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8月29日早上开始出现病征，包括喉咙痛、头痛、发冷等。做了两次快速抗原测试（下称“快测”），结果均为阴性，但为安全起见，也马上到住所附近的私家诊所求诊。
过去笔者在第三、五波疫情期间也曾到私家诊所就诊。相比之下，现时诊所的防疫态度明显松懈了不少。
首先，过去进入诊所时，护士会先替求诊者探热，确保无发烧才会安排见医生。假如发现求诊者已发烧，便会如临大敌，要求求诊者离开诊所。但今次笔者到了诊所，护士表示见到医生后，医生会亲自替求诊者探热，即使求诊者已发烧，也会继续诊症。
其次，过去医生问诊时，会穿着整套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外科口罩、乳胶手套、即弃保护衣、眼部防护装备（护眼罩/面罩）、保护帽。但今次医生只戴了外科口罩和乳胶手套。
医生检查后，表示笔者应该是感染了新冠，开了喉糖和止痛药，以及两天病假。然而，医生没有发出书面指示要求笔者接受核酸检测，当笔者主动询问是否需要这样做时，医生也只是说勤做“快测”便可。
若要获得准确度更高的测试结果，应进行核酸检测。现时市民到社区检测中心或流动采样站做检测已相当省时和方便，第五波疫情初期的乱象（市民做检测前要花好几个小时大排长龙）已不复见。然而，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出现新冠病征（即使症状非常轻微）的市民应尽快向医生求诊，并按照医护人员的指示接受检测，切勿前往社区检测中心或流动采样站。换言之，无病征的人才可前往检测中心或流动检测站进行检测，有病征者必须求医。但如上述，医生没有安排笔者进行核酸检测。
笔者问过身边一些确诊的朋友，他们均表示，得到的医嘱同样是多休息、勤做快测，而未被安排核酸检测。
当局建议，自觉有较高感染风险及没有病征的市民可于指定地点索取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并将样本交回指定样本收集点。但最近，笔者住所的派发点每日只有30个样本收集包，且样本收集点离住所有一定距离。
考虑到笔者已经出现病征，且有可能在潜伏期内已经传染给同住的家人，所以笔者一家都开始自我隔离，尽量不外出。
翌日，笔者病征没有减退，但快测仍然是阴性。
确诊
9月1日凌晨，笔者感到喉咙如刀割般剧痛（笔者患过无数次感冒，但喉咙从未如此痛过），加上发冷，无法入睡。早上做快测，终于显示阳性，随即在快测阳性登记平台向政府呈报。原先在疫情回落时，港府会对快速测试呈阳性的呈报个案逐一复检，但随着确诊个案大幅上升，现已改为抽样复检。
呈报后，因家居环境符合条件，卫生署向笔者发出隔离令，安排笔者及作为密切接触者的同住家人进行居家检疫。
隔离令的期效，以首次检测呈阳性的翌日起计，共14日。不过，已接种至少2剂新冠疫苗的人士，若在第6及第7日或第7日后连续两日快速检测呈阴性，且无任何病征，就可提前结束隔离。违反隔离令属刑事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及罚款二万五千元。
另外，呈报后，笔者的“疫苗通行证”二维码由“蓝码”转为“红码”。“红码”的人士不得进入所有受《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第599F章）规管的处所。
转为“红码”和“黄码”的“疫苗通行证”二维码（图源：作者供图）
呈报后当日晚上，笔者获发电子手环和抗疫物资包。但派送员没有替笔者佩戴电子手环，而是将之连同抗疫物资包放在大门外便离去。
虽然派送员其后要求笔者拍照做记录（包括把抗疫包放在门牌前拍照、戴上手环之后拍照，以及完成“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序登记程序后截图），但这一流程中无疑存在漏洞。戴上手环后，只要不扣上手环的金属扣，或扣上但戴得很松，拍照后便可轻易脱下。这意味着，即使笔者外出，当局也不会得知。
居家隔离人员所需佩戴的电子手环（图源：作者供图）
至于抗疫物资包，分为两种：
一种是给确诊者的，内有一盒（共24粒）连花清瘟胶囊；一盒（共20粒）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两盒（每盒有5份）快速检测包；一个脉搏血氧定量计；一支探热针；10个外科口罩；5个KN95口罩。另有确诊人士手册、居家检疫须知、健康建议，及重要联络方法。
另一种是给密切接触者的，内有两盒快速检测包（每盒有5份）、5个KN95口罩，及家居检疫手册和快速检测包的使用说明。
治疗
确诊后第二日，笔者预约医院管理局的新冠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医。为避免求诊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增加传播风险，当局为求诊人士提供免费的点对点交通服务，以抗疫专用出租车接送其往返指定诊所及住所。
指定诊所内，求诊人士不算多。替笔者诊症的医生，是位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的老外，他表示笔者既年轻，又接种了三针疫苗，只属轻症，不会有大碍，相信4至5日便会自行康复，所以不会提供抗病毒药，只会提供针对病征的支持性治疗，派发喉糖、咳药水、止痛药、止鼻水药等药物，以舒缓症状。
离开诊所后，笔者预约抗疫出租车返回住所。该司机虽然穿戴了防护衣，但防护衣只穿过手袖，而无穿过上身。其次，司机没有开窗通风，而是紧闭车窗开冷气。再者，车内相当肮脏，沒有消毒迹象。笔者不禁怀疑，该司机是否早已确诊并康复，体内有抗体，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值得一提，笔者回到住所三个多小时后，卫生署致电笔者，表示系统显示笔者曾离开住所，询问是否真有此事，笔者回复说曾离开住所前往指定诊所。由此可见，电子手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监测患者是否留在隔离地点。当然，前提是患者确实配戴了电子手环。
同住家人一同确诊
为免传染同住家人，笔者听从卫生防护中心提供的感染控制建议，尽可能留在自己房间，不在住所内四处走动，与家人保持距离，避免面对面交谈，不共同用膳（家人先把饭菜放在房门外，然后笔者拿到自己房内吃）；除了用膳时，24小时（包括睡觉时）佩戴KN95口罩；经常清洁双手；如厕后先盖厕板再冲厕；尽可能打开窗户以保持单位空气流通等等。
然而，所谓“一人确诊，全家遭殃”。无论如何小心翼翼，只要在同一住所，传染力强的Omicron病毒总能感染同住家人。笔者确诊后两天，家人开始出现病征，如喉咙剧痛、咳嗽、发烧等，比笔者严重得多，并在笔者确诊后第三和第四日先后确诊。
他们确诊并呈报后同日晚上，便收到了抗疫物资包和电子手环。与笔者不同，这次派发抗疫物资包和电子手环的人员亲自替确诊家人配戴了电子手环、安装了“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序，确保电子手环已启动。
家人接受治疗
笔者的同住家人在确诊后翌日接受治疗。其中一位跟笔者一样，预约抗疫的士，亲身前往指定诊所求诊。家人告诉笔者，据她观察，诊所内很多求诊者都没有配戴电子手环。
除了前往指定诊所，医院管理局向患者提供视像诊症服务，让患者足不出户，通过网上平台接受医生诊症，并向患者提供药物派送服务。笔者另一位确诊家人就预约了这个服务，早上十一时半接受医生诊治，药物于晚上近七点便送到住所大门外。
医生表示，由于患者曾吸烟（即使已戒烟十多年），而且年龄较大，属于高风险人士，所以除了支持性治疗，还开具了处方药辉瑞（Pfizer）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帕克斯洛维德（Paxlovid）。
“康复”
确诊第4、第5天，笔者的病征开始减退，第7、第8天的快测结果都是阴性，加上笔者已接种3针新冠疫苗，根据规定，可以结束隔离。
这次经历令笔者和家人产生阴影，担心随着体内的抗体水平下降，不知数月后又会否再次确诊、再度受这样的折磨。
感染新冠留下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笔者之所以替“康复”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笔者和家人虽然都已转为阴性，但仍然受到“长新冠（long-hauler）”后遗症的困扰，出现头痛、乏力、易倦、失眠、气喘、咳嗽等症状。现时，医院管理局向新冠康复者提供最多十次免费中医内科门诊，但名额太少，预约早已爆满，笔者只好自费到私家中医诊所就诊，希望接受中医治疗后情况能有好转，不会对笔者和家人的健康带来长远影响。
观察与分析
相较于面对第五波疫情时的慌乱，香港政府与社会在应对第六波疫情时显得更加成熟有序。
第五波疫情期间，香港防疫物资（外科口罩、抗疫中成药和快速抗原测试包）短缺，市民因恐慌而抢购及囤积食品、药品及日用品；而如今，各类物资相当充足，上述情景已不复出现。
第五波疫情期间，由于医疗资源出现严重挤兑，等候入院的患者被安置在户外的病床上，受尽风吹雨打；如今，这样令人痛心的画面也不再出现。政府通过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既确保患者得到治疗，又成功将轻症患者分流，避免患者一窝蜂涌到急症室。
老人疫苗接种率的提高（现时70岁或以上人士已接种第二针的人口超过七成半）也减少了重症和死亡风险，缓和了医疗系统的压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疫情形势不再严峻。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早前表示，每日新冠病毒新增个案维持高水平，每天平均300多人入院，随着确诊人数不断上升，整体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医管局亦已宣布减少部分非紧急服务，包括非紧急手术、日间及门诊服务等，未来可能要进一步缩减非紧急服务。
有专家担心，当秋冬季来临，病毒较为活跃，疫情可能出现大爆发，重症和死亡人数恐怕会大幅上升。
由此可见，面对疫情持续升温、每日过万宗确诊个案的情况，为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尽全力控制确诊数字，推动社会面清零，仍然是香港特区政府抗疫的迫切任务。
但是，通过本次确诊经历，笔者发现，香港政府和社会虽然在应对疫情的策略上有所进步，但离有效控制疫情尚有距离。从私家诊所医生、负责派发电子手环的政府服务承办商、专用出租车司机以及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等人士的行为来看，防疫措施的执行仍然有不少漏洞，令病患在社区不断游走，导致确诊数字更难控制。
另外，香港社会整体的松懈态度也使疫情变得更为棘手，毕竟，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所言，抗疫不单是政府的责任，亦是全体香港市民的责任。
控制疫情的首要前提，是及早追踪、识别确诊者，然后将之隔离，避免他们在社区游走、传染他人。然而，笔者从这次确诊经历中可以看出，港府应对疫情的策略和行动虽较第五波疫情时更为成熟，但仍然存在不少漏洞，
当患者处于潜伏期或病发初期时，由于体内抗体水平不足，快测结果很可能呈假阴性。这使患者仍然可以在社区游走。
另外，即使检测结果准确，市民也未必会自觉呈报确诊结果。港府当下的防疫政策高度依赖市民的自觉自律，在每日确诊个案中，快测确诊都占大多数。然而，事实上，不少市民在快测确诊后，并不会向当局呈报：据《香港电台》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访问664名60岁或以上长者，调查结果显示，逾一成受访长者或其家人曾快测验出阳性而不呈报；除了长者，笔者身边也有年轻朋友确诊后没有呈报。
不愿呈报的理由有很多：不想呈报后被强制送去隔离营；公司已安排在家工作，可以自行在家中进行隔离；呈报与否，轻症患者都是在家吃药自行痊愈，无须多此一举上报；家中有宠物，怕呈报后会被送入隔离营而无法照顾宠物等。由于他们没有呈报，当局自然无法得知他们已确诊，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意在社区游走。
即使呈报了，各种漏洞都能使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避开隔离令，导致隔离令形同虚设。现时当局主要靠电子手环和疫苗通行证，来确保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遵守隔离令。
假如确诊者真正按照指引，在隔离期间全程戴上电子手环，并连接上“居安抗疫”应用程序，电子手环的确能够监测确诊者是否离开住所。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确诊者往往能够不戴电子手环，而密切接触者亦没有获发电子手环，这意味着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都可以随意外出。
至于疫苗通行证，虽然呈报后确诊者的“疫苗通行证”二维码由“蓝码”转为“红码”，不得进入所有受规管的处所。然而，事实上，“疫苗通行证”并不能真正有效限制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出行。
在现行安排下，处所分为主动查核和被动查核两类。其中，餐饮处所属“主动查核处所”，市民进入时须出示疫苗接种纪录或豁免证明书，处所负责人会使用政府开发的验证二维码扫描器流动应用程序查核。
换言之，确诊者只是不能进入“主动查核处所”，而商场、超级市场等“被动查核处所”，则可以任意进出，更不用说交通工具、大街小巷、海旁、公园等不用扫码的公共空间。
同时，密切接触者的“疫苗通行证”二维码也没有转为“红码”或“黄码”，仍然是“蓝码”，因此密切接触者仍然可以进出受规管的处所。
再者，现行规定在判断是否可以解除隔离时也存在漏洞。确诊者通过电子疫苗接种及检测纪录系统上报两日快测阴性结果，便可解除隔离令，无须拍照作证。因此，有些确诊者为了尽早完成隔离，而谎称已有两日阴性结果。也有确诊者因为使用了准确度低的快测包或采样过程有误而得出阴性结果，误以为自已已痊愈并外出，将病毒带入社区。
另外，过早接触隔离可能无法阻断病毒传播。据BBC报道，西班牙传染病专家索里阿诺（VicenteSoriano）表示，确诊者的传染期长短不等，短至三到四天，最长则可达七天左右；另据《文汇报》报道，美国也有研究显示，Omicron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至少可以维持六天，约四分之一的患者释放活病毒的天数超过八天。因此，当局应确保确诊者已完全康复，不再具备传染力，才容许他们解除隔离外出。
当初港府之所以推行居家检疫（居安抗疫计划），是为了在疫情非常严峻、隔离设施不足的情况下，让确诊者或密切接触者（但很大机会受感染而变成确诊者）在家中进行隔离直至康复，阻止他们流入社会面，避免在社区传播病毒。但从现时隔离令的执行情况来看，居家检疫规定在实践中明显存在不少漏洞。假如不去堵塞这些漏洞，变相任由确诊者外出传播病毒，便无法做到“精准抗疫”，难以控制确诊数字。
建议
一、堵塞现有居家隔离的漏洞
因此，港府应马上推出措施，堵塞漏洞，完善居家隔离令的执行，包括：
1)严格要求服务承办商必须替确诊者戴紧电子手环，确保确诊者难以脱下，以监察其行动；
2)要求密切接触者同样要佩戴并戴紧电子手环，接受当局监察；
3)将密切接触者的“疫苗通行证”二维码转为“红码”或“黄码”，限制其出行；
4)推行“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实名制，以防造假；
5)确诊者呈报两日阴性结果以解除隔离时，应要求确诊者拍照并上传记录。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当局应采取复检呈报阳性个案相同的做法，以核酸检测对阴性结果进行复检，可以抽样或检查全部样本，确保确诊者已完全阴性后才解除隔离。
二、善用社区隔离措施，降低居家检疫比例
当然，按照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最理想的做法是将没有病征或症状轻微的感染人士尽可能送往社区隔离设施。当初，政府之所以推出居家检疫，是因为正值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严重挤兑，社区隔离设施又严重不足，这才推行这一“无办法中的办法”。
亦因此，中央随即援建方舱医院，在青衣、新田、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粉岭、洪水桥和元朗6个地方建设社区隔离设施，并在1个月内全部交付。
其后，随着疫情缓和，6个社区隔离设施已于5月转为备用状态。另外，位于河套区、由中央援建的应急医院和落马洲方舱隔离设施在5月初已正式交付港府，但一直未被启用，据说将用于“逆向隔离”。
现时，面对新一波疫情，港府重开亚博馆新冠治疗中心，并启用启德社区隔离设施，加上一直运作的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及两间社区隔离酒店，供确诊者入住。然而，现时确诊者主要选择居家检疫。据大公报资料，在7月、疫情尚未过万宗时，已有接近六成确诊者居家检疫，相信目前数字会更多，比例会更高。
为了持续控制确诊数字，港府应该启用一直备用或尚未启用的社区隔离设施，尽可能将患者隔离，减少居家检疫的比例，避免患者传染同住家人，以及对邻居构成染疫风险（病毒可透过空气传播，在大厦内出现垂直或横向传播），使病毒继续在社区传播。
三、加强核酸检测，并为推行全民强检做准备
另外，港府或可提供免费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尽可能提高检测密度。
根据过往疫情的发展规律，随着政府推出干预措施（如推行更严厉的社交距离措施、加强识别患者并隔离，以及确诊者康复后有抗体等），疫情上升到某个水平便会见顶，然后逐步缓和。
当疫情下降至低水平时，港府应推行全民强制检测（一次不够就进行多轮），以达至社会面清零。单靠快测和市民自愿申报，难以尽早识别出确诊者然后将之隔离。
笔者认为，在每日确诊个案数百宗时，就是推行全民强制检测的良机，本届政府应为此做好准备，化被动为主动。
结语
目前，港府放宽了个别外防输入措施，例如暂缓个别航线“熔断机制”、调整从海外地区或台湾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为“3+4”（即三天强制检疫和四天医学监察）；港府提出的抗疫五大原则（不躺平，防止医疗系统超负荷；减重症、减死亡；保护高风险人士；精准识别，尽可能减少管控；平衡风险和经济动力）中也没有提及“动态清零”；多名政商界人士近日公开发声，要求港府调整抗疫策略，改为与外国看齐，以达至对外免检疫“通关”……
不少人因而产生误解，认为香港抗疫的焦点已经从公共卫生转向经济利益，港府已经放弃“动态清零”，改为“与病毒共存”，使香港变成所谓“共存试验区”。
然而，卢宠茂局长早前接受访问时已表示，香港抗疫工作不能“躺平”或“与病毒共存”，强调特区政府绝对应该遵从国家提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策略。其后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指出，政府在考虑整体防疫措施时，要确保疫情受控，切断和减少传播链，因此必须做整体考虑，经济活动、社会竞争力等固然重要，但政府亦要保障市民生命健康。
事实上，“3+4”，以至即将推出的“0+7”（即七天医学监察），未必与“动态清零”相违背。只要能确保抵港人士在接受检疫期间进行更频密的核酸和抗原检测，以及出行受一定的限制（不得进入涉及不戴口罩的活动或群组活动的高风险场所），再配合当局的医学监察（如要求抵港人士下载具有追踪功能的应用软件），即使确诊，亦可以及早被发现并隔离，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当局分析近期抵港旅客的确诊数据时发现，有一半的输入个案能在机场的检测中被发现，酒店检疫第2日的检测亦累计找出8成确诊个案，当完成3日酒店检疫后约只剩少于1%的确诊个案。
同样地，港府提出的抗疫五大原则，也不与“动态清零”相矛盾。“不躺平，持续控制确诊数字”，本来就是达至“动态清零”的必要条件。新政府上场后，也没有“躺平”，仍然以实际行动控制疫情，如维持社交距离措施、围封大厦进行强检等。
“长新冠”后遗症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Omicron不是一般的流感，其死亡率是流感的6倍；而且，感染新冠病毒后，即使是轻症，也可能导致“长新冠”后遗症，亦可能令精神、记忆及集中力受损；如果是幼童感染，更可导致器官受损。疫苗虽然有助于减缓重症率与致死率，但对“长新冠”后遗症的预防效果仍然存疑。根据美国《自然医学》（NatureMedicine）期刊5月25日发表的研究，接种疫苗只能将“长新冠”罹患率降低15%，守备范围仅限于血栓与肺部并发症，而对神经系统问题、胃肠道症状、肾衰竭等等其他后遗症则无能为力。
“长新冠”后遗症除了影响人民生命健康，在防疫尤为不力的国家，也对经济造成明显损害。据报道，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比2020年2月疫情刚开始时低了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60万美国人无法参加工作，这一情况很可能与新冠后遗症有关。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部曾于6月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大约25%的新冠患者有长期症状，又有25%的长期症状患者中的工作时长受到严重影响。
英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今年4月12日，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英国失业率降至3.8%，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水平相当，这是自1974年以来的最低值。失业率降低的原因很可能是大量人口受新冠后遗症困扰而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英国国家统计局曾于8月初发布报告显示，截至7月2日，英国有180万人正在承受“长新冠”症状的影响。总之，“长新冠”会削弱员工的工作效率，更会导致大量人口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从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在尚未完全了解新冠后遗症、尚未了解疫苗是否能预防后遗症的情况下，持续控制确诊数字、尽可能减少感染、努力实现清零，是最能够保障香港市民以至全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的办法。香港一旦成为国家的防疫缺口，将会为全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持续地带来威胁。深圳日前发现OmicronBA.5.2.1子分支BF.15变异株，与香港7月报告的病毒高度同源，可见香港疫情仍然存在“倒灌”到内地的风险。
清零也是香港达至与内地免检疫“通关”的唯一条件。虽然特首李家超早前在与广东省、广州市及深圳市领导线上会晤后表示，粤深支持港方提出的“逆向隔离”建议，并同意设立专班推进落实，但随着香港与深圳疫情升温，深圳近日已减少“健康驿站”名额。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常继乐回答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提问时也重申：“我国的防控理念一直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控措施的目的就是最大可能减缓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当然这些措施也难免会对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一些不便，但坚持‘全国一盘棋’，在有疫情的地区采取局部的、严格的防控措施，保证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和人群的正常生产生活，保证了供应链的稳定。如果算总帐，我们的防控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由此可见，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体不足、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基本国情，病毒不断变种的威胁，以及未知的“长新冠”后遗症带来的损害，使得现在中央不可能放弃“动态清零”，也不可能与疫情持续肆虐的香港进行免检疫“通关”。香港一日未能成功控制疫情，便一日不可能令内地放心，免检疫“通关”便会遥遥无期。即使内地接受“逆向隔离”，名额也只是杯水车薪，需要往返香港和内地的数十万人（疫情前，每天有40万香港居民往返香港和内地）便只能继续望穿秋水、坐困愁城，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也无从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