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没有来的时候消息就已经来了。飞机上的医疗队确认了归侨的健康状态，有一人发烧37.6度，还有一人有咳嗽现象，东京动员了20多辆急救车等待在机场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在武汉地区大约有600多名日本侨民，其余人只要想回国都能搭乘以后的包机回国。
会不会有人以为“撤退自己国家的侨民，这不是应该的嘛”，其实不是这样的，从现在已经决定用飞机撤侨的三个国家的应对中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
日本撤侨没有什么先决条件，想撤回去的日本人可以搭乘，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家属也可以搭乘——总不能把人家家庭拆散对不对？身体好的可以搭乘，身体有问题的也可以搭乘——没生病的接回去，生病了就扔给中国，这说不过去对不对？
总之对在武汉地区的日本侨民负全责。
而且去的空飞机中装满了支援灾区的口罩、防护服等急需的物资。
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只接美国政府选定的美国公民。在武汉地区有大约1000名美国人，但飞机上只有230个位置，除了美国外交官肯定能走之外，其他美国人不知道，美国公民的非美国国籍家族就更加没人管了。
当然可以用“距离太远，运力有限”来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的这次的表现来辩护，但是另一个“发达国家”的韩国的表现就使人很难帮他说上话。
韩国在武汉地区的侨民，包括公司派驻、留学生以及个体户不超过600人。
现在韩国政府决定30日派包机撤侨，但两个附加条件就让人目瞪口呆：
“非韩国国籍者不准登机”，媳妇或者女婿就不要了。
“发烧37.5度以上，有呕吐、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等症状者不准登机”，就这样仍在武汉让他们自生自灭。
（以上信息见《韩民族日报》1月27日发，28日修正消息）
向撤退的侨民收点机票钱完全应该，但是这两条附加规定有点不像话，要知道从武汉到汉城的之前距离不到1400公里，飞行花不了两小时，向北边赠送礼物那么大方的文在寅政权不应该对本国国民那么斤斤计较啊。
一般来说，有什么国民才有什么政府。根据韩国《中央日报》28日消息，有55.6万韩国人向青瓦台（韩国总统府）提出请愿，要求“立即禁止中国人入境”。可以认为这是在韩国医师协会26日向韩国国民发表的“要求考虑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谈话煽动起来的。
而半岛北部则是在1月22日就封锁国境，禁止中国人入境。
当然，还是可以很善意地认为北部只是医疗水平太落后，不能应付这种疑难病症，但是你韩国不是动辄以“发达国家”自居，什么都要和日本比一下，怎么到了这个问题上就甘居落后了呢？
反过来看日本，当然网上也有人在说应该禁止中国人入境，实际上在奈良也有人竖起了禁止中国人入店的牌子，但那都是政治不正确，不能高声说的。
大部分日本人还是为中国游客尽可能提供各种方便，比如网上几个湖北人说的日本入国管理局针对因为没有武汉航班而特批延长短期旅游签证、药妆店不但没有乘机涨价口罩，反而降价销售以及政府把冠新肺炎归类为“指定传染病”，从而政府负担治疗费用，无论患者国籍。
日本人有帮助患难者的民族性，这是由于日本列岛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日本是自然灾害博物馆，地震、海啸、泥石流、火山爆发，……，应有尽有。日本人对“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这个道理体会很深，他们知道只有抱成团才能抵抗自然灾害，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其实源由于多发的自然灾害。
老冰经过过阪神大地震，通过那次地震知道了日本人在灾害发生时的互相帮助。
当时老冰送妻子和儿子回国，回到神户已经没有了公共交通，那时笔者没有汽车，看起来只能步行30公里走回去的时候。有辆车在身边停了下来，问老冰要去哪儿。那是一对年轻夫妻，说是帮一位朋友清理倒塌了的废墟回来，“本来就在想有没有可以帮人忙的”，把老冰送回了家，是不是很令人感动？
地震中断了物流的，本来会带来通胀压力，但当时地震受害地区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要归功于一个人，原大荣（DAIEI）集团董事长中内功先生。他在神户地区不少店铺毁坏的情况下，坚持能够营业的店铺全部开门营业，一个日元不涨价，货物运不进来就租用直升飞机。在他的努力下，受灾地区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中内功这种不顾经济规律的举动给本来就负债累累的大荣集团带来了更多的债务，最后陷入了经营危机。2004年大荣集团被“产业再生机构”接管，事实上破产。破产前中内功曾放弃全部股权，捐出私财企图起死回生但没有成功。2005年看着他一手创建的企业化为乌有的中内功先生逝世。是不是很令人感动？
无论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怎样的恩怨，但在战后这70多年中确实每次中国遇到困难时日本都提供了帮助，最大的一次应该是1989年，那时中国被全部西方国家制裁，只有日本重开了日元贷款，实现了平成天皇访华，帮中国打开了经济和外交僵局，所以说日本人在这次灾害中的表现是很自然的。
人本来有互相帮助的遗传基因，这是为了延续种群的生存所必要的。现代文明让这种遗传因子隐藏了起来，只有大的自然灾害，才能重新唤醒这种遗传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