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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产出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1．1模型的建立与指标的选取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Romer，Grossman和Helpman的研发模型将新思想的生产视为投人研究的资本、劳动力数量L和技术水平A的函数，其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其中，t为不同的时期，dA为知识的增量，B为转移参数，为参数。实际上，投入研究的资本K和人力L是不好衡量的。科研投入不足且大部分的专利创新并非来自科研投入。获得经费支持的部门，申请专利的比例也不高大部分科研成果以、成果鉴定等形式公开。因此使用科研投入来解释创新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采用更广义的科研投入，即GDP替换K，这一替换也符合“干中学”原理，PGDP是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当年实际值。同样，由于创新主体分布的广泛性，即创新主体不局限于专职的科研人员，因此用人口数POP替换。这一替换也可以从simon的人口数量决定创新数量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知识的存量水平，A更不易衡量，不少文献并没有直接考虑知识的存量水平，而以教育投入来间接体现知识存量水平的作用，理由是知识存量水平通过教育转移到生产者身上，作用于新知识的生产。但是，使用教育投入来体现知识存量水平的作用同样存在问题。因为我国高校存在庞大的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且由于院校条块分割和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导致浪费、专业和课程设置不合理等原因，相当多的教育资源并没有用于知识的创新。更好的方法是选择受教育的人来体现知识的存量水平，因为知识最终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携带并进行创新活动。本文用高校毕业生数EDU来衡量教育的发展程度，也体现了知识的存量水平转移到新知识生产上的程度，以之代替A，于是模型变为
1．2空间计量结果与分析
1．2．2结果分析
(1)高校教育影响区域创新。高校毕业生的弹性系数显著地为0．3135，大于传统OLS模型中的0．2698，说明人才空间流动在创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系数不很显著，说明两个问题：高校教育的作用尚未发挥到最好；高校教育有较强的空间扩散性。由于专业、课程设计，培养目标和社会导向等方面的缺陷，高校毕业生从事创新活动的并不多，如大学生中普遍存在英语、经贸管理学习热和公务员考试热等现象，惟独没有科学研究热；热衷于坐办公室当管理，不愿意到实验室当研究人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太多的资源集中于管理者，大部分的专家和研究者只是从属人员，成不了主流。
(2)人口及人口流动对创新的空间效应。在普通OLS模型和空间OIS模型中，人口的系数为令人疑惑的负号。负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创新不是由人口基数，而是由人口的质量决定的。如英国在工业化时期人口并不多，1851年英国在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向全世界宣告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时，人口只有1000多万，我国同时期人口约4．3亿，但是英国的创新明显强于我国。我国的中部地区人口基数较大，但存在人才流失问题。直辖市人口远低于普通省份，但却是创新密集地区。因此，三个模型对人口基数的回归出现了显著的负号。空间OLS虽然体现了人31跨地区的作用，但对于包含大量非流动人口和多种文化层次的人口基数来讲，在本地的作用尚未能体现，跨地区作用更难于体现。
(3)经济增长对提高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在空间截面模型中，PGDP的弹性系数为1．6823，大于传统OLS模型中的1．6011，说明GDP的作用有一定的空间扩散性；PGDP的符号在三种模型中都为正，说明GDP对创新的影响是稳定和有效的。GDP对创新显著且稳定的影响证实了“干中学”的观点，即知识的生产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副产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创新水平高。实际上增长后的产值反过来可以作为研发的投入，具有反作用。
2结语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采用关键词词频分析法，对1996-2011年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有关学科服务的论文进行关键词统计分析，并从关键词词频及词频年度变化的角度揭示学科服务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从前50位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可以看到：高等学校及高校图书馆是国内学科服务的主要阵地；对国家科学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实例介绍和研究也较多；10余年来学科服务工作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学科服务的制度建设与反思、学科服务与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关系、服务模式、服务平台、质量评价、队伍建设等方面。
>>【关键词】
学科服务关键词计量分析学科馆员
学科服务是以学科用户的信息需求和问题为驱动的，学科馆员凭借其专业背景和图书情报学知识及信息处理技能，依托本馆文献资源和技术支撑，为学科用户提供深层次、个性化的文献信息服务[1]。自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建立学科馆员制度以来，学科服务在我国已经开展了10余年，经历了起步、反思、快速发展几个阶段。本文拟采用关键词词频分析法，探讨国内学科服务的研究热点，揭示我国学科服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数据与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1996年―2011年有关学科馆员或学科服务方面的文献，检索策略为“KY=‘学科馆员'ORKY=‘学科服务'ORKY=‘学科化服务'ORTI=‘学科馆员'ORTI=‘学科服务'ORTI=‘学科化服务’”，去除重复记录、会议信息及一稿多投记录后共检出文献2954篇。套录题录信息，并利用VB编程提取题录信息中的关键词。合并同义、近义的关键词后，再对经过处理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
3.1学科服务与信息服务、知识服务
3.2学科馆员素质要求、资格认证（行业准入）与队伍建设
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认为：“一个图书馆成败的关键还在于图书馆工作者。”学科馆员是学科服务能否深入开展以及服务水平高低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学科馆员的素质要求、资格认证与学科团队建设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如王运显提出包括基本素质、知识素质、技能素质等3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的学科馆员素质指标体系，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学科馆员应具备的素质[5]。
学科服务对学科馆员素质要求很高，国内的学科馆员很难达到要求，直接影响到学科服务的效果。学科服务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在欧美等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于是便有学者对国内外学科馆员素质进行了对比研究。符瑞锐研究表明：欧美等国实行了图书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从制度的角度确保了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素质。如美国公共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都要求专业馆员必须具有ALA承认的学院或系颁发的信息学硕士学位[6]。而国内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素质则参差不齐，既具有学科背景又有图书情报专业背景的学科馆员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学者们呼吁在我国尽早建立图书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全面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
学科服务工作在我国已经开展了10余年，对于如何建立一支人员构成、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学历和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合理的学科馆员队伍等问题的研究已迫在眉睫。袁红卫、潘芳莲等分析了我国学科馆员队伍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制定学科馆员队伍建设战略规划；通过管理创新，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人员结构；建立学科馆员的选聘和竞争机制；建立学科馆员的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学科馆员的考评和激励机制等[7-8]。
3.3学科服务质量评价
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学科服务质量评价的必要性、目的、意义、作用、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的原则等。多数学者认为在制定评估体系时应坚持科学合理、全面系统、客观性、定性定量相结合、易操作性等原则。蒋家红则认为评价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因馆制宜原则、个性化原则[9]。
学者们依据学科服务的内容、特点，借鉴和利用360度反馈评价法、平衡记分卡法、Libqual+TM、梯度评价法、层次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建立了多个评价指标体系。武三林认为可以从“德、能、勤、绩、研”5个方面对学科馆员进行考核评价[10]。徐恺英将平衡记分卡法应用于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绩效评估，把学科馆员的业绩评估分为学习与成长、内部流程、用户（读者）满意度、信息利用4个部分[11]。
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从人员素质（综合知识、能力、主动性）、工作业绩、服务效果、服务环境等方面入手建立考评体系。这些考评体系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①指标比较繁杂，不易操作，没有结合学科馆员的特点及工作实际。如大多数评价指标体系都偏重于学科馆员工作量的测评，忽视了对学科服务所产生的信息产品的质量评估；学科服务工作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它赋予了学科馆员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大多数评价指标体系忽略了学科馆员的服务创新。②忽视了评价主体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目前学科服务质量评价的主体一般是馆领导和学科用户。学科馆员服务的学科用户不同，评价的结果自然会受到影响。③目前的评价体系过分强调了服务质量的评价，忽视了评价结果的反馈。
3.4学科服务模式
3.5学科馆员的定位与工作职责
3.6学科服务平台
3.7学科服务、学科馆员制度与图书馆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学科服务领域的高频关键词之一，词频是17次，说明学科服务与核心竞争力有一定联系。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是指高校图书馆在社会中的独特竞争优势，是维持高校图书馆存在和保障图书馆发展的独特的、外界不易掌控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文献信息资源优势和创新服务能力两个方面。学科服务是近年来图书馆界开展的创新之一，是针对学科用户开展个性化、知识化服务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以及学科服务工作的开展将对图书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不少学者把学科服务工作提升到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
在本模型中，具体推算将围绕战后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省、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共1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另外，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写出全部方程式。感兴趣的读者请参照大西广著：《环太平洋诸国的兴衰与相互依存》（京都大学出版会），以及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的主页(pacific.kyoto-u.ac.jp/text/index.htm)。
1.关于资本输出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考虑如下模型：
Y=f(BC)f′＞0(1)
该式中，Y表示GNP，BC表示资本输入额，f(·)表示Y由BC决定。但BC并非直接决定各国的生产力水平(Y)，直接决定Y的是资本存量（设其为K），即：
Y=f(K)f′＞0(2)
K（本期值）可以用K[,-1]（上期值）、d（折旧率）、I（本期投资）表示：
K=(1-d)K[,-1]+I(3)
其中，I随着海外资本流入的增加而增加：
I=f(BC)=f′＞0(4)
综观(2)～(4)式，可以看出，BC通过I、K决定Y。也就是说，(1)式的关系可以分解为(2)～(4)式的关系。不过，还要附加其它解释变量加以具体推算。例如，在(2)式中，除了考虑K，还要以人口N（劳动力的替代变量）为解释变量，运用C-D型生产函数加以推算；再如，在(4)式中，分别以S、ME、CD代表国内总储蓄、军事支出、关税，则有：
I=f(S+BC),ME/Y,CD/Y)
f(S+BC)＞0,f(ME/Y)＜0,f(CD/Y)＜0(5)
在该式中，之所以将(S+BC)、而不是将BC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是因为投资是国内投资供给与来自国外的投资（资本输入）之和（在此，直接投资也包含在BC中）。将ME/Y，CD/Y作为解释变量的理由，将在本部分的第3小节中说明。
2.关于工资水平与国际资本移动的模型
设利润率为π，由于资本向利润率高的落后国家移动，故：
BC=f(π)f′＞0(6)
又因为，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地价(PL)、工资水平(W)、原料价格(PM)，故：
π=f(K,PL,W,PM)f[,K]＜0，f[,PL]＜0，f[,W]＜0，f[,PM]＜0(7)
把(7)式代入(6)式，得：
BC=f(K,PL,W,PM)f[,K]＜0，f[,PL]＜0，f[,W]＜0，f[,PM]＜0(8)
在我们的模型中，首先，忽略了4个解释变量中的K和PM，这样做的理由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在二战后的现代世界，原料在国际间的移动极其容易，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过剩”的资本产出的产品如果能够出口，也就无所谓“过剩”。在每天24小时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由“国际价格”决定，同样，产品价格也完全国际化了。因此，在思考当代资本输出时，至少是在直接投资一方，企业完全可以去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并以此为前提决定是否输出资本。企业决策是否投资的主要依据只是使其设备运转的成本——工资的高低。这是因为，虽然资本的国际移动十分容易，但劳动力移动十分困难。（由于劳动力再生产必须在长期中进行，其体制，譬如至少是学校教育制度不可能在国家之间移动。）我们从日本向“四小龙”、东盟诸国、中国等低工资国家或地区大量输出资本这一现象中，也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K、PM从(7)和(8)中忽略掉。
在实际推算过程中，我们还进一步省略了PL（工资作为各国工资之比，在与美国、日本有关的方程式中还加进了日本的利息率），这不仅是因为适当的PL值难以得到，还因为PL和W都可以用“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变量说明。也就是说，如果以Y/N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则：
PL=f(Y/N)f′＞0
W=f(Y/N)f′＞0(9)
PL、W的变动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里，W可以作为PL的替代变量使用。
3.关于经济实力与政治变量的模型
以下，对于国际间的政治摩擦建立有关方程式。因为关税政策与军事支出作为比较数据较容易入手，因此，这一工作将围绕它们进行。
首先，对直接决定各国市场分割程度的保护关税(CD)来说，以BP表示贸易收支，一般地：
CD/Y=f(BP/Y)f′＜0(10)
这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出口竞争力强弱、因而可以通过贸易不平衡的程度（BP对GDP之比）测量。其变化（不平衡发展）必然会导致各国政府围绕与瓜分市场有关的政治变量（在上式中是CD与GDP之比）的斗争。
接着，我们就军事支出(ME)建立了方程式：
ME/Y=f（该国的GPD／某外国的GDP）(11)
尚需对(10)和(11)式说明的是，(10)式中引发CD提高的是经济竞争力下降，而(11)式中增加ME的压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加大。这看上去是不对称的。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因具体情况不同和两个方程式的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并非如此。提高CD是阻止它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防御性措施，而增加ME是干预它国政策的进攻性措施。这都是由“非对称性”引起的。
4.政治变量对经济变量的反作用
以上看到的政治反应都是基于本国资本的利害作出的。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意图未必能够实现，有时甚至会带来相反的效果，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如P·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987年）一书中就主张，大国军事支出的不断增加是妨碍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就引起了与(11)式阐述的“大国欲望”相反的效果。如果着眼于经济增长最终是由投资积累引起的，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在(5)式中将(ME/Y)作为投资的解释变量。假定f[,ME/Y]＜0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
二、环太平洋计量经济模型的理论意义
在本部分，我们将对上面建立起来的计量模型进行验证，并探讨其理论意义。
1、“不均衡发展”模型的表现
计量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进行了多种尝试，在此，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将重点放在“不平衡发展”的表现能力上。首先，请看表1，这是对环太平洋诸国（或地区）从1995年到2025年期间以5年为一个阶段的实际增长率的预测（以美元计价）。由于这个预测是在1998年初即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期间进行的，因此，有人评价这个预测结果“过于乐观”，但是，总的看来，其后的发展证明这一预测大致是正确的。包括该预测期间在内，1950年后的约75年间，如果以线段表示各国、各地区以美元计价的高速增长时期，其结果如图1。如图1所示，不管哪个国家或地区，肯定会有30～50年间左右的高速增长时期，所谓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只不过是高速增长时期在它们之间的移动。
附图
2.透过国际资本移动看国际相互依存关系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我们的模型还显示出其它种种饶有趣味的结果。表现国际相互依存关系是该模型的目的之一，因此，在表2中显示了：10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其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积累增加对其它国家或地区GDP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受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由表中可知，除了极少数外，该影响大都为正。这表明，“过剩”的资本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他国（地区）流入该国（地区）的资本减少或者该国（地区）资本向他国流出扩大。因此，本模型中的这个机制会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产生正面影响。
3.生产率提高对他国（或地区）的影响
下面的表3显示了：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提高对其它国家或地区GDP带来的影响。
相对于前述资本积累总体上正面影响占主导地位来说，该表的首要特征是，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其原因在于，该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提高，提高了该国家或地区相对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相对利润率，进而带来了吸引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本的效应。
【关键词】桥梁工程；施工技术；质量问题
一、桥梁施工的技术问题
1.施工管理与施工技术存在的不足
现阶段随着建筑工程的发展，我国的桥梁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我国桥梁建筑起步较晚，各方面技术都还不太成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在桥梁建筑的施工管理以及后续的投入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质量问题。例如在2012年全国不同地区出现的桥梁坍塌事件，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也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质量问题源自于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目前我国的桥梁建筑，在工程设计、工程材料、工程管理、桥梁的重点施工工艺、施工技术等多个环节中，相对于国外优质工程来讲，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限制着我国桥梁建筑工程的发展。
2.加固桥梁技术
在众多的质量影响因素中，工程结构设计、施工材料、施工技术以及后期的养护及运营管理等对于桥梁的使用寿命影响最大，这些因素往往能导致桥梁的设计承载力下降，在实际的工程施工中，可以通过各种加固技术，来提高桥梁的承载力。桥梁的加固技术包括预应力混凝土技术、桥梁的斜向拉索、地板混凝土劈裂、斜裂缝钢结构的防腐以及钢桥的桥面铺装等。从设计原则来讲，加固技术主要是加固原桥梁的主要承重受力构件，但同时不能改变原有的桥梁结构，也不能影响到桥梁整体的美观性。
二、桥梁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1.桥梁钢结构的质量控制
钢结构主要指钢柱、钢梁以及刚支座等，它们在桥梁结构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钢结构的制取工序复杂，其质量控制也应存在于每个环节中，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选择钢材和钢筋焊接等工作。（1）在钢筋配料选择时，首先要熟悉施工图纸，了解钢筋与模板配置等多方面的关系，检查各部位尺寸的吻合程度同钢筋的型号编码是否重复，以及检查钢筋的半径、长度、数量、型号等，是否与图纸有出入。钢筋使用前，应对钢筋头30cm部分进行无齿锯式切割，以保证切面和钢筋的轴线垂直。（2）钢筋在加工和连接时，首先确保加工螺纹的牙形要和套筒的牙形一致。加工螺纹时，需要用水溶性的液，禁止使用机油液或不加液，加工完一个之后及时做好标记，以免混乱。在钢筋绑扎之前，要根据实际的施工需求，分层进行钢筋的焊接绑扎，焊接工作要符合设计及规范。
2.基坑开挖的质量控制
3.混凝土施工的质量控制
三、桥梁施工中容易出现的质量问题及对策
1.钻孔灌注桩
2.墩柱与台帽
3.承台及系梁
承台施工前，首先要对所有的桩进行质量检测，看有无断层、夹层现象，尤其是故障处理和可能出现断桩情况的桩，要重点监护。桩头混凝土要凿出密实的层面，表面处理平整，无残留混凝土及其它杂物。嵌入承台和系梁内的桩头要检查其锚固筋长度以及钢筋龙骨、桩柱钢筋的焊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锚固筋角度严格执行设计图纸，并采用螺旋筋进行缠绕固定。砂浆垫层的平整度及标高需符合设计要求，其尺寸必须满足支立承台、系梁模板的要求，其它如几何尺寸、位置、保护层厚度等均按照设计要求控制。模板支护涂刷脱模剂时，应注意和外露面混凝土模板的脱模剂采用同一品牌，以保证外露面的美观，并且涂刷时不能污染钢筋及施工缝等。
结语：以上是桥梁施工过程中的一些重点技术问题和防范措施，质量问题应该从预防为主，在施工中预先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防范，才能打造出精品工程。
参考文献：
[1]冯运良.关于桥梁施工质量的技术性分析[J].科技信息，2009年8月。
关键词：会计准则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多元计账计量模式
会计计量是以数量关系来确定物品或事项之间的内在数量关系，是把数额分配于具体事项的过程，是为了在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中确认和计列有关财务报表的要素而确定其货币金额的过程。会计计量本身包括着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计量模式。通过对新准则的理解并结合现时展的要求，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应该以历史成本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和多元记账为主要特征。
以历史成本为主兼具多种计量属性
（一）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二）现行成本计量模式
现行成本计量模式指用于资产计量的价格是为了获取企业现有资产的市场牌价，如果企业没有适用的现时牌价，则需要利用资产的价格指数并通过估价方法作出近似的现时重置成本来计量。这种计量方法考虑了市价因素和资产的置存损益，可以更有效地评价企业管理人员置存资产的经营活动是否成功。这种计量模式应该用于对非货币性投资这类资产的价值进行计量，包括企业的债券和股票投资。
（三）现行市价计量模式
它是指商品存货用当期可售价格作为计量基础，其主要用于对市价稳定的商品存货进行计量。这种计量模式能够较好的反映了商品存货实际经济价值和预测未来的现金流量，可避免武断的成本分配，从而提高这部分资产的信息质量。
（四）可实现净值计量模式
它是指把可实现销售价格减去预计销售费用，来对商品存货进行计量。由于企业销售商品必然会发生运输费和收款费用等，因此只有正确估计这些费用，并在商品销售价格中予以扣除，才能更合理地确定收入和费用，更合理地计量本期收益。
（五）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模式
它是指对资产在正常经营状态下，可望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计量。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计量应当主要采用这种计量模式。采用这种计量模式有利于固定资产的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的实现。无形资产的计量从本质上说就是对该项无形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的折现。
多元记账方法
会计计量手段不应仅仅局限于货币，而应实现多元化。既可以是多种货币计量，也可以是同时有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
当前，知识、技术、人才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源，企业无形资产对利润的贡献将会超过有形资产，在资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将会逐渐加大。然而，货币计量是基于一定的交易价格而发挥作用的。企业内部自创的专有技术、商标、人力资源和商誉等无形资产，因为并未对外进行交易而缺乏较为客观和公允的评估价值，使这部分未来对企业最为重要的资产的计价一直非常模糊。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网上交易也渐频繁，为便于结算，电子货币已经出现并不断地推广、使用，无纸化趋势将成为货币未来发展的一大主流，这将对以某种纸币作为主要计量手段的传统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与决策有关的信息。只要是对决策有益的一切手段都应该为会计所采用，不能仅仅局限于运用货币这一工具来反映企业的各种状况（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我们不能因为单一计量手段带来的便利而丧失了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手段应服务于目的，在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环境变得日趋复杂、多样化，会计应当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货币仅仅可以反映能予以计价和量化的事项。而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企业经营理念为员工和社会的认可程度、管理人员思想素质及经营技能的高低、关于管理人员和股东的信息、前瞻性信息等，对于企业经营的成败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都应设法予以反映。
会计计量模式的现实选择
（一）对于实物资源而言
由于现今的经济对实物资源的计量影响相对较小，同时考虑到会计计量的实际可操作性和会计计量的连续性，若物价变动不大，则可仍沿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将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在表外补充揭示；若物价变动幅度较大，则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可按可变现净值/不变购买力计量模式，把历史成本调整为不变价格，从而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确定各项资产的现行成本的变动。
（二）对于人力资源而言
人力资源会计计量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力资本的概念、本质问题。一是人力资源成本会计计量模式，它应用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把会计主体用于人力资源身上的投资即人力资源成本，按照其具有提供未来服务或经济效益潜力的性质，确认为资产，并进行计量和报告。另一个是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计量模式：该模式是把人作为价值的组织资源，对其价值进行计量和报告。因此，人力资源也应像其他经济资源一样，其计价的前提应是商品化和市场化，即对人力资源的计量可以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按劳动力的现行市价进行计价，采用现行市价/名义货币计量模式。
（三）对于衍生金融工具而言
衍生金融工具即金融业的衍生金融产品。它是一种交易手段。它们的价值是从基础资产或某种作为基础的利率或指数上衍生出来的。衍生交易所依赖的基础包括利率、汇率、商品价格、股票价格及其他指数。现行会计制度的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入账后一般不再变动。而衍生金融工具大多是一种尚未履行的或处于履行中的合约，若按传统的确认标准，它们一般是不能在表内确认的。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约在签订之后至履行之前往往存在多种风险，这时，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此，可采用现行市价/名义货币计量模式将衍生金融工具单独立项反映，在交易完成前逐期归结，交易结束后再一并结转。
（四）对于无形资产而言
（五）对于未来需要预计的事项而言
一般意义上讲，未来事项的计量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最终未来子事项的影响。一个完整的未来事项往往可分为若干个未来子事项，最终未来子事项的结果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事项的最终结果；二是未来的经济状况和物价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事项的计量；三是未来的法律要求、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对未来事项进行计量时应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合理的进行估计，并运用最合适的计量属性。由于未来事项属于尚未发生的事项，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计量中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而往往采用现值和未来现金净流量的贴现值作为其计量属性，采用可实现净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以求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它对企业财务后果的计量。
（六）对于通货膨胀环境而言
通货膨胀对传统会计模式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会计计量中的币值不变基本假设。通货膨胀会计是消除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特定影响的会计，实际上是消除一个特定企业具体的物价变动影响。有三种通货膨胀模式：一种是基于历史成本计量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该模式在会计表述上以货币的一般购买力表述，称其为不变币值会计模式。第二种是以现行成本计量为基础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这种模式在否认货币计量单位假定的同时，也否定了“历史成本计量”原则，因为在该模式下，编表所依据的物价指数不是一般物价指数，而是个别物价指数。第三种是以不变币值现行成本计量为基础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这种模式是以现行成本为计量的基础，而且以不变币值为计量的单位，以反映企业的经济资源、获利能力和现金流动的真实变化。
综上所述，由于交易和事项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单一的计量属性已经不能满足会计实务的需要。历史成本计量已经不能是会计实务中唯一计量属性。目前会计计量是多种计量属性同时并存，这符合会计计量的未来实际。现阶段和未来会计计量模式应该是以历史成本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混合计量模式、虽然人们对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中逐渐引入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必要性都不再持有异议，但在怎样引入、引入多少、在哪些项目上引入等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论空间，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各级统计机构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从总体上来看，现有的统计数据，基本上能够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再加上体制转化过程中经济秩序混乱，人为干扰增多，统计调查对象的法制观念淡泊，少数统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较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搞准统计数据的难度也就日益增大。传统的统计方式与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日益增长的统计信息需求已经成为统计工作的主要矛盾，现行的统计制度已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部分企业、个体户和城乡调查户等统计调查对象的违反统计法行为常有发生，这些违法行为尽管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引起我们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高度重视，我们必须采取及时、有效和果断的措施加以纠正处理，防止这种现象的蔓延，尽量减少和避免这些违法行为的发生，进一步净化统计环境，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确保统计数据能够真实、准确、及时、全面和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实际
二、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
根据统计数据质量的现状，我们分析认为，当前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有：
（一）统计体制影响，导致统计数据失真。尽管我国《统计法》及其统计条例和处罚办法已颁布近二十年。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从上到下层层实行目标考核，而统计人员的人事权在企业或当地政府，统计员待遇不高，监管机制又不健全，上级统计机构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干好干坏一个样，因此基层统计员尤其是乡镇统计员往往不是考虑怎样把统计数据搞准，而是首先考虑上报多少统计数据才能完成当地政府目标任务，让领导满意。因此，在基层统计工作中，统计制度不能得到有效实施。
（二）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影响统计数据质量。主要体现在：
1、基层单位对统计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开展统计工作所必需的经费和办公条件（计算机等）不能保证，统计人员专职的少、兼职的多。统计岗位形同虚设，统计人员兼多项工作，统计只能算是附带性的工作，使统计人员不能专心搞统计，造成部分统计人员虽然在统计岗位上工作多年，但仍是对统计业务一知半解，不能熟练掌握搞好统计所必须的知识，难于按要求完成统计工作。
2、统计人员变动频繁，稳定性差。部分单位不仅安排未取得统计从业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作，而且频繁更换。有的单位年年更换统计人员，甚至一年换几次，刚换上来的又没有参加过任何统计业务培训，工作没有交接好就匆忙上阵，做起统计工作来，不知从何着手，只能凭感觉随便填几个数字，就当作是统计数据，上报了事。
3、统计人员业务素质低，分析评估能力弱。目前基层统计人员，尤其是私营企业、镇村统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大部分只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有的尽管达到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但实际能力仍然很差。文化程度低，必然造成对统计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差，对统计指标的理解出现偏差，其业务处理能力就存在困难，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也就谈不上对统计数据质量的分析和评估了。
（四）利益驱动是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调查对象不愿提供真实的统计数据，其主要原因是其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与依法纳税间存在着突出矛盾。尽管《统计法》明确规定不公布个体调查对象的具体信息，统计数据也不作为征税和处罚的依据，但因利益冲突，导致统计数据失真。一方面调查对象有“不愿露富”或是“怕缴税”的思想，能瞒则瞒，所报送的涉及与自身利益有关的统计数据远低于实际现象。如有的私营企业所报送产值明显低于库房中的产成品价值，聘请人员做假帐或做两本帐，税务等执法部门也无从查证；行政事业单位怕缴个人所得税和向劳动保障部门交有关规费而瞒报劳动工作额和临时工人数等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个别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而虚报统计数据，甚至按目标任务直接按月或季度分解任务，故意伪造或篡改统计数据。
三、建立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长效机制
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永恒的主题，要做到统计工作所提供的产品——统计数据（资料）能够准确、及时、全面、客观、适用，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工作者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一）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完善干部管理体制。干部考核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不完善，是导致和助长统计数字造假的重要源头。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完善干部管理体制。对各级干部的考核、评价以及相应的升迁、任免要建立严格、科学、规范的业绩评估制度，不能仅从“数字”上看政绩，要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并赋予群众监督那些用于考核干部政绩的统计指标的权力。
（二）改革统计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为了巩固和发展统计改革成果，必须改变统计机构的隶属关系，实行中央、省（市）、县统计机构垂直统计管理体制，乡镇统计员由县级统计机构委派。实行统计垂直管理体制必须充分保障基层机构的经费，若经费无保证，仍然要依赖地方政府，就谈不上垂直管理，统计数据质量就难以保证。
（三）依法开展统计工作。一是要严格执法。强有力的法律实施机制，使违法成本极高，从而真正杜绝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等统计违法行为的发生。二是要加大普法力度，广泛宣传统计法律法规，增强社会各界的统计法制观念。重点是加强对各级领导和调查对象的宣传，增强其依法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把常年性检查与执法大检查结合起来，加大统计执法的力度。三是加大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对比较典型的统计违法案件进行曝光。
（五）建立完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制度。统计数据质量的监控与评估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建立健全完善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有利于提高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透明度，确保统计数据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六）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各级政府和统计机构要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资格、有制度、有台帐”的五有要求规范基层统计基础工作，扎实做好统计源头基础工作。业务培训和指导常抓不懈，不断提高基层统计干部队伍素质，加快统计信息化建设，提高统计工作效率，大力弘扬务实求真、忠于职守的统计精神。
（一）
迄今为止，人们提出了五种普遍认可的计量属性，即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和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这五种计量属性并不是同时提出的。传统会计的目的在于向投资人、债权人提供有助于理解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会计信息，所以，只有历史成本是从15世纪使用复式簿记以来始终作为计价依据的一种计量属性。其余四种计量属性，都是在本世纪为适应经济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提出来的。就其具体原因而言，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物价变动的现实，向历史成本提出挑战。在通货膨胀时期，物价的持续上涨严重动摇了会计的历史成本计量基础，表现为：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大降低，根据会计报表作出的经营或投资决策会导致严重的失误；不能保持企业的实物资本和经营能力。因此，为确保会计目标的实现，产生了物价变动会计，它提出了三种计量模式供采用：①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结合使用后进先出法、加速折旧法等可以消除通货膨胀影响的会计方法；②一般物价水平会计，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会计报表的数字按一般物价指数予以调整；③现时成本会计，以现行成本为计量属性。
2.会计职能的延伸，丰富了会计计量属性的内容。现代经济要求企业管理现代化，从而要求会计人员提供有助于经营决策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计量面向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经济活动，需要使用现行成本或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
3.会计的国家化、国际化对会计计量提出国际化的要求。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不断扩大，客观上要求比较和协调各国的会计制度。特别是在跨国集团内部，子公司只有在具有可比性的财务报告的基础上，才可能编制总部的合并财务报告。比较和协调会计制度，必然涉及对会计计量属性国际化的要求。
（二）
上述五种计量属性，各有特点和局限性，而且为满足不同的要求而产生，在达到多元化会计目标的计量过程中，各有利弊。
2.现行成本。指在本期重置或重购持有资本的成本，又称重置成本。这种计量属性能避免价格变动的虚计收益，反映真实财务状况，客观评价企业的管理业绩。但是，确定重置成本较困难，无法与原持有资产完全吻合，从而影响信息的可靠性；其次，它仍然不能消除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也无法以持有资本的形式解决资本保值问题，使以后的生产能力难以得到补偿。
4.可实现净值。指资产在正常经营状态下，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入或将要支出的现金流出，又称预期脱手价格。这种计量属性能反映预期变现能力，体现了稳健原则，但它不适用于所有资产。
（三）
事实上，在现代经济或者说高度的市场经济中，很难基于会计目标和会计计量的直线联系进行一一对应的选择。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单一计量属性构成的计量模式无法实现各方提出的多元化信息要求。我认为，应该以现实经济生活中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及会计目标为前提来构建计量模式。会计以单一计量属性形成的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满足多元使用者的需求，应使会计信息系统形成多层次、立体交叉的系统，对外来经济信息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加工、汇总后输出的信息，能够是多层次、多元化的信息。
那么，我们应如何综合运用不同的计量属性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呢？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计学科的分支随着经济的复杂多样化，会计目标的多元化，使会计必然也必须走向融合。我们在进行计量属性的选择时，只有使多种计量属性共存并相互配合，才能够实现多元化会计目标。因此，我建议采用这样的计量模式：财务会计计量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即使用历史成本财务报表）；财务分析及管理会计的计量，可采取历史成本和其他计量属性并存择优选用。
（一）统计调查对象虚报、瞒报、少报，当前以少报、瞒报为主。今年4月份，我局对24家工业企业上报数据进行了质量检查，发现少报产值的企业就有7家，少报产值2221万元,户均少报产值317万元；而同期多报产值的企业只有3家，多报产值295万元,户均多报产值98万元。剔除企业多报产值,加上企业少报产值,企业共少报产值1926万元,占24家企业原上报产值28.1%,户均少报产值80万元。
（二）政府统计调查尤其是县、镇两级政府统计力量不足，存在漏统现象
（三）统计部门地位不高，抗干扰整体能力不强
（四）统计过程中缺乏统一质量监控标准和依据，反映在基层填报人员更换频繁，台帐、原始记录不全，历史资料混乱，原生性和再生性差错层出不穷
（五）数出多门情况时有发生，也是造成数据质量不实的原因之一。如在2002年我市抽查的19个镇中，发现有9个镇的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或党委工作报告）使用的统计数据与统计年报数据不一致，镇政府工作报告（或党委工作报告）所使用的统计数据普遍高于统计年报数据，占被检镇的47.4%。
二、原因
统计数据质量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既有内在原因，又有外在原因：
（一）内在原因
1、现行统计管理体制滞后。现行我国统计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办法，统计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人员、编制、经费以及任免都由地方政府决定，而地方领导干部的升降，在一定程度上系于体现在政绩的统计数字上；地方统计部门领导的升降完全由地方决定，这样的统计体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字的干预，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难以独立地行使统计监督的职权。
2、统计调查方法制度改革滞后。改革开放以来，统计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统计方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恢复和建立农产量抽样调查和农村住户收支调查；推行了城市居民住户收支调查；先后开展了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用SNA体系取代了MPS体系等等。但遗憾的是：改革统计生产关系，解决统计生产力的过程中，统计无论是体制还是方法制度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仅限于修修补补。
（二）外在原因
1、《统计法》作用有限。《统计法》的颁布实施，对统计违法现象的认定和处罚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净化统计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基层统计力量的薄弱和统计数字与政绩的关系，统计法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近些年县级政府综合统计部门进行的统计执法大检查“雷声大、雨点小”，不足以震慑统计违法者。
2、统计部门人力、经费、物资投入不足制约统计数字质量的提高。虽然统计部门与过去比现在统计力量、经费投入得到了一些加强，但是与当前统计任务比还不适应。特别是在县镇两级的统计工作中这个问题特别严重。比如，镇级只有一名兼职统计人员，一方面要完成镇中心工作，另一面又要应付统计的调查任务，“顶上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不管上边有多好的想法和做法都得基层去完成，基层是统计数字的源头。目前，我市各县统计局工作人员一般只有15—20人，在统计工作量不断增加情况下，县级统计部门完成现行18个专业报表任务己穷于应付。人力、物力、经费不足，是严重影响统计数字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被调查者合作程度降低，影响了统计数字质量。经济改革的深入，使得统计调查对象越来越复杂。原来主要调查对象都是组织、有管理的单位，现在是面对千家万户全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利益多元集团，由于利益的驱使，使得各种各样的被调查对象总是千方百计地保守自己的“秘密”，出现瞒报、少报统计数字的现象十分严重。
5、基层统计人员积极性无法调动性。
三、建议
要有效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必须从影响质量的根本着手，提高质量才能持久。
（一）改革现行的统计管理体制。最好能实行垂直领导，使政府统计部门地位更加超脱。若近期未能实行垂直管理，则要从5个方面加强统计活动的独立性：
一是抓住国家启动修改统计法的有利时机，通过立法进一步确定和加强现行的国家、省、地、县四级统计调查体系进行统计活动的超脱性、独立性地位。
二是进一步加强镇级统计工作，将镇级统计真正纳入政府统计工作序列，使镇级统计工作实体化。
三是现行“下管一级”的思路要向整个统计调查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拓展。在可能的情况下，编制、人员、经费等都可以下管一级。
四是镇一级统计业务全部由镇一级独立完成，县级统计部门只对其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通过各种手段，把好镇级统计数据关。
五是加强对全社会的统计管理职能，各级政府统计部门应加速业务职能为主向管理执法职能为主的转变过程，将自己从繁重的业务中解脱出来。政府统计部门只干综合的统计业务。如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单位名录库，全国性的普查等，能让部门搞的就让部门去搞，能让民间统计调查机构搞的就让他们去搞，对这些统计工作，政府统计部门主要抓管理，抓数据的评估与监督。
（二）明确政府统计职能。当前，统计职能有不断被扩大的趋势，其结果是报表增多、指标增设、调查频率增快，造成基层穷于应付，也难以应付，最终是马虎应付，质量下降，走入恶性循环。对此，应重新界定政府统计职能，我们认为政府统计职能就是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社会服务，其它能减少职能都应减少，非此职能工作能不参与的最好不参与。
（三）建议组织部门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完善干部管理体制。统计实践告诉我们，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也是导致和助长统计数字造假的重要源头。因此，应建议组织部门进一步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完善干部管理体制，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各级干部的进行全面考核、评价。
（四）改革现行统计方法制度。统计制度方法与统计数据质量密不可分，当前制度方法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明确政府统计应收集那些资料，这是统计方法制度改革重点；其次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统计指标体系，并且保证经确定的统计指标体系的全国统一和相对稳定，对指标的含义、统计口径、计算方法都必须做出说明和界定范围，同一指标不能有两种口径和随意变更。第三是研究建立从我国实际出发的科学适用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适当减少全面统计报表，推广抽样调查。
（五）加强统计执法力度。要通过不断统计执法，让全社会都能认识、了解统计工作，正确认识统计工作，支持和配合统计工作，正确认识和使用统计统计数据。一是要建立专门的统计执法队伍，国家成立执法总队，各省设立执法支队，地、县建立执法分队。并开展全国或全省一盘棋的统计执法。
二是要建立人民法院对统计行政处罚予以强制执行的制度，把统计执法活动与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制度相衔接，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办案，形成合力，发挥行政执法的整体效能。
三是要加强统计执法检查的力度与频度，使统计执法检查工作日常化、规范化，要建立违法统计案件的举报制度。
（六）对统计工作全过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第一对每项统计调查要制定数据质量评价标准，应把现有数据质量的评估标准从准确性扩大到准确性、及时性、适用性三维的质量标准。第二健全和完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或相对独立的统计数字质量监督评价机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十分重视统计数字质量评价管理，都建立了专门的统计数字质量监督管理机构，来评价政府的统计数字。这一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第三采用多种形式开展质量管理，如定期开展数据质量情况调查和分析、邀请统计机构外部专家来评价等。
（七）加大对县及县以下统计部门的经费、人力投入。现在基层统计力量、经费不足的问题、矛盾十分突出，县及县以下统计部门是统计数字质量的源头，数字源头不能保证，又怎能保证全过程的统计数字质量呢？因此，加大对基层经费、人力和计算机投入也是保证统计数字质量很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