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澳大利亚的生活、文化跟国内有何不同？
2.澳大利亚工业是什么样子的？
3.澳大利亚制造业供应链的情况如何？
4.中国企业可以参与到哪些领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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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为什么会考虑去海外发展？又为什么会选择澳大利亚？
王云龙:我是2010年去的澳大利亚，当时去并不是因为职业上的规划，去澳大利亚是要生小孩，那时候到年龄了，家里也催，但是那时候在中国我的情况只能生一个小孩，但我想多生几个小孩，所以就选择找一个国家移民，澳大利亚当时办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就去了澳大利亚。但后来生完以后中国也放开了2胎政策，我的路线走得有点曲折了。这就是全部的背景。
范靖海:我是在国内读完本科以后，当时年轻，对外面世界比较好奇一些，03年就出国来这边读了一个硕士。
黄昌夏:大家当时都是很偶然，不像很多朋友想的那种出国要做特别周密的规划，大家可能都是有一个小目标，然后想尝试一下这样的心态。那澳大利亚的生活环境大概什么样，包括衣食住行、风俗文化，有什么样的特点？跟国内比的话你们认为有什么不同？
黄昌夏:我觉得这个风格就很像欧洲，福利很高，但是大家生活也都比较悠闲，不会像国内很勤奋很卷，后半夜你想吃点东西也能送得到。
范靖海:我的感觉也差不多，自然环境非常好，相对来说也比较宜居，澳大利亚也是英联邦国家之一，跟英国文化一脉相承，和欧美国家的风俗习惯比较同步一些。我一个特别大的感觉就是澳大利亚非常多元化，因为是移民国家，各个国家的人都很多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我今年正好是来澳大利亚20年了，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至少来自三四十个国家，还包括很多很小的国家比如特立尼达多巴哥、津巴布韦，更不用说欧美那些主要的国家了，然后还有南美、非洲这些国家也都有很多同事，可以了解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最大的体验就是地广人稀，七点之后很多地方就关门了，因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大城市就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而且市中心非常小，大家下了班以后基本就都离开市中心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像国内那些比较集中的玩的地方也有，但一般周五周六人才比较多，或者是有的时候周四发薪，一些酒吧饭店比较集中的区域比较热闹，像悉尼墨尔本跟中国的感觉更像一些，华人聚居区比较多，有很多唐人街，中国的美食基本上都能找到，我前几周还去了悉尼，有一条街基本上都是重庆火锅，在国内能吃到的基本上在悉尼都能吃到。
王云龙:关于正不正宗的问题，我觉得悉尼和墨尔本稍微还好一些，其他城市因为华人餐馆也得做老外的生意，毕竟老外是大部分，所以在口感上会吃不惯，比如说咕咾肉、西红柿炒鸡蛋、糖醋里脊这种是他们喜欢的。
黄昌夏:澳大利亚的口味跟欧洲真的很像，欧洲特有的那个甜酸的味道，类似麦当劳鸡块配的甜酸酱的味道，给我印象最深刻，后来我问中国的商家为什么会做这个味道，他们就说老外喜欢这个味道。
范靖海:老外觉得像铁板那种东西特别有中国味，上了一块要烧热的铁板，然后浇上一碗的菜和肉混合，然后拿纸巾一挡刺一声，他们觉得特别有中国味，但其实都没有那么正宗。而且我发现全世界的华人餐馆很多味道都差不多，像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尤其是那些早去的华人开的餐馆，味道因为当地人改得特别多，后来的移民相对来说改得少一些，像西北菜、新疆菜、鲁菜这些，他们做得就相对来说正宗一点。
王云龙:我们那华人圈子里边流行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去一个华人餐厅，如果没吃过就先观察，如果里面坐的大部分是老外，就不用进去，后来有几个华人餐馆的朋友，我们每次去就告诉人家别按菜谱的配方炒菜，按照咱们自己的方式做。
Part.2
澳大利亚的薪资大概在什么水平？工程师的收入有多少？
范靖海:我06年毕业那时候，毕业生的工资差不多是5万澳币，那时候汇率高一些在7左右，现在的澳洲平均工资大概是七万，像工程师这一类属于比较紧缺的人才的话，如果在这读的学位是工程师的，毕业以后干个3~5年差不多能有8~10万澳币。如果一个人的话属于非常富裕，有家庭的话，过个中产生活也完全没有问题。
黄昌夏:工作特别好找吗？
范靖海:看什么专业，有些工作比如技术含量高的像工程师特别缺人，因为很多本地人可能不会读到那个程度，澳洲矿业比较发达，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去矿上工作，在矿上随便找一个工作，基本上也都15万年薪澳币。澳洲紧缺人才，现在比较缺空调工、管道工、电工这些蓝领技术工人，其实在澳洲工资相对也都很高。
Part.3
怎么评价澳大利亚的工业？
王云龙:我算不上20多年的老兵，但是确实也见证了一些东西。在澳大利亚这边我比较熟悉的就是采矿业，之前做过的很多项目都跟有色矿、煤矿有关。要说澳大利亚的工业发展，我觉得相对其他国家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因为人太少了。但是老天非常眷顾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因为地表上全是矿，而且是地表的所以采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整个澳洲我觉得并没有太突出的自己的工业或者制造业的水平，大部分是由于有那么多矿，所以更多的是有钱来买技术和设备来用。我跟他们工作的过程中跟在国内有一些特别的体会是他们在工程设计上特别不卷，第一我一般很少去加班，领导也很少让你去加班，第二是即便签的合同里有deadline，要交付，但是如果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技术难题，一般不会为了交付就把这些技术难题抹掉或者绕开去做，他们还是非常尊重规则的。一般每次做一个新的项目，假如说这个项目的周期是一年，大概一开始的三个月他们都不会干活，天天在写技术规范文档，就是关于这个项目要怎么做，整个是怎么规划的，每个专业的衔接接口在哪，目录是什么样的，标准采用编码规则是什么等等，全都在研究这些。
范靖海:我也非常同意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说一开始就要把规矩定好，把标准定好，这些对后期来说影响非常大，其实是更节省成本，也能保证工程质量的。
黄昌夏:我们经常讲的工程师文化，工程师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接的体现。
王云龙:再一个体验就是你会看到他们现场的工人，第一是有非常好的操作手册和操作规范，尤其对自己的保护措施做得非常到位，比如如果没有戴安全帽，又没有穿大头鞋，或又没有穿保护的衣服的话都是不能进入那个现场区域的。第二就是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每周都会有一个例会，前十分钟都会有一个人讲上一周在哪儿发生的涉及到人身安全的事故，或者是人身安全方面警醒的事情给大家讲，安全永远挂在嘴边。这是我的一些经历。
第一就是有法律保障，第二大家有共识，觉得在这上面投入是值得的，所以这在行业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有云龙说这些工业产品专业化程度特别高，我还有一个体会是他们的目的性特别强，非常务实，不会因为比如一个行业今年特别火，于是两三百家公司同时来做这个东西，大家卷来卷去，卷得成本越来越低，最后大家都挣不到钱，这个行业也发展不起来。这个问题在澳大利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大家在做一个产品之前一定会先考虑清楚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花多少钱解决问题，花了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能不能回本，值不值得做这件事等等，前期的分析做得特别详尽，包括财务上的分析、可行性分析、人员的分析、资源的分析等等，所以最后设计出的产品或者流程或者项目，理论上讲前期来看都是非常可行的。当然最后实施方面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外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完美无缺的，我感觉大部分项目最后都有问题，比如说预算工期上，但这就是项目本身的特点，没有人能先知先觉，但是要一开始尽量做最好的计划，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尽量保证按照这个规矩来，这样最后的结果，可能相对来说就跟之前的计划更接近一些。这是我的体会。
王云龙:这一点我也特别同意范老师说的，在我生活和工作的亲身经历里，确实看到有些企业突然在某个行业里跳出来，做得很好，然后盈利也比较好，但是确实基本上没看到有甲公司做某一行很好，然后忽然来了十个公司都做和甲公司一样的事的情况。
Part.4
澳大利亚的营商环境如何，政府对工业有什么支持？供应链情况如何？
王云龙：我在澳大利亚做过公司，现在在中国也是做公司，我觉得整体来讲澳大利亚对企业的扶持相对还是比较市场化的，不太会像中国政府那样用这么大的扶持力度来发展某一个行业，然后也是市场上的民营资本去扶持。产业链这一块我觉得要分行业，但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产业链比中国更完整，你想要上下游跟你配套的企业，在中国肯定都能找到，生态圈很重要，这也非常好理解，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大概还不及北京人多，所以本身就很难。
范靖海:澳大利亚到去年还只有两千五百万人，总共可能比深圳人都少吧。
黄昌夏:我们一个直辖市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水平，两千多万人口。那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是不是？
范靖海:也不能光看地带，澳大利亚中部大部分都是沙漠，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沿海这一圈，而且主要就是南半圈，因为北半圈太热了。
王云龙:沿海这一圈也就住了三分之一差不多。
黄昌夏:那比如像布里斯班这个两位身处的大城市，一般是什么样的人口规模，几百万？
范靖海:布里斯班差不多300万人左右，悉尼最多，大概有500万人。
王云龙:这人口上来说，相当于我们一个三线城市这样的一个水平。供应链肯定是不如中国，然后当下我觉得人才肯定是紧缺的，蓝领真的是特别紧缺，我之前看到过的一个报道说有一个职业特别紧缺，想移民可能相对容易，叫男护工。我确实在那边看病的时候在医院里好像没怎么见过男护工，都是女护工比较多。矿业工程师也很紧缺，而且矿业工程师的工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我记得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在北京学院路有一个矿业大学，在那儿认识了一些朋友，他说那时候流行一句话说上矿大有什么前途，后来去澳大利亚发现矿大才有前途。
Part.5
澳大利亚企业重视项目规划的前期阶段，是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少吗？是大型企业独有的特色吗？澳大利亚的中小企业是不是也这样做？
王云龙:我觉得这跟他们的工程师文化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我之前在澳大利亚遇到过一些中国的合作伙伴，业主或者施工方接了一些澳大利亚的项目，或者是需要用澳大利亚的标准去设计一些项目，早期我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让国内的设计师或者设计院把图都设计好，然后拿到澳大利亚找一个澳大利亚有签字权的工程师去给这份图纸签字，然后就可以实施，但其实最后都没有行得通，因为澳大利亚的工程师不会给你签字，他给你签字的前提是这个项目它从零开始就跟着，他要知根知底，突然来一个图纸是不会签字的，因为他拿签字权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学习实践，要做过一些项目，要有专门的认证，所以很珍惜那个签字权。所以他们一是做事方式严谨，二是定好的规则也会比较遵守。
Part.6
哪些企业会参与到澳洲的工业当中？
王云龙:首先就是我比较熟悉的矿业，有些业主是中国，他们会在澳大利亚买一些矿，然后再去开发，但总包方，尤其是要做设计或升级改造的总包方，一定不会是中国的，这一定是澳大利亚当地的，因为他熟悉澳大利亚当地的各种法律规定和标准，否则很难干下去。然后运营方很多也是澳大利亚本地的，最多如果业主是中方的，可能财务这一块是中方把控。我之前还做过几个项目，还有中方会参与，比如说澳大利亚采购的一些原材料，甚至是一些模块，他们为了降低成本，把整个设计切成了像乐高一样的模块，然后把这个模块在三维模型里定好，都发到中国，在中国找了几个供应商在当地组装好，然后再发到船上拉到澳洲的现场工地进行组装。早期他们可能相对比较放心，找好了供应商，觉得工厂技术也放心，但后来在交付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最后澳大利亚不得已派了一个全程的工程师陪伴，直接进驻到供应商的工厂里，每天技术指导要怎么生产，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黄昌夏:这是免费的技术指导吗？
王云龙:这不是免费的，而且还很贵。可能最后在商务合同里，这个协议加到了中方的报价里，或加到澳方的成本里，要看具体的协议，但基本上这种大型项目，除了最原始材料如钢材的采购相对不太用陪伴，但凡有一些设计的东西，基本上最后能执行下去的都要澳方的工程师飞到中国，去工厂里做现场的指导。这是我遇到的中国的企业在不同环节的一些参与。
范靖海：跟我体会一样，差不多就是原材料，主要是因为中国工业品类比较齐全，然后供应链各个层级的也很全，除了一些硬件他们还是有从欧美和日韩采购的习惯，因为澳大利亚很多企业有个供应商目录，这些供应商目录可能是从公司总部来的，比如他的公司总部在美国或在欧洲，有给他们公司供货的这些供应商，那当他们到澳大利亚做项目，他们也带来这个供应商目录，除非有一些本地的供应商进到这个目录里。还有关于在中国做模块，我们有很多项目也是这么做的。还有投资的问题，我今天刚看了4月份普华永道出的一个中国投资的报告，这个报告说2022年中国比前一年又多了170%投资额的增长，80%多都进入到矿业。澳大利亚有矿业，品质又高，然后这些东西跟中国的能源安全都有关系，现在工业发展又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有大量的投资进入到这个行业。
黄昌夏: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您提到的天齐锂业在世界上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您提到十年前他就过去开矿，用今天视角来审视过去，可见人家成功并不是偶然。
黄昌夏:您提到的新能源，在澳大利亚也是像风光这么定义的吧？
王云龙:新能源这块我在国内体会也非常深，我们绝对领先第二名很多，我国内有些朋友已经把氢能变成产品，还出口到欧洲、日本这些我们认为是技术更先进的国家，结果我们反向对他们输出，所以我很自豪，也很惊讶发展之快。澳大利亚的新能源，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新能源的项目，是澳大利亚宜家的一个新能源项目，它是太阳能板、电网、储能电池三方进行转换的，因为澳洲电网的电价是浮动的，所以业主想在这方面通过一个策略算法，不光自给自足，还对外输出赚钱，所以会上这样一套系统，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在实施的设计标准这一块有一些无据可依的情况，因为他那时候还刚起步，不知道哪个标准是规范的或者安全的，我估计现在已经规范了。新能源在澳大利亚就是一个蓝海，是一个刚起步的行业，国内我认识一些朋友去澳大利亚做，目前在澳大利亚算是扎根了，一些大型的工业项目和商业项目都有涉猎，现在在往民用方面转。这一块我觉得离开中国肯定是不行的，主要的电池都来自中国，而电池又是一个主要部件。
王云龙:我亲身经历的没太有，但我觉得应该肯定有。因为他自己在某一个环节上比较有优势的时候，一定会介绍配合程度比较高或者相对比较熟的一些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出海，这是我猜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范靖海:我感觉也是，而且中国企业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做供应链的同时不太愿意或者不太注意培养自己的品牌，比如说做电脑的时候给人贴牌，我给你供应我的产品，供应我的服务，供应我的技术，但是我未必有自己的品牌，所以说很多中国企业出来的时候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后面支持，但是把单独的环节拿出一个品牌到澳大利亚来推广，这个是不太常见的。
黄昌夏：有没有哪些领域在澳洲这边已经是红海了？
范靖海:这个有行业的特殊性，而且人才也是，因为一是澳大利亚的工会力量特别强，要保证本地员工就业的比例，二是有些工种比如技术工种在澳洲相当缺，但是移民上没有这方面的引进，没有一些特别的政策。
Part.7
有没有哪些澳大利亚企业能够将东西反向输出到全球？尤其像输出到中国这样的大市场？
王云龙:刚才范老师提到的几款软件，全世界也都在用，我自己也是做工业软件，电气设计软件的，这类软件的特点就是壁垒很高，相对开发的周期比较长，比如说我们自己开发的电气设计软件到现在也开发了八年，一直在拿项目迭代。澳大利亚市场肯定不会很大，因为全国人口数量在那摆着，如果这个软件是基于一个具体的项目或者一个车间的需求而诞生的话，那我相信一定是能用的，如果迭代得足够多，也一定是好用的。往中国输送的话，目前我看到的就是范老师刚才说的工业软件，应用层级的应用软件特别多，我的理解可能是因为我们产业链在中国，需求方面调研也比较简单，比较近，应用端的话在专业上不需要太多理解。反而在设计端，我们的工业软件确实是比较少，我们在中国发展也没有遇到太多类似这种设计类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黄昌夏:我经常听业界专家讲工业软件是中国工业之痛，尤其越靠价值链前端，缺失越多，比如仿真，之前好多业内专家争说仿真到底是应该用现有国际上的重要仿真软件，还是去自主进行研究和开发，有专家就说保守估计我们落后世界至少20年以上。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特别希望民族工业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骄傲，我们经常讲中国是世界工厂，不是世界代工厂，是我们真正能去引领行业。云龙你现在在做的，我不知道是在这个价值链的哪一段，因为工业软件的门类太多了。
王云龙:我们做的是0到1的设计类的工业软件，做电气系统设计的，做输配电、控制、接线、通信，在国外叫EIC。
黄昌夏:所以你对标的应该是德国的Eplan？
王云龙：类似Eplan，其实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软件，后来因为接触的人多了，他们看我们的软件说像Eplan。我们做的是一个SAAS化的电气设计软件，之前也想在这个方向找找谁是老大，能跟人学一学，也没找着，后来很多解决方案或者功能设计都是自己拍脑门想，做了那么多年项目，跟电气工程师的朋友聊说做成这样是不是喜欢，先聊个概念，等做出来给他们看，他们说大概可以，但是这块应该这么弄等等，然后迭代了好几年，一步一步做到现在，我们一开始第一版的软件和目前这个版本也不太一样。
黄昌夏:工业人但凡了解一点工业软件的，都知道Eplan是全球毋庸置疑的这个领域的老大，那你们相当于遭遇到同一个赛道里，从你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有信心去跟他竞争吗？你们的差异不同点在哪儿？
王云龙:分两块讲，我一开始去做电气设计软件的时候不是要去遭遇谁，是原来在做矿山项目的时候有这样的需求，电气工程师在设计画图的时候有一些痛点，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些工具去解决这些痛点，然后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化，就逐渐变成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软件了，所以不是说我要做电气软件，而是我熟悉这块，然后天天和电气设计工程师在一起，他们问我能不能这么干，然后我就试试出个解决方案，做成了后他们再用，用完后说还能不能这么干，然后我再改，这样一个软件是慢慢经验积累出来的，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
范靖海:就像刚才说的，澳大利亚做东西目的性特别强，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提高产能效率，要减少人工消耗，就非常鼓励业主在这上面着重进行投资，我觉得云龙他们做这个的初衷非常好。
黄昌夏:非常务实。我们都知道工业设计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是由需求变化产生的工程变更，那在工程变更上，我觉得对电气设计这个行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块会有什么考虑吗？
王云龙:确实如此！最早的时候，我周边的一些做矿山类项目的电气工程师都在用CAD画图，而且矿山类的项目有一个特点是图纸量特别大，因为是个复杂工程，电气又不是一个牵头的专业，是个配合的专业，就是往往别人在做工艺、机械、土木结构，都定完了后把电气工程师叫过来，他们原来摆放的位置不合理，但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有时候跟人协调，人家说没办法只能摆这儿，工艺要求，那你就得想办法，好不容易想出了个办法把这问题解决了，过两天由于业主有设计变更，或者是其他专业需要设计变更，那电气又被变，所以电气这块，尤其在项目最后交付的阶段，设计变更太多了，而图纸量又特别大。
王云龙:我们做的版本控制就是图纸，还有文档的版本控制，最早我们想到了这个，然后也做了，但实施细节，用户在用的时候又有很多细节提出来，所以光在版本控制这一个点上，我们大概迭代了八个版本，非常繁琐，然后就是版本的编号要怎么编，是什么意义，规则要怎么进行升级迭代，要区分施工前的版本和施工后的版本，竣工图又是什么样等等。
范靖海:而且这个问题根本避免不了，每个项目都必须得解决。
王云龙:对，因为用户要用，所以随便在软件里拿出一个点来看，都能想到工业软件太难干了。
黄昌夏:那在没有这些功能之前，以前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王云龙:以前就靠人，范老师肯定也有些亲身经历。
范靖海:对，不停地建新文件夹，不停地重新命名文件，甚至要有一个专门的文档来记录每一个文件里的改动是什么，其实很像软件设计，协作平台GitHub里有很多版本的管理，非常细致的规定，而且大软件小软件管理起来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真的太多学问了，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做很多工作的学科，而且可能不同的公司需求都不一样，都会有一些细节。
黄昌夏:变更永远是设计者的噩梦。
王云龙:绝对是噩梦，我举个简单例子，是我原来做矿业的那家公司的管理方式，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人叫documentcontroller，管文档的，如果你对文档进行变更，会有一个文档管理室，架子像书架一样一摞一摞的。当时我们遇到一个特别头疼的问题，就是比如编号为100的这张图纸发布交付给客户了，但是客户还没施工，只是在前期的阶段要这个图纸，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版本给了客户，然后后期由于设计变更这张图纸作废了，那这时候后续再去设计的时候100这个图纸号能不能再用？光这个问题，不同的公司就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是documentcontroller的噩梦，因为他给过客户100号这张图纸，那如果工程师又用了100这个图纸，就得讲清楚这里面设计内容完全不一样，只是图纸号一样。大部分时候他们会把100这个图纸号，首先在documentcontroller那块就划掉，说这个图纸号不能再用了，然后把这个信息口头传达给设计人员，从101或者200开始都行，就是不能用100。这就变成了一个管理问题，首先得有个规则，然后得执行得好。
黄昌夏:就跟数字化和其他系统的问题是一样的，万一误传或者没传到，出的问题全是因为人。
范靖海: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流程里的问题，跟一开始那些解决设计方面的问题已经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了，已经是工作流程上面的问题了，很细致。工程设计里没有这些项目的迭代，没有好多年实际工作的经验积累，非常难做成一个成功的产品。所以尽管你们的初衷只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现在做得已经非常不错。
黄昌夏:你们的经验源自于矿业，但是电气设计其实深入到很多不同的领域，那除了矿业，现在做的软件还应用在哪一些拓展延伸的领域中？
王云龙:矿业是个过程行业，这种流程在其他行业，比如化工、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等其实都适用，只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一些标准上的细微差别，目前我们都是适用的。我们在中国做的最大的一个改变是离散行业，我们有两个版本，过程本来就适合，新迭代出来的也是给制造业，或者装备制造业做非标自动化的。这是我们在中国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部分的受众群体非常大。
王云龙:我的思考就是在中国这些做装备的，一是已经很卷了，二是我更多希望把平台做成一个出口的通道，能够打通国内外，比如国外的设计师在平台上做了一个设计，能够在中国进行直接下单生产，或者是中国的设备生产好了之后，他做的设计生产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让国外的工程师或者国外的业主也能看到，就变成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件事就不只是一个工具层面上的东西，它的意义和价值更大。毕竟是一个工程上的事，所以必须比较严谨，一是标准能够对接上，然后是设计的流程上也符合东西方的差异，让双方都能看得懂，这样其实就解决了很大的一个壁垒，剩下再去谈价格。我觉得澳大利亚在价格上说敏感也敏感，但是敏感的前提是这个东西一定能用，而且质量要好，符合标准，这是一个大前提。
Part.8
一般矿业工程师有多少年的经验能够算资深呢？
黄昌夏:那从您看来，矿业对工程师的职业发展来讲，比如未来的晋升，最重要的环节或者项目里最重要的阶段是哪些？他做了哪些项目有了什么经验会让他将来的身价和价值有所提升？
范靖海:这个分为两方面，一是技术方面，二是从经济方面考虑。工程师一般都是学理工出身，他对技术方面可能有天然的敏感度，有好奇心，很多人愿意研究这些技术，实现这些东西，这就要把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可行性研究到设计、采购、施工、交付等等所有的流程都经历过研究过，有这个体会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性的积累。另外要考虑这方面技术领域之外的经济影响，你的每一个决定对工程的预算工期有什么影响，对和其他部门交接的时候有什么影响，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工程师成长的经历，都是很难量化的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你平常就会自己培养，而且我遇见在中国出生的这些工程师，专业水平其实都很高，很多都是在国内上的本科出来读研究生，甚至很多读了博士，科研水平完全不成问题。有一个职业发展的问题就是要一直保持好奇心，一直保持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态，愿意跟大家去交流，愿意去学习新东西。专业方面的东西很重要，但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影响将来发展的关键因素，还有很多方面。
黄昌夏:澳大利亚可以挂靠工程师吗？
王云龙:我理解这个挂靠就是像我们用别人的设计资质盖章签字。假如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也许有人干，但是我接触过的所有工程师都不会这么干。
黄昌夏:应该像你刚才讲的，澳洲法律法规管得比较严。
王云龙：他非常珍惜他的签字权，一旦签字，他是必须要对后果负责的。
黄昌夏:这又回到我们说的工程师文化，工程师精神上。
范靖海:我也没听说过挂靠这种东西，在这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黄昌夏:这是挺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的一件事情。
范靖海:倒会有顾问形式，比如说一个项目在某一阶段某个问题上可能会从外部找一个工程师来作为顾问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第三方公司，来做几个月的咨询或顾问，但是完全挂靠，以他工程师资质的名义来做一个项目，这几乎不可能。
黄昌夏:没人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
范靖海:对，就是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而且很多情况还要负法律责任。
黄昌夏: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发现就会吊销对吧？
范靖海:不仅仅是吊销了。
王云龙:吊销是最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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