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相互宝发布公告，表示将于1月28日停止运行。支付宝的这个“大病互助计划”在争议中拉开序幕，如今也在争议中落下了帷幕，从2018年至今，有1亿多人参与其中，救助了179127名患病成员。
以最新一期的分摊金额5.56亿元估算，支付宝就要在三期互助金上花费约16亿元。考虑到成员仍可在初次确诊日起180天内申请互助金，以及转投商业险的三个月免费期，有媒体估算支付宝要为此次关停付出30亿元的成本。
其实相互宝的关停并不令人意外，而是早有预兆。
2020年9月份，银保监会发布的《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就指出，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为非持牌经营，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在相互宝推出之初，爱范儿就详细介绍过，当时的名字还叫“相互保”。其实就是发达国家常见的“相互保险”，支付宝承诺“每次分摊只要一毛钱，就能够享受30万元的重疾保额”，在2019年4月已经有超过4700万人加入。
合规问题在当时已经浮出水面，在被监管部门约谈后，相互保更名为相互宝，原合作方信美人寿退出，不再具有保险性质，定位也变成了网络互助计划。
抛开监管因素，相互宝这种非保险性质的互助计划就注定充满争议，谁该赔付、如何审核这些问题始终无法很好解决，水滴筹甚至被曝出派出地推人员到多家医院引导患者发起筹款。
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相互宝引入了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功能——赔审团。通过用户组成的赔审员投票决定争议案件是否赔付，这是互联网平台一次颇为先锋的实验，随着相互宝关停，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它。
一键决定命运，当陪审制度被应用到互联网产品
2019年年初，相互宝完成了首例赔审，最后共有25万人投票，超过80万人参与讨论。
一位来自云南的相互宝用户唐某因意外跌入3米深的洪涝沟中，入院后诊断为双股骨折，并陷入深度昏迷，于是在相互宝申请10万互助金。
然而根据相互宝的调查，该成员因皮肌炎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醋酸泼尼松片”，不符合健康要求，初步审核不予赔付。
不过唐某的妻子不认可调查员的结论，认为皮肌炎并非导致意外和昏迷的原因，因此发起了赔审，由赔审团投票决定是否赔付。
按照相互宝的赔审机制，如果申请人对专业调查员的初步审核结果有异议，就可以申请赔审团审议，只要获得50%以上赔审员支持，即可获得互助金。
想要成为赔审员的门槛也不高，只要是加入相互宝30天以上的用户，通过一个小测试就可以，经爱范儿亲测，6道问题难度不大，不到1分钟就能获得赔审员资格，目前已经有97万通过测试的赔审员。
根据相互宝的数据，这起赔审上线不到5小时，超过25万赔审员参与投票，其中58%的人投下了反对票，比票数更胶着的是正反两方的观点交锋，超过80万用户参与讨论，最终以申请人主动撤回赔审申请告终，相互宝也维持了原来的调查结果。
按照官方的介绍页面，相互宝的赔审机制应该是“情理兼顾、公正客观”的，不过网上的争论就是围绕“情理”展开的。
除了简单的支持和反对，还有不少用户表示“于情，该支持；于理，不合规则”，有用户甚至表示愿意额外捐款给申请人，但不愿意破坏规则。
有人认为既然相互宝以保险的性质和制度去运行这款产品，应该有更加严格的审核，这样做有混淆保险和众筹的嫌疑。
无论如何，这期争议案例把赔审制度带到了互联网，虽然过去在英美国家已经实行了多年的陪审制度，但从没出现过一个近百万人的陪审团，这也只有在互联网上才可能实现。
相互宝引入赔审制度是为了解决争议，给了用户一次“上诉”的权力，同时约束了平台滥用权力，但是这个制度本身就不可避免充满争议。
这种争议延续至今，今年一起案例赔审团的“赞成”人数超过了50%，但相互宝最终依然判定不予赔付，理由是申请人未达到规定的“深度昏迷”标准。
相互宝把既往病史审核不严的部分责任交给用户，同时随着加入人数增加分摊金额不断上涨，从我加入的第一期0.02元的分摊金融，到今年最高的7.56元，成员人数开始以百万级的数量下降，这也让相互宝在赔付审核的问题不得不进行更多权衡。
绝大数赔审员都没有保险从业背景，是否有能力做出公正客观的判断？
如何保证赔审员不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情绪化地投票，而非基于举证材料作出判断？
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民主吗？尤其在事关一个生命的表决上。
如果事后证明赔审团的判定结果有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以上这些问题，其实同样出现在法庭中的陪审团，不妨从中参考一下，看看将陪审制度引入到互联网产品中到底可不可行。
不完美的陪审员制度，给了互联网什么启示
现代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12世纪英格兰过往亨利二世颁布《克拉灵顿诏令》，将陪审制正式确立下来。
最初陪审制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土地及继承权纠纷，在诉讼中由12名男性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是否对嫌犯进行起诉，随后这项司法制度随着英国的殖民被普及到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虽然出发点和形式上都很相似，但相互宝上的赔审团制度跟真正的陪审制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互联网上的陪审团制度根本是个伪命题。因为互联网上公开的讨论无法避免受到各种声音的影响，最后的判断更加容易被民意裹挟。
关于陪审制的电影，最经典的莫过于《十二怒汉》。一位18岁少年因为涉嫌杀害自己的父亲被告上法庭，所有证据都对他不利，十二个不同职业的人组成了这个案件的陪审团，他们要在休息室达成一致的意见，裁定少年是否有罪。
图片来自：《十二怒汉》
电影中十二位陪审员中的十一位基本在没经过讨论前就认定少年有罪，只有8号陪审员提出了疑点，如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件案件早就判断完毕，但是他们并不能这样做。
因为美国的陪审团在作出有罪判决时往往需要全体一致才有效，部分地区也认可特别多数表决（11比1或10比2等），如果陪审团僵持不下只能重选陪审团。
陪审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程序正义，而非为真相服务。因此“辛普森杀妻案”最终判处辛普森无罪虽然充满争议，但其实是因为证据不充分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这也就是西方司法制度所谓的“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其实立法者也知道陪审制度是有漏洞的，但认为其对于维护民主的作用大于缺陷，便一直沿用下来，或者说，他们暂时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制来替代陪审制。
而且尽管美国法律想法设法保证陪审团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作出判断，但是操纵陪审团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当年辛普森的律师团队设法将案件放在洛杉矶黑人较多的区法院来审理，争取陪审团有更多黑人，让判决对同为黑人的辛普森更有利。
当这种陪审团到了互联网，陪审团人数扩充到上百万，却少了原有制度的一系列约束条件，对保持公正客观和程序正义的控制难度也就更大了。如果出现一些极具争议的案件，社交媒体等平台舆论的影响会被放大，容易走向不可控，这恰恰违背了陪审员制度的初衷。
就像《十二怒汉》里8号陪审员说的，“我们要知道肩负着重要责任。决定一个跟我们素昧平生的人到底有没有罪，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们都拿不到好处，也没有损失。”
相互宝的赔审团机制而由此带来的万人大辩论，可以算是互联网世界里一次大型的社会实验，既然是实验就有失败的风险，即便相互宝的产品设计并不完善，也不能完全否认它带来的价值。
某种程度上这种互助计划为一些低收入人群补充了一定的社会保障，《2020年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68%的网络互助会员完全没有商业保险，72%的会员分布在三线以下城市。
而赔审团这种产品功能，也可以给今年热议的Web3.0互联网带来一些启示，在去中心的互联网中，分布式自治组织（DAO）将成为常态，产品和社区的走向可能完全由用户投票决定，在中心化的互联网分裂的决策，在去中心化的环境中会更好吗？
相互宝，即将走完充满争议的一生，这未必是坏事，希望在监管更加完善后，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有更多真正的“受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