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我校土木工程系的同学们在武汉相聚。毕业近3年，原本40余人的班级，准点到场的不过寥寥10多个——还全是仍在读书或者已经转行的，真正从事土木行业的，都不见踪影。
“我们在工地的同学，大概都比较忙，抽不开身。”班长端起酒杯，替他们解释道。
我们没有感到惊讶，只是觥筹交错间颇感可惜。直到聚会进行到一半时，王超突然推门而入，才打破了这场没有“土木人”的土木专业同学会的尴尬——他目前仍活跃于工地，称得上“不忘初心”的优秀代表。
王超当年是我们系的明星人物，学习好，长得帅，个头高，颇讨女孩子喜欢。他毕业后去了一家不错的单位，接连涨薪，这一年听说赚了近30万，是我们班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里最高的，作为普通学校的本科生，他已十分符合“成功”的标准，尤其是符合土木行业的成功标准。
说实话，当初我们大家选这个专业，看重的无非是工作后钱多、稳定，但后来却发现，也不是谁都能端得起这碗饭。我毕业前去修地铁的工地干了2个月，就知道自己吃不了这份苦，找工作时，迅速换了赛道——大多数转行的同学，也都跟我的情况差不多。
而王超，看起来应该是捧稳了这碗饭。
“对不起诸位，我来晚了。工地有些事，坐迟了车。”他一边寒暄一边抱歉。见他风尘仆仆的模样，我想他大概不是专门为聚会而来的。果然，他接着说：“其实我是从甘肃赶来武汉述职，才有机会和大家相聚。”
听到这里，我们方知他已经被破格提拔为项目副经理，暨储备项目经理，不愧“优秀”二字。
一阵稀疏的掌声过后。班长当着各位同学的面举起白酒杯对他说道：“不管怎么说，能来就好，你现在一定是我们班混得最好的了——王总，我们祝贺你，干了它。”
周围起哄起来，王超举起酒杯，神色复杂地笑笑，仰头一下就干了杯里的酒。
以下是他的自述。
1
我是1997年生人，家在湖北省恩施的农村。
再说，即便将来不成为像模像样的总工程师、专家、包工头，最低也能有工地上包吃包住、收入稳定增长，这对于出身农村的我而言，是一份切实的保障。所以，对我选择这个专业，父母亲戚都表示满意。
大学新生见面会上，土木学院的副院长给我们放关于中国基建的纪录片。看到在建的港珠澳大桥、重庆来福士摩天大楼时，我十分笃定，自己的前途也会像这些巨无霸工程一样光明。
4年本科时光，我也努力学习了不少力学和造价知识，做过测量实习，参加过全国大学生结构模型大赛，也曾亲手养护半月的砼试块（用于测定混凝土强度的试块），那时，我觉得这个专业有无限的趣味。
我还喜欢上了土木系仅有的几个女生里长得挺好看的一个。大学时不讲究钱，不讲究出身，只讲究外表和成绩，我自觉长相尚可，也一直保持全系前十的绩点，于是就真追上了那个女孩子。她叫小迪，皮肤是闪亮亮的白，身高差我一头，留短发。她是杭州人，家住西湖一公里远。
小迪和学业两者贯穿了我整个大学生涯，但不知哪个更为重要。
土木系的就业方向不算多，大抵是施工单位、房地产企业以及建筑设计院三类。刚毕业的本科生，多半去的是施工单位，一来是最容易进，二来，那里也是老师们常言劝告“施工最能学到技术、最能赚到钱、最能攒下钱”的工作。
2019年临近毕业，我就想着直接去施工单位上班，因为我需要赚钱。有些同学去考研，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那时我们都笑称：“土木工程有什么好搞学术研究的，尽头无非是当个大学老师。再说本科没有优势，又没出过国，能去什么样的学校当老师？”
在我看来，老老实实工作就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读书这4年，土木工程行业对于“基建狂魔”的吹捧愈来愈少，“房住不炒”的声音则在渐渐增多。从事这个行业的师兄师姐们也在逐步离开，常常能听到一些诸如“谁谁谁提桶跑路了”的消息。虽然这都是些不好的信号，但既然已经学了这个专业，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底，再者，我想毕竟中国幅员辽阔，还有不少地方等着我们土木人的建设呀，我仍旧不乏信心。
我在秋招季收到了不下5份offer，有的是进去走两圈，蹲起两下，再走两圈，就会有工作。更有XX隧道集团，上来先发4万块钱现金，当场签约，面试官说可以拿这钱带家里人旅旅游，给家人买些礼物，然后不忘提醒：“但如果5年内离职，需要全款退回，并按银行的年化标准支付一定利息。”我听了就有些害怕，怕从此我这人等于完全卖给了他们，再也见不到家里人。更怕抗不过两年，回头苦了自己，亏了利息，没了工作。我拒绝了那沓红彤彤的人民币，心里绝不认同一个本科土木人的身份只值区区4万块。
与此同时，我还收到了驻非洲和中东的施工单位邀请，比国内offer高五六万，赚的是美元，能额外再吃一个汇率的便宜。不过我也拒绝了——国际新闻看得太多，在外怕有莫名的危险。
经过深思，我最后选择去了世界500强前几名的某建某局。他们号称自己为“天下第一局”，薪资高出普通单位好几万，每月有探亲假，报销路费，晋升渠道看起来也很清晰。当然，好单位的要求也高得多，面试了3轮，淘汰了一大批人。最后，包括我在内，我们系只有2人拿到了这个局的offer。
她给我庆贺了一番后，听了家里的话，学习雅思，打算去国外念个别的专业的硕士，环境一类的，随后再回国工作。没毕业之前，她就收到了英格兰一所学校的offer，排名靠前，周期2年。
我略微有些失意。我俩做了约定，说了些等待和承诺一类的话，没到分手的程度，我祝福的话更多些。
2
2019年7月，我正式入职，第一个任务是修路，云贵高速，工地在偏僻的山区，风光旖旎。当地有几十个标段属于我们单位，每个标段10到20公里，平均造价约莫有20亿，周围还有大大小小“各建各局”和我们多线并进。
在施工单位，有个大致的“升级打怪”的顺序——测量员、施工技术员、副部长、正部长、生产经理、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我们这里也差不多，我也是要先从测量员做起。
测量员，顾名思义，施工前放线测量地面的标高，施工中复核检验数据，施工后监控地面沉降，时时记录整理，再用电脑计算绘图。说起来麻烦，其实并不需要自己动脑，将数据导入一些软件即可。一套流程下来，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测绘专业的人，事情简单，却很枯燥。
带我的“师父”是个80后，但沧桑得像个70后。他安慰我说，新人总要做半年、一年的测量才能转去施工，哪怕是现在的庄总（我们当时的项目总经理），也是从测量做起来的，熬了10来年，才到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不太认同硬熬资历的鬼话，想问他为何至今仍是测量员，但怕他难堪，便没开口——细细想来，既然有成功的人，必然有失败的人。
可没多久，他就“原形毕露”，安慰我的话渐渐变成抱怨各种不公的话，后又扩大为对整个公司乃至行业的诋毁：“食堂阿姨是他表姑，总工是他侄子，那个油水大的活，故意分包出去吃回扣，全都靠关系的，这里也好，总部也好，都是靠关系的——他奶奶的，下辈子绝对不干工程！”
我问他为何不跳槽，他才又改了口：“这里管吃管住，能存住钱，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得不图个安稳。再说了，在哪儿都要靠关系。”
我抱了几个月测量用的水平仪，基本都和我的搭档杜晖一起干活，他拿标尺，我拿仪器。杜晖来自河北农村，听说家境清贫，还有个在读大学的弟弟。他毕业于专科学校，虽和我做一样的事，工资却少一半，也没有正式编制。我俩几乎同时入职，所以结成了吃苦吃肉的伙伴。我俩虽说身处底层，却兢兢业业，都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项目总经理。不同的是，我的第一步是转成施工技术员，他的第一步则是转为正式编制。
工地的饮食条件不错，顿顿好几个荤菜，主食可以选面条、米饭、馒头、红薯。人一累，吃得也多，加上在项目上时常喝酒，我比以前胖了不少。工作之余，我起得早，睡得晚，晒得黑。
一期标段即将结束时，项目经理给大家放了2天假，路途太远，回家并不现实，于是我们搞了活动，约隔壁单位打篮球——他们负责的是紧挨我们的标段。
许久不运动，我上场打了一会儿就体力不支，被大家嘲弄了一番，杜晖说：“你这个样子，女朋友怕是也快分手了。”“去你的。”我骂了这小子一嘴，随后下了场，让别的同事上场替我打一会儿。
场下休息时，隔壁单位的一个兄弟走过来，喊我名字：“王超，王超。”我愣了一下，他又喊道：“是我啊！”
天色有点黑，篮球场的灯又暗，我实在认不出来。一直等他近到眼前了，我才看清楚，原来是陈鑫，我大学“隔壁的隔壁”的室友，一个系的，先前读书时不是太熟，只记得是江西人，成绩吊车尾，挂科不少。他以前是个较瘦较白的小个子，现在也变得像碳一样黑，肚子圆鼓鼓的，像怀了孕。
“抽烟？”他随即掏出了一包利群，动作自然连贯。
“不会哈。”我推脱了一下。
他有点惊讶：“还没学会？”
“没有，学会喝酒了。”
“等会儿整两杯去。”他提议。
即便再不熟悉的同学，哪怕曾经有过矛盾，毕业后在荒郊野外相遇，也像是见了亲人一样，拥抱在一起感觉，仿佛胜过拥抱女朋友。打完篮球，我俩约去宿舍，在住宿区的临时超市里买了一些真空包装的鸡爪、鸭腿、花生米、白酒。酒是小瓶的郎酒，酱香型，一人3瓶，半斤多。这是我工作之后第一次主动喝酒，我们一边吃一边喝，怀念完大学生涯，接着就谈到了当下。
“你们单位发工资可准时？”他问我。
“准时。”我答道。
“唉，我们可就不行了。”他摇摇头。
“什么意思？”
“我们公司是小公司，从我7月份毕业到现在只发了1个月的工资，现在拖了快4个月了。”他一根烟接一根烟抽。
“啊？！”我颇为惊愕，难以想象。
“现在抽烟的钱都是花我以前存的积蓄，我每天还得给工人、吊车师傅发烟。”
“怎么？还要讨好他们？”
“我们单位给工人开的工资低，有时还不及时，所以不太听话，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活了。唉！”
“那么惨啊。”
“可不是，现在我每天抽一包烟，得给工人发出去半包，这样下去，一点钱都没了。”幸好工地吃住不花钱，不然他早崩溃了。
“要不你试试换个公司，反正我们这行，也好找。”我安慰他说。
“唉，咱们这行，在哪儿干不是这样？”他摇摇头，呷了一口酒。
这话和我“师父”的口吻有几分相似，陈鑫像是已被老土木人洗了脑。当时我虽同情他的遭遇，却不能感同身受。
3
小迪在2019年下半年去了英国，这是令我痛苦的一件事。临出国前，我们见了一面，她几乎没变，我比以前朴素，主要是黑多了。她没感到意外，对我感情仍在，好好告别，好好离开。
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公司也开始拖欠工资了——除了保证民工的工资，其余人的工资得都根据甲方给我们支付工程款的进度来定。而甲方（某省高速集团）打着疫情的借口，故意延后（其实，山里的疫情并不严重，工程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项目总等“老人”，包括“师父”在内，似乎对此司空见惯，或是早就经历过，只讲了些“公司暂时遇到困难”、“大家要共克时艰”的话。可我理解不了，坚决认为该什么时候发工资就应该什么时候发。而在这里，甲方开始不讲诚信，不按时付款，公司也不讲诚信，不按时发钱。
我生硬地安慰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就权当存钱，也笑话自己，一开始的目标是做项目总经理，现在的目标是准时发工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大过人和狗的区别。
而杜晖比我还要愤怒，暗地里咒骂的次数不少，因为他比我更缺钱——他还得打给家里一部分。但等领导一拿编制或是涨薪的话安慰他，他立马就温顺下来了。
2020年5月，在几个大标段干过之后，公司出于大局考虑，要把我派到四川雅安的一条路去，据说那边缺一个熟练的测量员。我不愿意去，再加上已被拖欠了3个多月的工资仍迟迟没有发放的迹象，就动了辞职的念头。
虽说在这里存下了不少钱，但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让我觉得枯燥，看着别人在朋友圈频频晒出的花花世界，而我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些水泥钢筋，总有种虚度光阴的感觉。更令我难受的是，偶尔和小迪视频，看着她光鲜亮丽，背后尽是异国精致的风景，而我灰头土脸，总觉得我俩的世界隔得越来越远——那些大学里没有显现的差距，在此刻一寸寸地露出来，残忍又真实。
那时她总给我说，“等我一毕业立刻就回国”，当然，说完这句，就会问及我将来会定居在哪里。我有些心慌，总是打哈哈应付着。
“我被拖欠了3个月工资了。”
我也应和着继续笑着，第二天就开始投简历。
我投了不少做住宅施工的公司，其中有几家都是在大城市里做项目的，甲方都是万科、龙湖一类的知名房企。我想借跳槽回归城市，哪怕坐在城市郊区的工地里吃糠咽菜，也不想继续待在山区硬挨了。当然，私心也是想着下次小迪再问我以后定居在哪里，我也好有个明确的答复。
我想叫上陈鑫一起“跑路”，没想到这货给我来了一句：“都一样，在哪儿干不是干。”
没多久，我成全了自己，告别了“师父”和杜晖，去了一家房建的乙方，位于南京，不是世界500强，也没有编制。我没敢将这件事告诉家人，因为他们总会觉得这是胡乱折腾。临走时，连“师父”也苦口婆心地劝我：“小王，你得在一家公司熬几年才能出头，你这样跳槽是犯了职场大忌。”
我只能笑笑，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我并没赶上这个行业最好的时期，这时候地产开发商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经济的下行、疫情的影响接踵而至，暴雷的越来越多，工程量逐渐减少。我们除了维持着基本薪资，先前承诺的奖金几乎全泡汤了。偶尔我想，比起修房子，我还不如待在上家单位继续修路呢——毕竟山河广阔，还有很多路要修，但是以后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要建。
2020年下半年，我和小迪分手了。
分手的那晚，我一个人喝了三四两白酒，哭了，这是我第二次主动喝酒。但第二天，我还是早起“打灰”，应付了甲方领导的视察和谩骂，赔着笑。我觉得房建的甲方过于抬高自己的地位，对人极为不敬，践踏了我的尊严，再加上我受了分手的伤，很想找个地方避一避，便再次准备辞职。
其后，我和陈鑫又通了一次话，问他先前被拖欠了1年多的工资发了没有，他答复“发了”，现在是又新拖欠了3个月的。我问他要不要辞职，他还是那句话：“在哪儿干不是干。”
此时，陈鑫还是测量员，单位不但欠薪，连职位都没给他提。
这回我没笑，我想我们似乎是走上了两条路。
4
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专做厂房的施工方，总部在武汉，业务在甘肃。那边十分缺人，能比南京这边多赚很多钱，但多多少，没有说。于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我连年终奖都没有等就离职了。后来听说留下的人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聊胜于无，我没感到失落。
走了足足两天的路程才到新的工程部。那是甘肃北部一个很小的县城，人是黄黄的脸蛋，漫天黄沙，树是枯的。但工地没多大差别，以前的路桥、高层房屋换成了厂房、机房罢了，还是钢筋、混凝土、灰色的森林。
我们的甲方是某大型互联网公司，我们的任务是在西北给他们建设数据机房，存储东部的流量数据，从大局上说，这个工程叫作“东数西送”，有政策支持。
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工程是我们这代“土木人”的“小风口”，刚兴起，缺口大，工程量足够我做三五年以上——比起疫情时代各个行业的动荡，这算是一颗定心丸。所以我也给父母坦白了来回辞职折腾的事，他们也只能接受，“男孩子多出去闯闯也没事儿”。
在这里，我仍然是施工员，主要工作还是负责“打灰”，但也开始兼搭负责起更多的职能，俨如杂事管家：现场材料是由我一一验收签证的，进度和施工工艺也由我协调，工人们的活儿由我负责组织，日报周报月报由我按时更新，就连工地上丢了什么东西，也往往是我去管。
除了以上这些，我还接了做投标文件的工作，这算个好差事，“内业（项目建设中负责工程项目资料档案管理、计划、统计管理及内部文秘管理工作）”多了，受晒就少了。
项目总经理对我做的标书很满意，各类材料详尽全面，内容美观，没多久，干脆叫我转去干工程商务，专门搞招投标——除了做材料以外，还要搞成本分析、合同起草、商务谈判。
这下反而糟了，因为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肚子越来越大，逼近曾经的陈鑫的体重。有时候喝完酒后回到宿舍洗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想，这才是小迪应该和我分手的时候，因为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别人所钟情的地方。
除了赚钱。
2021年年底，项目总经理给我发了很多奖金，我算了一下，一年的综合到手收入超过26万。项目总经理许下承诺，“明年30万，后年35万”。当然，更大的承诺是叫我接替他的位置——为了让我相信他所言非虚，他直接给我升职成了项目副经理，跳过了中间冗长的升级过程（当然，那个项目的分工非常扁平，没有一步一级的讲究，纯靠领导赏识）。
这也是我理论上离自己当初立定的事业目标最近的一次。我多敬了总经理两杯酒，喝得烂醉，年终时被他选为代表回武汉述职。他回不了老家过年，因为他是第一责任人，又在赶工期。没多久，他老婆带着孩子来找他，从武汉搭火车来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现在放了寒假，来工地陪他一个月。
看着他两个孩子，我想到，如果自己有了女友，结婚，有了孩子，多半也会这样——土木人，自古家人、工作难两全。
我又开始思考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就在大家觉得我“钱途”一片光明之际，2022年初，我又辞职了。
这次辞职的原因是表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她是武汉本地人，独生女，家境不错，在通信公司做财务，长相也甜美，算是我在和小迪分开后见到的最为心动的女生了，不想错过这段姻缘。对方对我同样满意，但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我离开工地，找一份武汉市区的稳定工作，早点结婚。
我答应了。
项目总经理开始很是不解，对我再三挽留，即便我一再解释，他仍有微词，认为我正是前途大好的时候，不出几年，大约可以如他一般。但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如他一般多么好，一样要喝很多徒劳的酒，一样要离开家人。赚了那几十万，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见我不为所动，总经理没再多说什么，叫我保重。家里人也对我辞掉这个工作多少有些惋惜，但我相信自己在哪都是优秀的，接下来也会有个不错的去处。
我给女友说：“这份工作其实一般般，加班挺累的。”
女友说：“我在公司做报表，也要加班，也很累。”
是的，新的阶段有新的痛苦，什么工作又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呢？这份工作忙归忙，周末也能跟女友到武汉各处转转，而这里的房价也算是能企及的高度，我开始期待婚后的日子了。大概我不必像以前的“师父”和领导那样，为了职业放弃对家人的所有陪伴。
我以为他大概回老家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去了，因为如今流行这个。他却说：“不是的，我找了个老家的工地。嘿嘿嘿。”
“还做测量员么？”我问到这个关键的问题。
“是的。”
哑然。
5
“其实不是的，一样会分手，现在反过来看，我们分手的原因怎么能归咎于工地呢？那会儿是我离不开工地，我靠它赚钱，不是它离不开我。当然，你要是让我说工地有多好那也罢了，绝对不好，它只能满足基本的保障和稳定，同时确实会带给你痛苦，但是社会上没啥轻松的事。”
“所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还是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看，不是前辈做的一定是对的或者错的，每个人都不同。就像你谈一个并不能接受异地恋的女孩子，那么你去了工地极有可能分手，做别的工作会好一些。但如果你只需要一个包吃包住赚钱攒钱的地方，那么工地不外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话里话外，没那么多正能量，也没那么多负能量。临了，和老师们一起吃了晚饭，喝了酒，一些相对熟悉的老师们，也对我说了一些很拧巴的话：“土木这个专业既不好，其实也好。很辛苦，但是能赚到钱。很乏味，但是能攒下来钱。很折腾，但是不会失业。”
他们和我一样，一边说行业不好，一边又说行业好。估计其他行业的人也一样，一边吐槽着，一边以此为生。只是，我也清楚，从我2015年入学至今，土木行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时代洪流之下，个人选择只能是在理性和感性中不断摇摆、不断变化。
我也不知道我做出的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或者，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