
[3][日]市村瓒次郎：《元朝〈实录〉及〈经世大典〉考》，陈捷、陈清泉译：《蒙古史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113-114页；邱树森：《关于〈元史〉修撰的几个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1987年，第57页；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
[4][明]宋濂：《元史》卷一○六《后妃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693页。
[5]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6]陈高华：《读钱大昕〈元史艺文志〉》，《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7]《元史探源》，第171-172页。
[8]《元史探源》，第187-188页。
[9]《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第3016页；《元史》卷一二三《抄儿传》，第3027页；《元史》卷一三二《麦里传》第3210页；《元史》卷一三五《乞台传》，第3286-3287页；《元史》卷一二三《阿朮鲁传》，第3024-3025页。
[10]《元史》卷一三三《失里伯传》，第3234页。
[11]《元史》卷一二三《阿儿思兰传》，第3038页，《元史》卷一三五《忽都传》，第3278-3279页。
[12]余元盦：《〈元史〉志、表部分史源之探讨》，《西北民族文化研究丛刊》第1辑，上海，西北民族文化研究室，1949年，第112-113页。
[13][元]黄溍：《书叶信公年谱后》，《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
[14][元]苏天爵：《修功臣列传》，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4页。
[15][明]王袆：《国朝名臣列传序》，《王忠文公集》卷二，《金华丛书》本。
[16]温岭：《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7][元末明初]赵汸：《邵庵先生虞公行状》，《东山存稿》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明]解缙编：《永乐大典》卷七三二九《只儿哈郎传》，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3112页。
[19]《别鲁古传》，《永乐大典》卷一○八九九，第4508页。
[20]《鲜卑仲吉传》，《永乐大典》卷二八○六，第1425页。
[21]《西卑传》，《永乐大典》卷二八○六，第1419页；《别出古传》，《永乐大典》卷一○八九九，第4508页。按《永乐大典》将此二传出处写作《元史》，但陈高华先生指出，这两篇传记实际上也出自《经世大典·臣事》，见《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2]《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第740-741页。
[23]《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第751页。
[24]《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第767页。
[25]《元史》卷三五《文宗四》，第784页。
[26][元]虞集：《经世大典序录》，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四○，《四部丛刊》本。
[27]关于明宗旧臣的政变阴谋，详见乔志勇：《元至顺元年只儿哈郎等“谋变”案探微》，《元史及民族与边疆集刊》第2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53页。
[28]参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46页；张承志：《关于早期蒙古汗国的盟誓》，《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本田实信：《蒙古的誓词》，《蒙古时代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53-67页。
[29]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英宗大搞汉式礼制改革。刘晓先生指出，由于仁宗违背“叔侄相继”的誓约传位于子，因此英宗的即位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和对立，而英宗本人在上台后，热衷于搞恢复太庙四时祭享、亲享太庙的汉式礼仪改革，就是想通过这些手段来增强其皇位合法性。见刘晓：《“南坡之变”刍议——从“武仁授受”谈起》，《元史论丛》第1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5-56页。
[30]《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四○。
[31]明宗和世身为武宗的长子，是武宗生前属意及大多数武宗旧臣认定的接班人，名分居先。文宗作为次子，不能越过第一顺位继承人直接声索皇位。
[32]《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四○。
[33]《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第709页。
[34]《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第4085页。
[35]《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四○。
[36]原文中有“仁宗皇帝慈祥之政，英宗皇帝神明之姿”之语。仁宗剥夺明宗继承权，迫使其流亡察合台汗国，英宗则把文宗流放至“炎雾喷毒、往鲜生还”的海南岛，双方结怨甚深，称之为死敌毫不为过。
[37]《经世大典序录·平倒剌沙》，《国朝文类》卷四一。
[38]《经世大典序录·进讲》，《国朝文类》卷四一。
[39]《经世大典序录·宗庙》，《国朝文类》卷四一。
[40]张帆：《元代经筵述论》，《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0-151页。
[41]《经世大典序录·学校》，《国朝文类》卷四一。
[42]《经世大典序录·卫禁篇》，《国朝文类》卷四二。
[43]杨讷：《泰定帝与南坡之变》，《元史论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30-38页。
[44]《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第745页。
[45]《元史》卷三六《文宗五》，第803页。
[46]亦邻真：《〈元朝秘史〉的流传和价值》，《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4-695页。
[47]《元史》卷三二《文宗一》，第718页。
[48]《经世大典序录·臣事》，《国朝文类》卷四○。
[49]《元史》卷四○《顺帝纪三》，第856页。
[50]《元史》卷一二三《召烈台抄兀儿传》，第3022页。
[51]《元史》卷一二三《阿剌瓦而思传》，第3026页。
[52]《元史》卷一二三《捏古剌传》，第3037-3038页。
[53]《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第757页。
[54]《经世大典·礼典·贡举》的《进士及第唱名仪》条提到唱名地点时有一条小注曰：“至顺元年唱名兴圣门外”，但此榜的殿试及唱名之日实际上是改元前的三月戊午。这条材料可以表明奎章阁臣在改元后处理纪年问题的原则是追改。见[清]文廷式辑：《经世大典》，不分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清抄本。
[55]《元史》卷一三二《拔都儿传》，第3212页。
[56]《元史》卷一三五《口儿吉传》，第3278页。
[57]《元史》卷一三五《阿答赤传》，第3281页。
[58]《元史》卷一三五《忽林失传》，第3283页。
[59]《元史》卷一三五《彻里传》，第3285页。
[60]《元史》卷一三五《和尚传》，第3288页。
[61]《元史》卷一三五《明安传》，第3282页。
[62]《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第579-580页。
[63]《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第613页。
[64]《元史》卷一三五《脱因纳传》，第3287页。按《经世大典》中提到文宗时一般称之为“今上”或使用尊号，此处用其谥号应是由于明朝史官的改动。
[65]《元至顺元年只儿哈郎等“谋变”案探微》，第49页。
[66]《元史》卷一三五《和尚传》，第3288页；《西卑传》，第1419页；
[67]《鲜卑仲吉传》，第1425页；《别出古传》，第4508页。
[68]《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第827-828页。
[69]这两篇传记分别来自《经世大典·臣事》中的《鲜卑仲吉传》和《张山传》。见《鲜卑仲吉传》，《永乐大典》卷二八○六，第1425页。《张山传》，《永乐大典》卷六三八八，转引自文廷式辑《经世大典》。
[70]《经世大典序录·臣事》，《国朝文类》四○。
[71]《修功臣列传》，《滋溪文稿》卷二六，第444页。
[72][元]欧阳玄：《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圭斋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73][明]李善长：《进〈元史〉表》，《元史》附录，第4674页。
[74]《元史》卷二○五《奸臣传序》，第4557页。
[75]赵汸：《送操公琬先生归番阳序》，《东山存稿》卷二。
[76]《经世大典序录·臣事》，《国朝文类》卷四○。
[77][元]虞集：《跋曾氏世谱》，《道园类稿》卷三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78]苏天爵：《元故征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滋溪文稿》卷二二，第376-377页。
[79]虞集：《昭州知州秦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三。
[80]《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第4179页。
[81]欧阳玄：《白石周氏族谱序》，《圭斋文集》卷七。
[82]虞集：《曹同知墓志铭》，《道园类稿》卷四七。
[83]虞集：《跋咬住学士孝友卷》，《道园类稿》卷三二。
[84]前文中仅列举了卷一四五以前的蒙古、色目列传中的例子，其实卷一四六以后的汉人、南人列传中也有类似现象的存在，如卷一五一收录有《薛塔剌海传》等十五篇传记；卷一六五收录了《张禧传》等十六传；卷一六六则收有《王传》等十九传。
[85][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73页。
[86][清]朱彝尊：《史观上总裁第三书》，《曝书亭集》卷三二，台北，世界书局，1984年，第403页。
[87]钱大昕：《诸史》，《潜研堂文集》卷一三，第203页。
[88]《杭忽思传》中有“后至元间”之语，可知应当是在顺帝年间写成的。见《元史》卷一三二《杭忽思传》，第3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