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村，全村5000多人，历史上人才辈出。村中央的“采芝楼”谢氏祠堂后屋，有一位当代的无名英雄——潜伏台湾42年，最后全身而退，返回大陆老家的中共党员谢汉光。
1917年9月，谢汉光出生于采芝楼一个农耕家庭，家名丙坤。兄弟姐妹11人，他排行第2。他从小聪颖，1940年，他报考大学法务专科，但正逢当年取消法务专业，结果被“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专业录取。当时校内有我国著名的学者竺可桢、李四光、陈望道、陈寅恪、王力等一批名家在这里任教。
在校友中，他与梅县三角地（今属梅江区）人梁铮卿、揭阳榕城人陈仲豪、普宁人张伯哲等人过从甚密。他们受学校里中共党员教师的影响，经常参加抗日活动，在思想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谢汉光
1942年7月，谢汉光毕业后，回老家与揭西县五经富镇一个叫曾秀萍的女学生结婚。婚后第9天，谢汉光应同学的邀约，到广西桂林“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任职，不久当上了农场的主任。
谢汉光走后，曾秀萍怀孕，在老家生下儿子谢定文。由于家乡埔寨一带也被日军袭扰，曾秀萍带着儿子来到广西找到丈夫。这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了让妻儿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把妻子安排在附近中学教书。
谢汉光回到农场后，在农场中安排了一批潮汕陷落期间逃到桂林的潮梅籍进步人士，如中共党员邱达生、王珉、陈静、陈莹、叶瑶华（叶小梅）、周勤淑等，而谢汉光此时仅仅是一位“党外进步朋友”。
1944年11月，桂林被日军攻陷，谢汉光带着妻儿随着难民潮向四川转移，先后在高县和邛崃等地教书谋生。
接受中共在台工作任务
日本投降后，台湾光复，广西大学一位教授先行到了台湾，任省林业试验所所长，来函邀请学生谢汉光前往台湾一起工作。谢汉光欣然接受邀请，带着妻儿到香港，拟搭乘海轮到台湾。
在香港时，有个朋友邀请他拜会了中共华南分局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苏惠。方方希望他到台湾后，帮助中共做一些工作。他早在大学时期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工作后经常与共产党员相处，受党的影响很大，便满口答应下来。苏惠大姐说：“你有一位校友也很快要到台湾，希望你为他安排一个职位，便于开展工作。”
谢汉光考虑到在台湾要接受中共的任务，妻儿在身边不方便，便让曾秀萍背着儿子，一路艰辛地回到老家，在家乡的小学当教师，带着儿子等待丈夫的讯息。谁知自此之后的42年，夫妻俩再没通过音信，谢汉光仿佛在大海中漂走了。
南方局安排了一位中共女党员与谢汉光假扮夫妻，同行到台湾任职。一个月后，中共党员张伯哲来到台湾，由谢汉光安排在属下的莲花池分所担任科员，以此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谢汉光到台湾后，老师安排他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工作，后来老师另谋他职，推荐他当上了所长。他利用这个身份，为中共安排了一批从大陆派来的人员。校友梁铮卿先后在台中农林总场、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任技术员；陈仲豪、徐懋德等人安排在基隆中学任教；将张伯哲安排在林业试验所担任科长等。
1947年初，中共台湾省委经过多方考察，由张伯哲介绍谢汉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台中一个姓林的人家中，与台中中学一位姓张的老师一起，举起拳头，面向党旗，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长期潜伏坚持信仰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在基隆中学破获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光明报》，从“光明案”中获悉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于1950年1月29日将中共台湾负责人蔡孝乾逮捕。
蔡孝乾被捕后，供出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关系。中共潜伏在台湾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等400多人被捕，1800多人受到牵连，致使中共在台的组织遭受灭顶之灾。
根据谢汉光的孙女谢淑芳叙述，爷爷曾向她们讲过他逃亡的经历，爷爷的神情很凝重，但很坚毅——
“那天，有一位陌生人送来张伯哲给我的信并附了30元潜伏经费，要我立即离开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翌日，我到嘉义县中埔分所隐蔽。几天后，场里一个工人告知我，有刑警6人到莲花池搜捕，没抓到我。我请人带路到了台中畜牧场，拟找广西大学的同学梁铮卿（台中地下党员）。畜牧场工人告诉我，梁铮卿已于昨日被捕，也寻不到张伯哲等人的去向。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照张伯哲信上所提出的潜伏意见，到了台中南屯村，多亏广西大学同学的掩护和帮助，走路到台东林场林业改良站。
在快要到台东林场的路上，遇到一位农民杨溪伯，我谎称自己是国民党逃兵，因无户口逃来此地。他好心带我到他家里，因怕查户口，几天后又把我转移到20里外更远更偏僻的深山里。
村长来干涉，我把随身带来的两个金戒指送给他，他才答应我住下来，并帮我顶替了该村失踪已一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名字，办理了身份证和户籍，以后就在村里林场干活。这样，我为了躲避台湾刑警的追捕，改姓名，在台东深山林场隐居了38年。
村里人看我孤身一人，想要给我介绍一门婚事，但我怀念在老家的妻儿，不肯在当地再婚。我坚信能看到红旗飘扬的那一天！”
谢淑芳说，爷爷无时无刻不想着找到组织，找到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山自首，过上自由的生活。为了信仰，他愿意一直在台湾潜伏下去！
回大陆找到组织
1987年，两岸开放了探亲限制。经过申请，1988年12月，谢汉光带着回到大陆找组织的强烈愿望，以台胞“叶依奎”的身份，经香港回到了家乡丰顺县。
在香港，他从同乡的口中得知，妻子曾秀萍非常坚强。1953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他的台湾关系，被开除党籍，一个人带着孩子，来到了娘家揭西县五经富镇定居。
谢汉光回到老家后，由于历史不清、身份不明的原因，当地政府只把他当成“困难台胞”，每月发20元的生活补助。
那几年，他一面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报告，要求恢复党籍；一面写信回台湾，托朋友将他的薄产变卖。
谢汉光在台湾台中党组织中的战友中，梁铮卿、张伯哲等同志都牺牲了。他打听到当年在台湾基隆中学的战友陈仲豪在汕头大学当图书馆主任，特地由他女儿陪同，手持拐杖，从丰顺来到汕头与陈仲豪会晤。相别数十载的生死同志，今天相见，彼此又喜又悲。
陈仲豪联络到当年与他一同在台湾基隆中学任教，后被营救回大陆，在天津市台办任职的徐懋德，写信告知谢汉光的情况，要求帮助谢汉光办理恢复党籍和张伯哲烈士荣誉的组织手续。徐懋德收集到几位当年在台湾的战友写来的证明材料后，转呈中共中央组织部。
县民政局：
谢汉光捧着文件，老泪纵横。谢汉光在台湾的朋友处理了他的财产，还凑了些款，托人带回给他。他在县城汤坑路六巷花3.1万元买了一栋两层楼房，将妻儿子孙的户口迁回丰顺，一家人安乐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圆了他享受天伦之乐的心愿！
陈仲豪在《谢汉光传奇式的革命人生》一文中写道：“我和谢汉光认识和交往已久，且有着深厚情谊，到台湾工作之前及之后，联系一直不断。我深深感到谢汉光的为人做事，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是一位纯挚、朴实、所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典型人物，其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可歌可泣，应该流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