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也不总是直面问题——有时拐弯抹角，有时避而不谈。但他对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提问和不按规矩的往来交锋却也并不介意。白宫的速记员们记录了他在998次发布会上说的每一个字，包括每次开场时的寒暄和玩笑。这些记录多达数千页，在纽约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档案馆里占据了超过11万立方厘米的空间。
在1939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提及罗斯福总统试图绕过国会的限制将武器运往欧洲时，他立即长篇大论回骂了开来：“美国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读到和听到的东西……都是胡说，胡——说，胡说；这些人利用了美国人的无知、偏见和恐惧，他们这样做，根本不配称为美国人。”
当被问到他是否相信那些反对派的报刊是在蓄意误导读者时，罗斯福反问道：
“我该怎么说呢？是委婉地说还是直截了当？”
“直截了当。”一个记者答道。
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之后，一众记者、编辑、无线电播音员和专栏作家便坚定地站到了总统的对立面上。罗斯福打破了美国此前150年的规则，第三次竞选并且赢得了总统大选，入主白宫。现在，新闻人感受到了一种超乎以往的重任，他们一定要抵制这个强势的总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
“太挤了。”厄尔利说。
“所有信息在发布之前都必须遵守两条显而易见的规则，”总统说道，“首先是准确，嗯，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发布出来的新闻绝不能资敌，不能让敌人如愿。”
显然，记者们并不愿意受审查规则的束缚。尽管珍珠港的悲剧凸显了保守军事机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确实渴望着从漫天谣言中发掘出真相。一个记者问道，如果自己从非官方渠道得到了消息，该怎么办？总统告诉他，压在手里，直到军事审查官检查过为止：“战争靠的是陆军和海军，而不是报纸。”
致所有报纸和广播电台——所有能够触及美国人民眼与耳的人——我要对你们说：从现在起，在接下来这场战争中，你们为这个国家肩负着最神圣的使命。
就这样，麦克阿瑟的人气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突然就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扶摇直上，他成了美国媒体口中的超级明星，声誉鹊起，人望远非其他将领所能比肩。他的这枚火箭尖啸着从高空划出一条壮丽的弹道，飞过太平洋，直到十年后被哈里·杜鲁门打了下来。
麦克阿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抛弃自己军队的意思。他随身带着一把装满了子弹的短枪，发誓绝不会被活捉。但是他年轻的妻子和四岁大的儿子也和他一起待在巴丹半岛外科雷吉多尔岛（又译科雷希多岛）上的地洞里。若是把这位将军和他的家人丢在那里自生自灭，公众会起来造罗斯福的反的。绰号“老爹”的沃森将军是罗斯福总统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助手，他急切地请求总统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还声称他“值得上五个军”。他建议，把这位将军秘密接回澳大利亚，之后让他去指挥最后的反攻。
这种想法在海军高层中很普遍。海军军官总是将记者们视为害虫——危险的害虫，他们随时会偷走海军的机密。他们对报界以某些个人为中心，尤其是以那些个性鲜明且强势的个人为中心的宣传习惯很反感。这类个人聚焦大部分都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海军军官们相信，这和海军中“集体大于个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对于那几年进入海军学院的学员们而言，这一糟糕的公众事件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军事力量。他们此时本应享受公众的欢呼，规划自己的未来，巩固这个军种在华盛顿的地位。然而，桑普森和谢利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却只为了自己的那点私利，而把海军的家丑公之于众。那一代年轻的海军军官发誓决不让此事重演，其中包括金（1901届）、威廉·莱希（1897届）、威廉·哈尔西（1904届）、切斯特·尼米兹（1905届），以及雷蒙德·斯普鲁恩斯（1906届）。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即便听说过桑普森-谢利这档子事也记不清楚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将领们却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以团队协作、冷静专业、谦虚谨慎为荣，对于报社记者，则是能躲则躲。
然而，严酷的战争很快就让美国海军感受到了轻视宣传带来的风险和困难。由于没有及时发布关于海上战事的确切消息，公众对此的了解便出现了真空——于是，各种流言和揣测便如同物理定律一般不可避免地填满了这一真空。没人会质疑保守军事机密的必要性，但是在战争爆发初期，当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之时，华盛顿有些有话语权的人便开始指责海军利用对战况信息的控制权来掩盖自己的惨败。更糟的是，共和党的首领们还指责海军成了罗斯福总统和民主党的爪牙，利用公布新闻的权力来影响194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这当然是污蔑，但破坏性也毋庸置疑。金上将最终意识到，他必须对这些污蔑予以反驳，否则就会在政治与战事之间的非军事地带备受指责。
战争通讯员和军队媒体联络官是天然的“敌人”。在军队的大部分海外司令部里，他们的工作关系难免由于误解和缺乏好感而变得紧张。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双方的职业习惯和态度不同导致的。无论什么军衔的军人，都习惯于服从上级指示。如果一道命令看起来前后矛盾或者不合逻辑，军人们的第一本能也不会是要求得到解释或者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传很广的一句俗语“SNAFU”（“Situationnormal,allfouledup”），意即“一切正常，全部搞砸”，就体现了军人们对看似不合情理的规则和流程的淡然接受。身为平民的记者显然不会认同这种隐忍态度，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就毫不介意找他们的编辑辩个明白。
我的朋友：
祝平安，我的朋友。
金虽然固执己见，但他来到华盛顿多年，其经验足以告诉他，无论是猜疑还是真相，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他有太多的敌人想把他赶走——陆军、海军、媒体、国会，无处不在——敌人们已经蠢蠢欲动了。举国上下团结应战是攸关生死的事情，在政治斗争中引火烧身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如果他真让自己成为替罪羊，那他就要走人了。现在到了战术撤退的时候了。于是金接受了戴维斯的建议，把仍然没有公开的军舰沉没事件悉数公布出来。
布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金，令他惊喜的是，后者立刻就同意了。金知道陆军中和自己职务对等的马歇尔将军在战争部他的办公室里也做过这种非正式的战况介绍，后来也没有发生泄密的事。可以相信，知名的记者是可靠的，他们不会违背基本原则（布尔、诺克斯、戴维斯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这么对他说的）。由于会面地点是在布尔家里，金完全可以把这当成是一次偶遇，只是随便聊聊，这样就可以合理地绕过海军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也就不会受到诺克斯部长的监管。
11月1日星期天晚8点，金的黑色轿车来到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公主街“内利”布尔的家门口。这座房子不大，最初还是美国独立战争时建造的，房子正对着马路另一侧粉刷成白色的19世纪的旧监狱，这所监狱曾经因关押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军的战俘而闻名。金离开了他的司机和陆战队卫兵，按响了门铃。此时记者们都已经到齐了，正坐在客厅里呢。于是，一个“穿着标准海军蓝制服，步态悠闲的高个子”走了进来，把他的大衣和军帽递给了布尔。格伦·佩里在写给编辑的一份备忘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安静地走进房间，我立刻注意到，他居然是独自一人！没有烦人的助手，也没有过度谨慎的公关专员来防止他掉进别人设的陷阱。他就是欧内斯特·J.金，美国海军上将，他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要把命运交到不太熟悉的人手里。然而他已经做足了准备，带着权威的、指示的姿态，一切都是如此自然，毫无做作。伟人们或许会享受号角齐鸣的礼遇，但他们并不需要靠此来获得身边人的敬重。
介绍完后，宾主落座——金坐在屋角的一把安乐椅上，记者们在他周围大致围成一个圈。啤酒装在一个盛满冰块的洗手盆里，大家都是拿起瓶子直接喝。
许多问题都是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周边形势的，美国在那里的空战和海战中遭到了沉重的损失。美国能否守住这个岛屿？或者是否有必要进行战术撤退？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正在承担失去舰队的风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问道。
金的亚历山德里亚秘密媒体简报会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平均下来大约是每6个星期开一次。后来还有更多的通讯员获邀参加，数量最终接近30人。这些记者笑称自己是“阿灵顿游击队员”，他们还像正式的秘密行动一样给金安了个代号——“瘦子”。当诺克斯部长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他由衷地给予了赞许，虽然金将军事先没有打招呼就擅自办了此事，对部长的权威似有侵犯。而且，金说出来的那些秘密，最终也从未在报纸上出现过。
1941年，金刚刚到达华盛顿时，曾决心不和媒体发生任何瓜葛。而到了珍珠港事件即将满一周年之时，他已经能够如同华盛顿那些老练的幕后玩家那样暗中操控媒体了。猛一看，这似乎是个突然的逆转，但是若深想，就会发现这其实毫不意外，因为没人会误以为欧内斯特·J.金是个不善学习的人。
在麦克阿瑟将军设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里，新闻处的负责人是“皮克”勒格朗德·迪勒上校，他是个职业陆军军官，后来正是在此新闻处处长任上官至准将。迪勒是“巴丹帮”的元老，他们是麦克阿瑟最忠实的部下，战争爆发前就在菲律宾服役，1942年3月又和麦克阿瑟一起从科雷吉多尔出逃。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新闻工作从来不缺人手：迪勒下辖的官兵数量最后超过了100人，里面不乏校级军官，其中许多人到战争结束时都晋升为上校。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和他的幕僚们对于从本土汹涌而来的记者们感到很头疼，迪勒却恰恰相反，他对记者们持“越多越好”的态度，而且总是乐于签发更多的媒体许可证。在布里斯班，获得认证的记者、摄影师和无线电广播员最终超过了400人。
迪勒和他的团队将通讯员们视为尊贵的客人。他们对所有问题都是有问必答，提供了最先进的通信和广播设施，在记者们即将奔赴前线时还会好好招待他们。他们会安排记者们直接面见麦克阿瑟本人，虽然那都是在精心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几乎每天一份的新闻公报都是由迪勒撰写初稿，再交给麦克阿瑟审核，常常还会被他重写。通讯员们很快发现，没有任何或明或暗的批评能够逃过迪勒的红铅笔，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赞扬和吹捧越多，就越能得到独家消息或其他令人羡慕的特殊待遇。
新闻界给迪勒和他团队的配合力度打了高分。和夏威夷的情况截然相反，新的报道提交给麦克阿瑟的新闻处之后，会在24小时内得到阅读、审核、批准，并传回美国国内，发表到报刊上时还是热乎的。这种新鲜出炉的新闻更容易登上头版头条，而来自尼米兹战区的那些相对过时的新闻就只好敬陪末座。就这样，1942年到1943年间，美国公众中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太平洋上的大部分仗都是麦克阿瑟打的。
其实麦克阿瑟在媒体公报上的这些瞎吹乱捧既无价值也没必要，因为在1943—1944年，他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是实打实的。他沿着新几内亚海岸推进，在新不列颠岛登陆，向洛斯内格罗斯-马努斯岛发动了大胆的两栖突袭，在新几内亚北部沿岸长距离跃进至荷兰迪亚——所有这些行动的计划和执行都很完善。肯尼的轰炸机确实将一支重要的日军船队大部歼灭；他们真的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致命战术以击沉海上航行的舰船，而这种打法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麦克阿瑟的部队有充分的理由毫无顾虑地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他在南太平洋的反攻本来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这些公报带来的争议反而是在给这场胜利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