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犬病、布病等是典型的人兽共患病，近年来，在我国发病率有上升的苗头，这是值得警惕的。”沈建忠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禽畜养殖和消费的规模越来越大，对人兽共患病防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沈建忠介绍，我国每年出栏的猪有6亿-7亿头，家禽150多亿只，羊3亿-4亿只，肉牛4000万-5000万头，还有超过3600万吨牛奶……
“这么大的饲养量，这么高的消费量，对食品安全的保障以及重要疫病和人兽共患病的防控，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沈建忠说，“但不管工作量多大，动物源头的防控一定要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饲养宠物，一定要打疫苗
在给人类带来健康隐患的动物中，宠物无疑是重要的群体之一，与野生动物相比，宠物与人类接触更多。尤其是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养宠物的人群也越来越多。有调查显示，到2020年，我国宠物数量超过1亿只，所以对宠物人兽共患病进行防控，对人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人兽共患疾病中，宠物是人们最先想到的途径。以犬类为例，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宠物犬接种狂犬病疫苗的普及性不够高，在人狂犬病例中，由病犬传播的占80%-90%。
不同的宠物可能带来不同的健康风险，如犬类宠物可能引发的人兽共患病有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等。宠物猫常见的人兽共患病包括弓形虫病、猫抓病等。猫抓病也被称为猫爪热，可通过被猫抓伤或密切接触感染人。宠物鸟类携带的人兽共患病包括鹦鹉热、结核病等，其中鹦鹉、鸽子、孔雀等都是易感群体。
在了解宠物疾病知识之后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保健，是防控人兽共患病传播的有效方式。沈建忠提醒，养宠物一定要按要求打疫苗，人病兽防，关口前移，是阻断人兽共患病传播最重要的途径，把健康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办法。“做到了这些，就可以放心养宠物了。”
饲料减抗，也是为了保护人类健康
由动物带来的健康隐患不止是人兽共患病，还有微生物耐药性问题。在动物饲养集约化、规模化的过程中，畜禽患病的风险也在升高，一旦动物疫病暴发，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畜禽规模化饲养过程中，要防治动物疾病，保障动物健康，抗菌药物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抗菌药物的超时、超量、超范围的使用，很容易导致耐药菌的产生，而动物体内的耐药菌，有随着食物链和环境传播给人的风险，进而给人体带来健康隐患。
“动物中大量使用抗菌药物，一方面会造成药物残留，给人体带来危害，另一方面会产生耐药菌，并通过食品和环境传播给人，造成潜在风险。”沈建忠说，“比如一部分抗菌药物被允许既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动物，如果动物饲养中这些抗菌药物大量使用所产生的耐药菌传播给人，就会降低人类使用这些药物的疗效，从而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所以在防治动物疾病时主张使用动物专用药物。”
作为动物医学领域的研究者，沈建忠和他的团队多年来一直从事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研究。在2015年，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多黏菌素耐药性形成和传播的重要机制，这一成果的发现，为我国和多个国家对抗菌药物使用风险管理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关键性的科技支撑，促进了我国农业农村部停用抗菌药物用作饲料添加剂和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进程。
食品安全，我国一直在进步
由于动物源性食品市场庞大，供给和消费规模都非常大，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任务也非常艰巨。在众多的监管措施中，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针对食品中药物残留的快速检测产品几乎全部依靠进口，一个小小的试剂盒就要数千元。这不仅制约着药物残留快速检测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食品安全监控措施的有效实施。
沈建忠及团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突破了一系列核心试剂配方和关键生产工艺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研发了80余种涵盖主要兽药、霉菌毒素、非法添加物的残留快速检测产品，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日常检测提供了手段。
近二十年来，残留快速检测产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已经彻底改观，“在国内同行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我们国家自己研发和生产的快检产品越来越多，质量很好，检测效率和准确率都非常高，而且价格也很便宜，一个试剂盒可能只需几百元甚至更低。”
三十年中，沈建忠经历了我国动物健康、食品安全状况的巨大变迁，也在不断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尤其是人兽共患病，已经成为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他认为，联合卫生健康、环境、食品、农业等多部门、多学科，开展全链条、一体化防控势在必行。同时在基础研究、防控产品研发等方面，要加大资金和人员的投入力度。“相当一部分人兽共患病的动物源头还没弄清楚，如动物冠状病毒感染等，究竟是什么动物携带的，怎么传播的，都要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需研发更多更好的防控产品。当前合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前沿学科发展很快，相信这些技术在人兽共患病防控方面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遇龙院士：以科技助力生猪养殖业发展
从猪肉生产与消费规模上看，我国长期稳居世界第一，但从养殖户角度来说，养殖科技水平有高有低，导致小农户收益不高问题较为突出。“成熟饲养技术普及推广受到‘最后一公里’制约，难以惠及广大中小养殖户，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市场认可度也有很大差异。”印遇龙表示。
通过调研，印遇龙发现目前养猪业市场信息供需不对称现象突出，整条产业链组织、整合能力不高，养猪大户、龙头企业和小农户联合不够，呈现低水平无序竞争状态。
为破解生猪养殖业的体制机制弊端，帮助小农户规避风险、节省成本、增加收益，印遇龙认为，应建立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养猪合作社模式，将生产、科教、经营等产业功能聚集起来，为中小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购买销售、金融保险等各项经营业务，既能让小农户充分获取增值收益，又能搭建产销协同共促的发展平台。
为落实合作平台建设，印遇龙具体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议有关部门加大涉农项目资金整合力度，形成政策合力，对该合作模式给予政策支持。二是建议加强业务指导，推动基层农技协会、供销社与专业合作社等农村基层经济社会组织融合发展。三是建议制定具体的落地实施方案，方案内容聚焦如何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优势、如何让“三位一体”养猪合作社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如何扎实发展种养循环现代农业、如何推动合作社与社区“社社对接”，打通生猪市场的产销壁垒。四是建议加强养殖产业从业人员培训，为示范推广“三位一体”养猪合作社模式培育人才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回盛生物董事长张卫元：建议加大对兽药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促进兽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卫元建议加大对兽药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近年来，我国兽药产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依然存在创新能力弱、产业集中度低、产品质量不理想等问题。特别是在创新方面，我国兽药产业起步晚，投入少，技术的积累及沉淀不足，研发力量较弱，影响兽药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张卫元表示，科技创新是促进兽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从兽药大国迈向兽药强国的关键。为此，他建议：
三是对改良型新兽药给与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政策。改良型兽药是创新的重要领域，其创新难度及技术要求很高。对增加靶动物、增加适应证、改变给药途径、重大工艺创新等改良型新兽药，建议核发新兽药证书并设定相应的监测期。
张卫元还建议，稳步放开委托生产，充分利用企业现有产能，避免重复投资。张卫元说，目前，兽药产业存在企业产能利用率低，投资回报难等问题。全行业产能利用率长期在20%-30%之间徘徊。不断加入的新增企业生产同质化的产品，导致行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降低，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健康发展。解决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低的问题迫切需要提上议事日程。从国际和我国人用药品的实践经验来看，委托加工生产是解决产能利用率低的有效途径。
张卫元表示，一是应适度放开兽药委托生产；参照人用药品委托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可在双方均持有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的情况下，适度放开兽药委托生产；二是应该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明确委托方、被委托方和监管部门相应的责任、义务和监管措施，保障产品质量。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是产品上市的通行证。当前，企业批文申报及换发过程耗时较长，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因此，我建议适当延长批准文号的有效期。将现有批文的有效期从5年延长至10年，降低批文换发频次；下放常规产品的批文审批权限，将常规兽药产品批文的审批权限下放至省级主管部门。”张卫元说。
全国人大代表、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用技术创新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猪粮安天下。稳定生猪生产，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稳定物价、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球出栏量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创始人，全国人大代表、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带来了一份关于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建议。
秦英林在接受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技术元点发力，实现业务底层突破，具体在加强科技驱动、坚持自主育种、加大猪病研究力度、坚持绿色发展等方面入手。
“养猪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疫病，可以说在疫病和自然经济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它最终的结果是周期的峰值会更高，周期的震荡幅度会更强，提升了幅度，加剧了震荡。”秦英林介绍，2022年是生猪养殖行业的周期低谷，叠加饲料原粮价格居高不下，降本增效成为行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与此同时，对标全球养猪技术先进国家丹麦等，我国养猪生产成绩还有差距，国内养猪产业发展空间很大。
据此，秦英林建议通过加强科技创新，推进智能化养猪；坚持自主育种，助推种业高质量发展；加大猪病研究力度，加快推进疫病净化；实施种养循环，打开绿色发展新路径等，持续推进我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秦英林表示，中国生猪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管理和技术底层突破，用技术创新大幅提升现有资源生产转化效率，提升肉蛋奶等的数量和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建议优化原料进口配额管理制度，金融机构研发支持农业领域的长周期专项金融产品
2023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完成了“支持饲料节粮及优化原料进口配额的提案”。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对守好“三农”基本盘、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高度重视。
饲料是粮食消费的最大主力，2021年饲料用粮占比48%，达到口粮消费的1.5倍，且每年增速达7%，因此需要高度重视饲料节粮工作。
当前，饲料节粮还存在一些障碍问题。刘永好表示：“饲料粮转化链条上，还存在一系列技术‘卡脖子’问题，比如育种基因编辑技术、饲料发酵合成生物学技术等；饲料科技联合攻关及创新能力不足，比如替代玉米豆粕的新配方技术及推广、数字化技术研发及应用等。此外，民营饲料企业的进口原料配额政策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因此刘永好建议，支持企业牵头开展饲料节粮科技创新联合行动。
此外，在《关于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战略实施中发挥企业作用的提案》中，刘永好提到，针对农业产业周期性强的特点，鼓励金融机构深入企业进行深入调研沟通，从企业面对产业周期的实际金融需求出发，创新金融工具对于企业的支持方式，研发支持农业领域的长周期专项金融产品，帮助农业企业对抗产业周期性波动，“熨平”产业周期，提高企业对农产业进行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的信心和积极性。“比方说养猪，四年左右会有一次周期波动，往往在赚钱的时候，金融机构认为这个项目不错，给一些支持，亏损的时候觉得这个企业风险大，规避风险。这是普遍简单的看法。”刘永好表示，“根据我们的调研，生猪产业做得好的企业平均下来还是赚钱的，如果平均不赚钱，最后这个行业就消失了，就没人干了。所以站在周期的角度，希望金融机构设计一个4年或者5年这样长周期产品，在低谷猪价亏损时支持企业，在猪价高涨赚钱的时候当然也支持，这样整个周期下来，对金融机构来说，总体上收益是平衡的。所以说，金融机构针对养猪业，养禽业，大豆种植业，玉米种植业等，设立一个长周期、专项金融产品，是产业特征决定。”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消除畜禽养殖污染已成当务之急
排放量大、种养脱节、资源化利用水平低、污染严重，给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严峻挑战，我国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利用与安全处置已迫在眉睫。两会召开之际，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我国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科技水平整体落后于发达国家，难以支撑当前畜禽养殖业及关联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种养结合、变废为宝、消除畜禽养殖污染已成当务之急。
赵皖平介绍，我国养殖业在源头减控提质、粪污处理过程综合控制、农业种养一体化生态利用等环节都遇到了瓶颈问题，处理质量、处理效率和运营成本相互制约，根源在于缺乏技术创新体系、技术体系和支撑体系。
养殖废弃物是人畜共患病的重要载体，粪便污水有大量的致病菌和寄生虫卵，如果直接使用会污染土地资源，若直接排放将会对水体和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导致水质恶化、蚊滋生、病菌泛滥及诱发疾病，严重影响生活环境质量，危害人体身心健康，导致人畜患病。
养殖业环保实战型专家、广东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董部根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畜禽粪污年产量约30.5亿吨，畜禽直接排泄的粪便约14.4亿吨，养殖过程产生的污水量约16.1亿吨。
董部根举例说，养殖业废弃物产生量非常巨大，“一头猪产生的污染量相当于10个人的产生量”。有统计数据显示，包括散养户在内，我国总共有5000万个养猪场，而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只有26万家，占0.5%。养殖业污染负荷已超过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污染负荷的总和，成为我国重要污染源之一。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的数据也表明，我国农业源氨排放量在每年540万吨左右，占整个氨排放的90%以上，其中畜禽源占农业源排放量的50%左右。监测数据显示，畜禽养殖业的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占到农业面源污染的93.75%，占到全国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的46.67%。
董部根介绍，目前我国规模化养殖场污水达标率不到30%；70%以上中小型养殖场(养殖户)没有实现粪污达标处理、病死动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在南方地区，规模化养殖场和种植业严重错位，养殖场废弃物无法有效消纳；南方地区，无足够土地消纳污水。北方地区虽然很多地方有大量土地消纳污水。但污水的无害化处理和厌氧(沼液)发酵在冬季很难启动，其中80%沼气工程无法在冬季运行。
赵皖平建议，设立“养殖废弃物减控提质与增效利用研究”国家重大研发专项，组织全国力量协同攻关，以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为主，开展饲料原料碳氮结构功能特征及源头减控、养殖过程有害气体排放与减控、畜禽粪污高效能源化利用等系统创新研究。
同时，创新畜禽养殖场设计与节能环保设施、非常规饲料原料提质利用与新型饲料研发、畜禽饲用抗生素替代等。基于我国区域差异性，创建特定区域治理模式示范区，集成示范并推广种养一体化、养殖废弃物减控提质与增效利用技术模式。
赵皖平还建议，建立和完善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行政监督及畜牧业、种植业、生态环境等各部门联动机制。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奖补。整合环境治理和农业生产等涉农资金，以及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发展基金等项目资金，推进中小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由全国人大组织起草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促进法，并执行巡视制度，完善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