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面临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市场动荡和不良债权问题加剧的局面。日本央行先后五任行长三重野康、松下康雄、速水优、福井俊彦和白川方明，均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复苏和走出通缩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特别是1999年之后实施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按其政策操作具体实践的不同，可划分为6个时期。
零利率政策时期（1999年2月至2001年3月）。1999年2月起，为应付经济停滞和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日本央行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调至0.15%，同年3月3日再次调至0.03%。这意味着扣除货币经纪商佣金后，利率实际已降为零，即日本央行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
零利率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行时期（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2001年，日本经济增长势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明显恶化。日本央行于当年3月19日决定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是通过维持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较高的经常账户余额水平，保障流动性的大量供应。二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由传统购买短期国债转变为购买长期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三是承诺在核心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大于零前，一直实行数量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零利率政策暂时退出（2006年3月至2008年12月）。2005年，日本宏观经济基本面向好，全年有3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5%，快于美国、欧盟同期的增长速度，核心CPI也从11月起呈微弱正增长。2006年3月9日，日本央行宣布终止实行五年之久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准备金活期账户余额从30万亿～35万亿日元减少到法定的约6万亿日元。2006年7月16日宣布结束零利率政策，将基准利率提高至0.25%。
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的回归（2008年12月至2010年10月）。2008年，日本经济未能延续2005年以来的增长惯性，出现1.6%的负增长。2009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为-4%，并伴随CPI持续走低，日本央行于同年12月29日降息至0.1%。2009年12月1日，日本央行又决定以0.1%的固定利率提供总数达10万亿日元的3月期贷款。2010年10月5日，日本央行鼓励无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0.1%以下，日本重新推行零利率政策。
量化宽松政策持续加码时期（2010年10月至2013年1月）。2010年四季度起，日本经济再度萎缩，而2011年“3·11”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更使其遭受重创，此后，虽有灾后重建效应的拉动，但欧债危机持续演化、全球经济放缓和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等负面冲击接踵而至，日本经济复苏艰难。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于2010年10月28日创立总额为35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购入各类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截至2012年末，日本央行先后8次扩大量化宽松规模共计66万亿日元，量化宽松总规模高达101万亿日元。
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积极效果
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取得了部分积极效果。
稳定金融系统的效果基本实现，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金融危机过程中，对流动性不足的担忧困扰着整个金融体系，超宽松货币政策消除了流动性不足的威胁，防止了危机和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具有稳定金融体系的效果。日本央行从2001年3月起至今，通过直接购买长期国债和资产支持证券，向银行体系注入了大量资金，起到了稳定银行体系的作用。
一定程度上扩张了日本政府实施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直接购买长期政府债券和政府担保债券，是日本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货币当局购买国债的操作类似于以通货膨胀税取代直接税收，大大减轻了政府的预算约束。截至2013年3月20日，日本央行资产总额达165.39万亿日元，较1999年1月10日增加90.81%。同期，日本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余额达到125.05万亿日元，较1999年1月10日增长了153.51%。
政策效果仍有不理想之处
按照经济学理论，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将引导金融机构和公众投资者的资产选择行为，促进市场参与者调整投资组合，将资金投向收益率更高的非货币资产，从而带动投资，并促进消费和刺激经济复苏。但日本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却难尽如人意，存在明显的局限。
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比较显著，但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较小。从两者的增幅来看，2013年3月，日本央行的基础货币量达134.74万亿日元，而1998年末为60.14万亿日元，增幅高达124.04%。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是通过调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量来实现，而体现经济活动中货币供给量的M2（广义货币）指标，并没有表现出相应幅度的增长。日本2013年2月末的M2平均流通量为828.2万亿日元，而1998年末则为611.6万亿日元，仅增加了35.42%。从两者增长的时段来看，在日本央行实现量化宽松政策的两个阶段（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与2008年12月至今），虽然每月基础货币平均余额明显多于未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时段，但M2平均流通量仅保持了平稳增加。
对消除通货紧缩方面效果不理想。2013年2月，日本CPI指数为99.2，而1998年末则为104。在此期间，CPI同比有50个月在零以上，而有120个月为负值。截至目前，这种情况依旧未见好转，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的CPI同比更是连续9个月为负。
大部分资金在财政金融领域内形成循环，实体经济参与有限。在金融机构惜贷、实体企业借贷意愿不高的大环境下，日本金融机构从日本央行以极低成本获得的大部分资金，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又重新存放在日本央行经常账户上。日本城市、区域、信托、外资等各类银行在日本央行的超额准备金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的阶段（2001年3月2006年3月与2008年12月至今），要大幅多于未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阶段（2006年3月至2008年12月）。
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所持有的政府债务的比例也随着量化宽松规模的增大而增加。1999年1月10日，日本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务仅占其总资产的56.91%，而在2006年7月10日，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不久之时，这一比例达到了78.17%。2009年12月10日，这一比例降为58.65%，到2013年3月20日，该比例又攀升至75.61%。由此可见，日本央行通过购买资产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以超额准备金等形式重新将流动性返回日本央行，日本央行则大量买进政府债券，政府获得了相应的财政政策实施空间，实体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则参与极为有限。
刺激居民消费效果不显著。从消费额来看，日本2012年家庭消费额为301.5万亿日元，较1999年末仅增长12.63%，与基础货币供给量的增幅相差甚远。从就业与收入角度来看，日本的失业率长年维持在约4%，而近十年来平均每月就业现金收益同比负增长的月份远多于正增长的月份，这也说明日本央行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增加工资的目的，因而更难起到带动消费增长的作用。
对投资拉动效果差强人意。1999年，日本全社会的总资本形成为118.42万亿日元，2000年增加为119.22万亿日元，而这种对投资的带动作用仅是“昙花一现”，2001年至今，日本全社会总资本形成持续低迷，2010年降至最低点——98.04万亿日元，2012年恢复至103.21万亿日元，仍远低于1999年水平。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增幅表现略好，但2012年较1998年仅增加了6.96%。
抑制日元升值作用甚微。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升值。日本央行长时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与量化宽松的超宽松组合，对日元升值几乎“束手无策”。1985年9月，日元汇率还在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波动，尽管日本央行从1991年7月起频繁下调基准利率，相继实施了低利率、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但截至2012年末，日元对美元仍然升至86.72。不过，安倍再度就任日本首相后，日元受货币超宽松预期影响而大幅贬值，截至2013年4月2日，日元对美元收盘至93.35，较2012年末贬值7.65%。
政策效果欠佳的技术性原因
实践证明，日本央行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后，由于经济停滞，产出水平和效率都趋于下降，人们则对未来更加缺乏“信心”，并减少消费和投资，最终使经济更为紧缩。导致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成因相当复杂，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财政金融体制无法与时俱进、人口老龄化、社会氛围日趋保守僵化和企业创新能力萎缩等，这些结构性问题绝非简单地加大货币供应量就可解决。除以上结构性原因外，技术层面的原因也不可忽视。
金融机构放贷能力和意愿不足。体现在三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大多数金融机构背负了大量不良贷款，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2001年达到8.4%，之后虽不断下降，但2004年依然达4%。金融机构为防止不良贷款再度恶化，增加了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预提。二是金融机构自身在日本经济泡沫时期也投资了部分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破裂后，所购资产大幅缩水，造成自身也面临偿债的资金需求。三是出于对交易对手风险的担忧而惜贷。
实体企业因负债而借贷意愿不足。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很多实体企业深陷其中，资产价值猛降，债务负担大增，债台高筑的企业对零利率“视而不见”，再度向银行借贷和增加自身负债的意愿大幅减少。尽管私人部门到2005年已经修复了大部分资产负债表，但依然存在严重的对债务风险的厌恶情绪。根据历年日本“短观调查”的数据，1990年至2012年的92个季度中，金融机构向所有企业的“贷款倾向”有25个季度处于负值状态，而同期，企业从金融机构贷款有62个季度呈现同比负增长。由此可见，实体企业不愿借贷的情绪比金融机构惜贷的情绪要严重。
日元的“套利交易”。日本央行零利率政策使本国投资者因国内市场收益率过低而将资金投入其他市场，跨国投资者则通过购买日本国债，并以其为抵押，向日本的投资银行以五倍以上的杠杆进行融资，借入日元，卖出后兑换成美元或欧元，并投资到境外的高收益产品，如股市或高收益债券，从而以低融资成本进行投资。这种套利交易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削弱了本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
启示
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对刺激经济长期增长作用有限。超宽松货币政策只是通过消除不确定性和缓解流动性压力的方式，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对温和并有利经营的环境，但并不能直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投资和消费驱动。当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面临债务高企、经济动能不足等问题，新兴经济体则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等问题，均需将经济体制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作为首要任务，而要求货币当局过度发行货币的举措无异舍本逐末。
3月下旬以来，“民用天然气涨价”从民间风传、地方政府酝酿，似乎终于形成了一股涨价热潮。从各地听证会上的阐述来看，涨价背后的原因大多为以下两个理由：一是顺延2010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对天然气出厂价格的调整，即补涨；二是民用天然气终端价格过低，造成生产商和燃气公司经营亏损。
各地的民用天然气终端价格有必要上涨吗？为什么集中在这一时点上涨？
气价并非非涨不可
据专家介绍，我国现行天然气定价机制为国家调控下的成本加成定价方法。天然气价格分为出厂价、管输费、城市门站价和终端用户价四个环节，定价以行政为主市场为辅，由政府部门根据生产与供应成本再加合理利润确定。
2010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将天然气的出厂价格统一提高了0.23元/立方米，并要求各地对天然气终端价格进行顺延调整。但是，一些地方政府表示，基于当地物价调控及民生的考虑，当时未能对天然气进行提价，因而，两年后进行“补涨”。
目前，从天然气终端价格上调的城市来看，林伯强说，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城市，城市居民对于天然气价格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二是天然气需求较大的城市，供需相对紧张，可能引发天然气终端提价。
上涨内因：供求关系紧张
天然气涨价，看似源自两年前的“旧账”，但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经济师罗佐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实则是国内天然气需求层面的矛盾。
近年来，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消费需求逐年增长。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国内天然气产量107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5%；天然气进口量（含LNG，即液化天然气）425亿立方米，增长31.1%；表观消费量（指当年产量加上净进口量再加上库存变化量）1471亿立方米，增长13.0%。
根据我国能源消费的“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要达到2600多亿立方米。“距离2015年还有两年，现在国内的天然气产量1077亿立方米，煤制气只有100多亿，煤层气和页岩气产量基本没有什么保障，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我们可能要进口约1400亿立方米天然气。”罗佐县说。
专家表示，2012年，我国天然气进口达到425亿立方米，受国内外价格倒挂的影响，“三桶油”的天然气业务已经出现严重亏损。中国石油（601857.SH）的年报显示，2012年，该公司天然气与管道板块营业额为2021.96亿元，比2011年1730.58亿元增长16.8%。但是，受进口中亚天然气及LNG（液化天然气）亏损增大的影响，该板块经营亏损21.10亿元，比2011年的经营利润降低176.40亿元，其中销售进口天然气及LNG亏损额达419亿元。
“去年，我国进口40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几大企业亏损已经相当严重，如果要进口到1000多亿立方米，可能很难再承受。”罗佐县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有积极性去开发新的气源和大力投资建设管道运输项目。”
上游的供需矛盾直接导致下游的价格上涨。2009年冬季暴雪后，我国多个城市由于天然气短缺出现“气荒”。“当时，武汉、西安、重庆等地天然气批发价暴涨，而当前一些城市天然气供求紧张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气源紧张。”一位地方燃气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而天津市燃气集团总经理张天华认为，当前的终端价格下，民用天然气业务本身就存在亏损。“2012年，天津市燃气集团居民用气销售成本为每立方米2.4元（不含税），而居民现行的天然气价格是2.2元（含税价），不含税价是1.95元，这样（销售）每立方米天然气（集团）亏损达到0.45元，燃气企业承受了较大的价格倒挂的压力”。
林伯强说，如果当地销售价格让燃气分销企业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可能不愿意再承担天然气供应的任务，而天然气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每家每户不可或缺，这必然给当地政府形成压力。因而，涨价成为企业的利益诉求，而涨不涨则是企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博弈。
全国涨价倒逼价改
“如果全国天然气终端价格上涨，价格调整必然会传导到上游，导致天然气出厂价格做出调整。”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对此，林伯强也有预估。他说，如果全国各城市天然气价格跟风上涨的话，最终会倒逼天然气上游价格的上涨，而这必然给国家发改委形成压力，倒逼燃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在过去10年间，国家一直在推动天然气价改。“过去几年，国家多次推动民用天然气和工业用天然气价格的调整”，罗佐县说，而每一次价格的提高都为天然气价改奠定了基础。
自2011年12月，我国在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天然气价格本身比较高，所以对于天然气价格较低地区的价格改革不能提供比较有借鉴的信息”，林伯强表示，这也是在试点后，天然气价改没有继续在其他地区推行的原因。
“虽然，理论上，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价格的提高，也有可能带来降低，但是目前，天然气价格改革更有可能带来价格大幅提升，曾经有人测算过某个地区的价改，可能带来终端价格30%的上涨。”林伯强说。他认为，这次地方调价有的已经超过了这个幅度，何不借此机会推行价格改革？
实际上，“三桶油”已经在这次涨价风潮中为推动价改做了相应的准备。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以前是天然气上游出厂价格调整带动终端价格调整，出厂价加上运输成本和门店成本，形成终端价格；但是这次终端价格的上涨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天然气价格改革将采取“净回值法”，根据终端价格来反推到中石化、中石油等的出厂价格，由此带来出厂价格的调整。
“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化，但这是改革中的一个阶段”，上述人士表示，也可以理解为在为下一步天然气价改铺路。
近期民用气（拟）涨价城市
江苏扬州
2月20日听证会，拟上调0.33元/立方米。
浙江德清
3月1日起，上调0.39元/立方米。
江苏苏州
3月18日听证会，拟上调0.28元/立方米。
江苏无锡
4月1日起，上调0.30元/立方米。
吉林长春
4月1日起，上调0.80元/立方米。
河北邯郸
4月1日起，上调0.20元/立方米。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山东大学（威海）韩国学院；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