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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veyonSwindledCollegeStudents
ChengXueli*ZhengGuobingZhaoYanyunGuoQingliangLiMengLiZhenWangYingying
（SchoolofChemistryandChemicalEngineering，TaishanUniversity，Tai’anShandong，271000，China）
Abstract：Safetyeducationforcollegestudentsisthefootstonetoconstructaharmoniouscampus.However，thefrequenttelecommunicationfraudsmakecollegecampusestheoneofthemostfrauddisasterareas.TakenthefreshmenandsophomoresofchemistryandchemicalengineeringinTaishanUniversityasasample，wecarriedoutaquestionnairesurvey，andputforwardsom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basedonthesurveyresults.
KeyWords：Safetyeducationforcollegestudents；Telecommunicationfrauds；Questionnairesurvey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大学生校园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以及手机和平面媒体的快速发展，使网络成为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据中国互联网整体网民发展状况和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1]，我国网民逐年增加，其中青少年网民数量增加尤为明显。大学生痴迷于网络，喜欢购物[2]，这使得大学生成为网络诈骗的“重灾区”。特别是2016年夏天山东临沂准女大学生徐玉玉遭遇以发放助学金为名实施的电信诈骗后，因呼吸心脏骤停离世，这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犯罪分子丧尽天良引起社会的公愤。
分析高校诈骗的现状及特点发现，无论是利用大学生思想单纯、乐于助人的特点进行诈骗，还是求（兼）职诈骗，大多以网络为载体，其中网络诈骗和电信诈骗最为活跃。由于大学生群体过分依赖网络，网络诈骗历来受到高校学生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学者[16-19]对高校网络诈骗的现状、对策、防范措施和防范意识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胡欢琦和胡旭宇[20]讨论了网络信息资源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张雷和刘俊杰[21]以青岛科技大学为例，实证分析了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张婧[22]从法律角度解构了在校大学生的网络意识。康忠伟等[23]认为，社会“唯利是图”的失范对大学生的误导，管理部门的不尽责是对网络诈骗行为的纵容。
2调查结果分析
该调查活动共发放问卷640份，回收问卷64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率100%。为提高问卷的可信度，调查采用匿名方式进行。在参与问卷调查的640人中，有各种受骗经历的有179人，占28.0%。这个比例相当高，说明当代大学生是诈骗的重灾区。在有受骗经历的大学生中，各专业、年级、层次之间没有明显差别，进一步说明了各层次大学生都是易受害人群。在对调查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2.1综合分析
该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针对低年级学生展开调查，目的是寻找大学生被骗的规律，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在被调查的学生中，只有41人（6.4%）选择C项，这说明诈骗分子无孔不入。问卷要求在回答A选项后才可以回答14～17题。但是，在完成受骗经历部分问卷的学生中，男生有4人、女生有15人否认有被骗经历。因此，在问卷有被骗经历的暗示下，数据可能稍微被夸大。扣除这19人后，被骗学生占受访学生的比例为25.0%。这个数据基本是可信的。
2.2有受骗经历的学生容易再次受骗
调查发现，有一次受骗经历的人数有84人，有两次的有48人，有两次以上的有47人，说明有受骗经历的人更容易被骗。在第一次受骗后，大约有不到一半的同学会吸取教训不再受骗。特别是有2次受骗经历的同学基本不会再次被骗。因此，在以后的学生工作中，应加大对被骗同学的心理辅导，加强防骗教育。
2.3性别差异
在回答A且完成被骗细节部分的学生中，男生有67人，占43.8%；女生有86人，占56.2%，女生比例稍高于男生。被骗女生中，因同情心造成损失的比例更高。
2.4受骗方式
2.5诈骗信息源的分布
3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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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雷，刘俊杰.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以青岛科技大学为例[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7（6）：23-25.
伍佳佳，2012年2月考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荆楚网，分配到总编室工作，2015年调入新成立的频道编辑部，任部门副主任至今，兼任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第三支部组织委员。截至目前，“拆二代办养老院”等新闻作品在全国获得较大影响。先后获得湖北新闻奖一等奖（集体），湖北网络宣传好作品奖，湖北日报传媒年度好新闻二等奖、月度好新闻奖，荆楚网好稿奖二等奖等多项；2014年获得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最佳新锐奖、2015年获得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明星人物奖、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先进个人”称号。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在多平台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累积过程。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关联危机发生，而电信诈骗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类。打击电信诈骗，一直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传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厘清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变单一主体破解难题的狭隘空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从而形成“安全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信息安全全民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6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电信网诈骗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如何根除电信诈骗这一社会“顽疾”，成为当前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一、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进、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在这个庞杂的系统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需要及时予以疏导、缝合。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治理政府主导是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单靠线性管理模式很难快速给出有效应对方案。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治理模式。
1.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模式的多元。
电信诈骗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盗用个人信息，骗取钱财。其借助的是电信、互联网等技术，在实名制还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其手段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有别于普通的诈骗，普通诈骗的受害方与施害方是可视或者可识别的。电信诈骗既关涉电信企业，又与银行有一定的黏度，受害人一旦报案，又牵涉到公安机关。假若受害人身份特殊，譬如学生，又牵涉了教育部门。因此，电信诈骗是一种关乎全民的社会化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2.多主体合作是治理电信诈骗的最佳选择。
多主体合作共治是当代公共治理理论中较为核心的机制建构与制度设计。具体就电信诈骗而言，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单一行动或者决策失效。电信诈骗与当前互联网技术紧密相连，需要专门的互联网技术手段、侦查办法、防骗宣传、舆论监督等共同作用。而关联主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快速补位，使得失序的社会关系逐渐回归本位。
多主体合作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需要构建利益趋同的参与机制，需要共享治理成果。电信诈骗作为全社会识别度较高的问题，亟需整合社会资源，多主体互动，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
二、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体系构建
合作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治理主体由政府“本位”向多元转化。电信诈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特定问题，除国家和政府外，还应吸纳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群体等力量共同参与。这种新型的社会联动关系，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将其统一。构建这样的内容体系，至少需要符合三大要素。
1.全民参与：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2.成果共享：治理电信诈骗的终极目标。
任何治理体系的构建，落脚点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在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要全民共享，切忌人为制造壁垒。否则，会损害到因共同的目标形成的利益联盟。利益共享的更高层级是服务增效。具体就治理电信诈骗而言，无论是政府部门，电信企业，银行等，在协助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提高服务水准，提升技术安全级别。以民生为向度的服务供给，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譬如银监会与公安部研究制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已查明的冻结资金及时返还受害群众，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返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就是典型的成果共享。
三、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实践推进
电信诈骗是社会“顽疾”，治理起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社会化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去推进。除了理论上行之有效的体系构建之外，还需要从技术、管理、立法和舆论监督等多个具体层面着手。
1.技术引领：大数据、实名认证等实时反馈。
电信诈骗寄生于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那么，回归到技术本身，能否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阻断已经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很多监管难题都是依托技术进步才找到了解决之道。治理电信诈骗，离不开以信息化治理为基础的技术支撑。
再者，电信、银行等，要加快推进实名认证。进一步完善身份信息和证件核验技术手段。同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深化实名认证，让多重验证聚力，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实名制只是准入，之后还需要企业引入并匿名技术、数据泄露保护模型技术，此外，还需要不断升级业务系统，防止黑客攻击。
3.舆论监督：媒体作为与公众参与合力推动。
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还需要引入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理应时刻以民生为本。电信诈骗作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媒体作为社会的“眼睛”，要敢于对于个别政府部门不作为，电信企业、银行等不作为，予以曝光，督促其积极作为，共同给力，解决民生顽疾。
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电信诈骗中的热点，做好议程设置。此外，可以设计专门的防骗APP，开辟专门的通道，收集线索。还可以开辟举报平台，政风行风热线，鼓励公众参与。在传播方式上，可以采取分类传播，定向传播，譬如，可以与高校合作，社区合作，制定针对特定人群的防骗报道、防骗常识等。还可以及时引导舆论，避免因个别案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恐慌。
治理电信诈骗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化治理模式，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只是在这个寻求解决过程中，需要多方主体参与，达成共识。
注释：
[1]谢宗晓、林润辉、王兴起：《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管理科学》2013年3期
[2]林元庆：《电子商务环境下客户信息安全问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4期
[3]王菲菲：《公民意识和网络舆论监督――兼论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新闻前哨》2010年1期
[4]章海宁：《关于网络通讯中信息安全的保障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13期
[5]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2期
[6]谢连觯骸兜缧耪┢的防控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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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反洗钱
一、引言
（一）研究意义。近年来，新型的电信网络犯罪越来越严重，造成了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为遏制态势发展，国家层面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国务院已召开三次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制定了《电信诈骗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了《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但从电信诈骗犯罪防控情况看，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其中之一是犯罪分子使用的大都非本人银行账户，且掌握着他人批量账户，从而加大了案件的侦办难度。可见，假名、匿名账户是电信诈骗犯罪重要作案平台，如何从源头上堵住此类账户成为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防控的关键。
二、特征分析
通过对宝鸡101个被冒名客户身份信息、账户开立过程、开立账户交易、重新识别情况的汇总分析，区域虚假冒名开户情况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被冒名客户身份信息特征。从地域分布来看，基本为异地，涉及全国19个省，其中以四川、广东、湖北、贵州省居多，占全部身份信息的44.5%（见图1）。从年龄结构来看，20岁-30岁（含）年龄段为主要被冒用人群，共有59个，占比为58.4%；其他依次为30岁-40岁（含）年龄段，占比为19.8%；20岁以下、40岁以上年段相对较少，占比为11.9%和9.9%（见图2）。从性别占比来看，大多为男性，占比为87.1%，但2016年5月后新收集的信息显示，女性群体数量在不断增加。
（二）冒名开户者特征。一是结伴、流动开户特征明显；二是与证件本人外貌相似度极高、年龄相仿，但口音与证件归属地明显不符；三是业务办理过程中，多假借玩手机刻意躲避摄像头；四是对银行业务办理流程、考核机制等较为熟悉，会将身份证信息背熟以应对银行询问，并常以投拆为借口对柜员施压；五是业务办理多选择小微支行、智能柜员机等管控薄弱环节。
从开立账户数量看，开立单一账户有31人，占58个异常身份信息的53.5%，开立账户最多的是12个，涉及1人，占比为1.7%。其他依次为13人开立2个账户、6人开立3个账户、5人开立4个账户、各1人开立5个账户和8个账户，合计占比44.8%。
从账户交易情况看，120个异常账户中，其中已发生交易账户42个，未发生交易账户78个。
（二）联网核查系统呈现数据信息要素不完整。冒名者所携带身份证部分为客户遗失或被盗证件，但目前因遗失或被盗证件无法进行注销，造成补办证件与旧证具有同等效力，二者主要区别是照片、证件起始日期不同。但银行机构通过联网核查系统可核查信息仅为：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和核对结果，致使银行机构在“人、证”是否一致存疑时，无法通过联网核查系统查证。
（三）业绩考核与投诉评估机制设置不合理。经调查，大部分机构对办理开户、开通网银等业务有相应考核指标和奖励措施，但对成功堵截冒名开卡行为缺乏相应奖励措施，且因冒名账户后期核实困难，致使柜员在现实利益与或有处罚博弈中出现了道德风险。
（四）现有技防能力与流程管理仍需加强。银行现有身份识别手段主要是利用联网核查系统和身份证鉴别仪，受一线人员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主观因素影响，即使是同一家机构，有着相同的业务处理流程、风险防控体系和考核标准，最终处理结果仍存在较大差异。调查显示，有冒名者在被某网点A柜台识破拒绝后，同天下午在该网点B柜台成功开卡。
（五）风险防控处置措施实施不到位。对成功堵截的假冒他人证件开立账户事件，由于缺少明确规定，大部分机构仅采取业务拒办措施。看似对单一网点内风险进行了有效防御，但实际并未遏制风险的继续蔓延。排查显示，87.9%的冒名开卡人在识破被拒后，依然会选择其他机构再次办理开户业务。另外监管机构对银行受理假名、匿名的开户行为难以认定和取证，对区域风险状况掌控过度依赖于义务机构自主上报，缺乏有效打击措施，也为假名、匿名账户的开立提供了可能。
（六）部分机构对自身风险与漏洞缺乏识别处置能力。从宝鸡统计情况看，过往仅少数银行反馈过成功堵截信息，大部分机构常年“零”报告，这与辖区的风险状况不匹配。常年“零”报告机构主要由于自身所处发展阶段，风险防控能力不强、管理水平不高，依靠自身发现防御风险的能力不足，看似“无险可防”造成了现有管控机制薄弱、工作懈怠。待风险集中暴露后，又往往出现识别管控周期过长、风险实际控制力不强等问题，难以有效处置风险。
四、对策建议
（三）合理设置业绩考核与投诉评估机制。各机构应根据反洗钱法规要求，结合地域、机构自身特点，建立奖罚分明的反洗钱专项工作考核机制，特别对经核实成功堵截的冒名开户行为，建议给予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奖励；结合业务处理实际情况，对客户的投诉应在详尽核实的基础上，做好区分处理，保障柜员的基本权益，减轻从业压力，创造有利于从严履职的良好工作氛围，确保将“人证合一”、“开卡意愿”核实要求贯彻到位。
（五）健全冒名开户风险事件发现处理流程。涉事网点发现冒名开户的，应稳住嫌疑人立即报案，或按《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扣留被冒用身份证件移交公安机关；同时应做好信息的采集留存，为机构内、辖区间信息共享提供支撑；在安全保密的前提下，监管部门可组织辖区义务机构开展区域内异常信息账户排查工作；对确认为假冒他人身份或虚构关系开户的，应立即采取相应管控措施；不能排除怀疑的，应按照《金融机构客户身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报告可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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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来发：没什么用，抓小放大，运营商起到的是通道作用，通过自己来冒这个险得不偿失，能有这个约束也是好的。关键是需要立法，从源头杜绝：各大商业银行，房产中介，物业公司，快递公司，这些都是信息泄露的源头；光几个运营商起不了关键作用。
@幻想石头剪刀布小屋：收到一条垃圾短信、诈骗短信，你会去报案吗？你爱报警察叔叔还不爱立案呢。立了案会每件都查吗？查又会一查到底吗？想一查到底又有那么多编制（人手）吗？不会把辅警招来用吧？再说手机实名制不也老早就实行了，还不是管君子管不了小人。种种迹象表明，这将是个想当然的脑残法，我们走着瞧！
@朱海珂：肯定有效，现阶段垃圾短信最困难的就是复制卡，而安全与经营本身就相矛盾，导致运营商在此问题上一直存在内部阻力，特别是在渠道销售上一直无法根治实名制问题。如今此举，消除了运营商的内部矛盾，相信在对垃圾短信治理上会有不小的进步。
微吧
科斯给中国的建议
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
政府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
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中国经济缺乏思想市场。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点评
1.@刘胜军改革：【科斯观点是对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的最好批判】科斯：过去三十年，中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但不是政府，而是“边缘力量”将企业家和市场力量带回中国。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与国企相比，这些都是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关键词破窗理论财产诈骗犯罪无序网络安全
作者简介：李会，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一、破窗理论的产生与应用
三、对无序的干预与新型财产诈骗犯罪发生的可能性
（一）零容忍――控制犯罪源
（二）整顿无序――肃清网络环境
（三）从根本着手――受害人启示
表一：福建省网络诈骗立案较上年增加率
四、结语
破窗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启示执法机关通过肃清诱发性犯罪环境，来有效地防控某些在特定环境中容易发生的犯罪或利用特定的环境进行的犯罪。当然，犯罪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依托了复杂的载体诱致的新型财产诈骗犯罪更为复杂，无论是从主体还是客体角度都难以治理和规范。所以必须在熟练掌握外部环境和内部技术的同时，也必须深谙对犯罪规律、不同类型的犯罪者的心理、动机等进行综合研究的探索。针对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财产诈骗，仅通过采取零容忍的管制对策或者单一的警务活动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就像传染病防治一样，关键在于从犯罪源、犯罪环境和受害人三方着手，通过规则实现网络空间的稳定。
本文中新型财产诈骗犯罪主要是信息化背景下依托网络和移动设备进行的财产诈骗犯罪，包括网络诈骗和电信诈骗等。
关键词:
大数据;个人信息;犯罪主体;刑法体系
0引言
随着云计算技术等新兴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大数据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意味着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因其数据量极大、速度较快、种类多样、价值密度低等特点，所含信息量较高，就个人信息保护而言，传统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已经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保护的需要。据《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5)》，网民个人身份信息及个人网上活动信息受侵害极为严重，高达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息曾遭泄露，导致垃圾信息泛滥、非法诈骗猖獗等严重问题。大数据时代下，仅仅依靠民法、行政法对个人信息安全施以法律保护，已不足以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如何有效预防及打击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犯罪，逐渐成为我国目前刑事立法的重要任务。
1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
1．1受侵害风险增大
1．2受侵害途径增多
1．3受侵害后果加重
首先，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会导致即使公民并未与这些商家有过接触，也会接收到大量推广、营销类的垃圾短信及邮件，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其次，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会导致公民的有些信息被用于实现电信诈骗、虚假交易、信用卡套现等，使公民财物遭到损失，甚至会诱发敲诈勒索、绑架等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刑事案件。犯罪分子在获知大量他人信息后，筛选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此确定犯罪目标，并实施具体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一旦泄露，会被反复倒卖、反复使用，公民会受到多次骚扰，公民的个人权利不断被侵害，侵害隐私权的后果只会不断加重，难以挽回。
2现行刑法对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规制
刑法是我国保障人权、打击犯罪的基础性法律。由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事案件频频发生，如何控制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犯罪成为刑法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首次构建起防范个人信息安全犯罪的基本框架，填补法律空白;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调整，进一步完善了其基本体系。本文将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探讨我国现行刑法对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制。
2．1《刑法修正案(九)》中针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具体规定
1)扩大犯罪主体范围，加重处罚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我国刑法第253条规定，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两种罪名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金融、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即将其限定为特殊主体。这种限定虽然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司法实践中，法律上的漏洞仍然存在。事实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主体不应限于特殊主体，日常生活中的网络账号注册、网上购物、办理会员卡等行为均有可能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限定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将其犯罪主体的范围进行了扩大，规定一般主体及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一步扩大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此外，特殊主体较一般主体而言拥有更多的资源及资金，渠道多样，更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九)》对特殊主体犯罪规定了从重处罚情节，加重处罚力度，有利于对其产生威慑力，全面遏制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预防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生。
2)扩大犯罪对象范围，完善法律体系。我国原刑法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限定在国家机关或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而现实生活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不仅限于这些领域，其他领域也存在大量此类行为，也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刑法修正案(九)》使用“公民个人信息”一词，不再将其限定于特定领域。《刑法修正案(九)》在扩大犯罪主体及犯罪对象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对非法出售和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定，弥补了法律空白，完善了规制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犯罪的法律体系。
2．2现行刑法规定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存在的瓶颈
2)刑事立法模式较为单一。国外个人信息犯罪立法模式主要有五种类型: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刑法典的模式，关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规定均存在于刑法典之中，方式较为单一，这种方式为司法适用提供了便利。此外，通过定期颁布刑法修正案对即存的刑法进行修改，可以使其符合时展的需要。但是，过于频繁地修改刑法典会损害刑法权威，降低刑法的公信力。虽说立法机关已经逐步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置于重要地位，但是新型犯罪层出不穷，频繁修改刑法典，颁布刑法修正案只能解一时之渴，难以适应时代变化，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仍需完善。
3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的对策建议
3．2改革立法模式，完善刑法体系
作者：赵今周阳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陶雪娇，胡晓峰，刘洋．大数据研究综述［J］．系统仿真学报，2013(S1):142－146．
［2］胡爱军，樊航．银行网络支付的潜在风险及防范［J］．决策与信息(中旬刊)，2013(4):138－139．
［3］潘慧娟．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关键词：老年人风险决策规避风险
一、老年人口受诈骗产生的原因
1.老年人口基数大。在《“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及，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在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增长速度最快，这是最主要的因素。此外，老人财产储蓄占社会财富比重较大。人口数量多和其储蓄比重大成为犯罪分子对其下手，造成财产损失的重要原因。
2.理财产品的多样化及投资的单一化。银行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减少网络交易以及各种支付工具带来的资金储蓄量的减少，推出大量的理财产品，主体主要针对中老年人。一是因为青年人财产储蓄较少，且储蓄欲望不强，二是因为青年人已习惯现代网络消费的模式，承受风险能力较强且选择理财的方式多样化，较少部分人能接受银行的稳定性理财产品。但是老年人行为却是相反。在众多理财产品中，老年客户由于对现代电商科技的不了解不信任，在同等甚至有更好收益的条件下出于追求稳定的心理依然多数人会选择银行进行储蓄理财投资。另外，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老年人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在处理日常的理财业务如：医疗健康问题处理、理财投资建议、退休计划安排和落实等各方面时容易遇见困难，在面临投资决策时更易被欺诈或遭受不正当损失。
3.老年人口认知和决策能力的下降。首先，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投资决策和风险规避等方面的能力会逐渐走下坡路，其认知和判断能力也大大降低。其次，老年人有时对于涉及财产问题的决策存在着概念不清楚、收益不明了以及后果不了解等问题，但是出于对财产的保值增值和对未来的可观预期依然会继续投资，在如此认知模糊的状态下选择的投资容易受到诈骗。再则，在受骗后还多有反应不及时和对长期投资认知上的误区可能会接连受骗，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二、预防老年人受骗的措施
2.政府：政府和社会是老龄化问题的承担者，“十三五”时期，虽然政府在积极开展我国老龄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的建设，同时强调改善和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尽量落实，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但是对于当代老年人群所经历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在老年人预防诈骗的问题上，从宏观层次而言，从根本出发政府必须注重对防诈骗法律的体系建设，在完备法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微观层次而言，各级政府可通过召开专家座谈会或民主评议会找出自上而下的应对的措施和方法，在对老年人群进行科普防范诈骗知识宣传教育的同时，大力提高电子技术的系统预防和侦查能力，有效排除风险。设置专门机构应对诈骗问题，对警力进行合理配置，出现案件时确保其抓捕和追回财产，减少财产损失。
3.社会：在当代一个具有不确定性且泡沫多发的投资环境中，老年人进行投资多是利用手中闲置的资金进行资金的累积再创造。投资特点具有货币选择性强，灵活程度高度自由等特点。在实际生活中，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应对风险的能力逐渐降低，若遭遇银行诈骗或其他金融资产等的不正常损失，资金投资极易具有不可持续性，原因在于经历过诸如此类的遭遇，其选择多通过心理戒备及社会行为表现出来。不利影响一则在于资金的投入减少一方面减少了老年人群在投资理财的机会成本的损失，影响老年人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不利于金融机构对老人群体资金的融通和理财产品的推广。二则老年人遭遇诈骗易产生心里阴影，影响其固定的生活行为和生活态度，造成社会群体之间信任度的下降。另外，与家人易产生财产损失上的分歧，造成家庭矛盾，严重的甚至上升到质疑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层次等不利影响。
总而言之，在新时期下的中国当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和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面对我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危机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立足于本国基本国情，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建设和完善法律，推动发展规划，促进老龄事业发展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和养老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另外，严厉打击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尤其在老年人诈骗问题上更应寓于重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保障好老人的经济安全的基础上，才能更加科学落实和规划其他举措，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舒煜，刘肇军.电信行业老年市场社交营销的探讨.
关键词：移动支付；商业模式；产业链
移动支付，也称手机支付，就是允许用户使用其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账务支付的一种服务方式。单位或个人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或者近距离传感直接或间接向银行金融机构发送支付指令产生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行为，从而实现移动支付功能。移动支付将终端设备、互联网、应用提供商以及金融机构相融合，为用户提供货币支付、缴费等金融业务。
一、发展现状
我国的移动支付开始于1999年，由中国移动与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部门合作，在广东等一些省市开始进行移动支付业务试点。短短十几年，我国的移动支付已由最初的手机银行服务发展成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大致可分为4种：
以移动运营商为主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在与消费者进行交易时，直接从用户花费中扣除交易费用或者在专门的移动支付账户中扣费，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参与交易，例如手机支付和手机钱包等。
以银行为主的商业模式。这些年，各大银行借助移动运营商的网络传输，充分挖掘手机银行客户，将手机与银行账户进行绑定，在手机银行上面附加移动支付功能，比如话费充值、购物、小额取现等等业务。
以银联为主的商业模式。银联是我国银行卡信息交换网络的金融运营机构，借助原银行的网络体系实现各银行的相互联通，对整个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不仅如此，银联也开发自己的手机支付产品，诸如“闪付”。
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主的商业模式。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产业链中是独立于移动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的，利用移动运营商的网络和银行的结算资源，在移动支付中进行身份验证和支付确认，为整个交易进行担保，如公众熟知的有支付宝、财付通等。
二、存在问题
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兴的支付方式，目前为止还不完善，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如下：
（一）安全问题
对于移动支付的提供方而言，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目前关于移动支付的技术标准尚未统一，存在多种移动支付的解决方案，不同的技术标准平台构建的移动支付业务流程之间又存在内生性冲突，加之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想放弃自有方案，使得支付安全得不到相应的保障；第二，移动支付中的无线通信安全技术仍然不成熟。虽然无线安全技术发展迅速，但是电子商务的支付环境也日益复杂，且移动支付终端设备的无线通信安全技术本身存在诸多漏洞，移动支付业务的安全系统易受黑客的恶意攻击。
对于用户而言，安全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移动支付是比较新的事物，用户对于移动支付过程中的风险认知还不完全，不少用户都收到过垃圾短信、诈骗短信，甚至遇到过诈骗行为，而在支付过程中又涉及到资金和个人隐私，加之用户的防范手段相对有限，进一步加深用户对于移动支付安全性的担忧。
（二）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缺乏合作
通信运营商、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是移动支付产业链中的三个重要主体。其中，通信运营商拥有庞大的手机客户资源和开展支付活动的技术基础，但通信运营商的用户信用管理却较弱；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金融管理和支付渠道，有广大用户的信任，但移动支付业务却不是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且金融机构无移动通信技术；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金融机构和通信运营商之间的中间平台，拥有移动终端资源，但市场管理经验、资金运作能力、客户管理能力又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缺陷。各主体各有优势劣势，都想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主体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协作关系松散，利益分配失衡，各类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造成了极大浪费。
（三）政策法规问题
近些年来，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受到我国现有法规政策的限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法规的更新速度远远比不上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速度，导致第三方支付、小额支付等在实际操作中暴露诸多问题；第二，移动支付执法力度不足，由于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移动支付双方权责不够明晰，使得移动支付提供方可通过复杂的格式化合同巧避责任；第三，监管体系尚未完善，目前出台的监管措施更多的是针对电子支付或支付服务整体的，专门针对移动支付的有效的行政监管措施依然处于缺失状态。
（四）用户接受度低
目前我国手机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普遍接受程度还较低。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我国在经济建设中重物质轻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短信诈骗事件时有发生，使得用户对于移动支付的信心不足；第二，很多用户对于移动支付本身的认知有所欠缺，对移动支付的操作流程还不太熟悉，仍然习惯使用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因此，若要养成广大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还尚需时日。
三、对策建议
（一）安全方面
要解决移动支付的安全问题，提高交易安全性，一方面要从移动支付的提供方入手，产业链上各主体共同协作，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移动支付业务标准体系，消除目前多元化的标准，从而也可以降低各主体的研发成本和交易成本。除此以外，要加速无线网络通信安全技术的研发，通过不断创新移动客户端的安全认证方式和网络传输过程中进行数据加密等技术手段建立完善的识别系统，强化业务安全性，以适应电子商务复杂多变的环境，以此保障用户的资金以及个人信息安全。
另一方面，积极防范和打击犯罪，充分研究可能存在的移动支付犯罪形式，做好预防工作，让用户放心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支付购买。同时可向用户宣传常见的犯罪手段和防范措施，提高安全意识，例如在移动设备中安装安全软件、使用较为复杂的密码、浏览安全的网页等。
（二）加强合作
针对移动运营商、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各自为政，浪费资源的现象，应加强三方的合作，构建金融机构与移动运营商合作、第三方支付机构协助支持的有效模式，建立独立的移动支付平台，三方共同合作开发移动支付产品，明确三方定位，各司其职的同时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积极推进产业链的升级，通过创新增值服务的方式来调整三方利益分配的关系，提高产业链的运营效率，实现产业链上合作共赢的局面。
（三）政策法规方面
（四）培养用户使用习惯
[1]刘海二.移动支付：原理、模式、典型案例与金融监管[J].互联网金融，2014（05）：61-64.
[2]涂明辉.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J].法治与社会，2014（07）：99-102.
[3]张华强，吴道义，漆慧，刘春梅.我国移动支付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J].海南金融，2013（03）：86-88.
[4]郝惠泽.移动支付的发展与探究[J].中国信用卡，2013（03）：50-53.
[5]师群昌，帅青红.移动支付及其在中国发展探析[J].电子商务，2009（02）：58-64.
[6]王瑞.移动支付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J].管理视野，2010（08）：45-46.
[关键词]电信行业;用户欠费;信用管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我国市场上的总体信用交易规模在不断扩大,市场上信用经济成分也在不断扩大。自1999年以来,政府开始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在2003年制定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企业信用管理制度,达到降低企业信用风险的目的,最终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市场信用交易不发达,社会信用意识依旧十分淡薄,导致我国整个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信用危机”成为继“金融危机”后的常见词汇。
一、我国电信行业消费者信用管理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信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每年以高于GDP增长速度几倍的速度快速增长。但是随着电信市场化进程步伐的加快,电信企业对用户信用管理水平的滞后已成为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逐渐凸显出来,这已成为制约电信行业成长的一大“瓶颈”,并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竞争和发展。
二、我国电信行业消费者信用管理水平滞后的原因分析
信用管理属于建立在制度建设上的软科学范畴,带有很强的实践性。我国电信市场存在大量的消费者信用失信问题,导致用户欠费情况严重。在这现象的背后原因比较复杂,涉及企业内部环境和社会外部环境,有自身信用管理的问题,也有辨别消费者信用的问题,是社会大环境下信用体系缺失以及企业内部缺乏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
我国信用经济起步较晚,在社会上没有树立起以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信用道德评价和约束机制。因此,相当多的电信用户普遍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用各种手段赚取电信企业管理不善的的漏洞,恶意拖欠通信费用。
(二)国家缺乏信用方面的立法机制
(三)电信企业内部尚未建立有效的信用管理机制
从电信企业来讲,由于受到传统运营模式的影响,认为投资是取得市场竞争制胜的法宝,谁的投资快、谁的网络容量大、谁的规模大,谁就能吸引更多的用户。同时,由于电信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企业不得不到处寻找可以挖掘的用户,以市场中得到每个可以得到的客户为市场经营目标,间接地将风险提高到最大。但是信用管理却是要减少欠费风险为最终管理目标,两者显然相矛盾。因此电信企业为谋求更大的用户规模,对企业信用管理不重视,表现在大多电信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内部信用管理部门、机构或人员,更谈不上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制,信用政策单一,根本不能满足当前控制用户恶意欠费风险的需要。
三、加快我国电信市场消费者信用管理制度建设的对策
电信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社会企业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电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更是实现“电信强国”目标的重要支撑和不竭动力。因此,加快健全电信市场,乃至全社会的信用制度建设促进电信行业的健康发展,提升电信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已迫在眉睫。
(一)重视个人信用道德观念的培育
对于市场主体来讲,信用要成为其进入市场的入场券和无形财富,必须让失信者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还要承担不讲信用的道德责任。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因此要大力加强公民信用道德教育,倡导诚实守信的理念和价值观,使人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明礼守信的公民”。要加强信用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政府和新闻媒体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应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须结合实际,选准载体,组织开展好各具特色的信用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把诚信教育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突出解决文明意识差、信用观念淡薄等问题。另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发挥着日益凸显的作用,媒体成为新闻舆论监督的最有力代表。如今,媒体在信息传播、渠道沟通方面的能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此媒体要充分发挥应有的传播作用,从基础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入手加强宣传力度,营造信用舆论的氛围,使消费者能自觉注重个人信用道德的培养,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
(二)加快信用制度的立法,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体系
(三)建立配套的跨行业信用管理体系
(四)电信企业内部要建立并完善信用管理制度
电信企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重视企业内部信用管理的建设。按照信用管理体系一般建设原则,围绕事前防范、事中监管和事后处理三个部分,建立和完善用户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并应由专门设立的信用管理部门来全面承担信用管理工作。
1.在信用管理和市场营销中找到平衡点
营销政策与信用风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是矛盾的结合体。前者是从市场中得到每个可以得到的客户,间接地将风险提高到最大;后者是要减少欠费风险,间接地鼓励压缩收入。因此,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完整的信用营销战略。将被动赊销变为企业主动的授信过程。电信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须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企业采用信用方式的基本目标是为了建立与重要客户长期、稳定的关系。只有那些有价值、有潜力的客户,企业才有必要考虑采取后付费方式或给予相对较高的信用额度。对于高风险的用户,电信企业可以设计出不同的支付手段对他们的支付风险进行管理,如采用预付费的方式,可以将风险转移到客户自己身上。
第二,在行业内存在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信用方式应是企业战胜竞争对手、取得综合竞争优势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手段。因此,企业在竞争策略上,必须对自身与竞争对手间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做出全面的分析,才能恰当地制定信用政策。
第三,企业选择信用方式的根本目标在于最终利润的增长。
综上所述,电信企业制定营销政策必须兼顾“促进销售额增长”和“保持应收账款合理比重”这样两个目标的均衡和一致。偏重一个目标而忽视另一个目标的做法将导致企业利益的损失。
2.重视客户关系的管理
客户管理是进行企业信用管理的前提。因为每一笔销售都可能对企业带来风险,企业必须做到对每一个客户心中有数,基于此再做出正确、合理的判断,这样才可以保证信用销售的成功。此外,现代信用风险管理理论中有一条基本的论断,即通过对客户以往表现的总结和归纳,可以判断出其今后付款表现的趋向。因此,为达到信用管理的终极目标——降低企业信用风险,客户管理的基本内容就应包括如下几方面:
(1)客户档案的建立
(2)客户的评价
(3)客户的优化
有了对客户的正确评价,电信企业就可以对每一笔信用交易中作出正确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客户管理的结束,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如何帮助企业降低客户的风险也应是客户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客户的优化就是通过对所有客户进行长期的考查和比较,进而找出企业的优良用户,并以此为标准来指导进行用户的开发和筛选,从而使企业有一个良好的用户群。
3.建立完善的话务数据分析制度
4.建立相应的用户预警机制
5.加强催欠工作体系的建设
逾期账款的追收是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体现企业信用管理效果的关键步骤。从信用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应更为重视逾期应收账款,尤其是在形成的初期。如果重视不够,逾期欠费会很容易转化为呆账或坏账。因此在加强催欠工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完善企业内部的催欠工作流程
催欠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如果要催收到位,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定不能马虎。从催欠人员的培训、欠费数据的分析、全面欠费原因的分析、拖欠特征的研究、不同催欠方法的选择,到信用管理部门内部催欠工单的派发等等,都应有制度化的配套工作流程,这样才能提高催欠的工作效率。
(2)采取催收外包的方式
由于电信行业的欠费具有金额小、欠费用户多、用户分散等特点,因此催欠工作会相对复杂。电信企业可以利用社会力量,将催收工作进行外包,这样可以解决电信企业催欠人员少、精力不足的问题,对催收工作可带来明显效果。
[参考文献]
[1]薛兴华.诚实为本信用为先——谈培养健康的电信市场体系[J].通信世界,2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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