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手。情报分析专家谁都想要。
一、寻访使命
1949年11月21日，对于华东特案组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被组长焦允俊私下称为“马头儿”的马处长竟然两次光顾特案组驻地，一日之间下达了两项任务。
上午九点，马头儿驱车过来先交代了一项任务，让特案组侦査一起要案。下午三点多，特案组七名侦査员齐集一堂正在分析案情的时候，外面再次响起那辆大功率英国诺顿摩托的轰鸣声。大家立刻停止讨论，焦允俊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自言自语道：“马头儿怎么又来了？总不见得再下达一桩活儿折腾咱们吧”
还真让他说着了，马头儿的确是来下达新使命的。而且这项使命十分紧急，以往有什么案子，马头儿都是先跟特案组组长焦允俊、副组长兼支书郝真儒交代，这次却把特案组党支部三成员之一支富德一并叫进了小办公室。
出乎焦允俊意料的是，马头儿交代的新任务并非侦査某一起特大案件，而是让访査一个对象，焦允俊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的头渐渐大了---访查条件不是一般的差，被访査对象的姓名、年龄、体态、相貌、籍贯、学历、职业都不清楚，更别说住址了。只听说此公是中国人，曾经出洋留过学（去的哪个或者哪几个国家、学的什么专业都不清楚），曾在沪上做过药业掮客（中西药也不清楚），抗战前及抗战期间曾与国民党“中统”、复兴社特务处以及后来的“军统”、美国海军情报局、日本黑龙会、共产国际和中共等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有交往，其最突出的特长是对各类情报的研判，据说准确程度颇高，是情报界公认的情报研判专家。
由于此人经常参与各方的情报研判，接触的情报人员既多，知晓的情报也多，渐渐就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但没有听说过此人加入某方情报组织的消息，倒是经常有情报人员听说某方向此人买过情报。此人情报生涯的巔峰是在1940年到1944年期间，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日本扶持下组建伪南京国民政府，汪氏出任伪政府的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除公开聘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府顾问外，还秘密聘请了一中一日两名私人情报顾问，其中的中方顾问就是此人。这两名顾问都使用代号，日本顾问叫“南山”，中国顾问叫“北湖”。为叙述方便，以下就用“北湖”作为对这个被访査对象的称谓。
抗战胜利后，北湖突然失去了影踪。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大张旗鼓惩治汉奸，北湖既是汪精卫的私人顾问，哪怕仅仅是挂了个虚名，也应该列入汉奸名单予以缉拿，如果缉拿不着，则会登报通缉，如果国内找不到，则会把侦査触角延伸到海外。一些比北湖名声小得多的汉奸均被“中统”、“军统”或各地警察局捉拿归案，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不少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些被判处徒刑的，在中共执掌政权后依旧在监狱服刑。可这个北湖却不在国民党情报部门或警察部门的通缉名单上。
这一点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上一些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人士的注意，曾有人在报上发文对此提出质疑，但立刻受到当局的警告，于是此类稿件再无任何一家报纸敢刊登。对此感兴趣的人们私下议论，猜测此公可能已经被“军统”戴老板下令密裁。可是，据中共方面掌握的情况显示，北湖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通过数条渠道辗转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过国民党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有些情报被中共高层认为“很有价值”。据此分析，北湖不但还在世，而且一直到1948年初冬淮海战役期间仍在从事秘密活动。当然，既然北湖跟各方情报机构都有关系，那么他很有可能在向中共方面提供情报的同时，也向国民党方面提供情报，甚至为美国、苏联的情报机构服务。因为北湖不但是一位情报判研专家，也是一个情报贩子。
之前北湖向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并未由华东社会部的情报人员经手，他们对这个神秘角色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况直到前一天一位北京首长来沪才发生变化。这位首长来自中央社会部，奉李克农部长之命向华东社会部交办一桩任务：设法寻访北湖其人。
随着建国后社会形势的日趋稳定，新中国多方面的工作都开始走上正轨，根据中央精神，接下来将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审干工作——对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进行政治审査，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也便于清理少数有历史问题甚至是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分子。因此，需要知情者提供材料，这些知情者包括敌对分子、民主人士，也包括曾在中共阵营内后又因故离开革命队伍的人员以及其他中性人物。在中央社会部列出的第一批此类人员的名单中，北湖名列情报系统榜首。但是，此人在1948年底就失去了影踪。
当然，寻访北湖还有另一个意义更加深远的目的：鉴于建国后情报战线面临许多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我们国家急需加强对情报人员的培训，提高情报工作者的业务素质特别是情报研判能力。相信如果寻访到北湖其人，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无疑颇具作用。至于为什么要在华东地区
寻访，那是因为根据手头少得可怜的那点儿不知真假的材料判断，华东地区特别是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在内的长三角地带是北湖以前活动的主要区域。雁过留声，人过留踪，他在该地区活动了大约二十年，总该留下丁点儿痕迹的。因此，北京方面把该使命交由华东社会部执行，华东社会部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又把这一使命下达给特案组。
焦允俊马上撕开一包，叼了一支点燃，咂摸咂摸滋味，吐出一团烟雾，感叹道：“当领导就是好，这烟……”忽见郝真懦皱起眉头，怕他上纲上线，便把下面的话又咽回去了。
支富德说：“同时上只怕力量不够，别到时候成了驼子跌跤---两头不着实。”
焦允俊不住点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郝真儒看着他：“这么说，你是同意老支的观点，先把上午接的那个案子往旁边放放”
焦允俊又大摇其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对老支的观点进行科学评判。”
“那你的意思是……”
“我无所谓，反正都是革命工作。如果一定要我明确表态，那我倒是赞同两桩活儿一起上的。想想吧，一个七人专案组同时干两件活儿,一件是华东地区的大案，另一件是寻访一名曾经
在情报界呼风唤雨的神秘人物，这都是可以留下不平凡记忆的活儿啊！将来俺老焦同志百年后，儿子、孙子，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把我这个革命祖先的业迹代代相传……”
郝真懦听他越说越不着调，马上拦住：“你这种念头不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倾向，简直就是家族英雄主义!”
焦允俊知道自己这位搭档不吃逗，点到即止，不再胡扯：“言归正传吧，反正都是干活儿，一桩也是干，两桩也是干，肯定要分工的，把人分为两拨不就得了。老支你说是不是”
支富德一向言语不多，当即点头表示同意。郝真儒说：“那就这么定了，两桩活儿同时进行。虽然有难度，但我相信，凭咱们集体的力量，凭咱们以往克服各种困难破获那么多大要案的经验，我们有信心圆满……”
焦允俊怕他像政治指导员似的说下去没完没了，赶紧打断：“行了，这事就这样定了。老郝您说得累了，歇口气儿，往下讨论分工，那就是我焦组长的活儿了。”
几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上午那起大案由郝真懦、支富德、沙懋麟、张宝贤四人侦查，寻访北湖的任务由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负责。当然，分工不分家，哪一拨先完成，就去支援另一拨。分派完任务，焦允俊笑道：“老郝，看来十有八九是我这一拨支援你那一拨了。”
郝真儒不服气：“别得意.难说!”
焦允俊随即把马头儿请进来，马头儿对支部会议的决定很满意。马头儿离开后，焦允俊对那二位说分工不分家是口号，实际工作得按照组织规定进行，咱们首先就是分家。两拨人的办公室得临时调换一下，各干各的活儿，互相不能透露案情，当然，必要时我们支部三个成员可以沟通。郝、支两人对此都表示赞同，于是说分就分，两拨人马分别在一楼二楼办公，互不干扰。
当晚，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开会分析案情。焦允俊先把下午马头儿交代的内容一五一十复述了一遍，说我们这一拨该有个名称，就叫
“寻访小组”吧。然后分析案情，各人发表看法，都觉得北湖其人实在了得---
从中央社会部提供的情况来看，这人并不属于民国时期在长三角（主要是上海滩）活动的中外任何一方势力，可能受过情报判研方面的训练，也可能并未受过训练，纯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爱好自学成才，同时还客串非职业性的情报贩子。尤其是最后一点，这种非职业性的情报贩子在当时的上海、南京、杭州以及苏南城市中普遍存在，巡捕房的包打听、警察局的便衣、旧军队的侦缉员以及铁路、码头、旅馆、饭店、医院、公交、邮电等行业的从业者，甚至到处可见的乞丐、瘪三，这些人中都不乏向各方情报工作者有偿提供情报的，而且是一批相对固定的人员，只不过他们业余工作的业绩没有北湖那样辉煌。当然，不论北湖再怎么辉煌，也只是一个个体户。使焦允俊等三位感叹的是，这个个体户从一开始涉足该行业，竟然就如同专业情报人员那样严格恪守职业准则---隐蔽自己。
三人一番讨论下来，很快就形成了工作思路。
第三，马头儿还提到过，北湖曾在上海干过药业掮客，这也是一条线索，可以向药业公会的老人了解一下。
二、获取线索
次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去找陈璧君外调。
抗战胜利后，陈璧君在广州被“军统”特务成功诱捕，于1946年4月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先后关押于苏州狮子口监狱、苏州长春巷吴县看守所、苏州司前街看守所，江南解放后，陈氏于1949年7月1日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女监服刑。
关押期间，陈璧君继续保持着她那副悍妇做派。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后，人民政府根据政策，充分给予她人道主义待遇，同时予以思想教育。1959年陈氏病逝于监狱前，思想认识已有很大转变。但焦允俊三人去监狱外调时是1949年11月，其时她因长期反共.最终却落到共产党手里，抵触情绪颇大。之前，曾有公安系统的办案人员前往监狱对其进行外调，以便査淸某个历史案件或某人的历史情况。陈璧君却是能推则推，总以年龄大（五十八岁）或生病影响记忆为由，拒绝回答。此番华东特案组三侦査员过去，听狱方介绍了陈氏的情况后，孙慎言、谭弦对能否得到陈璧君的配合感到担心，焦允俊倒是信心十足，说不瞒二位，我咋晚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半宿没合眼，一直在考虑对策，现在我老焦已经有了方略，一会儿看我的就是！
孙慎言、谭弦知道老焦的手段一向了得，料想这不是虚言，当下也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可接下来却是大失所望。陈璧君被管教员带进办公室后，尽管焦允俊对她很是客气，一口一个“陈女士”，可人家对他们三个却是冷目相视，淡淡问三位有何见教。焦允俊说有点儿亊情想请教陈女士，事情不大，跟陈女士本人也并无关系，然后就说到了北湖。陈璧君却是摇头，说我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焦允俊解释说此公是当初汪精卫特聘的私人顾问，话音刚落，陈璧君勃然大怒，说汪精卫三个字是你们这些小子叫的？
原来，尽管坐了牢，陈璧君待人接物还是有一套规矩的。凡是前来找她外调的，不管是什么级别，对她本人的称谓应该是“汪夫人”，次之则是“陈女士”，对汪精卫的称谓则是“汪先生”、“汪主席”、“汪院长”，如果来人是年纪大些的老派人物，称“兆铭先生”也可以（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精卫系其笔名）。如果不这样称呼，陈氏就会发火。对此，她还有一番歪理：如果你们是以政府公务员身份来讯问我的，可以直呼其名；但如果是来外调的，那就必须尊重我的人格和长期形成的习惯，否则，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这是我的自由——有哪条法律规定在押人犯必须接受外调、必须提供情况的（这样的规定当时还真的没有)？
往下的结果可想而知。焦允俊想了半宿定下的“方略”亳无作用，最后铩羽而归。回去以后，焦允俊想想不甘心，说汪精卫身边又不是只有这婆娘一个人，她不肯配合调査，难道别人也不配合？孙慎言、谭弦都点头称是，除了陈璧君，理应还有其他的知情人。
特案组要打听的事儿，只要渠道对路，很快就会有结吳，当天午后，从黄浦分局传来消息，说有一个叫屠三眉的在押人犯，汪伪时期当过汪梢卫的“侍卫官”，现关押于黄浦分局看守所。
谭弦不禁好奇地问：“这个名字有点儿怪，难道这家伙长着三条眉毛”
焦允俊说：“长三条眉毛还能当得上侍卫官？那么醒目的特征，不适宜从事此类职业。”
果然，屠三眉只有两条眉毛，相貌与正常人无异，如果把他放到南京路人群里去，估计一转眼就辨别不出来了。不过，这人毕竞有特殊经历，往门口一站，就看出坐着的三位气度不凡，进来后一个立正：“报告长官，罪犯屠三眉，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出身，曾在反动军队当过中校团长，抗战时失足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因与'军统’大特务戴笠相识，受其包庇，未曾入狱，以经商为生。解放后，人民政府明察秋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于9月29日将我抓获归
案，现等候处理。在下罪有应得，心甘情愿接受任何惩处。如蒙政府法外施仁，网开一面，余生愿为共产党、人民政府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这番言辞听得谭弦目瞪口呆，寻思这犯人怎么这样能说会道。焦允俊却知道这是旧军人惯常的套话，当不得真的。为把气氛弄得轻松些，焦允俊冲他摆摆手：“请坐！嗯，你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有人以为你长了三条眉毛呢。”
“报告长官，在下出生时确实有三条眉毛，故先父给起了这个名字。后来，印堂上方那条眉毛随着年龄增长渐渐退掉，到九岁时全没了。”屠三眉一边回答，脸上显现出一种不解的神情，估计在寻思这些人怎么对自己的眉毛那么感兴趣。
焦允俊让对方放松下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就跟他聊起在汪精卫身边担任侍卫官的情况。屠三眉果然是当侍卫的料，回答的内容确切到位又不显得啰唆，使焦允俊了解了一些关于汪精卫的安保、办公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况，他觉得这种了解对今后的调査或许有些用处。一番交谈下来，侦査员感觉差不多了，便问起汪精卫聘请的私人情报顾问之事。
果然，屠三眉点头：“有这事。那是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前三天决定的，一共聘请了两名，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日本人的名字我知道，叫中岛阿太，汪精卫称呼他'南山君’。后来也见到过两次，是个五十多岁的瘸腿小老头儿，听说曾经是日本陆军中将，但那时已经退出军界，在经营洋行。另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汪精卫在别人面前曾经提到过他，称他'北湖先生’。”
三侦査员都觉得找对了人，这种内情，如果不是在汪精卫身边的人根本没法儿知晓，此刻连编都编不出来的。可继续往下问，屠三眉却说他就知道这些。焦允俊寻思，这主儿多半是想讨价还价，这也难怪，旧军官加汪精卫的侍卫官，跟戴笠又有私交，解放后不逮他逮谁？一旦被捕，有关方面对这种双料货没有三年五年的审査是不可能定案的，定案后判刑也是肯定的，判多判少
就难说了。屠某肯定知道他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势，所以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主动与政策贴近，要是能弄个立功，那肯定会少判几年刑。而特案组这边，由于任务重大，来了个倾巢出动，屠某一见这架势，难免有“身价倍增”之想，于是就想讲斤头谈尺寸了。
焦允俊暗忖，谈总比不谈好，那说明后面可能有戏。借用沪语来说，屠侍卫官“门槛”太精（源自洋径浜英语，英文monkey的谐音，“门槛精”的意思是像猴子一样机灵），明明想占个便宜，自己却不说，还要外调方主动宣讲政策，然后才肯顺竿上。不过此刻也没有办法，只好宣讲一下了。
当下，焦允俊就把其实屠三眉已经知道了的政策简单说了一番。屠就有了爬竿而上的机会，问如果他提供了线索，是否属于立功行为。焦允俊说这个自然，但前提是线索必须有效，否则你这番表现叫自讨没趣，如果你故意误导，那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了，不但不会减轻处罚，量刑时还会足尺加三。
一番话说得屠三眉连连点头，然后就提供了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材料——当年在汪精卫身边当侍卫官的时候，他曾两次见过北湖。第一次是在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当时汪已经决定出任伪政府首脑，一整套安保系统都仿效蒋介石，正在组建侍从室，屠三眉是第三个报到的警卫。报到后，陈璧君通知他不称警卫，而是叫侍卫官。那时汪精卫夫妇还住在上海早年由法租界当局越界筑路辟建的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筑路后实际上由法租界控制和管理，沪上坊间通常也将其视为法租界范围）的汪公馆，距波兰领事馆不远。
那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汪公馆大门，在院子里停下后，车灯和院内的灯光几乎是同时熄灭的。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中等个头儿的人，一身黑西装，皮鞋也是黑色的，头上戴的黑呢礼帽压得很低，几乎把架在鼻梁上的那副墨镜都遮掩了。使屠三眉觉得惊奇的是，这人戴的那个大口罩也是黑色的。这个“黑人”由已经等候着的汪精卫的秘书引领进入室内，屠三眉随后跟进，却在办公室门口被秘书一个手势阻住了脚步。秘书随即也退出来了，和屠三眉一左一右坐在办公室门前走廊的椅子上。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41年初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其时汪精卫已经住在南京的颐和路34号公馆，那是由其连襟、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赠送的。那天晚上轮到屠三眉值班，晚饭后，汪精卫吩咐说，晚些时候北湖先生要来访，让屠关照厨房准备夜宵，简单点儿即可，北湖先生喜欢吃面条，就准备鸡汤面吧，下得硬一些。屠三眉即去厨房安排，但他根本没想到所谓的北湖先生就是上次在上海拜访汪精卫的那个“黑人”。
正好这时秘书进来，听了屠的报告，马上三步并作两步赶出去迎接了。
客人全身被黑色花呢风衣裹了个严严实实，戴一个大口罩，茶色眼镜，这种严严实实提醒了屠三眉，他当即想起去年在上海法租界汪公馆见过的那个“黑人”。这次，屠三眉尽管没见到客人的真容，但听见了北湖先生的声音。
北湖先生进入汪精卫的办公室不久，厨师把夜宵送来了。按照规矩，厨师只能把夜宵送到办公室门口，由侍卫官送进办公室。屠三眉端着托盘进去时，再次领教了客人的神秘。汪精卫亲自给他沏的一杯茶放在茶几上，一看就没喝过，而客人竞然还戴着口罩！托盘放到茶几上，客人点头，说了声“谢谢”，那口音带着浙东韵味。
屠三眉离开汪稍卫办公室时，接班的另一侍卫官陈鸣已经在门外站着了。两人去隔壁的侍从室交接班……焦允俊听得刚来劲儿，屠三眉却像是踩了一脚刹车。焦允俊追问：“往下呢”
“往下？往下我就下班了，去隔壁宿舍休息了。”
焦允俊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微叹了一口气：“唉，老屠啊，这可就怪不得我们不给你机会了。你提供的情况于我们要找到北湖这个人显然于事无补麻，怎么算你立功呢”
焦允俊冷笑：“嘿嘿，当时的京沪线（即后来的宁沪线，蒋介石政府定都南京，故将宁沪铁路称为'京沪线'）也停靠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车站，即使北湖是乘这趟车抵达南京的，也不能说明他肯定是在起点站上的车呀，你说是不是”
原以为对方闻听此言肯定会满脸沮丧，哪知屠三眉稍稍一怔之后，突然露出笑容，摸了摸脑袋说：“哎，这位长官，您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后来我听说那个北湖先生可能是住在苏州的。”
据屠三眉说，1942年5月下旬，确切日子好像是23日，汪精卫去苏州检阅“淸乡成果”，下榻于蒋介石在苏州的别墅“蒋公馆”。屠三眉当时奉命去杭州出差，没有随侍，陈鸣去了。陈鸣是陈璧君的亲戚，虽然跟屠三眉一样是侍卫官，所领的薪饷也是一样的，但汪精卫对他比对其他侍卫官亲近一些，下意识的防范也少些。后来屠三眉听陈鸣说，当晚汪精卫吩咐秘书通知北湖来一趟其下榻处，有事相询。陈鸣和屠三眉一样，对曾经夜访南京汪公馆的北湖有一份好奇心，所以就留了心。
当然，汪精卫身边的侍卫官都是受过纪律教育的，专门由日本人给他们上过课。陈鸣不会刻意去留意什么，但如果机会送到眼前，他也不会放弃。那天正好他当值，自然就是一次机会。当天午夜，一辆马车载来一个客人。当这个客人从竹丝编织的篷厢中钻出来时，陈鸣暗吃一惊对方竟是一副中东人的装束，身穿长袍，头上蒙着白色围巾。下车后此人谁也不看，快步进入厅堂，随秘书上楼去了。那辆马车随后调头驶出大门，这边的警卫不知道那“中东人”离开时是否仍旧坐这辆马车，但既然对方没有事先告知，他们也不开口相询，打开大门任由其离去。
片刻，有人敲门。警卫开门一看，竟是两个日本兵，嘴里哇啦哇啦一连串日本话。一干警卫都不懂日语，便去请留学过东洋的陈侍卫官出来应付。陈鸣到门口跟日本兵一搭腔，得知他们是夜间巡逻队，今晚接到城防司令部命令搞戒严演练，此刻正是戒严期间，故在前面拐弯处拦下了一辆马车，要把车夫逮捕。车夫比画着说他是拉客人到蒋公馆来的，蒋公馆是何处所，日本兵当然是知晓的，因此前来核实情况。
三、遭遇盯梢
离开黄浦区看守所时，焦允俊三人的神情与先前走进大门时迥然不同，谈不上神采飞扬，但轻松是显而易见的。
不出所料，在药业公会没有打听到北湖的情况，焦允俊做了一番安排，随即与孙、谭二人一起赶赴苏州。当天晚上八点多，三人抵达苏州，住进了祥符寺巷一家叫“怡红楼”的中档旅馆，这旅店的名字实在别致，听上去容易使人误以为是烟花场所。次日，11月23日上午九点，三侦査员去了苏州市公安局。当时各地公安机关都有负责接待外埠同行来本地调査以及办理案件的临时部门，名称基本都是“交办组”、“协办组”之类，苏州这边叫“协办组”。市局秘书科马科长看了盖着华东特案组印鉴的介绍信，自是热情。听了侦査员的外调目的，马科长说有名有姓有职业那就好办，当下通知协办组组长殷德胜配合调査。
当下，三人步行前往派出所，核实了吴子扬的住址，孙慎言、谭弦都以为会立刻奔吴宅，哪知焦允俊却不慌不忙。从派出所出来，他朝两人丢了个眼色，示意两人少安毋躁。三人在街上转了一阵，看看已是午餐时分，焦允俊说前面就是苏州有名的观前街，我们去那里找家上档次的面馆吃面。.
吃饱喝足，焦允俊说咱们回旅馆休息吧，睡—觉再说。三人又步行回了“怡红楼”，进房间后，焦允俊示意关闭门窗，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盯梢”两宇。谭弦大吃一惊，一双眼睛瞪着特案组长，嘴唇微张，像是噙着一个问号。孙慎言微微一笑，悄声道：“我在面馆就觉得情况有异，确实有人盯上咱们了!”
焦允俊生性机警，接受过专业训练，还有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早已养成了“睡觉也只闭一只眼”的职业警惕。这种时刻准备遭遇不测的意识已经成为一种人生本能，随时随地都会发挥作用。每次接受任务后，他都要暗暗提醒自己：伙计，注意啦，没准儿就会遇上危险，稍有疏忽性命难保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只要一离开特案组驻地，他就浑身蓄劲，表面上依然嘻嘻哈哈，实际身上的每根神经都绷着呢。
昨天傍晚登上赴苏州的火车，焦允俊的这份职业警惕又被激活了。当然，作为资深情报工作者，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为自己设立一个假想敌。特案组所负使命来自中央社会部，由华东社会部正式下达调査命令，在保密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通常说来不会出现被人跟踪或暗算的可能。可是，通常不是绝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焦允俊从不会因侥幸心理放松警惕。昨晚人住“怡红楼”之后，焦允俊在旅馆里里外外转悠了—圈，没发现可疑迹象。上午去市公安局时，一路上照例暗暗留意，也是一切正常。不料，在平江路派出所了解完情况刚刚出门，就发现有一个三十余岁的妖艳女子在马路对面人行道上与他们三人并行。初时他并没特别在意，可是，拐了两个弯之后还是如此，焦允俊就不得不往跟踪方面_去猜测了。
他决定测试一下，路过一家鞋帽店时，他招呼孙慎言、谭弦一起入内看了看，还让店员拿出—双球鞋试穿，最后当然没有买。出门时四下一扫，没见那个女子，寻思可能自己过于警惕了，人家不过是碰巧跟他们同行了一段路而已。哪知，从鞋帽店出来不过两三分钟，那个女子又出现了，这回是在马路同一侧，在他们身后大约十米远的距离尾随。焦允俊断定那女子是在跟踪无疑，心里不惊反喜：正愁找不到线索，你这一跟踪，不是把线索送上门来了吗？
凭经验.他料想对方既然决定跟踪，那就是已经基本确定他们三个佯装游客的主儿的真实身份是便衣了，跟踪的目的不可能是为了证实他们跟公安局有联系，而是还要往下深入了解，看他们接下来会去哪里，想干什么。所以，焦允俊并不担心对方会就此罢休。不过，既然被跟踪，就不能径直去找古玩商吴子扬外调了，得先揪住眼前这条主动冒出来的线索。
带着孙、谭两个转悠了一阵，对方盯梢依旧，但盯梢的人换了，不再是那个妖艳女子，而是一个四十来岁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子，一米七左右的个头儿，长得很壮实，一张国字脸上的五官比较端正，两道扫帚眉下的那双眼睛里时不时有煞气闪过，应该不是善茬儿，弄不好是杀手一类的角色。和先前那个妖艳女子一样，这人很明显没有受过跟踪方面的职业训练，凭焦允俊的手段，可以轻而易举甩脱对方，或者干脆将其拿下。但此刻焦允俊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寻思这对男女背后多半还有人，把对方的情况弄清楚再动手也不迟。
再者说，既然是对身负重要使命的特案组侦査员进行跟踪，对方应该也不是凡品，可这对男女的跟踪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那就有可能是对方临时利用的角色，说不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上家是谁。如果贸然出手把这个扫帚眉连同之前的妖艳女子拿下，也就不过证实了猜测，后面的戏估计就停演了，那岂不可惜？因此，焦允俊决定按兵不动，和孙慎言、谭弦吃过午饭，又一起溜达着回“怡红楼”休息。
那么，下午是否要去走访古玩商吴子扬呢？焦允俊分析，如果去的话，对方肯定仍会跟踪，虽然采取反跟踪措施可以轻易摆脱，但这就等于告诉对方已经发现他们跟踪了，没准儿就把他们吓退了。所以，走访吴子扬的事还得往旁边放一放，而且还要通知老殷那边暂且不去找吴子扬了，也不必跟分局或者管段派出所联系。至于特案组侦査员遭到跟踪的情况，更没有必要向这边的同行透露。
下午，三侦査员去了趟市局。果然，路上又受到了那对男女的交叉跟踪。焦允俊生怕另二位露出破绽，事先反复关照他们千万要注意，那二位自是严格遵守特案组长的命令。可是，接下来却发生了令侦査员不解的情况：他们在市局跟老殷喝着茶聊了半个多小时，告辞离开时，那两个交叉跟踪的男女却不见了，也没发现有其他人跟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深夜遇袭
事有蹊跷，焦允俊等三人难免心神不宁。转眼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孙慎言、谭弦都说没胃口，不想吃。焦允俊说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没必要弄得这么纠结，饭总是要吃的。这样吧，你俩不用出门了，我也不出门，招呼账房差一个伙计去叫外卖，弄点儿馒头，再来一锅汤，就可以凑合一顿了。
一会儿，馒头和汤送来了。那二位中午吃的面条早就消化殆尽，这会儿闻到香味儿，腹中立刻“咕咕”作响。可焦允俊却不让他们吃，连
汤也不能喝。特案组长平时表面上嘻嘻哈哈，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其实一向心细如发。此刻人生地不熟，又碰上蹊跷情况，哪敢大意。对眼前这份外卖，他不敢掉以轻心，当下掰了半个馒头，在汤里浸了片刻，走出房门穿过院子（他们的房间在旅馆后一个独立小院里先前出去时他看见外面天井里拴着一条土狗，即如今唤作“中华田园犬”的那种，此刻，他的主意就打在这条狗身上。
孙慎言、谭弦见组长这么谨慎，一颗心也提溜起来了，说咱们得机灵点儿，万一发生啥事儿，比如让歹人把门从外面锁上烧一把火什么的，那岂不给一锅儿端了！焦允俊说没事，咱们只管睡觉，明天早点儿起床，出门找家面馆吃了早饭，直接去吴子扬家登门拜访，顺利的话，中午就可以上火车动身回上海了。
那二位对焦允俊一向信服，见他若无其事，也就放下心来。这时，外面浙淅沥沥下起了小雨，风也渐渐大了，寒气透过门窗缝隙漫进来，让人忍不住打冷战。焦允俊说关灯休息吧，三人遂上床睡觉。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跟环境有关系，这里先介绍一下三个侦査员人住房间的位置。“怡红楼”是一幢两层楼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再往前便是临街的大门，古色古香的门框上方挂
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红木匾额，“怡红楼”三字写得很有韵味，据说出自前清苏州知府吴云书之手。那两层搂房便是旅馆的客房，上下各有二十间。楼房后面有个天井，中间一道有月亮洞门的影壁把整个儿天井分成前后两块，前块两侧是厨房，后块两侧是库房。
后天井再往里还有一个小院子，称为后院，里面有一间平房，据说以前是旅馆老板郭元庆为一生笃信佛教的妻子颜氏设置的修炼专用场所。颜氏病逝后，郭老板把该处辟作一处独立客房。据说因发生过“闹鬼”事件，被同行四下传播开去，渐渐一些知晓这一情况的旅客就不愿意入住了。郭老板倒也干脆，立马降价，但凡有三四个结伴旅客来投宿的，便向人家推荐该客房，房价打七折，而且会向人家讲淸楚为何打折。胆小的旅客自然闻而却步，但也颇有些胆大的旅客不在乎，因为价格便宜，反而争相要住，有时后院客房的人住率甚至高过前面的客房。
焦允俊三人来登记住宿时，出示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出差介绍信。当时郭老板正在账房间，见他们有三位，便推荐后院的那间七折房，亲自领他们去看。侦査员见乃是一处有围墙、大门隔断的独立小院，真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对于出差在外的特案组侦査员来说，这是最合适的住处，既安静便于休息，又可以在房间里商量案情。至于郭老板所说的“闹鬼”，三人根本不屑一顾。
当下，三人紧闭门窗，上床安歇。夜渐深，雨渐下渐密，风势也渐渐增强，风声雨声掩盖了其他声响。那条土狗起初还不时吠叫几声以显示自己正在履行职责，后来干脆就没有声息了。如果现在随处可见的摄像头穿越到1949年安装在后院门外，就会摄下发生于午夜后的那一幕——
风雨中，前后天井中间影壁的月亮洞门边沿露出一颗脑袋，镜头拉近，可以分辨出那就是白天眼踪特案组侦査员的两个家伙之一“扫帚眉”。这主儿窥探片刻后，闪身进入后天井。那条在库房前的一堆破烂物件底下避雨的中华田园
犬发出狺狺之声，从破烂下面钻出来，却不上前向“扫帚眉'示威，而是退入侧后方的库房门口，借库门上方伸出的棚檐避雨。紧跟“扫帚眉”而入的一个四十多岁身穿黑衣的精悍小个儿男子立刻甩出一个肉包子，土狗闻了闻，继而低头吞食。这畜牲吃得正津津有味，“扫帚眉”拿着另一个肉包子伴装友好走到近前，双手倏地一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掐住了土狗的脖颈。后面那个黑衣小个子一个箭步上前，一刀将土狗结果。
解决土狗后，二人在湿漉漉的狗身上擦去沾上的狗血。黑衣小个子几步来到后院墙前，耳朵貼着院门探听里面有无动静，稍停，冲身后摆摆手。“扫帚眉”二话不说，就地一个上跃，两手攀住墙头，一个引体向上，轻而易举翻墙进院，开院门让同伙入内。两人移步至侦查员人住的客房窗前侧耳倾听，里面传出不同频率的呼吸声，估计房内的旅客睡得正酣。黑衣小个子瞟了一眼黑暗中的同伙，“扫帚眉”已掏出手枪对准房门口，黑衣小个子则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
那个年代安装窗户玻璃，都是在窗框内侧钉钉子，然后以油灰（即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密封，只要把油灰刮掉，拔去铁钉，就能轻易卸下玻璃。看来黑衣小个子精谙此道，他把小瓶里的油涂在窗玻璃四周，使业已干硬的油灰变软，然后用刚才解决土狗的那把尖刀撬下油灰，卸下玻璃。窗内低垂着的布质窗帘被外面的风一吹，向屋内鼓荡起来，被他一把抓住。
可是，这回他们却遇上了厉害的对手。黑衣小个子把他那双不知沾过多少人鲜血的罪恶之手伸入窗子，两个灵巧的手指头摸索到窗子的插销，正要拔开，手腕突然被一只孔武有力的手掌一把攥住，立刻下意识地要挣脱。他是练家子，手上那把劲在老家也是出了名的，可此刻却像是被一把老虎钳钳住，只觉得腕骨钻心地痛，接着，这份疼痛就算不得什么了，对方的另一只手也上来了，竟然硬生生拗断了他用来拔插销的两个手指头！还没等他喊出声来，—副手铐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将受伤之手铐住，另一头则被铐在焦允俊随手从旁边角落抓来的实木衣帽架上。
随着黑衣小个子刺耳的惨叫声，房门猛地打开。突然的变故让“扫帚眉”手足无措，下意识对准房间里开了一枪。但开门的孙慎言本系武工队出身，黑夜执行使命不下十几次了，经验丰富，打开房门后立即闪身躲到一旁。“扫帚眉”正要打第二枪，焦允俊先开火了，因为要抓活的，所以是冲下肢开的枪。枪响过后，伴随着“哎呀”一声，“扫帚眉”左膝中弹倒地，随即被从屋里扑出来的谭弦按在地上，双手死死攥住了他持枪的右手。不料这家伙蛮力惊人，单手挣扎，竞然把谭弦上半个身子都顶了起来。直到孙慎言过来一脚把那支“南部九四”式手枪踢飞，又一脚踩住了他的另一只手，这才喘着粗气极不甘心地被扣上了手铐。
这时，焦允俊提着从黑衣小个子那里缴获的“南部二六”式转轮手枪过来了，把枪递给谭弦后说了声“先把他们看住”，随即出门而去。一会儿，焦允俊押若一个披头散发哭哭啼啼的女人返回来。孙慎言、谭弦定睛一看，就是白天跟踪他们的妖艳女子。他们不禁感到奇怪：老焦怎么知道这个女人也下榻“怡红楼”的？
焦允俊把缴获的两支手枪拿在手中把玩，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就凭这么两支破枪你们就敢来行剌？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老子如若没有这份警醒，还敢干这一行？你们白天跟踪、下午入住旅馆，哪样瞒得过我的眼睛？
特案组长绝对不是在吹牛。先前对方突然停止跟踪，焦允俊多少有些意外，寻思对方要是换个什么法子在暗中盯着的话，那倒是有点儿麻烦。他让孙慎言、谭弦少安毋躁，自己出去叫外卖时，路过账房间，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对方先前巳经跟到过旅馆，会不会干脆入住，准备就在旅馆对付咱们三个？
这样想着，他就进了账房，对账房先生说跟另外两人约好的，今明两天他们会在贵号跟我会合，不知刚刚是否有新旅客入住了？账房先生先前给他们办理住宿登记时已经知道他们是上海公安，对此类公家人自是热情，当下直接把登记本送到他面前。焦允俊一看，下午来登记入住的旅客中，有两男一女所持出差凭证盖着平原省濮阳道口区一家商号的店章，入住前面楼房二楼的207客房。那是一个三人客房，虽有三张床，但没有套间，两男一女人住其中，就显得有些古怪了。况且，那家商号竟然一下子出动三个人到同一个地方跑生意，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这又是一奇。
焦允俊便向账房先生打听那三位是怎么个年龄模样。当时旅馆的账房先生，其他特长可能没有，但若论打算盘和记人面孔体态，可与当铺朝奉并驾齐驱。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那时候开旅馆的必须时不时应付以査账査贼査户口为名登门敲诈勒索的税务官、警察或保安团，一个不对没准儿就被封店抓人，破了财还不一定消得了灾。因此，他们对陌生人的长相都有一种人木三分的洞察力，记性也好，几乎是过目不忘。眼下焦允俊询问的账房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一来二去就把那三个旅客的一应特征说得清清楚楚。
两男一女中的妖艳女子和“扫帚眉”不就是跟踪他们的那二位吗？焦允俊不由窃喜，如此看来，对方是要跟侦査员拉近距离，不但跟踪，还干脆住到一家旅馆。他们的企图是什么呢？往“和平”的方向去想，无非是明天跟踪时方便些；往“暴力”方面考虑，那就是要对侦査员下手了。焦允俊不知对方会采用哪种方式对付他们，从干他这一行的思维来考虑，自然得往“暴力”方面做准备。
焦允俊知道自己今晚肯定睡不好了。对方是三个，这边他们也是三个，三对三，应该不成问题。但焦允俊不想把孙慎言、谭弦弄得睡不好觉，所以没对他们露出口风，只是让他们安心睡觉。干特案工作的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高度警惕，那二位见焦允俊和衣躺下，也就跟着仿效。不过，他们倒是真的睡着了，而且还睡得很熟，特别是谭弦。直到焦允俊听到外面的动静，将二人悄然唤醒。两个刺客本来是行剌来的，却遭遇了剧情大反转，被侦査员生擒。
五、阴差阳错
对三个被捕者的讯问是待两个受伤者从医院回来后才开始的。焦允俊说那个女的一看就是跟班，受人指使，人家让干啥就干啥，可以暂时不管她。我们先审“扫帚眉”，然后是黑衣小个子。我和小谭负责讯问，老孙你负责看守人犯。
焦允俊原以为“扫帚眉”貌似莽汉，心机不至于很重，在三人中应是老二，老大则是那个目光明沉的黑衣小个子，所以“扫帚眉”应该好对付。哪知一向心思缜密判断精准的特案组长竟然走了眼，“扫帚眉”玩起了零口供，不管问什么，他都像个哑巴似的不开腔，甚至连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都不漏一字。焦允俊不想这样折腾下去，只好先把他放在一边，跟那个黑衣小个子聊聊吧。
果然，一支香烟递上去，又给对方点了火，那主儿深吸了一口，脸上显出一种忍受力已经达到极限行将崩溃的神情，目光里的那份阴鸷竟然荡然无存。待到焦允俊又把一杯水递上去，那小个子竟然主动开口了，说兄台有甚要问的，兄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黑衣小个子名叫阮大成，平原省菏泽人氏，四十七岁，是当地恶霸“照天明”阮耕云的管家兼家丁头目、武术教师。抗战时当地建立中共民主政权后，阮耕云带着家人在阮大成的护卫下去了徐州。他在城里开着两家商店一家作坊，尽管老家的田地财产被民主政府没收，但靠着城里的资产照样可以过一份舒适的日子。稍后，老家伙又担任了日伪商会头目、警察局顾问，继续作威作福。阮大成跟着主子作恶，民愤甚大，当地民众对“二阮”深恶痛绝，每月初一十五都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老天开眼，赶快把这两个恶棍收去。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人们以为总算可以惩治“二阮”了，哪知，前来“劫收”的国民党官员收受了阮耕云的重金贿赂.蓄意包庇，不但没追究其汉奸罪行.反倒让其出任当地保安营长，阮大成也弄了个便衣队长的头衔。“二阮”继续作恶，组织还乡团窜回老家，大搞反攻倒算。不久，中共武装力量展开反击，还乡团长阮耕云被击毙。阮大成在混战中身负重伤，被卫士金上榜（即“扫帚眉”）救出，连同阮大成的相好、寡妇袁翠珍一起逃往安阳，投奔阮的武林师弟。
师弟是旧军人出身，抗战前就已回乡，在当地经商，开着一家槽坊。槽坊占地较大，且酿造之地少有闲人来往，三人躲在那里暂时太平无事。阮大成对那种厮杀逃窜的日子感到厌烦，看经商的师弟过得安逸，便和金上榜、袁翠珍商量，干脆留在当地，弄个合法身份，开一家店铺过一份平安日子。那二位对他言听计从，自无二话。阮就跟师弟商量，师弟说如此也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强。
于是，阮大成就从随身携带的财宝中拿出十两黄金，委托师弟办理一应事宜。师弟在当地人脉较广，很快就为他们三人办妥了户口。知道他们经不住追査，又请当地警察局伪造了户籍档案，阮大成与袁翠珍的关系是夫妻，金上榜与袁翠珍的关系是兄妹，成了阮大成的舅子。办理好一应手续后不久，当地解放了。阮大成开了一家在当地被称为“洋货铺”的专门出售小百货的店铺，做起了新政权下的合法生意人。
可是，师弟所在的安阳毕竟离阮大成的老家不到五百里地，当初阮大成身负重伤突出重围时，只想就近找一处安全的落脚地，养好伤后就要离开的。那时候安阳地区是国共双方经常拉锯的区域，别说阮大成了，就是蒋委员长也不知道过些日子这地方究竟会属于哪一方。阮大成原来的打算是，养好伤后如果还是国民党的天下，那他就出头露面，打通关节重新当个小官，否则就远走高飞。不料形势变化太快，而且于国民党方面大大不利，他的伤势也时好时坏，还感染了一场伤寒，结果连伤带病休养了很久。之后作出留下的决定时，阮大成并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大形势，待到生米煮成熟饭，他才发现五百里地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遥远。经常有操着他所熟悉的乡音的顾客前来购买商品，幸亏他不是阮耕云，否则早就被人认出来了。但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安全系数已经越来越低了。阮大成就跟师弟商量，看是否能够找一个万全的法子。
裘髙山是苏州当地的开明绅士，掩护过新四军和中共地下党员，其宅一度还曾经是华东野战军的地下交通站和伤病员转运点。解放后他虽然没担任新政权的任何职务，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尊重。相信如果他出面为自己的外甥女袁翠花及“家属”合法迁移户口并在当地落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成功落户，就算洗白了身份，开店铺或者找工作也就没有障碍了。
当然，从不留后遗症的角度考虑，合法迁移户口也是有难度的。即便眼下这边的派出所没有发现阮大成三人系还乡团逃犯，可以凭苏州那边开出的迁入证明为他们办理迁移手续，但日后其老家那边的公安机关若是追査过来，只要一査派出所的户口迁移档案就可以顺藤摸瓜去苏州拿人了。因此，合法:正明是不能选择的，只能伪造。阮大成灵机一动，请师弟设法去外地找个刻章匠伪造一份军队转业证明。之所以伪造军方证明，是因为初解放时军队调动频繁，日后即使警方想调査，只怕也难以找到相应的单位和人员。师弟认为此法可行，就去了趟新乡，找了个刻章匠刻了一枚“华北军区后勤部”下辖一家子虚乌有的单位的公章。
接下来一切顺利，裘高山对这个上门投奔的外甥女所说的一切信以为真，又持有军方出具的证明，就出面相帮办理了落户苏州的一应手续。阮大成原准备自己开店铺做生意，但在苏州考察了一番，意识到以后可能没有私有制了，个体做生意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弄不好最后连伪造的身份都会被戳穿，遂决定不开店铺，还是去打工做无产阶级吧。打工也有私营和国营之分，如果进公家企业，就要填写个人简历存进档案，那就不大牢靠，没准儿公家还会来一个调査核实哩。
所以，还是去私企为好。这样，阮大成就请他也尊称“舅舅”的裘高山出面，把他介绍进一家私营丝绸厂做了一名财务人员。金上榜则凭着他那身蛮力在轧米厂找了一份扛大包的活儿，袁翠珍还是做家庭主妇，待在租居的房子里烧饭做菜料理家务。
一个月前，阮大成接到师弟的一封信，说是据公安局一名留用警察透露，阮大成老家的公安局已经接到群众反映，称阮大成潜逃安阳一带，改名换姓洗白了身份。为此，平原省公安厅发出了专门针对阮大成、金上榜的通缉令，已经寄到当地公安局了，估计立刻就会予以追査。阮大成大惊之下，立刻给师弟回了一封信，未具称谓、落款，信封上也没有寄出地址，只写了“内详”两字。
师弟这一逃就直奔苏州，见到阮大成后，说师兄我没供出你，从此我只好亡命天涯了。两人—起在馆子里喝了一顿酒，阮大成知道师弟仓惶出逃，身边没钱，便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钞连同手表、戒指一并相赠，师弟却拒绝接受，说他自有办法。阮大成知道师弟本领了得，早年系盗贼出身，后来投到师傅门下刻苦学武，成为他们这—辈中武功最好的一个。盗技加上武术，再有丰富的江湖经验，他应该可以走得下去。
没想到的是，次日清晨阮大成照例到附近公园晨练，听说树林里吊死了一个人，便和其他人—起凑上去看热闹。这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上吊者竟是师弟！
师弟出逃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物品，警方勘査后认定是自杀，就按无主尸体作了处理。对于阮大成来说，这条线索算是已经断了，可他突然想起那封寄出的信，不禁一惊：虽然未曾注明抬头落款，里面的话也说得含糊，可上面的邮戡会表明是从苏州寄出的。如果这封信落到警方手里，保不齐就会把侦査触角伸到苏州。
袁、金两人搞跟踪还是第一回，况且这是逃犯跟踪侦査员，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阮大成也
不比他们轻松。像他这种角色，事先早已有了如若发生不测的应对方案。他的方案就是继续逃跑。往哪里逃呢？一是南边几个尚未解放的省份，二是往境外逃，泰国、缅甸、高棉（1953年改称柬埔寨）、老挝或者香港、澳门。从阮大成被捕后的次日即被医生诊断为精神病来看，他在长期逃亡期间所受的稍神压力极大，在抵达苏州后梢神上应该已经有问题了，而师弟的自杀对他的刺激更是强烈。精神病人都容易钻牛角尖，反映在阮大成身上，就是要求自己制订的计划尽善尽美，滴水不漏，不能有一点儿瑕疵。怎么才能不留后患？偏执的想法导致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把追逃人员干掉。
现在，由于袁翠珍错认了目标，而阮大成自己又不出面予以核实，他派出的增援力量金上榜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奉命出马，只道老大已经吃准对方是追捕者了，哪里会有甄别之念？所以，阮大成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三个追逃人员后远走高飞。这件事对于他和金上榜来说应该比较容易，武器是现成的，那两支手枪是他们干还乡团时就已在使用的，不论逃到哪里都带在身边。于是，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以备逃亡之用的假出差证明入住“怡红楼”。事后想来，如果那天他们对付的真是老家来的追逃人员而不是华东特案组侦査员，没准儿还真会成为一件轰动苏州的血案。
作了上述交代后，阮大成对焦允俊说，我已经想通了，这是因果报应，以前是我杀别人，现在是别人杀我，一报还一报。活到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其实没啥意思，即便你们不枪毙我，我也不想活了。果然，次日，苏州警方经焦允俊提议将阮大成送医院作精神鉴定，被确认患有精神疾病。稍后报苏南行署公安处批准，将其送沪复査。但在赴沪的火车上，戴着手铐脚镣的阮大成竟然趁上厕所的机会跳车自杀了。
特案组侦査员对阮大成的口供除了震惊，还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随即又提审金上榜和袁翠珍，金上榜得知老大已经招供，也只好供认了一应罪行，两人的口供得到了袁翠珍一应交代内容的印证。当然，这还需要核査。但这就不是特
案组侦査员的事了，他们跟该案其实毫无关系，仅仅是认错了人而已。剩下的事，就委托苏州警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