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9日，中国保险业国内业务在被停20年后，启封！
这一天，是中国保险人永远的大日子。
弹指40年，看业内业外，观潮起潮落，赏群星闪烁，叹人物轮回……
40年，乘风破浪。受益恢宏的国运与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由一个保险弱国跻身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看得到的未来，中国必会登顶世界第一大保险市场、保险强国。
40年，风华绝代。中国保险从仅有的130人，发展至今成为容纳千万就业者、20万亿总资产的金融大产业。期间是一代代保险人奋斗、努力的轨迹，有他们的青春、职业生涯，甚至整个职业周期。
在那里，有他们的欢笑、祈祷与寻找，也有他们的哭泣、迷惘与收获。
40年，白驹过隙，总有一些事儿、一些人，当铭记，这也是中国保险人不该忘记的年份。
唯此，《今日保险》杂志社、《今日保》公号，共同开启《中国保险40年40人》及《特别致敬40中国保险人》选荐活动。如今，这个活动已经结束，共80人已选定。
今日，更新四十年保险英雄第二集。
马永伟首任保监会主席（1998年11月—2002年10月）
原本，监管与整合更为相近，但马永伟在保险业的亮相，却始于分拆。
分业经营，马永伟是带着任务到人保上任的。当时的说法是，这几种保险业务的混合经营，特别是产险挪用寿险的资金，容易酿下风险，而分拆是防止风险的好办法。
人保分拆是从产险、寿险、再保险和香港中保的解构开始的。分拆工作从来都是艰苦的，是要得罪人的。当时财险一家独大，分拆去寿险几近于净身出户，众人都怨。为此，马永伟制定“五先五后原则”：先分人员、后分财务，先分一般干部、后分领导干部，先分基层单位、后分上级单位，先试点、后推开，先易、后难。
确实难呀。一次在人保会议上，马永伟郑重道歉，说对同志时有态度粗暴，精神压力太大，可能是更年期。
1998年11月18日，中保集团完全分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马永伟从保险企业经营者变为监管者。
只是，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在金融业的地位，依然卑微，让保险人着急。甚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银行，提社保，却不提商业保险。征求意见，提了建议，亦无果。
马永伟猫下腰，从基础干起。
拉队伍，建机构，保监会在各地开设保监局。1999年12月，在上海、北京、广东等11地设立了保监局，完成了第一批全国性保险监管网络的铺设。
精算师是保险业的精英，但1999年中国注册精算师不到10人。保监会成立之初，就在人身保险监管部设立了精算处。1999年9月，保监会聘请李政怀、钟煦和、陆健瑜为首届中国精算师考试顾问，一个月后，首届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43人通过。1999年，还举办了首次保险经纪人考试。
2000年，保监会开始试行《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保险监管开始走上了市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此外，保监会还出台了保险公司内控制度建设、保险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保险财务会计制度和报表监管、人寿保险精算、保险资金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2001年，要WTO了，“狼来了”。马永伟说，市场经济就是国际化经济，不能闭门造车，还是要走出去、请进来。进来的不仅是外资。2001年12月，在香港的太平保险和太平人寿获批在境内恢复经营，从此走上快车道。
对保险业来说，首要任务还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要有硬产品。1999年10月，第一款平安投连险产品面世。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高度评价：“投连险是寿险产品的创新，它带给中国寿险业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
业界认为，投连险将拓宽保险公司投资渠道，化解利差损压力。
但负面作用也出来了，为业绩，投连险销售中出现大量误导，2001年和2002年出现了全国性退保风波。这给保险监管提出了新课题。
在中国保险业的70年（包括停办国内业务20年）中，上级主管部门历有人民银行、财政部、财政部海外业务局、人民银行海外业务局、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保险合作社管理处、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管理司保险处、人民银行保险司，直到1998年11月保监会成立，才有了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监管保险行业的国家职能机关。
其后，人民银行行使央行职能，保监会则与其前后成立的证监会和银监会，组成监管中国金融业的三驾马车。迎逢其时，马永伟成为保监驾主。
马永伟之后，又经历了吴定富、项俊波时代。2018年4月8日，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成立银保监会，开启了保险监管的另一个里程。
吴定富第二任保监会主席（2002年10月—2011年10月）
险资买股票？笑话。
保险资金一直被管得死死的。在国人眼里，股市是茅盾小说《子夜》里描述的血盆大口，保险这个稳定社会的器物，如何能与股市勾搭？
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05条亦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恰此时，2002年10月，吴定富接替马永伟出任保监会主席。
情况很快出现了变化。2004年10月，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颁布《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或以独立席位——直接投资股票。
这是个炸弹吗？
在2005年这一年，保险资产结构发生战略性转变，债券投资占比达52.3％，首次超过银行存款，成为第一大类投资工具。保险全行业投资收益率达3.6％，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另外，股票投资平均收益率超过6％，跑赢大盘15个点。年底，保险业股票投资规模为159亿元，到2006年6月底，只半年，就达435亿元。
险资在股市里如鱼得水，2006年上半年，包括国寿、平安在内的5家保险公司，平均简单换股率高达67.52%，国寿更得“引领短线王”之说。
险资在股市中撒欢，当然是在吴定富入掌保险之后的变化。看吴定富的履历，他毕业于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中文系，当过县委书记，省审计局长，2001年4月起接替袁纯清，兼任中纪委秘书长。中纪委，是勒缰绳的总管。
然而，这个勒缰绳的人，却拍马奋进，逢会必讲发展，讲“做大做强”。在2003年1月的全保会上，吴定富提出：“在5到10年内，要真正把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在2005年全保会上，吴定富提出保险业的三大功能：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
经济补偿：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相互补充，合理分担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资金融通：为经济建设积累巨额长期资金。
社会管理：消费信用保证保险，促进消费增长；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出口贸易；责任保险，用商业手段解决责任赔偿等法律纠纷，降低社会诉讼成本；在煤矿等高危行业建立强制保险，分担部分政府责任……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保险强调的是财政手段，后恢复到保险本意的社会保障和经济补偿功能，再后又增加了资金融通功能，到吴定富，则新增加了社会管理功能。
这新增的社会管理功能，大有“功夫在诗外”的劲头。而且，被吴定富的后任接手拓展、强化、演绎。
做大与做强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吴定富说：现在有的公司一提竞争，就强调有多少分支机构、有多少人、有多大保费规模和市场份额，以为这些就是核心竞争力，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培育核心竞争力就是要提高服务水平，为客户创造价值；提高队伍素质，为员工创造价值；提高盈利水平，为企业创造价值；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创造价值。
继2004年10月允许险资进入股市，经过紧锣密鼓地运作，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通称“国十条”）下发。在新中国58年的历史上，国务院专门为保险业发文，这是第一次，保险业的发展成为国家意志。
“国十条”对保险资金运用的规定，包括提高投资资本市场比例,允许参股商业银行、境外投资、投资资产证券化、投资不动产、投资创投企业等。这意味着，险资投资渠道全面放开，无疑将撑大保险的天，夯实保险的地。
2007年，险资运用收益爆发式增长，达2791.7亿元，投资收益率10%。但吴定富却感觉到了风险：“1年赚了5年的钱，非常具有偶然性，要看到其中蕴含的风险。”2008年，保监会密集出台规定，公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偿付能力逐步变成刚性的监管指标。
自2006年以后，分红险一直占据寿险的半壁江山。2010年，分红险保费占寿险比重达八成；2011年上半年，占比达91.6%。其间销售误导盛行，退保投诉也水涨船高。2008年以来，吴定富频频出手，一方面督促保险公司调整业务结构，提升内涵价值；另一方面“出重拳、下狠手”整治市场秩序，打击非法集资、保险欺诈、商业贿赂等。
在吴定富执掌保监会的9年里，保险业总资产从6000多亿元增加到5.75万亿元，保险公司从42家增加到146家。2006年后，发展更疾，保费收入由4900亿元增加到1.45万亿元，年均24.2%；利润总额从2005年底不到1亿元，增长到2010年底的576.7亿元。到2010年底，中国保费规模排名世界第6位，9年中每年上升一位。
吴定富是保险业的第一位中纪委委员、中纪委常委。2003年3月，保监会由副部级升格为正部级，与银监会、证监会平级。
刘鸿儒人行副行长（1980年7月—1988年）
如今闲居在北京的一位平安老人回忆说：1989年，一天临近下班，公司通知晚饭后到大厅集中，有活动。大家聚齐后，马明哲总说，今天晚上有一位真正的高级领导来公司访问，和我们座谈。当这位后来被平安员工称为“刘头”的领导出现时，最深印象的是他儒雅谈吐，学者风度。多年后，当时座谈时的情形大多已经淡漠了，但仍记得“刘头”的一段话，“年轻就是好，犯了错误还有机会改正。像我这样的年龄就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就没有机会改正了。”
“刘头”就是刘鸿儒，当时已卸任人行副行长，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这位平安老人当年是平安中高层干部，对“刘头”与平安的渊源颇知一二。平安保险获得人行批准成立，是刘鸿儒力主。最重要的，平安被批设为一家无上级行政主管的金融机构。“刘头”说，就是在董事会领导下，只要合规合法服从监管，做什么不做什么，干部任免等所有的事情，都由公司自主决定。
看着平安起来了，刘鸿儒仍一直呵护着。刘鸿儒离开人行后，后任分管领导一开始对平安不了解，有其他想法，刘曾专门和这位领导沟通，希望继续支持平安，“这是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此外，刘鸿儒不避嫌，有机会就介绍平安，多次参加平安的活动。“那个年代的领导，如果觉得一件事情是好的，就会大胆支持，既不担心有人怀疑有利益勾结，也不怕犯错误。”
刘鸿儒是否如此高尚？这应由组织来定论。而在业界，刘鸿儒被称为学者型官员。如今听这种评语，不知是褒是贬？哪位首长如今没仨俩学历？但弄个博导就不容易了，而刘有。
1942年，刘鸿儒12岁，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后进了一家日本人的兵工厂当焊接工。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才继续高中学习，又被土改打断。在其后断断续续的求学中，最高学历是1954年在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后师从苏联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4年后回国进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行政学院和东北人民大学读书及任教数年，之后进中国人民银行。
刘说：“你们可能不信，我作过系主任，留苏拿了博士，可到人行的第一个工作是做会议记录，连写会议简报的权力也没有。”
1986年11月13日，中美金融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华尔街大亨租用美国太平洋卫星向美国国内转播。美国方面的出席人物有前国务卿罗杰斯、前商务部长以及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执行主席范尔霖在内的华尔街的头面人物。美方有20多位金融界大亨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一位，就是人行副行长刘鸿儒。
在保监会成立前，保险业的上级主管多是人行，保险业的地位一直微妙。1981年2月的人保会上，作为主管领导，人总行副行长尚明参会，他很客气：“我对保险不熟悉，只是解放前后二三年参与过对建立保险事业的研究，具体事情我没有更多了解。这次会议本想来向同志们学习，因为有事脱不开身，失掉了机会。从这些情况看，我确实没有条件来讲话。本来卜明副行长要来，因为他明天要出差不能来。葆华行长想来看看大家，最近有点感冒，也不能来。总行其他同志也很忙。所以，由我代表总行来和同志们见见面。”
尚明讲话中的硬核是——
“首先，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现状和将来发展的趋势看，保险是一种必要和必须发展的事业。其次，从全社会、全世界和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担任社会补偿作用的具体形式，最合适、最现成和最有效的形式就是保险。
“在讲这个问题时，我没有提关于积累保险基金这个重要问题，并不是说通过保险这个渠道，来积累社会主义的建设资金这个问题不重要。我想说明的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在保险事业开展的过程中间，必然有个保险基金问题，也必然由于它的业务不断扩展，而这个资金应该是越来越大。要履行它自己的补偿职能，也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资金力量。假如没有赔偿能力，光表示同情，尽管人家也很感激，但他的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有了钱，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如数赔偿，这就很实在。因此，这个问题不说也必然是很重要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从银行方面来说，应如何看待保险业务。保险也是金融业务的一种，是广泛的银行业务里的一项。在我们国家当前情况下，则是银行工作的内容之一，不是额外负担。因此，各级银行应当把保险看作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总行行长非常关心保险业务，经常过问，听取汇报，研究保险工作中的问题。比如，这次保险会议，是葆华同志提议，由党组专门开会听取保险公司的汇报和研究会议上需解决的问题。”
刘鸿儒为何宠平安？是视其为“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刘鸿儒不独是平安的贵人，也是保险业的贵人，是推动金融改革的悍将。
龙永图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1997年2月—2002年3月）
2000年12月2日，当着对外经贸大学数百名学生，龙永图哭了：“前几天欧盟为给哪几家保险公司发执照与我们争了起来，临走时威胁我，如果不同意，就不要指望欧盟再支持中国。给保险公司发执照是我国的内政，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血压一下子就升高了，现在还像是在腾云驾雾。”
中国加入WTO，最大对手是美国，只要美国人点了头，后面的事就好办了。中美前后谈了24轮，还有7个问题没解决。
不知龙永图递的条子里，有无涉及保险？
美国人提出第4个问题，朱镕基说，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5分钟后，美国人点头了。下午，中美签了协议。
2001年９月12日22时，中国加入WTO的申请获得通过。2个月后，11月22日，保监会国际部副主任孟昭亿披露了中国加入WTO，在保险业方面的对外开放承诺——国际间保险服务包括四种方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中国政府承诺：针对跨境交付，除国际海运、航空、货运险和再保险，以及大型商业险和再保险经纪业务外，不做承诺；针对境外消费，除保险经纪不做承诺外，其他未做限制；针对自然人流动，除跨行业的水平承诺(即包含保险行业在内的普遍承诺)外，对其他没有承诺。
针对商业存在，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政府承诺如下：
一、企业设立形式：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股比可以达到51%，中国加入WTO后2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即没有企业设立形式限制；中国入世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股比不超过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中国入世时，合资保险经纪公司外资股比可以达到50%，中国加入WTO后3年内，外资股比不超过51%，加入WTO后5年内，允许设立全资外资子公司。
二、地域限制：中国入世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非寿险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佛山提供服务；中国加入WTO后2年内，可以在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提供服务；中国加入WTO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四、营业许可：加入WTO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即数量限制)。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资格条件为：第一，投资者应为在世贸组织成员国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第二，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2年；第三，在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美元。
关于法定保险，中国承诺：中外直保公司目前向中国再保险公司进行20%的分保比例，在中国加入WTO时不变；加入WTO后1年降至15%；加入WTO后2年降至10%；加入WTO后3年降至5%；加入WTO后4年取消比例法定保险。但是，外资保险公司不允许经营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公共运输车辆和商业用车司机和承运人责任险等法定保险业务。
此外，中国还在透明度方面做出了相应承诺。
加入WTO后，中国保险业没有被“狼”吃垮。1992年，当第一家外资独资保险企业美国友邦在上海登陆时，内地市场只有5家保险机构，总保费收入368亿元，总资产511亿元。2001年加入WTO时，全国共有保险机构41家，其中外资公司10家，总保费规模2126亿元，总资产4591.34亿元。加入WTO后，保险业爆发式增长，到2018年，全国共有保险机构226家，其中境外保险公司57家，总保费规模38016亿元，总资产183309亿元。1992年，中国保险业全球排名第19位，2001年升至第12位，2010年升至第6位，2017年升至第2位。
龙永图思想上倾向新自由主义，在WTO谈判中，他唱黑脸，为维护包括保险在内的中方利益，寸草不留。朱镕基让他“不要再递条子了”，那是唱红脸，是另一层次的考量。
秦道夫首部《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1991年9月—1995年10月）
大旗一举，招兵买马，人保保险研究所所长李嘉华，保险世家王恩韶，人行非银司司长夏立平，非银司保险处的傅安平和邢伟，人行条法司刘福寿，太平洋封智君，平安骆鹏，最后驾到的是人保保险研究所条法处副处长王建，总操盘。王建是北京政法学院（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之前1985年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及之后的机动车强制险等法规也经过他的手。
李嘉华、王恩韶和夏立平任起草小组副组长。王恩韶也是保险老兵，1951年进入人保，其父是解放前重庆太平洋保险公司创始人。1986年，人保在伦敦开设中国保险（英国）公司，王恩韶是董事长兼总经理，4年期满回国退休，正赶上起草《保险法》。
先是翻译摹本，收罗来英、美、法、德、日、韩等16个国家的《保险法》。因为没人懂德语，只好请高校的德语老师，但他不懂保险，翻译过来的文字没人能看懂。
保险立法往哪里去？有两种说法，一是坚持政府办，留人保一家即可；另一是搞市场经济，应有不同的保险主体。
1988年平安成立后，在深圳，人保部下对秦道夫说，平安抢我们的业务了。秦回说，你抢回来就是了，他降价，你也降价。“我在香港工作了9年，香港就是竞争的市场，一家独大不行，我们不怕竞争。”
像中国大多数立法是部门立法，《保险法》立法小组成员也多是业内人士，有些人还在职。但有秦道夫这样的领导，一出发，他们就确定，“保险法立法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促进管制的保险市场，独家经营的保险行业，转向自由竞争的市场。不站在监管立场，不独维护人保公司利益，起草一部好法律，通过立法促进保险业的发展。”王建说。
1992年春节刚过，秦道夫请来了韦莱集团的法律专家给小组成员讲了3天课，“英国保险市场上费率是自由的，任何两家公司就费率达成一致就都是违法的，投资是自由的，偿付能力监管……这些都在颠覆我对保险监管的理解，也让从管制走向自由的思想影响了我们之后的立法工作。”王建说。
国际上的保险法体系包含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两大部分。保险合同法主要规范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保险业法，则主要涉及保险公司的经营和监管。两相比较，此次起草小组的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了对后者的研究上，放在传统的监管上。
英国保险监督机构是贸工部，他们是怎么监管的？王恩韶说，我在英国4年，只与英国贸工部负责人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刚履新时谈话，主要是确认我是否具备履职能力。第二次是公司增资，贸工部要了解增资的必要性。两次都不到10分钟，连咖啡都没有喝上。我们成立周年的纪念活动，请他们，从来不来，局长不来，下面的人也不来，怕被认为是搞关系。
在中国，一说监管，这事就大了。
在国外调研，无论走到哪里，秦道夫都会问为什么要搞《保险法》？得到的回答都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起草小组也想在《保险法》总则中开宗明义“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王恩韶说，之所以强调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而不提平等保护市场各方利益，是因为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对保险条款和费率，被保险人一般处于接受的地位，所以应加以特别的保护。
但保险公司不干，说也应该保护保险公司的利益嘛。最终，“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改为“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2002年和2009年两度修订《保险法》时，依旧如此。
争论最大的是财险公司，能不能经营短期意外险、短期健康险？海外经验告诉秦道夫，财产公司同时提供短期意外险、短期健康险业务，将给投保人带来很大的便利，否则会制约行业发展。“人大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这一规定必须保留，写了很长的报告，每次征求意见我都会重申一遍。”秦道夫说。
但监管者认为，财险具有补偿性，寿险具有储蓄性，禁止两者兼营可以防止将寿险资金用于财险补偿，分业更有利于控制风险。最后通过的《保险法》第91条依然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末了，人保亦被强行分拆为财险、寿险、再保险三个公司。
资金运用也是一大争议。结果，《保险法》第104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营方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
如果保险公司破产怎么办？讨论中要设立相应的救济机制，草案中提出要设立“破产基金”。这是金融业最早提出“破产基金”概念。但破产这个词不吉利，最后成稿时改成了“保险保障基金”。
起草小组借鉴了美国的做法，将保险保障基金写入。但这一条款差点被取消，写上来了又给拿掉了，因为有保险公司不喜欢保障基金，这样会减少保险公司的利润。后来人大法工委讨论时，秦道夫去发言，解释为什么要建立保障基金，大家觉得有理，又加上去了。
保险业一直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王恩韶记得：1959年陪人保副总经理林震峰去埃及参加亚非国家保险会议。参加完头两天的保险业务会议后，两人又参加第三天的保险监管会议。大家奇怪，昨天你参加业务会，今天怎么又参加监管会？林震峰只好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埃及人说，你用左手管右手，能管得好吗？我们回来后给上级打报告，说这样对外不好交代。3年后人保再次去参会，这次就多派了一个人，说此人是监管机构的，实际上是人保的员工。开会别人都发言，就他不能发言。他一开口就会露馅。
1995年6月，八届人大第十四次会议通过首部中国《保险法》，10月1日正式施行。
秦道夫从计划体制走来，尽力制定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保险法》。虽不无缺憾，但毕竟填补了保险法制的空白。
唐运祥人保总经理（2000年8月—2007年1月）
唐运祥是老银行，新保险。他曾任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人民银行行长助理，1998年到保监会任副主席，两年后任人保总经理。
在保监会副主席任上，唐运祥主抓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如人保，实行收支两条线，将资金运用由分公司集中到总公司，成立了保险业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另外，唐运祥还倾力保险产品精算制度。
2000年8月，唐运祥转任人保，主推重组改制上市。人保是与新中国同龄的保险老店，更重要的是，1999年，人保保费收入441亿元，占财险市场份额的85%。把这样一个老大而沉重的国有保险重器推向国际资本市场，给整个保险业探路，其压力只有当事人能体会。
唐运祥咬牙：釜底抽薪，背水一战，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在2003年初，很多人不相信人保能在1年内完成改制并上市，在1年里要完成海量工作，机构重组，资产评估，法律文件，路演等等。
与其他保险公司一样，人保也头痛偿付能力不足。
人保股份2003年7月成立时，注册资本为80亿元，股东权益超过100亿元，其2002年所需要的最低偿付能力为59.43亿元。人保股份资产中的固定资产在2002年底高达165亿元，在计算偿付能力时按保监会规定需打折扣，这样，2002年底人保股份实际拥有的偿付能力为28亿元，存在31.4亿元的缺口。
怎么办？据招股说明书，保监会同意给予人保股份3年的宽限期，使其逐步达到最低偿付能力。
此外，人保股份还另寻渠道来充实偿付能力。2003年9月，人保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20亿元的后偿贷款协议，直到人保股份的净承保保费与资本总额的比例降到2.5:1为止。后偿贷款的偿还次序较该公司所有非后偿债务低，类似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
唐运祥以拼命三郎的气势，蹚开险企海外上市之门。
戴凤举中再集团掌门（1996年8月—2005年5月）
戴凤举为人潇洒，几无焦虑。他曾以共青团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兼任《江西青年报》总编辑，有文字情怀。后任国家审计署金融司司长、人保浙江分公司总经理、人保副总经理等职。1996年人保变为集团公司后，戴凤举以中保集团副总经理职兼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之后又出任中国再保险公司总经理，前后执掌中国最大的再保险系统9年。
与直保相比，再保险可以更潇洒。盖因为，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就规定，境内保险公司依法将其业务的30%分给人保，即法定分保。
但从开始执行法定分保的1988年到1995年，８年分保费总共只有26.5亿元，平均每年只有3亿元。惨了点。另外，人保只收他家的分保费，自己不参加法定分保，里外便宜。
到1995年10月第一部《保险法》实施，对再保险业务的规定主要有三条：除寿险业务外，保险公司应当将其每笔业务的20%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再保险；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的10%，超过部分应当办理再保险；保险公司需要办理再保险业务的，应当优先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办理。
与1985年的《条例》相比，法定分保比例由30%降为20%。但还是有法定分保护航，所以继续潇洒。
却也不能太潇洒。1997年，中保集团给中保再下达的保费指标是104亿元人民币，其中法定分保费102亿元，非法定分保费２亿元。到6月，完成保费收入36.75亿元，其中法定分保费只有29.15亿元，只完成28.6%。大家是能拖就拖，实在不行了，才“尽义务”，“作贡献”。
怎么办？戴凤举告诫部下：我们的干部要经常地、苦口婆心地向客户宣传、解释：中保再保险提供的再保险商品的价格是国际价格，不是垄断价格，法律规定优先向国内的保险公司分保，会不会保护落后？会不会影响契约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特别是买方的利益？不会！这里讲的优先，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
除去苦口婆心，还要寻求领导保护。1997年10月7日，中保再到人民银行保险司汇报法定分保执行情况，保险司司长马鸣家，副司长魏迎宁、刘京生等听汇报。马鸣家表示，对明显违章、问题严重证据确凿的公司，可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严肃惩处，不能手软，谁出问题就找谁，不管你是哪家公司……
除去法定分保，还有商业分保。1999年4月，戴凤举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商业分保费每年都有95%以上流向国外市场，造成国家外汇流失严重。
但是，此时戴凤举还没有察觉，一个危险正在逼近，这个危险要动中国再的根——法定分保。
不仅是戴凤举，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也没有察觉到这个危险。2000年４月，冯晓增谈到法定分保没有完全列位，商业分保的优先分保规定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加入WTO不是为了牺牲民族利益，而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借鉴国际保险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发展和壮大民族保险业……
但有一个人预料到了，此人就是中国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保险市场开放是中国WTO谈判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是对手要价最高的行业。他们不仅要保险执照，还要法定分保的命。
2001年９月12日，中国加入WTO的申请获得通过。在再保险市场，中国承诺从2003年开始，每年减少5%法定分保，到2006年全部取消。
如果说，1958年人民公社结束了保险国内业务的说法，还有些似是而非的话，那么，2001年WTO终结法定分保，确是实实在在一剑封喉的。当保监会还在考虑做加法，酝酿引进法定再保险执行主体以形成竞争机制时，WTO则在琢磨着做减法，革法定分保的命。所谓开放拽着改革跑，在这里得到明确的体现。
如此，中国再的饭碗要出状况？戴凤举说，我们到了《国歌》里的“最危险的时候”。当时如此预测——2003年至2006年4月间，法定分保费将以平均每年30亿至50亿元的幅度递减，2002年法定分保费约为180亿元，2003年约为150亿元，2004年约为110亿元，2005约为60亿元，2006年为0。
相对应，法定分保赔款具有滞后效应，并将逐年相对增加。2002年法定分保赔款为85亿元，2003年为87亿元，2004年为75亿元，2005年为55亿元，2006年为25亿元，2007年为15亿元。2006年和2007年没有法定分保收入，却仍分别要支付25亿和15亿元的赔款。
商业分保虽然会快速增长,但基数太小，靠不上，要砸了？“你瞧瞧，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画面！”在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嚷道。
今天，轮到中国再嚷了。
中国再最早把自己定位在国家再保险公司。严格说，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路。
怎么办？改革。搞股份制改造有两大作用，一是增加资本金，二是把直保公司变成中国再的投资人，使他们的利益同中国再的利益统一起来，让中国再成为各家公司的“再保险部”。
中国再改制有多种路径选择——
中国再保险公司定位于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国家再保险公司，还是一般的商业再保险公司？行政与市场能否统一在一个机构里？
改制是否与上市同步，各自利弊如何？
两种整体改制选择，一种是将公司的资产、负债、业务、机构、人员等进行全面重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革；另一种是将主营业务从母公司分离出来成立股份制子公司进行改制，哪种更适合中国再？
搞纯粹控股还是混合控股？如果是前者，将来大股东权益会不会削弱？国有股权会不会稀释？甚至子公司会不会吃掉母公司？如果是后者，母公司与子公司的业务交叉如何解决？
集团公司的国有独资性质不变，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改善管理？
中国再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发展专业再保险业务与实施多元化战略哪个更适合市场和中再？各自的损益与限制条件是什么？
如果搞多元化战略，集团公司资金支持的持续能力如何？如果乏力，如何补偿？社会资本有多大能力？靠国家资本有多大胜算？虽然从1998年至今，国家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但是否会给中国再一杯羹？
如果不搞多元化战略，失去法定分保的中国再如何活下去，政策保障有多大把握？这应了一句老话：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戴凤举说：1949年解放军即将进城，毛泽东同志提醒全党：“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到2005年4月,中国再集团“一拖六”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成。值得一提的是，除去“一拖六”中的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2家直保公司入股外，其他中国再集团旗下的5家股份公司，没有1家直保公司加入，这与设计者最初设计的“再保险部”很不一样。
重组改制后，中国再战力大升。入世时曾预测，2005年商业分保只有36.25亿元，实际上这一年达到了133.3亿元，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2%，商业分保首次超过法定业务。
也就是说，市场跑赢了行政。
对这一段磨砺，戴凤举的感受是，“浴火重生”。
吴焰性格刚烈。
吴焰出身于共青团。2006年1月，国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焰从杨超手中接任总经理一职。这样，国寿惯有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一肩挑的传统完结了，代之以决策权与经营权相剥离的治理结构安排。香港交易所颁布的《企业管治常规守则》也规定，董事长和总经理不应由一人同时兼任。
最终的结果是，杨超留任，吴焰赴人保。李良温、兰亚东、刘虹等高管纷纷从国寿转赴人保助力。
吴焰上任人保后，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旁观者,在以心存尊敬的时候,也曾有种焦虑，人保如何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不落在后起之秀后面,这是这个昔日的冠军,或者说是领头羊、领先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不愿意看见我们还延续着过去那种“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从现在开始就要有高度的警惕和敏锐。
人保开始超常推进：财险继续快速，寿险和投资狂飙。
李良温主掌人保寿险。至李良温2014年退休，人保寿险分支机构发展到2000多家，销售板块16万多人，年保费收入800多亿元，总资产增加到3600多亿元，净资产280多亿元，年净利润过10亿元。
“最初担心建不起销售网络来，有了网络又担心业务起不来，业务起来了又担心不盈利，盈利了又担心价值低，担心业务结构不好，担心转型发展不到位，担心投资有风险，担心流动性紧张，担心偿付能力不足，担心基层费用不够用。”李良温在离职信中写道，心血可见。
2007年到2008年，“人保旋风”张狂，财险保费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进入世界前十大非寿险公司行列；寿险市场排名由前年的第19位上升到了第6位。
这里有一个插曲。2008年3月，人保投资以1亿元人民币发起设立人保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为快速完成金控集团建设，人保试图通过入主华闻系和中诚信托来迅速拿到全牌照。然而，华闻系的负债大坑比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华闻系多家子公司身陷官司，中泰信托等重要股权遭司法冻结。为保住华闻系正常运转，人保急调20亿元偿债，解冻核心资产。而保监会认为人保擅自突破了保险资金的运用界限，严禁人保再对华闻系注资。之后还有诸多麻烦。人保打造全牌照金控集团的梦，暂缓。
保险—投资—全牌照金控，这是保险人的梦。做成样子的有平安、国寿，吴焰的心急是必须的。
吴焰有如三国名将东吴甘宁甘兴霸，八百骑黑夜劫营。
林帆太平集团董事长（2008年8月—2012年3月）
林帆的保险职业生涯，起于人保，终于人保。
林帆1980年9月进入人保，历任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等职。1997年起进入中国太平系统。
中国太平是历史最悠久的中资保险公司，1956年成为人保的子公司，专营境外业务。2009年5月更名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
从2000年初的杨超时代的海外上市，大陆复业，到2008年的“统一标识”，再至2012年升格副部级金融央企，林帆在中国太平时期，亲历了中国太平发展史上的几次重要时点和发展阶段。
林帆最为闻名的当属2008年升任董事长后，发动的统一“中国太平”标识的“淮海战役”，将原来的中国保险、太平和民安三个品牌统一到中国太平旗下，实现集团母子公司名称统一，突出集团整体的品牌形象。
在品牌之外，林帆还力主推动“一个客户、一个账户、一站式或无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内部资源整合上已完成财险公司综合改革、境内投资平台整合、统一分级的风险管控体系和统一垂直稽核体系，相继建设上马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上海张江的共享服务中心等后援项目。
王毅中国信保掌门（2008年4月—2019年1月）
人保财险股份总裁王毅是作为救火队长进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2008年4月18日接替唐若昕出任总经理。
2011年5月，国务院批复了中国信保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信保的政策性定位，6月底，中央汇金的200亿元人民币注资到位。2012年3月，信保升级为副部级央企。信保由财政部领导，同时接受商务部和外交部的业务指导，并接受保监会的监管。
王毅到任后，立即着手信保改制。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相继成立，完善了与出资人的沟通协调机制，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按照有利于提高效率、把控风险、整合资源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组织架构，理顺了运行机制。
信保被赋予了更大的政策性使命，新章程明确中国信保的经营宗旨是：通过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保险等服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重点支持货物、技术和服务等出口，特别是高科技、附加值大的机电产品等资本性货物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
信保成立之初，我国信用保险产品单一，只有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3种产品。如今中国信保已拥有由数十种产品和承保模式组成的业务板块，推出了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投资保险、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担保业务；主要服务有融资便利、应收账款管理及商账追收、资信评估服务以及国家风险、买家风险和行业风险评估分析等。中国信保还推出了电子商务平台“信保通”，使客户享受到更加快捷高效的网上服务，帮助企业破解了“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的难题。
信保作用日隆。王毅说，2014年信保承保额为4455.8亿美元，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直接支持和间接拉动出口额达到5000亿美元，占国家全年出口总额的24%，促进和保障了1400万个劳动就业岗位，服务客户达5.2万多家，其中小微企业3.4万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