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都能选择与谁交友，与谁为敌，但它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亚幸运地占据一个世界上最具战略优势的位置。即便如此，澳大利亚一代又一代的决策者们还是忍不住担心亚洲，尤其是他们北面的邻居：一度担心日本崛起，现在又担心中国崛起。这种担心无论是否合理，都是中国人需要认清和适应的一个潜在现实。
但和中国一样，澳大利亚人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没有统一意见。相反，一些公众人物，包括澳大利亚已故前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就敦促制定更加独立的政策，摆脱美国的影响。然而坦率说，这一建议暂时缺乏实施条件，连被认真考虑都有难度，因为不少澳大利亚人确实担心——澳大利亚未来系于亚洲，而中国崛起对亚洲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以南海问题为例，无论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区域提出主权要求是对是错，澳大利亚人真切关心的是——中国南海政策对航行自由及东亚地区法律规则的影响。和中国一样，澳大利亚也是个对自己漫长且暴露无遗的贸易航线忧心忡忡的国家。
围绕着这个问题产生了太多责难和虚伪，但短期内，澳大利亚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立场。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小“中等强国”的视角来看——如果愿意也可以叫它“纸猫”——任何大国都是一个潜在的担忧根源。这些较弱国家的最大希望就是，用一些规章制度来约束它们强大的对手。从这个角度看南海问题，澳大利亚人要承认，尽管并未遵守南海仲裁结果，但中国至少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美国迄今连该国际协议也没批准。
尽管澳中政治体系、经济结构和战略前景迥异，但在长期关系前景上还是有理由乐观的。毕竟两国都需要彼此，尤其加强经济联系会让双方都大为受益。
事实证明，即便一些天然就不可能成为伙伴的国家，也能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建立更密切和友好的关系。比如日本——澳大利亚以前的死对头和二战时的敌人。澳大利亚前首相托尼·阿博特曾语惊四座、也可能欠缺考虑地称日本是“澳大利亚在亚洲最好的朋友”。在日本经济迈上巅峰的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人也对日本在本国的投资及其可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有跟现在对中国一样的担心。但最终，紧密的贸易关系战胜了战略上的担忧。
或许由于日本也是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对日本投资所产生的战略后果担心较少。相较之下，中国投资带来的挑战全然不同，澳大利亚迄今尚未很好应对。
其中一个问题由澳大利亚过时的联邦制引起，这种制度在招商引资议题上给予州政府过多的影响力。当中国岚桥集团获得澳北部主要港口达尔文港99年的租赁权时，美国和相当一部分澳大利亚人大为恼火，因为达尔文港事实上也是美军基地。
尽管从澳大利亚人的角度看，中国一些大型国企的实际运作方式及其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符合西方对企业独立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但在澳大利亚政府明确解释清楚何谓“可接受的投资标准”之前，来自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外来投资者为所受待遇感到沮丧或觉得被歧视都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中澳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分歧会更突出，问题也会涌现，这不可避免。澳美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两国有长期的战略联盟，熟悉彼此的处事方式，深知对方在期待什么。这种亲密关系不一定总对澳大利亚有好处，从澳大利亚最近参与美国领导、发动的一些军事行动就能得知。但的确，两国关系中有一种制度和社会层面的稳定性，让它比其他大多数关系都持久。
长远看，中国和澳大利亚也很可能建立这样的关系。原因在于，中国在区内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料将继续增加，澳大利亚不断扩大的华裔族群正在显著改变其人口结构。
所有持久的伙伴关系都有赖于良好的沟通，了解伙伴的期望和恐惧很有必要。尽管在外界看来，澳大利亚的环境可谓得天独厚，但它的忧虑和恐惧却出人意料地多，但咒骂澳大利亚并不能把这些忧虑和恐惧赶走。同时，一个更加独立的澳大利亚会基于现实处理双边关系，而非根据过往的恐惧或喜好。毕竟，成功的伙伴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