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是我们终于可以再次跨国旅行的一年。但三年的疫情，多多少少磨损了我们对于远方的想象，因此，在这时，李亚楠的故事变得尤其重要。
李亚楠是一位自由摄影师，在对很多人而言相对停滞的2022年，他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2022年4月末，因为工作原因，李亚楠离开北京，去到美国、古巴、摩洛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拍摄。之后他开始私人行程，跨越大西洋，自驾土耳其东部，在欧洲的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漫游，还去了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8月，他再一次去到中东，去探访了塔利班执政一周年的阿富汗，还解锁了自己在「中东腹地的最后一块地图迷雾」——也门。
旅行下半程，他去到了墨西哥，而后开始自己的南美公路旅行，独自驾驶一辆车，从南到北穿越了整个智利，然后，在世界杯决赛的前一天，飞到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400多万人一起在阿根廷首都街头经历了此生最为难忘的「现场」。
在2022年，他像一双眼睛，代替我们去见证了世界的变化，从停滞走向复苏，从静止走向流动，并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旅行是必要的，现场是不可替代的。
在李亚楠的讲述中，最宝贵的不是那些旅途见闻和信息，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一种人对疆域探索的可能性，一种不被现实绑架的生活方式。而他在世界角落遇见的那些人性闪光时刻，更是传递着一个共识：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永远是人类共通的，它们在无穷的远方，超越国别、语言、人种的限制，珍贵地闪现。
文｜罗芊
编辑｜金石
图｜受访者提供
复苏
我是2022年4月30号离开北京的。我记得那天打车去机场的路上，司机还问我，他说你现在离开北京要去哪儿，不隔离么，当时我一愣，还没反应过来，我说我去国外，说完这句话，司机也愣了，空气凝固了一会儿，好像对于「国外」这个词大家已经很陌生了，大概过了5分钟，司机又问了一句，现在出国不用隔离啊，我说不用，这之后我们就都没有说话，他一路沉默地把我送到了机场。
当时我出国是要去工作，一个甲方约我拍摄一些照片。拍摄周期大概一个月，接到这个工作后，我查了一下从欧洲和美国回国的机票，真的太贵了，有的要超过一万美元一张，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拍完活儿我就一直在外面待着，到处漂，走一步看一步，顺便做些记录。
在这之前，2021年，我也出国去拍过两次活儿，一次是9月，一次是11月。
2021年9月那次是去伊拉克做一个采访，当时，整个世界基本还处在封闭中，完全是lockdown，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停滞的世界，冲击很大。当时我是从上海飞到香港再转机去到中东，我印象极深，上海飞香港的那趟航班，坐的几乎都是留学生，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大家都不吃饭，都在提防着病毒，跟黑暗森林似的。
我记得以前每次去香港转机，常常会在飞机上遇到很多大爷大妈，他们很爱聊天，说话都好大声，也喜欢在飞机上锻炼身体，伸懒腰，各种扭动身体。如果是回国的航班，他们还会讨论之前去过的国家，说欧洲有什么意思，不如北京好，聊得倍儿欢。但这次，整架飞机都特别安静，安静得很诡异。坐在飞机上，我甚至都有点想大爷大妈了，因为他们是一种生活正常化的标志。
2021年9月，空无一人的香港机场
那次给我最大冲击的还是迪拜机场。
机场是最直接的体现世界面貌的窗口，它代表着人的流动性。以前机场是种文化，你去不同的机场可以去到它的便利店，吃有当地特色的餐厅，疫情期间，这种文化彻底消失了。尤其是迪拜机场。我之前经常出国工作，迪拜机场可能是我中转次数最多的一个机场，在我的记忆里，迪拜机场没有一分钟是休息的，一天24小时，每分钟都有航班来，每分钟都有航班走，免税店永远人来人往，机场全天亮灯，让人分不出来白天和黑夜，里面永远很热闹。
因为人很多，迪拜机场特别吵，如果中转需要停留四五个小时，你想找一个能平躺一会的凳子都很难，因为登机口利用率特别高，机场里的人群永远是熙熙攘攘的，你很难在机场里休息。迪拜机场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形象，我以为它永远不会停歇。
但2021年9月那次到达迪拜机场后，我发现，它竟然没有人，没有店铺开门，你就感觉这么大一个空间，跟丧尸片似的，走着走着都在想，会不会有一些不明的东西蹦出来，都不敢确定去了登机口，还有没有飞机在等你，就那种感觉。
过去那些我常去转机的机场，迪拜、伊斯坦布尔、巴黎，因为去得多，我都不用抬头看那些指示牌，那套流程我太熟悉了，就跟坐火车回老家似的。但那次出去不一样了，我像第一次出国一样，该往哪儿走，怎么走，需要哪些手续，什么东西都得睁大眼睛去看。这也让我觉得，那些在你心目中觉得永远不会变化、永远不会坍塌的东西，就像这些机场一样不牢靠，它竟然能变成这个样子。
那次，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工作之后，完全买不到回国的机票，我查了一圈，发现当时从美国回国的航班最多，价格也比较合适，所以，我就先飞去了纽约。当时的美国也没有放开旅行禁令，纽约街头的大部分人都戴着口罩，出入很多公共场所还需要检查疫苗卡，酒店价格也不是很贵，感觉美国也处在停止流动的状态中。
从美国回国不到两个月，2021年11月底，我又有一个工作需要再去美国拍摄。虽然只隔了两个月，但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美国刚刚取消旅行禁令，下飞机后，我看到肯尼迪机场的行李转盘上，行李堆得跟山似的，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至少美国是活了。
取消旅行禁令，再加上12月有圣诞假期，你能感觉到整个美国要疯了，大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着那个圣诞节。纽约的人流和消费高到疯狂，我的拍摄项目在曼哈顿，酒店价格差点没把我吓死，随便一搜，最烂的房间也很少有低于两百美元一天的。我住不起，就订了一个印度人开的那种隔板隔出来的小房间，房龄没有100年也有大几十年，厕所是公用的，不夸张地说，睡觉的地方只比棺材好那么一点点。
那个时候，纽约街头到处都是人，不止是美国人，还有很多墨西哥人也都来到了纽约，商场已经开始做一些圣诞节的准备，洛克菲勒大厦底下竖起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当时有视频记录，这棵圣诞树是从别的州运过来的，一路上要经过各个城市，每到达一个城市，都有无数人出来欢迎它，火鸡也脱销了，整个美国都在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迎接那个圣诞节。
2022年4月末这次我再出国的时候，第一站还是纽约。这时的纽约似乎还处在前一年圣诞节的那场「高烧」中，消费依然很贵，早晚高峰整个城市都是沸腾的，饭店到处都是人，也没有人再戴口罩了。后来，我在阿姆斯特丹转机，行李丢了，延迟了一个多星期才到，我查了一下，新闻上说，阿姆斯特丹机场因为人太多，堆了几十万件行李，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开始复苏了。
2022年4月30日，旅程开始
乌克兰人逃离家乡时带着宠物
因为要拍摄一些色彩丰富的照片，所以，我工作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古巴。它开了一个特别好的头。
到了哈瓦那，一下飞机，那种特别加勒比的感觉扑面而来，我就非常喜欢，觉得特别心潮澎湃。这是我第一次去古巴，倒不是说这个国家多么让人激动，而是那段时光很特别，我刚刚离开了一个比较难以流动的环境，忽然到了古巴，很热情洋溢的热带地区的拉美国家，很粗糙，很野生，特别可爱。
古巴人很有意思，很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几乎每个人都戴口罩，但所有人都把口罩兜在下巴这儿，鼻子和嘴都是露出来的，你说他戴了，但是跟没戴是一个意思，所有人的下巴下面都挂着个口罩。
我当时住在哈瓦那的一家民宿，窗户没玻璃，只有木质的那种百叶窗，我有时候躺在床上，能听到马车由远及近的声音，午后，有时候能听到楼下的电视里忽然开始放歌剧，歌剧的声音透过墙体和空气穿进我房间，那一瞬间特别电影。拉美常常给我这种电影感，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她们的脸庞都非常有电影感，我的房东太太每次来打扫卫生，看到她的脸，我都能想起《寻梦环游记》。
我经常在街头转悠，Mojito是古巴最日常的饮品，几乎每家店都有，我常常坐在街边喝Mojito，吃面包，看小孩踢足球，玩滑板，追来追去，这里街边的墙上有人写2+2=5（乐队Radiohead有一首歌就叫《2+2=5》），还有人在海边独自吹长笛。拉美人好像自带一种快乐属性，他们的生活比较简单，物质上没有那么多欲望，看起来比较无忧无虑，在这种国家行走，自然就很欢乐。
我还遇到一个很可爱的老太太，有一天晚上我回到民宿门口，一个本地老太太正在和房东聊天，一看到我，立马扭动身体开始唱歌，房东大笑着给我翻译她唱的内容，「IwanttoeatpeoplefromChina」，我就笑着回应她：「I’mgoingtobeeaten.」
古巴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拍照最自由的地方，当地人就是在做自己的事儿，所有人都不介意镜头，即便你离他们很近地拍摄，他们也无所谓。
在古巴，有一天夜里看书，我读到一句话很美，它是这样写的，「非洲的最南端有平和而智慧的人民，他们唯一的消遣是坐下来沉思」，我就想，那拉美人呢？他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平和而智慧，却从内而外散发着一种能让我羡慕的原始快乐。
哈瓦那的海边，一个年轻女孩正在吹长笛
离开古巴后，我又去了摩洛哥，2022年5月30号那天，我在摩洛哥完成了拍摄计划，给甲方交了活，剩下的日子我就可以在全球四处晃，四处观察了。但因为我的申根签证6月8号才生效，我需要找一个相对近的国家过渡一下，我就选择了土耳其。
5月31日，我来到了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太热闹了，到处都是人，还有无处不在的音乐表演。当时的感觉就是，夏天来了，不仅全世界需要这么一个拯救心灵的夏天，我也是。
除了这种热闹，你还能看到，疫情过后严重的通胀给土耳其造成的影响——很多土耳其本地饭店的菜单上都打满了「补丁」，菜品随着里拉的飞速贬值被一层一层贴上新价签，那些一层一层的价签能特别具象地展现出货币贬值的速度有多快。在一家餐厅，我点了一个羊肉的拼盘，现在标价是75里拉，折合人民币30块左右，但我把价格掀开后看到，它最原始的价格是25里拉，价格差了3倍。
在Tram站买票，还有很多「文明的骗子」，他们以5倍的价格向外国人售卖公交卡，看到这些，我也挺心酸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现状着实无奈，土耳其里拉贬值超过50%，如果经济不改善，以后这样的骗子应该会越来越多。
在土耳其待了几天，我的申根签证生效了，我就近去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欧洲真的恢复了，街上的人太多了，消费也高到离谱，当时，我选择旅行目的地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我在那里有没有朋友，因为我需要蹭住在朋友家，不然钱真的不够花。
其实，当时在欧洲，我最想去的国家是乌克兰，我很想去现场看看战争中乌克兰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但努力了一番发现，因私护照进入乌克兰非常困难，于是我只好将行程改为分别去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
在俄罗斯毗邻乌克兰的边境口岸瓦利马，我第一次见到乌克兰难民。他们和我印象中那种「难民」很不一样，我之前也接触过一些中东的难民，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像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那样，非常落魄，缺衣少食。
但我在瓦利马见到的乌克兰难民，很像那种匆忙搬家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车，挂着乌克兰牌照，可以自由进入欧盟，我遇到的那家乌克兰人，开了三辆车，每辆车的后备箱都塞满东西，都是些看起来不是很值钱的家当，比如日用品、书籍和衣物。他们的目的地是芬兰，正是亲眼见到这一家人，我才知道，欧洲很多国家对难民的接受力度非常大。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画面是，这家乌克兰人车的后排，老旧的皮质座椅下面有一只灰色的猫，那只猫眼神惶恐，一动不动地趴在地板上，直勾勾地盯着我——乌克兰人把宠物也一起带离了家乡。
跟随主人离开乌克兰的猫
战争与生活感
除了乌克兰，阿富汗也在我的旅行计划中。
这是我第6次去阿富汗。从2013年开始，没有疫情那些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中东。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去阿富汗，其实理由很简单，我是个摄影师，我对这个地方感兴趣。
等我真的去到阿富汗之后，我才知道，战争是有很多形态的，一个战乱国家，也不是每天巷战，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区域，老百姓们还是过着具体的生活。现在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还是每天在堵车，公园里边也有人锻炼身体和散步，穿着蓝色布尔卡的女人们在街头一字排开兜卖黄豆，人们会热情地和你打招呼。
那是我工作之后的第一个年假，当时我很崇拜玛格南图片社，我喜欢的前辈几乎都去中东拍过照，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参与到社会议题之中，见证世界的重要变化。
这次去阿富汗，我就是想看看塔利班上台一周年后的阿富汗有什么变化。
我自己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尽量多拍摄一些塔利班，拍摄他们的肖像，不留下他们的名字，也不留下他们的经历，就是一些无差别肖像。
对外的形象上，塔利班是非常邪恶的组织，但在接触了一些塔利班的年轻士兵后，我发现，他们都是山里面出来的，在这之前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加入塔利班来到喀布尔这种大城市以后，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惶恐和不安。他们加入塔利班是为了讨生活，因为加入了塔利班，他们每天就有馕吃了，每天都能吃上饭了。
还有一个令我意外的变化是，塔利班上台后，除了一些个别地区，阿富汗暂时结束了割据状态，变得统一了，矛盾和冲突比起以前也减少了，对于一个外来者而言，安全程度反而提高了。一些过去很难去到的地区，现在也更容易到达了。
在阿富汗前政府时期，刘拓冒着生命危险去过两个很难去的地方，一个是阿富汗东部城市加兹尼，那里当时由政府军控制，但跟喀布尔连通的道路都被塔利班控制，整条路上全是弹坑。刘拓一路上需要乔装打扮不断装睡，才最终到达了加兹尼，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这个城市在Google上几乎都搜不到一张正式的图，而刘拓拍的这些图片补充了这个空白。
他还去了贾姆宣礼塔，这是世界第二高的宣礼塔，建于公元1200多年，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但这座塔的位置十分偏僻，在整个阿富汗的最中部。2017年，刘拓发现贾姆宣礼塔所在的县城开通了一班从喀布尔过去的航班，他努力登上了那班飞机，结果一出机场就被当地军人抓住了。那位军官看他都快急哭了，最后让十几个士兵带着他一起去了宣礼塔。
这次，我去了加兹尼，也去了贾姆宣礼塔，路途比刘拓当年顺利很多。去贾姆宣礼塔那天，车行驶在路上，山谷很陡峭，然后车子转过了一个弯，河谷里的贾姆宣礼塔突然就出现了，震撼得我说不出话来。我在贾姆宣礼塔下为刘拓献了一枝路边的野花，我还想找到那本留言簿，但管理员告诉我，存放留言簿的房子被洪水冲毁了。
贾姆宣礼塔
当然，塔利班的统治还是会给普通的阿富汗人带来很多灾难。比如女性。
2015年，我第二次来到阿富汗，在一家中国医院认识了3位阿富汗女孩，她们都生于1992年，在喀布尔大学的孔子学院学过中文，还来中国交换过，她们是我在当地的翻译，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她们分别叫扎莱、法蒂玛、阿克巴丽。
这三个女孩都是阿富汗的先锋女性，她们受过高等教育，虽然也会遵守宗教习俗，戴头巾，但更像是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女性的打扮，敢于穿上紧身牛仔裤，认为布尔卡是束缚阿富汗女性的标志。
塔利班上台后，我发消息问候了她们的情况。
法蒂玛很幸运，仍然在重庆念书。扎莱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她在2020年成功申请到了重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因为疫情，她只能在阿富汗用3G网在家上网课，塔利班占领全国后，她在喀布尔的机场待了很久，想要搭上一班离开阿富汗的飞机，但最终这个希望落空了，因为她小时候曾在伊朗待过，她就想办法到了伊朗，现在已经嫁给了一个伊朗人。
还留在喀布尔的阿克巴丽，我直到今天都未收到任何回复。
这次去阿富汗，那里的女性已经不能自由地上学接受教育了，我在的时候，还有那种自己偷偷开的学校可以接受女生，但现在，这种学校也几乎没有了。
塔利班上台周年纪念过后，他们对外国人也逐渐不友善起来，甚至有塔利班一度对我进行了跟踪，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提前结束了在阿富汗的行程，匆匆踏上了离开阿富汗的航班。
另一个画面，我在路边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瓜棚，棚里往往坐着一个年龄很大的老人，也是那种很闲散的，周围整整齐齐摞着西瓜、哈密瓜，在自然环境里，那个画面非常的和谐，非常美。
这两个画面都让我看到了一种属于阿富汗普通人富有土地气息的生活感。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外国人看阿富汗，知道他们近几十年来的历史，总觉得这个国家充满了伤感和悲痛，但通过这些本地人的状态、表情、肢体动作，你会觉得，无论是战乱国家还是和平世界，一切都改变不了这种最基础的日常生活，以及人本性透出来的那种很有人味儿的东西，它可能会被磨平，或是变得很消极，很绝望，但是你还是能从这些人群中，看到某种虽然平淡，但又充满希望的瞬间，这种感觉，在阿富汗弥足珍贵。
边缘地带
因为对中东很感兴趣，经常去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很多人问过我，是不是很向往边缘地带。其实从小我向往的不是边缘地带，我向往的是到处乱跑。
上了大学之后，我跑了很多地方，但基本都是在国内，我特别喜欢出行过程中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对社会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兴趣。
大学的时候，我去了趟印度，因为有一天我看到美国《国家地理》发了一篇图片报道特别好看，讲的是达拉维，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也号称是整个亚洲人口密度最大的贫民窟。我就挺想去看一下的。
我就买了张机票，飞机在孟买降落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达拉维，我太震撼了，它是一片那种乱七八糟建的房子，用铁皮、木头搭起来的，在视觉上，那个画面非常「好看」，那种「好看」就是出于某种复杂性。
后来，我到了达拉维里面走了一圈，拍了很多照片，拍的时候非常胆怯，都是拿着相机偷拍，拍完之后，我发现画面挺好看的，跟玛格南的摄影师拍得确实挺像的，味道是有了，但很浅层，只是画面的形式感。这趟旅程对我触动还是挺大的，刚学摄影时，我就拍点那种小清新，构图很美的照片，真正去了达拉维，我才感觉自己真的进入到真实的社会环境之中。
工作之后我先是去了阿富汗，后来又去了约旦和黎巴嫩拍摄叙利亚难民，2019年，我还跟所有国际一线的媒体在一起，去拍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投降后的情况，也是在2019年，我通过线人进入了世界上封锁最严重的地方——以色列的加沙地带。
投降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我觉得自己是从去中东之后，开始真正对世界好奇，不再是之前那种，有点像游客，有点走马观花的状态，也是在那之后，我越来越能感受到所谓边缘地带的魅力。
我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规矩的地方，我常常觉得，发达国家太有规矩了，像瑞士那种地方，哪怕街角的一个转弯处，所有材料的视觉设计，那种组装的完整度，简直做得太好了，地上一尘不染。但这种太规矩的地方，你会觉得有点死气沉沉，它当然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很高的高度，但它也缺少那种生活的火热感和烟火气，缺少那些让你觉得稍微有点意外，有点出挑的东西。
比如在欧洲很多发达国家的街头，你无非就是看到一些滑滑板的小孩，这就算比较活泼的画面了，大部分人都是在散步、跑步、遛狗，都是一些看似很普通的日常。但古巴就不一样，古巴街头的小孩，三五个人在一起就能商量出来一个游戏，然后就开始玩，开始跑酷，周围的一切都很有活力。
在古巴，你会看到很多画在墙上的彩绘，或是一些不精致的装修，不精致的摆设，不精致的基础建设，看上去和发达国家那种一切过于精致、过于规矩完全不一样。但你却可以在很多小细节上嗅到很强烈的生活气息，比如说有的人家门口修了一条小楼梯，他觉得特别不好看，就自己在上面放两盆自认为很好看的花。
这次去巴黎，因为欧洲酒店涨价太离谱了，我只好住在了巴黎最乱的93省，那是一个移民为主的杂糅型居住地，治安很差，名声一直不太好。这次我真的入住了之后发现，在其他区，你虽然能感受到那种特别巴黎的精致生活，喝杯咖啡，逛非常漂亮的街道，看非常法式的街区建筑，宏伟的地标围绕在你的周围，一切都很惬意，像电影《天使爱美丽》一样浪漫，但你始终是个外人，很难融入社区。但93省不是这样的，这里文化多元，人情味浓，你好像很容易就能跟人产生一些联系，人与人之间没有那种很陌生的距离感，你的自由度包括你探索欲都会更大。
我在93省的社区买面包，店主是个阿拉伯裔老头，他会跟我搭讪，得知我是中国人后，他就跟我聊起上海，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地铁制造公司上班，经常去上海出差，因为我是个火车迷，对这些机车制造公司很熟，我就说那你一定是在阿尔斯通上班，他一听就特别激动，还执意要送给我法棍。
93省的法棍店
从面包店出来正好遇到日落，街头上走来两个流浪汉，很热情地向我招手，他们也不问我要钱，也没有要我手里的法棍，就是单纯地向我打招呼，很有生活感。
也正是这些所谓的边缘地带，它跟我生活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但这样我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其实特烦一些浪漫剧的桥段，什么攒了一些钱，要来一场梦寐以求的出国旅行，啪，冰岛，啪，巴黎……其实，如果想在年轻的时候去感受世界，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先去第三世界国家旅行。因为发达国家是不会跑的，不管你二十岁去，还是三四十岁去，它都在那里，但第三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二十岁去和三十岁去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当然，这样的旅行会比较苦，条件可能也没那么好，但当你好奇于世界却没有太强能力的时候，那会儿的炽热非常纯粹，旅途中或许可以接受牺牲一些生活质量，却可以得到很多年龄大了以后无法获取的快乐。
比如，我很喜欢阿富汗的星空。晚上，车停在路边，抬头便是满天繁星和银河，阿富汗什么都困难，唯独星空是多么的简单就能获得，这一切都让我感觉这是被遗忘的角落、世界边缘，清澈地和宇宙做着连接。
喀布尔郊区的夜晚
这趟旅程最意外也是最惊喜的地方无疑是阿根廷。12月，我正在南美公路旅行，我计划从智利北部号称「世界干极」的阿塔卡马沙漠出发，一直开车往南，到智利南部城市蒙特港，穿越泛美公路在智利境内的部分，然后再往南走，就是著名的南方公路，那是一段特别漂亮的公路，会穿过一小部分巴塔哥尼亚区域，能看到很细碎的冰川切出来的小岛，一路上环绕着森林、山脉、冰川和湖泊。
我原本的计划是，在南方公路结束这段南美之旅，但我发现智利去一些我们认为比较主流的国家或区域都非常贵，机票也不是特别好买，所以，我也没有想好下一站去哪儿。
有一天，我开车到了智利南边一个叫蓬塔阿雷纳斯的地方，一个很小的小木屋里正好在播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对克罗地亚，我一看，阿根廷这是要赢啊，当时我就想，如果阿根廷赢了，我就直接飞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看世界杯决赛，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体验。
当天，阿根廷赢了半决赛，我也决定出发。12月17日晚上，我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登上了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这趟飞机坐的基本都是回阿根廷庆祝的阿根廷人，刚一起飞，飞机上就开始欢呼，唱西班牙语的歌曲，还有人拍着小桌板打节奏，氛围烘得特别高涨。飞机降落的时候，刚一擦地，机舱里又是一波欢呼，那天晚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门口特别多人，应该都是赶回来庆祝的阿根廷人。
第二天早上9点多，我就被楼下的歌声吵醒了，推开窗户一看，街上全是穿着阿根廷球衣的人。
当天，方尖碑广场上并没有转播球赛，但即便这样，阿根廷人也不会选择各自在家看比赛，而是一定要走上街头，和所有人在一起。方尖碑广场周围的街道上有很多饭店和小酒馆，但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很多酒吧都在那天拉下卷帘门，只开一个特别小的门，只有提前预订才能进去，没有订到酒吧的人就挤在酒吧外边，成百上千人盯着店里的小电视看比赛。
我是在酒店大堂看的比赛直播，我记得阿根廷进了第一个球之后，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沸腾了，大家哐哐敲铁闸门，敲玻璃，可劲儿地打着节奏，人们向天空喷洒泡沫一样的东西，跟下雪似的，所有人都张开手臂去高呼，然后抱在一起尖叫。
疫情这三年，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太热烈了，炽热到你感觉会烫手，你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你会觉得，天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场景吗？人们可以抛开一切生活的烦恼，只为一件事情而兴奋，而且兴奋得极其纯粹，这太让我感动了。
我特别感动的是酒店的一位保安，决赛进行的时候，他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酒店门口守门，因为人太多了，只能让酒店的住客进来看球。他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人，但在阿根廷进了第二个球的时候，我看到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背对着电视机，还在坚守他的工作，但他捂着脸在那儿痛哭，你看到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没有办法不为他动容。我觉得我感动的已经不是足球本身，而是你处在那种人类共有的情绪之中，你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的激动。
当时，我迅速从酒店的大堂跑上街头，开始拍照片，但我发现自己完全没办法思考，只是机械性地按快门罢了。
那个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人们必须要上街，他们必须聚集必须在一起，必须在户外，即使看不清画面，即使无法获得直播的最新消息，但人们仍然要这样去做，因为他们是阿根廷人，他们必须要聚在一起，宣泄自己时刻需要爆发的情绪。
进入下半场，法国队在不到两分钟内就扳平了比分，这个时候，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变得沉默了，我甚至有点害怕，我很难想象如果阿根廷真的输了比赛，那种巨大的悲伤该如何去化解。
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最终还是等来了残酷的点球大战。那时，我看见街上的所有人开始手拉手，大家屏住呼吸等待，就像等待一场审判。有的人已经没办法看比赛了，他们跪在地上哭泣，为自己的球队祈祷，如果不是看到这些，你真的很难想象，在阿根廷，足球已经不是简单的体育比赛了，它成为了一种宗教行为，它与当时在场的每个阿根廷人关系至深。
最后，阿根廷赢了！人们歇斯底里地庆祝，所有人抱在一起痛哭，吼叫，我没办法形容当时的场景，就我这样一个东亚面孔，站在人群之中，也是被各种各样的人抱来抱去，大家都太兴奋了，想尽办法宣泄自己的快乐。好多情侣在街头拥抱接吻，那种场景特别像二战结束之后，纽约曼哈顿街头那张很著名的照片「胜利之吻」，我因为太激动了，竟然没有成功拍下一张这样的照片。
决赛后的第二天，当我再走上街头时，狂欢之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报刊亭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那些顶棚上，前一天被站满了人，踩得乱七八糟，公交站顶部的太阳能板，也全部被踩烂了。方尖碑下面有两个大写的字母「BA」，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文缩写，这两个字母用绿植铺得很好看，一夜之后全部是破破烂烂的，只露出来破败的铁架子，街上到处污水横流，全部都是垃圾，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就跟何勇那首歌似的，「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垃圾场」。
但你能看到市政部门行动很快，方尖碑下面被写满了涂鸦，马上就有市政的人去刷新的油漆，街上那些垃圾也不断有垃圾车过来清理，那些脏了的污水横流掺着尿液的地面，所有的商家和市政很快就开始一起清理自己门口的地面，他们的反应之快，行动之有系统性，确实让我很震惊，但也让我看到了曾经那个经济发达的阿根廷的影子。
阿根廷在南美洲是第一个接近于发达国家的国家，他们曾经非常有钱，但后来经济崩溃了，这也让我更能理解阿根廷人的这种兴奋，他们这些年生活并不好过，终于，他们再次拥有某种东西，站在了世界某个领域的最高峰，所以，所有阿根廷人的情绪都宣泄了出来，那是一种跌入谷底之后决绝的呐喊。
等到阿根廷队回国的那天，整个方尖碑广场周围再一次挤满了庆祝的人群，我本想挤进去再拍几张照片，但刚进入人群两分钟，人字拖就被踩丢了，不得不赶紧跑回酒店换鞋。我对这双拖鞋还是有点感情的，因为这大半年都是那双人字拖陪着我走，在中东的很多地方，在很多炎热的地区，都是靠它撑起了我的行程。后来我才知道，梅西的人字拖也被踩丢了，所以我就当这是一个好彩头吧。
生活永远向前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先飞去了拉斯维加斯，在那里度过了2022年的圣诞节，然后，因为机票便宜，我又去了新西兰，然后回到了亚洲，飞到泰国暂时休息。
我算了一下账，从2022年4月到12月，我飞行了76次，飞行里程超过21万公里，跨越6个大洲，跑了30多个国家，拍摄照片近4万张。这期间，我一共花费了近30万元，中间也接了一些拍摄工作，勉强做到收支平衡。
在12月，我也等到了国内终于放开的消息。很多朋友也开始期待再一次跨国旅行，作为一个比大家早一年经历这一切的人，我也有一些感受和发现想要提前告诉大家。
一个是心态。
我跟好几个疫情期间出过国的朋友聊天，大家都说到一种很相似的感受，说好久不出来，现在出来会有点害羞，说话、问路，总感觉没有以前胆子大，总有点羞怯又陌生的感觉。
还有物价。欧洲的很多国家，还有美国，所有东西都变贵了，甚至比疫情前都贵了很多，我也被狠狠地割了一把韭菜。那种涨价是痛在每个人身上的，以前在欧洲，几十欧元就能住一些很好的地段，现在就不太可能了，好的地段至少得100多欧，翻倍了。
我经常拿可乐来衡量物价，我记得以前在西班牙，1.2-1.5欧就能买到一瓶可乐，德国差不多2-2.5欧，法国最贵，2.5-3欧，但这一次基本全部涨到3欧以上，有的地方很离谱，还能看到5欧的可乐，一瓶可乐卖5欧，乘以7就是35块钱人民币。
这次出国，我还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得下很多APP，以前国内的一些一站式旅行类APP不太好用了，搜航班搜不到那么多，酒店价格没那么好，租车就更不用说了。但现在这个状况正在好转。我相信随着我们出来得越来越多，所有的旅行恢复正常，一切也都会恢复正常。
有两个场景令我至今难忘。
一个是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因为我忽略了警示牌，擅自到达了国境线，站在界碑那拍照，被芬兰的摄像头拍到了，芬兰警察过来带我去协助调查。
那个警察非常文明，把我请到办公室，给我倒好水，问我在边境做什么？我说我是摄影师，只是单纯因为好奇，想看看边界线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画面，不小心走过了，他说没事，可以理解，还说是自己对于边境的大门管理不力。
根据芬兰的法律，擅闯国境线是需要罚款的，警察很幽默，对我说，「你要为这张照片付费了。」他问我月收入多少，我就老老实实算了一下，平均到月写了个数字，警察建议我，因为罚款是按照月收入来算的，听说我是自由职业者，他建议我把月收入写成「0」，这样就可以按照芬兰的时薪交最低罚款，最后，他给我的罚款单上写的是85欧，让我自己之后去银行汇款。
我真的很感慨，觉得自己虽然违反了法规，但仍然得到了尊重，临走时我特意对他说了声谢谢，谢谢他给予了我尊重，当时，那位警察一脸再自然不过的样子跟我说，「我们都是人类，为什么我要对你凶狠严厉？」
另一次类似的体验在智利南部的百内国家公园，这座公园是需要提前买门票的，但我因为惯性思维，觉得去公园门口直接买就好了，结果，公园门口还真不卖票，都得提前在网上订票，凭二维码在门口扫码进入。在公园门口，工作人员发现我没买票，态度也很好，让我登记一下。我登记了车辆信息和身份信息，然后他说，好了，你可以进去了，我还纳闷呢，那我怎么付钱？结果对方说，没事，不用付钱了，「这本来就是自然的景色，只是它恰好在智利」。
这两次对话真的给了我太多的力量，无论是出于人类的角度，还是自然的角度，都刷新了我对文明的认知高度。
我还记得很多声音。我记得美国的警车声，特别强势，但美国消防车的声音就很不一样，那种节奏像受了委屈似的。我记得塔利班庆祝美军撤离一周年时，阿富汗的枪声，他们对着天上打枪，哒哒哒哒，那是我听过最密集的一次枪声，枪声和烟花声混杂在一起。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狂欢，是人声鼎沸的，震耳欲聋的，是现在想起来都激动不已的。
我还在智利听到这辈子听过的最大的风声，风吹得我站不住，眼泪直流，但那个声音让我感觉特别好，尤其是起风之前，稍微蓄起势来的时候，你能听到植物开始动的声音，它不是松树，那个声音也不是松涛，都是一些苔原之类的，婆婆娑娑那个声音，特别自然，让人特别放松。
同样是在智利，我又遇到了一只小猫。
那是12月8号，我南美公路之行的尾声，到达目的地后订了一家木屋酒店，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我被淋得挺惨，回到屋子里生火烧柴，屋子里面开始变得温暖了起来，我正准备去吃点东西，这时，窗外面来了一只小野猫，我把门打开一道缝，结果它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然后很自觉地在火炉旁卧了下来。
那天，它还吃了我一整罐金枪鱼罐头，吃完之后就在那儿舔爪子洗澡。火苗在不断跳动，我就看着火苗发愣，旁边一只不认识的小野猫，吃饱喝足在那边取暖，我不断跟它说话，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说，反正它也听不懂。等我回到床上准备睡觉时，它噌的一下就蹦我床上了，卧在我被子外边。我这一路其实挺孤独的，但那一刻，我感觉很温暖。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发愁，小猫怎么办，我也不愿意赶走它，想了半天，我决定把门留一道缝，想走的话它自己出去就行了。结果我拿着行李出门，它立马就跟着我出来了，我跟它说再见，它压根没回头看，头也不回就钻到灌木丛里边去了，那种感觉就特别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最后老虎走的时候，也没回头。
在智利偶遇的小野猫
回归到现实来说，这次旅程也让我坚定了很多事情，我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从前，我从来没想过可以一个人在外面生活这么久，但是现在证明它是可以的，我就是不断地走，不断地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来回行走，看到很丰富、很立体的世界。我感到我做事情的勇气变得更大，以前总会瞻前顾后，想一些得失，现在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丢弃的了，去做就好了。
可以去感受很多不一样的真实的生活。我希望在日趋回归的正常生活中，大家也能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不求什么别的，只要能让自己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就很好。
有一天，在自驾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一首老歌，《gowest》，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歌，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开头放的那首歌，这个曲子一响就看到赵涛、张译他们在小城的剧院礼堂里跳舞，那是一种特别蓬勃向上的状态，虽然现在我们仍然面对很多不确定，但我还是不太希望我们的生活那么丧，我觉得活着得有劲。
新的一年，大家也终于可以再一次开始自由旅行了，我们得走出去，得去真正的现场，感受不同的真实生活，得去做很多事，要去参与到非常多的未来之中，哪怕它不精彩，哪怕它不热烈，但生活总归是要向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