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逃”其实并不太准确，因为在长沙伢子余阳先（化名）的叙述中，在上海的日子尽管工作强度极大、个人生活被无限挤压，但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从18岁到30岁的整整十二年，他称上海为第二故乡，“虽然没能留下来，但有很多重要的记忆。”
2010年，余阳先考入上海大学动画专业，去时胸怀大志，抱着大富大贵的野心。
在上海，念大学四年，工作八年，工资涨了五倍，工作的公司规模从八九人的小团队进阶到几万人的互联网大厂，但最终他还是在三十而立的年纪选择回家乡长沙。
他订了对他有特殊意义的那辆特快班次Z247——当年去上海，也是同样的班次，余阳先说就像一个闭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日子也选在了2022年最后一天，那样就可以在2023年的第一天到长沙，“正好也是我人生辞旧迎新的时刻，翻开新的篇章！”
受访者供图
一头微长卷发头戴发箍的余阳先坐在对面，笑着补充说：“回长沙那天，下火车我戴着头盔没脱。”
我也跟着笑了，好奇发问：“啊，为啥？”
“不甘心。”余阳先的玩笑话里，语气仍有遗憾，总觉自己高开低走，混得太差，很难面对以前的朋友和同学。
“因为虚荣心”
余阳先的美术学得晚，但文化成绩不错，高考那年，他专业考过的学校里有四个选择，湖南省内的农大、四川的西南民族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和上海大学。
“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美术和考学理想。”余阳先说学美术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原来学美术也可以考大学，之前纯粹只是因为爱好和好奇，当兴趣班上的，最后选择上海大学的最主要原因仅是想满足一下虚荣心，毕竟“上海大学”几个字，听起来就感觉很牛。
当时的余阳先把期待、荣耀和野心一起打包，与无数普通年轻人一样编织起对魔都和未来的想象，但接下来的数年，他也和多数普通年轻人一样经受了上海这座超一线城市带来的冲击和磨砺。
图一：高三暑假在下河街狂吃正哥牛肉，因为去上海后吃不到了；图二：铁兄弟送余阳先上火车。
后来的讲述中，余阳先多次提起自己在大学时的自由散漫，导致专业能力不够好；也草草带过大四时，与上海原住民同学兼好友共同创业，但净身出户的经历；还有错过了2015年互联网崛起UI设计职业发展的机会。
个体的努力在这座大都市里似乎太轻飘飘，机会有人碰巧抓住了，也有人刚好错过了，“那一波我如果赶上了，原本4000块的工资，去学三个月UI设计后会直接变2万。”
“我不快乐”
家里给不了太多额外的支持，余阳先更多考虑的是生计，2014年毕业时没有收入，他算了一笔账，他每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洗澡，只呼吸，一天成本大概是150元，所以他需要立马找工作，工资不能低于这个生活成本：4500元。
图一：当时租住的房子：20几平米，租金2600元/月，连阳台都没有封；图二：在阳台种小葱和白菜；图三：自掏腰包花5000元把阳台封了，不然抵御不了台风。
“就像一个宴席里面的凉菜一样，是个亮点，但不是主要的东西。”因为做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内容，他在那家公司待得很难受，但这份工作他仍坚持做了两年，工资从六千、七千五，最后涨到九千，而九千的工资在2017年的上海，也仅能过上中等偏下的生活。
“这么长的通勤让我太不快乐了。”余阳先连音量都提高了，他说自己是创作人，一路上挤得没位置坐，一直站过去，然后对着不喜欢的老板做着不喜欢的事，还怎么能够创作出让人喜欢的东西呢？
排解思乡之情，图一：打卡上海的长沙路；图二：学做剁椒鱼头。
“办公桌上全是头发”
之后，余阳先陆续换了两份工作，在上海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有着三四万员工的大厂，工资比上一份工作翻了两倍，但随之而来的是常态化的极致工作强度，和被无限挤压的个人生活。
图一：在公司加班跨年；图二：凌晨灯火通明的办公楼。
“当时加班我不反感的原因是加班成为了公司的文化，全组成员包括部门都一起在加班。”好像是一种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氛围，而且拿的是比之前翻倍的工资。
但有一次加班的场景仍给这样“良好心态”的余阳先留下了强大的冲击：
老大跟他说，把现有的几个点修改完后再叫她。话刚落音，他一转头，就看见老大直接睡在了地上——每天有无数人走过踩过的地毯上，“她只比我大一岁，是个湖南妹坨，当时没有盖毛毯，也没有垫枕头，一个精致的白领，脸上妆都没卸，直接躺在我的脚边，一秒入睡了。”
余阳先改完到了早上六点，叫她，立马就醒了。
那天余阳先是清晨六点多钟下的班，还发了个朋友圈，但他是整组第一个走的。十点，他重新回到公司，大家都在，“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搞到几点钟，可能眯了一会，也可能一直没有睡。”
“我爷娘也问过我，为什么不回长沙，难道长沙就没有工作了吗？”余阳先表示虽然之前动过想回长沙的念头，但内心还是不甘心就这样回来。上海这座庞大的都市，提供给人更多的教育、医疗、工作资源和更好的未来前景，也必然会带来忙碌、焦虑和压力，以及更多选择的“岔路口”。
“离开前要做的十件事”
我问余阳先，最终让他下决定回长沙的原因是什么。
“真正回来是因为亲人。”余阳先回忆，先是2018年底，他的亲叔叔因为一场意外过世了，回来参加葬礼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在上海已经待了八年，一个人在那边，好像没有真正得到什么，也没有能力留下来，得到的跟失去的似乎不成正比，与家人的情感显得越发重要。
但当时长沙的好工作确实难找，掀开“网红城市”的表象，双休难求，很多本地公司五险一金都按最低基数缴纳，这是长沙“仅对本地人可见”的另一面。加上此时的余阳先还背上了房贷（在长沙买了一套房），更不敢贸然辞职，因此回长沙的想法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直到去年在他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他奶奶的过世。
余阳先是被奶奶带大的，从小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说以后要对奶奶好一点，以后把奶奶接到上海去玩，结果一个承诺都没实现，甚至连奶奶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后来参加奶奶葬礼的时候，家里的亲朋好友都来了，他们中陆续有人同余阳先说，你爸妈已经这么老了，头发都白了，你作为家里的独子是应该要回来了。
“那一瞬间我其实是有点想哭的，但我忍住了。”其实他已经做好了决定——回长沙，好好陪家人，而且当时他已经跟相恋多年的女友领证了，也想同她一起过更完整更温馨的家庭生活。
最后一次看上海南站
这次辞职、找工作十分顺利，今年年初，余阳先回到了长沙，离开上海之前，他列了一个“离开上海前要做的十件事”的清单，“我的青春全在这边，记忆在这边，我不太想留下遗憾。”
“这十件事最后完成了几件？”
图一：离开上海的十件事之1——和两位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导师道个别；
图二：离开上海的十件事之2——亲眼看一次祖师爷穆夏的原稿。
走的那天，行李已经找搬家公司先寄走了，只剩下电动车是最后一天卖的，老板说头盔也一起卖了吧，余阳先没同意。
他说，头盔他想留着，是个念想；他回长沙后，可能还要骑电动车，需要戴头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长沙有两个特别好的死党，是他的高中同学，之前每次坐火车去上海时，他们都帮着扛行李扛到座位上，“然后还跟情深深雨蒙蒙一样，车子开了还要追一段路，再跟我说在上海好好照顾自己。”
余阳先知道他这次回来，他们肯定又会来接，“我觉得有点无脸面对父老，戴头盔，哈哈哈，把自己全挡起来。”
“下班后居然还有生活”
“目前来说一切都很满意，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回到长沙已半年有余的余阳先总结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基本是每天早上大概七点钟起来，七点半出门，九点上班，然后六点下班，基本不加班。
“我记得我刚来这边上班时，有一天下班时看见了夕阳，当时我觉得好神奇好幸福，因为在上海上班时，我从来没见到过夕阳。”
下班时终于能看见夕阳了
回了长沙，才发现下了班还有人生，比如和好朋友一起慢悠悠地吃顿饭，比如去打一场球。
我追问他回到长沙后，还有哪些像这样的幸福瞬间，他没怎么思考就说，他娘每天准备丰富的早饭，他爷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帮他做新鲜的饭菜带去公司，一般是两个菜，一荤一素，不吃隔夜菜。对于在上海吃了那么多年外卖的余阳先来说，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每天都能吃到家的味道。
晚上若是回去得晚，家里人会为他留一盏灯。
有时他爷娘还没睡觉，在客厅看电视，看到他回家推开门，会打招呼：“诶，崽，回来哒啊。”然后娘会起身给他倒一杯热水。
“现在的收入能让你在长沙生活得很好吗？”
余阳先笑了一下说，其实不太能，到手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只能说刚刚好吧，毕竟我还有房贷要还，而且爷娘也帮忙承担了很多生活成本。”
“我的生命像一首歌，反正什么都带不走，那就跟着那湘江水哗啦啦流……”
退路，职业发展，购房定居，亲密关系……种种因素堆叠在一起，让人很难判定奔赴北上广奋斗和逃离返乡，究竟哪条路更轻松，更光明，诸条人生岔路上，有的只是选择与取舍，而忙碌仍是生活的底色，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自洽的生活中寻找一点光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