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国正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一些热点问题引发社会讨论。在立法目的方面，可规定保护栖息地、规范野生动物资源利用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在保护对象方面，采用重点保护与一般保护相结合，改变“三有”的归类标准，扩大栖息地的保护范围。在驯养繁殖方面，明确“科学驯养繁殖”的方针，制定名录规范人工繁育和综合利用，保护动物福利，实行科学野化放归。在社会治理方面，明确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原则，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基金，赋予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发挥产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在法律责任方面，进一步明确消费者和监管者的责任，增加违法行为的种类，加大处罚力度，重点监管网络市场，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基金。
《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在修订，各方面围绕立法目的如何确定，野生动物是否需要普遍保护，重点保护哪些野生动物，要不要利用野生动物，是否禁止驯养、人工繁育和放归野生动物，如何明确企业、产业协会、公众、社会组织和监管部门的角色，如何完善野生动物损害的救助制度，如何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等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的争论和建议主要体现如下。
一、立法目的内容的修改
（一）法律问题
野生动物的利用包括公益性和商业性利用两类。关于立法目的是否包含利用野生动物的内容，特别是应否暗含商业性利用的内容，分歧较大。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完全排除利用的目的。很多专家认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提及的野生动物依然属于资源导向，对此应予以反对，因为在习惯认知中，资源容易被解读为经济资源、商业资源，容易与利用挂钩，与《野生动物保护法》标题中的“保护”二字背离。有人进而提出，野生动物产业占我国GDP的比例非常低，但损害我国的大国形象，因此应完全排除利用。应当把立法目的限定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物多样性等公益性目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益性利用可以保留，但目前排除商业性利用野生动物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涉及数百万人的农民和产业工人就业，而且西方发达国家也都没有完全废除商业性利用，但如鼓励利用野生动物，好像与国际潮流也不一致，建议在立法目的之中规定对利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予以规范。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次修法可以继续规定“利用”二字，但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下一次修改法律时，仅允许公益性的利用野生动物，商业性的利用应予以禁止。基于此，限制利用野生动物应当是此次修法的主调。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在现行立法中，保护、驯养繁殖和开发利用三者并列，保护的内容只占三门之一，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主题不符；现行的立法目的中，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合理”应有明确定义；立法目的中的保护野生动物不能只限于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当顾及所有的野生动物。
（二）立法建议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逐步限制人类利用野生动物的范围和程度，尽量淡化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以实现人的利益、动物价值和生态平衡的统一。《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门法律，此次修改时，第一条立法目的的修改可以有以下两个选择，一是删除“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内容，对野生动物利用的内容予以规避，避免动保人士的指责；二是作出“规范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的中性规定，动保人士和产业人士都不满意，但都能接受。第二个选择似乎可取一些。无论采取那个选择，在第二条适用范围中，建议规定繁育、利用野生动物必须遵守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的要求。
各种野生动物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重点和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根据自身需要而作的分类。应当对所有的野生动物予以原则上的全面保护，建立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改立法目的时，应当摒弃传统的保护重点物种的观念，坚持全面保护和全方位保护的理念，既保护物种多样性，也保护生态平衡和遗传多样性。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把《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拯救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规范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制定本法。”
二、保护对象内容的修改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范围，专家基本都持不应只保护“三有”野生动物的观点。有观点认为，不能人为地定义什么是值得保护的野生动物，对于生态系统的平衡而言，每一物种是有其价值，野生动物的保护需要脱离人类中心主义。因此，所定义的“野生动物”应当包括陆生及水生两栖类、爬行类等在内的所有野生动物。有专家指出，保护野生动物的生物链非常关键，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应扩至一切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野生动物，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昆虫等野生动物。但也有专家指出，目前国家重点野生动物保护的范围不明确且过小，但也不宜过大，应从全面保护向重点保护和加强利用管理的角度来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还有专家认为，国家重点保护、地方重点保护和“三有”动物的分类在现实中存在重叠，不科学。现行的“三有”动物的判断标准——“有益、有重要经济和科学价值”没有突出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也不科学。
关于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有观点指出，该名录自1989年制定以来，一直未作实质更新，存在更新迟缓的问题。此外，国家重点名录、地方重点名录以及普通名录之间的关系有待明确，其制定也应由专业人员按照科学标准进行。定期调整目录的机制虽好，但难以应对突发情况。
关于栖息地的定义及其保护，有观点认为，栖息地的定义不应过窄，诸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水生生物的产卵场、越冬场等是否应该包括在栖息地的范围之内？有观点指出，我国没有大量的土地建立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面积过大也很可能影响当地的发展，故不应将栖息地仅限定在自然保护区之内，而现有其他保护地，特别是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可以成为栖息地，但是破坏比较严重。
关于如何保护野生动物，采用一般保护和重点保护相结合的策略较为合适。基于执法的需要及其便利性考虑，可重点保护珍稀陆生、水生脊椎野生动物和其他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他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依旧由《渔业法》等其他法律调整。建议将野生动物的分类变为国家重点保护、地方重点保护和“三有”野生动物，目前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全部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之列。“三有”野生动物的判断标准应摈弃经济价值，修改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应当规定健全定期或者不定期更新名录的制度。调整名录的启动主体非常重要，建议明确具体部门。在定期调整制度外，建议设立灵活调整机制。此外，还应规定，名录的制定与调整应当符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与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规定。
关于栖息地保护，可以考虑将第二章“野生动物保护”修改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在该章中，不仅将其范围涵盖野生动物生活之地，也应涵盖迁徙、产卵或停留区域。重要栖息地的概念也应进行量化，制定配套技术标准，如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在某个区域达到1%的，就可以定为重要栖息地。同时，以栖息地规定控制种群数量的方法、标准。其次，不应让栖息地独立于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主管部门应评估栖息地现状，对于重要的栖息地需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地。不要仅局限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也可以纳入进来。
三、驯养繁殖内容的修改
有专家提出，繁殖和驯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野生动物根本不可能驯化，但可以人工繁育，因此把驯养繁殖两个词合在一起不妥当，建议改为“人工驯养”和“人工繁育”。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有专家提出，可能危害人身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的野生动物，包括但不限于猛禽和猛兽在内，都不能作为宠物进行饲养；有专家进而提出，禁止将所有野生动物作为宠物饲养。与驯养有关的一个现象是放归或者放生，很多专家指出，放归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只有极少的品种成功过，大部分批准未成功，因此修法时，不能简单地规定国家支持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野化放归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放归。一些专家提出，放生从表面上看是对野生动物的一种保护，但很多动物并不适于本地的生存环境，强行放生会致伤、致残甚至致死。再者，放生也是盗猎的一个重要链条，盗猎者自己很少食用，多是流向市场。此外，放生还可能造成外来物种入侵。
驯养繁殖分为商业性和公益性两类。对于出于科学研究、环境教育和拯救濒危动物物种的目的的驯养繁殖，可以考虑允许；对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驯养繁殖，争议很大，动保人士大多认为不符合生态保护的目的，应当禁止，而产业界人士认为也有利于野外物种的保护，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发展，应当继续允许。折中的观点认为，驯养繁殖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利有弊，完全废止基于经济目的的驯养繁殖，目前条件不具备，可以由国家建立可以驯养繁殖的名录，对于名录内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时必须保障一定的福利标准。对于名录以外的野生动物，一律不得驯养繁殖。
对于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除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旦过了子二代，产业界普遍呼吁，不宜再作为野生动物对待，而应作为经济动物对待，譬如允许合规的宰杀和商业利用。关于监管，一旦作为经济动物对待，可以由农业部门监管。而在实践中，这些动物都由国家林业部门作为野生动物来监管。
建议基于生态考虑和科学评估，建立名录和技术性规范，明确可以驯养和人工繁育的范围和条件。驯养和人工繁育名录的确定和变更，由主管部门在科学评估和专家评审的基础上决定。人工繁育一旦过了规定的子代，只要不违反国际公约，可不再作为野外的野生动物对待，可以允许综合利用。对于繁育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可以建立特许经营和标识制度。
建议将非重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人工繁育纳入管理，细化对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繁育的规定，提高门槛，对专业技术人员、场所、资金等有具体要求。对于发放的“驯养许可证”和“人工繁育许可证”，应该设置有效期，每两年重新评估，评估报告须公示，接受公众的监督。
四、社会治理内容的修改
在国家治理的大格局之下，除了政府的监督和企业的守法外，公众、社会组织、产业协会也应当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
有专家指出，野生动物的保护必须立足于公众意识的提高和公众、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为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应着重强调宣传教育、公众意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的内容。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已经远远超过捐赠资金的作用，还应当发挥其宣传教育、技术服务和巡视救助等社会服务的作用，发挥其监督甚至提起诉讼的作用。但是这方面的作用发挥目前不足。
产业界指出，驯养繁殖的规范，既应发挥企业的动物保护主体作用，也应发挥产业协会的自律作用。目前，产业协会赞成加强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福利保护，清理不符合福利标准的小散养殖户，通过加强福利保护来做大做强中国的动物产业，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产业协会有动力也有能力加强对人工繁育企业的行业监督。
建议把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本原则，规定鼓励社会组织、产业协会、其他单位和个人依法参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监督。
建议鼓励社会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鼓励专业团队、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意见，鼓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动物保护宣传教育、巡视巡查、野外救助、科学评估等服务。在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救助等技术服务的同时，也应对其资质评估和审核作出规定。
建议增加“产业协会自律”的规定，规定产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有权举报和谴责不符合福利标准和规范的人工驯养和繁育者。
五、法律责任内容的修改
在个人消费的责任规定方面，有专家认为，既应规定违法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责任，也应考虑装饰品的消费责任；有必要明确“公序良俗”的含义，以明确守法与违法的边界。还有专家提出，野生动物贩卖的管控包括盗猎源头、运输过程、消费端三个环节，管理盗猎源头非常困难，对运输过程及消费端的管理相对容易，因此，野生动物的跨行政区域的运输许可不应取消，证件不全应进行处罚。另外，野生动物的网上非法交易，目前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和打击。
建议把野生动物的保护情况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考核，以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在全国和省级人大环资委下成立专家委员会，指导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检查工作。增加规定，对不依法行政的部门及其责任人规定行政法律责任。
对于执法获取的动物及其制品，建议参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关于活体动物的处置标准，制定相应的处置办法。对于公安机关、工商部门罚没的野生动物活体，建议移交林业、渔业部门处置，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应移交兽医等有关机构处置。对于缴获的象牙、虎骨等制品，属于国家所有，规定不得焚毁，由有关部门封存。
对于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建议建立野生动物保护专项基金。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补偿，由国家级野生动物保护专项基金予以全额补偿；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其他受保护野生动物，由省级野生动物保护专项基金予以全额补偿。国家级野生动物保护专项基金对省级野生动物保护专项基金进行补助。补偿申请的受理单位为乡镇街道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