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1962年正式签署《中日贸易综合协定》，图为中方代表廖承志(右)和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左)。
3月初，有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在今年4月22日、23日亲自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首脑会议，并发表有关二战反省及日本对和平展望的演讲。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日两国代表也曾同时出席会议，尽管当时双方立场明显不同，但仍实现了2次秘密会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日两国官方在二战之后首次正式接触。但长期以来，外界对于当时双方如何互动、会谈的内容及成果为何这些问题都知之不多。直到多年之后，当年的外交档案逐渐解密，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55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按照后来解密的文件时序，这份草案应是新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第一份工作计划方案，并且存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
1954年4月，亚洲几个新兴的独立国家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谈，提出举行亚非会议的主张。在当年年底于印度尼西亚茂物市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双方明确了在1955年举行亚非会议的具体安排。
当时的原则是这5个发起国根据“独立政府的原则”，各自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名单。最后共提出了30个国家，中国名列其中，但中国是否能够获得正式邀请一度面临着困难。
当时，在总共提出的30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中，锡兰还没有与中国建交。为了争取与会，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了最大的外交努力与工作准备。
1954年7月，毛泽东曾在政协常委会议上提出了外交工作的11条意见，明确提出要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随后的10月，周恩来在为尼赫鲁访华而召开的会议上，对如何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法国、英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我们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他说。
在提出了具体工作方法后，周恩来对可能要召开的万隆会议寄予厚望。早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时，周恩来就已经明确向尼赫鲁表示，中方赞同正在酝酿的亚非会议计划。1954年10月，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都主动提出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当时的回复是：“会议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而毛泽东也对会议非常重视，向周恩来提出了做好参会准备的要求。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5个发起国，正式向中国发出参会邀请。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就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按照后来解密的文件时序，这份草案应是新中国参与亚非会议的第一份工作计划方案，并且存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
这份工作草案称：“我国必须采取主动而慎重的态度，以便会议发挥积极作用。在会议过程中，我国应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势力，大力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并设法分化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
此外，在政策的准备项目上，草案也提到：“要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场内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达成的协议，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
到1955年4月，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会议的准备工作。4月1日在中南海举行的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新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准备工作的详细安排。
这次扩大会议明确，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陈毅等人亲自率队参加。会议还提出了代表发言时的具体要求：“我们发言时要着重说对亚非国家有共同性的问题，提法上要注意从亚非国家的代表能了解的角度上提，要有说服性，能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
在随后通过的最终版本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是，方案将日本、南越、约旦等国列为丙类国家，即“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是中国应该积极影响的对象。当时提出的重点工作顺序是：“除锡兰国家外，其他重点国家是埃及和日本。”
日本政府在万隆会议前对应采取何种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最终，为了避免争议，日本决定尽量回避政治议题，而突出经济议题
在已经解密的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历次工作方案记录中，有一处细微变动颇值得玩味。在中方对当时可能与会国家的阵营划分中，巴基斯坦一度被认为应归属于“接近和平中立的国家”，但在最终版本的工作计划中，巴基斯坦被微调至“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与日本处在了同一个阵营。
文字上的细微变动，折射出中方对巴基斯坦当时的政治属性判断上的犹豫。在万隆会议最初确立的参会国提名原则中，“独立政府”是最主要的原则。而根据这一原则，巴基斯坦曾力主邀请日本与会。日本作为亚洲曾经最主要的殖民国家以及战后美国扶持的反共先锋，与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有着显著区别，巴基斯坦力邀日本参会的考虑又是什么
当时的亚洲，“独立自主”成为最重要的外交议题。中国和印度两国处在蜜月期，这两大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对于中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美国非常警惕。在美国的外交授意下，菲律宾、土耳其等国被要求积极参与万隆会议这个“没有欧美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从而阻止中国与印度两国在亚洲的外交攻势。而日本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方要求日本承担起反共盟友应有的责任。
当时，对于中国与印度两国关系越走越近的事实，巴基斯坦也维持警惕。此一时期的巴基斯坦与中国虽有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并不紧密，仅仅维持着半官方的贸易与商品合同。巴基斯坦与日本，在平衡中印影响力方面有着鲜明的共同意图。
对于万隆会议，当时的日本政府又是如何具体应对呢当时的日本鸠山一郎政府同样视万隆会议为战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但日本政府的考虑和巴基斯坦有着明显不同。鸠山一郎政府认为，如果在参会时突出强调反共先锋与美国盟友的一面，那么将不利于日本改善与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而如果加深与亚非新兴独立国家的关系，又将损害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日本政府在万隆会议前对应采取何种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最终，为了避免争议，日本决定尽量回避政治议题，而突出经济议题。为此，鸠山一郎本人不出席会议，改派以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会议。
对于万隆会议，中日两国对彼此的需要有着显著不同。当时，高碕达之助希望从经济层面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而中国代表团的方向则是实现外交突破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城市万隆举行。中方经过充分准备派出以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与会。按照此前拟定的工作计划，日本是中国代表团继锡兰、埃及之后的重点外交工作对象。
在高碕达之助与周恩来的历史性会面中，日本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冈田晃是关键人物之一，而中方则由廖承志负责接洽。
按照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档案与冈田晃的回忆，万隆会议期间中日两国代表团共进行过两次会谈。第一次会谈是在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式前，会谈进行了大约30分钟;第二次会谈从4月22日早上7∶20谈到8∶45，共进行了1小时25分钟;第三次会谈原本安排在25日一早进行，但因第二次会谈引起美国驻印尼大使不满，日本外务省阻止了第三次会谈。
“4月22日清晨6时，廖承志搭车去饭店接高碕达之助，高碕达之助和我上车后，汽车朝万隆郊外的山区开去，中途又换乘另一辆在郊区等候的汽车驶达周总理下榻的地方。”冈田晃表示。
在前后2次会谈中，双方到底谈了什么按照双方的档案记录与当事人的回忆，2次会谈中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不仅谈到了个人经历，还提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共同使用简化汉字、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本战犯归国以及两国的民间贸易问题。
关于谈到个人经历一事，冈田晃曾表示，“会谈的地方拉上了窗帘。会谈时，周总理考虑当时的日本政府完全追随美国的态度，同时也照顾到高碕达之助本人设法打开两国关系的良好态度，有意找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他说，周恩来对高碕说，年轻时候曾经在东京留学一年，当时虽然不懂日文，但却能读日本报纸，通过读报了解中日两国的政治动向，也考虑中国的前途。
“周总理说，日中两国所幸的是一千多年来都使用相似的文字，高碕先生，恐怕你也能读懂中国报纸上的汉字。然而，中国今后想实行简化字，听说贵国也搞了简化字。让两国学者聚集一堂研究一些共同的简化字，你以为然否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这一点却是在百年、千年之后也能留给两国子孙后代的一笔遗产。两国进行这种对话是与美国无关的，日本政府恐怕也能够赞同。”冈田晃回忆时表示。
万隆会议结束后，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经过多次谈判，最终促成中日两国在1962年正式签署《中日贸易综合协定》
在中日两国2次秘密会谈中，周恩来主动提及文化交流，但双方谈得更多的仍是外交、历史以及经济交流问题。
在历史问题上，周恩来表示，“甲午战争以来的五十年，日本因受军国主义之误，对中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损害，但同样也给日本自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损害。”“这五十年，从中日几千年的友好关系看，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应该从长期的观点出发，认真思考如何继续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议题上，周恩来表示，中方并不急于求成，也不要求日美改变现有关系。他的建议是先设立“半政府的机关”，可以先处理包括战犯归国、船舶进出港问题，并且该机关可以办理签证，至于这一机关的名称，可以由日本决定。
至于中国台湾问题，当时日本仍与台湾地区仍保持着密切关系，对此，周恩来认为这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他说，“日本国民选择吉田政府，我们就以吉田政府为对手;如果鸠山先生成了多数，我们就以鸠山政府为对手。然而日本不以大多数中国人民支持的我们为对手，却以台湾为对手，这是所有中国人民都感到遗憾的。”
当高碕达之助询问大陆准备如何与台湾实现统一时，周恩来表示出热情，二人相约下次会谈可专门为此交换意见，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双方的第三次会谈最终没能实现。
在两次会谈中，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给高碕达之助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见到周总理，第一个感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总理竟然如此温文尔雅。”参与会议的冈田晃后来回忆说。而在会议讨论环节，周恩来所表现出的大度更令日本代表团成员诧异不已。
在万隆会议和平促进委员会的讨论中，日本提出了一项“和平宣言”的提案，结果却始终没法通过。最终，周恩来毅然向日方表示，中国愿意撤回自己的提案，转而支持日本的“和平宣言”提案。这让高碕达之助等人颇为意外，最终日本提案获得通过。高碕达之助等人由此开始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产生极大热诚。
万隆会议结束后，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经过多次谈判，最终促成中日两国在1962年正式签署《中日贸易综合协定》。在两国还没有正式邦交的情况下，这项协议规定双方可互相建立联络处，进行半官方半民间的贸易活动。
这项协定很快就成了中日贸易的助推器，在中日尚未建交前，高峰时期中日贸易额的一半左右受惠于这项协定。而为了纪念两位谈判代表，这项贸易协议从此也被称为“LT贸易”(取自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的英文名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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