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市场分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1.政府资助的计划。这种计划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MEDICARE，另一种是MEDICAID，前者的受益对象是年老和残疾的美国人，后者的受益对象是年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孩子和孕妇以及低收入的成年人。
2.雇主提供的保险。雇主通过各种途径向其雇员和退休人员提供医疗保险，这些途径既包括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的保险，也包括雇主自助的计划，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如果雇主选择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保险，那么雇主将会代表雇员与保险公司进行谈判以获取最佳的投保条件。
3.个人的保险。在1999年，大约有一千六百万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和孩子（这部分人占了65岁以下人口的7%）是通过自己投保来支付医疗费用的。当然，这部分人口比例较低，因为雇主提供保险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而且自己投保费率也较高。
4.没有参加保险的。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完全依靠自己来支付医疗费用，据统计，大约有15%，也就是四千四百万美国人在某个阶段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计划。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感觉到美国医疗领域的支付关系比较复杂，与传统商业领域简单的买方（产品或服务需求方）—卖方（产品或服务供给方）两者关系相比，医疗领域的关系用较为简单的模式可以划分为买方（医疗服务需求方）—支付方—卖方（医疗服务供给方）三者的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支付方的私人保险机构和政府计划对于患者或雇主而言是卖方，但对于医院或医生而言则是买方。
一、医疗服务需求方的联盟
医疗服务需求方的联盟包括为其员工购买保险的雇主，当然也包括个人或小业主，他们通过参加医疗计划获得他们需要的服务。如果这种联盟是作为政府的一部分，那么可能获得反垄断法的豁免，这种豁免主要是通过法律明示的方式或采取州行为豁免的原则获得的。
作为买方的联合体，他们通常都集中了买方的所有功能，如协调各成员的行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增强买方的谈判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卖方降低价格。无论对于买方还是卖方来说，这种联盟的存在都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它可以集体收取买方的资金，同时它还是买方集体的经纪人，可以集中地与医疗计划和个体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谈判协商。另外，该联盟也可以向它的成员各种医疗计划的优惠信息，便于成员就各个医疗计划进行比较，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计划。由于联盟代表了买方的集体利益，因此还可以承担监控医疗计划的执行、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符合预期的责任，这一点是单个购买者无法有效做到的。
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是存在单一个联盟好呢，还是存在多个联盟对消费者更有利，或者是部分购买者加入联盟，而部分购买者游离在联盟之外才能使到联盟更加有效率地工作，从而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实际上这是反垄断法关心的问题，因为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其执法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更好地提高消费者的福利。理论上说，单一联盟的存在对消费者更有利，因为，只有存在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消费者，才不会由于存在另一联盟的竞争而削弱买方的谈判力量。另外一个原因是单一联盟不会造成消费者选择上的混乱，因为在多联盟存在的条件下，消费者不但要选择医疗计划，还要选择联盟，这比单单选择医疗计划要困难复杂的多。
当然，这种单一联盟的存在也是有明显弊端的，主要在于联盟强大的买方力量。这种谈判力量可能会迫使卖方在价格上作出让步，但是却可能以牺牲一定的服务质量和减少服务项目为代价的。如果这种联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盈利，那么也可能会逐渐变得官僚，而失去为消费者争取最有利条件的工作动力。这时如果存在部分联盟外的单个购买者，联盟为了吸引这部分人的加入，就会更加有效率地工作。
如果存在两个或多个由购买者组成的联盟，那么这些联盟联合起来限制支付的价格，集体对付特定的医疗服务供给者，迫使消费者接受较高的费率，或者划分地理范围，这些都属于反垄断法规定的典型的自身违法行为，毫无疑问也是要受到反垄断法的惩罚。
二、支付方形成的市场力量
保险机构在美国医疗支付体系中处于中介的作用，一方面向患者出售医疗保险计划和产品，另一方面又向医院和医生支付各种有关的费用。因此，保险机构的行为既可能造成垄断（monopoly），也可能造成买主垄断(monopsony)。
医疗器械是一个涉及面极为广泛的概念，从简单但必不可少的产品（如压舌板、轮椅）到复杂的高科技产品（如有源植入器械心脏起搏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2001年约有500,000种不同的医疗器械投入市场，总价值为1,450亿美元；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医疗器械工业是目前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预计2006年其全球市场总价值将超过2,600亿美元。当前，建立有效的医疗器械管理机制已被各国政府作为健康领域首要的工作之一。
美国：采用药品管理模式
美国是最早开始对医疗器械进行管理的国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1938年版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将其管理延伸到医疗器械，并在1968年制定的控制放射卫生和安全法案中规定了对放射性医疗器械的要求。第一部全面的医疗器械法规是1976年版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该法案同时提出了医疗器械上市前和上市后的管理，具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此后30年间，FDA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法案，并与FD鄄CA中第五章医疗器械部分配合，以完善其法规体系。这些法规和法案分别为：1990年医疗器械安全法案（SMDA）、1992年医疗器械修订本（MDA）、1997年食品和药品管理现代化法案（FDAMA）、2002年医疗器械使用费和现代化法案（MDUF鄄MA）。
美国医疗器械管理体系的核心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其特点在于广泛采用了严格的药品管理模式；其突破性在于第一次同时提出了产品的上市前和上市后监管，并且建立了以产品风险为依据的医疗器械分类和管理制度，将1,700多类医疗器械分作三大类管理。FDA的医疗器械管理模式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产品分类及审查原则数据库为基础；提出全面综合的医疗器械定义，对医疗器械的界定、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区分提出判断依据；提出了基于风险的医疗器械分类制度和市场准入的理念；监督医疗器械生产者对法规的执行情况；要求生产者和使用者反馈医疗器械的使用情况；采用了中央集权和专家支持的方式对医疗器械进行管理。
欧盟：力求实现协调功能
作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器械生产和消费者，欧盟对医疗器械的管理有着不短的历史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各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医疗器械管理体系，如英国的生产企业注册制度（MRS）、GMP要求及不良事件报告制度；法国的临床试验要求和德国的药品法以及医疗设备安全法规。随着欧盟统一市场条约的颁布，统一协调后的欧洲医疗器械指令（MDD）于1993年正式，其目的是在欧盟各成员国内消除贸易障碍、获得相互认可以及进行技术协调。
中国：法规体系基本成型
根据以上法规框架，可将中国的医疗器械管理要求归纳为三点：对医疗器械上市前的管理分为三段（即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要求、生产企业许可要求和医疗器械经营管理要求），实施强制许可制度；与医疗器械上市前的市场准入相对应，医疗器械也面临着上市后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手段有质量监督抽查和许可检查,目前,对医疗器械质量体系和上市后的管理正处于立法起步阶段，经验不足；采用了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对低风险产品采用分权模式管理，高风险产品实行集权管理。
比较：从管理模式到上市后控制
如今，美国和欧盟的医疗器械管理法规提出的一些新的管理理念已被中国的立法者和管理者所采纳，并体现于2000年颁布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如：以风险为基础的分类管理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质量体系管理。尽管如此，美国、欧盟、中国的三大法规体系之间还是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管理模式。在美国，医疗器械法规是药品法的一个附属部分，对器械的要求自然也采用了与药品法规相同的模式，其管理更是建立在具体的产品数据库之上。而中国和欧洲则是为医疗器械单独立法，根据器械特点采纳了工程管理模式，并以原则为导向配合标准的应用。总体来说，美国法规的要求要更严于欧洲和中国；但是由于药械之间的显著差异，将源于药品法的一些要求用在器械管理中，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第二，定义和界定。与欧盟MDD中的定义相比，美国FDCA中提供了一个相对狭隘的定义，但却在FDA指导文件中给出了非常宽泛的阐释，并加上充分的数据库资源，从而弥补了定义中的不足。中国法规中的定义和欧洲MDD的完全一致，但却有着不同的阐释，如残疾人使用的轮椅和义肢、眼镜，其使用目的和方式符合法规中的定义，却在指导文件中被认定为非医疗器械。同时，中国的法规对药械复合产品与组织工程产品没有明确的指导方向。
第三，分类规则。美国最早提出对医疗器械进行分类管理以提高管理效率，欧盟和中国随后继承了这个管理模式，但各国在具体的分类规则上有明显差异。首先，欧洲MDD将所有产品分为4个管理类别；而美国和中国则将产品分为3个管理类别。由于医疗器械涉及的产品众多，欧洲的4个等级的分类制度被认为更合理，因此被GHTF采纳进指导文件中。其次，欧盟的分类制度以分类原则作为依据；美国则是以医疗器械分类数据库为依据，并由专家小组作为技术支持；中国针对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情况，目前按照“分类原则加分类目录”并“以分类目录优先”的原则，实施管理。还有，三大体系在高风险医疗器械所占比例上也有较大差异。美国和欧洲只有8%～10%的医疗器械被划分为高风险产品管理；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则超过了20%。事实上，过多的产品被划分为Ⅲ类高风险产品管理，既给生产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又造成政府管理上的高成本和低效率。
第四，产品责任主体。欧盟和美国在法规中明确规定，生产者是主要的责任主体，对其产品及因产品故障所致的一切后果负责；而在中国的法规中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政府承担着产品及使用的责任，成为一些冲突的根源。
第五，质量体系。美国对医疗器械的质量体系要求是单独立法，作为强制执行的要求。欧盟并没有独立的质量体系法规，而是将要求融入欧洲统一标准中，并在产品上市前审查环节加以体现。此外，在欧盟MDD已成功地将对质量体系的保证作为产品上市前控制的主要手段。而中国仍沿用最终产品审查作为产品控制的主要方式，并且割裂了产品控制和质量体系管理。
对于产品上市前控制这一环节，欧盟和美国都拥有充分完善的技术支持：欧盟建立了医疗器械技术委员会作为法规制订和实施技术力量；美国拥有力量更强大的专业技术小组，组成产品审查委员会；中国虽然成立了国家和省级技术审评中心和检测中心，但技术资源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之一。
美国和欧盟法规对产品有效性的要求上存在差异。美国在法规中对医疗器械的有效性采用了与药品相类似的要求，必须通过合理的临床研究来验证；而欧盟则采用工程的手段来要求，更多地鼓励生产者使用文献资料和实验室资料来验证产品的有效性；中国对有效性的要求采纳了美国的经验，必须对大部分Ⅱ类和所有Ⅲ类医疗器械进行临床研究。对同一产品的上市前审查，欧盟MDD提供了不同的申报途径，生产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欧盟对上市前审查的灵活性被认为是管理创新。而美国和中国的体系中则没有这样的灵活机制。同时，美国和欧盟简化了部分Ⅰ类产品的管理，无须管理部门介入，由企业自行管理。
一、政府干预卫生服务领域的理论依据是市场失灵
经过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实践证明，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只能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维护稳定的秩序，来保证经济活动有序进行。但充分竞争的市场只存在于理想状态，有很多因素会导致市场失灵，使得价格不再真正反映供求关系，也不能有效地传递信息。此时，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真空，需要政府积极干预，进行宏观调控甚至管制。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因其特殊的技术经济特点，也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同时，政府在医疗管制方面的缺陷也导致了卫生服务的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卫生服务的公平、效率。具体表现在：
1、医疗服务市场供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十分明显。在医疗服务领域，需方处于较为闭塞地位，其对发病机理、诊断技术、治疗措施以及服务的质量、效果、价格等信息的了解存在空白，选择和决策时存在巨大的盲目性。委托关系随即发生在医患之间，医方人员大多经过较为正规的职业训练，对专业性问题有较深的认识，往往代替患者作出选择。这就可能发生医患双方激励不相容，导致供方为自身利益而损害需方利益的现象。当然，这里还有医疗体制的问题，如“顺加作价”、“以药养医”等，都可能激励医方增加服务的数量。
2、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卫生服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的公共卫生产品属性，市场主体进入的积极性不高。另外，在经济学中，当某一主体的经济活动使其他主体受益而又不能获得相应的补偿时，那么，这种情况称之为“正外在性”，反之，如果某一主体的活动导致其他主体受损，而又用不着赔偿时，就称之为“负外在性”。在医疗服务领域，如急救、健康教育等，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其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全部成本，此种服务则需要政府强制实施，消费者交纳适当的费用；此外，医疗服务中还有排放医疗废物、医源性感染等行为，存在负外在性。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诸如此类，都是市场调节失灵的表现。
3、政策性因素影响竞争的有效性。目前，医疗市场上竞争主体比较多，公立的、民营的都可进入市场。但由于医疗市场的体制性原因，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因素，民营医院面临高额的税收，而公立大医院则可享受政策的免税庇护。同时，有些医院实现了对关键资源的控制，而规模效应理论认为：只有在产量很大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规模效益，如果实现了产量的最优规模，其产量就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其他主体进入的壁垒就很高。而垄断一旦形成，市场的竞争性就会减弱。这就是现在的三甲以上医院人满为患的原因之一。
4、医疗服务的需求刚性也能导致市场失灵。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服务，有较大的需求刚性，患者不会因为价格的上升而不购买该服务，价格变动对需求的调节不灵敏，而且医疗服务的替代性较差，供方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市场机制调节也无能为力。
5、市场经济具有短期性和投机性。忽视市场的投机性而将公共、长期性的医疗卫生事业寄希望于市场化，必将导致卫生保健严重的不公平、卫生费用猛涨及医疗机构效率下降，给国家和居民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经济负担，并会抑制部分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证明了，如果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必然导致淡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卫生资源总体布局不合理，技术和设备走向高端、价格逐步攀升、卫生公平性差等问题的出现，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二、发挥政府调控作用，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资源配置，而政府就是市场的“守夜人”，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保证秩序。当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时，政府就必须介入调控。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政府的行为要兼顾公平与效率，既要保证大多数群众能看得起病，又要保证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益。将市场机制照耀不到的死角堵死，从制度设计的层面解决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其覆盖面，制定基本医疗服务的价格，使广大人民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保证其公平性。制定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制度，将不同运营目的的医疗机构纳入不同的管理轨道，从而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如此等等的规定、制度构成交叉的网络，衬垫市场失灵的网眼。
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管理理念应该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应该政事分开、分类管理、管办分离，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各种杠杆，调控市场主体的行为。加强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研究和规划编制，建立高效的监管体制；加强医政监督执法力度，反垄断、反倾销，取缔非法医疗机构，维护医疗服务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三、利用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卫生，促进其多样化和竞争
关键词医疗保险制度效率公平市场机制政府干预
一、对当前医疗保险制度的评价
顾昕（2005）指出，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这集中体现为医疗费用的超长快速增长、医疗费用负担不公平、低收入人群医疗可及性下降、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幅度有限等。
左学金、胡苏云（2001）首先肯定了新医保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表现为：属地范围的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单个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新的医疗保险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市场化进程。
封进、宋铮（2007）通过构建异质性个体的消费――医疗支出决策模型，计算了现行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对于参与率、费用功夫比例以及福利效应等三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现行的制度设计和缴费水平下，参与率可以再75%以上，最高可以达到92%，健康状态较差的穷人是这个保障体系最大的受益者。
二、我国医疗体制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
顾昕（2005）在参阅有关文献对医疗体制进行分类所依据的主要维度――医疗筹资和服务递送的基础上，进一步构造了一个二维类型学，把筹资这一维度分为5种亚类型，把服务提供这一维度分为3种亚类型；由此，共构造出15种理想类型（参见表1）。
左学金、胡苏云（2001）认为，在理论上，医疗保险筹资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按其公立或私立的性质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组合：1.公立保险机构筹集资金，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公立保险机构筹集资金，私营的医疗机构提供服务；3.私营保险机构筹集资金，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服务；4.私营保险机构筹集资金，私营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他们研究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也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一种模式。
三、我国医疗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顾昕（2005）通过梳理世界各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各国的改革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大共同趋势依然可辨，（1）医疗保障体系走向普遍覆盖；（2）医疗服务递送体系走向“管理型市场化”。他进一步指出，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讲，走向普遍覆盖这一公平性已经不成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来说，它依然是艰巨的任务。
高春亮、毛丰付、余晖（2009）得出如下结论：财政约束、路径依赖和利益集团是深化医疗制度改革的限制因素，他们主张通过矫正激励机制、引入竞争降低成本、统筹社会保障体制和完善社会医疗保险来推进下一步的医疗体制改革。
封进、宋铮（2007）则认为，原有的文献往往在收入可观测或同质个体的假设基础上寻找最优的医疗保障制度，而他们提出在收入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个体模型中寻找“最优”的保险费、费用分担规则和政府补贴政策，并认为这是最优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如前所说，医患双方契约失灵在医疗服务的供给方诱导出新的制度安排：非营利性医疗服务提供者是一种选择，而国家直接接管医疗服务提供则是另一种选择。在讨论如何对中国的医疗机构进行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降低成本的问题时，左学金、胡苏云（2001）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应鼓励不同所有制的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第二，鼓励不同组织形式的医疗机构的竞争，尤其是鼓励能有效地提供医疗服务、节约成本的医疗机构的发展。第三，进一步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第四，可以通过由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一级医院签订合约实现业务合作的方式，或组建医保一体化的医疗保险集团的方式，来形成我国的管理型医疗服务组织，提高我国医疗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封进,李珍珍.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9(4).
[2]封进,宋铮.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一项基于异质性个体决策行为的理论研究.经济学季刊.2007(3).
[3]封进,余央央.补贴需方还是补贴供方:医疗改革中的政府作用.中国改革.2008(3).
[4]顾昕.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5(6).
中东非受益于人口增长医疗潜力大
经济学人智库（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的报告指出，全球医疗保健支出2014至2018年间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5.2%。以地区分析，美国近年推出了“病人保护及可负担健保法”（PatientProtectionandAffordableCareAct）使北美洲医疗保健支出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9%；拉丁美洲因多数国家正视公共医疗服务，故增长率可达4.6%；南欧则仅有2.4%，是增长率最低的地区。亚洲（包括大洋洲）因实施公共医疗计划，加上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极改善医疗体系，促使亚洲区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增长率达8.1%；中东及非洲受益于人口增长及医疗服务逐步普及，年均增长率高达8.7%，居各地区之首。
参照台湾“卫福部”公告的医疗器材分类分级，以功能为主、用途及构造为辅的分类方法，将医疗器材分为诊断与监测用医疗器材、手术与治疗用医疗器材、辅助/修补用医疗器材、体外诊断器材及其他医疗器材五大类。
乔山百略续据前二大
中华征信所出版的“台湾地区大型企业排名TOP5000”资料显示，2014年医疗器材及设备业TOP10业者总营收约达新台币282.71亿元，年增长3.67%，仅次于2012年的新台币291.47亿元。
观察近5年医疗器材及设备业TOP10排名，第一及第二名为乔山健康科技与百略医学科技，其营收皆遥遥领先其余业者。虽然百略医学科技2014年营收相较上年衰退4.38%，但身为血压计龙头公司，其所销售的心房颤动血压计有别于一般产品，不仅可有效提示消费者心肌梗塞风险，毛利率也优于传统血压计，故全球销售量持续增加，今年出货有望创下44～48万台的新高纪录。
其余业者虽在名次上变化较大，但多数是近五年来进榜业者。其中香港商瑞健与e博于2014年业绩表现均佳，香港商瑞健主要销售自动注射器、笔型注射器、吸入器与医疗照护用吊带、医疗照护气垫床系统等，其隶属集团所销售的自动注射器领域拥有超过65%的全球市占率。e博为台湾医疗用床褥垫龙头厂商，近年来也积极抢攻长照（长期照顾）的商机，即将陆续推出两款针对台湾当局B款补助的新型气垫床，并将复制英国经营多年的辅具租赁服务引进亚太地区，以提升营运绩效。
关键词：医疗市场拓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经济社会环境和疾病模式的转变、以及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转型期”的中国卫生系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尤其中国加入WTO后，医疗市场相对封闭的状态将随着外资、私有资本的进入而被打破，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管理体制并存的医疗市场，私立医院、合资医院、国有医院、军队医院、私人诊所互相竞争的局面将更加激烈。现行的医疗市场己逐步由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我院作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一方面要履行政府的公益性职能，另一方面不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要自己挣饭吃，使得医院发展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这样的环境下，医院要生存、要发展、要立于不败之地，医疗市场的拓展显得尤为重要，这对医院是个挑战，对医院领导和职工是个严峻的考验。我作为社会工作部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为医院领导分忧解愁，下面就医疗市场的拓展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
1新形式下我院医疗市场运行的困境
1.1医疗市场开放程度加大
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我市的医疗服务市场将进一步开放，民营医院，合资医疗机构、私人诊所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较快和较大的增长。这些医疗机构他们医疗运行成本低、机制灵活，使得他们在医疗市场的拓展上显得那么得心应手。（如人民医院，他们没有退休职工、没有债务，所以他们的成本要比我们低。又比如恺德医院他们是股份制医院，他们的运行完全是按企业运作，他们的机制灵活，在市场拓展的方面，他们可以想到、做到）。
1.2专科、专病的建设和发展加快医疗市场的细分进程
在医院的可持续发展中，专科专病的建设和发展已显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医院还是卫生院都十分重视加强专科建设，以提高本单位的核心竞争。本市就有恺德微创医院、仁和眼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等，他们都在发展自己的专科、专科专病的建设和发展，加快了医疗市场的细分进程，将会成为综合性医院竞争对手，使他们在株洲的医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逐步发展壮大。
1.3政策的执行
国务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指出，要以比较低廉的医药费用，让人民群众得到比较优质的服务，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各级医疗机构要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摆在首位，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强调要做好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职能分开，医疗机构实行分类管理，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的三分政策。另外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单病种的包干等等都将影响医疗市场的拓展。
1.4医疗运行成本不断增高
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切断了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补偿途经，再一方面医疗服务技术服务价格虽经多次调整，但无偿、低偿、低效的医疗技术服务在短期内很难改观。医院使用的水、电、煤、卫生材料、药品、设备等的价格随行就市，人员工资的逐年调整，使医院运行成本刚性加大，加之合理的财政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及低水平、广覆盖的医改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院的发展。这些因素互相交织，使不同隶属关系，不同经济性质的医院参与竞争的有序公平环境难以形成。
1.5医疗环境错综复杂
1.6人才的自由流动
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流动对各医院的竞争起这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许多医院他们高薪聘请一些国内外知名专家坐诊、指导，虽然他们不可能从把全套人马搬来，往往只利用科学、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在当地招聘人才，其调节的杠杆是经济利益，这样对我院造成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我院培养多年，业务上有一定造化的技术骨干流向外地或者是外院，这对医院也是一种损失，不断的培养人才要付诸大量的人力、才力。
3新形式下医疗市场拓展的新思路
3.1树立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随着医疗市场的改革，医疗市场供过于求，以医院为中心的服务观念严重威胁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按照市场经济的观念，各家医疗机构已经意识到患者是“上帝”，医院必须树立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观点，必须明确谁是我的“顾客”，为谁服务，找准自己的目标市场。随着信息技术、交通的迅猛发展及“人才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思想指导，患者、医院想聘请什么样的医疗专家几乎可以得到满足，相比之下患者需求的满足与满意比医术显得更为重要，主导医疗市场的将是患者，医疗机构要把患者及其需求作为一切策略的依据，确实转变观念，付诸于行动，大力推进服务开发和服务创新，实现“一体化服务、全程服务、多层次服务、全面”，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病人、为了一切病人、为了病人一切”，这样才能吸引病人。
3.2树立医疗市场的营销理念
3.3适应医保体制改革
赢得市场份额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深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覆盖面增宽，医保市场将逐渐增大，据调查，医保经费的收入己占医院的30%～50%，那么医院就必须适应市场形势，积极参与医保改革，找到适应市场的结合点，以竞争观点适应市场，瞄准潜在的医保市场和发展空间，以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服务、合理的价格真诚为病人服务，强占医疗市场。
3.4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降低成本，以低价格吸引病人
由于我国以广大农村人口为主，其收入往往较低，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缺医少药看不起病的现象，城市医疗保险改革大大提高了个人的支付比例，患者对自己的医疗开支将更加注意其合理性、必要性。因此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减少不合理的检查和治疗，做到既要保证医疗质量，又要控制医疗费用，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遵循一定的价值规律，确定合理的利润率。不合理的价格不仅给病人带来了沉重的医疗负担，而且会使医院停留在扭曲的价格基础上，失去医疗市场。
3.5掌握医疗消费动机，摸清市场潜在要求，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
目前可把整体医疗市场分为门诊、社会医疗服务、住院、家庭医院、网上医疗服务等。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社会的消费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己涉及医疗服务领域，如美容、整形、康复服务、家庭保健、健康咨询等，医院也必须摸清市场的潜在需求，选择开发不同层次的服务市场，吸引不同层次需求的病人，同时有利于把人力、物力、技术集中到最为有利的市场。如体检中心我认为要根据不同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价格的服务（乙肝两对半的检查）。医院可根据不同层次病人的需求设立贵宾健康卡、贵宾病房等，医院设立贵宾服务不等于把老百姓分成三五九等，我认为是按需所求、供其所需。
3.6做好上下纵向联系，建立转诊网络
一方面，医院要加强与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各乡镇卫生院的沟通与交流，广开病原渠道。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留住病人少转向上级医院。目前由于病人向往象大医院、专家，医疗市场存在大医院病人住院困难现象。医院可请大医院专家教授来院诊疗，这样既可以留住病人，又可以提高本院的医疗技术水平。
3.7瞄准医疗市场，拓开新的市场
医院具有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教等职能，预防保健工作是其之一。自从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也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观念的变化、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健康管理将作为新的医疗市场越来越重要。我院是综合性的医院，应该利用我们的优势，把健康管理从产科抓起，所有我建议医院成立健康管理科，把产后访视、儿童保健、预防接种、妇女保健、健康体检、健康教育等系统的联络起来，把个体从生到死的健康管理起来，这是一个很有前景、很广阔的医疗市场。
机遇与挑战同在，希望与困难并存。医疗市场“供大于求”己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其标志是部分医院的门急诊量有下降趋势，住院床位利用率不高，各医疗机构的直接医疗收入下降，患者的医疗选择范围扩大，看病的主动权掌握在病人手中，医疗市场日趋激烈，各医疗机构在医疗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其所能获得的病人数量，我国城市医院争夺病人的竞争己不是医院发展快慢之争，而是医院存亡之争，医院只有尽快适应医疗市场，不断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提供更优质的价廉的医疗服务，让病人得到更满意的服务，使医院的声誉和社会形象不断提高，才能吸引病人，使医院得以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这家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尤英市的生物医药公司Celator宣布，旗下的新药CPX-351经三期临床证实能让急性髓系白血病高危患者总体存活率显著提高，是精准医疗在科研领域的重大突破，或将改变现有的诊断、治疗模式，为医学发展带来一场变革。
CPX-351是公司利用其新型纳米载药技术结合cytarabine和daunorubicin两种抗癌药物的新剂型。在CPX-351中，两种药物的比例为5：1。Celator公司开发的新型载药系统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两种药物的效果并将其副作用降至最低。
精准医疗又叫个性化医疗，区别于传统模式和医学概念，是以个体化为基础、借助基因测序、蛋白质组学技术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对于大样本人群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
由于精准医疗是生物信息科学与先进医疗技术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疗模式，实现有效实施精准医疗，其前提就是要完善“精准诊断”技术，即以基因检测为核心的分子诊断技术。因此，在精准诊断之后还需要“精准治疗”，主要是靶向治疗技术，包括分子靶向药物、抗体药物、细胞免疫治疗、干细胞治疗等，尤以肿瘤市场的需求最为迫切。
全球范围而言，精准医疗市场的规模增长较为明显。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2016-2021年中国医疗机构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精准医疗市场规模为187亿美元，到2010年时增至335亿美元，2015年全球精准医疗市场规模则近600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间年复合增速将达15%，是医药行业增速的3―4倍。
关键词：中医养生保健；社会力量；卫生监管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是指运用中医药理念、方法和技术开展的保养身心、预防疾病、改善体质、增进健康的活动。目前，医疗机构开展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主要由《医师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与管理指南》等卫生法律法规加以规制，整体服务开展较为规范。现阶段该行业凸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非医疗性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的服务，并存在机构准入门槛较低、监管主体缺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问题。《中医药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贯彻落实《中医药法》支持举措，推进社会非医疗性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规范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1发展现状
1．1产业群体和市场发展现状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覆盖面广、产业链长。主要包括：①以中医医疗机构“治未病”科室为主体，开展疾病诊疗为主兼具养生保健的医疗产业；②以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为主体的健康产品产业；③以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咨询指导、健康干预、健康管理等为服务内容，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养生保健服务产业；④以养老院、老年居家护理等为主体的老年健康服务产业。目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市场主要由上述第三类提供，服务主体为养生会所、针灸推拿馆、药膳会馆、美容美发馆等。
1．2法律政策和技术标准现状
目前规范该类机构的文件主要包括：①规范性文件，如2005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推拿按摩等活动管理中有关问题的通知》、2012年《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基本标准（试用稿）》、2016年《中医师在养生保健机构提供保健咨询和调理等服务的暂行规定》、2016年《关于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等；②批复和复函，如2014年、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中有关中医监督问题的批复》《关于非医疗机构开展“火疗”项目的复函》；③技术标准类，如2010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的膏方、药酒、穴位贴敷、砭术、艾灸、少儿推拿、脊柱推拿、全身推拿等技术操作规范。
1．3试点实践和行业自律现状
目前全国有21个试点地区探索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管理模式。主要包括：①行业管理和星级评定模式，如北京市东城区成立行业协会，制定自律管理规范，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上海市浦东新区依据养生保健机构服务水平，参考安全、环境、卫生等因素进行综合星级评定。②医疗机构与社会养生保健机构联动模式，如上海长宁区将社会养生保健机构与医疗机构联动组成战略性联盟体，区政府及中医药主管机构作为主管部门，市场监管等协同管理［1］。③机构分类管理和技术规范审查模式，如海南省海口市实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分级制度，一级、二级、三级机构应分别提供最少不低于2、3、4种服务项目。按摩、熏、洗、艾灸、拔罐、刮痧、中医美容和中医药健康咨询等8类养生服务机构开办前，除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外，还须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技术规范性审查［2］。
2存在问题
2．1机构准入门槛较低、监管主体缺位
2．2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低、素质良莠不齐
2．3技术规范缺失，存在人身损害和合同纠纷的司法困境
国家关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在法律层面较为宏观原则，在规范性文件层面更多体现为机构服务项目、场所与环境、设施设备等硬件要求，在批复和复函层面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有限，在技术规范层面则存在技术规范缺失、行业影响力有限等问题。由于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推拿”“拔罐”“刮痧”等具有“医疗”和“保健”的双重属性，导致医疗行为与养生保健行为边界模糊性。该类机构仅根据自身理解，运用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不当，致使消费者受伤、甚至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实践中，司法机关基本按照《民法典》之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和《合同法》之合同纠纷两种途径进行处理。按照人身损害审理案件，现行条例往往针对医疗行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缺少标准可供参考；按照合同纠纷审理案件，多数养生保健机构仅有收费单据，缺少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产品说明等消费凭据，消费者往往由于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风险。
2．4市场宣传欠科学、公民中医健康素养水平不高
目前，相当部分该类机构以“养生”“保健”“经络”“治未病”“健康咨询”“理疗”等为名，通过开办健康讲座、免费体验等形式，进行夸大服务效果、诱导消费者需求等宣传。据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养生保健素养调查，全国中医药科普普及率高达84．02％，但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仅为8．55％［7］。可见，民众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水平低，对保健服务内容缺乏足够的理性认知，容易受到误导并接受不规范服务。
3对策建议
3．1明确服务内涵、建立负面清单界定该类机构
开展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内涵。应注意：①明确一项服务技术是中医养生保健还是其他行为时，应具体结合技术的适用人群、手法、力度、适用范围以及禁止操作事项等判断。二者在服务手法、力度和穴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推拿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推、拿、提、捏、揉等手法在经络、穴位上进行的理疗行为；按摩则是一般的休闲保健，手法上只能到达皮、肉，目的是简单的放松。②中医养生保健行为存在医疗与养生保健的边界模糊性，应以创伤性、侵入性、危险性等为评价标准，建立其负面清单，凡被纳入的均无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资格。
3．2强化机构审批、明确从业资质要求
3．3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推进管理创新措施落实
3．4加强联动监管机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1］朱吉，贾杨，陆超娣，等．上海市长宁区医疗机构与社会养生保健机构联动下的“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平台”建设［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5，22（5）：13－15．
［2］峗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监管问题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7，10（7）：49－50．
［3］田侃．《中医药法》立法创新之评价［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20－25．
［4］岳冉冉，毛伟豪，王思北．养生保健机构乱象调查［J］．小康，2017（17）：72－73．
［5］峗怡，鄢庆波，池苇，等．重庆市南岸区社会办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现况调查［J］．医学与社会，2017，30（10）：29－31．
［6］陈建章，何志强，吴淑娥，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行业调研报告［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1，29（2）：44－46．
［7］荆伟龙，王朝君．国人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偏低［J］．中国卫生，2016（5）：97－98．
关键词：风险管理；医疗器械；医院；医疗机制
1采购风险
1.1技术发展方面
医学水平的提高使得医疗条件越来越完善，医疗器械在临床上也越来越重要。所以，研发先进的医疗器械已经成为目前医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医院要想改善医疗条件，就要采购先进的医疗器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医疗器械也在飞速的升级换代，大中型医疗器械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因此，医院在采购医疗器械时，技术发展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根本因素，如果医院在采购医疗器械时没有全方位了解这些设施，盲目采购，极易导致采购浪费。此外，技术发展加快了医疗器械升级的速度，如果不采购性能优良的医疗器械，那么，这些设施在短期内就会被淘汰，医院也就无法改善医疗条件，医生也就无法发挥更好的医治水平。这极大地阻碍了医院的进步，也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1.2伪高科技产品方面
部分违法犯罪分子抓住了医疗器械市场不合规的缺陷，将伪劣产品卖至医院。例如，某些经销商会凭空捏造平行进口的说辞，将国外引进的二手医疗器械经过翻新包装以后，以进口器械的名义销售给医院。这样做，不但使医院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患者造成了恶劣影响，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伪高科技产品即处于开发阶段的医疗器械，或者是不合格的医疗器械，违法犯罪分子将这些器械进行二次包装并售卖，让很多不合格的设备进入医疗器械市场，同时，使用诈骗手法欺骗并误导医院采购医疗器械的人员，不正当地获取经济收益。如果医院采购人员无法辨别这些医疗器械的真假，就极易让医院损失大量钱财；如果有关部门不加强对医疗器械市场的规范和管理，就会给国内医疗产业的进步造成不利影响。所以说，伪高科技产品这一风险同时潜存于采购市场和采购人员中。
1.3医疗机制革新方面
2医疗器械采购风险管理状况
3改进措施
3.2规整采购行为和权利
3.3制订采购和管理程序
3.4制订分类维护管理制度
4结束语
总之，制订并完善医院对医疗器械采购风险管理的有关制度，规整对医院采购医疗器械的行为和权利，制订采购和管理程序，制订医院分类维护医疗器械的制度，都是提高医院管理医疗器械采购风险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举措。只有降低采购风险，才可以更好地减少医院内部的医疗风险，提高医院的医治质量和水平，更好地为人们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确保医院的长远发展。
作者:陈国强单位: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1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政策及税收政策
2现行医疗机构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财税〔2000〕42号文件规定的税收政策的最大差异在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医疗收入可以享受包括营业所、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的免税政策，而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收入，只可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享受免税政策，3年期满后缴纳各项税收。但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却规定“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并未区分医院的性质。而后的财税〔2009〕61号文件废止了财税〔2000〕42号文件有关营业税的规定。可见，现行的税收制度之间存在较多的不协调和模糊领域，政策的规定和实际执行依然存在断层，不利于新医改总体目标的实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医疗机构性质的认定不够规范
2.2税务部门征管不严造成许多医疗机构不合理避税
我国在建国初期为了鼓励医疗行业的发展，对医疗机构实行全面免税的政策，所以传统观念认为医疗卫生行业不属于市场主体范畴，以至于税务部门疏于管理。自2000年起国家虽然根据医疗机构的性质进行分类管理，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医疗机构的税务登记制度，许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认为享受免税政策，取得执业许可后并不办理税务登记，导致医疗机构税务登记率较低。同时由于税务部门征管不严，医疗机构自身也纳税意识淡薄，“钻空子”现象普遍。例如医院的内部停车场，为本单位职工日常上班及患者就医提供停车位，在计算应缴房产税时，并未区分是本单位职工自用还是供外来患者使用，而是一概而论免交房产税。又如印花税，许多医疗机构自认为免税行业，在签订租赁合同、建筑安装合同、采购合同时，未按规定缴纳印花税，甚至经营账簿也未足额贴花。另一方面，有些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了避税，通过非法手段获取非营利性资格或者挂靠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有些甚至在3年免税期满后解散或者重新设立以减轻税收负担，对医疗行业长期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1]。
2.3差异税收政策不利于医疗机构之间公平竞争
截止到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93.58万家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数量比例分别为75.76%和24.24%，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有610.94万卫生技术人员，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各自的比例为88.89%和11.11%；在病床数方面，比例差异更是增大到93.97%和6.03%[2]，可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拥有量在市场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大多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也提供整形美容等非基本医疗服务，但由于其“非营利性”性质而不纳税，而营利性医疗机构也有相当一部分按照国家规定价格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医疗服务，却需纳入纳税范畴。这种差异税收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还会进一步扩大两类医疗机构竞争力差距，难以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
2.4医疗机构税收负担不利于实现其公益性目标
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和公益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既能让城乡居民方便就医，也能以可承受的价格就医。实现医疗机构公益性目标，也就是解决全体公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就要求医疗机构应向全体公民提供“质优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对于营利性医疗机构来说，虽然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具备“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公益性特征。目前营利性医疗机构虽然享受3年的免税优惠，但3年免税期满后将承担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十多项税费。税费过高会使得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成本增大，这将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从而不利于医疗机构公益性目标的实现。
2.5现行医疗机构税收制度不利于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
新医改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促进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元化的办医体制”。可见，在国家的鼓励支持下，医疗市场已向社会资本敞开大门。但由于医疗行业本身就属于高科技、高风险、高成本的行业，社会资本办医要面临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风险[3]，许多营利性医疗机构免税期满无法收回投资的同时又要面临高额税负，形成其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的局面，使得一些有意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资本望而却步。
3对医疗机构税收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医疗机构税收制度的现状，为构建与新医改相适应的医疗机构税收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3.1按照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项目属性制定税收政策
现行医疗机构的分类是以医疗机构的性质为基础，但不论是何种类型的医疗机构，都承担着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担，都应承担预防保健、健康宣教和政府指派的公益性任务[4]。因此，建议在对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评估的基础上，按照其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属性分类，只要是按照国家规定价格为公民健康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都应属于非营利性项目，无论其提供者是何性质，均应享受免税优惠。同样的，如果是不按照国家规定价格提供的服务项目，例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高端特需医疗服务，则应为营利性项目，所得收益都应缴纳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此做法实行后各类医疗机构享受同等税收待遇，能避免各类医疗机构的行为扭曲，同时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扩大和丰富全社会医疗资源，从而满足公民对基本医疗服务的巨大需求。
3.2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力度，规范税务登记以及医疗机构分类工作
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言，虽然享受国家诸多税收优惠政策，但免税待遇与税务登记没有必然联系，况且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营利性项目实行市场化收费，必须办理税务登记依法纳税。这就要求税务部门与卫生主管部门加强沟通协作，积极参与医疗机构分类认定，将各类医疗机构都纳入税务登记管理。建议在医疗机构办理完执业登记后，税务部门即可通过系统联网等方式与卫生主管部门信息共享，及时采集医疗机构的性质，服务项目等详细信息，若有信息变动还需定期更新共享，这样既能为税收征管提供准确的原始依据，也能督促医疗机构根据自身情况及时办理税务登记，防止不合理避税行为的出现，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不流失。同时加强税收政策的宣传以及对医疗机构的日常监管，增强医疗机构尤其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自觉纳税意识，避免偷漏税行为的发生。
3.3适当减轻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负担
为实现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公益性目标，进而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公平竞争提供宽松有利的环境，具体建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