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在1996年的4月份，澳大利亚旅游胜地塔斯马尼亚亚瑟港(PortArthur)发生了一场令人恐惧的群众枪击事件，导致五十余名人士不幸伤亡。
与当前的美国相同，控枪游说对当时的澳洲政坛也并不陌生。亚瑟港事件并不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枪击案，在此之前的18年内，澳大利亚已经历了导致100余人死亡的枪击案带来的社会动荡，可是，政客却仍然对控枪的必要性无动于衷。
直到亚瑟港事件的发生，枪炮的回声令人震耳欲聋，社会影响深广，使连反对控枪的自由党中右派不得不行动。
在短暂的几个月内，在当时的总理约翰霍华德的领导下，澳大利亚政府成功全面禁止最危险的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成立了全国枪械登记系统，并且执行了更加严厉的购买限制，包括购买枪械前的28天“冷静期”。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政府主动向本国公民提出以合理的赔偿金收回私人枪械，并且成功销毁了60万余支枪。
如今，控枪政策的效果显而易见。多项研究发现，控枪政策执行后的十年内，设计枪械的群众枪击安、命案以及自杀案与往年比减少了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不涉及枪械的事件的百分比也没有上升。
不仅仅和执行政策前相比，和当前的美国相比，澳大利亚已经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
在发生群众枪击案后谈美国控枪的必要性，我们总能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包括美国宪法和美国价值观，持枪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关系，为自我保护持枪等。这些论点和二十年前的澳大利亚广泛的持枪自由“说客”提倡的观点几乎一致。
同样是旅游胜地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在上周日发生的枪击案已经被许多媒体称为美国近代史最严重的一次群众枪击案，也是一次迫在眉睫的提醒。如果美国不再对枪械进行更严厉的控制，恐怕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并非恐怖袭击或者战争，而是自己家园事前先乱起来。
即使事实摆在面前，一次再一次的枪击案发生，但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实力仍然存在，国会也无动于衷，问题复杂，理由众多。许多说客在这个时候拿宪法修正案来辩护持枪的合理性。有些人提出个人自由的问题，持枪作为个人自由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有些人借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认为只有个人持枪，才能够推翻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的政府。实际上，这些论点都建立在一个过时的臆说，甚至可以说是对事实的错误认知。《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被误以为是不可触碰的底线，顾名思义，它是一次修正案，在宪法出问题的时候应当变更，而不是顺从明显存在时代错误的法律条款。
澳大利亚虽然只不过是2400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它的经历是美国的一个缩影，同样，它的对策是美国应当参考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