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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
本文只反应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的态度。
院士，是我国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为终身荣誉。每一个院士都值得尊敬，樊代明院士同样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我虽然尊重作为院士的樊代明教授，可我不赞同他的一些观点；恰如我尊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但是我反对他的体液学说。
院士这个代名词，给人的印象是学究、谨慎、甚至有些保守。可樊院士可不是这样的人，他言辞激烈、敢说敢讲，很多观点标新立异，令人大跌眼镜。他已经成为风靡网络和朋友圈的网红，不折不扣。
为了领略院士风采，且看他老人家的这些观点：
「洋鸡蛋」与「土鸡蛋」相比，个儿比较大，蛋黄比较大，有的还双黄，蛋黄大，蛋清就少。你知道肿瘤细胞什么特点吗？个儿比较大，细胞核比较大，胞浆比例失调。你说洋鸡容易吗？它冒着风险，为大家下出一个又一个癌细胞，你吃，还是不吃呢？
我们用解剖刀把整体变成了器官，用显微镜把器官变成了细胞，又把器官变成了分子，然后在分子之间不能自拔，有医生告诉我“我是个搞分子的”但是你搞了个分子和人没关系。
我当住院医师时，我说12点吃完夜班饭，还要我值班。领导12点睡觉，让我们加班，那是要我们早死啊。
医学只有几千年，人类已有几百万年，那以前人没有医学是怎么过来的？动物有医生吗？只有宠物才有医生。你看到过一个背着药箱的老虎到处跑吗？
有种能力叫自愈力，但是有医学之后，人体的自愈力大幅下降，一个小小的伤口都要化脓啊，都要用抗生素啊。
一个老农民从外地回来说，今天晚上必然下雨，结果下雨了，他说他就觉得天气很闷。你说他懂科学数据吗？但他能抓住真理。再比如，蚂蚁搬家，蚂蚁一搬家就下雨，你说蚂蚁懂什么科学数据，但是它们掌握真理。
我们现在医生都用指南给你看病，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
说医学就是科学，我坚决反对。
……
好了，够了，我脆弱的小心脏已经受不了了！作为小小的肿瘤学博士、在临床一线磨炼了近20年的副主任医师，我对尊敬的樊院士的敬仰已经让我无法消化这些真知灼见了。让我歇一会……
我一定要谦虚谨慎、尊重院士。我想，樊院士的话一定是对的；如果我认为不对，就要再次看看上一句话。我绝对不会象下面这位“棒棒医生”一样，竟然认为樊院士的话都是错的。
但是，樊院士下面这个高见，我确实不能赞同：
“我们用科学共识形成指南，但不能以偏概全。我们现在医生都用指南给你看病，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
指南是什么，指南是老医生总结的，只能覆盖80%，还有20%覆盖不到。还有我们现在中国的指南4%是中国人的材料，96%是从外国人抄的，洋人吃羊肉、喝洋酒能和我们一样吗？现在指南都到8版了，我说7版就可以了，他说7版有错，6版有错，5版有错，1版全是错，那你拿这个看病能行吗？指南只能供我们参考！”
并且上述观点在网上和朋友圈疯传，造成影响不容忽视。个人认为，这已经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作为中国700万医生中的一员，我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关于“临床实践指南”，学界2011年给出的新定义是：“ClinicalPracticeGuidelinesarestatementsthatincluderecommendationsintendedtooptimizepatientcare.Theyareinformedbyasystematicreviewofevidenceandanassessmentofthebenefitsandharmsofalternativecareoptions.（通过系统综述生成的证据以及对各种备选干预方式的利弊评价之后提出的最优指导意见。）”
高水平而又可靠的指南符合以下几个特点：
基于对现有证据的系统评价；
适当的考虑重要患者亚群体和患者偏好；
过程透明，使干扰、偏倚和利益冲突最小化
对各备选干预措施及相应的结局之间的关系提供合理的解释，并对证据质量和推荐意见进行分级。
当有重要的新证据时要对原由指南进行合理的重新审议和修订。
干什么事情都要有依据，看病要有依据，制定指南更要有依据。
指南制定的依据不可能是某个高人的个人意见，甚至不能是某个医疗机构的经验，而只能是临床研究的结论。关于这一点，不值得占用篇幅展开讨论。
2008年，80余位国际专家汇聚在一起，商讨并发布了《GRADE：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分级的共识》，对医学证据的质量分级做出了最新的定义：
高质量：进一步研究也不可能改变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中等质量：进一步研究很可能影响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且可能改变该评估结果；
低质量：进一步研究极有可能影响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且该评估结果很可能改变；
极低质量：任何疗效评估结果都很不确定。
根据证据和专家组的意见，针对不同的情况给出了不同的推荐级别。例如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制定的NCCN指南，对共识和推荐级别做出了如下分类：
1类：基于高水平证据(严谨的Meta分析或RCT结果)，专家组一致同意；
2A类：基于低水平证据，专家组一致同意；
2B类：基于低水平证据，专家组一致同意，无明显分歧；
3类：基于任何水平证据提出的建议，专家组意见存在明显的分歧。
可见，指南确实不是硬性要求，允许有不同的意见，用于临床实践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灵活掌握。
如此，一个高水平的临床实践指南就产生了。这样的指南可能不是真理，但是，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一定是最可靠最接近真理的。
这就完了吗？还差的远呢，还要不断更新！当有重要的新证据时要对原由指南进行合理的重新审议和修订。
当缺乏高质量新证据的时候，就更新的慢一些。如“美国运动指南”，自从2008年至今9年没有更新过。
如果研究进展迅速，新的证据层出不穷的时候，就会更新的非常快。例如“非小细胞肺癌NCCN指南”，每年数次更新。一个版本还没有仔细研究呢，新的版本就有发布了。
有人说这些指南是为了医疗保险公司制定的，胡说八道！
临床实践指南是为统一学界共识、指导临床实践，为了医生制定的，对于护士、医学管理人员、卫生行政人员甚至病人和病人亲属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于这么高价值的资料，保险公司一定会重视。保险公司参照这些指南进行医疗费用的报销，恰恰说明了这些指南的权威价值，而不是相反。
医生看病，给出诊断和治疗意见，一定要有依据。不依据科学研究和指南，依据什么呢？依据经验吗？那么依据你的经验还是他的经验，还是自己的经验？
一个医生终其一生能看多少病例？
能看多少肺癌？
能看多少ALK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能看100例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这些病病例能给你带来多少经验呢？很少，并且不系统。不经过科学统计分析，甚至不能作为任何依据。且不说，不同的医生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经验。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古代汉医方剂著作《肘后备急方》中获得灵感，发现了青蒿素。这本书内奇方无数，且看看一个“救卒中恶死方第一”，随便摘取几个：
一方：取葱黄心刺其鼻，男左、女右，入七八寸。若使目中血出，佳。扁鹊法同。是后吹耳条中。葛当言此云吹鼻，故别为一法。
又方：以小便灌其面，数回即能语。此扁鹊方法。
又方：割雄鸡颈取血，以涂其面，干复涂，并以灰营死人一周。
这也是经验，并且是传承了数百上千年的经验，你敢用吗？
传统的经验医学已经不适合现代医学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已经是老掉牙的问题了，但是还是需要再次说明，主要有这么三个理由：
第一，不同医生临床经验的的巨大差异。
差异之大，让人惊异！
Fieldm和Lohrm的研究显示传统临床决策中：
只有4%具有强有力的临床研究证据的支持；
45%的有谨慎的临床研究证据，且医生间有一定的共识；
而51%的不但缺乏可靠的证据，即在医师间也缺乏共识。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一个州内，不同社区的儿童扁桃体切除率可以一个8%，另一个是是70%，随意性太强了。
中国医生一度对于“感冒”病人大量应用抗生素，这是依据什么？依据的是临床经验！事实说明是错的。
第二，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社会不堪承受之重，这也要求更加明智而不是盲目地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
第三，医疗措施的不当使用广泛存在。如果仅凭临床经验，一个肺癌病人，
如果落到外科医生手里，很可能开刀手术；
如果落到放疗医生手里，最可能进行放疗；
如果落到介入医生手里，可能会介入至死；
如果落到化疗医生手里，可能会化疗不休；
如果落到什么都会的医生手里……，
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医生，如果他号称什么都会，那他一定是什么都做不好！
不当医疗行为的大量存在，正是因为缺乏或不尊重指南造成的。
而指南，考虑到了各专业意见，考虑到了不同情况的处理方法，考虑到了最新的研究依据。任何疾病，特别是癌症，规范一定是治疗在的重中之重。怎么规范，不就是依照指南来吗？
所以，依照指南看病的医生一定是好医生，至少他没有凭借自己狭隘的经验乱来，也没有被利益所诱惑。
樊院士，您告诉大众“我们现在医生都用指南给你看病，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请问：您依据什么给病人看病呢？
“我们用科学共识形成指南，但不能以偏概全。”“指南是什么，指南是老医生总结的，只能覆盖80%，还有20%覆盖不到。”
樊院士的这两句话，其实是反应了一个学界争论了很久，但是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如何平衡规范化与个体化。
规范化的治疗，不仅可以降低治疗成本，还可以提升患者的生存率，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规范化是癌症治疗的基础与前提，没有规范化，任何个体化都是胡闹！
2006第四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新闻发布会曾宣布：我国得到规范化治疗的肿瘤患者不超过一半，五年生存率不足25%，经济比较发达的津京沪地区也仅为4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高达68%。造成这种巨大差异主要原因之一即是规范化治疗的缺失。
时隔11年，我国肿瘤治疗的规范化够了吗？远远不够。能跟上主流肿瘤临床实践指南更新速度的医生，只占少数。因此，我国的肿瘤治疗还需要继续规范化，肿瘤治疗医师也必须继续专业化。
是的，人没有相同的人，病没有相同的病，没有人是按照书本上的知识长病的。但是，个体化，必须是规范化基础上的个体化。
以肺癌为例，从“肺癌”
到“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
到“小细胞肺癌+鳞癌+非鳞癌”，到“小细胞肺癌+敏感EGFR突变NSCLC+ALK阳性NSCLC+PDL-1高表达NSCLC+ROS-1阳性NSCLC+鳞癌+非鳞癌”。
从当初的一个病“肺癌”，现在被被分为7大类进行研究，这就是个体化，并且是规范化的个体化。
以晚期肺癌的患者的经济因素为例：
经济情况好的可以首选各种分子靶向治疗；
中等的可以选择医保范围内的化疗；
对于经济情况差的患者，可以选择费用低廉的化疗方案，或者选择对症支持治疗。
再以晚期肺癌化疗时病人体力情况为例：
ZPS评分0-1时，建议二联方案化疗；
ZPS评分2时，建议单药化疗；
ZPS评分≥3时，建议进行支持治疗。
这不都是个体化吗？这种规范化基础上的个体化才是靠谱的个体化。
当然，也会有极端的情况，即使极端情况也要参照规范化意见。
例如有钱有体力需要化疗的癌症患者拒绝化疗，这时医生也必须有规范：将规范化疗的选项、必要性、风险、受益和排除化疗以后的其它规范治疗选项告诉患者，以利于其作出最有利的选择。
再例如，病人体力情况非常差，但是医生认为化疗可能在短期改善患者症状，这是可能会“违反”规范进行化疗。但是，这种“违反”必须是建立在对规范有深刻认知的基础之上，然后对规范进行调整而做到个体化。
脑子里没有规范，就不可能有合理的个体化。
樊院士还说道：“还有我们现在中国的指南4%是中国人的材料，96%是从外国人抄的，洋人吃羊肉、喝洋酒能和我们一样吗？”
前面讲到，制定临床实践指南的时候，需要有研究资料作为依据。所谓孤证不立，多项研究资料要互相印证才有价值。而最高水平的研究依据，是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和高水平的Meta分析。
至于不同种族人群的差异，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听说那个药物对欧美人有效而对中国人无效的。
如果有针对我国人群的高水平研究依据，专家组当然不会放过。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可靠的研究依据，当然要借鉴国外的了，这个没有毛病啊？难道让我们闭门造车、凭感觉写指南吗？
别说是研究依据，就算是借鉴国外先进的指南又有何不可呢？总不能凭老旧的知识、凭自己狭隘的经验进行治疗吧。
事实是，正是借鉴国外高水平的研究依据和临床实践指南，我国医学包括肿瘤学才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别认为这个丢人，如果没有这种借鉴，那只能漫无目的地爬行，那更丢人。
樊院士还说道：“现在指南都到8版了，我说7版就可以了，他说7版有错，6版有错，5版有错，1版全是错，那你拿这个看病能行吗？”
现代医学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快，知识更新非常频繁，不断有新理念、新技术、新药物层出不穷，带来更好治疗效果的同时，也给了人们新的希望。
这就要求：
个人不断学习，跟上学术发展的前沿；
一个指南更新的越快，说明这个领域发展的越迅速，这是好事啊!
以非小细胞肺癌为例，其NCCN指南每年数次更新，不断进行知识的认知迭代。现在拿出十几年前的版本来看，确实觉得当时好多落后的观点和意见，但是，我们就能因此而否定老版本的价值了吗？
当然不能，就象我们不能因为火枪的出现而否定弓箭曾经的价值。
现在，你拿10年前的指南看现在的病确实不行；但是10年前，那就没毛病！
依照高水平的研究，结合顶尖专家的共识，追踪最新的成就，指南包括外国的指南，都是我们规范化行医的依据。除此，别无他路。
同意樊院士的说法：“指南只能供我们参考！”
但是，更需要强度的是，指南必须得到尊重，实践必须有据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