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30年》是一部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和变迁的图文著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镜头讲述了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98年特大洪水、总理为农民讨工钱、中美世贸谈判、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以及北京最早选美夭折、市民告别粮票、农民工进城、正在消失的京城胡同等一系列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故事，把这些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场景用笔记录下来、用镜头定格下来，让当代人去回味，给后来者以启迪，给读者呈现出了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之变，并且折射出3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
刘卫兵，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客座教授。长期从事中央新闻摄影采访，代表作《总理为农民追工钱》《习近平为外宾捡眼镜》，摄影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著有：《奔波在战争前线》《随访连战的日子》《回望20年一位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手记》，以及摄影集《日本人印象》。其中，《回望20年》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目录
第一章这些年，这些事儿
别了，粮票
冬天，母亲给我搬来一百斤大白菜
父母抢购降价货
买外国国债别赔了
“熊猫”羞怯上公交
如此“矿泉水”
从秀水街到中英街
第二章城市与乡村的变迁
中关村的蜕变
记忆中胡同的消失
雾霾笼罩，通惠河还清
在路上
京九青藏线，高铁万里一日还
村里来了志愿者
进城的农民工
总理为农民追工钱
第三章文化与观念的变奏
我的大学
北京最早的选美赛“黄了”
大陆第一个“试管婴儿”
直击北大推倒南墙
电影何时再辉煌
告别老相机
今天你看微博了吗
第四章中国离世界更近了
中洋快餐初战
小城迎盛会，上海办世博
香港回来了
聚焦中美世贸谈判
目击圆明园兽首拍卖
申奥失利与成功的背后
第五章亲历的大事件
邓小平逝世的日子
1998特大洪水夹击中国
亲历三次国庆盛典
“非典”突然袭来
随连战首访大陆
大地震：汶川不是唐山
小时候生活苦，嘴馋了怎么办？几个小伙伴跑到附近农民的地里掰玉米、抠白薯、拔花生，打邻居家树上的枣，一旦被人家发现就赶紧四处乱窜。姥姥为了治疗高血压，在小醋罐里泡了些花生，每天吃几粒。我发现后，经常偷吃这些花生。姥姥看见了只说，少吃几个，那是治病的。
上小学时，我常和小伙伴们去垃圾堆上捡废铜烂铁、牙膏皮，采草药，卖给收购站挣几分钱，觉得很高兴。那时过年大人给二分钱，买几块糖都觉得特甜。有一次从老家来的大爷给了我五分钱硬币，我捏着高兴了好半天，感觉那五分钱比现在的金子还重。
90年代以前，我家附近的居民经常来这家粮店买粮食和油盐酱醋。那时粮店很热闹，买粮食要排队。过去的粮食都是散装的，需要自己带布袋来买了装好。记得我每次来买粮食时，店员们一会儿忙着称粮食、装袋子，一会儿忙着算账、收粮票，粮店里弥漫着白面粉末的味儿，有人买完白面出来头发也染白了。
如今不仅人们的生活好了，就连动物的待遇也提高了。记得二三十年前在北京郊区，人们把动物称为畜生，哪知道是什么宠物。如果有猫狗看到有人吃好东西凑过去，多半会被痛斥或踢上一脚。人还没吃好，哪顾得上畜生！那种贵妇人抱着宠物狗亲密的画面，我们只在电影里看过，那是极少数有钱人的享受。现在可不同，城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领着、抱着、开车带着、自行车驮着宠物狗的镜头。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善良，有爱心，自己生活刚好起来，就把爱献给小猫小狗。
说起吃大白菜，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80年代以前，北京人整个冬天吃的蔬菜就是大白菜。
北京地处中国北方，历史上习惯种白菜、吃白菜。大白菜产量高、耐低温、好储存、运输方便、价格又便宜，几分钱一公斤，大家买得起。北方的冬天种不了别的蔬菜，即使有少量的温室暖房种点别的菜，价格也很贵。因此人们都喜欢买大白菜存起来，吃着方便。
那些年，一到冬天，北京随处可见卡车、拖拉机满载着大白菜行驶在街头，像战争年代运送战备物资一样。大街小巷到处都见到人们排队买大白菜的场景：你推一车，我抱几棵，十分热闹。买完了搬回家，一排排、一片片地摆放在房前屋后，甚至窗台、房顶上，晾干表面水分，然后放进地窖里。到了下雪天，还要苫上一块草帘子，以免被冻坏。
我家也不例外，同样要贮藏几十棵大白菜。记得80年代初那几年，每逢假期从城里回到姥姥家，见很多居民在家附近的空地上挖一个大地窖，用于贮藏白菜和少量的土豆、萝卜、芹菜。我曾扶着梯子下到两三米深的地窖里帮着摆放大白菜，里面冷飕飕的，就像现在的冰箱，只是弥漫着一股白菜味。
以前的冬天，人们几乎天天吃大白菜，就像西方人吃汉堡，吃习惯了，不吃反而觉得不正常。人们做大白菜也有花样，炖、煮、炒、凉拌，就看家庭主妇的本事了。农村人会把白菜根留给家里养的鸡、鸭和兔子吃，人们还喜欢过年时把白菜切碎搅拌着猪肉馅包饺子。
当时，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或赶上过节，才能多吃几种其他蔬菜。如今想想，过去人们条件差，把大白菜视为过冬的“当家菜”，倒也吃得清淡纯粹。如今人们富裕了，常常不离大鱼大肉，好像也不利于健康。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资的加快流通，以及价格的逐渐放开，南方的蔬菜源源不断北运，而北方也建起了种植各种蔬菜的塑料大棚和无土栽培的蔬菜基地。北京的菜篮子慢慢地丰富起来，北京人开始告别冬天只吃大白菜的历史。
到了90年代初，北京街头买大白菜的人明显减少。偶尔看到买大白菜的，多半是老头、老太太。市场上的蔬菜品种越来越丰富，人们随时可以买到各种蔬菜，很方便。
1993年一个下雪天，西城区佟麟阁路的街道已被白雪覆盖。我从胡同一户人家门前经过，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冒着纷飞的雪花，在院子里摆放大白菜。“冬天还买大白菜呀？”我问。老人一边剥着白菜上的蔫叶子，一边笑着说：“几十年习惯了，冬天不买几棵白菜，像缺点儿什么似的。”她还说，买点儿放着也好，吃着方便。“你们年轻人早就不买了！”老人最后说。
老人有老观念，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新想法。那时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买冬储大白菜的习惯。可那几年一到冬天，母亲就催着我买大白菜，似乎不买白菜，冬天就会挨饿。因为嫌麻烦，我很少按照她的嘱咐去做，她还为此生过气。直到1996年年底的那个冬天，母亲临去世的前一个月，趁我外出采访不在家，老人家还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和父亲一道，买了100斤大白菜送到我家里，一棵一棵地搬到楼上，整齐地码放在阳台上。
不知那天母亲费了多少力气，不久以后她病情恶化被送进了医院。一个阳光明媚却异常寒冷的上午，北京医院急救室里，和癌症搏斗了多年的母亲，身上插满了输液抢救的管子，老人家已处在弥留之际。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生命一点一滴地耗尽，做儿子的却回天无力，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悲痛，抱着母亲号啕大哭。
“哭什么！”猛然间，昏迷多时的母亲猛然睁开眼睛大声对我说。泪眼中，我看到她眼角浸着泪，眼神中有太多的痛苦和无奈，更有对生命的渴望和期盼。这是母亲生前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令我终生难忘。
母亲这一代人，奔波劳碌一辈子，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大，终于等到好日子来了，正当可以享福的时候，他们中不少人又匆匆离去，怎能不让人悲伤！
母亲去世后，我们吃着母亲搬来的大白菜度过了那个冬天。
如今的冬天什么菜都有，吃大白菜的机会不多了。可我偶尔还会到菜市场买上两棵大白菜拿回家。伴着冬日纷纷扬扬的雪花，看着那饱满结实、白里带着青叶的大白菜，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那里有母亲慈祥的微笑……
90年代初，我拍摄的一张北京人争先恐后抢购降价货的照片，让现在的青年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当年的父母们为什么那样疯狂地抢购降价货？现在看不明白的老照片，却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
1991年初夏的一天，号称北京当时最大的削价商品展销会，在宣武区虎坊路附近的北京市技术交流馆举行。削价商品展销就是现在商场和店铺里常见的打折、降价促销活动。走进昏暗的展销大厅，里面熙熙攘攘，吆喝声、招呼声、喊叫声此起彼伏，很是热闹。
展销会的每个柜台前都挤满了人，人们使尽全力拥挤在柜台前，数十双手臂同时伸出争着买商品。售货员个个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多长出几双手。正值夏日，场内异常闷热，许多人的脸上都挂着汗珠。那期间，我还去过北京东北边的中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的降价展销会。当时不仅中国人，连外国人也来买降价货。后来我到国外才知道，外国人也习惯到圣诞节和新年时涌进商店买打折商品。
我拥挤在人群中找不到拍摄位置，只得钻进商家柜台里去拍摄。这时我才看清楚了，柜台里摆放的主要是纺织品，包括过季的棉衣、棉被和各种布料等。
80年代以前，北京大商场很少，有名的就是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那时逛一次大商场就像过年一样。70年代初，父母第一次带我逛百货大楼，感觉跟进了电影里的皇宫似的，看着哪儿都好都新鲜。因为人多，我使劲儿拉着母亲的手，总怕走丢了。当时人们买东西一般都在家附近的小百货店里，那种商店多是砖瓦盖的平房，面积不大，条件简陋，环境卫生差。卖的东西主要是油、盐、酱、醋、茶、糖和人们做衣服用的针线、布匹等。
现在的人听到“买布”这个词，可能会觉得陌生而惊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不仅知道布，还知道布票，那时候大多数人很少购买成衣，几乎都是凭票买布回家自己做或请别人做衣服。当时，几乎家家都有缝纫机，缝纫机是家庭财富标志之一，不少家庭主妇练就出了飞针走线的本领。小时候，我和弟弟穿的衣服大都是母亲按纸样裁剪好，用缝纫机缝制而成的。记得母亲白天在工厂上班累了一天回来，先忙着给我们做饭，晚上还要缝补衣服或织毛衣，一直到深夜。那时社会上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直到上高中时，穿的裤子后面还有母亲用缝纫机轧得一圈套一圈的补丁，为的是让衣服多穿几年。母亲去世前悄悄做好了几件孩子的衣服，说是以后留给孙子穿。几年后我儿子出生，穿了多年奶奶做的衣服，却没能见上奶奶一面。
我们这些穿着母亲做的衣服长大的人，对那个时代“勤俭节约”的意识印象深刻。如今全中国、全世界都提倡低碳生活，节约能源和资源，希望社会可持续发展。其实，在过去那个商品匮乏的年代，人们生活清苦，早就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记得我小时候，还在厨房的墙上写过“节约用水”的字，那时人们都是在盆里洗碗，不像现在开着水龙头冲洗，浪费水，看着让人心疼。我岳母年轻时在陕西当过兵、吃过苦，至今保持着节约的习惯。她很少用洗衣机，而是用手洗衣服，每次都把剩下的水大盆小盆摆一地，留着浇花或冲厕所。我想，中国人如果都像她那样懂得节约，社会就能可持续发展了。
“人们为什么这样热衷抢购降价货呢？”为了弄清缘由，我前后采访了两次削价商品展销会，才明白个中原因：当时的商品相对短缺，人们还不富裕，为了省钱，看到降价货自然要抢着买。另外，当时国有企业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和销售脱节，造成商品积压，最后只得降价促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逐渐变得精明了，会看准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商品积压相对减少。当然，有些商家善于利用人们喜欢便宜的心理，时不时推出一些季节性商品的降价促销活动。
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市场、物价都被管死了。随着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犹如死水变成了活水，水里的鱼儿立刻活了起来。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各种商场、市场、超市一下子多了起来。
90年代初，北京建国门附近开了一家专卖高档进口商品的赛特商场，有些顾客进去一买就是几万、十几万块钱的高档商品。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也是一支购物大军，有人动辄就花几千、上万美元，外国人看了也吃惊。如今国内许多城市的商场，店面宽敞、装修豪华、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景象。不过总体来说，中国人还是习惯于攒钱，习惯于节约，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留下的传统。
一、我们的天空怎么了
2013年初，北京的天气像变魔术，一日三变。早晨送儿子上学时，雾霭重重，城市像蒙上灰白的面纱，建筑物犹如海市蜃楼。午后，转眼大风骤起，风起雾散，沙尘暴扑面而来，人们赶紧捂鼻挡脸，很是狼狈。可到了晚上，风扫沙尘而去，晴空皓月。
我从小到大，参加过多次学校组织的植树，如今每年春天还去采访国家领导人和民众的植树活动。北京城市绿化率越来越高，绿化树种的选择和配置也越来越讲究。据统计，中国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2％，增加到现在的20％。多年的植树造林已有不小的成果。但京城里的人似乎没感觉到环境的转变，原因在于，经过二三十年的超速发展，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已达约2000万，迅猛增加的汽车达520万辆，不断扩大的建设工地开工面积达1.5亿平方米，那么多工厂、汽车和人口，每天产生和排放大量的垃圾与废气。
记得有一次访问澳大利亚，我和澳洲政府官方摄影师麦克聊天说，你们这么大的国土面积，人口太少，应该从国外移民过来几千万。他听了很紧张地说：我们国土不小，可有不少地方都是沙漠岩石地区，这里的环境可承受不了那么多人。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中国人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退回二三十年，天气预报哪有天气污染情况的预报？过去人们不知道微小颗粒物PM2.5是主要污染物，现在知道了，而且在想方设法监控治理。
现在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的家园，不能光想着经济怎么增长快些，城市怎么摊得大些，而是要切实采取措施治理和保护我们的环境。如果因为今天过度地攫取资源，破坏了环境，未来我们的子孙就麻烦了！
二、通惠河里的鱼怎么死了
如今，来北京的人大多知道，朝阳区东三环建了一个著名的CBD，称为国际商务中心区。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许多国内外的大公司都在这儿办公。可人们较少注意到，CBD东南方向静静地流淌着一条通惠河。通惠河是大名鼎鼎的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修建的，距今已有六七百年历史。它把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连接起来，成为京杭大运河最北边的河段。元、明、清时代，南方的粮食和物资通过这条大运河运到北京城里。几百年风风雨雨，通惠河曾经为北京经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住在通惠河南岸。小时候我经常和同学到通惠河边的芦苇荡里捉迷藏、捕蜻蜓，高兴时还下河捉鱼、摸虾、游泳。少年时伴着清清的河水游玩的情景，至今仍浮现在眼前。
大约在80年代初，有一天我们在河边玩时，突然发现河里有几条死鱼。再过几天，水质开始变得浑浊、发黑，死鱼成片地漂浮在河面上。“河里的鱼怎么都死了？”我很纳闷儿，傻傻地站在岸边发呆。
听人说，因为附近的化工厂等企业排放大量的废水，导致了河水污染。资料显示，到1993年前后，每天排入通惠河的工业和生活污水高达数十万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最大、最严重，通惠河完全变成了一条污水河、臭水河。
有一次，天色阴沉，我来到通惠河大望路河段，从大望路桥向河的两岸放眼望去，乌黑浑浊的河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垃圾，河水散发出来的异味熏得人的眼睛和鼻子很难受。
我咬着牙走近河边，看到一位老人拿着大抄子在河里打捞垃圾，他旁边的几个大筐已经装满破鞋烂袜子等各种垃圾。“怎么这么多垃圾？”我问。“什么都往里扔，怎么会不脏？”老人对我幼稚的提问很不客气。听老人说，他家就住在通惠河附近，以前经常到河里打鱼，打上来的鱼特别新鲜。可现在变成了这样。他每天到这儿捞垃圾，能捞好几百斤。“唉，可惜了这条河！”临走时，听到老人一声叹息。
其实，当时的各种污染不仅影响了河流环境，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北京东郊的工业区里聚集了许多化工企业，如北京化工厂、化工二厂、氧气厂等，污染很厉害。我上高中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有一天，家住化工厂附近的几位大妈正在家属区散步，走着走着，几个老人不知不觉地晕倒在地上，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生命危险。后来经过调查，竟然是附近的化工厂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
当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空气中总有一股异味，特别是到了冬天，空气中的异味更浓。一个冬日的清晨，我给母亲拍过一张晨练的照片，昏暗的天色、污浊的空气中几乎看不到母亲的身影。90年代中期，母亲因癌症去世。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每6分钟就确诊一个癌症病人，很难说跟环境污染没有关系。
一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走到现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使得一切都在变，许多事情变好了，有些则变出了问题，甚至变坏了。中共十八大提出再造“美丽中国”，中国不能再走进“先污染、再治理”的怪圈，要科学、持续、和谐发展。
上小学就学“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现在看来，人口众多是真，“物博”算不上，把资源平均到13亿人，中国应该属于资源短缺的国家。有些国家地下储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矿等各种资源，可人家就是适度开采或者不开采，大量从海外进口，自家的资源留着以后才用，为子孙和千秋万代着想。
望着眼前的通惠河，我不禁想起北京东南有个龙潭湖公园，曾经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新中国成立之初，那附近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后来经过治理，“龙须沟”变成了湖水荡漾的龙潭湖公园。上中学时，冬天我们到那儿上体育课围着湖跑步，长大后又在垂柳下谈恋爱，前些年还时常带儿子到湖上划船。
不久前我从通惠河边儿路过，看到不少人在河边散步，还有青年人在河边拍婚纱照。那情景让我回想起童年时在河边玩耍的快乐。通惠河这些年的变化，只是北京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事实是，人类只有善待环境，环境才会善待人类。
随着时代变迁，新名词不断出现，“农民工”就是其中一个。农民工也称民工，指那些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市务工的劳动者。
城里人每天都要和农民工打交道。早晨到菜市场，卖东西的是他们；上班路上，卖报纸、卖早点的是他们；到单位或公司，干杂活儿、送快递的有他们的身影；回到家，保姆和帮你打扫卫生、做饭、接送孩子的“钟点工”大都也是他们。城里人走的路、过的桥、住的房子几乎都是农民工修建的。
这些年一到过节，农民工回家了，城里人生活感觉处处不方便。农民工的贡献不小，可他们的名分和地位长期没有得到肯定和认可。农民工进城的道路充满艰难曲折。其实，如今的城里人、北京人，退回几十年前，多数都是农民工或农民工的后代。包括我在内的周围大部分人的父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支援北京建设或找工作，从农村来到城市落户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开放时，人们在街上见到修鞋、修车、弹棉花、缝衣服的农民感觉挺新鲜。而那时进城的农民也有点儿怯生生的。“用工吗？”当人们走在街上，冷不丁角落里有人出来问你。再一看，几个带着背包和简单工具的农民工站在角落里，衣服土旧，脸色黝黑，一脸的紧张神情。开始时，城里人觉得农民工不是正经人，“正经人为什么不在农村种地？”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之间被人为严格地分开，农民不能随便流动，进城需要到乡镇去开介绍信，很麻烦。作家阎连科写的《我与父辈》就讲述了他和父辈出身农民的无奈。
90年代初，大量农民工如潮水般地涌入城市，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在搬家。农民工进城后，北京形成了不少街头劳务市场。其中崇文门路口附近的劳务市场最有名。1994年春节刚过，我过去采访，当时那个市场就在崇文门路口西北角、同仁医院的前边。街道挺破旧，两旁有不少店铺，街道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仔细一看多是等着招工的农民。工钱很低，当保姆，打小工，管吃管住一个月才几十块。后来我还跟朋友来过这里找打小工的，一到现场，就被民工围住了。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看着我们，操着各种口音，都盼望我们能找他们干活儿。有的小老板来招工，挺着个肚子，戴着墨镜、穿件西服，手里夹着个皮包，在农民工面前趾高气扬。
其实，城里人这些年之所以过得舒服，跟大量农民工进城，劳动力成本低有很大关系。世界上很多国家最贵的就是人工费，人的劳动最值钱。比如，我们在意大利罗马买杯啤酒可能只要一两个欧元，可为你服务的人至少要三四个欧元的服务费。中国开放之初，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国外众多投资者，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大量合资企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电器等商品生产基地。近些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一些企业为了获取更大利润，把工厂转移到了泰国、印度、越南、老挝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反正家里待着也没事，不如出来多少挣点儿。”不少农民工这样说。农民工的形成有多种复杂因素，如国家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多，城乡差别大，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城乡差别导致了农民工的进城。直到现在，一般农民种一年庄稼的收入，还不如在城里打工一两个月挣的钱多。人往高处走，谁都想往挣钱多的地方去。
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后有三次大的民工潮。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粮食问题解决后，剩余劳动力增多，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吸引了大量农民。有统计称当时进入乡镇企业的约有一亿多人。第二次是90年代初，随着城市改革迅速推进，许多行业用工需求增加，数千万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的到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推动了城市发展。第三次是90年代末至今，随着东部沿海逐步成为国际制造业基地，以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工大量进城。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过去农民工多是临时居住在城市，而现在的新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长期居住在城市，最终变成城里人。
我认识的朋友郑月娇女士，80年代和丈夫从浙江来北京打工，开始租住在出租房里，帮人家缝补衣服，后来自己开始设计和缝制衣服，因为手艺好、信用高，生意不断好起来，逐渐发展成一家京城有名的服装公司，雇用上千名员工。谈及变化，她颇为感慨地说：“过去哪能想到今天？”像郑女士这样的从打工妹到大老板的例子，在中国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用勤劳智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促成了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和平门路口从事修车行业的吴先生，1992年和妻子从安徽老家一起来京打工已有20多年。说到这些年的变化，他指指周围的街道说，城里都变了，农村也比过去好多了。如今他夫妻俩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在老家的村里上了医疗和养老保险，两个孩子跟着老人在农村上学。“在农村种地还是不行！”吴先生说。他告诉我，这些年，农村的青年人都出来打工，村里光剩了老人和孩子。给我家做小时工的姑娘珊珊十七八岁，来自四川农村，问她为什么不在家附近找工作，她说，老家那边也不错，但比北京还是差不少。她还说，村里多数年轻人都去了北方或南方的大城市打工，“整个村子只有老头、老太太和孩子啦！”
这位姑娘的话让我想起80年代以前回河北老家，几千人的村子显得很热闹，老人在家养猪、喂鸡、做饭，青年人、中年人忙着下地干活，孩子们满村子跑着玩。这两年再回去看，村里静悄悄的，偶尔见到几位老人拉扯着孩子，很少见到青年人。家里的亲戚感叹地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上学，哪儿还有人啊？
到一些农村走访后发现，眼下的农村彼此差异也挺大。富裕的村子和城市差不多。90年代中期，我采访过江苏的华西村、北京房山的韩村河等，这些村子因为发展乡镇企业赚了钱，把村子建设得比城里还漂亮，村民大多住上了别墅式的二层楼房，还建设了商场、影剧院、图书馆，城里有的村里都有。我平时打出租车时，跟不少家在郊区农村的司机聊天，他们都说，自己在农村有房、有地，可以种粮食种菜，再出来找份工作，日子比城里过得还好。当然，也有不少像我老家的村子那样，人们生活好了一些，多盖了些新房，整个村子的建设和环境面貌却和以前差不多，变化不大。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的土地被开发占用，农民失去土地，又找不到工作，以后的生活会遇到诸多问题和麻烦。
由于各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仍然较为普遍。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差距较小。到欧洲等国家访问时，偶尔到乡村看看，那里人们的生活条件比城市还好。如果说有区别，乡村的人口少，安静，环境也好，到处是森林草场，没有大城市那样繁华喧闹和空气污染。
大量农民工进城，城里人在享受方便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交通难等矛盾日益突出，弄得城里人感觉生活太紧张、太拥挤，一有空就想去郊区或环境好的地方休闲散心。城外的人使劲往城里挤，城里人却想到城外去，就像钱钟书先生写的小说《围城》描写的那幅景象。
如今，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每年约有近千万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截至2013年，中国城镇化人口已超过51％，对于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这是个质的变化。眼下，进城务工民工约占城市实际人口的1／4？1／3。如果到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街上看看，操着各种口音的外地人占了多数。城市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象征，可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对城市人口的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形成更大的压力。变化表明了时代的进步，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少新矛盾、新问题。
一、哭肿眼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处在新旧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也站在人生的路口面临选择。
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想法和观念也不同。我上小学时是在70年代，正赶上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时翻开课本，第一页写的就是教育要革命，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但就是没说学知识。那时我跟着姥姥在北京郊区窦店砖瓦厂子弟小学上学，天天傻玩傻闹不学习。学校教室破旧，门上露了个大洞。有时上着课，我们几个同学趁老师不注意，就从洞口钻出去玩，有一次被校长抓回来站在操场上一通训斥。二年级考试，语文、数学加起来我只考了十多分，父母一看着急了，连忙把我带进城里上小学。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恸，过去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没了，很多人觉得天都要塌了。听到消息，我晚上吃不下饭，和同学走进学校，摸着一处残破的砖墙哭着说：“毛主席没了，一切都没了。”几天后，学校举行全校师生追悼大会，操场上哭声震天，前面同学看我哇哇大哭，回头说“小兵别哭了，眼睛又肿了！”主席逝世前两天，我没事闲得拿石头打马蜂，眼睛被马蜂蜇肿了，这一哭肿得更厉害。
“文革”结束后，教育风气大变，社会上开始崇尚勤奋学习。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了数学家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的故事，成为千千万万学子的楷模。小学最后一年，我变得很用功，常常闷头在家学习。记得当时自己在作文里写道：“夜深了，昏黄的路灯下，我独自念着书，脑海里不断浮现着陈景润秉烛夜读的情景。”校长看了说，写得不错，就是想得有点儿远。毕业时，我在全校200名学生中，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考进北京102中学，即现在的北工大附中。
1982年我初中毕业，此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正准备走新路，而我也彷徨在升学路口。当时如果考中专或技校，毕业后可以进很吃香的国有企业，端个铁饭碗。如果选择上高中，万一考不上大学，再找工作就难了。然而，上大学毕竟是自己和家族几代人的梦想，最后为梦想拼一把的想法占了上风，就像当初中国不改革肯定不行，改革才可能有活路。
过去国家实行计划体制，什么事都是国家管着，那时大学生不多，基本上毕业后国家都给分配工作。到我毕业时的80年代末，情况变了，学生要自己找工作，有些同学一天跑好几个地方，回来垂头丧气地说：“找单位比找女朋友还难。”与现在每年中国有五六百万毕业生，整天忙着找单位、送简历相比，我们算幸运的。都说人的命天注定，我的命是改革开放定的，新华社定的，也是自己定的。
二、校园里的叫卖声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没有宿舍，只能天天“走读”。我家当时住在北京东南四环，学校在西北三环，骑车要2个多小时，天天走长安街、过天安门，来回几十公里，正好穿越北京城。我边骑车边唱歌，觉得挺幸福。那时上大学，生活比较拮据，每天早晨几乎就是一个油饼、一碗粥、半块酱豆腐，偶尔改善伙食吃个鸡蛋。大学四年，家里每月给伙食费也就百八十块钱，好在那时物价低，自己注意计划省着花。这样的日子让眼下的大学生听来，有些人会摇头不相信。
80年代末，全民经商浪潮波及大学。我和同学也憋不住了，听说外国学生能勤工俭学，端盘子、打扫卫生挣钱养活自己，我们也想尝试一把。于是几个同学坐长途汽车跑到当时有名的河北省白沟市场批发了十几个金光闪闪的便宜女包，然后跑到附近任丘老家的集贸市场去卖，等半天没人买，还被长辈训斥为“不务正业”，只得扛回人民大学校园里接着卖。记得当时几个大小伙子站在校园街上卖东西，不好意思，推来推去谁都不敢“吆喝”，只能蹲在暗地里等买主。最后东西还是卖不出去，只好送给亲戚，人家还不喜欢。
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都在转变观念，大学首当其冲。校园里每周都举行各种讲座、讨论会，邀请外面的专家、学者和教授来讲课，介绍了不少西方文化理论的新思想、新思潮。那些讲座比课堂上严肃的政治说教生动，所以场场爆满，很多同学站着听，这些东西对我们影响挺大。因此有人说，我们这代大学生是在传统体制下长大，但也接受了不少新观念。
当时的学生社团很活跃，我入学不久便参加了校学生会，负责主编《第二课堂报》。说是办报，实际上就是用毛笔蘸着涂料写黑板。从小学开始，我就出黑板报，到中学一直当宣传委员，负责收集名言警句，拿着粉笔，照着美术书上的花草样子写画到黑板上。现在朋友还开玩笑说，我的记者生涯是从小学开始的。1985年的冬天，一些相声演员来学校演出，我跑去采访后写了近3000字的新闻特写，然后冒着严寒趴在黑板上写到深夜，手都冻僵了。板报出来后，不少同学来看，自己心里特高兴。
三、走进社会大课堂
学生的观念在变，学校的小课堂也变成社会大课堂。1987年五六月份，大兴安岭发生火灾，几个宿舍的同学一商量，第二天我们自制了募捐箱，搬了张桌子摆在校园东边花园里进行募捐。八九个同学围站在桌前，表情严肃地等着募捐。那时学生穷，也缺少捐助的意识，但最后仍募集到大约一千多块，寄给了灾区。大兴安岭救灾指挥部还专门给我们发来感谢信。90年代中期，我去内蒙古大兴安岭采访火灾时，想起当年的经历，很是感慨。这几年偶尔回人大，总喜欢到那个花园里走走，望着眼前师弟师妹们匆匆而过的靓丽身影，觉得自己有点儿老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当时捐款时的照片，照片已经发黄，却记录了我们20岁的青春和胸怀天下的抱负。
我上大学时，学校流行社会实践，同学们纷纷走出校园，感受了解社会。那几年，我一到寒暑假就闲不住，要么参加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要么就约上同学到各省市走走。1986年的暑假，我们到河南濮阳参加社会实践，一下车到附近的街上找个小饭馆吃烩面。吃饭的碗又破又大，旁边庄稼人呼噜呼噜地几口吃完，我们却慢吞吞吃了半天。同学说，这就是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的差距。
那时学生出去玩没钱住旅店，多数是找同学关系住大学宿舍。记得有一次晚上在杭州大学住宿，夜里睡得正香时，学校保卫处来查夜。我们几个被叫起来检查学生证，大家吓得够呛。到了宁波时，身上带的钱都花完了，我们几个蹲在小旅馆傻了眼。恰巧遇上北京来的同路者，我把母亲戴了多年的表押给人家，才借了几十块钱坐火车回京。20年后我再去杭州，躺在宾馆里想起那时的经历，有苦涩也有甜蜜。
1988年的暑假，我跑到同学的老家安徽金寨等地去玩，看到村里全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家家都是大土炕，烧柴禾做饭，黑乎乎的家具不知使了几辈子，除了收音机，没有任何电器。人们穿着多是自己做的灰白色粗布衣服，小孩子光着屁股到处跑。就这样，当地人还说日子能过就行了。这情景和我那时回河北老家见到的情景差不多。
安徽农村是中国最早进行土地承包改革的地方，当时的中国农村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城市中的企业也在经历着改革的阵痛。1988年初，我到北京市窦店砖瓦厂广播电台实习，整天坐在屋子里听周围的人发牢骚。曾经辉煌的砖厂生产陷入困境，人们都面临下岗压力。几年后，伴着自己长大的砖瓦厂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倒闭了。
1988年上半年，我来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实习，老记者花铠带我们采访葛洲坝水利工程，一住就是十多天。刚开始自己采访不认真，早晨还迟到，被他批评了一通。晚上采访回来，花铠建议
我们把白天采访的资料整理一下写篇通讯，别的同学都睡了，自己憋着劲儿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早把文字稿交上去时，老头乐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后来我们还到洪湖采访了一所“水上学校”，老师把破旧的船舱当教室，常年给几十个学生讲课。临走时，同学们站在船板上向我们不停地挥手。“望着湖上渐渐远去的小船，真希望他们能划向一个美好的地方。”我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实习结束回到学校，我一头钻进暗房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先后在校园办了两次个人摄影展，都是记录城乡百姓现实生活的，著名记者唐师曾说我从此“确定了平民视角的采访风格”。
大学时的这些经历，对自己的想法和观念触动不小。过去知道的中国仅仅在书本上，而现在认识的中国才是在现实中。只有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才能真正认识了解，进而感知思考自己的国家。如今再翻开那时拍的照片，社会在变，我们的观念在变，可在大学里形成的那种家国天下的思想和观念至今未变。1989年夏天，我离开校园进入新华社，当了一名新闻记者。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新闻摄影的本科生，原本全班32个同学，先后有3位同学不幸离世，让人倍感岁月无情。眼下同学们各奔前程，成为各个战线上的骨干。屈指一算，至今仍拿着相机在一线采访的专职摄影记者寥寥无几，我算一个。
从80年代末至今，我经历了数千次国内外采访，拍摄了几十万张照片，发表了上万张新闻照片。回头想想，自己用心血换来的新闻照片发出后，多数都石沉大海，杳无踪影，看不到反馈，有时候感觉自己像个瞎子，每天忙忙碌碌，却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和反馈。传统媒体时代，偶尔见到报纸采用自己的稿件，赶紧把报纸剪下来收藏，如今家里保留的几大本剪报，已然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忆。
二、回到真实世界
有时我望着大学生们拿着手机、戴着耳机、抱着电脑上网的忙碌身影，不禁想起我们过去的校园生活。那时我们没有网络、没有短信，甚至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整天就是读那几本书，参加社团活动，闲来还仰望一下星空，随意畅想一番。信息有些匮乏，但生活也算多彩快乐。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从小就趴在地上玩打仗、过家家，钻到地里掰玉米、捉蛐蛐，或是潜到水里抓鱼捞虾，没有现在孩子知识多、文化多，可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邻里乡亲。相比之下，新一代的年轻人，过度学习书本上理论、过分迷恋网络，缺少独立思考，缺少感知真实世界的能力和与人直接交流的机会。过去人类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不是照样生活得有滋有味吗？
转念一想，生活方式改变一下也好，有谁能总生活在过去呢？人本来就是个矛盾体，有时喜新厌旧，有时又容易怀旧。比如作家莫言最早是用笔写书，后来改成用电脑，再后来又重新拿起笔。他说喜欢用笔写作的感觉，愿意听笔在稿纸上划过的沙沙声。
望着儿子忙碌的背影，我不想再去打扰他，心里却有些失落。想起儿子从小到大，我们每天抱着、拉着、陪着他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情景，仿佛还在昨天。可前不久的一天早晨，儿子突然告诉我：“爸，你以后不用送我了！”便独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透过窗子望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儿子长大了，我们也变得不再重要了。
中国有句俗话，“以不变应万变。”世界变化这么快，我们怎么能时时、事事都赶得上呢？过去中国人信息饥渴，如今却信息太多，有些应接不暇。过去中国人讲究上门拜年，如今进入网络时代，过年时手机上总要收到几百条问候的短信，很多是群发和不署名的，缺少了很多年味，也缺少了很多人情味。
一、中美世贸谈判
历史上，中国曾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和最富饶的地方，不想与外界交往。1793年，大不列颠王国派遣马戛尔尼勋爵来到北京，恳求与中华帝国建立贸易关系，但被当时的乾隆皇帝一口拒绝。乾隆这样说：中华帝国是如此的文明和富饶，不需要和蛮人做贸易。然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最终还是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不论愿意与否，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打交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和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成为战后各国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为了削减关税和打破贸易限制等问题，美国等23个国家于1947年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之一，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和签字。1996年，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成为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简称WTO），它在调解各成员国贸易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其贸易量约占全球的97％。
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以后，中国未能立即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活动并与之保持联系，丧失了发展的机遇。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作为创始国的中国将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摆上议事日程。从1986年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其间整整过去了15年。15年间，中国复关和入世的谈判之路可谓漫长。“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当年朱镕基总理的一句感言，道出了中国重新加入世贸组织的艰辛。
在谈判进程中，中美的双边谈判成了中国入世的关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只要和美国人谈判成功了，中国入世的道路就基本铺平。
二、“你的位置不错，可那是女厕所！”
上午10点多，美国谈判小组的车队驶入外经贸部。中美双方代表团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新一轮双边磋商。随着电动门打开，美方谈判代表到了，为首的是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那些年，像不少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侵犯别国知识产权的问题。尽管政府采取措施打击侵权行为，但效果不佳，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和我们争吵不断。但彼此光靠制裁也不行，后来便坐下来谈判，当时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巴尔舍夫斯基。谈判进行得很艰苦，但最终总算谈成，避免了中美之间更多的知识产权纠纷。由此看来，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遇到矛盾光吵架不行，可以坐下来商量解决的办法。
巴尔舍夫斯基个子不高，但她在谈判桌上是有名的“铁娘子”，谈判经验十分老到。另外，这次还多了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总统特别经济顾问斯珀林。他个子同样不高，像个白面书生，可以代表美国总统作出最后决策。
客人一到，早已在那里等待的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迎上去，双方握手寒暄，从彼此脸上露出的微笑，似乎看不出谈判的紧张气氛。谈判的房间大概能容纳四五十人，中间一张长长的桌子，中美双方各坐一边。谈判前总要笑着寒暄几句，石广生显得挺轻松，巴尔舍夫斯基也面带微笑。微笑似乎给谈判的前景增添了几分乐观和神秘。
这类国际性会谈、谈判，不像国内采访活动，容不得半点犹豫。从双方一见面，我就迅速占据有利位置，采取“追踪”和“定点”相结合的方式，连续抓拍美方代表入场、双方握手寒暄、落座以及会谈的照片，第一天采访首战告捷。
第二天下午，外经贸部的门口已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我通过朋友费尽了口舌才得以进入大楼。刚上楼，透过楼上的玻璃突然发现门口的大批记者开始骚动。我预感可能有情况，连忙爬上五楼的过道试着向下拍摄，感觉角度不够理想。
情急中我发现旁边一间屋子的门开着，里面那扇窗户的位置正好。此时，美国代表团乘坐的“林肯”车恰好进门，我跑进去推开玻璃窗，对着美国代表团的汽车一通猛拍。拍完后，感觉挺满意，我正要转身往外走，突然发现一位先生站在门外冲我怪笑。
“笑什么？”我心里纳闷。“你的角度不错，可那是女厕所！”他微笑着说。闻听此话，我几乎是飞着逃出那个地方的。
三、冬雨中的期待
11月12日下午，美方代表的车队再次驶入外经贸部。原来的四辆车变成了三辆，“林肯”也换成了北京车牌的“红旗”。可一小时后，美国人急匆匆走出谈判室，脸上似乎带着怒气。而此时，中方代表还坐在谈判室，连送行的礼仪都没了。在场的记者预感，谈判情况似乎进行得有些糟糕。
11月13日，我照例一大早来到外经贸部，那天门口的记者不多，显得比较平静。“既然来了，就等着吧！”新闻处的工作人员说。人家的一句话，我们几个中方记者只好等着，一等几个小时。有的看书，有的看报，有的干脆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面对这类复杂多变的采访，记者的消息十分关键。那次采访中，我经常跟外国记者和港台记者打交道，发现他们很敬业，也很专业，各种信息比我们灵通。后来一打听，他们的消息渠道比较多，既有来自中美双方代表团的，也有来自使馆和其他媒体同行的，还有来自互联网的。
比较而言，我们获得信息的办法却显得比较“土”，虽然是东道主，可信息渠道并不多，主要靠中方新闻官和朋友的通知，偶尔再向其他媒体记者打听些消息。那时，大陆还未普及互联网，对网上的消息也就一无所知。平时主要靠看报纸、看电视和听广播搜集些信息。记者的信息多、观念新，报道才会有广度、深度和新意。我们的信息不畅，对整体的新闻报道都会有影响。
那天下午5点多，一天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美国代表团的汽车再次出现在谈判楼前。等待多时的我，见到巴尔舍夫斯基一露头，几乎是“扑”了过去，对着她和那几位谈判代表“啪啪”地使劲拍。巴尔舍夫斯基遇到我突如其来的狂拍，禁不住抬头看看，眼中有些疑惑，也带着疲劳，或许是因为连日来的谈判太辛苦，谈判对手不好对付。
这次见面双方显得比较严肃，没有什么寒暄便开始谈判。我忙着拍完照片，抬头一看，发现除了电视记者和文字记者，现场只有我一个摄影记者，心里庆幸给新华社弄了个独家新闻。随后我赶紧把胶卷送到外经贸部东门，通过门缝递给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编辑，让他拿着胶卷赶回编辑部发稿。当时，摄影记者都用传统胶片相机拍摄，现场难以发稿，只能把拍摄的胶卷送回编辑部冲洗后发稿。为此我们经常采用这种跑接力的办法传递胶卷，争取发稿时效。几年以后，记者换成了数码相机，现场拍摄、传输，发稿变得简单快捷多了。
这次内部的秘密谈判只进行了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美国人坐车匆匆离开。可到了晚上7点多，美国代表团的汽车又悄悄地开到了谈判楼前。这次发现美方的主要人物巴尔舍夫斯基“不见了”！我们被这种变化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记得当时几次谈判都是晚上进行，有记者埋怨说：美国人就是仗势欺人，按时差算，美国的白天正好是北京的晚上，他们白天睡好了，晚上出来“折磨”别人。
11月14日，又在外经贸部等了一整天的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十多个小时的漫长等待，记者们只能大眼瞪小眼，不时地叹息。后来有媒体形容这次采访为“世纪末的等待”。那期间，有记者打听到，美国代表团在王府饭店的房间预定到16日。可14日晚上，美国代表团一度把房间退掉，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看见美国代表团的车队朝机场去了，好像要回国。“这谈判不就吹了吗？”有记者叹气说。不过很快又传来消息，美国代表团根本没有走，又重新住回了饭店。这样的消息听多了，神经也开始麻木。
四、胜利之“吻”
11月15日，谈判进入第6天。一大早，已经等得疲倦的我们，机械运动似的来到外经贸部。一到大门口，我便发现今天好像和前两天不一样，门口不仅多了许多港澳和外国的记者，现场还来了警察。海外记者的异常举动预示着可能有事。猜测归猜测，整整一个上午，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今天别走！”一位新闻官的话，让我确定今天和以往有所不同。
下午两点多，作为官方记者，我们被提前通知进入谈判大楼一层等待，谈判可能有了结果。随后便有大批中外记者扛着摄影器材蜂拥着进入我们待着的房间，房间里显得有些拥挤。
“到时候了！”我心里不断提醒自己。当时，我悄悄地溜到最靠近门口的位置站着，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别急，别急，有情况会通知大家！”新闻官不断安抚骚动的记者们。经过一星期的等待，终于到了关键时刻，记者们都憋着一股劲。
“好了，可以过……”猛然间，不知哪位官员喊了一句，还没等他说完，“呼啦”一下，屋里屋外的上百名记者，顷刻间像潮水般冲上楼梯，奔向二楼大厅。此时，我从中学到大学练过
的中长跑派上了用场，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冲上最后一个台阶时，突然，跑在我身后的《中国日报》记者徐京星被绊倒。我只顾喊了一声“快起来！”便第一个冲进签字厅。
经过记者们一阵拼抢、拥挤之后，签字大厅恢复了平静。人们在屏息等待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我握着相机的手在出汗。那一刻，3点53分，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开始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上签字。现场上百台照相机、摄像机一起聚焦过去，快门闪成一片，我的镜头里被闪得一片雪白。
那一刻我注意到，签字现场地方有些小，中美双方代表站得有些拥挤，许多人的脸上露着微笑，微笑中带着疲倦，也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开心和喜悦。签字结束时，突然出现的一幕出人意料。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签字后站起来握手、互换文件，大家鼓掌表示庆祝。此时此刻的巴尔舍夫斯基却一扭头，和旁边站着的斯珀林紧紧地拥抱、亲吻。那一刻，我按动快门，记录下他们的喜悦和他们不同的表达快乐的方式。
第二天上班时路过报摊，一眼看到《北京青年报》把我那张照片“胜利之‘吻’”刊登在报眼位置，占的版面很大，我心里感觉喜滋滋的。其实在当时我像很多人一样，并不清楚中国为什么要急着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过后，我才逐渐意识到，世贸组织就好比一个大家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们总待在大家庭的外面不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为了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好比一个人同时加入很多国家的国籍，从此可以享受很多机会和待遇，当然也要遵守人家的规矩。直到今天，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1日，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入世议定书》。在中国政府代表向世贸组织秘书处递交国家主席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30天之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国。此时，我正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上奔波采访，从小旅馆里的电视里知道了这个消息，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心里还是高兴了好半天。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天安门广场共举行了14次国庆阅兵。我亲历了1999年、2009年两次阅兵，之前还参加过1984年国庆的联欢。共和国在成长，自己也在长大，联想20多年间的变化，总有不少感触。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是中国人难忘的日子。历经数千年风雨，即将结束战争的中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
当时天安门前东西两侧的门楼和牌坊，以及周围的一些建筑还没有拆除，广场显得有些拥挤，没有拓宽的长安街也比较狭窄。那时国内还没有完全解放，国内外形势复杂，开国大典随时可能遭到破坏，困难重重。许多参加阅兵的部队是从战场上临时抽调来的，有的参加阅兵后，又要开赴前线，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仪式后直接奔赴前线和德军作战一样。阅兵是显示军威，也是一次整体的实战演练。当时参加阅兵的主要是步兵、骑兵，大型装备就是高射炮、坦克、装甲车。绝大部分装备是刚从战场上缴获的，中的洋的都有。
如今，骑兵在现代军队中已被逐步取消，可在当时却属于作战的主力。看老照片上，2000多名战士骑着战马经过天安门时的景象，仿佛听到“嗒嗒”的马蹄声。时隔60年后的广场前，战马早已杳无踪迹，变成川流不息的汽车。更让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那时因缺少车辆，有的火炮竟然是用骡马拖着通过天安门的，而刚组建的空军仅仅拼凑了17架飞机从广场上空飞过。到了1959年再阅兵时，由155架喷气式轰炸机和歼击机组成的6个空军梯队已经翱翔在天空。经过10年建设，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从阅兵中就可见一斑。到了1999年、2009年阅兵式，各种先进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空中预警机，成群结队地飞越天安门上空，景象有了很大的不同。
阅兵旨在展示国力军威，振奋国民的精神。但1959年以后，因为国内政治出现问题，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内乱，国家处在动荡和艰难中，没有精力再组织大阅兵。
1984年：天安门广场跳集体舞
那年国庆前夕，我正在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学校突然接到一项“政治任务”：学生们要学跳集体舞，准备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那时临近高考，学习很紧张。但听说是去天安门参加活动，同学们都觉得光荣，也很兴奋。
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学跳集体舞。集体舞是许多人一起跳的一种舞，男生和女生手拉手，动作要整齐，还要摆出各种姿势和花样。开始同学们有些不好意思，我们这代人受传统教育长大，知道男女要保持距离。加上那时社会刚开放，我们的观念还没变过来，致使训练进度一再拖延。于是老师命令我这个班长兼体育委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先上去跳。那时我属于学习用功、老实听话的学生干部，成天闷头学习，有点像现在的“宅男”。对于老师的要求，我也有些发憷，但不敢不从，只好硬着头皮上去拉着女生跳，此后同学们也都跳了起来。其实当时我们都到了青春期，对异性有了特别的好感，只是面上不敢表现。这次集体舞给了大家机会，有些同学慢慢地陷入了单相思，我也悄悄喜欢上了一个低年级的女同学，就像后来读台湾作家琼瑶的书《月朦胧鸟朦胧》里的故事，属于那种朦胧的情感。对比20年后的今天，男女青年通过互联网就能交朋友，还可以轻松地聊天、吃饭、约会，那时的我们有点儿像“老古董”。
1984年10月1日的晚上，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载歌载舞，欢度国庆。伴着《高山青》、《道拉吉》、《青年友谊圆舞曲》等舞曲，同学们一曲接着一曲跳，个个跳得满头大汗。燃放礼花时，大家都停下来仰头观看。随着一束束五彩烟花的升空，灯光和烟火映照在同学们一张张笑脸上。那个晚上，我们跳了足有三四个小时，跳得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那时国家迎来了改革的春天，人们的心情也像春天一般变得轻松快活。
后来看电视知道，白天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敞篷车检阅了部队，受阅部队有42个方队，包括陆、海、空、步兵、水兵、空降兵、武警部队和男女民兵方队。其中由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战略导弹等组成的导弹方队，由喷气式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空军梯队飞过广场上空时，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掌声。久违的大阅兵，让中国人回想过去，感慨时代变迁，享受改革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那次阅兵式的录像带，我后来看了好多遍，梦想着以后有机会能亲临阅兵的现场。
1999年，天安门城楼下拍摄阅兵
15年后的1999年，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新中国迎来了20世纪最后一次“世纪大阅兵”，我参加了国庆50周年庆典和阅兵的采访。10月1日，国庆大阅兵时，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我的采访地点在金水桥前的华表下，位置特别好。第一次参加阅兵采访，由于心里太激动，前一天晚上睡不着。次日凌晨摸黑爬起来集合，五六点钟就赶到了天安门。
站在金水桥前，自己想了很多。我们这代人从小就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在我们心中，天安门是个神圣的地方，是共和国的象征。70年代，父母带着我来天安门，全家人在这里合影留念。以后上大学直到参加工作，路过和采访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天安门及附近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二十多年来，我在这里拍摄的照片足有上万张。前两年，有朋友要出版记录天安门几十年变迁的画册，还跟我要了不少老照片。
天色渐亮，眼前的广场清晰起来。整个广场被数万名学生和彩旗、鲜花、花篮装扮得热烈而喜庆。北面城楼上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南面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两位领袖相对而视。
上午10时，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开始。江泽民主席乘国产敞篷红旗检阅车穿过金水桥，从天安门出发，向东依次检阅了42个由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地面方队。江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说，经过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的奋斗，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了历史巨变。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随后，受阅部队陆续经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数十个地面方队陆续走来。身着红色服装的女民兵方阵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部队中。
阅兵后，是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和花车游行。这类游行与国外游行和狂欢节不同，国外游行多半是民众表达诉求，而中国游行多数是庆祝胜利、庆祝节日。国外的狂欢节，人们可以随便活动、肆意狂欢，而中国的这类活动要求有组织、有纪律，加上中国人性格内敛，一般是喊口号、唱唱歌、跳跳舞、挥舞花束和旗帜，气氛热烈。
如果说1984年国庆35周年时，封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打开，人们释放着一种难以言表的轻松和自由。那么到了1999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带来的活力，使曾经沉闷的中国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开始富裕起来的人们焕发出新的面貌。这种变化无处不在：从城市到乡村，从南方到北方，从国家的实力到老百姓家庭生活，从街上姑娘的穿着打扮到游行队伍中人们脸上的笑容。2009年：阅兵车上的时刻
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举行国庆60周年庆典和阅兵，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第一次阅兵。我登上采访车，负责跟踪拍摄胡锦涛主席检阅部队。能跟随国家主席的检阅车，一路采访拍摄，是自己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过的。
10月1日一大早，一场阵雨过后，此前阴沉的天气渐渐转晴，天空中竟然飘起几缕云彩，随后变成蓝天白云。“老天爷，真开眼！”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
1984年参加联欢时，我心里又激动又紧张，总担心完成不好“政治任务”。1999年第一次采访大阅兵，心里也没谱，拍照时手都哆嗦。经历过10年前阅兵采访后，2009年的庆典，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激动得一夜无眠，此时心里多了几分平静，平静中多了几分思考、对比和感慨。我希望用眼睛和镜头发现和感受中国的变化。
国庆60年大阅兵的程序和过去大致相同。胡锦涛主席乘坐红旗轿车从天安门前出发，一路向东沿着长安街前行，经过王府井、东单，最后到建国门附近再折返回到天安门，沿途检阅部队。道路两侧站立着一排排戎装整齐的受阅官兵，摆放着各种崭新的武器装备。我们的采访车一直在胡锦涛主席的座驾侧前方几十米远的地方同速行进，以便能拍下整个过程。
一路上，胡锦涛主席的汽车行进到哪里，哪里的部队便在响亮的口号指挥下，齐刷刷地立正、敬礼，官兵的视线顷刻间望向阅兵车上的胡锦涛主席。胡主席不时地向两侧的部队官兵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啦！”官兵们随后齐声高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当阅兵车快行驶到天安门时，胡主席连连向受阅官兵挥手致意。
眼前的这一刻，让我回想起几天前我们连夜赶到昌平的阅兵村进行彩排的场景，模拟彩排演习的目的在于确保阅兵当天采访顺利进行。当时，受阅部队的官兵也在不远处进行训练，一排排整齐队伍，一阵阵响亮口号，一遍遍反复训练，官兵们的衣服湿透，汗水从脸颊上流下来。当人们欣赏阅兵时，或许想不到为了这个时刻，官兵们在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
结束阅兵采访，我跳下车，快速奔跑到中山公园门前，登上高高的消防车，居高临下拍摄随后进行的阅兵分列式和群众游行、彩车表演。近些年，我跟随领导人到国外访问，也见过各种规模的阅兵仪式，比较起来，我们的阅兵和群众游行，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恐怕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面对几十万人的宏大场面，站在高高车上的我，依然感到自己的渺小。细细观察参加阅兵游行和周围观看的观众，我发现人们已经不再像昔日那样兴奋和狂热，变得更加自然、理性与平和。当各种高科技武器装备，包括导弹部队开过来，各种战机拖着长长的烟雾从头上飞过时，观众以往那种热烈的呼喊、激情地跳跃少了，人们只是睁大眼睛仔细地观看，在感动之余更多的是在欣赏和感受。
联想10年前的阅兵仪式，这次阅兵变得更加务实，不仅是国威军威的展示，也是一次军队的整体训练水平、着眼未来实战的综合检验。
当天晚上，我来到金水桥前拍摄天安门广场上的文艺表演和群众联欢。镜头里有演员们精彩的舞蹈和灿烂的微笑，也有照亮夜空的绚丽焰火。恍然之间，我感觉自己仿佛又走回到了20多年前，在广场上和同学们手拉着手，欢快地跳起集体舞。那时，很累但很尽兴。
联欢晚会结束已是次日凌晨，中午只啃了几口面包的我饥肠辘辘，拖着疲倦的身子经过宣武门路口往家里走。深夜的街头，为国庆忙碌的人们已渐渐散去。夜色中，始建于明代的天主教堂高高伫立。白天的隆重庆典和热闹已经过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自己亲历过的三次阅兵和盛典，已化为心中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