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日新学堂正面临它的第三次搬迁。原因是学校土地被纳入一项自主腾退项目。2023年春节，在寒冷、漆黑的冬夜，学校里停了水和电，两位校长出现在直播镜头前，他们再次畅谈教育理想，观众大多是家长。这所诞生于17年前的学校，在创新教育界赫赫有名，它的一大特点是“家长互助式”的权力结构。这是一群拥有高学历背景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理想的教育”，不少人甩卖了市中心的学位房；学校数次遭遇危机，他们也都深度参与解困。关于土地，日日新如今已经有了新的选址，春季学期结束就可以搬离。但在“保卫”日日新背后，这群家长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究竟追寻着什么样的“理想的教育”，以增加孩子人生的确定性，依然值得探讨。
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吴筱羽
孩子们在树下奔跑，老师们也在树下奔跑。
北京郊外的黄昏让人有气温回升的错觉。落日下沉，橙黄色的光线流淌到树间，麻雀、戴胜和拖着宝石蓝尾巴的灰喜鹊都站不住了，从一个枝头，蹦到另一个枝头。
日日新学堂所在的小沙河村是知名的观鸟圣地。几只燕子在教室走廊里衔了泥搭了窝。孩子们看着小燕子栀子色的嘴试探地伸出，纷纷捂住自己的嘴，“太美了”。
校长大车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些燕子每年都要飞到南非过冬，到春天再次出现。
夏天，果园里枣树、杏树、樱桃树、核桃树、山楂树、柿子树都枝叶繁茂。孩子们在树下奔跑，老师们也在树下奔跑。
初中教学楼落成那年，一群来自南方的学生曾漂泊至此。极少人知道他们为何而来。白天，大家一起上课、吃饭、在秋日的果园里放声大笑。晚上，他们则住到离学校不远、一个体面的酒店里。
一个月后，这群师生离开。了解内情的人形容，“孩子们过的是游僧一样的生活”。
那是2019年，“游僧”们原本在深圳终年温暖湿润的梧桐山里拥有一座精致小巧的校园，草地上散养着几只被毛雪白、头脚纯黑的萨福克羊。
这种被称为“创新小微学校”的教育生态，兴起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校方并不担心生源，有些学校甚至只有一两位学生，通常是“校长”自己的孩子。也不担心教学资质，大多数学校能找到资质挂靠。他们“不主动找教育部门，也不希望教育部门找上门”。
甚至不担心断水断电。在2013年首播的纪录片《盗火者》中，一个无法享用水、电的学校，在家长们的帮助下，靠五台太阳能发电机和山谷的溪流默默存活。
一旦失去土地，想要存续下去的学校会采取名为“游学”的方式，辗转于各个创新学校之间，与当地学校交流，借用教室上课，直到找到下一片乐土。
日日新的另一位校长张冬青曾与“游僧”们惺惺相惜。
那时学校欣欣向荣。有观点认为，在中国达到规模的创新小微学校中，成立于2006年的日日新是第二所，鼎盛时期，在校教师有八十余名、学生四百余人。在“游僧”到来的2019年，日日新已经获得稳定的投资，投资方收购了所有创始人的股份，花大力气解决了办学资质，并购置燕郊和美国普林斯顿的分校区。
资方表示，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日日新未来要推广到世界各地。
这些人为了让孩子能上日日新，曾把北京市中心的房子通通甩卖。
可南方周末记者到访时已是晚冬，光秃的果树树叶凋敝，水和电也没了。
距离“游僧”们的来访已过去三年多，张冬青的同情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三年里，形势急转直下。与资方不和、学籍问题、土地性质，所有创新学校在解散前夜会遇到的问题，日日新都碰上了。
最近一次危机发生在2023年1月6日凌晨。在房东告知学校土地已被纳入一项自主腾退项目后不久，日日新的变压器被人为破坏。校方四处奔走，但直至最近，供电都没有恢复，提供电力的是两辆供电车，每小时320元。
春节期间，在北京寒冷、漆黑的冬夜，两位校长出现在直播镜头前，他们再次畅谈教育理想，观众大多是支持的家长。
在学校公布的资料中，日日新家长中包括官员、大学教授、企业家、律师、医生和国家媒体从业者。这些人为了让孩子能上日日新，曾把北京市中心的房子甩卖。如今，他们放下工作，动用所有关系去收集信息、选出代表与对方谈判，时时刻刻出谋划策。
开学前，一位女性家长带着保姆和两个孩子，急匆匆地来问张冬青，还需要多少投资？
两位校长并未表现得太过担心。张冬青永远笑眯眯的，灰色调的穿着，走路、说话平缓而轻盈，保留着多年前在高校任教的形象。大车的脸庞覆着狮子鬃毛般的胡须，眼珠却咕噜转，像个小男孩。
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某个夜晚，学校长达1200米的围栏被人悄悄拆除。
日日新要保卫的，是他们的第三个校园。2006年，学校创校于北京北郊昌平区回龙观一处三居室，2009年迁到更北的小沙河水库附近。
很少有人一开始就体味到这种被自然包裹的美感。来听招生会的家长有时会被吓跑。一道生锈的大铁门推开，系着花色围裙的阿姨，会把家长引到连片裸露红砖的平房前，说，“教室到了！”这让他们回想起在北方农村度过的艰苦时光。
至于那些没被吓跑的人，则在一次次危机中“保卫”着日日新。
这位清华毕业生称，此前从没见过“逻辑如此缜密的人”。
当时，投资方出于对形势的判断，决定砍掉日日新的幼儿园和初中部，把小学部打包“卖”给另一个学校，“至于张冬青和大车，愿意去也可以去”。这遭到了家长们的强烈反弹。
2021年9月27日，在小沙河水库北边的一个生态园内，日日新前家委会负责人李迎波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170多位家长。
“平时接孩子时，妈妈比较多，那天爸爸来得多。”李迎波记得，那天，投资方列举了若干学校“一定办不下去”的理由，其中就包括学校土地是村集体用地，未来将涉及自主腾退。家长们并不买账。
资方一走，家长们就决定以自愿报名的方式，选出谈判团。
参选者登上平日用来举办婚礼的小舞台演讲，介绍自己的竞选理由。定下13人谈判团后，李迎波认为还需要选出5人核心组。家长们于是又设计了一个“排序复选法”量表，针对每一位候选人不同维度的能力打分，“这个分数不是直接相加，还要经过一套复杂的加权计算，才能确定最终得分”。
现场异常喧闹，但每个人都严肃地对待这场选举。5人核心组的一位家长回忆了一个细节，她自己当时并不是家委会成员，所以后来又专门补选为成员。
除了核心组，还存在一个影子幕僚团。里面包含体制内人士、企业家、教育家等一众“洞悉事物规律，能量很强的人”。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家长形容：“天塌下来了，本来以为要砸到我了，一抬头，发现周围的人嗖嗖站起来，全都是高个儿。”
“高个儿”们分析形势，制定策略，让对手的每一步都走在预判的轨道上。“原本参与的兴趣寥寥，但看着他们，深深折服了。”这位清华毕业生称，此前从没见过“逻辑如此缜密的人”。
为了让谈判团能充分体现家长们的意见，李迎波还遵照罗伯特议事规则，设计出一套家委会动议、附议、决议的文件。比如议题表决时，正反两方都需要表决，文件特别强调“不可以表决后，发现已经达到表决额度的要求，就认为没有表决另一方意见的必要”。
和资方的谈判过程中，甚至出现过一种可能性——把日日新以1000万的价格卖给家长们。有家长顺势提出，可以成立基金会，“让日日新成为中国第一个家长管理的学校”。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一些人觉得，卖给另一个学校也挺好，起码“更稳定”。一些财力雄厚的家长也冒出来，希望凭一己之力“把整个学校买下来”，渡过难关。
家长们最终把学校“抢”了回来，资方同意以较低的价格把股份卖回给两位校长。一些家长至今仍说，“没有冬青大车的日日新，我们不要。”
而2023年初的这一次危机，家长们送来的物资堆满了校长办公室，水、食物、山地取暖炉。连已经毕业的学生，也跑回学校为校长鼓气。
那些“高个儿”们，则再三找官方核实：学校所在地块到底有没有拆迁文件？真正的搬离期限到底是什么时候？
那位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一口咬定，这是全北京最像欧洲小镇的社区。
了解的人清楚，日日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由“家长”管理的学校。
最早，几位创始人是为了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到了2023年2月，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都有家长来学校聊天，有一位家长甚至会在图书馆整天整天地看书。
这是一种“回龙观风格”。
按照张冬青的解释，很多东西都可以视为这种风格的呈现，包括质朴的校舍、理想主义者的乐观，以及一种被称为“家长互助式”的权力结构。
张冬青和大车是一对夫妻，也是回龙观的第一批居民。从2006年至今，日日新的办学地点一直围着回龙观转。
在很多年里，回龙观顶着“亚洲第一社区”的名头，直到另一个大型社区天通苑崛起。毗邻中关村，回龙观吸引了一批北漂的知识分子和IT从业者，他们的共同点是，“只买得起回龙观2400元/平方米的房子”。
张冬青并不热衷网络，丈夫大车的名字则在论坛里响当当。
两人在原北大分校（今北京联合大学）中文系相识，毕业后张冬青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工作，她始终是老师的样子；大车则到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京剧》当编辑。
大车真名叫王晓峰。在回龙观论坛里，他的名字叫“无将大车”。名字取自一首先秦诗歌，意思是“不要推那沉重的车”。南宋的朱熹觉得是“行役劳苦而忧思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大车钟意的是，“这四个字念起来气势汹汹”。
那时的回龙观人热爱真正的交流，但交流内容大多“务虚”。他们在街头、咖啡馆、儿童画室或者某个客厅频频碰面，讨论各式各样的话题。大部分时候，他们讨论的人生困惑，无法从年纪相仿的回龙观人那里寻得答案，交流的收获只是感受到彼此“都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
不少新产物诞生于这样热烈的沙龙讨论当中。比如一个体育俱乐部、一个儿童阅读空间，以及一次次郊游活动——为了实现最小的碳排放，那些家庭还会拼车出行。
有一次，张冬青陪父亲在街道上散步，成群的孩子在游戏，没有比初中生更大的孩子了。那位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一口咬定，这是全北京最像欧洲小镇的社区。
北漂们养育的孩子不少，但21世纪之初的回龙观并没有很好的公立学校。这也是后来华德福、芭学园、紫水晶等一众创新学校在附近涌现的原因。
在张冬青讲述了很多次的故事里，2006年8月30日，新学年开学的前一天，经过了一个春夏的讨论和拉锯后，一个最终由4个家庭、4个孩子组成的学堂在一位北京邮电大学女教授的家中宣告诞生。
学堂带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
到第二年要给老师缴纳社保时，他们才想到，要成立公司。
“应试教育是社会的产物，要结束它却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2013年4月，在清华大学读博的任杰慧得到一个机会，拥有260多个学生的日日新，答应她的调研请求。
这个举动非比寻常。学校刚起步的那几年，媒体蜂拥而至，几乎是一夜之间，媒体开始讨论这是否违反义务教育法，创始人们随后拒绝一切来访。
任杰慧曾在安徽某省级师范高中担任语文老师。她很年轻就拿到高级职称，并自认为是有创新教育理念的人。她充满好奇——究竟什么样的家长会选择创新教育？
同年8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学在民间：在家上学&多元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包括大车在内，与会的170余位代表通过了“在家上学北京共识”。“共识”中有对家长的调研。数据显示，在家上学排名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广东、浙江和北京，这群家长大部分是本科学历，家庭月收入集中在5万元以上和2万元以下两个范围，研究者分析，后者很可能是“不得不选择在家上学”。
对创新教育的需求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分不开。任杰慧针对日日新144位家长的调研显示，这些70、80后的家长都属于中产阶层。他们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一部分人有出国经历。他们掌握一定话语权，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经济上是消费的主力军。种种条件塑造了他们，也让他们反思自己经历过的公立教育。
一位家长告诉任杰慧，正是因为对社会转型和自己的发展有很多后顾之忧：“（孩子毕业后）可以创业，可以去国外上学，上个二、三流学校也没关系。我不想花费太多代价去换一个名牌大学的光环，而让孩子失去想象力、创造力和个性的发展。”
在当时任杰慧的观察中，日日新的很多孩子“是被公立学校扫地出门的”。他们中有爱打架的，有捡到东西就觉得是自己的，还有人会把盛开的鲜花捏碎。
而她发现，日日新的老师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特别。
张冬青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刚入校时，女孩十分内向，不跟任何人说话，谁靠近，她就躲起来。老师们达成共识，先不干扰，并为她安排了一个靠后的座位，课堂上也不让她发言。夏天难免有苍蝇，女孩不忍心打苍蝇，于是这个班规定，如果有苍蝇，打开窗户轰出去，谁也不打。
女孩渐渐会和老师小声说话了。戏剧节时，大家考虑给这位内向的女孩安排什么角色。最后，她开心地演了一棵树。
但如果知道这些老师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又会让人“大跌眼镜”。
任杰慧发现，当时学校的六十余位老师，有31人不满30岁，大部分非京籍。相较于公立学校的层层考核，日日新老师的面试极其简单，只需要和创办人聊一聊，2012年之前甚至没有试讲环节。
更重要的是，这群老师的待遇远远不及公立学校。
这看上去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公立学校待遇更好，吸纳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们却认为公立教育问题重重。
“公立学校有很多结构性因素，让老师们没办法展现对孩子的爱。”“结构性因素”包括人数。任杰慧解释，她在中学任教时，当地学校曾有一个班招了108个孩子，“老师有可能对每个孩子都说‘我爱你’吗？”在日日新，每班不会超过20人。
更大的问题在于对“好老师”的定义。在公立学校，“职称、奖金、绩效，都与成绩绑定在一起，好老师意味着好成绩”。
而那位创始人之一的北邮女教授，曾这样回复网友，“应试教育是社会的产物，要结束它却需要相当长的过程。等不及了，改造不了大环境，就营造个小环境！”
一位女演员甚至已经是公立教育的赢家，她的大儿子在哈佛大学念社会学。
为了心中的理想教育，这群“高个儿”家长不惜一切打造出一个自己的“小环境”——这往往被描述为创新教育受众家庭的画像。
但高学历背景的中产一定会更中意创新教育吗？一位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家长并不这样认为，“我周围的高知家长，都还在公立学校里卷着呢”。
起初，人们会觉得，这些家长或许有不愉快的公立学校体验。
这并非实情。他们的童年在北大校园、玉渊潭公园或者眺望着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墙度过。有人在部委大院长大，一路上的是顶级的公立教育，“每一位老教师都风度翩翩”。有人是西城区的“卷王”，平时逃课，考试前猛看书，“只是为了赢”，就能轻松考上清华。有人则在日本完成基础教育，被日本老师说是“问题少女”，但也与老师结下深厚的友谊。
他们没有生活吗？
错了，他们是文体活动的佼佼者，还是交叉领域的拓新者，大多都曾迎来或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刻，当一群理工科的父亲聚在一起，聊的是《爱弥儿》和《童年的消逝》。
他们甚至是公立教育的赢家。一位女演员的大儿子在北京完成公立教育，如今在哈佛大学念社会学。但在一次饭局上，这位女演员注意到一个日日新的小学生。
“那个女孩独立，又主动。大人们点菜，她会提醒‘别点太多，会浪费’。她吃完了，就向我儿子请教如何上哈佛。后来又一个人看书。大家离席时，她静静地去找服务员，要求打包。”这位演员母亲，因此决定把老二送到日日新。
她还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一位好友的孩子，此前曾在深圳数一数二的学校上学，孩子很聪明，只是不爱学习。某次考试前，他突然想努力一下，于是考了八十多分。
他没等来老师的表扬，而是被问：“你该不会是抄的吧？”
这个孩子再也不想学习了。在一次家庭旅行中，这位演员母亲注意到，孩子一直在抓手臂，说自己很痒，“现在回想可能压力真的太大、太大了”。没多久，好友要到北京读博，她建议对方把孩子送来日日新。
试读一周后，大家问这个孩子，想不想留下。他回答，一定要留。
孩子给的理由很简单：“我在这里，活得像个人了。”
这群家长们，步入中年后，他们开始重视心灵的成长，并最终体现为对孩子的宽容。李迎波按照星相学分析女儿的性格，知道她在某些方面会极其固执，甚至会带给她不少麻烦，“但我尝试让孩子了解这一点，并坦然接受”。
这些人身上伴随一丝冒险的气质。北京某所著名的创新教育学校对自己的家长群体做过不少研究，他们透露，选择该校的家长有一个突出的特质，他们曾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并因此获益，愿意尝试。
一位生意一度做得颇大的家长依稀记得，把老大送进日日新时，他的想法是，“要选择最好的幼儿园”。然而际遇起落，到老二上学的这两年，一家人已经搬到郊区，日日新此时成了不得不的选择。另一位家长，也正经受着行业的不景气。
当这些人拿着《爱和自由》，向其他家长输出创新教育的理念，说要让孩子获得尊重和真正的爱时，现实主义者给他们的批评是——
“你们都被洗脑了。”
当家长们掌握主动权之后，他们想要的东西更多了。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面对公立学校，这些家长觉得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尊重，孩子被送到一条工业化的流水线；到了创新教育学校，家长可以通过家委会，甚至直接向老师表达自己的想法。
最终造成的情况是，每个家长都在提意见，老师们要不要听？到底该听谁的？
哪怕是展秀真自己，也曾和老师反映对英语阅读的意见。根据日日新的课程体系介绍，英语学习强调的是“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为主线”，“听”和“说”较少涉及。展秀真认为“这不太科学”。
这甚至不是日日新一个学校的问题。当家长们掌握主动权之后，他们想要的东西更多了。
据媒体报道，大理的内明学堂，曾因财务分摊、话语权等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曾有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一句总结：“搞教育的都有自己的理想，理想主义者彼此之间不能相容，见面能客客气气就已经算不错了。”
“现在新教育的流派很多，每个家长都看过类似的书，都想实践那些理论。”张冬青说。
但相比教学，眼下日日新最棘手的问题是搬迁。
很多学校在搬迁的过程中支离破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曾表示，“创新教育的挑战有两点，办学者的智慧和如何与政府打交道。”2013年开始，作为创新学校西南阵地的云南大理，苍山学堂因租约问题被迫搬迁，那美学校关停，而网红的猫猫果儿学校，也曾因土地问题停课。
而最初围绕着回龙观诞生的那些创新学校，大多也已离开。芭学园的多个园区都经历过搬迁，从六个缩减为两个，紫水晶幼儿园则搬得更早。至于那群南方来的“游僧”，在重建校园一年后，宣告解散。
在北京，从北大附中一块高中生秘密基地里成长起来的探月学院，也搬过五次校区，搬迁的原因之一，就与教委对学校场地的要求有关。
不过，杨东平认为，“改善环境是有可能的，我们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大车的说法是，腾退协议是房东签的，在2022年8月之前，学校并不知情，此后则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校址。如今，他希望“争取在2023年9月开学前搬离”。
家长透露，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昌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曾试图做家长的工作，“他们想让我们分流，并提供了好几所学校供选择”。
家长们更愤怒了，“我们放弃西城、海淀的学位，就是为了分流去你们昌平的学校吗？”
选择新式教育的人，就好比“坐五月花号去北美大陆，冒着巨大的风险”。
任杰慧调研时被人视为“问题孩子”的那些学生，后来去了这些地方：北京四中、八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学校。再大一点的则到了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等。
但家长们不是都说了吗？他们的目的不一定是去名校。
那些曾在日日新上学的人，他们最大的收获，或许是感受到真实的爱。
在郑州读大一的傅子涵得知学校断电后，马上去安慰她的好友“石头”——冬青和大车的小女儿。傅子涵用“压抑”形容进入日日新前的自己，她向石头学会的第一件事儿是，小孩原来可以站在座板上荡秋千。她也永远记得自己某次受伤后，从学校最胖的那位老师到门卫大爷，都焦急地问，“伤得重不重？”
她还记得，一位叫陈晓的同学，能记住班里每个人的生日。不管哪一位同学过生日，她都会自己在家做一个蛋糕，第二天带到学校给他。自此之后，面对自己在意的人的生日，傅子涵都不会仅仅说一句“生日快乐”。
只有用完整一生观察孩子的成长，才能确定自己的教育理念是否准确无误。眼下的日日新家长们无疑还在那艘五月花号上，没有抵达海岸。
选择日日新的最初，他们内心都曾涌动着那种冒险情绪，是当初洋溢在回龙观社区网和某个客厅里的那种激昂。一位家长说，选择新式教育的人，就好比“坐五月花号去北美大陆，冒着巨大的风险”，而这群人“在搏击风浪过程里形成了战斗联盟”。
这位“乘客”并没有点出学校的名字，但很多细节都与日日新对得上。他后来有很多失望，包括初中部的教学质量、课程体系，以及学籍问题。
“有的家庭确实没有财力让孩子高中就出国。”展秀真就很焦虑孩子未来的“出口”，她周围很多转回公立学校的孩子，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不适应。
有家长曾试图挽留选择离开的人，但毫无效果。离开的人陆续离开，坚定的人愈加坚定，二者分道扬镳，留下的人甚至觉得，“能多上一天学，都是赚到了”。
究竟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保卫日日新？家长们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李迎波认为首先是要保卫土地。“心灵最健全的就是瑞士人，因为他们百分之七八十都生活在山地，动不动继承几百亩地，和一栋石头房子。他可能会到大城市工作，但始终与真正属于他的土地有连接。”
有家长则反问：“我们或多或少都曾在公立教育体制里获益，为什么现在又宁可付出那么大的成本让孩子上创新学校，难道公立教育体制在设计之初，就是让我们要远离它吗？”
一位在国际机构工作的家长觉得，他们保护的是一种教育理念，“不能因为选择的人少，就认为它没有价值”。
事实上，当年参与创始日日新的四个家庭，只有“小石头”坚持到初中毕业。
现在离回龙观社区网诞生的那个时刻已经太过遥远了，拨号上网被百兆光纤取代，一些讨论永远留在BBS里。人们的姿势随着时代不停舞动，一群人曾经涌出体制，现在他们的孩子们又涌回来。
此时此刻，几乎所有家长都精疲力尽地去捕捉确定性，然后全部投掷在孩子们身上。他们对确定性的想象，有的源于当下，有的关于未来，一如那位向任杰慧表达自己对社会转型和自身发展有诸多后顾之忧的家长。
张冬青也没有意识到的是，她关于回龙观的生命体验也已稀释在历史里了，那个“欧洲小镇”如今已被一块块不连续的工地、色彩浓艳的县城风格店铺、墙面发黑的居民楼所占据。
南方周末记者询问陈围关于回龙观的记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位画家印象最深的是街道上时常的积水：“环境什么的都非常一般，基础设施有些也不是特别健全。一下雨就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