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大王指的是乐清柳市镇的八个生意人。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柳市便已经成为温州市打击投机倒把的重点，原本集中的柳市电器生产技术工人和推销人员被打散了，遍地开花。从那时起，无数地下小厂开始秘密地生产各种配件。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开始变了，以前许多不合法的东西现在开始合法，以前许多不敢涉及的禁区现在一一被突破。
八大王事件能够非常形象地代表温州，既代表了曾经有过的屈辱和艰难，也能代表荣誉。
八大王指的是乐清柳市镇的八个生意人。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柳市便已经成为温州市打击投机倒把的重点，原本集中的柳市电器生产技术工人和推销人员被打散了，遍地开花。从那时起，无数地下小厂开始秘密地生产各种配件。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开始变了，以前许多不合法的东西现在开始合法，以前许多不敢涉及的禁区现在一一被突破。柳市作为中国最早的轻工产品生产基地就此发展起来，迅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其他行业也都乘上了快车。整个柳市镇短短几年里便出现了许多的富户，其中以八个人最为有名，这就是所谓的八大王。
温州人都知道八大王事件，也知道八大王代表的是八个不同行业的富户，但有关八大王的名字略有些出入。有的说，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还有一种说法，有六个人名相同，只是将吴师康、陈银松换成了“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
为什么会有这种出入？我问过很多人，都难以说清楚。有人很肯定地说，八大王中肯定有郑元忠。还有另一个说法，当时被抓的人远不止8个，18个、28个都不止，只是有八个在柳市极其有名，又被一网收罗，所以冠之以“八大王事件”。至于郑元忠，当时并不在八大王之列，只不过这些人中他日后的名气最大，他又善于抓住机会宣传自己，所以八大王中便有了他的名字。此说是否属实，难以确证。
温州的低压电器是从柳市起步的。这种起步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1978年柳市出现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仅仅3年之后就已经发展到了300家，销售队伍达1万人，年产值为2200万元。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如果说我们对于1万人的营销队伍及300家前店后厂的门市部没什么概念，那么对2200万元应该有一个粗略的估算，在当时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GDP，而柳市仅仅是经济并不算发达的温州乐清县的一个镇。
辉煌的一年过去了，事情有了极其微妙的变化。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主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看起来，此事和做生意没什么关系，自由化是一种观念，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但文件中还有一项主题，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这便将生意人给划进去了。
能够保护这些人的肯定是职权人物。一般来说，温州本土的干部对于当地情况最为了解，也受温州耕读传家理论的影响，对于某些“违规”的行为往往不明确表态却暗中支持。但中国的干部制度并非就地选拔，而是采取“地方一部分、外派一部分”的办法，外派来的干部往往是一把手。一把手调往异地任职，也知道地方势力的强大，如果孤身一人肯定撑不开场子。因此，他们到任前后肯定会带来一大批人，便形成了干部队伍中的外来势力。
温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外来干部到达温州之时便会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办法。这些干部在台上讲他们的改革方案时洋洋得意，自以为天下第一，殊不知他们这一套理论方法是温州早几年前就已经用过了的，早已不新鲜。有个领导，一到温州便将自己在其他地方搞的“几个××”带了过来——这位老兄就是凭着“几个××”得到提拔，一到温州就故伎重施，提出“三个温州”。老百姓看热闹说：“明明只有一个温州，哪有三个温州？”温州的干部听到这些话，暗地里觉得好笑，谁都不当一回事。
1981年8月，温州来了一个新市委书记袁芳烈，作为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受命到温州来治乱。袁书记下定决心要把温州这条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下车伊始，他并没有进入市委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多年以后，袁芳烈回忆说，他出现在那里时有一种强烈感觉：自己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袁芳烈雷厉风行，迅速组成工作组，在全市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摸了一下情况，发现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最为严重的是柳市镇。于是，市委和乐清县委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其，八大王中有7人被以投机倒把罪名关押、判刑，一人在逃。
刘大源，大概是中国最早一批将商铺开成专卖店的，也是最早办前店后厂的。早在1971年，当时还是人民公社社员的刘大源便已经涉足生意场。当时，他所在的万家公社一个生产队生产一批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的螺丝，结果跑遍了当地各家商店，也没能找到货。刘大源在当地颇有能人之名，从事的职业是打铁，他们觉得这事找刘大源应该可以解决。
接到任务后，刘大源四处打探，从清江供销社购得4000件，又从其他地方购来补齐。别看一个小小的螺丝，竟然让刘大源赚了一笔。从那之后，他在自己的铁匠铺里摆起了螺丝摊。没料到，他摆的虽然只是个小摊，收入却可观，比他打铁赚得还多。附近一些机构知道他这里有螺丝有门路关系，有什么难题都跑来找他。
70年代末刘大源有机会拿到了一个招工指标，指标到手后他犹豫了：现在进厂只能拿18元的学徒工资，还不够自己卖螺丝和打铁半个月挣来的。参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既然当工人赚的钱少，何必要去干？
那几年刘大源的生意越来越好，业务扩展到了上海。第一次去上海刘大源就进了300多公斤的货，这些货全是他自己一担一担从码头挑上船的。
后来，刘大源经营的螺丝越来越多，有17000多种。原来那个小小的铺面装不下了，生意多起来之后，打铁铺的生意也不能兼顾了。于是他在柳市镇另外开了门面，像模像样地经营起了螺丝铺。
刘大源是个有心人，既然要开螺丝铺，就要搜罗天下所有的螺丝，做到品种齐全。平常他十分注意每一条与螺丝有关的信息，只要得知什么地方有自家店里没有的品种，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得到。最终他建成了品种最全的螺丝店，许多人慕名而来，向他订购螺丝。只要找他购货，他总能让客户满意，就算店里没有，他也要尽一切办法帮客户找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刘放家里有一个收藏品，上面有一枚很特殊的螺丝，元宝状，国内根本没有生产，去哪里配？为了这事，刘放可是费了不少神，每走到一个地方便四处打听。来到温州之后，人家告诉他，除非一个地方，若他那里再没有，整个温州一定不会有。说的就是刘大源的螺丝铺。事情可真是凑巧了，刘大源的螺丝铺恰好有这种螺丝。从此刘放就成了刘大源的义务宣传员，逢人便说：“一个人怎样才能成功？将一件普通的事做到刘大源那种程度，不成功都难。”
《人民日报》两名记者听说一个农民卖螺丝卖出了名堂，大感兴趣，跑来采访。事前他们做过一番工作，打听到上海101无线电厂曾经生产过两种半沉头螺丝，规格分别为1.5×5以及2×3，微型的，极少有厂家生产。现在原厂也已经修改了图纸，不再生产了。他们装扮成消费者来到刘大源的店，拿出这种螺丝的样品。接待他们的是刘大源的妻子，看过样品后她当即表示店里有。事情可真是巧了，有一次刘大源去上海，听说101厂要转产，以前的零部件再也用不上了，要处理，他立即赶过去，将厂里所有的螺丝收购了，其中便有这种规格的螺丝。
在此期间，刘大源听说上海有一个标准件公司，他跑去了解一下，得知上海标准件公司拥有各种型号的螺丝2万多种。当时他心里得意，上海这么一间大公司，号称中国最大、品种最齐全，拥有型号也才只有2万多种，而自己店里已经达到了3万多种。他一心要创造和保住这个“中国第一”，于是加大力度在全国范围内搜罗各种异型螺丝，最高峰时店里螺丝的型号达到4万多种。刘大源的店成了上海标准件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据说后来上海这间公司垮了，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谈起1982年夏天的那段经历，刘大源至今心有余悸。他回忆说，有一天，他穿着背心短裤出门准备吃早餐。到了大街上，猛然看到“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大标语。也不知为什么，他本能地觉得这事怪了，风要变了。他不经意地回头，发现身后跟了两个人，似乎是在盯自己的梢。他顾不得吃早餐了，先故意磨磨蹭蹭，等到了镇供销社门前突然一步跨过去，紧走几步，从后门出来，钻进了一条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立即出门，赶到河边，跳上了一条机动木船。匆忙中，连外衣都来不及带一件，他就那么穿着背心短裤逃了出来。然后逃到乐清一位朋友家，借衣服穿了，又买了汽车票，逃出了温州。
在外漂泊了两个月，刘大源整天提心吊胆，总觉得这日子不是人过的，钱也用得差不了。忍耐不住，他溜回来了一趟，得知风声仍然很紧，不敢多呆，猫了几个晚上后又一次出走，东藏西躲。刘大源曾经去全国各地进货，跑了很多码头，对外面情况非常了解，成了八大王中唯一的“漏网之鱼”。
风声过后，他漂泊已经好几年，回来之时颇有些落魄。尽管家人告诉他没事了，他还不太敢相信，风餐露宿，四处打探，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才敢踏进家门。此后，他本可以将自己的事业做强做大，可每当午夜梦回想起来就后怕。有关部门及领导虽然向他道歉，鼓励他努力发展螺丝事业，可他再也没有那样的胆量、那样的魄力、那样的干劲了。他虽一直都在经营螺丝店，但经营规模缩小了。或者说，他已经“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了。
胡金林是这些人中学历最高的，中专，电器专业，1976年毕业。奇怪的是，他从未在国有企业工作过，一开始就干个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先是偷偷摸摸地干，后来就大张旗鼓地干，再后来就办厂，成立公司。说他是“电器大王”，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家用电器，而是低压电器，包括一些小五金，因此也有人将胡金林称为“五金大王”。
胡金林回忆说，工作组是上一年的年底进入柳市的，最初似乎仅仅是查税。那时候干个体户偷税漏税是比较常见的，只要查，肯定有问题。第一次找胡金林谈话，他倒爽快，补缴了17个月共6万余元的税款。缴完了这笔税后，他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逍遥了一段日子。到了1982年3月，眼见风声越来越紧，他停止了店里的生意，拿了一笔钱，带着妻子到全国各地游玩了一番。回来时已经到了这一年的夏天。他原以为，几个月后事情也该过去了。
可一回到家，立即有朋友过来向他通报消息，说是工作组方面表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整理材料，搞不好要抓人。果然，第二天他就接到通知：不准外出，留在家里等候处理。
这一天，胡金林如坐针毡。他们干的事被定性为投机倒把，这个早已经有人透露给他了。温州因为投机倒把枪毙过人，那个陈鸥江仅仅赚了4万元就被枪毙了，以此标准，他胡金林足够枪毙几十次。想到这里，他就不寒而栗。当天下午，有人告诉他，其他几个人都被工作组传去谈话，至今没有回来，据说是被关押了。
胡金林被这个消息吓了一大跳，暗想：怎么办？逃不逃？工作组已经明确打过招呼，叫他呆在家里，哪里也不能去。他是读过书的，知道这是限制居住的意思。如果自己这样跑了那可是罪加一等。到了黄昏时又有人跑来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下大雨？难道又要枪毙人？
安什么罪名，他顾不得了，总之不能坐在家里等死。他带着500斤粮票和2000元钱以及其他一些证件，出逃了。当晚12点，工作组和警察开车赶到他家，要对他实施逮捕，扑了个空。随后，乐清县公安局两次向全国发出对他的通缉令。
胡金林东藏西躲，去过上海、哈尔滨、长春等地，主要落脚点是在关外。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餐馆喝酒。同乡嫌餐馆的菜不好，又觉得服务员的服务有问题，吵了起来。胡金林吓坏了，担心事情闹到公安局去，自己的通缉犯身份暴露。第二天，他便匆忙离开了这座城市，从此不敢再和老乡混在一起。接着，胡金林躲进了深山老林，即《林海雪原》中写过的那个著名的夹皮沟。
胡金林在外躲了两年多，直到1985年1月，实在熬不下去了，悄悄溜回家，准备过个春节再走，不料才住了几天，可能是被人告发了，于15日晚被捕。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公布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获归案……”
在监狱里，胡金林呆了66天。出狱后，胡金林仍然做电器生意，且自己设厂生产电器。八大王的名声很大，这本身就是最好的企业名片。按常理推测，温州出了如此之多的巨富，他应该也能搭上这班车的。可事实上，胡金林后来的生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目录大王叶建华最初在柳市镇的前市街开了一间照相馆。一开始，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可后来街上的五金电器商铺每天都在增加，他的照相馆少有人来光顾。为此，叶建华十分苦恼。有朋友劝他也去搞五金电器，他想想，觉得不行。一来他不熟悉，整个柳市搞这个行业的太多了，现在入行时机是否好？再者搞这一行本钱需要很大，他根本拿不出来。
有一天，胡金林找他，问他能不能帮自己的电器拍个目录。叶建华觉得奇怪，自己只给人照相，还从未给电器照过相。胡金林说，有客人想要他的货，希望先寄照片去给他们看一看。叶建华心为之一动，立即想到一些关键性的数字。整个柳市有大约300家电器铺店，其他城镇还有生产五金电器产品和阀门的。整个温州有几万人在推销这些产品，他们之中有些是工厂或者铺店聘请的业务员，更多的是自发外出推销的。这些业务员往往是用本子记下一些产品的规格和价格等，没有任何一个业务员能将几百家厂店的几千个品种都记全。如果能够弄成一本书，将所有产品及价格标上去，业务员一定会喜欢。
说干就干，叶建华很快弄出了一册《产品样本》和一册《产品价目录》。尤其是《产品价目录》，上面不仅标明“国家价”，还标明“柳市价”。这两本书推出后广受欢迎，叶建华因此赚了一大笔，被冠以“目录大王”的名号。
叶建华的这两本书，对于柳市乃至整个温州的低压电器行业形成气候作用巨大。以前的业务员出外推销只能推荐有数的几个产品，有了这本书，一切不同了，整个温州的产品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许多客户看到这个目录时大吃一惊，会想：“哇，原来温州的产品这么齐全！”效果奇佳。
198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叶建华正在家中为孩子洗脚，突然来了几个人，让他到附近的一间旅馆去谈话。看这些人穿着制服，他不敢得罪，只好跟着他们走了。一进入旅馆，门立即被关上，几个人冲上前，什么话不说，他就这样被捕了。后来又被押去开了公判大会，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半。
出狱后，叶建华不敢再做生意，重操旧业，开起了笑笑照相馆。做产品目录是他的首创，后来别人学着他的办法，也搞产品目录，赚了不少钱。曾有人劝他东山再起，再搞这个产品目录，可每次他都苦笑：“哪还有胆？牢监门等着我进。”
郑祥青能够名列八大王可以说极其偶然。在柳市，郑祥青也开五金店，名气并不大，钱没少赚，当时也有几十万。这位老兄比较会享受，忘了老祖宗不露富的教诲，在柳市盖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楼，楼外面刷了白色油漆，颇为醒目。在当时的柳市盖一幢小洋楼十几万，万元户尚属于稀罕物，他的这幢楼太显山露水了。
一次，工作组去市里开会，返回途中恰好经过他家的小洋楼。有人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这幢楼说：“这户人家如果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这么漂亮的楼吗？”其他人都认同这一观点，决定对此户人家进行调查。
几天后，工作组对他进行了抄家，从家里抄出一大堆电机线圈，由此指控他为“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线圈大王”的名号由此产生。
因为涉案金额比其他人少，他只被关押了半年。出狱后，郑祥青不敢再做生意，关了店，一停就是七八年。再往后，他即便想有所作为，时机也不允许了。之后郑祥青干过很多事，办过家用电器厂，学过并教过电脑维修，，虽然多方努力，但再无佳绩。
“矿灯大王”陈步青被捕时年龄最小，年仅22岁。陈步青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陈胜雄从事矿灯配件生产。柳市的矿灯配件生产的历史很早，等陈步青毕业时，柳市的矿灯配件生意已经小有规模。陈胜雄将前店的生意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在后厂从事生产，陈步青就这样成了经理，惹上了牢狱之灾。
以前陈胜雄做这项生意，仅仅生产一些很单一的配件，技术含量不是太高。陈步青接手之后，觉得这样做下去，生意很难做大，就开始从上海、杭州等地进货，渐渐有了些名气，成为矿灯产业最大的商家。工作组进驻时即将他列为重点对象。
那天，陈步青刚游完泳回家，有人传信叫他去一趟镇里的一家旅馆，省委工作组的人找他谈话。陈步青去了，直到第二天都没回来。家人急了，到处打听，才知道儿子已被押送到了乐清县。之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陈步青被押上台，判了4年有期徒刑。在坐了10个月牢后，他才宣布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陈步青觉得再做矿灯生意没多大意思，两年后跑到上海发展，再不愿回温州，现任上海正大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到底是年轻人，伤口愈合能力强，八大王中他后来的发展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但他对温州是心有余悸了。
“合同大王”（又称“供销大王”）李方平是柳市推销员的典型，他不属于哪个单位，是真正的个体户，所推销的是柳市的机电产品。
李方平的家在柳市镇上金垟村，本应该在村里当农民。可这里属于乐清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如今竟然建成了七个镇，分别是柳市镇、北白象镇、翁垟镇、象阳镇、七里港镇、磐石镇、黄华镇，是镇和镇相连），人多地少，就算当农民也不那么容易。那些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想回村里干活，其他人心里都不痛快；原因很简单，村里的粮食不够，学生回村当农民，粮食供应就由学生粮变成了成人粮，多一个人，大家平均就少分了。如此一来，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在外跑生意，想通过这种方式混口饱饭吃。
当初，处理陈庆瑶等人时李方平才20岁出头，刚刚涉足这个行业，政府网开一面，没有动他。后来，柳市的机电产品生产转入地下，推销员却仍然活跃，队伍越来越大。李方平很快脱颖而出，成了金牌推销员。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国家每年都召开机电会议，参加者都是国有企业高级干部，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可李方平年年都进得去，而且在会议上大受欢迎，可以拿到很多订单。李方平一个人每年拿到的订单可以顶几千个推销员。
柳市今天的繁荣，正仰赖于一批像李方平这样的推销员，他们不仅推销了柳市的产品，也推销了柳市的名声。
到了80年代初，李方平已经很富了。他在104国道边建了一座当时十分豪华的住宅，据说建有花园、车库等。柳市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1982年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李方平成了打击对象。工作组约他去谈话，随后便将他关押。据说原因仅仅一条：“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八大王中的王迈仟英年早逝，于1995年死于肝病，年仅50岁。王迈仟被冠以“旧货大王”之名并非他是收破烂的。他当年所从事的职业也是柳市机电生产的一个环节，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温州是一个要资源没资源、要技术没技术、要政策没政策的地方，一个偏僻的柳市何以能够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机电之都？他们的成功之路便是废品回收再造。当年柳市销往全国的机电产品，名类之多，价格之便宜，是全国同业无法想象的。其实，他们的做法就是将那些报废的产品收回来，加工再造之后再当成正品卖出去。王迈仟是收购废品队伍中的一员，干得最好。王迈仟被抓时年龄较长，心理所遭遇的打击可能比其他人都要深重，释放后身体每况愈下，11年之后撒手西归。
由其他几位后来的人生轨迹、事业轨迹不难看出，这一事件对他们的打击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在这批遭到打击的人物中，目前属于温州商界第一线人物的，只有一个郑元忠。
郑元忠出生于乐清县柳市镇辖下的一个穷僻小村。严格说来，这个村并不僻，只是穷。穷是因为资源太少、人口太多。即使李云河的包产到户落实到这里，村民也不可能富起来。村里的田地实在太少了，平均下来每人三分地都不够。
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由自己选择，要生存却必须要选择。正因为这样的生存环境，温州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早意识到必须奋斗自强。早在1966年，郑元忠还只是一个15岁的中学生时便干出了一件惊动整个温州的大事。
当时他在柳市镇读中学，成了红卫兵，整天带着一帮同学上街破四旧。柳市太小，前后两条青石板街，弯弯曲曲的几条里弄，一些破破败败的木板房子。多少年来，当地人的日子过得很苦，整个温州市的经济都不理想，红卫兵们抄来抄去，也没有找到几件可以算是四旧的东西。一个多月后，小将们再没有兴趣了。九月学校不再开学，小将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恰在此时，报上有消息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看到这则消息，郑元忠心潮澎湃，当即决定去北京。他也清楚，自己年龄太小，就这么跑去北京，家人不会同意，因此他将一些同学召到一起，组成进京团。
这是郑元忠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他率领18人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些人身上都没带多少钱。最初他想乘船去上海，再从上海去北京。可温州这种地方，中央的政策还没有落实下来，乘船必须买票，他们还是被钱愁住了。
这件事难不倒郑元忠，他和同学们一商量，就算是走也要走到北京去。他们像解放军一样野营拉练，从温州去宁波，再从宁波乘火车去北京。
从柳市到宁波路途600里，第一次出远门的郑元忠竟然将这支队伍带到了。在宁波，几经努力他们又乘着一辆运煤货车到了天津。此时还没有红卫兵接待站，他们无法乘坐免费列车，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从天津到北京300里。郑元忠立即作出一个决定：步行。既然从柳市到宁波600里都走了，这300里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15岁的孩子带着18个同学没有花一分钱从温州到了北京，还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这段经历对于郑元忠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显示出了他超卓的领导才能，磨炼了意志，让他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此后，生产队或者大队有什么事都会找他来负责，虽然小小年纪，郑元忠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生产队组织了一个副业队，外出为集体捞外快，大量的富余劳力总希望找到活计。队里也曾派别人带队出去过，结果都不太满意，最后想到了让郑元忠领头。郑元忠带着一帮人走湖北上江西，修过铁路，挖过矿山，为生产队捞到了钱，他的地位也迅速提升。
郑元忠开始从事电器产品生产是在1975年，先后创办了柳市无线电元件厂、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象阳电器胶木配件厂等多家工厂。这些厂名字叫得好听，实际都是一些地下工厂或者家庭作坊，但每间厂都能赚到不少钱。1982年时，郑元忠所办的厂年产值已经超过百万。在柳市，当时的首富据说是胡金林，郑元忠大概属于“二富”，仅次于胡金林。当时郑元忠毕竟年轻，有了钱后多少有些头脑发热，加上他是一个好学之人，从中央文件以及各级报纸上看到一再强调政策不再改变。因此他也就没有了顾虑，开始建房、买车。建房是在1981年，设计的是四连间的三层楼，总造价5万多元。此外，刘大源买了摩托车之后，郑元忠也买了。当时的整个柳市万元户成堆，可摩托车仅有三辆。
1982年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时郑元忠并不在八大王之列，尽管很多介绍郑元忠的文字都说他是八大王中的“机电大王”。可以肯定的是，郑元忠受到了打击，并因此逃亡，然后坐牢。
郑元忠就是郑元忠，的确够性格，他猛地站起身道：“说我是投机倒把，那么，整个柳市镇办厂的有四五千家，搞推销的有近万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抓这些人，为什么单单拿我开刀？再说，邓小平不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我先富起来了，是听了邓小平的话，听了党的话，合法经营，勤劳致富。你们别在这里吓唬我，对党的政策我比你们还清楚，这个官司我不怕打，就算是打到中央我都奉陪。”
双方针锋相对了一阵，工作组几个人竟然说不过一个郑元忠，异常恼怒，扔下狠话：“你好好想清楚，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郑元忠被一个人扔在了审讯室里。郑元忠想，风向看来是真变了，中央都下了一号文件了，自己还能有什么侥幸？以前，有人劝他做事别太张扬，只要风向一变，肯定枪打出头鸟。那时他还不信，现在他信了。温州曾因投机倒把杀过人，工作组的人又说他只有死路一条，枪毙都够，留下来，可能真的是死路吧。
人到了死亡的边缘都想挣扎一下，过了好一刻，他身子终于不抖了，力量也恢复了，便站起来，向四周看了看——也不知怎么回事，工作组竟然没有派人看守。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从工商所溜了出来，一闪身转入一条小窄巷，快速回到家里取了七八千元钱，来不及和家人打招呼，便逃走了。
逃亡的日子不好过，身上带的钱用光了。算一算，一段整整20个月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在以后的任何时刻想起来都会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郑元忠实在无法忍受了，决定悄悄溜回去看看，探听一下消息，再弄点钱出来。
回到家，郑元忠整天呆在房子里，门都不敢出，窗户也不敢开。即使如此，他的行踪还是被人发现了，1983年10月20日晚上，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包围了郑元忠家，翻墙而入，将他从床上拖起来，戴上了手铐。第二天中午，郑元忠被五花大绑着押送乐清县城。临行前，办案人员有意在镇上绕了一圈，游街示众，引得万人观睹。
监号里没有笔，他托人带进了几支圆珠笔芯，用纸卷着，在通铺上写信，分别寄给朋友，再由朋友转寄给市里、省里以及中央。几乎每一个坐牢的人都会写这样的信，为自己鸣冤叫屈，事实证明这一行动没有丝毫意义，只是服刑者的一种意淫而已。上面的政策不改，就算他将牢底坐穿，也不太可能有出头之日。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袁芳烈。袁芳烈初到温州，满怀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热情，暗暗发誓，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实际上，并不只是袁芳烈，任何一位领导履新之时肯定都有一番筹划，都有一腔抱负。袁芳烈初上任时觉得温州路子已经走歪了，必须加以治理。80年初，有关温州姓社姓资的问题已经讨论得异常热烈。有人举例子说，在温州，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太太也能成了推销员。在温州做推销员不需要专业学校的文凭，也不需要有关部门核发资格证。这个老太太颇有心计，背着自家作坊里生产的一堆小商品，在右手心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左手心写着“买我的产品，给你20%回扣”。这一招竟然十分管用，老太太赚了不少钱。像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是资本主义难道还是社会主义？这场争论，最终是“姓资论”占了上风，这也是中央下达一号文件的前提和基础。在这种大背景下，袁芳烈可以说是带着使命而来，如果不能将温州的资本主义歪风扭转，他就是失职了。
工作组搞了一年多，柳市的几千家工厂以及商店纷纷关门，个体老板们跑的跑、躲的躲、抓的。不仅仅是柳市，整个温州都遭到了“强台风”，所有的个体户都中止了生意。
1983年初，袁芳烈拿到了上一年的财务报告，按照他的预估，这个财政报告一定会非常漂亮——温州的资本主义歪风被自己用重拳出击刹住了，社会主义经济自然会随之迅猛增长；退一步说，就算是受到一定影响，以往地方上惯于报喜不报忧呀，惯于放卫星，在原有的政绩上再放些水也是可观的。
袁芳烈一下子懵了。他可以认定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是自己的巨大政绩。可是，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准，当时最看重的是GDP。这个惨淡的数字宣布了他这一年多来的执政失败。
坐下来，再想一想这一年历程，他又发现，温州当地的领导表面上对自己客客气气，实际上很不以为然，对他是否定的。那时他还自负地认为，只要财政数字上去了，大家就无话可说了。现在，事实已经摆在面前，数字说话了，投的是反对票。看来，自己得调整思路，好好认识一下温州了。
袁芳烈变了。这种变是彻底的改变。应该说，在此之前袁芳烈虽然乐观，却也并非没有预感。当初自己刚来的时候，温州的小商品市场是何等热火朝天，现在呢，差不多成了一座死城。这一切真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为什么民众都不拥护，甚至消极对抗？带着这种疑惑，他改变自己的思路和工作方式，深入到第一线去调研。
他来到瑞安县塘下的一间地下家庭作坊。这里仅仅只有半间屋，摆了5台简易机器，老板兼工人是一位在家带孙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操作，晚上把制作完成的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的投入是500元，年收入高达6000元，而当时已是副省级的袁芳烈所有收入加起来每年也只不过千元左右。
袁芳烈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这类的地下工厂，发现整个温州的国有经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经济支柱正是这样的一些民营工厂，自己将之一窝端了，温州经济不崩溃才是怪事。他也常常听到有人抱怨：“共产党的政策就像天上的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更有胆大的当面质问：“当初不是说五十年一百年不变吗？为什么才一两年就变了？”
这次调研让袁芳烈意识到一点，不发展经济，肯定没有出路。中央发一号文件要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但并没有改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没有宣布所有个体经营属于非法。由此看来，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和保护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个界线，而这个界线太难以把握了。他感受到这次行动是对温州经济的打击，也是对政府在温州人心目中威信的打击。难怪在市委市政府自己成了绝对少数，自己所主张的政策办法得不到积极响应，原来自己是在毁掉温州经济，是在将温州人民往穷困的道路上推。
怎么办？一定得改。调研归来的袁芳烈，意识到八大王抓错了，可毕竟那是省委的决定，他不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他暗暗下决心要扭转这一事件给温州带来的影响。他亲自抓起了“两户代表大会”（所谓两户，指专业户和重点户）。
盖着大红官印的请柬发到了两户手中，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惊惧，还以为又一次经济领域的“严打”开始了。接到请柬的人暗暗作了坐牢的准备，甚至还有人让家人准备了行李等在会场外，一旦得知被抓的消息便将这些生活用品递进去。
这次会议上所有的语调都变了，袁芳烈特意参加这次会议。个体户们从他的讲话中感受到了一股与前不同的风，有人猜测袁芳烈在借这次会议表态：以前抓八大王抓错了，这一案子在适当的时机将予以平反。
袁芳烈的这次改变对于温州经济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郑元忠被抓后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没有审判，其根本原因就在袁芳烈的改变。
1984年，又一个一号文件下达，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说改变就改变了？自己逃亡的20个月怎么算？自己被关押的186天又该由谁来认账？生命中失去的这些日子是能够改变的吗？心灵上那道深深的伤口又怎么可能因为一纸文件而愈合？自己就这样离开了监狱，家人的欢天喜地和万物的沉默形成了强烈对比，他迷惑起来，自己到底是英雄还是草芥？
回到家，妻子问他，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理发？郑元忠说，别的都不重要，哪里有一号文件？我要看看。确实，这个文件救了他的命，而且可能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这才是最重要的。
妻子说，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出门？他走到镜子前面看了一眼：许多天没有理发了，胡子拉碴的，头发乱糟糟的，这样子走到外面还真会将人吓一大跳。他来到熟悉的理发店，好好地理了个发，接着便去了镇政府，从那里拿到了一号文件，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几十年后，对于文件中的许多措辞他还能完整地背下来。
当时读着文件的郑元忠，完全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心情，他是真的想哭，想找个什么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与其他人离开温州这个“伤心地”不同的是，郑元忠始终是一个积极主义者。他从一号文件中敏感地看到，中央的政策在以后的总体方略基本不会改变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应该有犹疑。郑元忠并没有停止自己的事业，稍作调整后，就又一次上路了。
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清、螺丝大王刘大元、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