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会流动的加快，移民和移民社会已经普遍存在。移民社会特有的内涵及其多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现存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政策和社会和谐提出了挑战。界定移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构建移民社会学理论体系，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二）人口流动与迁移的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在世界经济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移民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李楠博士运用移民重力模型为理论框架，利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东北地区移民与铁路发展的历史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该时期铁路发展对东北移民变化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其研究发现：铁路发展对移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1903年以后，随着以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为主要框架的东北铁路网的形成，此影响格外显著；发现交通设施的改善与其它影响移民的决定因素相比，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三）农民工的保障、市民化、定居及适应性研究
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源自农村的流动与迁移。自80年代末第一次出现的“民工潮”以来，农民工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目前约1.3亿。
长三角与珠三角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还是福利保障与权益保护来看，长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待遇都明显优于珠三角地区。上海大学的刘玉照教授从两个地区早期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入手来寻找这一差异的历史根源，其研究指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两个地区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工业化模式，长三角地区形成了“政府-企业-工人”的三方治理结构，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原有的三方治理结构转变为地方政府—改制企业、外资企业—本地农民工、外地农民工；而在珠三角地区，典型的工业化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以“三来一补”企业外主，三方结构表现为本地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外来农民工，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能力和意愿却明显较弱，工人的地位和谈判能力也缺乏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市民化的形式既有农村向城市的异地转移—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也有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村人口向县域范围内的城镇集中和农业人口就地转移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江西省委党校的郭金丰副教授指出，农民就地市民化将成为农民市民化的主要渠道；探讨了当前农民就地市民化存在的困境，发现就地市民化收益相对有限，而就地市民化过程中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在上升，农民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积极性;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民就地市民化的政策思路。
安徽大学的罗遐副教授根据2008年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定居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高于非定居农民工，其中人际关系适应性最高，其次是日常生活适应性，以经济适应性最低；媒体接触情况、城市社会交往情况和参加社区活动情况等个体城市经验因素对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有显著性影响，而城市户籍制度则没有显著性影响。
（四）水库移民满意度及新时期面临问题探讨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满意度调查，是后期扶持监测评估的重要指标。湖北经济学院的嵇雷博士，依据271个调查样本数据，分析了影响满意度评价的积极性因素包括：职责明确、管理规范、资金发放及时、信息公开等；消极性因素包括：后扶人口核定存有疑义、漏登漏报移民问题突出、非农移民矛盾依然突出、库区与移民安置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项目比较缺乏、后扶项目资金到位不及时，项目选择不够合理、移民群众对后扶政策理解有偏差。
（五）国际移民的合法性、融入以及新变化
非法移民主要表现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与难民有着紧密的联系。山东大学宋全成教授对欧洲国家和中国非法移民及其社会控制政策进行了比较，指出：欧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国家和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控制非法移民的三种社会政策模式：宽容的英国政策模式、拒斥的德国政策模式和合法化的南欧政策模式；中国已成为国际移民新的迁入目标国，非法移民问题同样已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外国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需要从法律法规和机构建设两个层面上借鉴欧洲国家控制非法移民的社会政策的成功经验。
贩运人口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奴役，严重侵害被贩运者的人权，危害社会和谐稳定。虽然有证据证明，中国的贩运人口情况很严重，但是对于严重到何种程度，从法律特别是国际法角度如何看待之，仍然缺少系统的分析和严谨的论述。北京理工大学刘国福教授探讨了中国贩运人口的主要诱因，特别是法律漏洞诱因；以国际反贩运人口法律文件国内法化的视角，系统梳理中国反贩运人口法律的历史发展；全面剖析中国法律中反贩运人口方面的不足，进而提出反贩运人口的法律对策。
1990年代以来经济的纵深转型导致香港发展所需人才严重不足，政府逐步推出人才引进计划，内地优才为了实现其“香港梦”，源源不断赴港工作。中山大学黄晓星博士指出，内地优才在融入香港生活过程中出现了双重区隔的状况，首先，内地优才有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网络，情感化的“大陆圈子”与工具化的本地网络二者区隔开来，这是文化惯习使然，亦是内地优才维持个人优势的潜在条件；其次，内地优才处于职业阶层的中上层，在客观位置上与主观阶层品味上都区分于其他内地新移民及香港本地底层；这二者交叉互动，使内地优才成为“孤立”的群体，难以建立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一步加快两地社会经济的融合是解决双重区隔问题的根本前提。
据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除首次人口普查外，我国各省区均有藏族分布，分布特征为“大杂居、小聚居”。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进入，使藏族地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和外界的频繁交流。成都市委党校的吴碧君副教授指出：都市藏族移民无论是其内在信仰还是外在宗教行为都在进行着现代转换；佛教二元信仰结构之间的张力使藏传佛教保有了生机和活力，实现了社会场景变迁中的动态平衡；藏族移民的生死轮回观变化较小，但在因果报业观上呈现出分化；迁出地原有宗教传统依然是都市藏族移民信仰行为调适的参照系，部分公共性仪式向迁出地转移并在都市中私密化。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社会变迁，在城市适应过程中，他们更面临着经济、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困境和剥夺。河海大学韩振燕副教授运用社会排斥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着重从完善土地征收制度、提高失地农民自身素质、改善其社会网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西北民族大学的王丽萍博士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对宁夏红寺堡开发区移民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分析了农村移民对生产劳动适应情况,探讨了移民生产劳动存在的问题。指出，大多数农村移民适应开发区的生产劳动，移民面临的主要困难时缺乏生产资金、社会支持网络减小等。
本次论坛的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社会学会年会设立移民研究论坛非常必要，取得了预期效果，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移民学科的研究。
二、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情况通报
本次论坛召开期间，中国社会学会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上，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首先作了关于《中国社会学会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汇报了过去2年间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备期间已经完成的工作，2010年7月20日，筹委会接到中国社会学会通知，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建申请获中国社会学会正式批准。指出了下一阶段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建需要完成的几项工作，争取在2010年底前完成江苏省民政厅申请登记，并向民政部提交申请，完成所有批准手续。提出了今后工作的设想，如：组织国内移民社会学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创办《移民社会学动态—中国社会学会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通讯》，创建移民社会学网站，加强与国际上移民社会学学术组织、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的沟通、联系和交流合作等等。
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理事讨论了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理事名单，增补了4名理事；讨论通过了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章程；讨论通过了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的制度。
会议初步确定：（1）今年年底在南京市召开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召开一次高规格的移民社会学学术研讨会；（2）明年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筹备移民社会学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