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启动35周年。随着各种成果展、国际研讨会的举办，“丝绸之路”再度成为网络热词。
琥珀印章扬州博物馆藏
琥珀从哪里来
在考古发现中，距今三千多年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商周时期的考古发掘，偶有琥珀的发现。但到汉代，琥珀逐渐增多。徐州东汉墓曾出土一件琥珀翼兽；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一枚人骑翼兽琥珀雕件；南京北郊郭家山东吴纪年墓，出土琥珀串珠5件……
对这样的考古现象，商春芳解释说：“在汉代，琥珀原料只能通过贸易或外交等手段从国外进口。在丝绸之路还未畅通之前，琥珀原料进入中原的数量非常稀少，所以考古发现较少；而在丝绸之路畅通之后，琥珀原料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考古发现自然就会多。”
那么，琥珀原料是从哪里传入中国的呢？商春芳告诉记者，从文献看，汉代的琥珀原料有一条路径是来自罽宾国，也就是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但是当地并不出产琥珀，所以它只是一个中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要想知道琥珀产地，还要再往上游追溯。
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在“大夏”国都西部100公里左右的蒂拉丘地（今属阿富汗）发现6个墓葬，其中发现罗马金币、安息银币，还有西汉昭阳镜，同时也发掘出土了一件卧兽形琥珀。
一块琥珀原料，从欧洲大陆产地，到达扬州，并非只有陆路这一条途径。
商春芳告诉记者，“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汉魏时期的琥珀还是蛮多的，主要集中在西南三省云贵川、沿海的两广地区，北方的新疆、甘肃、陕西、河北等省。单从这些区域，可以推断，琥珀进入中国的途径，即可以走陆上丝绸之路，也可能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充分说明当时汉代与国外的交流贸易路径。”
扬州发现的这枚琥珀印章，雕刻的是一枚国产的瑞兽，而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中出土的人骑翼兽琥珀雕件，则深受西方影响。商春芳认为，这不光是中西方物质上的交流，也透露出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簪花仕女图中的拂林犬
一只宠物狗从东罗马跑到了中国
这是一只不太被人注意的小狗。它被画在一座五代时期的墓室墙上。在描绘墓主人生前生活内容的画面中，它正扭头仰视一名女子。它是一条黑狗，间有白毛，四肢矮小，体胖，嘴尖，一望即知，是一条深受宠爱的宠物狗。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西工区苗北村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发现了它。而在发掘简报中，它并没有引起考古人员的注意，甚至没有给予适当的说明。
这是一只什么品种的狗？它迥异于中华田园犬的长相，引起商春芳的好奇心。她翻阅大量文献，比对了众多考古资料，最终将它认定为“拂林犬”。
商春芳告诉记者，这种“拂林犬”是唐初由高昌国进献而来，但它也不是高昌国原产。据《旧唐书》，高昌国所献雌雄两只狗，高仅6寸，长不过尺余，很是聪明，据说能“曳马衔烛”，高昌国进献时也说明了这种狗原本出自“拂林国”。“中国有拂林犬，自此始也”。
在《酉阳杂俎》中，还记录了一个杨贵妃观棋的故事，说唐玄宗将要输棋，贵妃便让小狗去捣乱，玄宗“大悦”。书里写的这种小狗名为“康国猧子”，意即从康国进献的小狗。
学界多认为“康国猧子”就是拂林犬，陈寅恪甚至认为它就是后世所称的哈巴狗。商春芳告诉记者，“猧”亦同“倭”，矮小的意思。
商春芳介绍说，自唐初进入中国后，拂林犬渐渐增多，像开国男爵、唐都督鄯州刺史元师奖家、章怀太子家、韦氏家族成员韦浩家，都曾养过拂林犬，他们也十分喜欢这种聪明的小狗，所以在死后，都将它绘制在墓室壁画上。
此外，四川名伎薛涛、河北洺州刺史卢顼的表姨，都养过或见过这种小型宠物犬。可见，唐朝中后期，这种宠物狗渐渐走进士绅之家，不再为皇家贵族专有。
唐人有《醉公子词》：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来。刬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商春芳对猧犬或拂林犬形象的认定，让我们还原唐人生活细节变得更为具象。
那么，拂林国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而康国位于中亚的撒马尔罕，是东罗马帝国到中国的重要中转地。商春芳介绍说，从东罗马帝国要到达中原，有一条历代必经的丝路通道：经中亚的康国，再到高昌，然后才能直至中原。所以这种小型宠物犬，无论是康国所献，还是高昌所献，犬名虽有不同，但最大可能都是出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拂林犬”。
当然，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动物，狮子、大象、长颈鹿等等，还有很多。
意大利画作《好政府的寓言》模仿了中国的《耕织图》
欧洲模仿中国的犁耕皇帝
一只狗，从欧洲跑到了中国；同样的，有一头牛，也从中国跑到了欧洲。
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一座名为锡耶纳的城镇的市政厅内，挂着一幅超大尺寸画作《好政府的寓言》。这是欧洲绘画史上风俗画的代表作。它以锡耶纳城的实景为环境背景，以政府理想的施政目的为内容，呈现了一幅秩序井然、繁荣富饶、和平吉祥的生活图景。
意大利的这幅画作是14世纪的作品，绘者是著名画家安布罗乔·洛伦采蒂。他大约在1290年出生，1348年去世，所处的年代，换算成中国的纪年方式，正是元代。
一头“产自”宋代的牛，怎么会在700多年前的元代，跑到了意大利一个城镇的市政厅的墙上呢？
中央美院教授李军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其著作《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中，他认为，蒙元帝国不光部分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还带来了欧亚的整体性和世界的新秩序。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东西方之间开始了频繁交流的过程。李军在其著作中写道：“蒙古征服全球的狂风巨浪，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使东西方相互隔离的藩篱，”“更多的商人，在马可波罗的传奇和裴哥洛蒂的《通商指南》的指引下，蜂拥般往来于欧亚大陆两端”。而各种版本的《耕织图》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了欧洲。这头正在耕地的牛也从中国的江南被带往了意大利，最终站在了锡耶纳市政厅的墙面上。
这只是对画面的简单模仿，而在300年后，欧洲一些皇帝也学模仿起了中国皇帝的躬耕。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会在某一天扶犁亲耕，并绘制成画卷。这个场景传入欧洲后，法国王储也学着在皇族成员和农民在场见证下扶犁耕地；德国的约瑟夫二世，在路途中，亲自请求一位农民，让自己来耕田。欧洲的皇帝们也将亲自耕田的场景做成铜版画或雕塑，大为宣传，他们希望借此促进农业经济的改善。海德堡大学历史系学者苏珊·里希特认为，“中国犁耕皇帝的示范，对欧洲这一新的统治观念发挥了导向性的作用”。
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当然不止这些。从细小的装饰花纹，到丝绸、茶叶乃至四大发明，这些都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这些物质和文化上的交流，不仅带给人们物质上的富足，还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商春芳说。
参考资料：
洛阳考古与丝绸之路人文交流商春芳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7
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李军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0
跨文化美术史年鉴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李军山东美术出版社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