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问题》·2022-08-3114:32·思享
摘要: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要素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论证了劳动力、资本与中间品三要素的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理论假设,认为劳动力、资本与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以2000—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在短期会显著抑制产品质量升级,但在中长期,随着劳动力扭曲引致的经验累积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研发效应的逐渐显现,这种抑制作用会减弱甚至会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资本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规模经济效应和要素错配效应的综合作用;中间品价格的正向扭曲会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其负向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要素错配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力量对比。
关键词:劳动力价格扭曲;资本价格扭曲;中间品价格扭曲;要素错配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出口速度和出口规模获得了迅猛的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张杰等,2014;李坤望等,2014)。近几年来,随着劳动力及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上涨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依靠价格优势推动出口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培育以产品质量竞争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成为未来我国出口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王涛生,2013)。
本节基于我国出口产品要素投入结构的基本特点,选取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入品三大类要素,分别分析其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
(一)劳动力价格扭曲效应
劳动力要素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可以从短期和中长期分别来考察。
当由于某外生因素导致劳动力价格发生负向扭曲后,生产企业会做出一系列的反应,从短期来看:一方面,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会降低生产成本,这会刺激企业招进大量非熟练劳动力,从而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同时,由于在引进初期新进劳动力对生产工艺流程不够了解,这时劳动生产率也会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扭曲也会刺激企业扩大研发人员投入,但由于在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初期,不太可能会产生显著的研发实力提升。因此,在劳动力价格扭曲初期,产品质量会下降。
命题一: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存在非线性动态影响:在扭曲初期,由于存在显著的资源错配效应和生产率下降效应,这时产品质量会下降;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取决于经验累积效应、生产率效应及研发效应与资源错配效应的综合作用。
(二)资本价格扭曲效应
资本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规模效应和要素错配效应两方面。
在资本价格扭曲初期,资本使用成本的下降会刺激企业扩大资本要素的投入。一方面,资本要素投入的扩大很可能会引起资本与其他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这会抑制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资本要素投入的扩大,可能会引起“规模经济”效应。这时它可能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产品的经营管理水平等,这会促进产品质量的升级。据此,我们得出第二个命题:
命题二:资本扭曲对产品质量影响取决于“要素错配”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两者的综合作用:当“要素错配”效应大于“规模经济”效应时,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会抑制产品质量升级;当“要素错配”效应小于“规模经济”效应时,资本价格负向扭曲对产品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会减弱甚至会促进产品质量升级。
(三)中间品价格扭曲效应
我们根据技术附加值的高低,把中间品分为高附加值中间品(主要指资本货物零配件和运输设备零配件)和低附加值中间品两种。
对于低附加值中间品(包括能源及原材料、初级中间品和低附加值加工品等),其价格负向扭曲可能会同时引发企业规模扩大和要素错配效应。如果规模经济效应大于要素错配效应,则资本扭曲有助于产品质量升级;反之,它会抑制产品质量升级。
对于高附加值中间品(包括资本性中间品、技术密集型零部件等)而言,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垄断优势,往往高估其价格。附加值越高的中间品其价格正向扭曲一般越大。而同时附加值越高的中间品的投入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上下游价值链等渠道直接提升最终产品的质量。
据此,我们得出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中间品价格扭曲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与其附加值有关:对于低附加值中间品,其价格扭曲对最终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规模经济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的对比;对于高附加值中间品,其正向扭曲越大,其对最终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一)计量模型
根据本文第二节的理论分析结论,我们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二)指标构造
1.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参照Joel(2011)的做法来测度产品质量。其基本思路是:假定某一产品的出口数量是出口价格、产品质量以及进口国市场综合价格指数等因素的函数,在有效控制出口价格与进口国市场综合价格指数之后,剩余的就是产品质量。具体测度步骤为:
本节我们首先运用大样本数据综合考察劳动力、资本与中间品价格扭曲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然后运用分样本数据进一步考察各要素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差异。
(一)大样本估计结果
基于(1)式所示的基准计量方程,本文实证检验了2000-2007年各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1)。
表1前3列是在未纳入控制变量情况下,单个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劳动力扭曲系数显著为负但二次项系数为正。这说明总体看劳动力价格扭曲会显著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并且这个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资本价格扭曲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我们认为,这个估计结果是在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因素导致的:对于那些实现了规模经济的企业来说,可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大于“要素错配”效应;而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规模经济的企业来说,可能
存在“要素错配”效应体现的更明显。后文我们将按企业是否实现规模经济为标准,对该命题进一步检验。此外,资本价格扭曲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资本扭曲对产品质量存在非线性影响,从而间接验证了命题二。中间品价格扭曲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关于中间品的统计标准有关。不同种类的中间品价格扭曲方向和扭曲程度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它们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方向(或作用机制)会呈现异质性。下文将根据中间品的附加值高低进行分组检验。
表1第(4)列是纳入控制变量但未控制个体效应时的估计结果,第(5)列是在控制个体效应后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纳入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个体效应后,各要素扭曲系数(包括二次项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没有明显变化。
(二)分样本估计结果
1.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检验
2.对资本价格扭曲的检验
为了检验命题二,我们首先根据规模经济程度把研究样本分为规模经济组和不规模经济组;其次根据资本扭曲程度进行分组。两种分组方法对应的估计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
我们发现:在规模经济组,规模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要素配置系数显著为负,资本扭曲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规模经济组,规模经济的存在显著促进了产品质量升级,同时要素错配效应也显著存在,但规模经济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超过了资本要素配置扭曲对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而在规模不经济组,规模不经济系数和资本密集度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规模不经济时,规模不经济的存在和要素错配效应共同抑制了产品质量的升级,所以导致资本扭曲系数显著为负并且绝对值较大。这个估计结果验证了命题二。
为了进一步考察规模经济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我们按规模经济指标的中位数把研究样本细分为规模经济较高组、规模经济较低组、规模不经济较重组、规模不经济较轻组四组。我们发现,规模经济程度越高的企业,规模经济指标系数越大且要素错配系数绝对值越小;在规模经济程度较高组,规模经济系数大于要素错配系数。在规模经济程度较低组,规模经济变量系数显著变小了,资本密集度系数绝对值显著变大了,同时资本扭曲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在企业规模经济程度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有限,而资本错配程度相对较高,导致规模经济效应小于要素错配效应,因此此时资本扭曲会阻碍产品质量升级。对规模不经济组的分组估计结果表明:当规模不经济程度较重时,规模不经济系数和资本密集度系数绝对值均显著大于规模不经济程度较轻组,而且前者系数绝对值大于后者。这说明当企业规模不经济程度越重时,规模不经济效应和要素错配效应对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越大。
3.对中间品价格扭曲的检验
我们发现,在低附加值中间品组,规模经济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资本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前者系数小于后者系数绝对值。这表明:在中间品附加值较低时,其价格扭曲虽引发了规模经济效应,但要素错配效应对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更突出,两者的综合作用导致中间品价格扭曲最终抑制了产品质量升级。在高附加值中间品组,规模经济变量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资本密集度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中间品附加值较高时,其价格正向扭曲可能不会引发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其正向扭曲也没有造成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错配。研究还发现,高附加值中间品的价格扭曲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其正向扭曲越大,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越明显。这个估计结果验证了命题三的结论。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涵义:在劳动力市场化层面,应适度、稳健地实施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让劳动力价格扭曲回归到一个较轻微的、合理的范围内。这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价格的严重扭曲对产品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轻微的劳动力价格扭曲还有助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要素对产品质量升级的“经验累积效应”。在资本要素市场层面,加快实施统一的、规范的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过于严重的资本要素价格扭曲,提高资本与其它要素的配置效率是大势所趋。在中间品进口层面,应适度加大对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力度,酌情减少低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比例。对高附加值中间品可以考虑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同时加大对中间产品的研发力度,提升本土生产的中间品附加值,矫正过于严重的资本市场扭曲。这均有助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克服。一是由于生产函数法测度要素扭曲度存在单位替代弹性的严格假设,用它进行测算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二是受微观数据获取的限制,目前本文还无法利用最新的数据研究近年来大幅减轻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陈林、刘小玄,(2015)“产业规制中的规模经济测度,”《统计研究》第1期。
李坤望、蒋为、宋立刚,(2014)“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变动之谜:基于市场进入的微观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李秀芳、施炳展,(2013)“补贴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施炳展、邵文波,(2014)“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管理世界》第9期。
施炳展,冼国明,(2012)“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汪建新、贾圆圆、黄鹏,(2015)“国际生产分割、中间投入品进口和出口产品质量,”《财经研究》第4期。
王涛生,(2013)“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对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动态》第1期。
张杰、郑文平、翟福昕,(2014)“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得到提升了么,”《经济研究》第10期。
HummelsCT,KlenowP,(2005)“MisallocationandManufacturingTFPinChinaandIndi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4(4),1403-1448.
JoelMD,(2011)“Competition,Innovation,andtheSourcesofProductQualityandProductivityGrowth,”Mimeo.
MurphyKM,ShleiferA,(1997)“QualityandTrade.”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53(1),1-15.
StokeyN,(1991)“TheVolumeandCompositionofTradebetweenRichandPoorCountries.”ReviewofEconomicStudies,58(1),6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