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纵览全球减贫史，因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技进步状况、思想道德观念演化的影响，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贫困的内涵及其成因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因而在减贫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背景的减贫举措与制度安排，成为推动全球减贫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下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富矿”。
以防治饥荒为核心的减贫阶段
前工业文明时代以饥荒为特征的贫困决定了减贫的主要措施为防治饥荒。在这一时期，参与防治饥荒的主体主要有三种。一是宗亲组织。无论古代印度还是古代中国，多数遭受饥荒者在陷入困境时的首要求助对象均为家庭宗亲组织。在印度和中国，大家族仍然保留着世袭的土地，目的就是扶持那些贫穷的亲属。在中国的宋代，一些中国官员甚至为宗祧群体建立义仓或学校。二是官方主体。由于饥荒发生的普遍性，所以大多数国家均将以饥荒为特征的贫困视为民众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但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以及道德约束，官方主体（封建领主、政府等）均对饥荒现象予以防治。以中国为例，中国古代官方一方面长期将重农抑商作为国策，推行劝课农桑、奖励耕织等有益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赈济灾民、调粟帮民、税负减免等方式来缓解饥荒，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的粮食供给压力。三是民间慈善机构。民间慈善机构主要由宗教团体与社会团体构成。伊斯兰世界尤其注重对贫困者的施舍与帮助，每年一度的“天课”慈善捐款将用于对贫困者的救济；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行会、兄弟会等民间社会团体则以慷慨救济为己任，周期性地为饥荒者和贫困者提供饮食与衣服，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
以保险和福利为核心的减贫阶段
这一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减贫举措主要由两方面构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现代福利制度的起源是英国于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法律规定政府需要对无能力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贫民进行救济和就业帮助。此后，英国陆续出台《工厂法》《新济贫法》《工伤赔偿法》《老年赡养法》《职业介绍所法》等多部法律，加强对工人的义务教育、工伤赔偿、老年赡养和再就业保障，这就为其他国家现代福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借鉴。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这成为缓解贫困的重要举措。这一时期的一系列重要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不仅有效缓解了包括工人群体在内的社会民众的贫困问题，还为二战后发达国家建立福利社会奠定了基础。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贫困现象并未得到改善，部分国家还因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廉价原材料产地与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导致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减贫阶段
市场化改革与国家推动相结合的减贫阶段
全球减贫效果显著，但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经过近四十年的共同努力，全球贫困人口已经由1981年的19.16亿人降至2019年的6.32亿人，贫困发生率也已从42.5％降至8.2％，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国际社会也顺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中提出的“2015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要比1990年减少一半”的目标，全球减贫效果可谓突出。但是在对全球减贫保持信心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减贫事业依旧面临以下挑战。
疫情之下全球减贫不确定性增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国经济发展普遍受挫，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失业率高企，相对贫困群体开始向绝对贫困滑落，贫困边缘群体生活水平降低到贫困线之下，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绝对贫困群体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激增。此外，新冠肺炎疫情还对全球减贫合作形成冲击。作为国际援助的重要主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民粹主义抬头。为缓解本国经济与社会矛盾，发达国家开始减少对发展中国的经济援助，减少对国际减贫合作的支持力度。
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显著。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发达国家经济发达、财力雄厚，可以为本国贫困群体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贫困群体也可以从本国经济发展中获利。当前，发达国家绝对贫困现象已基本消除，相对贫困成为主要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日益分化，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经济增长较快，民众生活逐步改善，绝对贫困群体规模急剧缩小，贫困人口分别从1981年的11.08亿人与5.27亿人降至2018年的0.25亿人与1.8亿人，贫困发生率分别从1981年的37.8%和19%下降至2018年的0.2%和4%，约有15亿人摆脱贫困。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数量不减反增，贫困人口分别从1990年的2.8亿人和0.15亿人增长至2018年的4.33亿人和0.28亿人，全球贫困人口日趋集中。
国际旧秩序持续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为贯彻西方发达国家意志和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框架。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下：首先，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凭借经济科技优势随意制裁所谓“流氓国家”，造成被制裁国家发展缓慢。其次，鼓吹本国优先，挥动贸易大棒，通过关税、农业补贴、贸易壁垒等方式保护本国产业，加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同时，还对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的产业形成冲击。以非洲国家为例，其在农产品生产领域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但农产品出口多次受到发达国家以绿色贸易壁垒为主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非洲地区每年损失出口收入达到200亿美元。最后，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操纵国际市场，压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
地区冲突不断，恐怖主义盛行。战争导致贫困，贫困又引发战争。在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之下，贫困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社会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大量资源用于维持战争，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地区贫困人口数量激增。此外，地区冲突与恐怖主义活动还造成原住地居民纷纷外逃，难民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迁入地社会矛盾与资源不平衡，引起迁入地贫困加剧。而贫困地区生存资源不足又导致人们通过战争与恐怖主义活动来满足其生存的需要，进而陷入“战争与恐怖活动—贫困—战争与恐怖活动”的恶性循环之中。以也门为例，自2014年内战爆发以来，也门人均GDP已从当年的1673美元降至2019年底的774美元，贫困发生率则从47％增长至75％。
粮食短缺问题加剧，贫困群体生活负担加重。一方面，过快的人口增长加剧粮食短缺。得益于现代医疗技术进步，加上无节制生育，贫困地区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以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非洲为例，2020年非洲地区人口增长率达到2.44%，远高于全球1%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水平较低，粮食产量难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粮食长期依赖国际进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主要粮食生产大国纷纷减少粮食出口，造成国际市场粮价飞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2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连续9个月上涨，环比上升2.4%，同比上升26.5%。而作为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导致家庭支出大幅增加，部分家庭由此而陷入贫困。
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普遍不强。首先，当前尚未脱贫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被殖民状态，产业结构单一，国民经济落后，社会发展停滞，民众普遍贫穷，导致贫困群体脱贫信心严重不足，求稳怕变，因循守旧，并因此而形成依赖外部援助的心理状态。其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滞后，缺乏稳定可持续的产业与就业，贫困人口短暂脱贫后可能再次返贫，难以培育贫困人口主动脱贫动力。最后，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技能水平难以满足现代产业发展需要，自我发展能力、自身脱贫能力建设严重不足。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这一地区成年人识字率仅为60%，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成年人识字率仅为30%左右，基本不具备参与现代化就业的能力。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贫困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当今世界仍有约7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10月初发布的报告，到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未来，全球减贫之路道阻且长。
原文刊载于人民论坛网；作者张琦，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党总支书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研究生薛亚硕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