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考古专家在楚地河南固始县发现了一件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文物——侯古堆1号墓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
这件2000多年前的玻璃珠，不但让考古专家震惊不已，还使他们遐想翩翩：
难道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与西方人开始了生意上的往来，让这种西方制造的玻璃珠成为楚人手中的玩物？
蜻蜓眼战国荆州雨台狗獾子山出土
这，还得公元前504年，吴王阖闾命太子夫差“伐楚，取番”说起。
话说夫差进攻神速，楚军一触即溃。《史记》中说：“楚恐而去郢徙都吴军。”然而，“屯兵守楚”的夫差还没高兴几天，他的妻子勾郚夫人突然暴病身亡。
夫差以殉葬17人的方式，就地厚葬了妻子，并将一些从楚人手中夺来的稀罕物——玻璃珠随手葬入墓中。
考古专家认为，夫差随手放入墓中的玻璃珠，是我国首次在楚墓中出土的玻璃制品，而且还是从西方传入楚国的。
无独有偶！上世纪70年代，从荆州与河南先后出土了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研究人员在这对生死冤家的自用兵器的剑格上，也发现了非常罕见的玻璃饰品。
考古专家认为，这两把君王宝剑上的玻璃并非舶来品，都是货真价实的楚国制造。
不同地点的考古发现，指向的都是楚国。
只不过，当夫差还是太子时，从楚人手中抢来的玻璃饰品是西方舶来品；
而当夫差成为君王后，自己的佩剑却被楚人抢去，装上了由楚人制造出来的玻璃饰品。
紫晶珠链战国荆州熊家冢墓地
同一个人，拥有的不同年代的同类物品，得出的竟然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巧合！
仅从楚人拥有“玻璃”的制造者身份的变化来看，至少说明了两点：
首先，楚人至少在2400多年前，就与西方建立了商业联系；
其次，楚人至少在2400多年前，就率先仿制出了中国的“玻璃”。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长沙和荆州的楚墓中，大量出土了“蜻蜓眼”式玻璃珠，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难道说，2000多年前的楚国，就已经开始与西方国家之间进行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吗？
难道说，楚国在西汉丝绸之路前就开创了“玻璃之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充当了开创者？
楚文化专家却借楚墓大量出现西方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提出了“玻璃之路”的命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先生说：“'蜻蜓眼’玻璃珠虽然小，却是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负载着联结了东方和西方两大世界的宝贵信息，意义非同寻常。东方的楚国与西方有文化联系，这比汉武帝时张骞的'凿空’壮举早了约4个世纪。”
假如“玻璃之路”真的存在，那就比“丝绸之路”要早400年左右。
这些丝织品，从刺绣纹样构图上分析，与荆州楚墓出土的舞龙飞凤纹绣品相同，是典型的楚国物品。
荆州博物馆原副馆长彭浩先生指出：“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刺绣纹样构图与马山一号楚墓的舞龙飞凤纹绣品相同……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丝绸外传的最早实例。”
两个“最早实例”充分说明，玻璃的“进口”与丝绸的“出口”是紧密相联的。
其实，文化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就在中国考古学家如火如荼捷报频传时，外国考古学家也没有闲着。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苏联乌拉干河流域的巴泽雷克的巨顶石墓中，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
楚国人既对新事物有着非常强的兴趣，更有着对西方进口物品进行仿制的创新能力。
专家认为，琉璃器最早产于西亚和埃及。
春秋战国时期，西亚的琉璃器经印度传入中国，继尔由云南、广州等地传入楚地，成为楚人喜爱的的装饰品。
到了战国中期，楚人已经掌握了早期的玻璃制造技术，开创了我国玻璃生产史上第一个具有本国特色的玻璃品种，开始烧制琉璃器，品种主要有管、珠等小件饰品。
对此，考古学家后德俊先生推断说：“西方生产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辗转地传到楚地，其数量可能是比较少的。爱好新奇的楚国人看到了这种比自己原已生产的石英珠具有更加美丽外观的珠子，一定十分喜爱。江陵地区战国中期前后的楚墓中出土的、带有泥芯的'蜻蜓眼’式氟昂斯珠，就是楚人使用自己原已掌握的制造工艺来仿制西方产品的实物证据。”
欣赏着荆楚文物中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之最，阅读着发人深醒的楚国故事，总觉得楚人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群体中一群特别喜欢幻想、保持着强烈好奇心的“童话民族”。
“交错为文，遂生壮采”！楚人正是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交错为文”——注重吸收，“遂生壮采”——善于创新。
我想，这应该成为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博采众长、敢为天下先、筚路蓝缕、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