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同时生活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人，真的很渴望探索出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的根源和答案。
今天我们所说的“西方模式”，通常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发展模式，其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讨论最多的莫过于政治、经济和教育。
本文将主要集中在政治模式上进行讨论，辅以经济与教育的资料。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他著作中对他的祖国，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有种无法抑制的担忧。[1]
韦伯认为，经济上高速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严重的“政治不成熟”——过于注重眼前利益，缺乏强大的文化底蕴和软实力。
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担忧为后世历史所证明，德国两次战败，第二次便是由于德意志统治阶层对工人阶级的过度压制，最终导致德国走向极端。
比较而言，欧洲的另一个新兴国家，俄罗斯帝国，及后来承其衣钵的前苏联，则同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不成熟”，以土地和看得到的“控制”为目标，展现出了极度的扩张欲望，却无法与新占领的土地建立强大的认同感并同化当地文化。
这一时期，同样正是罗斯大公国（“莫斯科大公国”代称，俄罗斯帝国前身）向东方竭力进行扩张的阶段。
由于全球持续转冷，在中国早早引发了安史之乱，之后丝绸之路由于沙化逐渐废弃，截止宋代，北方路上丝绸之路已近乎无实际用武之地；宋朝因而选择利用南唐和南汉逐渐积累下的航海技术及经验，大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并利用自蜀楚古国时代建立的西南路上丝绸之路，将商贸体系完全南移，从而逐渐放弃北方的传统商贸体系。[2]
全球变冷亦引发蒙古帝国的竭力扩张，由于蒙古人适应相应的环境，及蒙古战马同样对这样的自然环境颇为习惯；加之全球性寒冷导致大量农耕文明迅速走向衰落、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因全球气候转冷而遭到严重破坏，蒙古军队必须向外寻找新的根据地，其军队最终势如破竹，横扫欧亚大陆。[3]
图2-1-1.1300年以后元朝及其汗国的大致版图。其中西亚深灰色部分为后来后蒙古势力建立的帖木儿帝国
但当蒙古扩张到极致却并无充足的经验治理各地时，帝国的分裂与瓦解同样是迅速的。
欧洲在经受住蒙古军队和黑死病的打击后，开始缓慢恢复。此时环境的寒冷刺激欧洲对皮毛和棉的需求。[4]
罗斯大公国在中西欧对保暖材质物的巨大市场诱惑下，开始了毫不犹豫的东扩，他们在跨过欧洲进入亚洲时，正当明朝摧毁瓦剌帝国，蒙古全面衰落时期；罗斯大公国的扩张略早于西欧的全球殖民扩张。[5]
俄罗斯帝国建立时，其领导层认为，东方与南方新获得的土地，皆为殖民地，而非平等的国土。[6]
很多人将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归结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或欧洲的宗教战争；但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对皮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英国在12世纪出现了取代“敞田制”①的圈地运动，彼时主要目的是为将分散的土地合并起来，加以更充分的利用；这一趋势自英国逐渐扩展向全欧罗巴大陆。
在14至15世纪，欧洲中西部农奴制走向解体，圈地运动则愈演愈烈——而在东欧以东正教为中心的斯拉夫人聚居地，农奴制并未解体，而是与中西欧在美洲、大洋洲的奴隶制相并存。
根源可视为东欧比西欧提前获得了大片“殖民地”，莫斯科以东的绝大部分区域都在为东欧提供对应于非洲和波利尼西亚提供给美洲与大洋洲的奴隶——来自乌拉尔山以东的农奴们已提前于西欧的奴隶制，取代了十三世纪及之前东欧的原有农奴群体——这或为彼得大帝及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的大规模扩张积攒了实力。
大量的土地被贵族阶层占领，在市场需求刺激下，原本的产粮田转变为畜牧农场。土地的主要生产力由此转向羊毛生产。欧洲的羊毛生产技术也因此开始了高速发展；欧洲在这一时期羊毛产量剧增，以供应市场对皮毛的巨大需求，大资产阶层诞生，新兴资本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7]
保暖商品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下，欧洲大部分民众陷入了无法购买充足羊毛的困境，民间金属货币短缺出现，资本向产业中上游集中。[8]
寒冷环境导致北方可耕种土地萎缩，商贸业衰微，人口大量南移，北方新教与南方天主教间的冲突开始激化。
失去土地的流民大量涌向城市，他们为大航海时代提供了基础的人口，这些人未来将以冒险者的身份，探索全世界的财富；而他们当中的另一批，则为工业革命，早早准备好了有生力量。
以西班牙为第一梯队的殖民扩张发现了大量白银（1500年前后），白银货币迅速流入欧洲与亚洲，欧洲陷入通货紧缩，基础物价暴跌，但社会财富却仍因贵族对殖民地的垄断和大资本对产业的垄断而持续向上流动，欧洲最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市场应对措施；恰恰相反，欧洲各国间由于财富差距拉大，战争频度与烈度迅速增加——新教与基督教的矛盾继续激化。[9]
同一时期的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则颁布“一条鞭法”，将白银货币本位作为国家商业贸易基础，弱化铜币的市场流通，进而通过将“铜本位”让位“银本位”的制度改革，避免了白银货币溢出当时的市场承载力。
“张居正改革”（1573-1582）最终促成“万历中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由此成功阻止了中国将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10]
此时，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伊斯兰教与东正教的冲突，均走向极端，整个环地中海、北海及波罗的海都陷入巨大动荡之中。
英国即是在这一国际环境下，发生了英国内战（1642-1651），此时欧洲三十年战争②（1618-1648）正入高潮。英格兰（并不代表大不列颠）早在1534年即颁布《至尊法案》，宣布脱离天主教会。
法国则自1562年至1598年持续陷入新教与天主教的内战之中，最终亨利四世于1593年宣布退出新教重归天主教，借此重新统一法国，宗教信仰让位于政治利益的转变开始显现，欧洲的务实精神开始上升为地域领袖的政治首选。
自1624年法国铁血首相黎塞留上任后，为阻止中欧发展为巨型国家而威胁法国国家利益，及打破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及神圣同盟前身）建立的对法军事包围圈，法兰西帝国开始尝试秘密肢解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天主教附庸地区——资助尼德兰独立，推动建立“莱茵同盟”，提供资金支持瑞典出兵神圣罗马帝国，尽一切努力阻止日耳曼地区统一——黎塞留已经预见到未来的普鲁士帝国、德意志帝国与纳粹在统一中欧后将形成的对法国的巨大威胁。
伴随宗教矛盾愈演愈烈，法国最终明确宣布改国教为新教，以期压制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的扩张。黎塞留选择将主权置于王权之上，此举为“国家”和“国际”两个体系构建了基础。
之于欧洲的“国家”角度上，欧洲被割裂为数个宗教、地域、商业联盟体系，所谓国家更类似于区域性利益共同体。例如波罗的海的沿海商会组成的“汉萨同盟”（12世纪中叶-1669，现代“汉莎航空”即为纪念该商会而命名）；尼德兰各商会（统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最终发展成为荷兰帝国等。当时所谓“大不列颠”、“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词汇更多的是代指地域，而非地缘政治角度的政治实体。
伴随蒙古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以及黑死病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崩溃，欧洲宗教统一局面被持续性打破，天主教会由此分裂出大量宗教分支，这些分支多被统称为“新教”；东欧的东正教虽伴随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而持续东扩，但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以及中国明清两朝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时阻止了东正教向南及东南方向的扩张；主流基督教此时陷入巨大困境之中。
新教与天主教的战争以天主教阻止新教传播的社会暴力为开端，由于天主教持续压榨北德及其他边缘天主教国家而导致大量边缘国家和地区倒戈新教，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在几乎所有边缘国家及地区均引发高频度与烈度的战争。
战争导致欧洲超过八百万人死亡。[11]
图2-1-2.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比率
战争的结果是各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诞生于欧洲各邦国越来越独立自主选择宗教信仰、追求商业繁荣、集体利益高于信仰的发展趋势下；《和约》日后建立了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国际模式。
在该体系下，大国与小国有平等的国家地位、政治权利高于宗教权利、各大国维持均势状态，打破均衡者将会被其他大国组成联盟进行攻击——该体系与中国春秋时代“尊王攘夷”的礼制和近代的“国际联盟”、现代的“联合国”模式有相似之处。
但促进欧洲走出宗教阴霾的，除了所谓的“文艺复兴”与“政治务实主义”外，更关键的依旧是资本带来的社会流动性。
图2-1-4.Hawkins,Ed(January30,2020).“2019years”climate-lab-book.ac.uk.
《英国羊毛市场》的这一数据对应了两个关键数值的变化，一是出口羊毛转为内销，英国国内生羊毛消费市场逐渐扩张；二是英国出口的羊毛加工品数量增加迅速。
转内销的前提是英国羊毛加工产业的形成；而成品布出口额增加则表明此时的英国成品布在欧洲的市场正在逐渐扩大。而早在12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即已出现，在15-16世纪，圈地运动达到高峰，这一变化与英国羊毛市场的扩张有关；尤其是英国本土成品羊毛布实现产业化，这极大地刺激了贵族及资本阶层对“牧羊土地”的需求。
同一时期即为全球性小冰期以及西班牙等帝国于美洲开采获得大量银矿的阶段，过量的金属货币流入欧洲市场，资本运作效率增加，羊毛产业在资本流入的刺激下实现爆发式增长。
而根据《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英国早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其英国佃户即可无需获得领主的许可，而自由购买、出售、出租土地。[14]在16世纪初，生前任意处置财产和死后在遗嘱中剥夺子女继承权的做法，于16世纪初即已得到英国普通法的承认。[15]
《透视欧洲的婚姻模式》根据《历史人口：历史人口统计学论文》指出：“西欧男女倾向于晚婚，从总体上讲，不结婚的比率较高，这两个因素导致相对较低的出生率；更多年轻女子参加工作、家庭中更加平等；由于晚婚，女子又有较多机会获取财产。这不仅是当代现象，这种模式的起源时期应定为1400年到1650年间。”[16][17]
但在1066年底诺曼征服后不久，英国女子即可自由拥有和处置财产，并将之卖给外人。至少从13世纪起，她们不但可拥有土地和动产，而且可起诉他人或被他人起诉，甚至可签署遗嘱和合同，无须征得男子监护人的许可。父系社会一旦承认这种权利，就会破坏宗族控制财产的能力，从而破坏过去的社会制度。[18]
所以，女子拥有和遗赠财产的能力是部落组织退化的标志。它显示，严格的父系社会规则已经消失。[19]
11世纪中晚期欧洲个人主义抬头之风盛行；12世纪中前期英国即在欧洲市场对皮毛的巨大需求下开始加速发展羊毛产业；12世纪中后期由英国爆发的“圈地运动”以畜牧绵羊为目的逐渐扩展向全欧洲。
13世纪英国工会系统成型；14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的羊毛加工产业形成大规模产业链，此时欧洲本土由于蒙古军队与黑死病的破坏原有产业系统及社会结构几乎全部崩溃；15世纪初新大陆白银大量流入欧洲从而刺激资本主义爆发；16世纪英国陷入宗教战争，资本主义参与国家政治；17世纪英国转型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欧洲资本的全球性体系基本形成。
根据纪录片《大英帝国两千年》的描述，英国在公元1世纪之后持续百年的罗马入侵中，即有女性大量参与前线作战的记载。笔者认为，英国由于其自然环境不适于农业的发展，而未能够脱胎于狩猎采集文明步入农耕文明。
狩猎采集文明要求“生存环境的经验积累”与团体领导力（社会交流的共情能力），由于男性在狩猎采集过程中多参与暴力行为而寿命较短，女性则从事相对安全的社会活动，故狩猎采集文明多为女性为主导的文明结构。
农耕文明则要求男性从事相对安全但体力繁重的工作，该工作几乎被男性垄断，且男性无须再持续参与暴力活动、暴力活动也演变为掠夺性战争；故其寿命相对延长，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
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多发生在地域面积较大、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但英国北部地区（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北爱尔兰地区）多无法发生相应的剧烈变化，只能转变为狩猎采集与农业生产共存的状况，故女性的社会地位持续较高。
罗马帝国对英国南部的开发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南北社会，至今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与苏格兰地区仍有巨大的社会文化差异。但罗马帝国退出英国后英国陷入持续动乱，多个不同的国家与民族相继占领或瓜分英国，英国的社会结构在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步入中世纪——此时基督教已深入英国。
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其著作《封建社会》中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欧洲封建主义在9至10世纪兴起之前，亲戚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二是欧洲可以追溯的像中国、印度、中东那样的单一祖先的巨大父系宗族，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即已变得闻所未闻。[20]
马克·布洛赫添加了数条证据：
中世纪的欧洲人从不单凭父亲来追溯他们的后裔；而在部落社会中，为了维持宗族分支的界线，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母亲让女儿冠母姓是很普遍的，这在中国那样的父系社会却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经常认为自己属于两个相互平等的家庭，母亲的和父亲的；两个杰出家庭的子孙往往合并两个宗族的姓氏。到13世纪，类似当代的核心家庭已在欧洲遍地开花。13世纪后，血亲复仇已很难继续，因为报仇圆圈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觉得，自己与争论双方都有关联。[21]
自7世纪晚期欧洲遭遇维京人自北方、阿拉伯人或萨拉森人自北非与西班牙、匈奴人自东方、穆斯林自东南方的大规模入侵后，卡洛琳帝国解体，欧洲与拜占庭和北非的贸易路线被穆斯林控制，到9世纪时，城市凋零，大量人口逃往自给自足的农村。欧洲封建领主制度雏形诞生。[23]
由于人口流动过于庞大，加之地方领主对人口的控制能力远弱于曾经的国家机构，且人口与土地的流动速度伴随持续的战争也变化过于迅速，故而地方领主无力对领地内实行强效统治，个人与领主间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开始合作，共同面对军阀间的战争与天灾——个人提供能力与生产力，领主提供保护，双方签订契约。[24]
在英国相对应的标志性社会现象即是自12世纪末开始，孩子与父母间会签订“抚养合同”，规定孩子在继承父母财产后所承担的抚养责任。[25]当时的英国社会普遍认为，当父母健在时将产权转移给子代是极为愚蠢的行为。[26]
这一“纯粹的金钱关系”并不像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发明，恰恰相反，它诞生于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方式与在中国明代的诞生方式并不相同；欧洲的中世纪及其之前的社会，即已是原始资本主义状态，而其萌芽则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前后。[27]
在罗马帝国时代，地中海婚姻模式为欧洲最主要的婚姻模式，该模式与阿拉伯、普什图、库尔德、突厥、中国、达罗毗荼模式均近似——即保持严格的父系家族及父系社会，倾向同族通婚，甚至更偏爱于交叉表亲通婚；男女有严格分隔，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28]
但天主教会强烈反对以下四种行为：与近亲结婚、与兄弟的寡妇结婚（即所谓的兄终弟及或夫兄弟婚）、领养孩子、离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6世纪督促异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现代英国人的前身）皈依基督教，尊敬的彼得在报告中提及，格里高利直率谴责部落实行的与近亲和兄弟寡妇的婚姻。后来教堂法令宣布禁止纳妾，提倡一生不分的一夫一妻婚姻。[29]
亲戚团体通过交叉表亲结婚、兄弟寡妇结婚、纳妾、领养孩子、离婚（可被视为变相纳妾）等手段完成“继承策略”，即将相传的财产牢牢控制；当时欧洲居民寿命普遍低于35岁，夫妇能够生下儿子、长大成人、再一次传宗接代的可能性相当低，因此，为培养合适的继承人，社会产生了各式传统以提供合法继承途径。
图2-1-5.Lifeexpectancybyworldregion,from1770to2018
日耳曼、挪威、马扎尔、斯拉夫等地的部落皈依基督教后，仅在两三代人间其亲戚架构即已解散，这一现象同样发生于美洲、非洲、波利尼西亚，对本土原有社会冲击极大，松散的社会极易被西欧殖民者通过资本与军事手段控制，并通过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播而最终获得统治认同。[32]
比起中国古代的文化高于国家的状况，欧洲与中东在当时均陷入了宗教高于国家的困局。[33]
继承制度发生变化后，天主教会于7世纪结束前将法国富饶土地的三分之一瓜分，从8世纪到9世纪，法国北部、日耳曼、意大利的教会财产都翻了一番。[34]
天主教会因此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地主，在欧洲管理庄园，监督农奴的经济生产，修建孤儿院，赈济饥民，建立大型医疗系统照顾病人等，形成跨地域而拥有国家形态的宗教。天主教会因此也成为欧洲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强大而特别的变量，这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几乎不曾存在过。
在不存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约束教会的情况下，宗教本身倾向于将各种其他社会关系打碎，使民众容易将宗教关系置于社会关系的首位。在当时的欧洲，由于大量人口流入农村，欧洲原有国家体系解体，基督教会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权益及数量庞大的信徒。
信徒们诞生于仍在快速发展“个人主义”的社会环境，因此使得领主与受保护者间的契约制度能够被维系并发展开来，最终在12世纪末彻底摧毁家庭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契约制度成为欧洲的根基，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核心的法律基础。
当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开始加速发展时，欧洲人已不需要再像其他文明一样克服巨大的亲戚集团及建立社会契约，这些发展过程已然成熟，欧洲只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及充足的资本、市场、与技术，便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故而很多中国学者喜欢将欧洲封建时代至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对比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做法，实际上犯了“太把中国当回事”的错误，忽视了欧洲的独特性；这与西方学者喜欢将欧洲政治发展模式作为标准的现代化模式之错误如出一辙，他们也“太把欧洲当回事”了；今天的美国人是一样的。
图2-1-6.英国水系分布
这些先决条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自然基础。而欧洲的地理环境类似于一个放大的英国，同样是水系发达，落差大，自然资源丰富的状况。
1086年颁布的《末日审判书》记载道，仅英格兰一地水利磨坊的数量即已达到6082个，实际数字应远高于该数据；《末日审判书》同样记载当时的磨坊生产已由妇女垄断转变为专业化、流程化生产。[37]女性生产力在除东欧以外的地区实现大规模解放。
公元9世纪左右，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两岸(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沿岸，佛兰德尔和法国北部)均发现有风车存在。1180年奇切斯特主教西弗里德三世在安伯利庄园建设风车，1185年约克郡东赖丁的威德利庄园建立风车，1187年则为白金汉郡的丁顿庄园，此后风车的数量迅速增加，截止12世纪90年代的文献，记录了英格兰地区的20余处风车。[38]
风车诞生地多为水系相对贫弱，风差较大地区。欧洲应为风车的起源地，而非亚洲。
西方对大规模机械工业生产的理解或起源自公元前1世纪左右，远早于中国。且西方在11世纪前后已建立普遍的水利农业生产体系，有约80%的磨面工作于自然力设施中完成；人口生产力实现解放；加之教会要求的破除亲戚团体关系对欧洲社会的剧烈冲击，欧洲在12世纪出现大量的中小家庭、也有更多的人开始从事商贸行业。[39]
到1300年前后，英格兰的人口及经济水平达到峰值，此时仅英格兰一地即有10,000–15,000座自然力磨坊。[40]此后欧洲爆发黑死病与蒙古、奥斯曼入侵，欧洲人口及经济受到重创。
黑死病造成的瘟疫持续到了18世纪，但主要瘟疫的全球性爆发集中在公元1500年之前。[41]
灾难过后，天主教的统治体系崩溃，四大宗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欧洲爆发军事冲突。欧洲本土的战争烈度极大，而处于交战区之外的英国、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则相继成为人口大量流入及资本流入避难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最终形成了威尼斯与热那亚商业帝国、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帝国、荷兰海洋商业及殖民帝国，以及最为庞大的日不落帝国。
这些依靠海洋商贸经济发展的国家在过量的人口及资本刺激下呈现溢出效应，人口大量转移至海外，或为商业目的、或为战争、或为开垦殖民地。
15世纪时，英国的羊毛产业根据前文所述已经深刻影响了全欧洲的成品布生产市场。英国羊毛生产技术逐渐脱胎于磨坊生产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工业流程技术，成为独立的生产行业。至16世纪，英国的呢绒成品生产行业同样统治欧洲市场，与俄罗斯帝国输出的原生皮毛竞争皮毛需求，此时欧洲的年平均气温仍在下降。[42]
同一时期，英国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连续推动了一百余年的新教运动，天主教原拥有英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与财富，最终被英国政府尽收囊中。而这一行为引发天主教国家法国的强烈反弹，两国爆发“英法百年战争”。由于资源紧缺，英国无法大量生产当时流行的铜制火器，新教教会主动资助民间铁匠组织生产铁制大炮，最终实现大规模量产，英国在新式军事装备上亦实现垄断。[43]
铁器的使用曾使秦国修筑都江堰，建百万人的制式化装备集团军群，全面推动牛耕技术，并因此而统一中国；英国的铁器利用技术由军事技术迅速蔓延开来，大量工程不再依靠原有欧洲技术，而是不断探索对铁的使用；英国各式产业均因此而步入全铁化时代。[44]
欧洲的自然环境不适宜棉花的生产，但西亚、中国、印度、中美洲的民众在中世纪时的主流纺织品中都包含棉花。公元8世纪，伊斯兰帝国横跨地中海，控制了整个西亚、北非与南欧的部分地区，其发达的工商农贸业中即包括棉产业，棉花由此进入欧洲市场。[45]
相比于伊斯兰教的西扩，佛教则在东扩过程中将棉花带入波利尼西亚、东南亚、中国及日本，于元代时，东亚大部分地区均已形成棉花的产业化生产。[46]
在12世纪的英国利物浦，即已产生从环地中海购买棉花进行生产消费的产业，但这一产业规模很小。11世纪时欧洲出现卧式脚踏织布技术，到13世纪中期，棉纺车技术传入欧洲，欧洲中部出现为富人阶层所消费的棉产品市场。[49]
15世纪前后，意大利北部垄断了欧洲的棉产品生产业，但由于原棉受到奥斯曼帝国出口量的限制而无法扩大产业规模。[50]
在整个中世纪中，欧洲的中下层社会主要消费英国产的羊毛产品与俄罗斯提供的大量野生动物皮毛，而棉产品则主要为权贵富商阶层的消费品。
图2-1-7.黑死病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及气候变化等数据对比图
瘟疫爆发前，欧洲处于人口过剩状态。而瘟疫出现大流行趋势时，各国当局因恐慌而对少数族裔进行大屠杀（包括犹太人），并封锁各国边境，控制市场的产品流通，用所有“可能打动上帝”的方式尝试阻止疫情的扩散。[52]
瘟疫后期，欧洲土地出现大面积荒芜，封建时代发展了600年所积攒的财富将被剩余人口重新分配。在这种状况下，欧洲的幸存者们将罹难者遗留的财富进行瓜分，此时甚至粮食的生产力超过了人口增长的实际需求。中产阶级由此意外诞生。[53]
图2-1-8.黑死病在欧洲的传播范围
中产家庭的大规模出现使资本与教育得以广泛传播，欧洲教育水平飙升。原本的欧洲教育集中在教会教育上，内容极大地倾向亲宗教的方向，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导致教育更倾向于“能够提高获得资本的能力的贵族化教育”，这一变化使得欧洲绘画、音乐、文学、古典哲学、现代科学、经典经济学等领域突然爆发式出现。大量学校也相继建立。[54]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最终移民美国，组成了美国初期的主要人口，在美国最初建国的一百年间，这些中产阶级甚至做到了平均每人一生读三千本书的境界，可见当时欧洲遍布全球的中产阶级受教育水平之高。[55]
他们在真正意义上将欧洲的思想观念、社会运作方式及教育体系传播向全球，并至今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变化。
人类所产生的政治，源自于人际关系的存在；人际关系存在的目的，是为支持团体运作；团体运作的最初目的则是为获得能量输入（食物）并避免能量的完全输出（个体死亡）。
无论是现代所定义的哪种社会团体，诸如：氏族、部落、家族、城镇、国家、国际联盟等等，其本质目的在于以团体存在的方式获得更广泛的生存资源；而政治，则是保证团体内外协作的“总体性描述”；即使是全人类，也依旧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以集体的方式尝试在自然环境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并在内部尽可能减少资源损耗。
但它的前提是，自然资源还有可被大量轻易获得的可能性；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人类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就会自然而然地压榨自己所能控制的下层阶级，以吸取更多其所需求的生存资源。
图2-1-9.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中战争死亡的百分比
人类社会的发展基础即是追求生存资源和生存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西方进入现代后陷入扩张放缓状态，其主要资本集团已无法从全球市场快速压榨出更多财富，故转向向内施压，从而导致西方世界自70年代后开始出现经济下滑，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量崩溃的上世纪末，西方获得了新的无比巨大的市场，但这些市场在进入本世纪之后便已无法满足西方资本的扩张。
这些抢夺生存资源的拉锯战，在现代欧美国家逐渐显现，各国在资本压榨与内部角力中陷入政治疲态，社会发展减缓。
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目前有同样倾向。
人类追求更多生存资源的欲望却是无法遏制的本能。但在宗族社会普遍的地区，守护生存资源的目标优先于获得生存资源，多生多子以建立大家族的方式来保留财富是普遍的第一生存选择。
因此在大部分宗族社会，人口往往会持续性增加，直到超出社会负荷。
很多学者在研究古代史时常常将某些王朝中后期的命运归结于政府腐败、自然灾害严重、连年战争等原因，却忽略了人口在这些王朝的中前期往往会出现的大规模增长对社会承载力所提出的高要求。当人口超出社会自然承载力后，必然陷入内部的不稳定与对外的掠夺式扩张。
相比于其他文明，欧洲的宗族社会在6世纪之后已被摧毁，欧洲人口过剩不过一百年即又发生黑死病。
中国则在清代达到本土人口自然承载力的巅峰——四亿人口，这一数字持续数百年未再改变。直到中国内战后的三十年内，人口出现暴涨，相对应的是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与中国有组织的医疗系统建设，人口增长过快最终会导致本土资源再次被稀释。
之后中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控制人口数量，从而避免了中国大陆即将陷入的粮食恐慌。
但也正是中国人口因基数过于庞大，从而导致人口仍然能够增加到14亿，才因此在今天产生了如此足够庞大而又足够复杂的市场，从而催生出现代社会中中国独有的全产业链及全产业市场。这一变化最终使中国出现了4亿人口的中产阶级。[56]
图2-1-10.中产阶级增长的区域中心正在迁移
欧洲在黑死病爆发后中产阶级数量暴增的前提是罹难者遗留的“无须劳动便可获得的财富”过于庞大；且诞生了大量的“无主之地”。欧洲在多重因素下大幅度对外扩张，在海外建立新的市场，以支持全产业链及全产业市场的出现，并将之垄断。
欧洲没有中国的人口基数、没有中国的一体化行政体系，更没有中国所能够形成的自然资源储备与由前三者所构成的市场。但欧洲却先于中国拥有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并且，欧洲已经形成了自由主义观念。
当两大宗教偃旗息鼓，工商业开始繁盛的时候，欧洲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资本的统一，任何战争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原料（或称“生存资源”），欧洲的资本大一统其实是超出中国学者们的想象的；而中国实现的地缘政治大一统和对大一统的持续性追求，及两千年来所搭建起的强大的内部认同感，也已经超出了西方学者们的想象。
可以说，两方都很难真正理解对方的社会构成。
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概念实际上出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此之前，于这个世界上，从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家。
中东国家至今是“超国家”的，宗教意识高于国家意识；中国同样是“超国家”的，文化意识高于国家意识；西方也一样是“超国家”的，资本意识高于国家意识。
我们常说，资本无国界，但资本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大量参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资本交易，其大概率最终会完全资本化，从而丧失原有的国民性与民族性；而最终变成一个“很像西方国家的独立国家”——除了残存的传统与人种差异外，已经完全西化而丧失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从而变为以西方主要权利阶层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无法离开该体系”的部分。
由于资本本质上是抽象的物质财富，故而资本在本质上也是政治的宿主。政治寄生于资本，由此方才诞生了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
但在诞生之前，还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保证过去存在的制度不会摧毁即将新出现的制度——封建制度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
这是任何新生社会体系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将“天然保守的”上一个社会体系摧毁，并能够在其废墟之上建立新的社会体系。
中欧是欧洲资源分配最为紧张的地区，各政治势力均对这一欧洲内陆地缘政治上最为重要的的十字路口垂涎。
英国先于欧洲大陆爆发了克伦威尔新资产阶级革命，紧随其后的是光荣革命。英国的古老制度与新生制度最终达成妥协——君主立宪制诞生。
法国的旧制度则处于持续反弹的状态，其保守程度远高于英国，而其离当时欧洲的资源分配中心——中欧也比英国更近。法国的资本主义革命最终脱胎出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欧，政治运动的碰撞最为剧烈，先是出现了新教，此后则演化为“欧洲古典政治哲学的沃土”，之后的普鲁士改革、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及两次世界大战前剧烈的社会震荡，均发生于此。
东欧则越发趋向于保守，改革一直跟随于西欧之后，直到社会主义浪潮席卷沙俄，俄国方才结束封建时代。
至于同样处于边缘的沙俄与英国为何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前文已经提到，沙俄的殖民地是直接与本土相连的，其宗教东正教也不及天主教对宗族社会的破坏力度，加之沙俄的扩张早于西欧，大量西欧消亡的社会制度，如农奴制，在沙俄得以保存——故其保守势力远比西欧强盛太多。
南欧在奥斯曼、沙俄、新教的压迫之下，最终只剩意大利、奥匈帝国与西班牙三个主要国家。强大的教会势力在这三个国家持续存在，社会改革并未大量发生，此后仍是独裁政府与政教一体交替掌权或陷入彻底的分裂之中。
这与它们继续向外扩张获得大量生存资源乏力有关，相比之下，英法等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资源，并最终主导了这一国际体系。
资本主义尝试在欧洲寻求“资本统一”，它们在打开各国市场的过程中往往会摧毁各国原有的政体。当时唯一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由此可以通过资本操纵各国内政。
英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变量持续维持各国间实力的平衡。但资本持有者会主动寻求更为安全且获得财富更为高效的地区，大量的殖民地及美国成为了其主流的流入方向——尤其当欧洲发生了持续数百年而鲜有间断的战争的时候。
欧洲内部的不稳定为全球市场的加速建设提供了资本。
世界各地原有的社会体系对资本主义的本能抗拒，最终普遍发展为军事冲突。
英国、荷兰等国在海外所谓的“殖民统治”往往都是“资本统治”，著名者当属两国分别建立的两个“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后甚至成为了荷兰帝国宣布建立时的真正的政治实体，英国东印度公司则拥有全印度次大陆殖民地及东南亚、东亚的广泛市场。
商人组成的公司拥有完整的军事体系、工商业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基建体系等，名义上他们全部遵从于英国与荷兰皇室，在大局上遵从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安排，但伦敦实际上无法左右这些富可敌国的公司的实际意愿。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难以忘怀的便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实际上，当时的清政府所面对的敌人具体来说不应是伦敦当局组建的大英帝国海军，而应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合法雇佣军。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与过去各地原有的社会体系发生冲突，并在绝大部分地区成功取代当地原有的社会运作模式，使被殖民国成为一个无法脱离西方为主导的国际资本体系、且越来越像西方国家的新生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学界有一种论调称“英国从未走出英伦三岛”，英国通过政治权利控制世界的尝试从未有过进行，恰恰相反，英国直接输出了其政治的根本宿主——资本，通过资本控制世界。这是超国界的存在。
资本最终将各国绑定在盎格鲁-萨克逊建立的世界体系中，并以当地人治理当地人的方式成功避免了绝大部分的军事冲突。当时总人口不过一千万的英国，最终统治或间接深刻影响了几乎全世界的所有民族与国家。
一战同盟国、法西斯轴心、苏维埃-共产国际均在实际意义上挑战了盎格鲁-萨克逊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在今天，对其发起挑战是中国。
英国已经变为一个新教国家，但当时的英国并非宗教国家，事实是，英国民众将资本而非宗教视为最重要之存在。因为资本是看得到的权利。
当时英国所主导的全球贸易的几个主要资本构成因素是——纺织贸易、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奴隶买卖、性工作。
17-18世纪没有具体的官方统计数字，据当时学者们的估计仅伦敦即有五分之一的女性从事性工作，其中不包括“情妇”等数据。到19世纪，英国警方估算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妓女数量在26,000人上下浮动，约占当时总人口的0.26%，女性总人口的0.52%，但其数据的前提是警方登记在册的已知妓女。[60]
19世纪性病在欧洲突然出现超大规模流行。[61]英国议会连续通过三部《传染病法》以阻止梅毒等的传播。而其根源在于18世纪资本大量流入英国、英国民众丧失土地（先是圈地运动后是工业建设）前所未有地涌入城市、贫民人口在英国城市出现激增但社会资本积累却仍在高速增长。[62]
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许多手段获得一部分流入资本，而不是像之前涌入城市的人们一样出海前往殖民地。这些手段主要包括两个，一是成为工人，二是卖淫。没有安全保障、被剥削、工资极低的工人阶层和相对收入高、能够接触上流社会的妓女阶层，后者反而对女性吸引力更大，也更有保障。
我们无法寻找到准确的经济数据以佐证欧洲工业化地区的女性通过性工作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但根据WilliamActon的《在道德、社会和卫生方面有关卖淫的研究》显示，当时英国大量女性在工厂压榨过于猛烈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参与到卖淫业，由此还衍生了难以控制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全球性人口买卖、毒品买卖、对女性无法统计的暴力行为等。[63]以至于188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专门提出保护了针对12-16岁女性的卖淫规定。[64]
无论如何，工业革命初期，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无法忍受工厂工作的情况下，超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女性从事或间接从事了卖淫行业，由此还衍生出庞大的人口买卖（与非洲及波利尼西亚的奴隶买卖不同）行业和毒品消费行业，其产业规模最终应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欧洲数千万人口。[65]
至于大量学者所研究的奴隶贸易，非洲至少流失3000万人口，其中1000万死在运输过程中，被运往美洲的约有1200万人。[66]
但非洲的奴隶输出从公元10世纪前后穆斯林国家建立涵盖北非、东非的庞大贸易网络时即已开始，即使欧洲后来从西非与南非大量掠夺人口，但各种研究几乎都忽视了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多个穆斯林国家对非洲的掠夺。[67]
非洲的被掠夺历史几乎持续了一千年，而这一千年恰恰是文明崛起并形成稳定社会的关键时期，阿拉伯世界牢牢抓住了这一机会，而非洲则在大津巴布韦文明（11世纪-16世纪）之后再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文明。
欧洲疯狂掳掠人口的目的在于南美洲对矿石采集（金银等）的需求、加勒比海岛对蔗糖生产的需求及北美洲对棉花生产的需求。[68]
尤其当欧洲的棉纺织技术超越印度的生产工艺时，欧洲向全球倾销成品棉产品，美洲的棉花种植从北美洲迅速扩散向加勒比海与南美洲，印度的棉产业则因此崩溃，南印度陷入动乱，英国自南印度开始向印度内陆及莫卧儿帝国扩展殖民地。[69]
19世纪中叶，以澳大利亚、新西兰、拉美东海岸及法属波利尼西亚为中心，针对大洋洲的奴隶买卖开始，这一贸易被称为“Blackbirding”即“黑鸟贸易”，在学术界它常常被忽视，但前后应造成数十万原住民死亡。[70]
图2-1-11.大洋洲地缘政治地图
欧洲所采取的奴隶制使欧洲的财富流动大大加速，且通过廉价商品占领他国市场等方式，从其他国家或地区大量吸收当地财富，这些新积累的财富最终流回欧美，并在当地刺激形成了繁荣的工商业与金融业。
18世纪末英国开始逐步改革奴隶制，美国南北战争后奴隶制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衰退，但欧洲建立的全球性奴隶制维持了200余年，这200余年正是欧美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大量倾销其廉价产品的阶段。到19世纪末，全球市场倾销已趋于结束，无论是市场瓜分还是全球性资本压榨已无法满足欧洲各国对“生存资料”竞争的欲望。
由此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15世纪开始欧洲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中，有一个重要变量常被中国学界模糊化，即是东欧的俄罗斯。
东欧各国及苏维埃政权本质上仍是一个欧洲政权，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500年来从未被任何其他文明所真正挑战——除了今天的中国。
苏联与英美间的竞争本质上仍是过去欧洲瓜分世界“生存资料”后，因已无法进行更多的瓜分而产生的冲突。
这一冲突在上世纪70年代陷入白热化状态，苏联在无力继续向外大力扩张的情况下，其权贵资本开始向内倾轧，如入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欧美在同一时期亦无法令苏联瓦解，西方资本无法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财富，因而其资本对内部民众的压迫开始加大，从而导致了英法日德北欧等国的改革及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的两个本质追求分别是：生产资料总量的扩大与生产资料尽可能的平均。
欧洲自12世纪的土地改革开始，即出现了巨大的资本积累差异，但当时的欧洲仍处于封建主义时代；16世纪后，欧洲在黑死病的冲击下诞生了一批只有财富积累而并没有过去所应有的对应相应财富的社会地位的人——欧洲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因而诞生；他们最终推动了欧洲的资本主义革命。
英国是爆发资本主义革命最早的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本质是为追求：原有生产资料的安全与生产资料总量的扩大——它的对手是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
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选制，其公务员体制本身通常不受选举的影响，这些公务员因而成为了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而非国家民选议会或议院。这一点也常常被外界忽视，一个国家的根本运作并不在于领导者是谁，而在于执行的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部门是为相对应的利益团体服务的——比如，为什么西方国家往往会采取“素质教育”，这是因为教育部是为教师工会而建立的，素质教育有利于教师工会获得更多的效益资本（舒适的环境、大量的资金、高等的社会地位等）。
前面有讲到，英国的工会在13世纪初已经彻底形成，远早于英国进入君主立宪制的阶段；而这些工会，也正是在17世纪支持英国新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中产阶级组成了工会。
当欧洲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发展之后，过了约300年，欧洲的社会阶层再次出现大分化——资本家与工人。中间的中产阶级阶层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向这两个方向。工人阶层的生活困境导致其必然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求增加自己所能控制的“生存资料”。
19世纪中期所提出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几乎都存在同一个斗争目标——即当时的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就如同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脱胎于资本主义。
在某些国家，两个主义达成妥协，如北欧五国，普遍采取了西方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是一种主义占绝对的主导，如中苏等国普遍是社会主义占绝对主导，美国则采取了资本主义占绝对主导——这与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日本等国采取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妥协和德国法国等国实行了彻底的资产阶级、俄国则强化了封建阶级类似。
虽然社会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国家被用作了不同的解释，但根本上的理解是近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权利物化以使大家争取物质化的“生存资料”不同，社会主义更追求的是总资源的增加与内部相对的更加公平。
法律是政治的延伸。
我不大清楚中国人今天这样的思考方式的根源来自哪个时代，但当全球性大洪水出现的时候，其他民族多采取了逃亡或殉难的方式以面对天灾，中国人则选择了将其治理。
中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也有古蜀国开明王朝确凿的针对长江的治水记载及考古证据（发生于约3500年前）。[72]
相比之下，中国的主要水灾问题全部是河流的治理问题。
且中国农耕社会的出现远晚于西亚，不足以达到大面积盐碱地出现的状况。
部落联合治水的过程使中国最终脱离了部落社会步入国家状态。阿拉伯世界则采取了“军事奴隶制”，通过将官僚阶层与民间部落隔离的方式，从国家框架的角度上脱离了部落社会，但实际上其部落仍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东和北非的冲突仍以部落冲突为主。[74]
欧洲则因基督教的传播而直接将部落制的基础——亲戚团体继承制摧毁，欧洲因此在6世纪左右彻底脱离部落制。
中国商代，举国皆是商人，商业贸易极度繁荣，这一时期中国很可能已经依靠古羌人的流动建立了庞大的跨地域经济系统。此后的周代，中国西南的古蜀国已依靠亚历山大帝国遗留的欧亚非商贸网络与西亚通商，中国南方的楚国则与古埃及出现直接或间接的考古联系。中国西北的秦国则与西域诸国已产生商贸关系，并直接或间接从西域获得了冶铁技术。[75]
中国夏代并非一个朝代，“夏”不过是“天下共主”的意思。治理大洪水后，中国的几个主要部落联盟间不断竞争中国最为肥沃的地区——中原。炎黄与蚩尤，西夷启（大禹的儿子）、少康与东夷后羿等等，商代不过是取代了前一个以桀部落作为部落领袖的联盟，进而统治中原。[76]
此后的周代同样是组织了部落联盟，最终打败以商为首的联盟而建立了周朝。
但商以前的朝代都是自然神社会，人们信奉自然，权利并不集中；商代时期演变为人神及一神社会，商王是唯一的神，并将巫术演变为巫礼；到了周代，礼制被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周礼，周礼对人的约束性极强，以至于哪怕进入春秋时代周国国力已大大衰弱，其他国家也依旧尊称周国为天下的“王”。[77]
进入战国时代，魏文侯建立西河学派，推举士人阶层进入权利中枢参与国家改革。
在此之前，中国礼制的存在导致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被完全隔离，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这与欧洲封建时代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欧洲贵族与平民之间是“契约关系”，双方签订合同以维持合作关系——一方提供保护，一方提供生产力。
但周代的平民阶层则是纯粹被贵族阶层控制的状态，由于当时礼制深入人心，且国家当时的科技水平（青铜器）远高于附近其他部落或国家，平民在选择生存环境时因而也更倾向于选择周朝。而所谓的“士人阶层”，即是平民阶层中能力较出众、较接近贵族思想的一群人。
进入中国的战国时代，国家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中国没有天主教作为高于国家的存在，国家要么想办法生存下去，要么成为其他国家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中国最中心的魏国（就如同欧洲的中欧一样），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
其中就包括建立西河学派，执行法家变法。法家的务实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命运，法家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变得只注重当下，只注重看得到的改变，他们假设了“人性本恶”的前提，而又拒不考虑鬼神的存在。
即使是从源自巫术的礼制中诞生的儒家，同样明确表示不考虑巫术与鬼神对人的影响。
持续了近五百年的战争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之深刻在此时已经显现，我们既如同大禹治水的时代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人定胜天”；并且在战国时代已经变得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依靠神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进步，才能够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程度。
中国当时的七个大国，有五个相继进行了法家变法，法家改革中，最为强大的秦国最终统一中国。
就如同英国的强盛一样，秦国的强大并非只是制度的强大，秦国建立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制式化的国家，秦国的农具、军事装备、各种产业的生产设备及资料等，全部统一化。秦国一百余万的军队（当时的中国只有2000万人口，各国加起来总共却有超过500万人的军队）全部掌握军事装备拆卸技能，任何士兵都可快速更换装备。[78]
并且秦国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全面推广铁器与牛耕的国家，秦国也很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当时的中国掌握了冶铁技术的国家。秦国亦依靠国家力量强行摧毁贵族体系，将小农经济至于首位（小家庭制度，往往只有两代人或三代人一起生活）；相比之下，15世纪的英国同样建立了以冶铁技术为核心的国家工业，并且在本土的特殊狩猎采集文明传统及基督教的影响下，形成了小家庭制度。[79]
秦代之后两千年中国再无实质意义上的飞跃式发展，本质上在于中国再没有能够发现新的生产力技术——火、石器、青铜、铁，之后的蒸汽动力、电等，中国持续两千年未能发明出来。
秦国在统一中国后，继续加速推广冶铁工业、牛耕、小农经济、标准化与文字统一的进程。汉语是一个语族，其下至今仍有13种语言，但汉语作为一个语族却使用了同一种文字，欧洲并未出现类似的尝试——欧洲也从未有过大一统，唯一能媲美秦国的语言统一的，在古代欧洲唯有拉丁文，但罗马帝国并未要求所有地方语言全部融入拉丁文。[80]
本质上是因为当时七国的语言文字均来自周代的金文，其根源是相同的，而环地中海的语言文字则有许多都是独立诞生的。前者容易做到统一，后者很难。
秦国的语言改革使中国人的认同感大大增强，尤其是此后两千年间，中国人建立了从乡村到首都完全统一的教育系统，教授语言文字与国家思想，民众的识字率比周代有前所未有的提高。
秦朝为继续强化中央集权，建立“三公九卿”制度，这便是韦伯认为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制度，韦伯称，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即已进入现代国家行列。
此说法的根据是，中国的官僚系统是完全非人格化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间所有大一统的时候，除了皇帝，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任何一个地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即在中国的近似于欧洲封建时代的领主制度在公元前221之后便于中国消失。
中国人有多么渴望大一统呢？历史上中国有过很多次大分裂，但却没有进一步分裂下去，只是从一个大一统国家分裂为一系列相对较小的国家，这些国家则在不断发生战争，以求再次实现大一统——这与夏代各个部落联盟间竞争“天下共主”的地位，简直如出一辙。
在欧洲的封建时代，没有私有土地的贵族——不是贵族——公元前221年后，这样的贵族基本上是越来越少，而且这些贵族的私人军队也逐渐消失。
中国的去贵族化持续到了宋朝初期，宋朝采取“杯酒释兵权”和“刑不上大夫”两个措施，将人们拥有大规模可继承的土地并建立私人军队的可能性彻底消除；而且极大地鼓励了士人阶层参与国家治理。
相比之下，欧洲的农奴制度持续到了1917年俄罗斯帝国灭亡方才真正结束，即便到了今天，欧洲依然有大量贵族存在，他们曾经作为封建领主，在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却成为了独立国家的领导者。
中国历届朝代为阻止贵族的诞生，逐渐发展出了科举制度。无论是谁，只要通过考试，最终便可进入国家系统——这一依靠个人能力而非出身的制度越发完善，很多中国人批评它的存在使中国的学者们思想僵化，但实际上，正是科举制度的存在，最终使中国诞生了无数务实的政治家，避免了中国出现南北朝时期一样倒退回春秋战国时代的噩梦。
儒家与法家于汉代在国家治理上达成妥协，原因在于法家能够治理国家的实体，却无法使人们对国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法家的严苛律令往往激起民愤而最终使国家走向分裂；相反，儒家对治理国家实体常常帮助不大，其理论容易导致国家疲弱，而在使社会稳定的角度上，儒家却能产生远高于法家的向心力。
诞生于南方商业社会的道家则更为不同，它实际上更注重的是社会民生的发展——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利于市场的自然产生与进步，这正是在中国鼓励社会积累“生存资料”的关键理论。
至于中国的宗教发展，在“三武灭佛”及柴进灭佛后即已退出中国政治，当时的宗教发展大有渗透甚至取代国家世俗政权的倾向，这些并不利于国家真正发展的宗教思想被各朝皇室主动摧毁。从而避免了中国变为一个宗教国家，而继续维持了世俗化。
持续两千年的大国状态，导致中国人几乎都有“大国思维”，我们能够理解牺牲的意义，能够理解集体的重要性，也最为看重务实精神——早在春秋末期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新思想都在探索如何“务实地”治理国家，以求生存下去。
此后两千年间，中国也一直在进行类似的探索。
通常情况下，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特殊性是其他任何国家或民族所无法真正理解的。
有一个很有趣的题外话，中国人总是恐惧其他国家的某一方面比中国强，比如德国的汽车、美国的科技、日本的动漫等等，这些看得到的东西；中国人是一定要在最后超越他们的。比起其他国家某几个方面为世界最强最好，中国对自己的要求往往是方方面面都要足够好、足够强；中国的精英阶层也往往是这样要求自己与自己的孩子和后辈。
这种传承的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是几千年来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的经验。
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根基在于宗教；中国不存在这一情况。
资本主义能够扩张与发展的前提是对庞大的殖民地与廉价的劳动力持续的压榨；中国没有办法寻找到类似的资源。
民主选举通常无法撼动公务员制度，除非是大规模战争状态或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公务员是为资本家与工会权利阶层服务而建立的；中国实行民主选举同样也会陷入无法令国家行政机构真正运转的地步。
即使是社会主义，其也是适应于西方的产物，无法完全适应于中国；中国必须在自身与社会主义理念间寻找到平衡。
其实积累生存资料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力。
中国政府坚持了近七十年，以制定基本国策的方式，通过各种尝试提高社会生产力——进而通过自己的生产完成财富的积累——今天的基本国策则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西方则更强调掠夺及阻止他人掠夺——西方在曾经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传统。
中国历史上有民国时代，曾尝试采取资本主义，但最终却发展为军事独裁与资本垄断，买办阶级将中国的大量财富转移海外。
资本主义如果在中国采用，那么中国也必将会引入民选制度，这种情况下，类比欧美，资产阶级首先会向外压榨，以求更多的生存资源；在无法压榨到更多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便会转向对内的压迫。既然欧洲、俄罗斯、美国都是走的这样一条道路，且相继衰落，那么中国如果重复这一条路，就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巨大伤害，并最终亦走向衰亡吗？
这样的发展，其实是自毁。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苏联的衰亡、欧洲的衰微、美国的衰落。
国民不以努力生产生存资料为目的，而以掠夺他国为目的，必然会在无法扩张时走向内部的崩溃与瓦解。
中国面对发展的难题所采取的方式是，改革。
改革注定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如果像西方一样要维持各方利益的平衡，以避免导致社会倒退的大规模游行罢工甚至暴动的出现，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放弃发展，直到矛盾逐渐积累到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
西方选举制度正是阻止改革的重要因素，所有议员等都为投票者发声，他们必然地只关心为其投票者的利益。
欧美长期的教育垄断、媒体的不作为，导致民众思想越来越单纯幼稚，《独立宣言》的时代，美国的开国者们都有强烈的牺牲精神，改革往往最终会得到实施。但现代社会，一个总统的任期仍是4年，大量的长期性改革根本无法推进。
奥巴马的医疗体系改革尚未完成即下台，特朗普当即将付出无数努力的前任改革废除。
西方公务员体系往往应该用以保证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能够长期得到贯彻执行，但却最终发展为腐败的温床——原本要通过严格考察才能上任的精英人才，最终却变为了各种势力的代言人。
中国人常常批评中国的许多改革类似“头脑发热”的行为，但这些批评者一般从未坐到过改革者的位置上——除非不威胁甚至有利于这些批判者的利益，否则他们基本上都会否定国家改革。
中国的领导者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国家发展，而是自夏朝之前就已开始的国家发展，我们的发展是贯彻性地持续了四千年——这一点很难被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理解，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往往只能看到几十年前而看不到完整的中国。
那么，中国的制度又是否适用于西方呢？
答案是，同样不适用。
西方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所能够爆出的惊人的力量，在中国的集体主义环境下必然产生剧烈冲突。
中国学者常常批评西方个人主义过度，但站在西方世界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正是西方独有的个人主义精神，激励了他们对快速获得财富和与之相对应的权利的追求。
如果没有个人主义，西方的对外冒险式殖民便不会出现；中国是国家有组织地出海探险，建立庞大的舰队（郑和下西洋），民间对外的主动扩散很少，大部分会被国家所禁止。
西方则是完全自由地向外扩张，政府组织、公司组织、团体组织、个人组织等等，正是这样的探险精神，使西方得以在短短200年间绘制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并瓜分了全球大部分的土地和市场。
西方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同样是惊人的，这也与他们的个人主义精神无法分开。无论是从事科学技术的研发还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前提都是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发明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等等的从事非生产工作的创作者、思考者们，其家庭背景都普遍优渥。
在欧洲中产阶级大规模诞生之后，欧洲无论是哲学、文学、音乐、绘画还是后来的工业发明，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
但在中国，资本获得巨量积累后往往只有两个流向，一是优先保证这些财富可以获得安全保障以传给后代；二是通过这些财富获得更多的财富。
中国的集体主义往往会忽视个人的存在，无论是个人感情还是他们所擅长的能力及爱好。
哪怕到了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发明与创造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国家有计划地针对西方关键产业进行研究与发展。
所以我也常困惑于一件事，西方作为整体其发展势头已经明显疲软，资本无力对外扩张的情况对内扩张也已接近极限。
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却仍在大规模地推动社会的许多相对不易观察到的进步。
比如性别自由化等。
而在西方国家内部，有许多国家也在各自探索各自的道路，我们现在常说的欧美的发展模式，准确来说应是“五眼同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发展模式。
北欧国家在最近便成为许多国家所羡慕的对象，他们的发展方式完成了一系列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们今天可以说，在这些国家，个人主义是成功的。
故而，总体来说，东西方可以互相影响，但在其主要的社会体系间，无法进行相互间的复制。
当我在墨尔本的雅拉河畔散步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环境与风光。它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不太容易看到的。
有比较习惯西方生活的朋友倾向于中国采取西方政治模式，而比较习惯中国生活的朋友则猜想西方能否采取中国的政治模式。
可事实上，会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占东西方的多数人口。
一种制度的发展，需要数千年的尝试才有可能存活下来，绝大部分的文明已然消亡。
中国今天的模式就如同过去中国一直所采取的模式一样，只不过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政治体系逐渐被发现并不那么好用；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绵下来的模式已经开始互联网改革，中国的行政体系因此越来越扁平化。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做“键政”。
即通过互联网，和平、理性、非暴力地讨论政治话题。
有不少人喜欢民主选举，却在讨论中常常不触及其本质——即将民意转化为有效的行政措施。
中国是鼓励“键政”的，我们的声音事实上通过互联网也是可以被听到的。而西方的选举制度，就如同前文所述，并没有办法改变公务员体制的惰性。
事实上，即使在中国，公务员体制在没有强效的管理下也会陷入巨大惰性当中，被资本和权利侵蚀、架空。
在西方，主要依赖行政机构而非行政首脑的政府，其官员们最在意的往往只会是媒体形象而非真正有意义的行政作为。
我常常和人强调，中国政府其实是最在乎人民的声音的，因为它是连续性的政治实体，而非西方由于选举制度而形成的阶段性政治实体。
中国民众一旦整体上对国家持有负面印象，那么根据历史来看，中国很有可能会更换政府。
故而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是谨小慎微地面对民意、重视民意。
有不少人彻底投入了西方的怀抱，对中国极尽批判之能；就如同汉唐宋明的时代，西方人把中国人描述成：人高马大，皮肤白皙，体态优美而健康，富有而有教养一样，使得整个西方世界发了狂地想着投入中国的怀抱一样。
但令我感叹的是，西方虽然目前被众多问题困扰，政府发展能力衰弱，但其NGO（非政府组织）却实现了再次自发性地大规模出现，它们正在以求取代在某些方面政府所无法解决问题的职能。
这一点中国目前其实远不及西方。
西方的个人主义导致他们在方方面面的思辨性、流动性都很强；而中国的集体主义则使得整体的发展与飞跃往往无人能及。
只能说东西方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互相借鉴与学习，但不可能将一方发展数千年而产生结果硬搬到另一方上。
墨尔本再好，我也知道这里曾经死去了成千上万的奴隶；中国再有问题，也是看得到地一年比一年进步。
以前问导师，我越来越像一个“国际公民”了，这可怎么办呢？导师回答道：学术无国界，学者有国界。
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容易变得不爱国；我真的特别感慨，非常多的人不理解毛泽东，其实是因为他真正地和最底层的人民站到了一起。
当和今天的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站到一起，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他们对未来的渴望的时候，我方才开始能够明白毛主席的一些想法；也因而知道了，中国今天的模式可以继续优化、甚至不断改革，但它的核心部分，那个传承了数千年的集体主义与“人定胜天”的核心、务实的精神，是不能改变也不可能被改变的。
说实话，写到最后，听到了毛不易的《给你给我》，突然就给哭了。还是那么敏感，哈哈哈。
注释：
①在敞田制下，每个庄园或村庄都有两三块大土地，通常每块有几百英亩，它们被分成许多狭窄的条状地块。这些条状耕地（selion）由个人或农民家庭耕种，他们通常被称为佃农（tenant）或农奴（serf）。庄园的财产还包括公用的林地和牧场，以及属于庄园主和教会的土地。农民通常居住在有核村庄中的独立房屋中，附近有更大的农庄大屋和教堂。敞田制需要庄园居民之间的合作。（维基百科）
②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1618年－1648年）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战争以波西米亚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最后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使日耳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25至40个百分比的人口；路德城维滕贝格四分之三人口阵亡，波美拉尼亚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阵亡，西西里亚四分之一的人口阵亡，日耳曼各邦国男性有将近一半阵亡。（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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