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一定比例的一种人口构成，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我国，从2000年开始，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超过国际标准，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还在逐年递增，其发展速度令人之惊讶，2011年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达到世界老龄化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带来一系列需要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其解决的好坏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我国寿险的新发展
基于我国老龄化进程，以及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习惯，我国寿险还将有很大发展空间。人们对寿险的较大市场需求将会为我国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寿险市场带来有利发展机遇。作为新兴保险市场的代表国家之一，中国的寿险市场发展很快。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特别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来，我国的保险总资产和年度总保费收入一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进入2004年后年度总保费收入增长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因为寿险保费收入增长趋缓，为了保持我国寿险市场的持续发展，在现在的社会趋势下，即人口老龄化的市场发展趋势下，对寿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必不可少。
以辽宁省寿险为例：从2006年到2011年期间，辽宁省寿险保费收入及增长率和2011年的保费排名对比辽宁省寿险在全国的销售排名及辽宁省GDP排名情况，我们发现辽宁省寿险业暂时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所以说对寿险市场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但是我国的寿险业经营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它直接影响到寿险公司能否把握住这一有利机遇。对此我国寿险公司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人口老龄化对寿险影响
首先，社会保障与医疗服务压力增大，家庭的养老能力弱化，进而社会养老压力增大。当然，人口老龄化除了对经济有压力，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以2012年1-9月辽宁省保险保费收入数据为例，看一下寿险的比重。
四、总结
自从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社会结构、金融结构等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同时，在这一阶段，保险业也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保险业规模的扩张，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寿险业在国民经济、居民生活以及金融体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责任。人口老龄化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保障体系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对正处于上升阶段中的寿险业也可转化为机遇。
参考文献
[1]廉晶.人口老龄化与保险产品创新[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6）.
[2]孙学英.潘海涛.中国人口因素对寿险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22（2）.
刘元志（1992-），男，湖北黄石人，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关键词：延迟退休;DEA-CCR模型;实施方案
一、引言
二、指标数据的选择及假设
（一）指标的选择
1.国民人均预期寿命Y
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俗称“人均寿命”。它一般指全体国民的人均寿命，其计算方式为对同时出生的一批人进行追踪调查，分别记下他们各年龄段死亡人数，直至最后一人寿命结束，然后根据这一批人活到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数来计算人口平均寿命;计算公式是：
Y=∑ni=1xifi∑ni=1fi
（1）
其中n是指分为n个年龄段，fi是指第i个年龄段的死亡人数，xi是第i个年龄段的组中值。
2.人口老龄化程度P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们定义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公式为：
P=P60PN
（2）
式中，P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P60表示年龄大于60岁的人口，PN为总人口数。
3.劳动力供求状况Ns和Nd
Nd=Edwp，Ns=Eswp
（3）
其中Ed代表劳动力需求弹性，Es代表劳动力供给弹性，w为货币工资，p为价格，wp代表实际工资。
Ed=ΔDDΔWW，Es=ΔSSΔWW
（4）
其中ΔDD为劳动力需求变动率，ΔSS为劳动力供给变动率，ΔWW为工资率变动率。
4.国民受教育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教育的各个方面，这些指标包括：入学率、教育成就指标、教育质量指标、受教育广泛度指标、受教育年限标准差等。我们认为最能恰当测量国民受教育情况的指标应是教育成就的存量指标，它被定义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Ao=∑5i=1OitiON
（5）
其中：Ao为人均受教育年限;i为受教育程度为标准而分组的组数，i=1，2，3，4，5，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中专、技校）、高中（高职、高专）、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O为各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在本文中，我们定义文盲半文盲受0年教育，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大专及以上16年;Oi为接受各教育程度的人数;ON为全体国民。
（二）数据的获取
表1各国延迟退休年限表
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
年份200320062008200120072014200120042008201120092008
年限567567356775
表2各国四项指标值表
国家年份人均预
期寿命人口老龄
化程度劳动力
供求状况国民受
教育情况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200376.990.1213.20.9401
200677.590.1213.170.9539
200877.90.12513.230.942
200181.420.1712.970.9496
200782.510.2113.20.9588
2014860.20911.60.9566
200178.330.1612.180.9212
200478.680.1812.280.8948
200879.740.212.540.924
201177.80.19712.20.9405
200981.540.13611.620.9442
200881.390.210.10.9322
表3中国四项指标值表
年份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
199168.8350.060.9774.9008
199269.120.0620.9774.9807
199369.4050.0620.9745.0589
199469.690.0640.9725.1359
199569.9750.0620.9715.2139
199670.260.0640.975.2904
199770.5450.0650.9695.3667
199870.830.0670.9695.4459
199971.1150.0690.9695.5285
200071.40.070.9695.6127
200171.7430.0710.9645.6598
200272.0860.0730.965.7087
200372.4290.0750.9575.7594
200472.7720.0760.9585.8100
200573.1150.0770.9585.8598
200673.4580.0790.9595.9123
200773.8010.0810.965.9648
200874.1440.0830.9586.0172
200974.4870.0850.9576.0701
201074.830.08870.9596.1229
（三）模型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时假设：第一，在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假设不同教育阶段在入学时即接受了此教育阶段的所有年份教育;第二，假设劳动力供求状况表示为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比值;第三，假设各职位的环境因素可以粗略的进行比较;第四，假设我国延迟退休年限接受程度与其他国家相同;第五，假设劳动率年增长率保持稳定。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1.求得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1和表2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如表4：
表4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可行性10.9810.99110.970.9510.990.9680.97
2.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
Y=0.343t+67.79，O=e0.020263t-2.856269，L=0.064854t+4.886962，E=e-0.001129t-2.856269
（6）
通过此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得到了2011年至2040年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数据，如表5：
表5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预测值表
年份国民人均
预期寿命人口老龄
化程度国民受
教育程度劳动力
供求状况
201175.1730.0886.2488960.9539
201275.5160.08986.313750.9528
201375.8590.09166.3786040.9517
201476.2020.9356.4434580.9506
201576.5450.9546.5083120.9496
201676.8880.9746.5731660.9485
201777.2310.09936.638020.9474
201877.5740.10146.7028740.9464
201977.9170.10356.7677280.9453
202078.260.10566.8325820.9442
202178.6030.10776.8974360.9432
202278.9460.10996.962290.9421
202379.2890.11227.0271440.941
202479.6320.11457.0919980.94
202579.9750.11687.1568520.9389
202680.3180.11927.2217060.9378
202780.6610.12177.286560.9368
202881.0040.12417.3514140.9357
202981.3470.12677.4162680.9347
203081.690.12937.4811220.9336
203182.0330.13197.5459760.9326
203282.3760.13467.610830.9315
203382.7190.13747.6756840.9305
203483.0620.14027.7405380.9294
203583.4050.14317.8053920.9284
203683.7480.1467.8702460.9273
203784.0910.1497.93510.9263
203884.4340.1527.9999540.9252
203984.7770.15518.0648080.9242
204085.120.15838.1296620.9231
3.求得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5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7]，如表6：
表6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年份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
可行性系数0.860.860.860.980.9910.880.890.890.9
年份2021202220232024202520262027202820292030
可行性系数0.90.910.910.920.920.930.930.940.940.95
年份2031203220332034203520362037203820392040
可行性系数0.950.960.960.970.970.980.980.9911
因为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对延迟退休的影响较大。这四个指标是计算出的延迟退休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是否可以实施延迟退休即相应的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由表4可知实行延迟退休的国家，实施延迟退休的相应年份所对应的可行性系数都相当高，基本接近于1。且可行性系数区间值在[0.95，1]。由此可知，我国若要实行延迟退休，必须在相应的可行性系数较高的年份即在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里。
（三）结果分析
年份20142015201620362040
推迟岁数34567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借鉴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的经验，如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建立延迟退休年龄效率模型，对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各项影响因素制定标准。标准制定后，根据中国各项指标历史数据，计算中国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未来预测值，当影响因素达到标准值时，就需要进行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我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1990至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保持稳定，GDP稳定增长;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国民受教育年限指标，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从4.83年提高到6.13年;预期到2020年，国民预期寿命将达到77.1岁，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高达0.1，劳动供求指数为0.944，国民受教育程度为6.83年，各项指标均满足延迟退休年龄标准。综合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趋势，现阶段或者不久的将来，我国有必要进行退休年龄的延迟。（作者单位：1.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制造行业从业人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AH20141037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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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甜.我国最佳法定退休年龄的趋势分析与数学建模[D].赣州：江西理工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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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辉.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限制因素分析与建议[J].学术交流，2011，02：136-140.
关键词：农村养老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可行性
1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的内涵及优势
2建立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2.1建立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
中国的社会，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19亿，占8.87%，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峻。据调查，目前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还高出2.14个百分点。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等原因导致的人口迁移，导致农村老龄人口还以每年3%的速度在增加。据北京大学曾毅教授所做出的预测，2020年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会高出城市3―6个百分点。因此，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趋势，势必需要建立起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来缓解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2.2建立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是满足老年人需求，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根本要求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多层次的，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供给，还包括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需求。建立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灵活多变的服务。在生活照料方面，对于生活能自理的农村老年人可以居家养老，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而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老年人可以采取集中供养的方法，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在医疗保健方面，以乡镇卫生院为依托，成立社区卫生服务站，保证老年人得到廉价便捷的医疗保健服务。同时对于生活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设立家庭病床，提供上门服务；在精神慰藉方面，对于农村那些子女少或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多提供精神慰藉，同时也可以组织老年人成立秧歌队、腰鼓队、戏曲小组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开展这些养老服务，最终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3建立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是应对农村养老困境的现实要求
3建立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1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具有国家政策法规依据
3.2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拥有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支持
3.3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具有深厚的孝文化积淀支撑
在中国历史上，老年人的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以“孝敬父母、孝敬长辈”为核心内容的孝文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因此，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尤其是在农村至今依然如此，我国的宪法也规定了赡养老年人是成年子女的义务。而我们所谓的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服务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由家庭和社会提供日常照料、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为老服务，老年人可以自己熟悉的环境养老，可以继续得到家人的关心和爱护，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享受儿孙带来的天伦之乐，这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符合老年人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深厚的孝文化影响下，农村居民容易认可和接受这种新型养老模式。
3.4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具有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
农村新型居家养老的发展，必须建立一支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服务队伍。而当前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富余人口，可以充分利用他们来扩充养老服务队伍和志愿者队伍。一方面，我国农村一直存在浓郁的“尊老、敬老”文化和邻里互助的优良美德，农村居民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农村中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在遭受困难时也能得到相应的救济。另一方面，由农村富余人口组成服务队伍与服务对象彼此熟识、容易沟通，且便于及时、就近提供有效的服务。老年人对自己长期生活中熟悉的人、事、物都有深深的依赖感，由农村富余人口提供服务，老年人容易认可和接受，而且熟人关系不仅能提供优质的服务，更便于为老年人排忧解难，提供精神慰藉。因此，拥有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能保证农村新型居家养老开展的可持续性。
3.5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式具有成本低，受益高的特色
新型居家养老成本低，受益高。首先，农村居家养老费用相对于机构养老来说要低廉很多。机构养老要负担住宿、医疗服务等多方面的费用，费用之高让很多农村老年人望而却步，而在居家养老中，老年人在家中养老，无需承担住养老院而产生的房租、水电费等一系列开销，同时还能充分利用家中的各种生活资源。其次，农村新型居家养老不需太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一个农村行政村只要有几间房间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养老服务中心，这样把省去的费用投入居家养老服务中，更加获益。最后，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一般都是低偿或者无偿为老年人提供，同时服务方式灵活，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方面的需求，最终发挥居家养老模式的最大效能。
[1]曹洪香,赵立新.农村居家养老需要强有力的道德支持[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4):89．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给城市人口再生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此，研究概括转型期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表现，对探讨、梳理、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风险的对策与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特征
（一）城市人口风险的基本涵义
城市人口风险是与农村人口风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是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或人口健康等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这里的城市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不包括县城和小城镇。城市人口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
（二）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是损害性。不管是无子化风险、失独化风险、先衰化风险，还是贫困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城市病风险，都可能使其遭遇一定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具有损害性。
二是不确定性。按照当前条件分析，10年或者20年后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情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变数太大，难以确定或者保证，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可变性。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变性。
四是社会性。人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千丝万缕关系，反之，社会发展也需要人，离不开人。个人的、家庭的风险必然累及社会其他人员，因而具有社会性。
（三）城市人口风险的划分与分类
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人口风险包括城市人口风险与农村人口风险两大类。进一步而言，城市人口风险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直接风险就是基于城市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风险。例如少子化风险、无子化风险、出生型残疾化风险、贫困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等，就属于直接风险。间接风险就是内部风险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者外部风险对城市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例如，外力型残疾化风险、污染致病化风险、人口被城镇化风险等，就属于间接风险。
二是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就是适龄劳动力减少或严重不足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损失。例如贫困化风险、经济衰退风险、创新活力不足风险等，就属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城市人口比例失衡而对城市教育、医疗、卫生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损失。例如单极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社会失稳风险等，就属于社会风险。
三是结构风险与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就是城市老中轻比例失调或男女比例不合理而产生的风险。例如老中轻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失调、区域人口不协调等，就可能出现结构风险。规模风险就是城市某一地区或某一阶段人口数量过多过密或过少过稀而产生的风险。例如某一个大城市承载人口极限为3000万人，超过3000万人，就可能出现规模风险。
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表现
（一）少子化风险
少子化风险就是城市家庭人口越来越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原则上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减缓趋势明显，三口之家成为城市家庭主流。另一种情况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使得一个家庭一般只要一个孩子。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和生活节奏过快，一部分家庭无力或不愿意，导致具备生育条件的家庭也不愿意多生育孩子。再一种情况是单身独身者增多。大城市单身独身比中小城市严重，北上广单身独身最为严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约为1.18%，由此步入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国家行列。[1]
（二）无子化风险
无子化风险就是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子女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丁克家庭。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为数不少的夫妇都选择了不要孩子的无子模式家庭，被称为丁克家庭。另一种情况是不孕不育家庭。或者是错过生育年龄而不能生育，或者是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使得家庭无子女。部分大都市晚婚成明显趋势，生育率下降，形成无子化不良态势。再一种情况是失子化家庭。由于疾病、车祸、自然灾害等导致子女死亡，导致部分失去子女的家庭成为无子化家庭。
（三）劳动力短缺化风险
劳动力短缺化风险就是年轻的、新生的劳动力减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红利消失风险。政策性少子化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少而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与老年人占比倒挂，持续3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乃至消失。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创新活力减弱。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而中老年劳动力逐渐增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必然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生机或活力。再一种情况是企业用工荒严重。近年来新生劳动力逐渐减少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包括部分中部地区企业招工难、用工难，引起用工荒的短缺状态。
根据专家统计，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红利接近临界点，2012年一年，15～59岁的人口减少了345万。[2]
（四）单极化风险
单极化风险就是为数不少的流动迁徙人员偏好北上广等大城市而不爱中小城市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北上广，人口膨胀，导致大城市病。不管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是外出务工经商，人们大都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就业、去打工、去经商。另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省会城市，不喜欢中小城市，导致城市病。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超过一半是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20岁前已经外出流动的占75%，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3]
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全国范围内人口减少趋势明显，但同时人口向北上广集中的现象也在持续。大都市企业多、人口集中固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一旦遭受灾难，其风险也会十分严重。
（五）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就是超过某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所能够容纳的人口最大值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循环式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人口再生产发展太快、失去控制或任其发展，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内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外循环使外来流动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自身人口再生产与外来流动人口共同作用，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外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据有关部门测算，上海市人口承载极限值为3000万人口。也就是说，在2040年至2050年期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应控制在2800万至3000万之内，与目前人口水平相比，约增加400万至600万，超过3000万极限值就会出现风险。[4]
（六）城市贫困化风险
城市贫困化风险就是部分城市居民源于无子化、失能化、收入偏低或失业致贫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引起贫困。另一种情况是低收入阶层因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城市低收入阶层因为收入增长困难、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再一种情况是就业难和失业引起贫困。一部分城市居民因为文化水平低、没有教育学历，就业难，或者有机会就业了但很快又失业了，由此引起间断性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失地农民被城镇化。虽然被转为城镇户口，但没有工作，也不会从事企业的技术工作，虽然补偿了一大笔征地费，但不会使用，更不会投资，乃至不经意中被花光用尽，沦为贫困之人。
据专家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低保对象约2300万，加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超过3000万，每年新增城市贫困人口不少于80万。[5]
（七）人口老龄化风险
人口老龄化风险就是老龄化提前到来或老年人过多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风险。截至200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另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衰、未富先老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不高，尚处于不发达国家行列，然而，老龄化却急速而来，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再一种情况是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空巢化的风险。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2亿老年人口中约半数子女不在身边，精神慰藉的缺乏威胁着空巢老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了1.94亿，占全国总人口14.3%。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2个亿，2025年将突破3个亿。[7]
三、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生育国策与风险应对
（一）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城市人口安全观
一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树立与时俱进的生育政策观。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是基本原则，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口过多、过快时，可以实现计划性、限制性生育政策，当人口偏少、偏慢时，则可以实现鼓励性、非计划性生育政策。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适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局部性、结构性微调。
（二）创新生育政策观念，引领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总量
二是倡导生育光荣，强化生育责任感，化解丁克家庭化和单身化风险。大力宣传生育光荣，强调养儿防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培养生育的积极性；强化繁衍子孙人人有责的基本理念，增强养儿育女的责任感；不鼓励不提倡丁克家庭化，积极引导丁克夫妇生育或收养子女；不鼓励不提倡单身化，积极引导单身再婚组建新家庭，生育或收养子女。
三是放宽收养、领养政策门槛，鼓励无子化家庭收养、领养子女，化解无子化风险。对于三口之家的少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再收养、领养一个子女；对不育性无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失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收养、领养子女的家庭，国家实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制度。
（三）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化解城市人口规模化风险
一是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严格控制大都市人口规模，化解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对北上广等大都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刚性宏观调控，制定限制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必选条件式调控。对省会级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宽松的柔性宏观调控，制定阶段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选择条件式调控。
二是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流动的态势，化解城市人口单极化风险。北上广等大都市要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精尖技术产业与金融中心，有条件地招引国内外的一流知识技术精英，实行有计划的人口流动管理模式。省会级大城市要重点发展中低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总部基地，广泛招引省内外的各类知识技术精英，形成人口有序流动的良好态势。中小城市要放开进城门槛，拓宽人口流动渠道，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中小城市落户就业，允许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区，有效吸纳各类流动人口，逐步增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
（四）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化解城市贫困化风险
二是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要因地制宜，不断拓宽贫困居民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帮扶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人员，尽可能地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要尽可能地增加适合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岗位，增加其工资收入。对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征地单位要尽可能地因人而宜安排其就业，也可以留出一定的土地让农民从事商业开发，增加工资性、经营性收入。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五）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城市老龄化风险
一是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化解机构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建立健全市、区（县）、乡镇街道、社区与居委会四级养老服务机构，主导引领养老服务工作。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公办养老机构，积极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建立公办、民办并存与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机构体系。要加快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确保养老服务机构有序运转。积极试行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鼓励引导各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参保，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二是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产业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各类服务主体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社会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要求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教育、健身、旅游等领域互动协调发展。
[1]杨琳.中国步入“少子化”时代专家称应正视人口风险[J].《望》新闻周刊，2012（2012-07-25）.
[4]徐瑞哲.专家称上海最多承载3000万人口[N].日报，2013-09-22.
[5]王东.应警惕城市人口膨胀和贫困化所致风险[N].学习时报，2012-03-12.
关键词:黑龙江省;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对策
1黑龙江省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现状
目前黑龙江省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存在很多的问题，现阶段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处于赤字状态，负债约232亿元，预计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支付能力已经不足一年。造成黑龙江省养老保险基金处于赤字状态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黑龙江省近年来迁出人口远大于迁入人口，且人口出生率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来说比较低，人口老龄化情况比较严重，这就使得黑龙江省内的劳动人口数比较少，创造的生产总值也比较低，全省所得税收入非常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相对较少。其次，省内人口老龄化也使得很多老年人已经达到了领退休金的年龄，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较高，还有很多人中断了养老保险的续费和缴纳，使得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造成赤字的情况。最后，由于国家对工资制度的改革，提升了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的支付数额，使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加。这项政策虽然能够为退休的老年人带来实惠，不断提升其生活水平，使老年人的晚年能够老有所依，不会受到市场经济动荡的影响而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给付压力，降低了黑龙江省养老保险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