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嘉戈先生是前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先生的儿子！
上海反中医大会意图有组织消灭中医药2014年1月19日，方舟子、司马夹头，张功耀、何祚庥等人策划组织上海第一届反中医大会，成立所谓“反中医联盟”，并发表宣言妄称：中医不仅诈骗钱财、损害民众健康，还消磨国人思维、摧残民族科学素养……这次大会视中医药为中华文化的毒瘤，狂妄宣称言将中医药拉下“科学”宝座、逐出医保系统。网上诋毁中医药的境内外蛀虫不少，他们大量发表软文甚至论文攻击中医药。据悉，攻击中医药不仅是偏见，更重要的是一些人收到了西方生化跨国公司的资金，为跨国公司谋利益。毫无疑问，这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焦点话题：中医是怎样被边缘化的？
中医是中华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然而今天，这个脊梁已病入膏肓，危机重重。大多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医会在中国人手中被消灭，也不会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要消灭中医。有人会说，中医现今还是有发展的，国家是重视的。但这些人现在所讲的中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而是已经西化了的或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了。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实现了。如果让洛氏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被美国人誉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将不复存在。欲摆脱中医的这种危局，认清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和紧迫的，是对中医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反思。让我们回溯历史……
二、所谓“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消灭中医药的杀手锏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Communistparty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三、“西学中、中西医结合”，成为消灭中医的幌子
在消灭中医的路线影响下，纯中医已经基本被排除在执业医师外，成为民间的地下医生。也是在此路线下，余云岫的后人也开始为余辩解，其子余诞年2003年11月16日在网上发表的题为《余云岫观点的真伪辩》一文中，以现今中医的西医化为翻案借口，只字不提“废止中医案”、使“新的旧医不得产生”等余云岫提案的实质，而谓：“从上世纪视科学实验为‘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医学’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须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
四、现实的危局：西医对中医药生存权的制度化剥夺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和其本身掌握着行政大权，中医的生存权遭到钳制。单从人数上的变化，就已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的2万人到2004年的157万人，增长了70多倍；而中医则从1950年的27～30万人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70∶0——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比例啊！如果没有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医统治和其为西医实现了行业垄断，这种人数增长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做到的。况且，现在中医27万人的医疗水平是无法与55年前的27万人相比的。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政上独揽大权（1986年成立的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代管）和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对中医在许多方面都实行了限制和打压：
2．1980年及1982年卫生部在中医及中西医会议和衡阳会议上两次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并得到中央同意。这是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一件大事，是破除西医垄断的有利武器。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使中医应该享有独立行政权有了依据，加之以吕炳奎为首的中医界的力争，才使国务院在1986年同意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本应是对中医发展有利的大好事，然而国务院虽明确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但是却由卫生部代管。这一代管，便使得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努力前功尽弃，使得破除西医垄断的战略功亏一篑，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形同虚设，反而形成了卫生部机构的重叠设置，如局和部都有“医政司”、“科技司”、“外事司”、“办公厅”等等。中医药管理局根本没有去行使也没有权力去行使中医的行政权。
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以上报道证明，中医现今的教育，仍然在走50多年前被撤职的卫生部贺诚副部长所推行的消灭中医的教育路线。贺诚当年解释中医进修学校如何施教时说：“所谓进修，就是学习现代科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预防医学的基本知识，用矿物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去解释问题，以代替唯心的方法。中医比起西医是落后一些，这一点应当承认，否则便会阻碍进步，而进步得少或慢，就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如果办中医进修学校还教中医理论，对中医的前途并不有利。……世界上只有一个医学，中国也只有一个医学……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贺诚消灭中医的路线实行三年后被中央发现，当即被毛主席取缔，他本人也被撤职，但是他的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又在上世纪80年代逐步复活。进入21世纪，中医面临即将被消灭的境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是一定要纠正的！不纠正，中华民族将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力和体力。
5．同样在教育上，贬低中医师带徒的优越性，取消了师带徒这个中医传承的法宝。为了混淆视听，又以行政手段指派一定学历、一定职称的中医去向有职称的名老中医拜师。这在形式上看似师带徒，本质上已背离了中医自古传承的师带徒内涵。真正的师带徒，带的是从未学过或刚刚入门的弟子。如果已经学成或行医多年，这种拜师或学徒与师带徒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是这种师带徒根本无法将老中医的全部学问和医疗思想继承下来。这种指定或指派的师带徒形式完全是以现今《执业医师法》的框架设计的，而《执业医师法》恰恰把民间的名老中医及民间医师给排除掉了，所以，至少要把“指派”与民间的师带徒并举，才能保证中医得以有效传承。
6．由于否定了师带徒的传承，大量学徒出身的中医师被排除在中医队伍之外。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与50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这种“地下医生”一旦被发现是要以非法行医论罪的。由于许多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而《执业医师法》对这些无证的中医师的行医行为可以进行取缔、罚款甚至判罪。据报载，2004年5万余无证行医户被取缔；2005年7月前又有3.4万非法行医户被取缔。当然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骗子，但是其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应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认定8万人都是行骗，却还有患者相信，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从这些数字可以证明，《执业医师法》又一次造就了大量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例如，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应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
否定了师带徒教育形式的另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2003年卫生部全面撤销民办中医院校，甚至包括国家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专业。大量中医药学子被迫改专业和改行，或终止学业。
7．在卫生行政管理上，也出现了怪事。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86年成立至今已近20年，可是其在各省市的下设机关却根本没有配套成一完整的管理体系。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成立地厅级中医药管理局的有7个，处级局有13个，中医处有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为中医说话，是中医界众所皆知的事，因此其机构的不完善，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一个讽刺。《条例》规定：“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全国有三千余县基本上没有中医管理机构，也可以说是由于卫生部代管、中医药管理局不管造成的。
8．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中医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击。吕炳奎生前呼吁对中医重新立法，就是因为现今的医药法规对中医是不平等的，许多法规根本就没有把中医放在眼里。例如《传染病防治法》。根据此法，中医根本就接触不到传染病人，更何况治疗了。但在“非典”流行期间，中医治疗的优越性超过了西医，这一点是令西化人士备感尴尬的。
2005年6月，中医立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但是谁在主持、成员是谁等等信息都是不透明的。应该增加透明度，不能让反中医的和西化中医的人主持，但愿中医的立法别又是主张消灭中医的人在起草。要让中医药法规真正起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作用。
中医在中国，为什么被西医这样打压，并且恨之入骨，甚至有对中医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和做法，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和国际背景后，困惑我们中国人的中医情结和为什么中国人学了西医就反对中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选中医之中坚分子行使中医之独立行政权，是中医起死回生的首要条件
当今，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洛克菲勒资本阴谋的阴险性和隐蔽性，真正将中国文化复兴起来。这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宏观地说就是21世纪中国人自主文化立场的觉醒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工程。中医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构成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医行将灭亡的制度环境：给中医起死回生的机会；给中医独立行政权；按中医传承和发展规律制订法律；承认并资助中医师带徒；改变中医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等等。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吕炳奎生前曾多次因中医问题向中央报告，希望能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政策，进而解决中医濒危的境地。他为中医奋斗了一生，现在看来，这本质上仍然是在与洛克菲勒资本阴谋进行的斗争。他生前对中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深厚希望，并曾提名骆诗文同志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让骆诗文同志担任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他是中医界难得的人才。……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对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将使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为了能保证中医起死回生的大事，他对中医药干部的选拔还提出了超龄和破格并用的建议，因为担当中医药事业起死回生的重任，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医药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中医药事业的无限热爱，是无法胜任的。
总之，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检讨历史只是为了厘清认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要尽快将中医药抢救回来。因此，设立“中医药部”，让真正热爱中医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医药干部来领导中医药，是真正能使中医药起死回生的前提，再拖延不决、优柔寡断，中医就完了，——这一代人都将成为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