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破获间谍案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但遗憾的是，在文艺领域，除了一些高来高去，多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背景的“谍战剧”之外，反映当代反间谍斗争的影视作品，可谓少之又少。
这令我想起了新中国前三十年一个重要电影类型：反特片！
反特片属于惊险题材，在当年极受观众欢迎，也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铁道卫视》《秘密图纸》《羊城暗哨》等，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但每次重看，仍然觉得津津有味。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反特电影，通常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不仅对现实斗争具有指导意义，对今天的观众了解历史，也很有帮助。
前两天，重温了上海电影制片厂1954年拍摄的《斩断魔爪》，颇有所悟。
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的故事：
《斩断魔爪》是早期反特片，有些方面不免稚白，但在同类作品中，具有“开先河”的作用，深刻影响了此后同类题材的作品。
《斩断魔爪》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展开反间谍故事，就更具有典型性，也更加扣人心弦。
2、用一些十分简洁的镜头，对公安工作的地位与重要性进行了交代。
比如在公安局张处长的办公室里，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为公安工作的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另一面墙上，则挂着捷尔任斯基的照片。
这表明新中国的反间谍工作，既来自中国自身的革命传统，也承接了苏联肃反委员会（契卡）的传统；
3、新中国初年，各大城市盘根错节的教会，实际上是间谍窝子。
在影片中，哈尔滨一所大教堂的意大利籍何主教（于飞饰），就是美国特务，神父和修女，也有很多是特务。
教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欺骗教友进行间谍活动。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崇高威信，教会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动摇了。
比如，石神父（陈述饰）让身为锁匠的教友（傅伯棠饰）配保险柜钥匙，锁匠意识到可能有鬼，但碍于神父的面子，还是答应下来，到了晚上，锁匠失眠了，一面墙是“爱国公约”，另一面墙上是圣像，他徘徊在两者之间，惶恐无地。第二天，他终于下了决心到公安局报案。
解放后，中国设立“天主教爱国会”以取代原来的教会，是很有道理的。爱国爱教是统一的，宗教信仰，必须以爱国为前提。
4、陶金饰演的军工专家周昌民，奠定了此后三十多年银幕上知识分子的形象：来自旧社会，在西方受教育，有朴素的爱国心，有正义感，专注技术问题，但政治上容易被敌特利用。
周昌民解放前就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当工程师。但是，当他把自己设计的新式防空雷达图纸呈报“上峰”之后，腐败且崇洋媚外的国民党官僚，连看不都愿意看，理由是“外国人都搞不出来，你怎么可能搞得出来？”
新中国的成立令周昌民欢欣鼓舞，他发现不仅自己的技术才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且也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报国机会。周昌民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高度认同，白秉忠在写给何主教的报告中说“他（周昌民）本是个旧人物，却满口共产党的大道理。”
周昌民的形象，应该说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从旧时代走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此后几十年里，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形象，多带有周昌民的影子，直到1999年李幼斌在《横空出世》中饰演的陆光达出现，才得以根本改变。
陆光达已经通体灿然，没有任何缺点了，然而却没有被充分信任，他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坚持为新中国核计划做贡献。
这两种形象，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真实呢？
从1999年至今，又过了二十多年，历史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5、美国情报机关策反周昌民失败，就决定将其暗杀。何主教在把左轮手枪交给白秉忠的时候说，“不能让他活着为中国制造先进武器”——这一细节令人悚然而惊。
其实，不仅美国这么干，以色列也这么干。比如，我们就多次听到过伊朗核科学家遇刺的消息。
保持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方面的优势，必要时通过暗杀、甚至战争手段打断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赶超的势头，这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个心照不宣的战略默契。这一动机，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也可以解释新世纪初年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
一部“化石级”的反特电影，之所以让今天的观众，仍然能够获得许多启示，主要就是因为秉持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反映生活。
遗憾的是，今天的电影创作者，已经在背离这一原则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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