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至2006年8月，我在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先后担任总经理、董事长。
如此算起来，从事保险10年以上。
我的老家是江苏省武进县，初中毕业碰上文化大革命，停课了，就回乡当农民。生产队长来找我，说你是读书人，来当个会计吧。
我说队长，会计怎么当呀？我不会。他说，哎呀，你就把帐做一做，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平衡一下，年底是分红还是亏损，很简单。
所以后来我在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时候，就跟下面同志讲，你们不要“混”我，我是搞财务出身，你“混”不过我的眼睛。
1973年，经过考试，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读了三年半大学。1977年大学毕业后到镇江工作，先后担任过镇江地委、行政公署（后改称市委、市政府）秘书，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句容县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县长。
我在句容县干了很多事，句容的干部说，王国良是干事的，句容的思想解放是从王国良开始的。
他说，国良你来了好啦，现在要你去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月之内要筹集五千万元人民币的资本金。
在当时，五千万是个大的数字。我问已经弄了多少了，他说一分钱没弄。我对镇江情况很熟悉，第二天就去弄钱了。
第一找物资局，我说来两千万，你以后要做生意，贷款、流动资金，我贷给你；又找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说我们没那么多钱，我说一千万总可以吧；再找润州区，区长说我们财政紧张得要命，我说来一千万。
一开始叫镇江支行，三年之后改为分行。
当时镇江谏壁电厂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四台机组，80万千瓦，它原来是在人保投保的财产险。
我去了电厂，四菜一汤，酒过三巡之后，我说有个事情，你的财产保险全部给我，帮帮我忙，我以前帮了你那么多忙。
当时人保总裁是李裕民，就不干了，找到江苏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找到镇江市委书记，市委书记找我谈话，说：国良，来跟你商量个事，省委领导的意见，支持你搞保险，但是你一下子把人保的业务全部弄走了，这样不太好，你让一年行不行？
他说：讲大局嘛，这涉及到中央和省里的关系，一年以后，只要我不走路，我一定给你，我来跟省委书记报告。
讲到这个程度，我说好吧，我让一年。
第二年保险拿回来之后，我又去了，说：对不起，还有一个事情你们要帮忙，存款。他们说，我们也不要贷款，给你什么存款？
我说：你这么讲不友好了嘛，上次锅炉爆炸，十几个人严重烧伤，都送到上海瑞金医院，是我帮你们找的植皮。这次你们帮帮忙，先来两千万元存款，否则我就在你们这儿吃，在你们这儿喝。
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派我去了太保。
喝完第二碗稀饭下楼，他们就把我送到太保去了。
王行长宣布，任命我为太平洋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然后他就又回北京开会了，把我丢在那里。
王明权走了之后，我肯定要讲个话。我说：我没多少话讲，我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我讲五条，包括人、财、物、投资、核保核赔的整顿，“谁听，你就留在我这儿工作；不听，滚蛋！”我就这口气，原话就是这样子。
下面交头接耳：乖乖……后来王明权也听说了，他说王国良就是王国良，跟别人不一样。
上午开完会，下午《太平洋保险报》要发出去，晓谕全公司。稿子改好以后，我把我的前任李总请来把把关。李总看了之后说，国良这个东西不能发的，你做不到的。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曾经试着要做，还没动手就不行了。我说，你是你，我是我，我背水一战，就这五条。当着他的面签了一个“发”字，就发出去了。全公司反映强烈：以后要规矩一点了，王国良来了，这个人很火爆啊。
这一天是1998年3月8日，妇女节，我记得很清楚。从那天开始做太保总经理，2000年10月起担任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一直干到2006年8月。
就这样，我强势推行资金、财务、业务“三个集中”，收钱、收权、整顿，使太保成为“一个法人”。这些举措迅速遏制了风险，没过多久，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状况开始好转。
看到这个情况，王明权同志把我找回去谈了一次话，说：国良同志，你干得漂亮。我说我是按照党委意见干的。他说按照党委意见也不是人人都干得出来的。
我大致梳理了一下，太保经营成功有十个方面。
太保是我国第一家以股权的新模式组建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的，就是中外股比50:50的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在此以前的合资公司都是49:51。
一来先给我戴顶大帽子：尊敬的王先生，我们调查过你，你这个人很奔放，而且处事果断，我们很想跟你们合作。
但是有这么一个难题，就是因为股权比例问题，双方都想要51%。我说：这是国家政策，只有最高层沟通才能解决，我给你们出个点子，听说我们江主席即将访美，你们弄个东西给克林顿总统，让他在跟江主席会晤时提出这个问题，看江主席能否同意。
会晤中，克林顿把这件事作为中美两国金融合作的事项提出来了，江泽民主席同意，保险业合资50％对50％的股权比例可以先试试，就此一家。
我国监管机关很快批了，合资公司如期开业。
所以，太平洋安泰是第一家中美合资的寿险公司，也是第一家50:50股比的合资公司。
我搞外交，成本很低的。
我们双方合作得很好，从不吵架。按照合资协议，美方推荐总经理，我们这边出董事长。我问他们，我们两个合资搞保险公司是为什么？他们说为了赚钱。我说这就对了，不要为小事吵闹，赚了钱大家都好。
谈合约时我加上去一段话，双方都接受：当董事会的意见不能统一时，休会一周，通报合资双方高层，然后再复会；如果再不行，此议题暂停。
后来由于监管政策不允许一家公司经营两家寿险公司，太保就把股份卖掉了。
太保是第一家探索国资、外资、民资混合资本的保险公司。我当时的思想，就是国企相对控股，有民企、有外资，把各种资本、不同体制的优势组合到一起。
美国保德信进来的时候，我跟他们开个条件：保德信要帮我训练一个财务总管。
现在太保寿险董事长潘艳红是我第一个送到国外培训的干部，当时还是小姑娘。
一年以后，我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国际论坛，去保德信公司拜访，见到潘艳红，问她怎么样，有没有学到东西。
她说王总，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跟国内的财务管理根本不同。我说，这就好了，你现在是什么职务？她说，刚开始是一般财务人员，后来在太保寿险的要求下，当了财务部二把手。
这样就把一整套非常细的管理机制搬回来了。
开放是非常有必要的，闭关自守怎么能学到好东西呢？这是我探索的体制问题。
我们是保险行业里面第一家建成，且在金融系统比较先进的IT电子控制系统。太保的案件很少，有了这套系统，你没有办法犯规。
因为要集中管理，我搞了电子控制系统，一个大项目里有18个小项目，涵盖所有的数据，业务、财务、人事统统在里面。
全球招标，其中有一个最核心的财务控制系统，当时中标的是美国的甲骨文公司。签的合同是一年之内要保证上线，正常运行，达不到这个要求，它要赔偿一亿元人民币，终止合同。
结果到了第十个月，他们董事局主席发来传真，要见我，安排公司有关方面人员一起参加工作午餐。坐下来，我说先说事情再吃饭，你们是不是搞不出来了？主席说真的搞不出来了，我们也不知道难度这么大。我说怎么办呢？
他说我们执行合同，我赔你一个亿人民币，到此为止，你不要再追究我了。我说一亿人民币马上到帐，我跟你了啦。他说你下面怎么办呢？我说我有办法，全世界不是只有你甲骨文，还有别人。
后来我就把这个事交给我们自己公司的陈良，他在美国的大保险公司干了十几年，既干过业务又干过财务，被我们挖过来了。
他当时已经是寿险公司的常务副总，我说你别的不用做了，把这件事做好贡献就够了。我说美国人弄不出来，你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有可能弄出来，因为你了解太保的情况，比他们强。
一个亿赔回来了，稍微提出一点给陈良团队发奖金，其他的要去追加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公司的资本金。
裴光说：王董事长你问题很大啊！我问什么问题？裴光说：你搞了电子控制系统，据我掌握的情况，是全行业最先进的，为什么不跟保监会报告？
2002-2003年间，我访问了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这几个国家以后，临上飞机前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完成了一篇考察报告，就是要搞电子商务。
后来我们第一张保单是在北京寿险公司出的，10万元保费，我兴奋不已。当时还存在一些政策和法律问题，后来保监会的规定都出来了，就可以。
到了引进第35个的时候，上海市金融工委书记跟我讲：国良你悄悄的从国外弄回来35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全上海市从国外弄进来都没有你多。我说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
他说，这五千多人原来都不知道怎么办，给你卖保险全都用上了。后来杨明生给取个名字，叫“银保上海合作机制”。
合作三年以后，银行方面的费用越来越高，保险公司算下来没有钱赚了，我把银保业务停了。
我并非刻意针对“做大做强”这个口号。
那年春节期间，黄菊副总理回上海召开金融专家座谈会，总共请了12个专家，我是其中之一。
春节以前，根据上海市委的要求，我写了四张纸的发言稿交给秘书，就回老家过年了。年后座谈会上，专家们争先恐后发言，快到下午六点了，黄菊同志说：
九条里面有一条就是保险业的经营之道是要做强做大，强了一定会大，大了不一定强。
后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保险工作会议，定富主席把黄菊同志请来，请他给大家鼓励鼓励，再讲一讲话，黄菊又讲保险业要走做强做大之路。这个对我压力大了，因为吴主席一直讲做大做强。
太保“诚信天下，稳健一生”的核心价值观是我提出来的，我觉得金融就是要讲诚信和稳健。
有次我去香港参加一个国际金融研讨会，下午论坛结束的时候还专门为这“诚信天下，稳健一生”的金融企业核心价值观奖励我20万元港币。
我回来以后问我夫人这个钱怎么处理，她讲，你这个不能用的，这八个字是太平洋的，不是你的，你还是还给太平洋。
我说：不能还给他们。正好我得知胡锦涛同志曾经蹲点的贵州毕节地区穷得不得了，学校都倒掉了，我就捐给那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太平洋希望小学”，每年招生460名。
保险与中介机构建立稳固的关系，太保是第一家。我弄了两三年，其他大保险公司才反应过来。
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刚刚开始的时候，太保就跟他们合作，当时太保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说我胳膊肘往外拐，把钱送给人家。
我说错了，不是送钱给人家，是人家送大钱给我们，他们帮我们拓展了市场，节省了人力成本，还有很多保险服务、技术服务他们比我们更专业。太保每年都会跟中介机构开一次合作恳谈会，每次上百人参加。
太保可能是第一家构建全覆盖审计系统的保险公司。
原来审计部门就设在总部，后来我发现，国土这么辽阔，分支机构几千家，管不过来。我就提出来，要分大区设立审计机构。
有一次在北京京西宾馆开经济工作会议，上海市长也去了。当时太保股权已经改造了，上海市控股48.8%，它是大股东、老板，我就约市长，希望能占用他半小时。
晚上新闻联播结束后，我去他房间，真的谈了半小时，他问得很仔细，最后他问；这么大范围，你风险怎么能控制到位呢？我说陈市长，我们已经开始出方案，要实施了，我要搞全覆盖的审计系统。他说这就对了，我支持你做。
直到现在，太保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还得到了国家审计署的肯定。当然我也跟他们说，你搞审计要严格，但是审计是为了公司发展好，你不要去制约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