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提要：文化共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中国与中亚国家拥有悠久深厚的文化共兴传统。数千年来，以商品流通促进物质文明进步、以民族交融刻印历史文化记忆、以艺术繁荣谱写共荣共兴诗篇、以思想激荡漾起民心真情涟漪，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这一传统使得在新时代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既有保持文化共兴时空延续性的历史意义，又有在文化共兴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价值。中国与中亚国家要秉持文化引领与对话、文明平等与互鉴的原则，夯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推动文化和合共生，造就合作共生文化格局，最终建成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文化共兴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在中亚塑造自信包容的国家形象、探索多元化文化交流模式、搭建立体高效的文化传播网络、建立中国—中亚多边文化治理体系及制定契合中国与中亚实际的文化标准。
一、引言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共兴的历史逻辑
(一)以商品流通促进物质文明进步
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是从商品流通开始的，丝织品、漆器、铁器等大量外销，来自中亚的马匹、毛织品、苜蓿、葡萄等输入中国。与此同时，生产技术互学互鉴，共同促进了物质文明进步。据《汉书》记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2]3896这说明两汉先进的冶铁技术在中亚得到了广泛应用，农具与兵器生产大幅提高。除此之外，进入中亚的还有中国的穿井、造纸、火药、养蚕缫丝、雕版印刷等技术，中亚的制糖、琉璃技术也传入中国，促进了文明共同繁荣。
造纸术西传中亚表面上是技术之流转，实为东方意象之建构、中国形象之表达、中华文明之传播。中国与中亚的技术交流，一方面内蕴了东方传统、深厚的文化意象，展示了国家实力与文明先进性；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技术跃进的重大事件，在中亚乃至世界人民心中镌刻了文明共荣的历史印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纸文化经由中亚“撒马尔罕纸”而闻名世界，见证着古代中国与中亚人民以出版、印刷等文化传播方式实现文化共兴的历史事实。同时，中国的技术西传客观上促进了阿拉伯帝国的百年翻译运动，《理想国》《形而上学》《几何学原理》等西方文明经典得以由东方技艺传遍世界，铸就人类智慧联接之文化丰碑。
(二)以民族交融刻印历史文化记忆
各民族并存互融，群居和一是古代中国与中亚文化共兴的表征，造就了文化上兼收并蓄，蕴藏着民族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潜意识。历史上，民族和亲、迁徙等很大程度改变了中国与中亚民族构成。张骞出使西域后建议与乌孙联姻，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王猎骄靡，成为了中国与中亚民族友好的历史见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内地兵乱影响，大量汉族人民迁徙至西域，促进了民族融合。现代的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大多跨境民族，几乎都是在历史上长期生活在西域的塞种、乌苏、突厥、匈奴、粟特以及后来的蒙古、契丹等氏族与部落不断融合、演化而形成的。
元代以降，更多的中亚人或散居中原地区而同化于各民族之中，或聚居中国西北形成回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明永乐年间，陈诚曾受朝廷之托多次西使，远至当时中亚的文化中心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细致描绘了中国西北与中亚在互通往来下，各民族和睦相处的丝路共兴之倩影。据《西域番国志》所记[3],此时西域各民族杂居共处，尽管穿着习俗各异，宗教各异(如回回信伊斯兰教、畏兀儿信佛教),但很多城镇如撒马尔罕、达失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卜花儿(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萨赫里萨布兹)、土尔番(今中国新疆吐鲁番)、哈密等，仍人烟鼎盛，商贾辐辏，教化兴学，物阜民康。
巍峨的宫殿，虽是砖瓦建造，
烈日、暴雨总要把它们毁掉。
但是我用诗歌建造的城堡，
任凭风吹、雷轰都撼动不了。
多少世纪飞逝而去，我的书——
凡是有理智的人都在吟诵。[4]
(三)以艺术繁荣谱写共荣共兴诗篇
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
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
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
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6]5006
胡旋舞则因其动作急促旋转得名，有诗云：“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7]1668胡旋女急速起舞，矫若游龙，深受唐人喜爱。据唐诗所述，杨玉环、安禄山、贵戚武延秀等唐代贵族的胡旋舞艺精湛纯熟，中亚舞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不少著名的乐工也是中亚人或中亚后裔，如白明达、石宝山，琵琶名手康昆仑、米嘉荣。唐代著名歌唱家米嘉荣是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人，长期活跃于唐代乐坛，其歌唱艺术倾倒京城。米嘉荣曾在长安与思想家、诗人刘禹锡深交，并为其介绍了西域乐理，使之深受启发。刘禹锡在其帮助下，俱收并蓄，另辟蹊径，竹枝词蔚然成风。在绘画领域，公元6—8世纪的中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北齐中亚籍画家曹仲达9的画风，甚至与唐代吴道子的画风共享“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之美誉。
(四)以思想激荡漾起民心真情涟漪
“但使瀚海百重波，思想激荡漾真情。”古代中国与中亚的文化共兴最终体现在思想信仰的碰撞上，从而促进灵魂相通、文明共荣。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后，与本土的儒教、道教，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包容的信仰体系。13世纪初，契丹的青年俊杰耶律楚材与耄耋之年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因“扈从征讨”“西行觐见”之故，于邪米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相遇相知，联句和诗、夜话寒斋，共求自己的“中国—中亚梦”。尽管二人一佛一道，信仰有别，年龄不同，但在撒马尔罕，他们即景生情，儒释道思想激荡碰撞，终达“以儒理国”“平治天下”之共识，期冀在中亚大展宏图。
丘处机《二月二日司天台判李公辈邀游郭西归作》:
阴山西下五千里，大石东过二十程。
雨霁雪山遥惨澹，春分河府近清明(原注：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国时名为河中府)。
园林寂寂鸟无语，风日迟迟花有情。
同志暂来闲睥睨，高吟归去待升平。[10]1026
耶律楚材《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其七)》:
四海从来皆弟兄，西行谁复叹行程。
既蒙倾盖心相许，得遇知音眼便明。
金玉满堂违素志，云霞千顷适高情。
庙堂自有夔龙在，安用微生措治平。[11]95
这组同韵诗为二人在邪米思干踏青之际所作，映照了四海升平的共同祈盼。丘处机忘却山水，抛却宗教，在对当地风光月霁的审美观照中忘我，与道合一，以“待升平”;耶律楚材以“弟兄”“知音”回应“同志”,面对中亚的美景良辰，难掩内心挂念民众疾苦、壮志未酬之情。两人共谱诗篇的佳话表明，即便远在中亚，信仰相异，向往本固邦宁、天下太平的心灵是可以遇合的。当思想相遇、诗心相逢，人们便会在葳蕤的文化、绚丽的诗情中引发共鸣与共情，进而铸牢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古代中亚、西亚的思想家往往是云游四方的诗人，正是因其放眼天下的开阔胸襟融入平易近人、清新自然的民间话语，才能抒发居仁由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尊称为“诗圣”“世界诗人”的波斯诗人萨迪10就是如此，其作品不仅被奉为波斯文学经典，其精神也早已穿越中亚、伊斯兰世界。他前半生颠沛流离，足迹遍及北非、西亚、中亚、南亚乃至中国新疆喀什噶尔，这使他广泛接触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社会各阶层人民，济世爱民、仁善至上、民胞物与的情愫成为其作品的主题。萨迪的作品甚至早在元代就传入中国东南都市，1348年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经中国汗沙城(今杭州),乘坐画舫时，当地主人因其嗜好曾安排乐师演唱一首委婉动听的波斯乐曲随行助兴。波斯语曲调宛转悠扬，以致白图泰竟念念不忘，欣然记下，歌词正是萨迪创作的抒情诗《我对你一见钟情》:
你走过我身旁，总该看我一眼。
难道由于矜持才对我，如此冷淡
纵使到和阗也绝找不到这妩媚容颜。
亭亭玉立的翠柏，哪片草坪也难得寻见。
请中国画家端详这姣好的面容
画一幅肖像，否则何必描绘水墨丹青[12]
由萨迪诗可知，丝路明珠于阗(今中国新疆和田)似乎早已因其绝色佳人闻名遐迩，而中国的妙手丹青也已成为西亚、中亚人民的人文印象。在明代，萨迪的《蔷薇园》就曾列为回族的教材，其永恒的美学魅力征服了中国回族民众，为他们所推崇喜爱，并间接影响了中国各族人民的伦理道德体系。直到今天，萨迪诗作中主张公平公正、守中宽容、团结和睦的观念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诗人看来，珠流碧转，只有萃聚人类共识的思想与精神方能万古长存：
在我的身体化为尘土之后，
我的诗文将会继续存留；
世间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
我的图画却将永远留下记忆。[13]
总体而言，中国与中亚在历史上文化共兴的形成经历了由物质文明进步到精神相依、民心相通的历程。这一历史逻辑雄辩地证明，“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14]288星汉西流，当历史的痕迹都已褪色，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文化共兴的传统却仍在丝路遗存中等待开掘、在诗词歌赋中悠然回荡。因此，在新时代建设中国—中亚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既有保持其文化共兴时空延续性的历史意义，又有在文化共兴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三、建设中国—中亚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既充满无限希望又面临严峻挑战。“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阻碍着中国与中亚国家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生共存、包容并进是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诉求，这意味着建设中国—中亚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要坚持文化引领、文明平等、文化对话、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以文化汇聚共同发展的力量，以平等创造包容开放的前提，以对话消除故步自封的羁绊，以互鉴实现共同进步的目标。其目标模式是在新时代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推动文化和合共生，擘画合作共生的文化格局，最终建成中国—中亚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图1)。
图1建设中国—中亚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框架
(一)基本原则
坚持文化引领，汇聚发展力量。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或文明的强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否引领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节点，无论是丝路开辟还是文艺复兴，文化引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文化可以促进国家、民族的认同的形成，为各国人民提供相互了解的途径，织起情感相连、民心相通的精神纽带。因此，中国与中亚各国必须以文化为引领，才能牢筑通力合作的基础，构筑经济上共同发展、政治上讲信修睦、社会上推诚相与的命运共同体。
坚持文明平等，突破文明优越。人类文明发展理应是接续跃进的过程，然而“文明优越论”“文明对立论”等阻滞了现代社会多元文明的齐驱并进。“文明优越论”者通常将某种文明完美化，并对其他文明采取蔑视的态度。无论是何种文明优越论，本质上都是狭隘的历史观与文明观，根源于资本逻辑的渗透。在英国学者汤因比看来，“文明优越论”的偏见基于一种误解，即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文明的同质化。然而，各个文明是可以彼此共存的，在哲学意义上是“共时与等值的”[15]45。换言之，文明不存在优劣之分，都可以是一定时期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华文明、中亚文明都曾在各自民族、国家历史上谱写出灿烂辉煌的篇章。承认文明平等是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基本前提，傲慢与偏见则是其最大障碍。
坚持文化对话，消弭文化隔阂。面对当代社会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人民需要交流、互动以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对话可以说已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特征”11,不同文化也需要对话以使他们能够充分交流、相互理解。文化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或者输入过程，而是双向的互动与反应。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题为《携手共命运一起向未来》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建立人文交流大格局，加快互设文化中心，积极开展文化遗产对话，继续推进妇女、智库、媒体等领域交流”12。故此，要实现新时代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共兴、命运与共，既要推动展现时代特征、民族精神的中华文化走向中亚，又要引入中亚文化，择善而纳、为我所用。
坚持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不同文明互鉴互补、交叠并存，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16]184,文明之间的伙伴关系仅仅是一种不会实现的愿景。然而，在中国与中亚的交往史中，华夏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之间频繁地交流互动，造就了包容互鉴的“丝路精神”,各文明得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中国与中亚文化共兴的历史传统，昭示着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截然不同的文明相处之道。鉴古知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只有互学互鉴、兼收博采、携手并进，才能超越文明冲突。
(二)目标模式
中国—中亚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时代夯实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一方面，延续文化共兴的历史传统，从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发掘共识。知往鉴今，永葆千年丝绸之路中包容开放、互鉴共荣的精神活力；另一方面，建构新时代人文精神，拉近中国与中亚人民的命运情感，促进民心相通、相知、相印。既要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又要传播当代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共处、友善交往的理想诉求，将最能体现中国人文精神、最具价值的思想传扬出去。
二是推动中国与中亚文化和合共生。世界大同、和合共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化解文化裂痕、促进文明多元共存、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和合”文化包含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人心和善的丰富意蕴。共生反映了人类各文明休戚与共、相存相依的关系，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起点。实现中国与中亚文化的和合共生，须从中国与中亚人民的殷切期盼中寻找合力，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光明前景中谋求合作，呈露交融互动、有容乃大的气质。
三是推动形成合作共生的中国—中亚文化格局。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格局理应反映合作共生的关系，即在不同文化之间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合作共生既体现了一种“共同性的共生”理念13,也具有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合作强调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基于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聚力协作；共生则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相互确证。合作共生要求克服片面自利导向，追求和谐统一而非对立冲突的文化格局，是构建多元共生、平等互助共同体的价值旨在。
四、构建文化共兴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中国与中亚人民悠久深厚的文化共兴传统，为构建文化共兴的命运共同体浇筑了坚实基础，已经深刻沉淀于中国与中亚睦邻友好、共同繁荣的文化基因之中。新时代构建文化共兴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应从国家形象、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治理、文化标准等方面勾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未来图景，包容互鉴、互补共荣，促进彼此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在中亚塑造彰显自信包容的国家形象
当前我国面临着在中亚地区正面与负面形象交织、缺乏足够的文化亲和力与号召力等问题[17],这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入文化交流的桎梏。良好的国家形象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与文明互鉴，赢得民众更多的信任与支持。在中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塑造自信包容的国家形象，是构建文化共兴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任务。
以深邃的人文意蕴与饱满的文化精神塑造自信的国家形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人民的自我认同感不断增强，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逻辑逐渐转向展示深层次的文化自信。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自信的国家文化形象塑造。
文化自信实质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核心价值观既是国家形象建设的依循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彰显。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形象塑造必然受到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规约。其次，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把源远流长的中国—中亚文化共兴传统雕镌在新时代国家形象中。通过扩大“中国文化年”“美丽中国”“丝绸之路文化之旅”等品牌的知名度，持续向大众展示人文中国形象。最后，讲好当代中国人文故事，以当代文化叙事为载体，引发中亚人民情感共鸣，让共情成为中国形象与中亚的黏合剂。
以兼收并蓄的态度与从容纳吐的气度树立包容的国家形象。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文明交织融汇的中间地带，任何私心自用的民族与国家在中亚人民心中是不会获得认可与尊重的。唯有与中亚共享、与世界共享，才能扩大自己“朋友圈”,获得中亚人民更广泛的认同。因此，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向中亚传递中国亲善睦邻、共谋发展的决心。避免大张旗鼓地展现国家形象，要静水流深、潜移默化地塑造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共处的文明大国形象。
(二)探索多元化中国—中亚文化交流模式
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对话，深化文化外交、文旅融合、教育协作、文化产业合作与民间人文交流，持续提升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实践在中亚人民心中的认同感。探索创新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内容和方式，是构建文化共兴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容。
大力开展文化外交，以人文相通激发合作动力。贯彻与中亚国家“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人文外交之道，赓续传承同中亚国家世代交好、文化共兴的历史文脉。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创议发起丝绸之路国际人文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艺术节联盟、图书馆联盟等。以遗产外交助推合作，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考古研究、文物保护、联合申遗等合作，发起中国—中亚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共议丝路遗产保护准则，联合实施文物开发利用项目。加强丝路沿线城市文化外交力度，唤醒中国与中亚城市的共同历史记忆，倡议丝路沿线城市复兴。
创新发展文旅融合，以“美丽中国”牵手“靓丽中亚”。山水相连、民心相通的中国与中亚地区拥有文旅融合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尊重中亚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上，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实现优势叠加、双生共赢的良好局面。凭靠建交周年、高层互访等契机，办好中国文化年、中国旅游年，同时在国内倡办中亚旅游年。营造跨国跨境旅游带，以建成世界级旅游景点、景区为目标，串联西安、敦煌、乌鲁木齐、布哈拉、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共绘陆上丝绸之路人文地图，将文化共兴的历史传统融进中国—中亚旅游带建设中。依托丝路世界文化遗产，建立丝绸之路国家文化公园，纳入适当的中亚文化符号、文化故事，以旅游促进中亚文化、中华文化双向传播，使旅游成为人们感悟多元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培育中国—中亚特色文旅融合业态，结合户外运动、民族艺术、传统体育等特色项目，发展丝绸之路自驾游、民族游、体育游，拓展文旅融合新空间。
持续推动教育协作，以人才互通培筑人文根基。依托上合组织，协调中亚五国外交部、教育部等部门，制订中国—中亚高等教育合作战略规划，为后续高等教育长期合作提供保障。依据中亚五国产业发展现状，增强教育合作针对性，共培能源、信息技术、纺织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夯实双方教育合作基础，深化“中国—中亚大学联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在合作办学、学者交流、学生交换、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交流，扩大大学联盟影响力。加大中亚国家留学生教育投入，增加奖学金项目，提供更多留学签证便利。
深化文化产业合作，以产业经济赋能文化共兴。文化产业在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中占比较少，新时期应支持引导国内文化创意企业拓展中亚新兴市场。支持建立中国—中亚文化产业国际合作联盟，联系知名文创企业，搭设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产业论坛、文化创意产业论坛等活动平台，扩大合作规模。实施“中国展区”在中亚计划，组织文创企业以“中国展区”形象集中亮相国际产业展会，提升中国文化品牌知名度。合作开展职业经理人、创意策划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交流互访，多渠道吸引中亚优秀创意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围绕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对接中亚数字化、信息化战略，寻找文化产业合作新锚点。
促进民间人文交流，以情感共鸣增进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间人文交流是官方人文合作的重要补充，对促进国家间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增进国民间相互了解和友谊具有重要作用。加强中国与中亚青少年文化交流，组织举办中国—中亚青少年艺术比赛和青年艺术周等。鼓励支持自媒体主播、博主开展中亚文化旅游推广。支持企业、行业协会、基金会等各类主体开展丰富多样的民间交流。
(三)搭建立体高效的中国—中亚文化传播网络
中国与中亚文化传播的主体和媒介多种多样，日渐多元的传播形式相互联接，构成了中国—中亚文化传播网络。高质量推动出版业、影视业走向中亚，广泛开展媒体合作，打造全媒体矩阵，搭建立体高效的中国—中亚文化传播网络，统筹中华文化走出去、中亚文化引进来，是构建文化共兴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创新推动中国—中亚影视传播与合作。加快推动中国电影电视走向中亚，用电影电视讲好中国故事。探索融通中国、中亚文化的叙事模式，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及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在中亚荧幕中留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积极拓展影视业中亚市场，支持鼓励中国与中亚国家影视合作合拍。统筹发挥电视媒体中亚频道、商业新媒体中亚平台作用，充分发挥“视听中国”播映工程、丝绸之路视听工程等专项作用。
拓展中国—中亚媒体合作方式。推进中国—中亚媒体间人员、技术、管理与文化交流共享，共同策划新闻报道主题，协作共享新闻报道资源，互换交流新闻稿件。创新媒体话语体系，针对性增添中亚国家历史名人、文化艺术元素。纵深发展中国与中亚媒体合作平台，依托“中亚传播论坛”“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等多边交流平台，探索互联互动、多元丰富的长效合作机制。促进中国与中亚媒体人员培训和往来，成立中国与中亚国家媒体合作专项基金，依托上合大学等联合培养复合型媒体人才。
实施中亚—中文推广计划。建设中亚—中文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的中亚传播体系，拓宽中文在中亚的应用场域。推动中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高水平中国—中亚语言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四)建立中国—中亚多边文化治理体系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提出及文化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中亚文化治理建设逐渐受到重视。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曾悲观地预言，全球会步入一种政治、经济、文化混乱、失控的状态，而最终决定“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或文化层面”[18]241。这种“文化失序观”本质上忽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同文化相依相存、共荣共兴的必然性，但同时也强调了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世界文化秩序的重构既离不开全球区域治理的文化转向，也需要不同文化和合共生，共建国际文化秩序。
一方面，在中亚地区塑造中国国家文化治理能力优势。重视中国与中亚文化政策的衔接，建立中国—中亚文化部长对话机制、行业对话机制等；加强文化与旅游、外交、安全、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合作，畅通工作机制；开发建设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服务质量评价系统；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积极建设中国—中亚文化治理体系合作。另一方面，构建和合共生的中国—中亚文化秩序。以国际社会公认和达成的一系列制度与规范为基础，摒弃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治理观，呈现文化多元性、治理结构多样性，蕴含合作理念与人文精神基本特征；建构文化与价值观共识，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治理资源，在传统义利观、和合文化中寻找人类价值观共识。“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将儒家礼乐文化融入国际文化秩序构建，与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交相辉映。
(五)制定契合中国与中亚实际的文化标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利益高度交融，政治、经济、文化形势错综复杂。如何制定、制定什么样的中国—中亚文化标准成为亟待解决的命题。要以遵守国际文化公约14为前提，商议丝绸之路文化公约，有序推进制定契合实际的文化标准。
在文化多样性方面，尊重中亚各民族文化、遵循平等原则，创制可扩展性与兼容性的文化标准规范，中国与中亚各国根据地域和历史时期灵活应用、适当调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以标准化引领文物保护开发利用质量提升，推动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标准化建设，倡议国际文化(遗产)公园；在文化产业方面，建设公平公正的中国—中亚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贸易规则，建设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产业市场信息服务机制，定期发布中亚文化旅游市场报告、中国对中亚文化贸易年度报告，汇编中亚市场动态信息，帮助国内文化和旅游企业及时了解中亚市场情况；在文化交流方面，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标准的推广与宣传，调动文化企业、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积极参与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文化标准，建立中国—中亚文化交流标准平台或论坛，以中国与中亚人民的情谊搭筑民心相通、文化认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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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注释】
1狭义的“中亚”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本文中的“中亚”即狭义概念所指的上述中亚五国。
2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是最早注意到仰韶文化彩陶与安诺、特里波列彩陶相似性的学者。此后,更多学者基于出土文物相信中国、中亚与西方文化存在相似性。参见БариноваЕ.Б.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контактыКитаяснародами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вдревностии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М.:ИЭАРАН,2013.C.36-64.
3粟特,古波斯语作Sugda-或Suguda-;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作Sogdui。粟特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作“昭武九姓”或“九姓胡”,来自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栗特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境内),擅长经商,活跃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就文化而言,中国的造纸术经粟特人西传,熟知汉字的粟特人掌管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政权的书记,影响了蒙古、满族书面文字的形成;同时,佛教、袄教、摩尼教等在很大程度上经粟特人传入中国,并影响了北魏至隋唐时期中国的乐舞艺术。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4有关这些信札的年代考证尚存争议,具体考古鉴定参考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
5撒马尔罕(今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已有2500年历史,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枢纽城市,连接古中国、波斯和印度三大帝国。撒马尔罕曾为花剌子模、帖木尔帝国的首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中亚乃至伊斯兰地区的学术研究中心,对纸张需求巨大。《史记》《汉书》《魏略》《晋书》作“康居”;隋唐时谓“康国”或“康居”;元耶律楚材《西游录》作寻思干;《长春真人西游记》作邪米思干;明代称其为“撒马儿罕”。2001年,撒马尔罕古城(Samarkand-CrossroadsofCultures)整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赞其为世界多元文化交汇之大熔炉。
7菲尔多西(940—1020),中亚最伟大的波斯诗人之一,与萨迪、哈菲兹和莫拉维一道,被誉为“波斯诗坛四柱”。他成功改写了一些中亚古代文献,历时数十年完成了其最重要作品《列王纪》(又译《王书》)这一伟大民族史诗。
8《摩诃兜勒》为张骞西使带回的胡乐,后经李延年改编,对中国乐府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参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5页。
9曹仲达,中国北齐著名画家,原籍西域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擅画人物、肖像,尤精中亚佛像,曾官至朝散大夫。曹氏“湿衣贴体”之画风在中亚片治肯特壁画中也有所反映,世人称“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盛名一时。参见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7页。
10萨迪(1208—1291),中古波斯诗人,在西亚、中亚乃至世界素负盛名,是古波斯四大文豪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其代表作有《果园》《蔷薇园》等。萨迪以其文笔与人道主义思想为人所称道,他著名的诗句“ThechildrenofAdamarelimbstoeachother”已被联合国采录为阐述其宗旨的箴言。
11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认为,真观念与自我认同的形成是对话式的,而非像西方个人主义理解的那样,是一元论的或者凭空产生的。对话是一种本真性的伦理,也是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价值旨归。参见CharlesTaylor.(1991).Theethicsof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England:HarvardUniversityPress.pp.33.
13当代日本哲学家尾关周二曾在哲学意义上阐释了“共同”与“共生”之间的区别:“共同”意含不同主体共同具有的某些价值追求;“共生”则指尽管不同主体的价值、目标有所差异,但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才使得他们更加相互依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共同的共生”理念,以超越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在文化层面,“共同的共生”主张承认与尊重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同时在共同性基础上协作,建立共存共生的文化共同体。参见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想》,卞崇道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34页。
14这里的国际文化公约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