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越南：‘中国干部’和‘越南姑爷’的奋斗与困惑
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带队去往东南亚实地研究，他发现所谓的‘制造业转移’，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位置变化，实际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中国的民间力量。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他看到一串串经济数字背后有血有肉的人，尤其是‘中国干部’和‘越南姑爷’两个群体，代表了中国人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找机会、努力扎根的群像。
本文节选自
施展《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中信出版社出版，内容有删减
01
中国干部
往来的大货车行驶在省道颠簸的路面上，掀起层层尘土。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发岀阵阵的马达轰鸣声。我们坐在紧邻省道的奶茶店里，彼此间得大声喊着对话。一个面相朴实又透着沧桑的男人从柜台后面端出几杯亲手做的奶茶，坐到我们对面说：‘尝尝这个，这是我店里最受欢迎的产品。’就是这间位于越南南部同奈省的净圆奶茶店，带出了我在越南调研中的一个意外发现，并让我收获了最多的感动。
这个意外发现，源自我们对胡志明市福建商会的龚会长和沈秘书长的采访。两位对我们讲了很多他们在越南的有趣经历，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又继续聊到了商会所在的这个地方一胡志明市平新郡（郡相当于中国的区）。
他们说，这个地方相当于在越新侨的中国城。我们很好奇，既然有‘新侨’，那就会有‘老侨’，二者是怎么区分的呢？答案是：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之前来到越南，并已经获得越南国籍的，属于老侨，他们主要聚居在胡志明市第五郡和第十一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来的，则属于新侨，在胡志明市，有一定数量的新侨聚居在平新郡。
‘为什么平新郡会聚集这么多新侨？’
‘因为宝元鞋厂在这里，这里有大量的“中干”。’
‘什么叫“中干”？’
‘就是“中国干部”的简称。’
‘中国干部？中国的行政官员跑过来了？’
‘不是的。你可能不知道，甭管是什么资的企业，只要是从大陆迁来越南建厂的，管理层里多半都是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的中国人。当然，这里最主要的是台资企业。他们管这些中国大陆来的管理人员叫“陆干”，“陆干”们则自称“中干”。’
‘那能有几个人啊！为什么会聚集了这么多新侨？’
‘几个人？你太小瞧“中干”了。就说宝元鞋厂吧，它是台湾宝成集团的下属企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耐克、阿迪达斯在越南都是靠它代工的。宝元鞋厂在越南有好几个厂区，光是胡志明市这边的厂区就雇用了9万多名越南工人，在巅峰时期还雇用了几千名中国干部！’
‘啊？这么多！为什么不用越南本地人来管理呢？’
‘越南人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都跟不上，从中国台湾调人又太贵。而这些中国干部都是宝成集团在东莞设厂的时候培养出来的熟练工人和成熟管理者，既对鞋厂的管理流程熟门熟路，又比中国台湾干部便宜很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群人。而且，这些中国干部在这边工作几年，逐渐把人头、地头混熟了以后，很多会出来自己创业建厂，给宝元做供应商。’
‘那宝元不就拉动起了一大批中国干部建立的企业？’
‘是啊，拉动起1000多家吧，其中绝大部分是曾经的中国干部建立的。’
‘数量竟然这么庞大？！那么，宝元所需的供应链差不多都可以实现本地化采购了吧？而且，这些供应链还是掌握在曾经的中国干部、现在的中国老板手里的。’
‘是的，宝元基本上从本地采购就行了。这1000多家前中国干部建立的企业，又雇用了大量越南工人，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那么，等到这些越南工人逐渐发展起来了，他们也会自己出来当老板，直接给宝元供货。那时候，可就没这些中国干部的事儿了。就像当年台资企业到大陆设厂，培养起一大批大陆的熟练工人和管理者，之后这些人又出来自己建厂，逐渐替代了台资厂一样。’
‘不一样的，越南人替代不掉中国干部的工厂。给宝元做供应商的厂子也需要自己的供应商，需要采购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可越南根本没有那些原材料、零部件，只能到中国去采购。越南人要去中国采购的话，他们在渠道这方面就肯定没有中国干部有优势。所以，中国干部的工厂是无法被替代的。’
‘只有鞋厂是这样的吗？’
‘不，各个行业都是这样。服装鞋帽、家具这两个行业的中国干部最多，电子业等也有不少中国干部。’
‘那中国干部的规模能有多大呢？’
‘几十万人总是有的。’
宝成集团厂区
关于中国的‘走出去’，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多半都是宏大的项目和抽象的数字，较少看到微观层面的人究竟是如何活动的。欠缺了对于微观基础的理解，宏大的项目和抽象的数字便欠缺了实在的活力，也欠缺了与其他国家的民众相接触的实际界面。
通常还有个说法是‘海外华人’，这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定居海外一代以上，已经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人，也包括新移民出去的华人，两种华人的身份认同有很多微妙但重要的区别。书中经常会谈到在海外的华人群体，如果用的是‘海外华人’，则泛指这两个群体；如果用的是‘海外中国人’，则专指新移民出去的华人群体。
这是个极大的盲区，因为对方真正的民心并不是通过官方态度表达出来，而是在民间的直接感受中的。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住对方民间的感受，需要有一系列在地化的知识；要知道什么是对方所真正需要的项目，以及要让它们能够真正有效地落地运作，更需要在执行过程中有进行各种文化调适的能力和经验，否则很大概率会是事倍功半。
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有着巨大的欠缺。而中国干部（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干部，而是包括各种各样在海外打拼的华人）由于自己的生存处境，每天都要面对与当地人的各种文化调适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应该成为中国‘走出去’最重要的智力资源宝库，但是这个宝库现在大半处在沉睡状态，没有被激活。对中国来说，这是对于国民智慧的巨大浪费。
要让这些海外的国民智慧焕发活力，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忧所虑，让海外中国人的声音与智慧能够进入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才能让国内与国外的思考逐渐打通起来。
02
越南姑爷
彭子豪的各种身份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越南姑爷’身份。这里所说的‘越南姑爷’并不是指那种住在条件很差、娶不上媳妇的山村，便‘买’个越南媳妇的人，而是指在越南工作或投资，与当地女性结婚成家的中国人。这些人多半事业上有所成，条件还是不错的。
彭子豪说，就他所知，历年来，以这种形式娶了越南媳妇的中国人的总数应该超过50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长期生活在越南，长期生活在越南的有大约2万人，但这也是个规模相当不小的群体了。
越南传统婚礼
其实，我最早知道‘越南姑爷’这个群体的存在，是听说了一个‘越南姑爷’群，彭子豪是其中一个参与发起人。目前这个群里大概有1000多人，只涵盖了越南姑爷的一小部分，但这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
‘5·13排华事件’让很多在越南的中国人都感受到危险，当地成家立业的越南姑爷由于身份的双重性，面临更加复杂的困局。住在胡志明市的人还好一些，住在罢工中心地区平阳省的那些越南姑爷，甚至有家不敢回。因为即便自己的越南家人愿意接纳自己，他们也无法保证邻居不会有恶意。一群漂泊在海外、事业上已有所成，并与所在地形成了各种生命性关联的人，却在这一刻感受到身份上的多重困境。
当然，‘5·13排华事件’是个极端事件，就日常生活而言，越南姑爷们并不会面临这种极端困境。他们要面临的，有财产上的困境，还有更微妙的政治和文化身份上的困境，其中很多问题可能称之为‘困惑’更为恰当。
先说财产困境。如果一个人没有越南国籍，就不可以购买越南土地，买的房屋也只有50年产权，而有越南国籍的人购买土地和房屋都能获得永久产权。所以，越南姑爷们通常都是以妻子的名义购买土地和房屋的。此外，如果一个人没有越南国籍，要开设工厂便只能在工业园内租用土地，租期只有50年；如果有越南国籍，则可以在工业园之外买到有永久使用权的土地，然后建厂。很多自己创业的越南姑爷选择以妻子的名义购买土地，在工业园外建设工厂。这样一来，所有大宗财产都在妻子名下，一旦发生婚变，越南姑爷只能净身出户。这类故事有过不少。所以，越南姑爷们正努力在当地申请注册一个非政府组织——国际家庭协会，尝试以一种更加集体化、规范化的方式来推动政策演化，保障自己的权利。
而政治和文化身份上的困境，或者说困惑，最核心的就是孩子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孩子出生后究竟入哪一边的国籍？越南承认多重国籍，但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同时选择两个国籍不可行。不过，这个问题可以拖一拖，因为在孩子满18周岁的时候，他还有一次自己选择国籍的机会。
但紧跟着的另一个问题是：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教育会影响孩子的自我认同，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在18周岁的时候会如何选择国籍。让孩子接受中国教育的话，他有可能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越南母亲心里就会很难受；让孩子接受越南教育的话，他有可能认同自己是一个越南人，中国父亲则会很难受。要想父母双方都不难受，有一个折中选项，就是让孩子在越南接受国际学校的教育。可这样一来，孩子可能不知道自己应该认同什么，孩子又会很难受。于是，这就成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我在跟彭子豪做访谈的时候，恰好碰到他的女儿放学回来。我便顺势问彭子豪：‘你的孩子接受的是什么教育？’彭子豪说：‘我的孩子接受的是轻国际教育，学校是越美合作办的，英越双语教学。学校里，90%以上的学生是越南孩子，不超过10%的外教大多是印度人。我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每天对她说汉语。我的岳父曾经笑话我，说孩子什么都听不懂，你跟他说这个有什么用啊？但是我不管，坚持每天跟她说汉语。最后，孩子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句汉语，这让我很欣慰。现在，我虽然让她接受英越双语教育，但始终让她学习中文。’
彭子豪的孩子有着双重的身份认同，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越南人，但由此又会遭遇一种特殊困境，就是越南人对中国人的抵触情绪。她在学校里经常能够感受到同学们的这种情绪，心里很难过，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孩子回到家里会问爸爸，为什么同学们会这样。彭子豪便努力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区分，教育孩子用更大的视野和更广阔的胸怀看待世界。他还说，未来孩子长大后，如果面临中越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自己会引导孩子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思考，理解越南，也理解中国，采取中立态度。这样一来，孩子就不会被首先教育成一种政治动物，而会首先是一种文化动物，这会是更多包容、更少偏激的一种多元开放的心态。
彭子豪的孩子以后还会面临一系列的身份困境，但是我相信，在他那种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思考问题的视野、格局、胸怀会比一般的孩子大很多。彭子豪为孩子做的这些努力让我肃然起敬，我猜想，这也会是很多有想法的越南姑爷的普遍努力。这样一种视野、格局和胸怀，本应是一个大国的国民天然就具备的。但现在在中国大陆，这方面还需要很大提升。古语云‘礼失求诸野’，在这样一群身份微妙的海外中国人身上，反倒让我们看到了应有的气度。
彭子豪们有这种视野与格局，未必是因为他们的格局天然地就有多么大，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作为身处异国的少数群体，在这种多元的经济-文化-政治交错的处境中，会有多重身份，而这多重身份彼此之间可能发生冲突，这些人在内心中自然地就会被逼问一系列问题。而要想回应这些问题，这些人就必须具备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和格局，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内心的安顿。他们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同样的视野和格局，才能跳脱出彼此冲突的多重身份在内心造成的张力。
海外中国人在微观层面的努力与诉求，应该作为一种积极的历史力量，能动性地参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过程，并参与反塑中国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则应该为这种微观层面的积极参与创造良好的条件。
只有这样，中国与世界才会进入一种更加良性的共生演化历程中。而这一切历程的展开，都以我们能够突破过去单向度的观念与视野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