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出生于河南，成长于官宦家庭，是收藏和艺术大家，被称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他视收藏如生命，在乱世之中，他不惜倾家荡产收藏中华稀世文物，免于其流落海外。可敬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将一生收藏捐献国家。
夜访文物商寻国宝
清代末年，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袁世凯死后，清室优待费被取消，到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生活窘迫，只好大量变卖从宫中带出的字画。民国三十五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狡猾的文物商人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选出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送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发出柬约，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思泊)、徐悲鸿、启功(元伯)等专家前往审定。但是审定后发现，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人文徴明书《卢鸿草十志堂》册、宋人《斫琴图》卷、宋高宗书、马和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系真迹外，其余均是赝品。
夜半，张伯驹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游春图》、《平复帖》等稀世珍宝转手洋人，获取暴利，最好是自己与洋人直接成交，不通过第三者。但张伯驹的到来，打了个马霁川措手不及，弄得他十分狼狈。
马霁川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古董商人，张伯驹这位大人物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他亲临住地，非收不可，不卖他怕是不成啊！但转念又想，这位昔日的阔公子，为了收藏真迹国宝从未吝惜过金钱。国人洋人，管他什么人，只要给大价钱就卖。
马霁川只用数两金子垂手得来的《游春图》，竟向张伯驹要800两黄金，张伯驹知道这显然是在讹诈。如今乱世之中，自己已是负债累累，手中哪有这个数额的黄金啊！但张伯驹怕马霁川唯利是图，将国宝流落国外，就冷冷地直视马霁川，然后将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说:“马老板，此卷我是收定了！”
马霁川将张伯驹送出门，谄媚地说：“张爷走好。”张伯驹不领他的情。“马老板你可听好，《游春图》万一有个闪失，我张伯驹不会饶了你。”张伯驹回首又甩出一句。
卖家产阻国宝外流
张伯驹将此事告之好友思泊，并与之一起报告马衡院长，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事隔不几日，思泊函告: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望君妥处。
张伯驹心里忐忑不安。他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他决定亲自上阵。
张伯驹驱车到北平的文化街琉璃厂，先进了荣宝斋，坐下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绕了他。”他接着又进了一德阁、德古斋，庆云堂……每进一店铺，都是这番话。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亦很困难，又经马宝山、李卓卿的多次通融，他同意降价让于张伯驹。
张伯驹得知后，又喜又忧。喜者，《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者，《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安，几个时辰过去了，客厅里烟雾缭绕。
想来想去，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这所居宅割爱出让。这套居宅本是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华住宅。北平辅仁大学愿出2.1万美金购买，伯驹需款正急，便忍痛割爱。
他把辅仁大学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与两位中间人一起欲将全部黄金交付马霁川。可谁能料到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要另寻新主。
愤懑、忧愁、焦躁充溢着张伯驹的心胸，他扫兴而归，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当时，张伯驹因屡收宋元真迹已手头拮据，实在不好凑足这20两黄金。
夫人问清详情，宽慰道:“不用急，会有办法的。”说着，便向自己卧室走去。她打开自己的箱子，从箱底层取出一个包裹，递与丈夫说:“差人去把它卖掉。”“陪嫁的首饰，怎好卖掉？”张伯驹不禁一声惊讶。夫人不语，只把包裹递给仆人。张伯驹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终于保住了《游春图》。
果然，一个月后，就有海外人士表示，愿以500两黄金求张伯驹割爱《游春图》，张伯驹丝毫不动心。
一生珍藏捐献国家
张伯驹虽视收藏如生命，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将珍宝《游春图》献给了国家。那是郑振铎亲自赴香港收取《韩熙载夜宴图》等三件珍品的第二年春天，他又登门造访他的好友张伯驹。著名学者、诗人、小说家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与张伯驹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共同的爱好使他们结为好友。
在交谈中，张伯驹夫妇获知郑振铎已亲自将件件真迹收归故宫博物院，还未及郑振铎开口谈《游春图》一事，张伯驹就先开口了：“老朋友，如今是人民的国家，我珍藏的《游春图》也该交回人民的手中啦!”
“好，好，我们商议一下这件事。”郑振铎微笑着点头。“还有什么要商议的？”张伯驹好生奇怪。“世人皆知，《游春图》是您用一座豪华的住宅换来的，当年不是张先生收蓄下来，早就流落异邦了。它倾注了您大半生的心血。目前国家虽不富裕，但总要给些报酬吧!”
“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张伯驹强烈、真诚的报国之心感动了郑振铎，这位儒雅的学者，紧紧地握着张伯驹的手，两人都从对方的目光中读到了信任和理解，看到了晶莹而透明的泪花。
几天后，张伯驹将《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真迹和其他几幅清代山水画轴一起送到了文化部。因张伯驹坚决不要报酬，文化部决定奖励其人民币3万元。3万元人民币当时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张伯驹还了因购买字画而欠下的债务后就所剩无几了。
响应号召再献宝
1956年的初夏，新中国为建设国家发行了公债。当时张伯驹接到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的通知。会上，民政局长希望大家能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全市人民购买公债。此时的张伯驹除了尚在居住的一座宅院外，其他能卖的都卖了。他为了收藏字画，尚负债数万。
参加会议的各界知名人士积极发言，踊跃认购，张伯驹终于做出了抉择。在一个明丽清新的早晨，张伯驹夫妇再一次把《平复帖》等八件珍品，一件一件地展开。他们不停地用手抚摸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欣赏这些字画了。
这些字画犹如即将离开父母出嫁的女儿，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阵爱抚之后，又悉心地包好。夫妇俩携带珍品驱车去文化部，郑振铎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我一生所藏真迹，今日尽数捐献国家。”这位海内外闻名的大收藏家，只说了这么一句极其普通的话。在场之人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紧紧握着才艺超群、道德高尚的两位艺术家的手，迟迟不肯放开。
这些珍品陪伴着这对痴情的收藏家伉俪度过美好的时光，这也是当年的阔公子不惜倾家荡产，才免于流失海外的。这些珍品经历了战火硝烟和颠沛流离的考验，得以保存至今，记载了收藏家多少艰辛和劳累。如今，他们只有寥寥数语，却用捐献这些珍品给国家的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厚爱。
后来，国家奖励张伯驹夫妇20万元人民币，但他们分文不取。他们所捐献的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无价之宝，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献宝之举感动海内外
大千曾与朋友谈及，吾老友张伯驹兄日前捐赠故宫博物院的珍品价值连城，然他分文不取。
张大千所以如此系情，也是因为此事唤起了他的一件往事：1951年盛夏，张大千移居南美。动身之前，他突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三件墨宝：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五代从义《武夷山放棹图》以两万美金转让他喜爱收藏的一位好友。
当时人们疑惑不解，“大千为什么仅以两万美金，卖了珍藏的稀世之宝？”不久后，郑振铎专程从北京飞往香港，以原价从大千那位好友手中购得这三幅画，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张大千此举正是将他珍藏的三幅墨宝曲线送回国内。
当得知伯驹捐献后，大千心中似乎获得了某种慰藉：我虽居异国他乡，与君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珍藏的稀世国宝，终于聚首啦!
张伯驹在捐赠文物时附上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也实践了这个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