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各国对人才引进大开国门，它们可能会获得多少人才？《经济学人》分析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WorldPoll）的数据。这份调研每年会在全世界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对近20万人展开问卷调查。除此之外，该调研还会询问人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否愿意永久移居国外，如果愿意，会移居到哪里？为了模拟人才品质，这里的数据只限于那些自称完成了大学学位的受访者。利用2010-2023年的数据（不包括2019年和2020年，因为这两年的调查很少），我们估算了如果可以自由移民的话，各国预计会获得和失去多少毕业生。
如果所有想移民的人都能移民的话
三个富裕的英语大国是最具吸引力的（见上图）。如果没有入境壁垒，将有2300万毕业生想要移居美国，1700万想要移居加拿大，900万想要移居澳大利亚。如果再加上这些国家自己的国民移居外国，全球毕业生自由移动将使美国的毕业生人数增加7%（见下图）。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的毕业生人数将增长到原来的约2.5倍；新西兰将增加到原来的4倍多。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在毕业生的绝对人数流失上是最高的（分别为1400万和1200万）。但相对而言，伊朗、厄瓜多尔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毕业生流失量最大。阿联酋只有少量的增加。沙漠中的海港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力，而是政策使然。
国家吸引人才的许多因素是政府无法控制的。比利时不可能获得新西兰的美景，新西兰也不可能获得比利时的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吸引力因素——就业机会的质量——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大量人才聚集的地方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高材生喜欢与同一领域的其他高材生共事。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全球排名前20%的AI研究人员中有57%都在美国工作。中国正在快速追赶，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本土培养了大量的AI专家。另一方面，超过一半的中国顶尖AI研究人员在国外工作，而美国接纳的顶尖AI研究人员数量几乎是其本土培养人数的两倍。
不过，无论出发点如何，政府在吸引海外人才上能做很多事情。政府可以简化高技术人才入境、以及本地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就业的流程；可以给予外籍人士应有的尊重。政府可以适应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比如数字游民的兴起；也可以为新来者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
葡萄牙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仅在15年前，葡萄牙还被视为落后地区。用2010-2012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如果所有想去葡萄牙的毕业生都去了，那么其毕业生人数只会增加1%。但如果用2021-2023年的数据来重新计算，其毕业生人数将飙升140%。
葡萄牙还巧妙地利用了其他优势，如温和的气候、美味健康的美食。例如，新里斯本大学商学院（NOVA）于2018年从里斯本市中心搬到海边的新校区。它不但用精心设计的课程和全英语授课来吸引外籍学生，院长佩德罗·奥利维拉（PedroOliveira）也打出了“在这里生活很舒服”的标语。主校区中心有一尊俏皮的海蓝色雕像，一位身穿西装的企业高管赤着脚夹着一块冲浪板。校区内一条走道通向大海。学院中一半的教职员工和70%的硕士生是外国人，其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最多。奥利维拉说，课堂上多样化的观点丰富了辩论。
葡萄牙的合法移民人数大幅度上升，从2015年的不到40万激增到如今的100多万。6月3日，葡萄牙新任总理路易斯·蒙特内格罗（LuisMontenegro）访问新里斯本大学商学院，讲话时公布了一项旨在吸引更多年轻高技术移民的新政策。
在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瑞典和阿联酋，高技术人才获得工作签证相对容易。一些地方也为外国学生就业提供了便利：例如，丹麦各所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自动获得为期三年的工作许可证。简单、客观的规则加快了申请速度：例如，给任何收入超过一定数额的人直接颁发签证，或者根据申请人的年龄、资历或语言熟练程度等因素给予加分，达到一定分数者自动获得签证。
赋予官员过多的裁决权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芬兰使用人工智能向符合特定标准的学生发放居留证，只有在棘手的情况下才由移民局官员来处理，而意大利则是由政府委员会来决定哪些初创企业足够创新，足以获得投资者签证。咨询公司HenleyandPartners的克里斯·凯林（ChrisKaelin）对此表示：“这太疯狂了。政府并不擅长判断商业计划的好坏。说‘投资50万欧元，你就可以获得签证’会好得多。”
埃尔南德斯指出，延误不仅会使求职者望而却步，也会赶走潜在的雇主。假设美国一家公司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职位空缺需要人填补，并且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但这个人是外国人，因此需要H-1B签证（针对高技术移民）。该公司必须向劳工部提出申请，证明公司已尽力寻找美国公民但未果，以及所出的薪资不会低于本地的正常薪水。劳工部批准后，该公司再向移民局提出申请，移民局将对申请进行审查，直到来年4月进行抽签。在这一阶段，四分之三的申请都遭拒绝了；所有这些申请人都是高技术员工，有确定的就业机会，且平均年薪为13万美元。如果公司运气不好，直到5月份知道抽签结果时，它已经给移民律师支付了一笔不菲的费用，却颗粒无收。
如果公司中签，员工必须等到10月才能来填补这个职位。即便如此，H-1B签证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年，而且续签手续很复杂。埃尔南德斯说：“如果要在前列腺检查和申请工作签证之间做出选择，招聘经理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华盛顿邮报》的一项分析发现，对于高技术人才来说，走非法越境并申请庇护来获得工作许可证会更为容易。
H-1B抽签的随机性倒是让研究其效果变得更容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俊（JunChen，音译）等人调查了2003-2016年间在美国由风险投资支持的17000家初创企业。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至少申请过一次H-1B签证，但平均而言，它们只获得了所需签证的一半。通过比较中签和未中签的公司，陈俊和他的合作者发现，获得更多签证可以提高公司的“财务业绩、上市几率以及创新的数量和质量”。
尊重外籍人士本应是件容易的事。但许多政府对安全问题过于专注，以至于无暇顾及其它问题。例如，在中国，外国人现在每次出入境都必须向警方报备。当外国人办理入住时，酒店必须通知当局；许多小旅馆为了避免麻烦，干脆不让外国人入住。官方宣传也提醒中国女性注意她们的外国男友可能是间谍。
中国公众对移民的兴趣不大。2020年，一项关于放宽富有或高技术外国人获得永居的提案遭到了强烈反对，甚至出现了男性承诺要保护中国女性免受移民的侵害。推动该计划的智库负责人遭到网暴，被诋毁为叛徒。正如智库MERICS的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怪不得中国在吸引与本国没有紧密联系的人才方面做得“并不十分成功”。
即使是中国最开放的香港，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一位疫情期间在香港工作的某银行家回忆了极端严格的封控所带来的种种痛苦。他认为香港存在一种“不信任气氛”，这与他现在居住的迪拜形成了鲜明对比。“你和阿联酋人交谈，他们会说‘你喜欢住在这里吗？我们能做些什么让你更喜欢这里吗？’”
迪拜经济旅游局局长赫拉尔·阿尔马丽（Helalal-Marri）举了一个微不足道但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些外籍人士抱怨说，当地有条规定禁止他们在海滩上遛狗。阿联酋官员起初不觉得这条规定有争议（许多穆斯林认为狗不洁）。但在意识到该规定给外国人造成困扰后，他们最终达成了妥协。现在，一些海滩专门开放供遛狗者使用。
自新冠疫情以来，许多白领开始远程办公，许多国家都试图吸引这些数字游民。数十个国家开始提供远程办公签证。根据咨询公司MBOPartners的数据，美国数字游民人数的增长和疫情最严重时期相比有所放缓，但仍有11%的美国工作人士自称是数字游民。和整体相比，他们往往更年轻，对工作也更满意。
争夺数字游民的地方通常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来。这可能很难。对美国数字游民的研究发现，他们在一个城市平均只待71天。然而，对吸引这些人到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一项计划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如果能让这些人感到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会有所帮助，例如给他们提供办公空间，鼓励他们加入学校董事会。当地的数字游民有四分之三至少待了两年。
移民的一大问题是他们得有住的地方。如果大量有钱移民来到一个住房供应有限的地方，他们就会炒高房价，激怒当地人，并引发抵制。从悉尼到新加坡，许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在只要你购买房产，政府就提供签证的地方，如希腊、匈牙利和马耳他，这个问题特别严重。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先后取消了此类政策。
房价通胀是之前欢迎移民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近试图限制移民涌入的原因之一。不过，批准修建更多的建筑是可以控制房价的。迪拜的土地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少得多，但迪拜政府有信心可以在2040年人口翻一番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房源。
今年是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年，全世界共有42亿人参与大选投票。Fragomen公司的茱莉亚·昂斯洛-科尔（JuliaOnslow-Cole）认为，这对人才流动来说是个坏兆头。竞选政客经常会承诺收紧移民政策，有时他们的言论会吓跑海外的高端人才。特朗普竞选宣言中第一项承诺就是“封锁边境”。昂斯洛-科尔表示：“我们正在模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可能政策，合法移民前景黯淡。”
这听起来不像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方法。套用达蒙·鲁尼恩（DamonRunyan）的话来说，赛跑时不一定是快的赢，吸引最多人力资源的国家也不一定最成功，但下注的人永远都这么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