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我应邀赴美国，分别访问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演并进行学术交流。
访问威斯康辛大学
四月初，我从北京乘中国民航班机到东京，转乘美国西北航空班机；是美国方面订购的机票。在东京羽田机场换乘，登机时经济舱已满员，我幸运地被安排乘公务舱。到芝加哥奥利机场，倪豪士教授派人来接，转乘公共汽车到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麦迪逊。有个小插曲：下车的时候，我告诉迎我的看样子是学生的人，他和我的车票钱由我来付；他说学校可以报销。后来听另外一个学生说，他们师生议论过，由中国来的人不少，像我这样提出自己要付车钱的，在他们那里还是第一个。自付车钱是我在日本养成的习惯。这种小节也表明，往往处理一些小事会给人造成某种印象。
第二天会见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周策纵先生和刘绍铭先生。两位以前我都曾闻大名。周策纵先生在当时的大陆学界已经是知名华人学者之一。他的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广为人知，另有在中国出版的中文版《弃园内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有幸见到他，我很高兴。刘绍铭教授也很有名，台大外文系出身，在读大学期间曾和白先勇、叶维廉、李欧梵等人一起办《现代文学》杂志，1966年年纪轻轻就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著述颇丰，亦很有创见。还见到一位教汉语的美籍中国人教师陈先生。他见到同胞，自然很亲切，向我介绍大学情况，多做指点。这几位都十分热情地接待我。在那里的几天，他们各位分别在外面宴请我。第二天晚上，倪豪士夫妇在家里正式设宴欢迎，形式很郑重，餐桌上点了蜡烛，素食，主菜是每人一个夏威夷水果，小西瓜大，皮上有皱褶，至今不知道什么名字。
在讲课中有个细节：一位台湾学生提问，态度轻忽，望着天花板。倪豪士先生立即厉声告诉他：“你说话看着孙先生！”可见他对学生之严格，对我的敬重和友好。又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一位大陆留学生和他争吵，意思是在助学金分配问题上他偏袒台湾学生。他非常生气，对那位学生的无理指责大表不满，告诉我“你是我的客人，不要理他！”当晚那位学生夫妇在宿舍招待我，我规劝了几句。第二天早晨把情形告诉倪豪士先生，他只是笑了笑。这种小事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这位先生性格的耿直、豪爽。当时大陆和台湾还没有多少交流，两岸关系还很紧张，台湾学生大都对我表现得十分友好。一位女生知道我有女儿在中学读书，特意出去买了一本英文词典，让我带回去送给她们。直到现在这部辞典仍保存在我的书房里。我回国后其中有的人还和我通信，写博士论文向我请教。
当初倪豪士教授邀请我，说可以提供路费和食宿费用，结束讲课后意外地付给我1200美元酬金。
临行前，我请倪豪士先生替我安排一个西餐店，宴请他们夫妇。届时他们正装出席，愉快地度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乘美国著名的灰狗巴司赴芝加哥。
访问芝加哥大学
晚上，李欧梵教授从纽约回来，仍假唐人街中国餐馆招待我，马泰来教授作陪。席间主、宾几个人就中国文化、文学议论了一番，久久方散。
访问华盛顿州立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三天，转赴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华盛顿州立大学，途中在明尼阿波利斯转机。康达维教授在华盛顿机场迎候，然后驱车到他府上，在市郊一个多居住美籍法国人的名叫Bellevue的小镇。他家也是典型的美国二层楼房住宅。夫人张泰平是位干练的女士，华裔，当时正在西海岸一份具有相当影响的中文报纸《华声报》服务。育有一个女孩，六七岁的样子，很可爱。因为住处法国侨民聚居，孩子习惯说法语。泰平女士说康达维十分宠爱这个女儿，逢生日、节日要花钱请小丑来家里逗她玩乐。孩子怕生，我来了，不得不送到朋友家寄住，让我住在她的房间。这让我十分过意不去。我坚辞去酒店住。不允。客从主人，只好住下。次晨天刚亮，听下面车库有汽车发动声，知道夫人已经去报社上班；早晨起来，康达维教授准备早餐，餐后领我去学校，召集学生做个简单讲演，访问的正式任务就算完成了。在坚辞之下，当晚我搬到大学附近的一个酒店去住了。
在华盛顿这几天，得机会和康达维教授详叙。一方面了解他的工作：正在做《文选》汉译，他把已经完成、出版辞赋部分两册，赠送给我。古典辞赋铺张扬厉，辞奇语奥，向称难解。康达维的翻译注释部分文字篇幅不知比原文要长多少倍；有些条目旁征博引，像一篇篇短论，显示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广泛利用中、外文献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交谈的另方面是美国学人的工作，他特别向我介绍了薛爱华（E.H.S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TheGoldenPeacherofSamarkand,AStudyofTnagXsotics；吴玉贵中译本：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等考订类著作，让我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又带我游历城市周边，参观渔市等；曾驱车到美、加边境，本想到边境另一边温哥华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但是到边境不允许通过。询问边防处之后得知，台湾人可以，大陆人要办签证，而签证手续需要五个工作日。我们只好废然而返。张泰平夫人代表报纸对我做了一个专访，在她工作的中文报上刊出，配有我访美的长篇报道，称我是“美、中文化交流的使者”。
两点感受
结束三周第一次访美行程，做了几次学术讲演，和三所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结识一批新朋友，得到不少学术信息和资料，收获是相当丰盛的。有两点我尤其印象深刻，对我后来治学影响深远。
一点是，我此次访美，加上两年在日本，得以了解两国的学术现状和动态。与国内的情况做比较，感受突出的一点是，西方（日本在思想、学术领域应属于“西方”）学者治学一般题目更具体、更注重文献功夫，而国内多数学者无论研究题目还是内容大体更注重宏观状况、多作议论。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工作，往往是下大力气考辨一个词语或名物、考证一个事件或人物，看似显得琐细，甚至难以发现其学术价值。但正如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亲自到日本考察后所说的，就像编织一个网，日本学者结好一个个网点，集合起来就成一个完整、结实的网。对于长时期受到“左”的冲击、“以论代史”倾向还相当严重的我国学术界来说，借鉴西方这方面的观念和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我向来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即是历史；而研究历史，揭示史实真相乃是首要的、基础的工作，在日本执教、到美国参访，也让我更加坚信并努力实践这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我个人的，事属渺小，不过对我自己却关系重大。上世纪80年代我还比较年轻，学术成绩有限，但在日本、去美国遇见的学界同行大底知道我，不少人读过我的书并表示赞赏。我心里清楚这当中有很多是面谀溢美之辞，但也可以体会到不少是真诚的称赞和期许。国外中国学界对我的书如此看重，让我大受鼓舞。而在得到精神上的鼓励之外，又结交下不少外国同行，后来许多人和我长久持续地保持友好交往，给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不少实际帮助。
14年后的2002年10月我曾偕内人访美，当时是去参加在亚利桑那州Tussen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会议同时庆祝康达维教授六十五岁诞辰，我们有幸参加晚宴，作为中国学者，夫妇被礼为上席，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
又这次访美4年后的2017年，我八十岁，康达维夫妇趁来华访问机会，专程来天津并预先在香格里拉饭店预定寿宴，为我庆生。这次，又在天津接受他们的热情招待。只是我们相对感叹渐入老境，只能以健康长寿互勉了。
就这样，我们访美，他们夫妇也多次来天津光顾舍下，和我们夫妇结下深情厚谊。我们交流学术信息，我也帮助他们解决中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2021年最近的一次，他转来另一位著名中国学家柯睿（PaulKroll）教授有关汉译佛教文献中的一个问题，我解释后，得到他们两位的赞许，康达维先生说在我这一辈学者中没有人在熟悉这类文献方面超越我，学者中我是他最为赞许的人（Thereisnoscholarofyourgenerationwhohasmoreinsightintotextsofthiskind.IhavelongtoldTaipingthatthescholarImostadmiredisProfessorSun.）。这当然是扬誉之辞，也算对于我们友好交谊的一种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