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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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朋友，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个讲坛。我们大家现在非常关心昨天发生的四川的强烈地震，我想对那么多的伤亡，那么多死难的、受伤的老百姓，我们心里都十分的沉痛。我们也看到解放军指战员奔赴灾区，有一辆车发生了严重事故，造成了战士们的伤亡，这个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面肯定对他们都格外的崇敬。所以在今天这个讲座之前，我们心里面都在想这件事，我们共同来为他们祈福，为了灾难更快的过去，为了幸福生活更好的降临。
讲座内容：
一、回应网上争议的“两大罪状”
不后悔手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因为自从我获得了诺奖之后，许纪霖教授一直在对我进行批评，批评得也非常严厉，说我是“平庸的乡愿”，“平庸的恶”，说我是“人格分裂”等等吧，就说我没有坚守知识分子的底线，我没有跟人民群众站在一面，我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的良知和道德等等等等。
他给我找了两大罪证就是：第一，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七十周年的时候，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就是一百名作家、艺术家每人手抄了一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把这一百个作家艺术家的手迹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印刷得非常的豪华，是豪华收藏版，定价也很高。那么这是我的一大罪状。
那么第二个大罪状就是我在前年的时候还是去年的时候，给重庆的一个文友写了一首打油诗，后来我自己在微博上也发表过，用自己的微博贴出过，他们认为我这首打油诗是歌颂唱红打黑的，是歌颂薄熙来的。那么关于这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实际上也回应过很多次，在国内的这种媒体新闻发布会上，和在瑞典的新闻发布会上，我都专门就这个问题澄清，做过我的解释。在去年的上海书展期间，有一个日本的作家阿刀田高也专门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做了正面的回答。那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当然原话未必跟我今天讲的完全一致。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是一个历史文献，那么这个历史文献的产生肯定是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么看待这个历史文献实际上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说你站在当时的立场上，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来评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历史文献；一个就是你站在今天的立场，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下来回顾这个历史文献。当然我想这样两个评判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会完全不一样。
我非常旗帜鲜明地表达过，我说我抄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文献对中国的革命产生过积极的推进作用，对推翻当时的反动统治，对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应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有很多当时在解放区生活工作的作家，正是因为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写出了成功的作品，包括孙犁的“荷花淀派”，包括赵树理的“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我想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成果。
过分强烈的政治性，过分鲜明的阶级性，本身也是一种局限性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历史文献尽管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很多的基本观点还是今天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去必须坚持的。所以这就是要抄这个讲话我感到不后悔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也知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它过度地强调了阶级性，过度地强调了作品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那么这实际上确实是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影响了作品的这种普世价值。阶级的文学在本阶级内可能被奉为圭臬，但是拿给别的阶级去看，可能人家欣赏不了。那么过分强烈的政治性，过分鲜明的阶级性，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局限性，影响艺术作品普遍地被更多更广大的群众来接受。我想人生活在社会当中，确实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中生活，确实是各种思想都带有阶级的烙印，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不能突破这种狭隘的阶级观念，不能站到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那势必会使我们的文学也变得非常地狭隘。那就势必影响到人的丰富性和人的复杂性的这种描述。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每个阶级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作为人，只要是作为人，他也有很多共同性。
过去讲“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这个话乍一看是非常准确的，但是也并不绝对是吧。我也觉得这个焦大完全可能爱上林妹妹是吧。那我们共产党革命成功进城以后，很多人不是出身“焦大”吗？进城以后马上换成“林妹妹”了，把自己在农村的，甚至裹着小脚的发妻给抛弃了，然后娶了女学生是吧。那个时候的女学生哪有几个平凡子弟的，哪有几个出生于平民百姓之家，大部分都是资本家的小姐，所以我们的共产党进城以后，实际上对这种资产阶级的女学生小姐也是很热爱的，所以这句话“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实际上也并不准确。
那么也就是说，人性当中实际上有很多共通的东西，父母之爱，儿女之爱，男女之爱，涉及到这种荣辱、羞耻、愤怒、梦想等等人的最基本的情感方式，不管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人都是相通的。那么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文学能够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我们能够把外国文学拿过来翻译成中文出版，然后感动我们中国读者的重要的基础。
我们读《战争与和平》，读巴尔扎克的小说，读其他的美国的一些小说，他们写的是外国人，写的也未必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一种群体，但是我们依然会被里面的很多真情来打动，就是因为他描写人的这种共通的感情，写了人的共同性。所以我想实际上文学创作也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也是一种特殊性跟普遍性的统一。这一点我想在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里面也都表述得非常清楚。
全盘否定毛泽东是缺少理智的
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以后，有一年回去以后给我的师弟师妹们讲课，讲的就是“文学创作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所以我觉得，尽管现在有很多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是我想这个（就像）蚍蜉撼大树，你什么都可以否定，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诗歌你可以不喜欢，但是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你能写出来他那样一种狂飙一样的、龙飞凤舞的那种字体吗？所以我想面对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把他漫画化、丑陋化、魔鬼化，我想实际上是缺少理智的。
为什么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它在）历史当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在今天我想出一本这样的纪念性的文集本身不是什么错误。
那么这个事情我想在座的也有一些人会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一百个作家艺术家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放大成一个政治事件，各种各样的诬蔑性的批评语言很多很多。但事实上它根本没有这么严重。
我说句很难听的话，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作家出版社也没有想真的用这本书来发扬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光荣传统，实际上就是一个退休老编辑的一个商业动机，他看到这是一个机会，用这样的方式出一个豪华精装版可以卖，可以赚很多的钱。他本人当然会想可以拿一点奖金，我觉得这是这个事情真正的起因，当然它产生的效果也是扩大了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也让对这个讲话依然持有很崇敬的心情的读者感到欣慰，当然它也符合我们国家的基本的文艺思想。但我觉得这是客观的效果，主观的动机我觉得并没有像他们想象得那样，那么样的高尚。
那么这个退休老编辑，有一次我在作协的一个办公室里跟一个人在谈话聊天的时候，他也兴冲冲地跑进去，拿着纸拿着笔，“可逮着你了，我可逮着你了莫言”，我说干吗？“你给我抄一段”，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要出一个豪华精装版，收藏版，一人一段”。那我觉得抄吧，我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斗争，我头脑的弦没绷那么紧。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和谐年代，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了，不可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写一个字写不好就变成文字狱，被人家攻击，所以我说那就抄一段吧。
当然这个潜意识里面也有一种秀一秀钢笔书法的意思。因为他也说了，我让你们这一百个作家来看看谁的钢笔字写得最好。因为我老觉得我的钢笔字写得蛮漂亮的，好好好，所以他一下子迎合了我的虚荣心。然后他就说你抄这一段，就递给我一段，我说来，就抄这一段。我抄的时候真的也没想到这一段党性是这个讲话里面最强的，阶级性最强的——也就是许纪霖教授认为最反动的一段被我抄了。这是真实状况，他如果不信的话，自己找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问一问，看看是莫言自己写上这一段他们认为最反动的话呢，还是这个编辑就恰好递给我这么一段。这个我觉得有天地良心可以作证的，我没有想这么多。
今天很多人缺少历史意识，只看到落后，看不到进步
所以我想从抄这个延安讲话这一段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很多人对我们的社会的一些批评，对现实的批评，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一点历史的意识。只看到了我们生活中的、社会当中阴暗的、落后的一些部分，然后看不到，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承认我们这几十年来发生的重大的进步。所以他只看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与当下文学创作不适应的这一部分，没有考虑到这个文献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那么这样一种批评我觉得是很霸道的，是很不讲理的。
“为文不惧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他批评我写诗歌颂薄熙来这个，这个真是莫名其妙我觉得。以前我父亲老教育我说，你不要乱写。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经常拿粉笔在墙上乱写字。我父亲说有时候你明明写的是好事，但是如果被别人反过来一读的话，可能变成反动口号。很多右派、很多反革命就这么产生的。你明明是写“毛主席万岁”，人家给你把这个“万”字改成了“完蛋“的“完”，把“岁”字改成了“破碎”的“碎”，你不成反革命了吗？
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我父亲对我的教导是一件金玉良言，所以还保持着这种乱写的习惯。而且写这种打油诗还喜欢往自己的微博上来发表。我写了我不发表什么事都没有，写了一发表，在微博上一贴出来，结果薄熙来一倒以后，我变成了薄熙来的吹鼓手。
我上次在国图也讲过这首诗，叫“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不惧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这就是重庆作协的一个老朋友，听说我喜欢写毛笔字，一直要我给他写一幅书法，我就说，“头天给你写了，回头你揉巴揉巴就扔了，别让我出丑”。他说“真的真的，我非常喜欢，你给我写了以后，我一定回去装裱了挂到墙上”。这又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我给你写给你写”。而且我写的时候，我不喜欢抄唐诗宋词，每次写都喜欢自己写点顺口溜。
昨天我在南航的飞机上，那个机长非要让我写，我给他写了，根据当时的情景就写，叫做什么……一下子忘了。一个就是说“俯瞰人间成果（音），仰望天上宫阙”，他们正在驾驶飞机飞行嘛。另外给副驾驶写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是“腾云驾雾，安全飞翔”。所以我觉得这样灵机创作的顺口溜，根据这个人的职业就蛮有意思的，就比抄一首什么“白日依山尽”，“更上一层楼”更有意思。
所以重庆这个文友，既然他也是写诗的，我根据他们当时那个情况给他写一个顺口溜。那个时候这个重庆文联、重庆作协确实是在遵照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指示在写一百首诗歌、一百篇小说、一百部什么戏剧之类的，所以我这首诗就是“唱红打黑声势隆”。谁不知道呀，唱红打黑，声势确实很大嘛。“举国翘首望重庆”，那我们是在观望，我没有说望重庆是“在鼓掌”，是“在观望”。
然后“白蛛吐丝真网虫”，这两句争议比较大，实际上这两句就为了打油诗像律诗，故意用一个对仗。“白蜘蛛”，我们很多人现在天天上网被大家说是网虫，那我说这个蜘蛛才是真正的网虫，吐出丝来结成网。“黑马窜稀假愤青”，很多人好像是冒充什么意见领袖，也有好多人冒充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有一些官员们非常虚伪地认为自己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这个“黑马”也是一个泛指，也未必指批评家，也未必指这种愤青，也未必就是指官员，就是跟“白蛛”的一个对仗。“黑马窜稀假愤青”，实际上本质上未必像你们自己标榜的那样。
当然下一句也是为了跟这个“为文不惧左右党”对起来，“当官珍惜前后名”，你当官的当然要珍惜生前生后的名嘛是吧，你在的时候，群众的口碑，你如果死去以后被万人唾骂那很可怕。就是你既要当官又要好好为老百姓做事，然后才会赢得老百姓好的评价，然后你离开你的岗位之后，或者你离开人世之后老百姓才会对你好评。（这就是）“为文不惧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
那下面这两句，“中流砥柱君子格”，“中流砥柱”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成语，我们中国人对这种有操守的、能够坚持底线的知识分子评价就是“中流砥柱”，像鲁迅这样的就是中流砥柱，就是精神领袖，什么样的狂风暴雨，什么样的激流都不可能动摇他。那么“丹崖如火”，丹崖当然是重庆的了，大家知道红岩，我也不否认这个丹崖这一句是跟红岩连着的。我这样想起来的。当时想“丹崖如火照汗青”，因为想到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又一想前边已经有一个“愤青”了，如果再来一个“汗青”，那么一首打油诗里边出现两个重字就不太好，正好（想到）嘉陵江，索性叫“嘉陵”。尽管平仄不对，因为我写打油诗，我从来没有说我写的是律诗，顶多算一个模仿的律诗，但是肯定是不合规不合律的是吧。所以有人说我“竟然好意思说是自己写的是律诗”，我从来没说我写的是律诗，我说是打油诗，甚至连打油诗也算不上，就是顺口溜。
二、作家应该为“人”写作
作家是有国籍的，但真正的文学是没有国籍的
那么今天我实际上讲的这个还是关于文学的问题，因为文学跟政治确实看起来是扯不清关系，每一个作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作家愿意标榜说自己是一个政治家的。文学确实离不开政治，但是我想文学一定要高于政治。就像我在国外也反复讲过一个话，就是“作家确实是有国籍的，但是真正的文学肯定是没有国籍的”，艺术也是这样。作家就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你不来找政治，政治也来找你。所以你说一个作家完全要变成一个跟政治没有关系的人这是不现实的。而你既然描写这个社会生活，写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物，那么你的作品就不可能一点政治性不具备。我的观点就是作家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说我立意的时候，我就不是去为了表现某一个政治问题，某一个政治观念，更不是为了某一个政治派别来写作的。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人，为人写作。那么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它应该是含量比较丰富的，因为它超越了人的这种狭隘的社会属性，它即便描述了一个社会当中的政治问题，但是由于它是时刻在盯着人在描写，所以它的作品我想它是离不开政治，但是它大于政治，政治是涵盖其中的。
“本来我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结果仿佛得了诺贝尔政治奖”
所以我得了诺奖以后，我感觉到一个人真是要摆脱掉政治太难了，本来我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结果仿佛得了诺贝尔政治奖一样，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往我身上，问我，让我来解答，我的所有的行为都被政治化。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些人的思维怎么如此之简单化，只要是我的某个言行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认为我是什么什么东西，我一会儿是乡愿，一会儿是奴才，一会儿是走狗，一会儿是叛徒。有的人认为我是反毛泽东的一个什么坏人，有的人认为我是无比的热爱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奴才，那到底我是谁呀？我完全找不到我自己了。所以批来批去，刚开始我还真是很在意，后来我就发现完全娱乐化了，批的根本不是我，这个莫言跟我毫无关系，是另外一个得了诺贝尔奖的人变成了万众评说的目标，变成了仇恨的目标、羡慕的目标、被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也变成了一个旁观者，我冷眼旁观，我觉得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好作品要写“人”
当然我想这个尘埃总要落定，尘埃落定之后，那是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一个作家要获得读者的认可，是要靠作品，不是靠头衔，也不是靠奖项。诺贝尔奖影响再大，如果我写的作品却是一团垃圾，读者买了这个书回家一看也会扔掉。那更不要说再过去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作家的名声要继续保持，作品要能够传承下去，那么就是要靠质量，就要靠作品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超越当时的阶级，当时的社会现实，写到了人的本质，会让一代一代的读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对作品有新的认识和解读。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流传，就在于曹雪芹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观念，他是在写人，他也没有批判封建阶级，他也没有骂皇上，他就是写了一群小儿小女，就写的几个大家族。但这里面什么都有了，历史也在里边，宗教也在里边，政治也在里边，爱情当然更在里边。因为他写了人的丰富性、写了人性的复杂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作家，每一个搞艺术的人都应该终生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
作家固然离不开政治，生活在政治当中，但是作家在写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地淡化自己的政治意识。即便是写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尖锐的政治问题，也应该是把它作为一种淡化的背景，还是要写这个事件过程当中的人。
那么就像写战争文学一样，那么如果一个作家在一笔一笔地、不厌其烦地描写整个的战斗的过程，那我想他顶多写的就是一个战役的记录。那么真正要写好文学，还是要写在战争过程当中的人，而且人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背景下的一些心理的、灵魂深处的变化。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刻，因为他写到人的一种特意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够让读者从中得到一种精神的提升和洗礼。
所以我想好的读者实际上是能够把书当成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读的。好的书也应该能够让读者从中发现自己。这是一些很高的追求目标，我确实远远没有做到，但是我会努力向这方面来发展。所以当前我觉得最重要的确实也不是来理睬这些对我所谓的批评或者批判。
上一次我在国图讲到了对当下创作的一些考虑，现在看起来，要坐回书桌前去真是很难，因为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确实应该参加。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到底该不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在前不久的中奥文学论坛上我也发表了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从法理上来讲没有什么责任，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依然是一个作家，我没有改变我的身份，无非就是一个奖而已。而这个奖金挺多，七百多万，但这个奖金也不是中国老百姓纳税的钱，如果这进奖金是中国政府颁发给我的，我确实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很多的事情我都应该去（做）。但是我没有从中国老百姓的税收里边获取奖金，所以从这个法理上来讲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责任。
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做，譬如说“全民读书”、“全民阅读”这样一些好事，我当然要站出来鼓掌加油。因为读书是一件好事，倡导读书，肯定会有人批评，但他不至于批评出什么新花样来。我倡导读书肯定犯不了多么严重的立场性错误，所以我对这样一些事情非常愿意去积极地配合，尽我自己的一点努力。
今后能不能写出好作品关键在心态
接下来的写作我想我之所以有一些顾虑，也就是因为很多读者对我期待太高。也有一些人在呼唤我，赶快回来吧，写作吧，而且也希望我能够写出超过以前作品水平的好的作品。那么我也说过，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一个魔咒，就很多作家得了奖之后，往往就创作就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作家他本身八十多岁得奖，他已经停止写作了，他没得奖的时候他也不写了，得了奖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像这种正当盛年的作家得了奖以后，确实对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这种考验我想有的确实来自外界，事物太多，但这个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他内心深处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要有上乘的表现，下一部作品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比过去的作品更好。给自己设立这么一个很高的标杆，你本来只能跳一米七几，现在一下到两米，那肯定跳不过去，跳不过去读者就不满意。
所以后来我反复地想了一下，昨天我在，前天在海南的时候也讲过，就是还是要放松，就是写的时候还是要忘掉什么诺贝尔奖，甚至忘掉读者，忘掉读者对我的期望。就是过去怎么写，下一部作品还是应该怎么写。就不要怕人家骂，不要怕写不好被人家批评。要摆出一个诺奖水平来写作非常可怕。就像在日常生活当中非要把脸上贴一个商标，贴一个标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处处摆出一个诺奖嘴脸也令人厌恶。我说写作过程当中也是这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
与听众问题互动
围绕中国1949年之后的粮食问题，可以拍成一部巨片
听众提问之一：听说您小时候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因为饥饿，之后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也是饥饿。以后会不会继续创作一些关于粮食、饥饿的文学作品？
莫言：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五十年代生的人，尤其是知道粮食是多么样的珍贵。昨天我在飞机上，看飞机上的一个刊物，上面说我们现在每年进口粮食是一千万公斤，然后我们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是七百万公斤。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杜绝这个粮食浪费的现象，实际上就是等于只进口三百万斤粮食就可以了，我们浪费这么多的粮食。浪费这么多的粮食跟我没有关系，我从来都不浪费粮食。我这么胖，之所以这么胖就是因为有这个粮食情结，每次出去赴宴，菜可以不吃，这个粮食一看到浪费就想多吃一点，尽量减少浪费，结果把自己吃成了一个胖子，粮食也没节约多少。
其中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件就是在1960年的时候，当时王任重是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全省的屯粮只有一天。几百万市民，还有多少万的产业工人马上就要没米下锅了，这个时候长江里正好有一艘运粮船，运粮船从重庆运往上海，是给上海市民送粮食的，王任重带着人把这个船给截了。一个省委书记竟敢在长江里当水贼了，截粮，抢船，这个事后来报到周恩来那去，周总理是拍案而起，勃然大怒，说这个王任重，立刻撤职。然后派我们这个杨部长立刻处理湖北的粮食问题。这个杨部长去了以后，说王任重（当时是）是中南局的书记吧，对他这么一个粮食部的一个位置不高的官员毕恭毕敬，三天，除了上厕所以外，始终陪着他，然后央求他，“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不截这个粮的话，武汉就反了，截了这个粮，我们知道确实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后来这个副部长给他出办法，（说）“我帮你们去江西借粮”。去江西借了大概几百万斤的粮食，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江西说我们也没粮，如果你们要借我们的粮必须秋天还我们，现在借一斤，秋天还一斤半。那也没办法，也得借。
所以我想如果拍成这么一部电影，你想想一个省委书记带着一帮人截了运粮船，再惊动了中央，真是让人感觉，第一是宏大的一个历史细节，第二个，也确实是反映了中国六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是多么样的复杂，中华民族是面临着多么艰难困苦的考验。
在这个人的回忆录里面也提到，在困难时期对中国的粮食贡献最大的是江西省，江西省每年都为国家多献出多少亿斤粮食来。后来说有一次江西省委书记给周恩来敬酒，周恩来说我可以喝，但是我喝一杯你要多拿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一连干了三杯，这个省委书记是汗流浃背，说“总理，你千万别喝了，再喝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
所以在那个时候看出来，第一我们确实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和考验，第二看到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优越性，明明自家这边也就是顶多吃三天的粮食，也要拿出一天的粮食来，让给更困难的兄弟省份。
那么再一个文革期间，在抗美援朝期间，围绕着粮食真是产生了很多事情。像粮食部的这个老领导，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如果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两吨玉米和一吨半的小麦。他就跟周总理建议，我们可以不可以出口大米换回粗粮来。后来周恩来非常赞赏，就出口了三百万斤大米，换回了六百万吨玉米，这个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粮食部门全面亏损，很多粮库里存放的粮食一捏都能捏出水来，整个战线全面亏损。这个时候华国锋跟粮食部领导说，你们如果三年之内能够扭亏为盈，我要奖给你们两千万元人民币让你们放鞭炮。结果这位老领导带队下去，先到黑龙江去，很快抓到问题的根本，然后在一年之内，全国粮食部门扭亏为盈。华国锋真的兑现了，奖给粮食部两千万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回去可以查看。
所以我对粮食问题确实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是知道粮食的艰难，当过农民，而且我也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也知道为什么农民那么爱惜粮食，因为每一粒粮食得之都很不易。而且我觉得粮食它有一种很神奇的特性，它要没有的时候会突然没有了，到处都没有了。它要多起来的时候，好像很简单。现在我看一亩地，像我的家乡那边，一亩小麦高的可以到1500斤，小麦收割之后，马上套种玉米，又可以达到1500斤，就是亩产一年两季可以达到3000斤粮食。那么这（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做农民的时候（比），一亩地就等于当时十亩地的产量。当然这个代价就是现在的粮食不好吃了，大量的化肥，优良品种没有一个好吃的，但是产量高。
所以对粮食问题，现在我们确实感觉到粮食不是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现在别看大家在高消费，什么追求香车宝马、豪华住房、时髦的服装，当三天不吃饭以后，就感觉到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当你五天不吃饭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用处，只有粮食是最珍贵的。所以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故事：洪水来了，一个地主跟一个长工躲到了两棵树上，长工背着一口袋玉米窝窝头，地主背着一口袋金条、金元宝。三天以后，地主望着金元宝，说给你一个元宝，你给我一个窝窝头。刚开始这个老长工说可以，这个好买卖，后来一想，不给你，我干吗要给你，你饿死以后，元宝也是我的嘛。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没有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粮食比金元宝还要重要。后来我想这个老长工等洪水消退之后，背着老地主扔下（的）一袋金元宝回去以后，他不是又变成一个老地主了吗？他在逃难的时候，会不会背着窝窝头扔下金元宝呢？他很可能也背着金元宝走了，自己饿死了，又被另外一个背着窝窝头的把金条拿去了。
所以围绕着粮食问题真是可以有很多的思维，可以写很多的作品。我来到北京以后，每次逛超市，我到了粮食市场我就不愿意走，什么绿豆、江豆、黄豆、大米、小米、荞麦，各种各样的粮食，你用手抓粮食，用力一攥，那个粮食颗粒从手里面流出来，那种满足感真是让人心里面非常幸福。所以我经常想过两年的时候，我要回我们老家去建一个粮食仓库，当别人买黄金、买房子的时候，我就存粮食。好，谢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侠义之心”跟法治社会有时候是矛盾冲突的
听众提问之二：我是来自证券市场的文学爱好者，请问您怎样理解当代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不是应该有一种“侠义之心”？
莫言：这个证券我是一窍不通，我在银行里面被那些银行经理骗着买过基金，但是后来赔得很厉害，所以我对证券基金、金融的这些衍生品畏之如虎。我觉得基本上老百姓去投资股票是赚不到什么钱，钱被谁赚去了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问问你。我觉得中国的证券金融市场实际上很不健康的，有一万个股民只有那么一个两个赚钱，其他的都在赔钱，说明股市问题很大，但问题在哪里，我不懂，什么时候专家应该认真地来研究。但是毫无疑问，像证券、股票又是一个商业社会都要有的东西，它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推动的作用。所以怎么样维持一个健康的、公平的、让老百姓和证券公司都双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是至关重要。
至于你讲作家的“侠义之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作家的忧患意识，这个我觉得中国作家这些东西都是具备的。这个“侠义之心”，我想本身这个概念也值得分析。“侠义之心”跟法制社会有时候是矛盾冲突的。我们也看过一些古代的武侠小说，也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那么这里边有很多的大侠，在封建社会里边，在人治代替法治的时候，大侠的出现可以在民间，帮助民间维持正义，主持公道。但是“侠”的精神本身带着一种很负面的、落后的东西，就是结帮拉伙、哥们儿义气、江湖义气，这实际上也非常的可怕。
另外关于作家的忧患意识，我想刚才我们粮食部的我这个老乡就很有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就是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在一边忧心忡忡。现在我们似乎到处都是粮食，粮食多得吃不完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几年之后也许会出现新的粮荒，所以我们要提倡节约。我想作家也好，我们领导也好，还是一般人也好，都应该有这种（意识），在顺境的时候要考虑到逆境，在富贵的时候要考虑到贫困，过日子的时候第一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过过穷日子，第二我们要准备将来穷日子还会到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忧患就是应该把粮食问题抓好，大家都积极地储粮，回家把没有用处的东西都放掉，多存一点粮食，准备将来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有饭吃。
中国作品翻译出去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是让外国人读进去
听众提问之三：您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外文化交流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出去在国外出版，这实际上仅仅走了第一步，那么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的作品要能够让人家外国读者去读，而且让人家能够读进去，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把书给推出去了，但是没有人买，或者买了以后人家根本都不看，或者看了以后根本产生不了共鸣，那么我想这样的对外推介的过程实际上根本没有效果，没有完成，这实际上变成对作家自身的激励。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感动我们自己的中国读者，而且能够打动国外的读者，这也是刚才我讲过的，就是作品必须具有普遍意义。第一，我们要保留和强调我们自己中国文学的特点，要从我们的民族文化里面，要从我们的社会生活里边寻找灵感，寻找中国的特征，寻找故事的素材；然后又要表现出文学所共有的这种普遍意义，那么所谓的普世价值说得很滥，我也懒得说。就是要写人类都可以理解的、共通的那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是作家作品对外翻译的核心，你如果写了一群人，外国人根本理解不了，像外星人一样的，根本不知道他的这种思维方法，产生不了共鸣，所以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想作家的创作必须坚持普遍性、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普世的观念、普世的价值跟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的统一，这样才能够被翻译出去，然后被阅读，才会真正的产生这种交流的这种效果。谢谢。
准备塑造一个中国话剧舞台上从没有过的贪官形象
听众提问之四：您在1997年到2007年曾经在检察日报社供职过，这十年的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下一步有没有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文学创作的打算？
莫言：今天除了老乡就是同事，我在检察院工作的十年确实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1997到2007，正好十年。那么这一段生活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让我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过去在部队里面的二十多年，因为军营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集团，军队跟地方的老百姓接触、作为一个军官跟地方老百姓的接触还是有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军队本身有严格的纪律，有自己很多的独立性，也不方便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尤其是一些比较暧昧的方面去。但是到了高检这个系统我就发现，确实是一个很合适作家生存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我在高检的检察日报社，我同事获得了检察日报记者的身份，那么这样我深入到下面的基层检察院里去，我深入到村庄里去，工厂里去，甚至我去具体地了解一个案件的整个的法律的程序，都获得了很大的便利。那么我想这个时期我确实是……这十年使我对我们这个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那么这样一种思想方面的，眼界方面的开阔和准备，对创作肯定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到了检察院之后先写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红树林》，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个小说，也叫《红树林》，写的是检察官生活，但实际上还是写的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是写的检察官在社会当中的一些普遍的联系。我觉得这个小说确实跟我过去的小说不一样，因为检察系统是我比较陌生的一个系统，所以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但是好在我还是要塑造人物，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很有个性的检察官的形象来，所以这部作品基本还是及格的。那么接下来我想我写的《檀香刑》，写的《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这些作品都是在这十年当中完成的。我想《檀香刑》这样的追求民族风格，力避西方文学影响的这样一种作品，是我到了地方以后，眼界开阔了以后的一种产物。如果我那会儿还在部队工作的话，可能这些作品就写不出来。
我想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就是今后的创作当中，那么在检察系统，在检察日报十年的生活依然会在发挥作用。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文学梦，但未必非要成为一个作家
听众提问之五：我们来自山西平顺这个贫困县，受广电总局的资助来到北京，能不能给山区孩子成就文学梦提一点好的建议？
莫言：谢谢这位老师，刚才跟我们总署派到你们那边去挂职的一个同志聊过，他挂副县长，他说平顺是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尽管我们经济相对落后，但是自然风光非常美丽，而且尤其是我们老百姓非常的纯朴善良。所以现在我就担心，将来一旦我们这个地方高度商业化，变成旅游胜地以后，会不会让商业的这种东西，金钱的这种东西把我们目前老百姓所保有的这种纯朴善良的天性给改变掉。所以这个也是开发既成的一种矛盾。
刚才你说很多孩子有文学梦，这个确实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少年时候都有过文学梦，而且你说我是你们的梦，我觉得我很可能是你们的一个噩梦。因为我想文学确实是让很多人都很向往，我们很多人，我们基本每个人都是读者，但并不是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变成一个作者。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是它确实也有一些对个人的禀赋的一些要求。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文学梦，但未必非要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诗人。有的人他数学方面特别好，那就可以去当数学家，有的人动手能力特别强，那就可以去做能工巧匠，有的人在物理、化学、歌唱其他方面有天赋，应该根据自己的天赋设计自己的梦想，然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要把所有的梦想都抵押在文学这个地方。
再一个我想我的故乡不是山区，是平原。我们县只有一座山，海拔四米，实际上是一个土疙瘩。你们那个地方肯定是太行山，丛山峻岭，所以山区能够让人产生很多文学的想象。山区我觉得也是一个比平原有更多梦想的地方，因为山区有茂林修竹，有潺潺的清流，自然环境非常美，平原里边是一览无余。人在一个有层次、有遮挡的地方容易产生梦想，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确实应该立足于山区，写自己的山区，热爱自己的山区，然后最后超越自己的山区，非常感谢你们跑这么远来听我讲座。
作品中写到自己某个亲人或熟人要有所处理
听众提问之六：向莫言老师请教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写实性的创作中很可能涉及到家人、老乡、同事、朋友，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感到为难，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莫言：生活中的人物跟这个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一下也说不清楚。因为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必须从自己熟悉的人物身上来寻找一些特征。就像鲁迅讲的一样，他的人物可能耳朵在陕西，嘴巴在江苏，来自四面八方的，这样很不容易让他们对号入座。
当然也有的作家，他喜欢在一个真实人物的基础上然后来展开他的文学塑造，那么这样会更多保留这个原始模特儿的一些特征。他本来是一个矮个子，你就写他是个矮个子，他本来脸上一个黑痣，你就写了个黑痣，这样就太容易对号入座，还是应该做一些技术处理。他本人是个矮个子，你写他是个高个子，他本来是脸上有一个痦子，你给他写成有五个六个七个，这样一些东西。
我在创作之初确实是也犯过这样一些错误。比如说我在《红高粱》里面写到一个人物，用的就是这个人物的原名。后来这个小说的阶段大家也没有注意到，后来成了电影以后，那看电影以后人家不高兴了，确实找到我出气，说大哥，咱们两家历代不是挺好的吗，你儿子怎么把我写成那个样子，我活得好好的，在电影里面我已经牺牲了。我父亲说，“他写小说呢，你不要相信嘛，他这个小说里面写的是文学作品”。他说“那别用我的真名嘛”。后来我跟我父亲说，你给他送桶酒去表示歉意。我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真名呢？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姑且先用真名，写完了以后再来换一个名字，但小说写完以后换成什么名字都不合适，就感觉到这个人物跟这个名字就是必须联系到一起，本来他叫王三，你非要换成张四这就不对了，所以这也是创作当中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后来我写作的时候，不再犯这个错误，一开始我就不用他的真名，免得将来换不掉。再一个就是像小说里的人物，这个确实是有时候跟自己家里的人物最容易产生联系，就像作品里面的这个主人公经常会跟作家自身、写作者自身产生联系一样。我的小说《蛙》里面那个姑姑，我也一直在强调，她是根据我的一个姑姑，这个真实人物，在这个基础上构思的。因为她的经历，她的职业，包括她性格某些方面，这个真实的姑姑就跟这个小说里的姑姑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也是当了几十年的妇科医生，也是一个像小说里面描写的身材高大的医生，性格也很爽朗，也是做事也是雷厉风行。但是这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这个姑姑还是很开通的，她认为小说是小说，人是人，她也没有非要去说对号入座，非要把我写成这样。我也跟我表弟说，我说这个小说千万别给我姑看。我姑她也知道，肯定如果看的话会不愉快，所以她真的没有看。后来看到我得奖以后，有很多记者问她，也问到你刚才问的类似的问题，我姑也很智慧，就说，“那个小说人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说那个小说里的人是八路军医院一个院长的女儿，我爹是地主，完全是两码事”。
可能我想我们在写作的时候，确实刚开始还是要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物开始。我想你了解这个人了解最准确的，了解得最深刻的，还是自己身边的亲人，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我想这是每一个作家都经历过的这么一个事实。从鲁迅到茅盾，到巴金，我看他们的作品里面都有自己亲人的影子。像巴金先生的《家》《春》《秋》，实际上就是以他自己真正的大哥作为一个原形的。这个我想要分析起来是一个研究的课题，就是作家小说里的人物跟他亲人之间这种辩证关系，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来深入研究吧。所以我的建议，你写作的时候，如果要写到自己某个亲人的时候，第一就在名字上一定要做处理，不让他们产生联想。第二在人物的外貌上做一些处理，其他的也就无关紧要了。总而言之就是你还是写自己亲人的时候，肯定不会把他写成反面人物，起码写成一个有缺陷的正面人物。如果你要写一个很坏很坏的反面人物，建议不要用，肯定不会用自己的亲人。好吧。
文学跟社会，就像头发跟人的关系
听众提问之七：您是否有打算写写高校社会的小说？曾经在电视节目中听到您讲“文学就像头发”，借此机会请教莫言老师，如何保养“文学的头发”？
莫言：高校题材确实有很多作家写过，但是我觉得我不敢写，因为我对高校并不了解。尽管我也在解放军事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带过几年，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半路出家，三十多岁以后再进大学小门，跟现在的从初中高中然后一直到大学的这个学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对一个大学根本不了解，你去写它肯定是写不好。即便你写的不错，别人也会批评你，你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来写大学，你这不自量力。我知道大学生活非常丰富，我也知道大学也不是一个世外桃源，社会上存在很多现象大学里都存在，大学里存在的很多现象社会上未必存在，所以大学是确实值得写，大学生活也是我们当年作为一个农村少年无比向往的一种生活，但是可惜此生再也无缘了。所以怎么样来满足自己当年这个愿望，只能通过阅读别人写的大学生活的作品。所以希望自己写，把它写好。
再一个关于这个头发跟文学的关系，前天我们在海南的时候也谈到过。在海南昨天在飞机上看了一张《海口日报》，海南日报的照片没拍我的正面，就是从后面偷偷拍了我后脑勺，后脑勺是一片光秃秃的盐碱地。当然也说了文学跟社会，跟头发跟人的关系一样，没有这个头发人也活得活蹦乱跳，没有文学社会照样运转。但是有了头发自然是又健康又美丽。如果我有头发，他从后边拍我脑门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头发影响美观，万一掉下一块砖头来，有头发可能伤口是一厘米，没有头发变成两厘米，它也有保护作用。当然就是任何比喻都是比较的，所以把文学跟社会的关系比作头发跟人的关系也是一个很笨拙的比喻。
所以这个大学生我想他肯定是现在大学生，考大学之前很发愁，考上大学以后可能能够放松两年吧，到了第三年又开始发愁了，就是就业，怎么样找一个工作，找一个理想的工作，找一个又理想又能多赚钱的工作那就更加困难。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只能是）实事求是，不要好高骛远，该考公务员还得考公务员，不要听到某些教授讽刺你们就不敢考公务员了，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考不上公务员也要实事求是，找一个单位，找一个地方，能够找一份工作，慢慢地在工作当中再谋新的发展。
另外你让我现场写一首跟头发有关的打油诗，可能真是来不及了，目前没有这个灵感。这个写打油诗，编顺口溜，有时候也要靠一种心境，有时候来了以后拦不住，有的时候没有的话硬往外挤挤不出来。
中国文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
听众提问之八：请问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两位西方作家对您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您获得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莫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确实在中国有很多的读者，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艺术风格，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你刚才提到那篇论文，也就是说我认识到这个影响大得已经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一样，所以要特别的警惕，要赶快从这种简单的对他们的模仿当中解脱出来，争取写出有自己个性的、有自己中国特色的这种小说来。那么这就需要向我们的民间文学学习，向我们的传统文学学习，更重要的向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学习，然后从我们自己的这种熟悉的生活当中寻找素材，寻找资源，然后最后形成中国文学的特色，这是当时的一种考虑。
但是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学习和借鉴也是起着积极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放我们的思想，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这种写法，这样一种超越了现实，打破了世间顺序这样一种意识的流动，实际上在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里面，尤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里面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就是看了以后感觉到原来可以这样写，如果这样可以写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作用。那么至于他小说里所描写的这种生活，所塑造的人物，这个对我们来讲也不是特别大的困难，关键就是一个观念的变化，然后会别开生面，让我们看到一片、开拓出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